在手機應用程式（app）線上商店裡，小紅書自詡「你的生活指南」。它這樣介紹自己：「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平台，每月有超過兩億人在這裡分享生活經驗，發現真實、美好、多元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 但在這本「紅色指南」里，台灣用戶定位在「中國台灣」，找不到六四事件的歷史真相，看不見以台灣民主選舉為背景的熱播台劇，甚至無法在閑聊里提到「習大大」。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以觀察、測試、採訪等方式，揭露小紅書如何呈現某種中國式，去政治後的「美好」。 搜尋六四事件 小紅書：「換個詞試試吧」 每年六月四日前後的時期，被稱為「一年一度的審查大會」，因為這段期間，在中國社媒上發布或轉傳與六四事件有關的字詞、圖案、影像，都可能挑動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經，導致發文被刪，甚至永久封號。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在六四事件34周年之際，測試了小紅書的審查機制，並同時在TikTok（抖音國際版）上進行相同的測試，做為對照。 實驗時間設定於6月2日至5日，由兩位測試者分別在小紅書和TikTok搜尋、留言、發帖。 首先，在小紅書搜尋「六四」、「天安門」、「坦克」等關鍵字，以及坦克符號圖案，獲得結果都與六四事件無關。例如，輸入「六四」找到「身高一米六四」、「身材六四比」等內容；搜尋「天安門」出現天安門太美了、天安門附近美食等貼文；查詢「坦克」則有「學習認識坦克」等資訊。 關鍵字改為「六四事件」、「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卻搜尋不到任何內容。 搜尋蠟燭圖案 小紅書沒筆記、有商品 另一個測試的目標是「蠟燭」，它用來表達追思和悼念，以往在六四紀念日前後，也有不少網民以張貼蠟燭照片，或者蠟燭的符號圖案（Emoji）這種無聲的方式紀念。實驗室沿用這個方法，於6月4日在小紅書搜尋「蠟燭」，可找到「香氛蠟燭DIY」等貼文（小紅書上稱為「筆記」），但搜尋蠟燭符號圖案，卻沒有內容。為確認在小紅書上能否搜尋符號圖案，測試者另輸入微笑表情符號，找到許多使用到微笑表情的筆記。但測試者在小紅書的「商品」頁面搜尋蠟燭符號圖案，卻能找到蠟燭商品，且可以下單購買。 測試者5日又搜尋蠟燭符號圖案，仍未找到相關筆記；等到7日再搜尋，無論是筆記或商品頁面，「蠟燭」又都重新出現。 藝人六四發文慶生 敏感留言消息不見？ 六四測試還有一個指標是台灣藝人楊丞琳，這一天是她的生日，許多網民猜測楊丞琳為避開六四事件爭議，不敢在社媒發布慶生文，還有人在楊丞琳5月底發的筆記下留言：「中國琳（編按：諷刺楊丞琳傾向討好中共）不敢在小紅書PO她的生日欸」。 不過，這些網民猜錯了，楊丞琳生日當天在小紅書發布慶生文，也有粉絲髮文祝賀她。在與楊丞琳生日相關的帖子下，測試者留下暗示六四事件的評論，系統顯示發布成功，帳號也未因此遭禁言。 然而，相隔一段時間檢查，發現測試者雖然仍能看到自己的留言，其他用戶卻看不到，另也找不到上述小紅書用戶所發布的「中國琳不敢在小紅書PO她的生日欸」評論。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發現不少使用者遇到類似情況，有人在中國平台「知乎」詢問，為何已成功發布評論，沒有顯示違規或禁言，但別人看不到他的評論；對此，有網民回復：回答帶有敏感詞被屏蔽了。 在不斷試探小紅書的底線之下，測試者終於遭遇到「粗暴」的待遇：當在留言區輸入「64天安門」，立即被通知：「評論違規，禁言2小時」。 發「坦克人」照片 小紅書立即封號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測試也發現，發布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無論是筆記或留言，都會遭小紅書禁言。 6月4日在小紅書上傳「坦克人」照片，20分鐘內便被告知違規，緊接著收到訊息指其違反社群規範，因此帳號被封禁；測試者提出申訴，表示不知為何被禁言，但無下文，至今仍無法發文。 為測試小紅書是否在六四紀念日後解禁，尚未遭封號的測試者於6月13日發布寫了數字8964的圖片（下圖）。 六四事件期間，不少網民在推特等平台轉發圖卡，某公司的面試題，把排成數字「89」的火柴，拿掉三根變成「64」。圖取自網路 測試者發帖後10分鐘內即收到訊息，指作品違反平台規則，平台將對帳號採取封號處理。 6月15日帳號復活。 為了做為對照，測試者同一天也在TikTok發布這張圖，至6月19日尚未遭刪除或封號，還收到幾個用戶留言幫忙解題。 《人選之人》、「習大大」都是會消失的敏感詞 串流影音平台網飛（Netflix）播出的台灣政治幕僚職人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劇情涉及總統選舉、職場性騷擾、同性伴侶等議題，4月底上架後爆紅，不少中國網民翻牆追劇。 5月中，在小紅書上，「#人選之人造浪者」閱讀數破780萬，熱議「台劇好敢拍」、「題材炸裂」。 一個月後，再到小紅書搜尋《人選之人－造浪者》，竟顯示「沒有找到相關內容」，用戶有時會以「人選之ren」、「人xuan之人」規避審查。 《人選之人》戲劇上架不久後便陸續「被消失」，包括中國影視網站「豆瓣」、「B站」（Bilibili）都移除相關內容，連許多台灣年輕人愛用的小紅書也跟上腳步，一名用戶評論：「涉及台灣民選題材，不封才怪」。 小紅書用戶王品宜（化名）告訴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她與友人使用小紅書私訊，對方開玩笑提到「習大大」（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她的對話框中，根本沒有出現友人所寫關於「習大大」的那句話，而且她還收到系統提醒，可舉報違規訊息。 針對實驗室以「六四」等敏感題材對小紅書做的系列測試，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徐瑞壕首先以「蠟燭」為例分析。他認為在商品頁面搜尋蠟燭，就是描述商品，較不容易出現與六四事件相關的訊息，但在文章頁面搜尋，就很有機會搜到與六四事件相關的言論；中國軟體開發商一定會分析，和六四事件相關的訊息有哪些關鍵字，針對這些字詞出現的頻率、熱門程度，決定過濾哪些內容。 在測試小紅書的同時，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同時測試TikTok做為對照，但測試結果卻顯示，一般台灣使用者以為去政治化的小紅書，審查比抖音國際版的TikTok還要嚴格。難道使用TikTok相對安全？ 「不能這樣講。」徐瑞壕受訪時說，TikTok雖然允許這些訊息出現，但它有沒有分析、調查發文者的背景，外界並不清楚；訊息會留存在它的資料庫，甚至很多軟體開發商雖然公司設在國外，但有中資或屬中國公司，就有機會把資訊傳回國內公司。 徐瑞壕以中國的微信和WeChat為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公民實驗室（The Citizen Lab）的研究顯示，即使是非中國使用者以WeChat傳遞圖片給微信使用者，內容仍普遍受到監視，若牽涉敏感的中國政治內容，首次傳給中國帳戶就會被封鎖。 台灣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怡碩則認為，TikTok當然不能言論審查，現在美歐國家對它有疑慮，它要表現自己與國內的抖音脫鉤；但最主要的是，即使它的資料中心在海外，還是必須確定不會透過其他管道流入中國的公司，或海外有特定部門處理這些資訊，這些都需要觀察。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經觀察、測試、採訪使用者後發現，小紅書這個平台以推送、審查、遮蔽、禁言、封號等手段，呈現了某種「中國式美好」。但它是否能讓年輕人發現「真實」和「多元」的世界，卻是一個問號。
將在下周一開始舉行的中共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五次會議上會有何種何類人事議項，頗受矚目。在不會再次食言的前提下，會有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才當了五個多月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會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華社對外公布;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舉行。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將審議的內容有：行政複議法修訂草案……；國務院關於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過，如上所引和從略的十多項內容都沒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讓外界感興趣的只是如下兩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上個月被熱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經趨冷的火箭軍「窩案」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的婚外亂性和美國私生子案，藉此又被拿出來說事。 發表後立刻被多家外媒轉載的香港「明報新聞網」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會議 又有任免事項》如此分析說：秦剛被免去外長職務快一個月，但其去職原因及未來命運仍是未解之謎。下周一全國人大又將召開常委會議，議題包括「審議有關任免案等」，再引發對秦剛去向的關注。 上月28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 了《秦剛被罷官是因為”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紹了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剛剛結束了十四屆全人大第三次常委會議之後才一個月，即於今年7月底召開的第四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雖然對外的解釋沒有說是「臨時召集（的）會議」，但事實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為外長職務無法長期空缺的原因。 不過，如上明報新聞網文章進一步分析說：「上月的會議，只是免去秦剛的外長職務，卻未免去其國務委員職務。」而近期國務院多次重要會議，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體會議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體學習會，都未見秦剛身影。「有猜測下周的人大常委會議上，他（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可能亦將不保。」 該文章還寫道：其實，下周一人大常委會議還有一項議程，更值得關注，即「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一般這類議程，多是意味有現任全國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變動「如出任政府職務」被取消資格。