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应用程式（app）线上商店里，小红书自诩“你的生活指南”。它这样介绍自己：“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平台，每月有超过两亿人在这里分享生活经验，发现真实、美好、多元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 但在这本“红色指南”里，台湾用户定位在“中国台湾”，找不到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看不见以台湾民主选举为背景的热播台剧，甚至无法在闲聊里提到“习大大”。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以观察、测试、采访等方式，揭露小红书如何呈现某种中国式，去政治后的“美好”。 搜寻六四事件 小红书：“换个词试试吧” 每年六月四日前后的时期，被称为“一年一度的审查大会”，因为这段期间，在中国社媒上发布或转传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字词、图案、影像，都可能挑动北京政府的敏感神经，导致发文被删，甚至永久封号。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在六四事件34周年之际，测试了小红书的审查机制，并同时在TikTok（抖音国际版）上进行相同的测试，做为对照。 实验时间设定于6月2日至5日，由两位测试者分别在小红书和TikTok搜寻、留言、发帖。 首先，在小红书搜寻“六四”、“天安门”、“坦克”等关键字，以及坦克符号图案，获得结果都与六四事件无关。例如，输入“六四”找到“身高一米六四”、“身材六四比”等内容；搜寻“天安门”出现天安门太美了、天安门附近美食等贴文；查询“坦克”则有“学习认识坦克”等资讯。 关键字改为“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却搜寻不到任何内容。 搜寻蜡烛图案 小红书没笔记、有商品 另一个测试的目标是“蜡烛”，它用来表达追思和悼念，以往在六四纪念日前后，也有不少网民以张贴蜡烛照片，或者蜡烛的符号图案（Emoji）这种无声的方式纪念。实验室沿用这个方法，于6月4日在小红书搜寻“蜡烛”，可找到“香氛蜡烛DIY”等贴文（小红书上称为“笔记”），但搜寻蜡烛符号图案，却没有内容。为确认在小红书上能否搜寻符号图案，测试者另输入微笑表情符号，找到许多使用到微笑表情的笔记。但测试者在小红书的“商品”页面搜寻蜡烛符号图案，却能找到蜡烛商品，且可以下单购买。 测试者5日又搜寻蜡烛符号图案，仍未找到相关笔记；等到7日再搜寻，无论是笔记或商品页面，“蜡烛”又都重新出现。 艺人六四发文庆生 敏感留言消息不见？ 六四测试还有一个指标是台湾艺人杨丞琳，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许多网民猜测杨丞琳为避开六四事件争议，不敢在社媒发布庆生文，还有人在杨丞琳5月底发的笔记下留言：“中国琳（编按：讽刺杨丞琳倾向讨好中共）不敢在小红书PO她的生日欸”。 不过，这些网民猜错了，杨丞琳生日当天在小红书发布庆生文，也有粉丝发文祝贺她。在与杨丞琳生日相关的帖子下，测试者留下暗示六四事件的评论，系统显示发布成功，帐号也未因此遭禁言。 然而，相隔一段时间检查，发现测试者虽然仍能看到自己的留言，其他用户却看不到，另也找不到上述小红书用户所发布的“中国琳不敢在小红书PO她的生日欸”评论。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发现不少使用者遇到类似情况，有人在中国平台“知乎”询问，为何已成功发布评论，没有显示违规或禁言，但别人看不到他的评论；对此，有网民回复：回答带有敏感词被屏蔽了。 在不断试探小红书的底线之下，测试者终于遭遇到“粗暴”的待遇：当在留言区输入“64天安门”，立即被通知：“评论违规，禁言2小时”。 发“坦克人”照片 小红书立即封号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测试也发现，发布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无论是笔记或留言，都会遭小红书禁言。 6月4日在小红书上传“坦克人”照片，20分钟内便被告知违规，紧接着收到讯息指其违反社群规范，因此帐号被封禁；测试者提出申诉，表示不知为何被禁言，但无下文，至今仍无法发文。 为测试小红书是否在六四纪念日后解禁，尚未遭封号的测试者于6月13日发布写了数字8964的图片（下图）。 六四事件期间，不少网民在推特等平台转发图卡，某公司的面试题，把排成数字“89”的火柴，拿掉三根变成“64”。图取自网路 测试者发帖后10分钟内即收到讯息，指作品违反平台规则，平台将对帐号采取封号处理。 6月15日帐号复活。 为了做为对照，测试者同一天也在TikTok发布这张图，至6月19日尚未遭删除或封号，还收到几个用户留言帮忙解题。 《人选之人》、“习大大”都是会消失的敏感词 串流影音平台网飞（Netflix）播出的台湾政治幕僚职人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剧情涉及总统选举、职场性骚扰、同性伴侣等议题，4月底上架后爆红，不少中国网民翻墙追剧。 5月中，在小红书上，“#人选之人造浪者”阅读数破780万，热议“台剧好敢拍”、“题材炸裂”。 一个月后，再到小红书搜寻《人选之人－造浪者》，竟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内容”，用户有时会以“人选之ren”、“人xuan之人”规避审查。 《人选之人》戏剧上架不久后便陆续“被消失”，包括中国影视网站“豆瓣”、“B站”（Bilibili）都移除相关内容，连许多台湾年轻人爱用的小红书也跟上脚步，一名用户评论：“涉及台湾民选题材，不封才怪”。 小红书用户王品宜（化名）告诉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她与友人使用小红书私讯，对方开玩笑提到“习大大”（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她的对话框中，根本没有出现友人所写关于“习大大”的那句话，而且她还收到系统提醒，可举报违规讯息。 针对实验室以“六四”等敏感题材对小红书做的系列测试，中山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瑞壕首先以“蜡烛”为例分析。他认为在商品页面搜寻蜡烛，就是描述商品，较不容易出现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讯息，但在文章页面搜寻，就很有机会搜到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言论；中国软体开发商一定会分析，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讯息有哪些关键字，针对这些字词出现的频率、热门程度，决定过滤哪些内容。 在测试小红书的同时，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同时测试TikTok做为对照，但测试结果却显示，一般台湾使用者以为去政治化的小红书，审查比抖音国际版的TikTok还要严格。难道使用TikTok相对安全？ “不能这样讲。”徐瑞壕受访时说，TikTok虽然允许这些讯息出现，但它有没有分析、调查发文者的背景，外界并不清楚；讯息会留存在它的资料库，甚至很多软体开发商虽然公司设在国外，但有中资或属中国公司，就有机会把资讯传回国内公司。 徐瑞壕以中国的微信和WeChat为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的研究显示，即使是非中国使用者以WeChat传递图片给微信使用者，内容仍普遍受到监视，若牵涉敏感的中国政治内容，首次传给中国帐户就会被封锁。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则认为，TikTok当然不能言论审查，现在美欧国家对它有疑虑，它要表现自己与国内的抖音脱钩；但最主要的是，即使它的资料中心在海外，还是必须确定不会透过其他管道流入中国的公司，或海外有特定部门处理这些资讯，这些都需要观察。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经观察、测试、采访使用者后发现，小红书这个平台以推送、审查、遮蔽、禁言、封号等手段，呈现了某种“中国式美好”。但它是否能让年轻人发现“真实”和“多元”的世界，却是一个问号。
将在下周一开始举行的中共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会有何种何类人事议项，颇受瞩目。在不会再次食言的前提下，会有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才当了五个多月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华社对外公布;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的内容有：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如上所引和从略的十多项内容都没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让外界感兴趣的只是如下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上个月被热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经趋冷的火箭军“窝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的婚外乱性和美国私生子案，借此又被拿出来说事。 发表后立刻被多家外媒转载的香港“明报新闻网”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会议 又有任免事项》如此分析说：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快一个月，但其去职原因及未来命运仍是未解之谜。下周一全国人大又将召开常委会议，议题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再引发对秦刚去向的关注。 上月28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 了《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绍了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刚刚结束了十四届全人大第三次常委会议之后才一个月，即于今年7月底召开的第四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对外的解释没有说是“临时召集（的）会议”，但事实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为外长职务无法长期空缺的原因。 不过，如上明报新闻网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上月的会议，只是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却未免去其国务委员职务。”而近期国务院多次重要会议，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都未见秦刚身影。“有猜测下周的人大常委会议上，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可能亦将不保。” 