近期傳說出事的幾名軍隊高級將領如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火箭軍前政委徐忠波、軍委聯參部副參謀長張振中等人，都是全國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黨紀政紀處分甚至刑事調查，其代表資格或會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預測是否會在幾天後被這次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兌現，容筆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紹幾個人大代表被「終止資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已經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委員，繼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現如今，雖然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還暫時沒有被宣布在黨內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但其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或者終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內部已經決定了要把撤銷此二人的中央委員職務的議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出台，那麼趕在8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先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於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忠，本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在二十大上未能連任候補中委，更未獲得晉陞。不過，他還是以在位的副大軍區級職務和中將軍銜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兒」的話，他雖然在明年會因為年滿63歲被退役，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將會堅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屆全國人大召開。 那麼，多的不說，就說如上三人是否會在本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 所以，如果當局已經決定對李玉超及其他人的處理上升至司法處理層面的話，那麼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處理層面，只要受到了黨紀和軍紀處分者，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是一種行政處分。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根據中共相關「國法」條文及今年1月17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內容，由於所有「政紀」均已成為國家法律，政務處分是對違法公職人員的懲戒措施，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並以其代替「政紀處分」，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使政務處分匹配黨紀處分、銜接刑事處罰。 黨員嚴重違紀涉嫌犯罪的，原則上先做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公職人員）處分的次序一般是先黨內，再行政，再司法。即黨紀處分在先，事實上就是在黨紀處分的同時由黨來決定政務處分的輕重以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同時也是由黨決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樣，對於軍內的黨員幹部的處分，多數情況下也是先黨紀、再軍紀、再司法。 但是，特別是在對軍內幹部的處分過程中，如果內定只給「輕處分」的話，那麼被處分者如果是全國人大代表的話，就有可能是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被「依法」進行之前和之後，黨紀和軍紀的具體處理內容都不對外公布。 我們不妨以前國防大學校長、解放軍上將王喜斌為例子。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終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報道中具體介紹說：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由解放軍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6年12月28日，國防大學選舉委員會決定接受其辭職。由甘肅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虞海燕，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責令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1月25日，甘肅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資格終止。 請注意，如上兩人雖然都被宣布「代表資格終止」 ，但區別在於一個是「本人提出辭去」而後被「接受」，另一個則是「被責令辭去」。 王喜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之前和之後，對他的黨紀和軍紀處分內容始終都沒有對外公布，估計只是個黨內警告之類加上軍內待遇下降，比如降為副大軍區級待遇。 至於當時的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因為「涉嫌嚴重違紀」被宣布「接受組織調查」的過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紀委網站上宣布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6 天后由新華社發布「據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的消息，就是「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然後就是先後由甘肅省和全國人大進行的對此人的行政職務和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程序。 通過如上比較，可以判斷出我們本文中列舉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們中的一個或兩個，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當天確實被宣布終止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還有個是他們「本人提出辭去」，還是「被責令辭去」的區別。如果是後者，那麼日後他們所要接受的黨紀和軍紀處分肯定嚴重。特別是已經被以對外公開新任命的他們兩人職務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對他們兩人的撤消軍職的處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都是二十屆中央委員。未來即使能夠保住黨籍，不給他們兩人撤銷中央委員職務的黨紀處分的可能性很小。 當然，可能性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將面臨開除黨籍、軍籍並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的下場。此乃後話。 分析至此，需要重複一下本文開頭一段中的兩句關鍵內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同樣的表述曾出現在今年2月16日的新華社報道中，報道中說：栗戰書主持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員長會議 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2月23日至24日在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議程還有：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後後宣布的這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的結果只有司法部長更替任免案事項，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的審議卻沒了下文。是根本沒有審議還是審議了沒有通過？或者是栗戰書在委員長會議上宣布並昭告天下之後黨中央或者習總書記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審議」了？ 不過呢，如果再往前追尋的話，中共政權的這枚橡皮圖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華社報道中說的去年10月13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員長會議上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根據栗戰書委員長的提議，會議將審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就被兌現了。 新華社半月之後，即去年10月30日對外宣布的該次常委會會議審議這項報告的結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對「涉嫌違紀違法的李晉平、王誠、麥教猛、鄧小剛、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資格終止「。 那麼，如今下周一就要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如果不食言的話，《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中的「個別「兩字，可以只是一個，也可以被理解為幾個直至十幾、二十個。或者更多？畢竟全國人大代表的總數近三千人。 當然，十四屆全國人大從閉幕至今也才5個月，所以一時間應該還湊不出十個以上的嚴重違法亂紀代表，而已經被外界曝光並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點介紹的三個軍內高級將領。即使他們三人不會全都被在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除名，其中的一、兩個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至於這次會議上必定會有的人事任免事項，是否會包括了國務委員秦剛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請靜待本專欄下周一的文章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將於9月1日對外公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會會議上的「決定」內容如果包括對秦剛國務委員職務的處理，那麼無論是免職還是撤職，表面上看是在履行習近平版的全國人大的《組織法》的職責，實則是違反了中共憲法的相關規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們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政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從今天開始舉行。不過是次會議所有議程中最為外界關注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的結果，正常情況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經宣布的是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才會對外公布。 眾所周知，中共十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召開之後才五個多月的時間。五個多月前，總共近三千名代表在與會期間都還是健康狀況良好，與會之前也都已經被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而且是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在產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一樣，「絕不能帶病上崗」。 所謂「絕不能帶病上崗」，是去年中共籌備召開二十大時習近平在召見籌備組人員時的訓誡內容之一，意思是在綜合考慮每個具體人選的德、能、勤、績、廉表現情況過程中，特別要嚴把廉潔關。習近平聲稱「這是選人用人的底線要求」。習近平要求：在廉潔問題上必須「零容忍」，不能把有硬傷、暗傷的人選進來。 接下來，無論是籌備十四屆人大還是十四屆全國政協，籌備組都將習近平的這一要求應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單的產生過程中。 照理說，既然都在廉潔問題上「零容忍」了，所以無論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中紀委委員，還是今年三月出席「兩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在廉潔問題上都是應該是杠杠的，誰成想，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陸續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馬」，有軍隊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軍隊系統率先冒出的面臨被除名的幾個全國人大代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繼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當選」上中央委員，並成為十四屆人國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張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也正如我們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如果9月1日公布出來的被中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個別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兩個，那麼幾乎可以是肯定是在為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做準備。 至於外界更為關心的現任國務委員，但已經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長部長職務的秦剛是否會被「從快」處理，快到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員會的地步，我們外界也是無法預測。但是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要在一個多月，最多兩個月內就一定會召開的三中全會上處理秦剛，那麼目前現在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就有可能對他的國務委員職務下手。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具有對副國級領導職務的處理許可權，一直都是一個在中共政權自己的法律條文中相互矛盾的問題。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沒成想當月下旬就有細心的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人大代表在分組討論時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委員楊晶的撤消職務決定是違反憲法的。 我們知道，中共現行憲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籠的習氏憲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其中的第六十三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 其中的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也就是說，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其常委會在涉及國務院的人事方面的「決定」權，只到正部級。具體來說，如果嚴格按照憲法行事，那麼當初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權決定當時的楊晶的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任免，但沒有權力決定他的與副總理同級別的國務委員職務的去與留。 正是因為有全國人大代表指出了這一點，所以當時的習近平當局「從諫如流「，下令」修法「。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決定》出台，並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這個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我們不妨簡稱為習近平版的《組織法》。這裡只分析其中的用當時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的話所形容的 「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部分。 具體說來，這個習近平版《組織法》中的第三十一條和第三十二條，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可以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第三十二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其中所謂「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等於是把總理之外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都包括進去了。 請注意，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的出台是在楊晶被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撤消及國務委員職務的兩年之後。也就是說，當時對楊晶的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完全是無法可依。 那麼，有了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為法律依據之後，如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的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或者是日後第N次常委會會議，就貌似有了撤消國務院某個副國級領導人，比如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權，聽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卻發現如此規定完全是違憲。因為現行憲法中沒有賦予習近平版《組織法》中新增加的如上兩條人事權。此其一。 其二，現行的習氏憲法和習近平版《組織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處還有，憲法中對國務院領導人只有任命和罷免，根本就沒有「撤消「一說。所以習近平版的《組織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與憲法相抵觸的。 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一九八二年頒布區別於毛時代的新憲法之後，憲法中規定的屬於全國人大任命許可權的所有正、副國級領導人，在時任國務委員楊晶之前，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例中途被罷免的情況。當然出現過主動辭去職務的情況，但都是以第某屆全國人大第某次會議通過接受其辭職的決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屆全國人大的第N次常委會會議同意的形式。 當然也出現過在兩屆全國人大之間增補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的情況，但進行方式也都是按照憲法的規定，在某屆全國人大的某次全體會議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從1982年以來中共當局就從來沒有啟動過憲法中所規定的對某項職務擔任人的罷免程序。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李先念等人曾向鄧小平要求通過全國人大罷免時任副總理吳學謙，但遭到鄧小平的拒絕。 鄧小平採取的辦法是把吳學謙留在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上閑置，同時趕在1991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將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增補」為國務委員。這次會議上還增補了鄒家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 總之，2018年2月對楊晶國務委員職務的所謂「撤消」處分，根本就是沒有憲法依據的「新發明」。而事後才出籠的以修改為名，事實上是另起爐灶的全國人大習近平版《組織法》中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這部分內容，雖然可以成為「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法律依據」，但因為是和現行憲法的相關條文有直接衝突，所以絕對屬於違憲操作。 當然，在習近平版《組織法》還沒有問世的時候，習近平政權即已經毫無顧忌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形式，宣布了對楊晶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撤消」決定，如今對秦剛也如法炮製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三天，而上個月底為他的「特殊原因」而臨時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免去他的外長職務，只是因為在他秦剛「失蹤」之後王毅「以黨代政」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同，再加之外交部發言人每天都被問及秦剛的去向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這才採取的在最終決定對秦剛施以何類何等處分之前的權宜之計。而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當然，筆者對此事沒有任何「內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過硬反駁外界媒體關於正在召開的這個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議將會對秦剛進行「發落」的說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華社關於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的報道內容中出現了秦剛的名字，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免去」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 ，第二種和楊晶一樣，只是被「撤消」了國務委員職務。而無論是免去還是撤消，與此同時，大概率也會把王毅的名字替換上去。