该文章还写道：其实，下周一人大常委会议还有一项议程，更值得关注，即“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一般这类议程，多是意味有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变动“如出任政府职务”被取消资格。近期传说出事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如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调查，其代表资格或会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预测是否会在几天后被这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兑现，容笔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绍几个人大代表被“终止资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委员，继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于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忠，本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候补中委，更未获得晋升。不过，他还是以在位的副大军区级职务和中将军衔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儿”的话，他虽然在明年会因为年满63岁被退役，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将会坚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届全国人大召开。 那么，多的不说，就说如上三人是否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所以，如果当局已经决定对李玉超及其他人的处理上升至司法处理层面的话，那么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处理层面，只要受到了党纪和军纪处分者，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是一种行政处分。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根据中共相关“国法”条文及今年1月1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内容，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处分的次序一般是先党内，再行政，再司法。即党纪处分在先，事实上就是在党纪处分的同时由党来决定政务处分的轻重以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同时也是由党决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样，对于军内的党员干部的处分，多数情况下也是先党纪、再军纪、再司法。 但是，特别是在对军内干部的处分过程中，如果内定只给“轻处分”的话，那么被处分者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有可能是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被“依法”进行之前和之后，党纪和军纪的具体处理内容都不对外公布。 我们不妨以前国防大学校长、解放军上将王喜斌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终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报道中具体介绍说：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6年12月28日，国防大学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其辞职。由甘肃省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7年1月25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资格终止。 请注意，如上两人虽然都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 ，但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人提出辞去”而后被“接受”，另一个则是“被责令辞去”。 王喜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之前和之后，对他的党纪和军纪处分内容始终都没有对外公布，估计只是个党内警告之类加上军内待遇下降，比如降为副大军区级待遇。 至于当时的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过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纪委网站上宣布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 天后由新华社发布“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的消息，就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后就是先后由甘肃省和全国人大进行的对此人的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程序。 通过如上比较，可以判断出我们本文中列举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当天确实被宣布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还有个是他们“本人提出辞去”，还是“被责令辞去”的区别。如果是后者，那么日后他们所要接受的党纪和军纪处分肯定严重。特别是已经被以对外公开新任命的他们两人职务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对他们两人的撤消军职的处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未来即使能够保住党籍，不给他们两人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可能性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将面临开除党籍、军籍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下场。此乃后话。 分析至此，需要重复一下本文开头一段中的两句关键内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同样的表述曾出现在今年2月16日的新华社报道中，报道中说：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后后宣布的这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结果只有司法部长更替任免案事项，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的审议却没了下文。是根本没有审议还是审议了没有通过？或者是栗战书在委员长会议上宣布并昭告天下之后党中央或者习总书记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审议”了？ 不过呢，如果再往前追寻的话，中共政权的这枚橡皮图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华社报道中说的去年10月13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员长会议上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栗战书委员长的提议，会议将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就被兑现了。 新华社半月之后，即去年10月30日对外宣布的该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这项报告的结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李晋平、王诚、麦教猛、邓小刚、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那么，如今下周一就要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如果不食言的话，《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中的“个别“两字，可以只是一个，也可以被理解为几个直至十几、二十个。或者更多？毕竟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近三千人。 当然，十四届全国人大从闭幕至今也才5个月，所以一时间应该还凑不出十个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代表，而已经被外界曝光并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点介绍的三个军内高级将领。即使他们三人不会全都被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除名，其中的一、两个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至于这次会议上必定会有的人事任免事项，是否会包括了国务委员秦刚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请静待本专栏下周一的文章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将于9月1日对外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会会议上的“决定”内容如果包括对秦刚国务委员职务的处理，那么无论是免职还是撤职，表面上看是在履行习近平版的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职责，实则是违反了中共宪法的相关规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们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从今天开始举行。不过是次会议所有议程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的结果，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经宣布的是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才会对外公布。 众所周知，中共十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才五个多月的时间。五个多月前，总共近三千名代表在与会期间都还是健康状况良好，与会之前也都已经被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在产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一样，“绝不能带病上岗”。 所谓“绝不能带病上岗”，是去年中共筹备召开二十大时习近平在召见筹备组人员时的训诫内容之一，意思是在综合考虑每个具体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表现情况过程中，特别要严把廉洁关。习近平声称“这是选人用人的底线要求”。习近平要求：在廉洁问题上必须“零容忍”，不能把有硬伤、暗伤的人选进来。 接下来，无论是筹备十四届人大还是十四届全国政协，筹备组都将习近平的这一要求应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的产生过程中。 照理说，既然都在廉洁问题上“零容忍”了，所以无论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中纪委委员，还是今年三月出席“两会”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廉洁问题上都是应该是杠杠的，谁成想，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陆续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马”，有军队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军队系统率先冒出的面临被除名的几个全国人大代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继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当选”上中央委员，并成为十四届人国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张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也正如我们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9月1日公布出来的被中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个别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两个，那么几乎可以是肯定是在为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做准备。 至于外界更为关心的现任国务委员，但已经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长部长职务的秦刚是否会被“从快”处理，快到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地步，我们外界也是无法预测。但是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要在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内就一定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处理秦刚，那么目前现在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有可能对他的国务委员职务下手。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对副国级领导职务的处理权限，一直都是一个在中共政权自己的法律条文中相互矛盾的问题。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没成想当月下旬就有细心的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委员杨晶的撤消职务决定是违反宪法的。 我们知道，中共现行宪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笼的习氏宪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其中的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其中的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也就是说，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在涉及国务院的人事方面的“决定”权，只到正部级。具体来说，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行事，那么当初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决定当时的杨晶的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任免，但没有权力决定他的与副总理同级别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去与留。 正是因为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从谏如流“，下令”修法“。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出台，并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这个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我们不妨简称为习近平版的《组织法》。这里只分析其中的用当时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的话所形容的 “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部分。 具体说来，这个习近平版《组织法》中的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其中所谓“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等于是把总理之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都包括进去了。 请注意，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的出台是在杨晶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消及国务委员职务的两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对杨晶的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完全是无法可依。 那么，有了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为法律依据之后，如今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的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或者是日后第N次常委会会议，就貌似有了撤消国务院某个副国级领导人，比如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权，听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却发现如此规定完全是违宪。因为现行宪法中没有赋予习近平版《组织法》中新增加的如上两条人事权。此其一。 其二，现行的习氏宪法和习近平版《组织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处还有，宪法中对国务院领导人只有任命和罢免，根本就没有“撤消“一说。所以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与宪法相抵触的。 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一九八二年颁布区别于毛时代的新宪法之后，宪法中规定的属于全国人大任命权限的所有正、副国级领导人，在时任国务委员杨晶之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中途被罢免的情况。当然出现过主动辞去职务的情况，但都是以第某届全国人大第某次会议通过接受其辞职的决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届全国人大的第N次常委会会议同意的形式。 当然也出现过在两届全国人大之间增补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的情况，但进行方式也都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某届全国人大的某次全体会议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越俎代庖。 也就是说，从1982年以来中共当局就从来没有启动过宪法中所规定的对某项职务担任人的罢免程序。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李先念等人曾向邓小平要求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时任副总理吴学谦，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把吴学谦留在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上闲置，同时赶在1991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将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增补”为国务委员。这次会议上还增补了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总之，2018年2月对杨晶国务委员职务的所谓“撤消”处分，根本就是没有宪法依据的“新发明”。而事后才出笼的以修改为名，事实上是另起炉灶的全国人大习近平版《组织法》中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这部分内容，虽然可以成为“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法律依据”，但因为是和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有直接冲突，所以绝对属于违宪操作。 