因為目前的王毅雖然已經「回鍋」外交部，但他仍然還只是黨的領導人，而不是國家領導人。在對外交往，特別是對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順。 另外，雖然在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中共政權的全國人大的習近平版《組織法》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擴權」是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但這個《組織法》新賦予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對「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生殺大權」，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們假設習近平突然決定對某個在位的國務院副職領導人施以開除黨籍和移送司法的嚴肅處理，那麼此人的行政職務，無論是副總理還是國務委員，都只會被全國人大在某次會議上宣布「罷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無論是正在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還是下次或者下下次會議上，如果只是決定「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那就證明已經在內部決定對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那麼下場就是和楊晶一樣，保留黨籍，行政降級。 如果人大常委會的幾次會議上都沒有拿秦剛說事，那麼他秦剛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四人大二次會議上被「罷免」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至於正在召開的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如果不會涉及秦剛的前提下，有所謂的「人事任免」事項純屬常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中國經濟的多項指標都嚴重下滑。雖然中國官方始終堅持穩中向好的論調，但民間輿論哀嘆、恐慌的聲音不絕於耳，國際社會也對沒有出現期待中的復甦屢屢表達失望。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在1978年打開國門四十五年後，中國如何才能繼續改革開放？ 日本福島核處理水上周開始排海，在一些中國漁民的帶貨直播間，不少網友也開始抵制他們的產品，有漁民情緒崩潰，慘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麼都沒了」。有網友在轉發這類視頻時感嘆說，這是覺得經濟還不夠差嗎？ 經濟還不夠差嗎？ 「經濟還不夠差嗎？」這句話放在改革開放四十五年後的中國，大概是迴響聲最大的問句之一。人們眼目所見，到處是經濟蕭條的徵兆。 房市從去年就開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掛上市半年都無人問津。大企業債務接連暴雷了，這邊碧桂園剛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讓金，沒過幾天恆大就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了。 剛剛畢業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國家統計局乾脆從7月份開始不再發布青年人失業率的統計。 中國頭七個月的進出口在中國的官方數據中，按人民幣計價是略微增長，但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按美元計價，實際是進出口雙降。 經濟下行的局面雖說千頭萬緒，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項，似乎都能觸摸到經濟困局的實質。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經濟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分析說，進口下降可能說明中國經濟出現了某些轉變，比如從進口原材料轉向進口消費品，這並不是新聞，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現在看來中國出口削弱是早於世界經濟的疲軟。過去我們看到過的是，當世界經濟疲軟的時候，中國出口狀況卻很好。所以，這是中國出口表現的一個轉變。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暗示的可能是中國的競爭力下降了。」 當史劍道提及中國競爭力下降時，他認為，這可以從工業生產率上去找原因。 癥結是工業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8月初在第一財經網上透露，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工業化迅猛發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這為同期的GDP增長貢獻了近40%；但從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僅為1.8%，還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產率的降低對於工業化國家並不罕見。西方發達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後，也都無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這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構成了挑戰。中國在這方面似乎並不例外。在生產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後，在整個201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也從前三十年的兩位數下降到個位數，並且延續至今。 但與較低生產率相應的是，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也明顯偏低。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發表的首份《中國經濟報告(2020)》，在各項創新指標中，中國的國際專利數量、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和市場規模雖然都處於國際最前沿（前1%），但互聯網普及度、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對滯後，處於全球後50%行列；尤其研發強度與世界最前沿國家的差距是57%。 對於中國較低的工業生產率，史劍道認為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資金的投入和勞動力供給，「在資金方面，越來越多的錢用於償債，這意味著，新的工業生產能獲得的資金就存在問題。」 據美國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蹤數據，中國總體債務多年來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長了11%，債務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創紀錄的285%；他們估計這個比率在2023年可能還會上升10%。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多年來一直處於下降區間。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3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這個數字還是16%；更早的時候，在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平均為26%。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李揚2015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以《中國經濟新常態與改革創新》為題，他在其中強調，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顯著下降顯明了中國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人口紅利消失、傳統工業化結束、消費率提高緩慢、資本邊際收益率下降等等。 經濟體制和工業政策 但在史劍道的分析中，資金投入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認為，中國的工業發展也需要解決勞動力問題，因為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進工廠了。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易富賢頗有共鳴。他對記者分析說，「事實上中國在1990年代以後，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就在不斷下降。」這個問題在日本這樣的國家也存在。 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由於一胎化政策，中國出生人口近年來不斷減少，未來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動力也將不斷縮減，這相當於經濟燃料將嚴重不足。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認為，工業生產率也受制於經濟體制和政府的工業政策。實際上，2015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提到，經濟體制改革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等問題。 弔詭的是，也是在2015年，時任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以打造新技術為主，進一步提升中國製造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2022年版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結語部分對這個計劃評價說，這是一種完全自上而下、以量取勝，並且不顧成本和價格，忽視競爭的項目。 但中國政府的工業政策一直沒有免於這種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的特徵。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觀察到，國務院在2000年代初雖然弱化了工業計劃的職能，但政府從未放棄對工業投資決策的影響。每五年發布一次的《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本身就包含對工業投資優先秩序的選擇。但穆嘉對本台記者分析說，政府實際缺乏真正評估政策效果的手段，「無論是對於太陽能板、機器人或是其他項目，最終我們看到的局面是這些領域的過度供給，要麼是重組，要麼是破產，總有人為之付出代價，現在就變成一個債務問題。」 而且穆嘉並不認為工業政策在整體板塊上對資源的調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綜合六個工業領域的數據指出，在工業領域資源調配起作用的主要還是各企業自己的盈利動機和民營企業的自主決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於個別重點企業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幫助華為發展5G能力，幫助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競爭等等。 