当然，在习近平版《组织法》还没有问世的时候，习近平政权即已经毫无顾忌地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宣布了对杨晶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撤消”决定，如今对秦刚也如法炮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三天，而上个月底为他的“特殊原因”而临时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他的外长职务，只是因为在他秦刚“失踪”之后王毅“以党代政”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再加之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被问及秦刚的去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才采取的在最终决定对秦刚施以何类何等处分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当然，笔者对此事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过硬反驳外界媒体关于正在召开的这个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议将会对秦刚进行“发落”的说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华社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秦刚的名字，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免去”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 ，第二种和杨晶一样，只是被“撤消”了国务委员职务。而无论是免去还是撤消，与此同时，大概率也会把王毅的名字替换上去。因为目前的王毅虽然已经“回锅”外交部，但他仍然还只是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顺。 另外，虽然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中共政权的全国人大的习近平版《组织法》给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扩权”是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但这个《组织法》新赋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生杀大权”，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们假设习近平突然决定对某个在位的国务院副职领导人施以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的严肃处理，那么此人的行政职务，无论是副总理还是国务委员，都只会被全国人大在某次会议上宣布“罢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还是下次或者下下次会议上，如果只是决定“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那就证明已经在内部决定对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国务委员职务，那么下场就是和杨晶一样，保留党籍，行政降级。 如果人大常委会的几次会议上都没有拿秦刚说事，那么他秦刚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四人大二次会议上被“罢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至于正在召开的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如果不会涉及秦刚的前提下，有所谓的“人事任免”事项纯属常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中国经济的多项指标都严重下滑。虽然中国官方始终坚持稳中向好的论调，但民间舆论哀叹、恐慌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社会也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复苏屡屡表达失望。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1978年打开国门四十五年后，中国如何才能继续改革开放？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上周开始排海，在一些中国渔民的带货直播间，不少网友也开始抵制他们的产品，有渔民情绪崩溃，惨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么都没了”。有网友在转发这类视频时感叹说，这是觉得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这句话放在改革开放四十五年后的中国，大概是回响声最大的问句之一。人们眼目所见，到处是经济萧条的征兆。 房市从去年就开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挂上市半年都无人问津。大企业债务接连暴雷了，这边碧桂园刚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没过几天恒大就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国家统计局干脆从7月份开始不再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的统计。 中国头七个月的进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按人民币计价是略微增长，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美元计价，实际是进出口双降。 经济下行的局面虽说千头万绪，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能触摸到经济困局的实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分析说，进口下降可能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转变，比如从进口原材料转向进口消费品，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现在看来中国出口削弱是早于世界经济的疲软。过去我们看到过的是，当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中国出口状况却很好。所以，这是中国出口表现的一个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暗示的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 当史剑道提及中国竞争力下降时，他认为，这可以从工业生产率上去找原因。 症结是工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初在第一财经网上透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工业化迅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为同期的GDP增长贡献了近40%；但从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8%，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产率的降低对于工业化国家并不罕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也都无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构成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例外。在生产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后，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前三十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并且延续至今。 但与较低生产率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明显偏低。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2020)》，在各项创新指标中，中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市场规模虽然都处于国际最前沿（前1%），但互联网普及度、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对滞后，处于全球后50%行列；尤其研发强度与世界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57%。 对于中国较低的工业生产率，史剑道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供给，“在资金方面，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偿债，这意味着，新的工业生产能获得的资金就存在问题。” 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踪数据，中国总体债务多年来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长了11%，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285%；他们估计这个比率在2023年可能还会上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这个数字还是16%；更早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20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为题，他在其中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显明了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提高缓慢、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等。 经济体制和工业政策 但在史剑道的分析中，资金投入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需要解决劳动力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了。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颇有共鸣。他对记者分析说，“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就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存在。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一胎化政策，中国出生人口近年来不断减少，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也将不断缩减，这相当于经济燃料将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认为，工业生产率也受制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工业政策。实际上，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到，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 吊诡的是，也是在2015年，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打造新技术为主，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对这个计划评价说，这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以量取胜，并且不顾成本和价格，忽视竞争的项目。 但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一直没有免于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特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观察到，国务院在2000年代初虽然弱化了工业计划的职能，但政府从未放弃对工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本身就包含对工业投资优先秩序的选择。但穆嘉对本台记者分析说，政府实际缺乏真正评估政策效果的手段，“无论是对于太阳能板、机器人或是其他项目，最终我们看到的局面是这些领域的过度供给，要么是重组，要么是破产，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现在就变成一个债务问题。” 而且穆嘉并不认为工业政策在整体板块上对资源的调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综合六个工业领域的数据指出，在工业领域资源调配起作用的主要还是各企业自己的盈利动机和民营企业的自主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于个别重点企业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帮助华为发展5G能力，帮助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竞争等等。 但对重点企业的大力扶持却可能扭曲市场，降低经济效率。穆嘉分析说，这种问题对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工业领域的企业来说尤其严重，“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可能缺少市场机会，或没有机会改革；更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些企业为这样的政策支付了代价，因为他们在付税，如果政府不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业政策，政府本不必征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税收。” 权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外，以产能输出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政府主导下的一项经济政策，在这些具有指标性的经济政策背后都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主动调控。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调控的角色早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 2022年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结语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洛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对本台分析说，“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早于新冠疫情，与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权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关。” 布兰特在这里提及的权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自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时期，逐步提升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经济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期，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朱镕基主导进行了对国企和政府的改革，压缩了国企的比例，给民企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职能，减少了人数。 但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2003年上台后，开始逐步走回朱镕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剑桥中国经济史》指出，胡锦涛时期大幅增加了针对具体领域工业、公司和技术的工业政策，扩大了对技术工业领域的政府直接投资。 穆嘉则认为，胡锦涛时期这种经济权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显的信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6年时就曾写到，政府应该占领经济指挥的高地，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他强调，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是希望有强大的国有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在这一波危机中通过放宽信贷来刺激经济，但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评价说，这些信贷大多进入了国家控制的实体，并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种方式恰恰加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胡的问题，还是习的问题？ 当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日益凋敝的经济感到忧心忡忡时，他们很容易把庞大的债务、几近崩盘的房市、疲软的购买力和下滑的外贸等等归结于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政府对经济社会过于严厉的控制，和中美贸易战等外部环境的因素。 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应让习近平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史剑道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大多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首要的就是并不平衡的经济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资，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国每年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钱超过1000亿美元，现在可能差不多超过1200亿美元了，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了。”他还强调，在劳动力问题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锦涛时代就应该改变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剑道也承认，习近平上任后继承了债务问题，并且没有及时停止借款。 德国哈根大学前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荣休教授瓦格纳（Helmut Wagner）也认为， 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时，面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有很多问题，他的错误主要是强化了权力的再集中，“在过去几年中，（权力集中）显示为尝试控制私营企业，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给私营企业留下创新的空间了，但这对习近平追赶技术革新的策略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他强调，创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发挥企业自身的能动性。 瓦格纳评价说，看来习近平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保政治稳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了这样的目标，习近平可能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率。 体制的张力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体制中的存在似乎由来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镕基主导下以国企改革、分税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改革，也被外界认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胡锦涛当政时期强化经济控制、国进民退创造了条件。布兰特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里则指出，习近平2013年上任后，实际上是更坚定地走回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老路；而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中国政府更是倒向了后者。 