但對重點企業的大力扶持卻可能扭曲市場，降低經濟效率。穆嘉分析說，這種問題對於那些不受重視的工業領域的企業來說尤其嚴重，「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其他領域的企業可能缺少市場機會，或沒有機會改革；更大的問題可能是，這些企業為這樣的政策支付了代價，因為他們在付稅，如果政府不做這樣或那樣的工業政策，政府本不必徵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稅收。」 權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外，以產能輸出為特徵的「一帶一路」倡議也被認為是政府主導下的一項經濟政策，在這些具有指標性的經濟政策背後都是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主動調控。但在經濟學家們看來，這種調控的角色早已經偏離了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 2022年版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結語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洛倫·布蘭特（Loren Brandt）對本台分析說，「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早於新冠疫情，與2000年代中期出現的權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關。」 布蘭特在這裡提及的權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自1978年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後，中國經濟就進入了市場化改革的時期，逐步提升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經濟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政時期，曾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的朱鎔基主導進行了對國企和政府的改革，壓縮了國企的比例，給民企更多的空間；同時，政府機構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簡了職能，減少了人數。 但外界普遍認為，胡錦濤2003年上台後，開始逐步走回朱鎔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劍橋中國經濟史》指出，胡錦濤時期大幅增加了針對具體領域工業、公司和技術的工業政策，擴大了對技術工業領域的政府直接投資。 穆嘉則認為，胡錦濤時期這種經濟權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顯的信號，「（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2006年時就曾寫到，政府應該佔領經濟指揮的高地，國有經濟應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他強調，這意味著中國政府是希望有強大的國有企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也波及中國。中國政府在這一波危機中通過放寬信貸來刺激經濟，但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里評價說，這些信貸大多進入了國家控制的實體，並運用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這種方式恰恰加強了國家在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胡的問題，還是習的問題？ 當今天的中國民眾在對日益凋敝的經濟感到憂心忡忡時，他們很容易把龐大的債務、幾近崩盤的房市、疲軟的購買力和下滑的外貿等等歸結於新冠疫情期間，習近平政府對經濟社會過於嚴厲的控制，和中美貿易戰等外部環境的因素。 經濟學家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不應讓習近平去承擔所有的責任。史劍道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大多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埋下了種子，「首要的就是並不平衡的經濟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資，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國每年用於償還債務利息的錢超過1000億美元，現在可能差不多超過1200億美元了，這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了。」他還強調，在勞動力問題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錦濤時代就應該改變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劍道也承認，習近平上任後繼承了債務問題，並且沒有及時停止借款。 德國哈根大學前東亞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榮休教授瓦格納（Helmut Wagner）也認為， 習近平在2013年上任時，面前的中國經濟已經有很多問題，他的錯誤主要是強化了權力的再集中，「在過去幾年中，（權力集中）顯示為嘗試控制私營企業，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這樣一來，你就沒給私營企業留下創新的空間了，但這對習近平追趕技術革新的策略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他強調，創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發揮企業自身的能動性。 瓦格納評價說，看來習近平政府的政策優先選項已經不再是經濟發展，而是保政治穩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了這樣的目標，習近平可能寧願犧牲一些經濟增長率。 體制的張力 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張力在中國體制中的存在似乎由來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鎔基主導下以國企改革、分稅制等為主要內容的市場化改革，也被外界認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為胡錦濤當政時期強化經濟控制、國進民退創造了條件。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里則指出，習近平2013年上任後，實際上是更堅定地走回了國家控制經濟的老路；而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中國政府更是倒向了後者。 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份被稱為「九號文件」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其中列舉了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危險的七種思潮、主張和活動，並指出這些主張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要始終掌握在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這份標誌性的文件發布迄今已經十年。這十年中，中國媒體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也日益加強，而中國經濟卻逐漸走向困局。 國際資本市場對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資逐步撤出中國的趨勢日益明顯。據彭博社報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里，總計110億美元的全球資金撤出了中國市場，創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來這一數據跟蹤的最長連續撤資記錄。同時，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團等國際投行也紛紛下調中國股市的股指目標。 唯二選擇 中國政府對於當前的經濟困難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上周五（8月25日）發表評論說，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確實面臨著新的困難挑戰。但評論卻又說，最近在一些西方輿論中，「中國經濟崩潰論」又沉渣泛起；這些唱衰中國經濟的人，恐怕內心從來沒有期望過中國經濟繁榮發展。評論強調，中國經濟恢復將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將長期向好。 但瓦格納教授認為，實際上中國政府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是變成殘酷的獨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對經濟和政治實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說，對於後一種選擇，這意味著跟隨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進行制度改革，這是過去十年習近平沒有做的事。
小日本悍然排海第四天，我一直注意著簡中以外的新聞動向， 除了抖音那個哭的梨花帶雨如喪考妣的小姑娘視頻火到了油管，被老外嘲笑了幾陣子， 主流媒體幾乎沒有什麼水花，對比著簡中來看，真是風景這邊獨嗨， 嗨到什麼程度呢， 一個自稱有著強烈民族情懷的90後店主親手砸了自己的日料店， 雖然我也不知道，有著民族情懷的有痔青年當初是怎麼開的日料店。 （不是說不能開啊，我只是好奇他的心理路程。） 還有一群群網民，像蝗蟲一樣湧入各個漁民直播間，喊著「核魷魚」，抵制一切海產品， 在鹽騷動開始醞釀時，在核污水的排放讓一些鹽慌子孫陷入泄憤的狂歡時， 我就隱隱感到，在任何一場紛紛擾擾的鬧劇發生之後， 在隱約感受到一種時代性的遙遠的痛苦之後， 最先受到傾軋和傷害的，仍然是那些底層的民眾， 那些海上辛勤捕撈的漁民，那些直播間里承受著不明惡意和謾罵的具體的人。 但我並不擔心這些國產海鮮的銷路。 清華大學有個模型預計說，日本核處理水將在240 天后到達我國沿海， 這也是許多媒體安撫民眾現在無需擔心國產海鮮的理由。 但是，240 天之後呢？ 相信我，240 天后，沒人會記得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你還記得 240 天前，你在做什麼嗎？我也不知道。 我是查了一下才知道，240天前，疫情正在集體過峰。 那時候，國人搶的不是鹽，是布洛芬，是蒙脫石散。 因為有謠言說，奧密克戎新變種 XBB ，會導致腹瀉。 昨天，根據疾控中心的採樣分析，XBB 已經佔據中國新冠毒株 99% 以上。 但是已經沒人在乎了。 輿論場，其實每一天都很嗨的， 都是在污泥堆里洗抹布，再擦窗戶，都覺得自己看到的是真相。 說白了，流量的大生意，只有三種： 第一種，搞笑，娛樂到極致； 第二種，玩家，精細到極致； 第三種，揪斗，陰謀論到極致。 三種都有一個共同點，越能扯越有流量。 扯到極致，越來越多同流合污，哪管洪水滔天。 在不缺傻子的地方，當然選擇作騙子比較爽。 唯一的區別是：是否喪良心。 很不幸，才4天，最喪盡天良的一句話，就刷爆了簡中輿論場： 「切爾諾貝利見證了人類勇氣的巔峰和大國的格局， 福島核電站刷新了人類卑劣的底線和小國的蠅狗! 」 都是核泄露事故，是咋得出結論說切爾諾貝利比福島更幸運的？ 就因為一個姓蘇一個姓日？ 這不就是墳頭蹦迪，不就是縱做鬼、也幸福嗎？ 這些鹽慌子孫喪事喜報成習慣了，都有臉替地下的死難鬼說他們「幸運」了？ 對切爾諾貝利事件親歷者而言， 它是每一寸肌膚的潰爛， 它是每一秒鐘的撕心裂肺， 它是每一對愛人的生死離別。 但最讓人動容的是在這場浩劫之下， 備受磨難的是他們，一往無前的也依然是他們。 切爾諾貝利所有受難的人，都是前蘇聯的犧牲品，而不是他們代表前蘇聯拯救了世界。 他們不止是英雄也是受害者，不要把他們的苦難等同於前蘇聯的功勛，這是對切爾諾貝利受難者最大的侮辱。 說什麼救援及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切爾諾貝利有九級地震嗎，有十五米高的海嘯嗎？ 因為玩忽職守釀成這麼大事故，信息被封鎖，事故被瞞報，民眾一無所知，在高輻射下照常開展節日慶典……不但不受懲罰，還救災有功了？ 一場來自前蘇聯的人禍，卻讓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吃下惡果， 生活在那裡的民眾，他們做錯了什麼？他們能憤怒什麼？能討伐什麼？ 而所謂的前蘇聯「大國的格局」難道是指， 事故發生後，為了「避免在民眾中製造恐慌」，當地圖書館迅速讓所有關於核輻射、廣島、核爆、X射線的書全都消失嗎？ 是指，他們鼓勵那些第一次搬離老家避難的居民們，在不遠處的輻射雲下露營，在河邊游泳曬太陽，讓軍隊從早已無人的小鎮中清理出一棟房子拍攝婚禮，被拍成影像傳至全國各地，甚至給外國人觀看嗎？ 是指，輻射劑量檢測儀賣了一個月就不見了，報紙上不能寫輻射量有多少，下降了多少，更不能寫出來的是村子裡只剩下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走了嗎？ 輿論場，其實每一天都是很嗨的，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看到了真相。 那些為了帶鹽的大v，是永遠不會告訴你更多具體的事情的， 不會讓你去接觸最開始，經過和細節。 他們只是把煤油，炸藥，易燃物裝到你接觸到的信息里， 你順從地開始謾罵，詛咒，一種極為扭曲的姿態， 又異常自我感動和欣賞成為這種集體的，複製的，動態一致的生物。 他們能給的，只是仇恨，那種安全地，撕心裂肺的仇恨。 而在恨的過程中，我們總會忘記是什麼讓我們如此不滿，而什麼又讓我們如此無力。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有病要讀書plus）
恆大爆雷，碧桂園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幣貶值，金融一團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離。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節節攀升。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同時熄火。中國經濟究竟怎麼了？儘是壞消息。而今夏，禍不單行的還有，洪水滔天（實為人為泄洪），淹了華北，又淹了東北，毀了無數家園，敗了無數農田，死亡數字更是一個無底洞。舉世公認，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連帶拖累世界經濟。 為何中國經濟一敗再敗？或曰：為何習政權一敗再敗？鑒於二十大之後形成一派獨大，習家軍全面上位，習近平一人掌權，故而，如今的中國政府，只能稱為習政權；如今的中共，只能成為習記中共。習政權一敗再敗，在於習近平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習近平的性格特點，總結起來，至少有三點突出之處。其一，權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權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個人權力為首要顧忌，故而凡事需要「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親信；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而稍有意見不同，則懷疑對方有二心、心懷異志。其三，固執，頑固，固步自封，冥頑不化，且頭腦陳舊，思維落後，整個精神狀態停滯在舊時代，與新世紀格格不入。 基於他的第一個性格特點：權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權或下放任何權力，必然造成龐大的官僚集團停擺。各級官員遇事不敢做主、也不願做主，只等上令，等習令。愈加滋長了官場懶政、怠政、墮政之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基於他的第二個性格特點：疑心重，聽不進任何人意見。於是，他更多的聽到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不僅聽不到任何真實情況，甚至聽不到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即便他身邊那些親信大臣，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也終日誠惶誠恐、膽戰心驚、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於他的第三個性格特點：固步自封，執著於舊思維。始終用舊腦筋應對新世紀。面對複雜紛紜的內政外交，他的手法卻簡單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舊時代的手段，敷衍應付新時代的變局，用舊藥方對付新疾病。用主觀慾念代替客觀現實，凡事想當然。總是力不從心，卻又認識不到問題所在。實際上，他本身缺乏當今時代的常識、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認知能力，與多數人、尤其與年輕一代的感知和認知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個性格特點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錯誤決策-死不認錯-錯上加錯的惡性循環。性格決定命運，習記中共，焉有不敗之理？ 有人或反駁：說習近平處處失敗，卻為何能夠在權力鬥爭中取勝、且一再取勝？以至於一舉打破任期制、輕鬆復辟終生制，在二十大奪權之後，儼然「黃袍加身」，成為新的帝王，紅朝皇帝。 要解釋這一點，其實並不難，正在於：習近平的舊腦筋暗合一黨專政的舊制度。他充分而狡詐地利用了那個龐大而陳舊的黨機器，為他個人集權服務，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國的軍警特，還充分利用龐大而無所不包的宣傳機器，終日為他造勢造神。 換言之，習近平得以集權和復辟，仍是一黨專政的產物。其實，這也是鄧小平時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經濟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鄧時代，留下巨大的歷史漏洞，最後，竟讓習近平輕易地鑽了空子。 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當某人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只要他有意獨裁、精心運作、狡詐使力，先憑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權，不斷換人，任人唯親，安插親信於權力要津，最後全面掌控軍警特；只要他唯我獨尊、六親不認、心狠手辣，憑籍他手中掌控的軍警特工具，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展開大清洗，清除異己，同時製造恐懼；借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迫使黨內官員在恐懼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國理政，則是一敗塗地、一地雞毛。何也？還是筆者那句老話：一人成功，全國失敗（諸如毛澤東、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個獨裁者的成功，必伴隨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失敗。或者說，獨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犧牲、為代價的基礎上，這是獨裁的巨額成本、超級成本。專制和獨裁的本質，就是禍國殃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 樓市熱熱鬧鬧，做「夜壺」支撐了經濟數據十幾年。臨了塵埃落定，回頭一算賬才發現，這場遊戲的參與者，似乎沒有一個是贏家。 開發商：碧桂園欠債1.43萬億，恆大欠債2.4萬億，萬科欠債1.35萬億……大大小小的開發商，都是巨額債務纏身，”暴雷”此起彼落。 地方政府：高盛估算的數據是，中國銀行系統擁有94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佔總資產的20%（據高盛2023年7月發布的《中國銀行業 測試 “不可能的三位一體 “》）。 住戶部門：截至2022年年末貸款總額749323.11億，居民債務槓桿率為61.9%。2009年”四萬億”之後，槓桿率從20%多上升到60%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居民槓桿率超過65％將影響金融穩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10月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 大家都欠了巨額債務，而且違約頻發。這錢，到底都到哪兒去了？ 2 要解答這個問題，先看下面這個例子。 上周，房哥一個好基友在廣東惠州（沒錯，就是前幾年很多溫州土豪去炒房的地方）租房，這是一個沿海的度假區板塊，好基友租了套精裝全新舒適二居室，租金每月才一千出頭。 就是這麼一套房子，房東在幾年前價格高峰時買入，單價（含裝）1.5萬元/㎡，如今市場價不到8000元/㎡，幾乎跌去了一半。 降價慘烈，還沒人接盤。當然，這不是房哥今天要說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是，好基友在晚八時拍了下所住樓棟的「開燈率」，情況是這樣的： 交付好幾年的全裝修房子，在人流高峰的暑期旅遊旺季，亮燈率百分比低於10%。 然後，沿街社區商鋪，幾乎是全黑的： 更令人感嘆的是，好基友租的房子所在樓棟，共31層，每層18套，一棟樓合計多達500多套（小戶型和公寓）。 然後他這棟樓的序號是：第80幢！沒錯，是第80幢。 這樣大規模的小區，在周邊還挺多，開燈率也在相似的低水平。 對此，好基友不禁感嘆：房子，真的是多！人，真的是少！ 3 房哥好基友看到的超低「開燈率」和大規模空置，雖然有些極端，但卻是中國普通二三四線城市「房子過剩的濃縮代表」。 那麼問題來了，房子的大面積空置過剩與欠債還不了之間，有關係嗎？ 其實，我們今天樓市系統性風險的問題癥結，恰恰就在這裡。 我們都知道，微觀層面，借的錢能不能還，歸根到底，取決於用這錢調配的等價資源，能否帶來高於其價值的產出。 舉個栗子 比如銀行借你100萬，你用100萬換來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資源，來生產商品。 如果你生產的東西，能被市場以105萬元（借款+利息）接受並售出，那麼你就能還債或維持債務鏈條的持續運轉。反之，債務違約就有可能出現。 這個簡單的道理，放到宏觀層面，同樣也是成立的。 在房地產的這條「銀行—購房者—開發商—-地方政府」鏈條中，所有的借款，都指向生產兩個終端產品： 開發商生產房子； 地方政府生產叫「基建」的公共產品。 這十多年，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累計借了百萬億元級別的money未還，大家對此的慣性認知是這樣的： 所謂的房地產支柱作用和「夜壺作用」、政府投資基建的增長引擎作用，就是這樣來的。 然而本質上，這個問題應該反過來看： 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利用」印鈔機「進行信貸擴張，大舉借錢，且利用這些借款，調用基建產業鏈條和房地產產業鏈條上的所有要素資源（包括土地、鋼筋水泥、各種建材、勞動力等等等），終端只產出兩樣東西：房子和基礎設施。 4 那麼，這十多年舉國借債生產出來的這兩樣東西，能抵得過相對應投入的money嗎？ 在住房短缺或結構性短缺年代，市場對房子的價值認同度很高，老百姓的債務水平也比較低，這個時候的房子搶著買，開發商的債務自然不成問題； 另一方面，此時城市化快速發展（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流入），對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需求也是嗷嗷待哺，基建的邊際效用很高，外部正效應很大。