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了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危险的七种思潮、主张和活动，并指出这些主张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要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这份标志性的文件发布迄今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中国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日益加强，而中国经济却逐渐走向困局。 国际资本市场对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资逐步撤出中国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彭博社报道，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里，总计11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撤出了中国市场，创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来这一数据跟踪的最长连续撤资记录。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国际投行也纷纷下调中国股市的股指目标。 唯二选择 中国政府对于当前的经济困难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周五（8月25日）发表评论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确实面临着新的困难挑战。但评论却又说，最近在一些西方舆论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又沉渣泛起；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人，恐怕内心从来没有期望过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评论强调，中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将长期向好。 但瓦格纳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变成残酷的独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对经济和政治实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说，对于后一种选择，这意味着跟随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进行制度改革，这是过去十年习近平没有做的事。
小日本悍然排海第四天，我一直注意着简中以外的新闻动向， 除了抖音那个哭的梨花带雨如丧考妣的小姑娘视频火到了油管，被老外嘲笑了几阵子， 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水花，对比着简中来看，真是风景这边独嗨， 嗨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自称有着强烈民族情怀的90后店主亲手砸了自己的日料店， 虽然我也不知道，有着民族情怀的有痔青年当初是怎么开的日料店。 （不是说不能开啊，我只是好奇他的心理路程。） 还有一群群网民，像蝗虫一样涌入各个渔民直播间，喊着“核鱿鱼”，抵制一切海产品， 在盐骚动开始酝酿时，在核污水的排放让一些盐慌子孙陷入泄愤的狂欢时， 我就隐隐感到，在任何一场纷纷扰扰的闹剧发生之后， 在隐约感受到一种时代性的遥远的痛苦之后， 最先受到倾轧和伤害的，仍然是那些底层的民众， 那些海上辛勤捕捞的渔民，那些直播间里承受着不明恶意和谩骂的具体的人。 但我并不担心这些国产海鲜的销路。 清华大学有个模型预计说，日本核处理水将在240 天后到达我国沿海， 这也是许多媒体安抚民众现在无需担心国产海鲜的理由。 但是，240 天之后呢？ 相信我，240 天后，没人会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还记得 240 天前，你在做什么吗？我也不知道。 我是查了一下才知道，240天前，疫情正在集体过峰。 那时候，国人抢的不是盐，是布洛芬，是蒙脱石散。 因为有谣言说，奥密克戎新变种 XBB ，会导致腹泻。 昨天，根据疾控中心的采样分析，XBB 已经占据中国新冠毒株 99% 以上。 但是已经没人在乎了。 舆论场，其实每一天都很嗨的， 都是在污泥堆里洗抹布，再擦窗户，都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相。 说白了，流量的大生意，只有三种： 第一种，搞笑，娱乐到极致； 第二种，玩家，精细到极致； 第三种，揪斗，阴谋论到极致。 三种都有一个共同点，越能扯越有流量。 扯到极致，越来越多同流合污，哪管洪水滔天。 在不缺傻子的地方，当然选择作骗子比较爽。 唯一的区别是：是否丧良心。 很不幸，才4天，最丧尽天良的一句话，就刷爆了简中舆论场： “切尔诺贝利见证了人类勇气的巅峰和大国的格局， 福岛核电站刷新了人类卑劣的底线和小国的蝇狗! ” 都是核泄露事故，是咋得出结论说切尔诺贝利比福岛更幸运的？ 就因为一个姓苏一个姓日？ 这不就是坟头蹦迪，不就是纵做鬼、也幸福吗？ 这些盐慌子孙丧事喜报成习惯了，都有脸替地下的死难鬼说他们“幸运”了？ 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而言， 它是每一寸肌肤的溃烂， 它是每一秒钟的撕心裂肺， 它是每一对爱人的生死离别。 但最让人动容的是在这场浩劫之下， 备受磨难的是他们，一往无前的也依然是他们。 切尔诺贝利所有受难的人，都是前苏联的牺牲品，而不是他们代表前苏联拯救了世界。 他们不止是英雄也是受害者，不要把他们的苦难等同于前苏联的功勋，这是对切尔诺贝利受难者最大的侮辱。 说什么救援及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切尔诺贝利有九级地震吗，有十五米高的海啸吗？ 因为玩忽职守酿成这么大事故，信息被封锁，事故被瞒报，民众一无所知，在高辐射下照常开展节日庆典……不但不受惩罚，还救灾有功了？ 一场来自前苏联的人祸，却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吃下恶果， 生活在那里的民众，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能愤怒什么？能讨伐什么？ 而所谓的前苏联“大国的格局”难道是指， 事故发生后，为了“避免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当地图书馆迅速让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核爆、X射线的书全都消失吗？ 是指，他们鼓励那些第一次搬离老家避难的居民们，在不远处的辐射云下露营，在河边游泳晒太阳，让军队从早已无人的小镇中清理出一栋房子拍摄婚礼，被拍成影像传至全国各地，甚至给外国人观看吗？ 是指，辐射剂量检测仪卖了一个月就不见了，报纸上不能写辐射量有多少，下降了多少，更不能写出来的是村子里只剩下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走了吗？ 舆论场，其实每一天都是很嗨的，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 那些为了带盐的大v，是永远不会告诉你更多具体的事情的， 不会让你去接触最开始，经过和细节。 他们只是把煤油，炸药，易燃物装到你接触到的信息里， 你顺从地开始谩骂，诅咒，一种极为扭曲的姿态， 又异常自我感动和欣赏成为这种集体的，复制的，动态一致的生物。 他们能给的，只是仇恨，那种安全地，撕心裂肺的仇恨。 而在恨的过程中，我们总会忘记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不满，而什么又让我们如此无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读书plus）
恒大爆雷，碧桂园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币贬值，金融一团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离。企业经营困难，失业节节攀升。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同时熄火。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尽是坏消息。而今夏，祸不单行的还有，洪水滔天（实为人为泄洪），淹了华北，又淹了东北，毁了无数家园，败了无数农田，死亡数字更是一个无底洞。举世公认，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连带拖累世界经济。 为何中国经济一败再败？或曰：为何习政权一败再败？鉴于二十大之后形成一派独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一人掌权，故而，如今的中国政府，只能称为习政权；如今的中共，只能成为习记中共。习政权一败再败，在于习近平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习近平的性格特点，总结起来，至少有三点突出之处。其一，权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权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个人权力为首要顾忌，故而凡事需要“亲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亲信；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稍有意见不同，则怀疑对方有二心、心怀异志。其三，固执，顽固，固步自封，冥顽不化，且头脑陈旧，思维落后，整个精神状态停滞在旧时代，与新世纪格格不入。 基于他的第一个性格特点：权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权或下放任何权力，必然造成庞大的官僚集团停摆。各级官员遇事不敢做主、也不愿做主，只等上令，等习令。愈加滋长了官场懒政、怠政、堕政之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基于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疑心重，听不进任何人意见。于是，他更多的听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仅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甚至听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即便他身边那些亲信大臣，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也终日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于他的第三个性格特点：固步自封，执着于旧思维。始终用旧脑筋应对新世纪。面对复杂纷纭的内政外交，他的手法却简单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旧时代的手段，敷衍应付新时代的变局，用旧药方对付新疾病。用主观欲念代替客观现实，凡事想当然。总是力不从心，却又认识不到问题所在。