比如一條金溫鐵路，給溫州製造業和運輸業帶來多少好處啊？ 這個時候，基建投入的高回報，便是屬地經濟、稅收、地價的扎紮實實增長，回報遠高於投入，地方政府的日子過得遊刃有餘。 而到了最近五六年，房子和基建這兩樣終端產出，情況已經發生重大性變化。 一方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借錢越借越多，說明房子和基建的終端產出基數越來越大，產出速度也在加快。「快周轉、高槓桿」就是這個階段最好的代名詞； 另一方面，客觀規律意義上的城市化（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移）已經接近尾聲，住宅存量飽和或過剩，絕大多數普通的二三四線城市住房需求沒有後勁。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的大開發大建設大造房子，已經得不到相應的回報。 這時候的債務，對於開發商而言，相當於動用天量借款，去集合、調配上下產業鏈生產要素資源，然後在很多地方很多區域換來一大堆沒人住的房子。 這時候對於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動用天量借款（政府自己借款、開發商買地借款），調配所有資源繼續加大力度，實施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設計劃。 落實到具體層面，要為這些新開發的房子，生產提供相應的基建配套（比如道路、電力、市政排污、公共建築、城市界面形象等等）。 房子沒人住了， 開發商的債務鏈條就滾到頭了； 房子沒人住了， 相應投入生產的大市政配套，也失去了相應價值。 十幾年的刺激再刺激，加碼再加碼，都加在房地產和基建頭上。超大規模的終端基建產出，邊際效用也越來越低，外部正效應大打折扣，也就很難換來稅收增長和經濟效率的系統性提高。 於是，許多地方政府的債務鏈條，也很難再維持下去。 5 最後，再來總結一下。 A 借錢，意味著調配等價的資源，而關鍵，就在於調配資源生產了什麼？ B 如果生產的產品有價值、有需求，那麼借錢會讓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社會的財富就會增長，債務不會成為問題。 C 反之，如果生產的東西沒人用、浪費、低效率，那麼借錢意味著讓資源部分或全部變成廢物。財富滅失了，自然債務也償還不了。而向銀行借的錢，就成了真正的「貨幣注水」（沒有對應的財富增長）。 最後一點，或許就是當下大家都借錢、沒人是贏家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說，再動用刺激政策，維持房地產等原有的路徑依賴，把經濟指標數據搞得好看一些，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這樣干，實際上就是再次動用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實打實的家底財富），把它們變成一堆基本沒有用處的鋼筋水泥叢林。 所以，繼續走房地產刺激的政策老路，就是”奔赴深淵”…… 這就是好基友「超低開燈率」帶給房哥的啟示。 好了，今天就說到這兒。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溫州房哥）
近日，國際主流媒體開始公開唱衰中國經濟，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日前發表了一篇文章，直指習近平的失敗模式使中國經濟熄火，習近平的高度集權導致懂經濟的技術官僚被體制排擠，結果經濟決策錯誤疊加已無法挽救。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也相繼發文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而耐人尋味的是，一向被視為親共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也刊登了一篇雄文，題為《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著名愛國商人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雄，文章毫不客氣地對習近平以政治挂帥倒行逆施致使中國經濟崩潰國民返貧的現狀予以抨擊。雖然全文沒有出現習近平三個字，但讀者會心知肚明併產生共鳴。網友@流氓戰機發帖稱，此文不亞於胡耀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條條罪狀，一針見血！又到歷史關口。 文章開篇就直達主題，作者寫道：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私企倒閉潮、外企撤離潮、投資大幅萎縮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費嚴重不足潮、債務連環爆雷潮、員工大規模失業潮、政府財稅失血潮……投資、出口、消費三大經濟引擎全部動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經濟數據，明顯呈現通縮特徵。第二季度外資投資額只有區區49億美元，同比下跌87%！中國恆大、碧桂園兩大房地產巨頭「債可敵國」，象徵整個行業崩潰累及相關產業陷入危機……以致美國總統拜登驚呼，中國經濟下滑對世界猶如「定時炸彈」。中國坊間流傳段子：「經濟新三大引擎是國家統計局、中宣部、新華社」「挽救經濟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為何數年之間風雲突變，急劇下滑？一句話：問題在經濟，根子在政治。 接下來作者闡述了四點觀察：第一，中國經濟上升期主因是政治上中止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產力。近年經濟惡化，主因是政治上強化意識形態，堅持「馬克思是對的」、消滅私有制，強調鬥爭哲學，濫用國家安全、反間諜概念，對投資者和專業人士造成動輒誤觸法網的心理威脅，導致外商和遊客對中國裹足不前。在層出不窮的各領域反腐敗過程中，拒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運動形式，到頭來治標不治本，更有甚者，視司法獨立為所謂錯誤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為基石的自由市場經濟，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經濟上升期是在認識上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勵私營企業發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經濟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國進民退」的惡果：在認知上片面強調「黨領導一切」，與十三大報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在私企、外企設立黨委、黨支部，令國務院頒布的《公司法》《物權法》規定的企業自主權形同虛設，私企因此擔心隨時會發生「第二次公私合營」。此外，在輿論上「消滅私有制」「私營經濟退場論」此起彼伏，令投資者人心惶惶。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視私企為韭菜，由「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發展到「亂立案、亂抓人、亂沒收」，將對私企的罰款沒收作為政府創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被羅織罪名入獄，大午集團巨額資產被賤價拍走，巧取豪奪令人心寒！所謂「行業整頓」充滿隨意性，一紙公文消滅一個行業，毀掉一批上市公司並非神話，而是現實！種種不公正待遇令私營企業家發出「利用我們是你們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崇高的理想」的哀鳴，投資信心盡失，因而「潤（RUN）」意頓生。如今，官方又透過打擊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檔案企圖剎止「潤潮」。中國私人企業和國際外資企業都是私有制的產物，目睹私企悲慘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感覺中國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從而避之則吉。 第三，近年經濟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有人違反中央第二份歷史決議關於「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規定，鼓吹「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宣揚「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把個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後鄧小平時代形成的集體領導格局無疾而終，幹部隊伍中吹牛拍馬之輩當紅得道。正直敢言能幹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亂劃敏感辭彙，亂訂封號標準的言論、網路監控，導致社會上萬馬齊喑，糾錯機制缺位，以致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規律、違反自然規律乃至違反地緣政治規律的充滿隨意性拍板暢通無阻，給經濟運行帶來巨大衝擊和慘重損失。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風，將科學問題的公共衛生政策探討，無限上綱為制度之爭，提出不切實際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口號，任意封城封路封關，停工停業停產，企業的生產、流通、營運慘遭腰斬，居民的人權、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乃至居住權、財產權被恣意踐踏，造成次生災害遠大於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廠的產業鏈、供應鏈受到重創，是中國繼大躍進、文革浩劫之後的第三次大折騰，經濟損失慘重、公民權利受到破壞、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後患無窮！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災，違反「水往低處流」自然法則，讓海拔較高的涿州為「保護」海拔較低的雄安新區，無端成了泄洪區。涿州市民被拍腦袋工程禍害，人命財產損失慘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第四，經濟上升期重要動力之一，是中國在外交上將中美友好關係放到重中之重地位。但近年中國經濟下挫，卻與戰狼外交有直接關連：君不見前幾年國內一片「厲害了，我的國」自嗨，明明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動輒宣稱中國在某某領域「為人類指明方向」。國際交往欠缺風度，撒野成性，四面樹敵。尤其是去年2月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一不定性俄方行徑為侵略，二對俄侵略罪行堅持不作譴責，三依然宣稱「中俄友好無上限，合作無禁區」「會在各方面予以策應」； 連年推行戰狼外交的結果，令中美關係跌到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以來最低點，中歐、中英、中日、中韓、中澳、中加等關係全部跌至幾十年來谷底。與俄羅斯抱團取暖、單方面宣布「中英聯合聲明過時失效」、部署武統台灣，在一系列事態演變面前，美國及盟友意識到，基於國家安全和對國際秩序的維護，有必要「去風險化」，減少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並在高科技領域的對華投資、交易予以脫鉤，避免養虎為患。外交上親俄反美令中國逐漸失去美國和西方的資金、技術、市場，實際上終結了改革開放，重回閉關鎖國，其必然趨勢則是中國經濟大幅萎縮、失業壓力山大、廣大民眾重新返貧。 企圖回歸改革開放前那原教旨社會主義，甚至回到階級鬥爭為綱、個人崇拜盛行的毛澤東文革時代，以此求得保住共產黨的政權安全，只會讓僵化的斯大林體制下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令外商驚悟危邦不入，則中國整個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將「火燒連營七百里」，這是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性大坍方，反令政權地動山搖的原因。 須知不受監督、制約、制衡的絕對權力，才是最大的絕對的腐敗，且是官場、軍隊、司法、外援撒幣、醫療葯業、教育、工程等等腐敗的總根子！藥方並不難開：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實行憲政民主、普選制、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司法獨立、保障言論新聞自由進行輿論監督……這是保障經濟高速優質發展必由之路。 作者在文章結尾總結道：政治造成的經濟逆境，必須在政治上對症下藥。問題是，從井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門城樓「一路風塵一路歌」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慣性思維下，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歷史使命感和遠見魄力嗎？