实际上，他本身缺乏当今时代的常识、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与多数人、尤其与年轻一代的感知和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个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错误决策-死不认错-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性格决定命运，习记中共，焉有不败之理？ 有人或反驳：说习近平处处失败，却为何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且一再取胜？以至于一举打破任期制、轻松复辟终生制，在二十大夺权之后，俨然“黄袍加身”，成为新的帝王，红朝皇帝。 要解释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正在于：习近平的旧脑筋暗合一党专政的旧制度。他充分而狡诈地利用了那个庞大而陈旧的党机器，为他个人集权服务，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国的军警特，还充分利用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终日为他造势造神。 换言之，习近平得以集权和复辟，仍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其实，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经济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邓时代，留下巨大的历史漏洞，最后，竟让习近平轻易地钻了空子。 在一党专政制度下，当某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只要他有意独裁、精心运作、狡诈使力，先凭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权，不断换人，任人唯亲，安插亲信于权力要津，最后全面掌控军警特；只要他唯我独尊、六亲不认、心狠手辣，凭籍他手中掌控的军警特工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大清洗，清除异己，同时制造恐惧；借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迫使党内官员在恐惧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国理政，则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何也？还是笔者那句老话：一人成功，全国失败（诸如毛泽东、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独裁者的成功，必伴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失败。或者说，独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牺牲、为代价的基础上，这是独裁的巨额成本、超级成本。专制和独裁的本质，就是祸国殃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 楼市热热闹闹，做“夜壶”支撑了经济数据十几年。临了尘埃落定，回头一算账才发现，这场游戏的参与者，似乎没有一个是赢家。 开发商：碧桂园欠债1.43万亿，恒大欠债2.4万亿，万科欠债1.35万亿……大大小小的开发商，都是巨额债务缠身，”暴雷”此起彼落。 地方政府：高盛估算的数据是，中国银行系统拥有94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占总资产的20%（据高盛2023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 测试 “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 住户部门：截至2022年年末贷款总额749323.11亿，居民债务杠杆率为61.9%。2009年”四万亿”之后，杠杆率从20%多上升到60%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居民杠杆率超过65％将影响金融稳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大家都欠了巨额债务，而且违约频发。这钱，到底都到哪儿去了？ 2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看下面这个例子。 上周，房哥一个好基友在广东惠州（没错，就是前几年很多温州土豪去炒房的地方）租房，这是一个沿海的度假区板块，好基友租了套精装全新舒适二居室，租金每月才一千出头。 就是这么一套房子，房东在几年前价格高峰时买入，单价（含装）1.5万元/㎡，如今市场价不到8000元/㎡，几乎跌去了一半。 降价惨烈，还没人接盘。当然，这不是房哥今天要说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好基友在晚八时拍了下所住楼栋的“开灯率”，情况是这样的： 交付好几年的全装修房子，在人流高峰的暑期旅游旺季，亮灯率百分比低于10%。 然后，沿街社区商铺，几乎是全黑的： 更令人感叹的是，好基友租的房子所在楼栋，共31层，每层18套，一栋楼合计多达500多套（小户型和公寓）。 然后他这栋楼的序号是：第80幢！没错，是第80幢。 这样大规模的小区，在周边还挺多，开灯率也在相似的低水平。 对此，好基友不禁感叹：房子，真的是多！人，真的是少！ 3 房哥好基友看到的超低“开灯率”和大规模空置，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中国普通二三四线城市“房子过剩的浓缩代表”。 那么问题来了，房子的大面积空置过剩与欠债还不了之间，有关系吗？ 其实，我们今天楼市系统性风险的问题症结，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微观层面，借的钱能不能还，归根到底，取决于用这钱调配的等价资源，能否带来高于其价值的产出。 举个栗子 比如银行借你100万，你用100万换来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来生产商品。 如果你生产的东西，能被市场以105万元（借款+利息）接受并售出，那么你就能还债或维持债务链条的持续运转。反之，债务违约就有可能出现。 这个简单的道理，放到宏观层面，同样也是成立的。 在房地产的这条“银行—购房者—开发商—-地方政府”链条中，所有的借款，都指向生产两个终端产品： 开发商生产房子； 地方政府生产叫“基建”的公共产品。 这十多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累计借了百万亿元级别的money未还，大家对此的惯性认知是这样的： 所谓的房地产支柱作用和“夜壶作用”、政府投资基建的增长引擎作用，就是这样来的。 然而本质上，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用”印钞机“进行信贷扩张，大举借钱，且利用这些借款，调用基建产业链条和房地产产业链条上的所有要素资源（包括土地、钢筋水泥、各种建材、劳动力等等等），终端只产出两样东西：房子和基础设施。 4 那么，这十多年举国借债生产出来的这两样东西，能抵得过相对应投入的money吗？ 在住房短缺或结构性短缺年代，市场对房子的价值认同度很高，老百姓的债务水平也比较低，这个时候的房子抢着买，开发商的债务自然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此时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入），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是嗷嗷待哺，基建的边际效用很高，外部正效应很大。比如一条金温铁路，给温州制造业和运输业带来多少好处啊？ 这个时候，基建投入的高回报，便是属地经济、税收、地价的扎扎实实增长，回报远高于投入，地方政府的日子过得游刃有余。 而到了最近五六年，房子和基建这两样终端产出，情况已经发生重大性变化。 一方面，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借钱越借越多，说明房子和基建的终端产出基数越来越大，产出速度也在加快。“快周转、高杠杆”就是这个阶段最好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客观规律意义上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已经接近尾声，住宅存量饱和或过剩，绝大多数普通的二三四线城市住房需求没有后劲。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大开发大建设大造房子，已经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这时候的债务，对于开发商而言，相当于动用天量借款，去集合、调配上下产业链生产要素资源，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区域换来一大堆没人住的房子。 这时候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动用天量借款（政府自己借款、开发商买地借款），调配所有资源继续加大力度，实施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计划。 落实到具体层面，要为这些新开发的房子，生产提供相应的基建配套（比如道路、电力、市政排污、公共建筑、城市界面形象等等）。 房子没人住了， 开发商的债务链条就滚到头了； 房子没人住了， 相应投入生产的大市政配套，也失去了相应价值。 十几年的刺激再刺激，加码再加码，都加在房地产和基建头上。超大规模的终端基建产出，边际效用也越来越低，外部正效应大打折扣，也就很难换来税收增长和经济效率的系统性提高。 于是，许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条，也很难再维持下去。 5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A 借钱，意味着调配等价的资源，而关键，就在于调配资源生产了什么？ B 如果生产的产品有价值、有需求，那么借钱会让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社会的财富就会增长，债务不会成为问题。 C 反之，如果生产的东西没人用、浪费、低效率，那么借钱意味着让资源部分或全部变成废物。财富灭失了，自然债务也偿还不了。而向银行借的钱，就成了真正的“货币注水”（没有对应的财富增长）。 最后一点，或许就是当下大家都借钱、没人是赢家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说，再动用刺激政策，维持房地产等原有的路径依赖，把经济指标数据搞得好看一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这样干，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实打实的家底财富），把它们变成一堆基本没有用处的钢筋水泥丛林。 所以，继续走房地产刺激的政策老路，就是”奔赴深渊”…… 这就是好基友“超低开灯率”带给房哥的启示。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温州房哥）