作者：巧江南 城市的商業屬性決定了它的瞬息萬變和無所不在的競爭，除了那些寡頭企業能保持基業長青外，大部分的中小企業每天都在競爭、洗牌、重組和消亡，一條繁華的商業街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變化。 一家餐館可能從中餐變成日料再變成西餐，一家時裝店從最初的雄心勃勃、日進斗金到生意蕭條、門庭冷漠，最後無奈清倉秒殺。就算經營有道的老店，每隔一段時間也要換一換招牌，刷一刷門樓，以迎合摩登時代顧客的喜新厭舊。 除了商業的競爭，人也是如此，你可能每天都會看到不同的職員，有些人今天出現了，可能以後再也見不到了。所有這一切都在悄然無息中發生，就像一場大火將一片原始森林燒毀後，經過一場大雨，植物們和動物們又在無聲無息中繼續譜寫自己的生命序曲。 位於內西區，距離市中心10公里左右的Burwood 就是這樣一個每隔一段時間都能給你帶來驚喜的地方。這是一個華人移民佔比很大的社區，尤其以青年人居多。在區中心酒店的一旁就是一條不遜色於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融合中國南北特色的餐館和雜貨店在這裡有主導地位，五彩斑斕的霓虹燈，個性俏皮的中文招牌，錯落有致的店鋪食肆，將這裡裝扮成頗具中國特色的櫥窗，你可以在這裡一窺香港夜生活的燈紅酒綠，也可以回味上世紀20、30年代老上海的優雅風情。 Burwood (圖：看傳媒） 在Burwood,幾乎來自中國各個地域的移民都有機會品嘗到自己的家鄉特色美食。就拿筆者的家鄉來說，大煮乾絲、熏魚、小籠包等等自不必說。有時只要你在心中默默期許什麼美食，過不了多久，你就能如願。 筆者以前從電視記錄片中了解到福建特色的肉燕餛燉，餡是肉的沒有意外，皮竟然也是由肉錘打製成，肉包著肉，沒有肉的煩膩，卻有超越麵皮的爽滑Q彈。以前沒有機會親自去福建品嘗如此別具特色的小吃，沒想到如今在大洋彼岸的異鄉如願了。 和其他漸漸步入老齡化的成熟社區不同，Burwood 是一個年輕充滿活力的發展中社區。這裡的小吃街就像美食創意的夢工廠，一點不遜色於台灣夜市的百花爭妍。煎餅可以做出冰淇淋蛋糕的造型，涼粉可以做成五顏六色般玲瓏，冰糖葫蘆並不一定要有山楂，只要是水果就可以讓他們別具風味。在這裡經營的商家似乎不擔心顧客會拒絕新式小吃，煩惱的可能是沒有奪人眼球的創意。 視線向南轉移，距離Burwood 不遠的Campsie 同樣是一個華人移民佔比較多的社區，居住在這裡的新移民以青壯年勞動者居多，在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鄰家叔叔阿姨的那份勤勞與樸實。 《聖經》中講以色列人居住在一片流著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在我看來，Campsie也像華人移民的迦南地。在這裡，你可以用最負擔得起的支出購買到來自中國的物美價廉的商品。有些店鋪外觀上看起來略顯破舊，被居住在高端社區的華人調侃為「坎破鞋」，走進去看到裡面的商品陳列也略顯雜亂無章，讓那些來自高級社區的人有些望而卻步，但是只要你願意親近它，你依然可以在探索發現的同時找到你想要的商品。 Campise 每周日都有一個跳蚤市場，擺攤的商戶以華人和義大利為主，他們賣著各色二手的服裝鞋帽、閑置餐具和五金配件，也有裝點生活的瓷器、手工藝品和花卉。 新移民來到一個地方，有時總會在不經意間被周圍的人灌輸某種觀念。我曾經就聽人說，「在澳洲買東西是不可以還價的，這會被認為是粗魯的，不尊重人的。」 現在看來，這種只存在於自己腦海中的烏托邦式想法是多麼不切實際，從西方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買賣本質上就是買賣雙方相互協商妥協最後達成價格平衡點的過程，逛跳蚤市場的樂趣有時就是買賣雙方相互價格博弈的樂趣。 當然，如果我們的市場都是公平公道的，商品的價格和價值相符，買家也覺得物有所值，我們有時會避免很多口舌和市場摩擦損失。 Campise的跳蚤市場商戶大多以中老年人為主，他們大概已經渡過了財富不自由的階段，擺攤對他們而言可能更多是一種生活體驗，並不將此作為主要收入來源。我在那裡淘到些有趣的老物件，對方出什麼價，覺得值這個價，並沒有廢太多口舌去還價。 在澳洲生活久了，你就會發現澳洲人的那份實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欺負生客，不會故意出高價讓你做冤大頭。以悉尼和墨爾本之間的州際列車為例，他們本來可以利用這樣一個獨特的場景來好好賺乘客一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的票價比機票低，售賣的有雞有牛的餐食比外面的市場價還便宜，列車員的服務不像乘飛機那樣因為倉位不同而區別對待。 我第一次乘坐，聽到廣播里的購買餐食提醒有些猶豫。以往生活的經驗和常識告訴我，火車餐食是價貴、量少和難吃的，以前坐火車看到列車員推著快餐盒來回吆喝，肚子餓得咕咕叫，嘴上卻不敢開口，生怕一問就問出個快餐的天價，然後還要含著淚吃完。事實上，當我看到他們的菜單，還是被這樣實惠的價格驚訝到了。 如果說Burwood 的美食以求新求變為特色，那麼Campise走的就是中規中矩的大眾親民美食路線。以包子為例，Campise 的價格更實惠，個頭更大餡料也更足，其他一些外賣熟食莫不是如此。 如果居住在Burwood的青年移民有種五陵年少爭纏頭的風發意氣和自由不羈，那麼Campise 的青壯年移民就有一種瞭然人情世故的成熟穩重， 離鄉背井的疏離和孤獨感，讓他們身上自發的一種樸實和健談，他們不會打量你有沒有時髦的髮型和時尚的穿著就將你分門歸類區別對待。身處勢利的大都會，也沒有將他們打磨得油嘴滑舌和裝腔作勢，他們在交流工作信息的同時，最牽腸掛肚的就是家中的親人，「你家孩子多大了？學習怎麼樣？」 「 我家孩子說等我賺了錢回去要在上海買個大房子。」 沒有被聖賢書耽誤的他們有一種思想和價值觀的可塑性， 或許說他們有著中國人樸素實用的信仰。在熱鬧的跳蚤市場里，一位勞動者打扮的男子對著電話另一頭的人大聲說，「現在信菩薩已經沒有用了，你要信耶穌。」 我聽後，會心一笑，感覺他有趣中帶著一絲可愛。 在中國人傳統信仰體系里，信什麼拜什麼必須有實用的價值，求財神可以發財致富，拜觀音可以送子多福，跪媽祖能保佑漁民出海平安，只要能給他們帶來實際效用，沒有什麼神是不可以拜的。對很多新移民來說，教堂教會的確是他們來到陌生之地後善待他們，為給他們提供精神庇護的地方。不管他們是不是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去奉獻自己榮耀上帝，他們都已經潛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基督教講因信稱義，意味著你相信它就已經是功德大半了，更何況人類原始的圖騰信仰就是由於解決自己面臨的困惑而來的。 當一個人的腦袋不被一種價值觀佔據，就會被另一種價值觀佔有，因為人作為一枝有思想的蘆葦在茫茫人海中是多麼渺小和脆弱。 移步東南方向，距離Campise 不遠的是另一個華人佔比較多的社區Hurstville,居住在這裡的華人以講廣東話的移民為主。走在這裡的街頭，隨處可見港片里的那種茶餐廳和燒臘店，茶餐廳的外牆經常貼滿了像春聯一樣的五顏六色的字條，上面用黑色雋秀的毛筆字寫著招牌菜和今日份特價ABCD套餐。 茶餐廳和其他餐廳的不同和精妙之處就在於一個打頭的「茶」字，你若是點一個20元左右的特價套餐，絕對能滿足口腹之慾。 茶餐廳在香港是街頭大眾化的小吃，真正請客宴席是上不了檯面的，但是它卻讓市井小民用癟癟的荷包享受到了一份舒適與滿足。 吃茶餐廳，不管你點山珍海味，鮑翅魚肚，還是一碗普通的叉燒飯，服務員都會給你來碗大骨湯，裡面還點綴著白嫩的蘿蔔或金黃的玉米，色香味俱佳。除了大骨湯，一壺茶，套餐一般還有奶茶和咖啡可選。這一套下來，你只嘆自己的肚皮太小太薄，容不了如此海量的金湯玉液。 喝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從來是一種慢生活，茶藝或是茶道將本來放茶、倒水、喝茶的簡單三步曲發展出了一套套既耗時繁瑣又不適合現代人快節奏生活的方式，但是它依然吸引不少人去放慢節奏體驗這樣的定格生活。 提起茶餐廳和燒臘店，相信很多人會對許冠文出品的一部以此為背景的電影記憶猶新，有人可能會對它們的衛生環境心有餘悸，其實筆者吃過那麼多家燒鴨、油雞和叉燒，也沒有一次鬧過肚子不舒服。 但是我也發現，幾乎所有的燒鴨都是「一毛不拔」，那些烤得古銅色的鴨子在明亮燈光的投射下，透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光澤，很難不讓路過的行人止步。但是你如果走近一點看鴨子，就會發現每一隻鴨子的腿部都或多或少有毛，對有些人來說食慾可能減半。 這其實並不是個案，幾乎每家店的鴨子都有毛，只是或多或少的區別，這大概也是行業的規則，也許對有些食客來說，「無味的大腸不爽，無毛的燒鴨不香」。這一現象在西式的洋快餐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當你吃炸雞腿或雞翅的時候，也經常可以看到微微凸起的毛髮。 我曾經問一位燒臘店老闆，「為什麼不把上面的毛去乾淨，讓它看起來更乾淨衛生呢？ 」 老闆用一句有點萬能公式般話回復說，「你知道澳洲的人工多貴嗎？」 我私下猜想烤鴨去毛不是舉手之勞嗎？只要放在下面的炭火上把毛燒成灰燼不就可以了嗎？然而，這可能是我的一廂情願，過去傳統的柴火烤制方式可能早已被電烤的模式取代，火燒鴨毛的想法有點不切實際或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一個小小的程序變更對於流水化作業的大型工廠而言可能就要意味著百萬千萬的成本投入，這對於商業來說的確是不經濟的。 Hurstville雖不似Campsie 那麼多物美價廉的中國雜貨店，但是她的理髮店簡單理一次髮的價格可能是全市最具競爭力的。幾年前男士理髮有低至5元的價格，如今依然有8元快剪店門庭若市，老中青幼各個年齡層的顧客都有。理髮的價格雖然便宜，理髮師的技能和服務並沒有大打折扣，也沒有將你想要的haircut變成cut hair 般糟糕。在動刀之前，他們依然會詢問你的需求，最後吹完頭髮屑，戴上眼鏡照一照鏡子，並沒有和自己的心理預期有太大落差。 這裡可能也要顛覆我們的一般認知，便宜的價格有時並不代表品質和服務就差，它可能僅僅像某大型倉儲超市的烤雞一樣，是一個招來顧客的定價，你若是想要更多更好的服務，那就需要支付更多的溢價。 好市圍的麵包店也可以說是她的特色之一，兩三家麵包店都不是什麼連鎖大品牌，卻在瞬息萬變的商戰中長年屹立不倒。好吃是一方面，價格親民也是另一大因素。在近年來通膨的影響下，他們的價格似乎沒有太大變化，商品也沒有偷工減料，真可以說是難得的良心商家。 在澳洲，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人將華人聚集區稱為華人區，筆者認為這個稱呼值得商榷的。因為我們所處的世界時刻都在動態變化中，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沒有一個地方是永遠屬於某個人或某個族群的。在佛教的世界觀中，萬事萬物都要經歷成、住、壞、空四個階段。我們所看到的花，也許暫時美艷，終將如曇花一現，我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都是天地萬物的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