近日，国际主流媒体开始公开唱衰中国经济，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指习近平的失败模式使中国经济熄火，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导致懂经济的技术官僚被体制排挤，结果经济决策错误叠加已无法挽救。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相继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向被视为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登了一篇雄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雄，文章毫不客气地对习近平以政治挂帅倒行逆施致使中国经济崩溃国民返贫的现状予以抨击。虽然全文没有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但读者会心知肚明并产生共鸣。网友@流氓战机发帖称，此文不亚于胡耀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条条罪状，一针见血！又到历史关口。 文章开篇就直达主题，作者写道：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雷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明显呈现通缩特征。第二季度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比下跌87%！中国恒大、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及相关产业陷入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中国坊间流传段子：“经济新三大引擎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新华社”“挽救经济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接下来作者阐述了四点观察：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视私企为韭菜，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罗织罪名入狱，大午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走，巧取豪夺令人心寒！所谓“行业整顿”充满随意性，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并非神话，而是现实！种种不公正待遇令私营企业家发出“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的哀鸣，投资信心尽失，因而“润（RUN）”意顿生。如今，官方又透过打击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档案企图刹止“润潮”。中国私人企业和国际外资企业都是私有制的产物，目睹私企悲惨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感觉中国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从而避之则吉。 第三，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有人违反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风，将科学问题的公共卫生政策探讨，无限上纲为制度之争，提出不切实际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口号，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企业的生产、流通、营运惨遭腰斩，居民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乃至居住权、财产权被恣意践踏，造成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是中国继大跃进、文革浩劫之后的第三次大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民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后患无穷！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灾，违反“水往低处流”自然法则，让海拔较高的涿州为“保护”海拔较低的雄安新区，无端成了泄洪区。涿州市民被拍脑袋工程祸害，人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四，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但近年中国经济下挫，却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国际交往欠缺风度，撒野成性，四面树敌。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单方面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部署武统台湾，在一系列事态演变面前，美国及盟友意识到，基于国家安全和对国际秩序的维护，有必要“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并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交易予以脱钩，避免养虎为患。外交上亲俄反美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令外商惊悟危邦不入，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将“火烧连营七百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大坍方，反令政权地动山摇的原因。 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这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作者在文章结尾总结道：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路风尘一路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作者：巧江南 城市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它的瞬息万变和无所不在的竞争，除了那些寡头企业能保持基业长青外，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每天都在竞争、洗牌、重组和消亡，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一家餐馆可能从中餐变成日料再变成西餐，一家时装店从最初的雄心勃勃、日进斗金到生意萧条、门庭冷漠，最后无奈清仓秒杀。就算经营有道的老店，每隔一段时间也要换一换招牌，刷一刷门楼，以迎合摩登时代顾客的喜新厌旧。 除了商业的竞争，人也是如此，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到不同的职员，有些人今天出现了，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所有这一切都在悄然无息中发生，就像一场大火将一片原始森林烧毁后，经过一场大雨，植物们和动物们又在无声无息中继续谱写自己的生命序曲。 位于内西区，距离市中心10公里左右的Burwood 就是这样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给你带来惊喜的地方。这是一个华人移民占比很大的社区，尤其以青年人居多。在区中心酒店的一旁就是一条不逊色于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融合中国南北特色的餐馆和杂货店在这里有主导地位，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个性俏皮的中文招牌，错落有致的店铺食肆，将这里装扮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橱窗，你可以在这里一窥香港夜生活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回味上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优雅风情。 Burwood (图：看传媒） 在Burwood,几乎来自中国各个地域的移民都有机会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特色美食。就拿笔者的家乡来说，大煮干丝、熏鱼、小笼包等等自不必说。有时只要你在心中默默期许什么美食，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如愿。 笔者以前从电视记录片中了解到福建特色的肉燕馄炖，馅是肉的没有意外，皮竟然也是由肉锤打制成，肉包着肉，没有肉的烦腻，却有超越面皮的爽滑Q弹。以前没有机会亲自去福建品尝如此别具特色的小吃，没想到如今在大洋彼岸的异乡如愿了。 和其他渐渐步入老龄化的成熟社区不同，Burwood 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发展中社区。这里的小吃街就像美食创意的梦工厂，一点不逊色于台湾夜市的百花争妍。煎饼可以做出冰淇淋蛋糕的造型，凉粉可以做成五颜六色般玲珑，冰糖葫芦并不一定要有山楂，只要是水果就可以让他们别具风味。在这里经营的商家似乎不担心顾客会拒绝新式小吃，烦恼的可能是没有夺人眼球的创意。 视线向南转移，距离Burwood 不远的Campsie 同样是一个华人移民占比较多的社区，居住在这里的新移民以青壮年劳动者居多，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邻家叔叔阿姨的那份勤劳与朴实。 《圣经》中讲以色列人居住在一片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在我看来，Campsie也像华人移民的迦南地。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负担得起的支出购买到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有些店铺外观上看起来略显破旧，被居住在高端社区的华人调侃为“坎破鞋”，走进去看到里面的商品陈列也略显杂乱无章，让那些来自高级社区的人有些望而却步，但是只要你愿意亲近它，你依然可以在探索发现的同时找到你想要的商品。 Campise 每周日都有一个跳蚤市场，摆摊的商户以华人和意大利为主，他们卖着各色二手的服装鞋帽、闲置餐具和五金配件，也有装点生活的瓷器、手工艺品和花卉。 新移民来到一个地方，有时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周围的人灌输某种观念。我曾经就听人说，“在澳洲买东西是不可以还价的，这会被认为是粗鲁的，不尊重人的。” 现在看来，这种只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乌托邦式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买卖本质上就是买卖双方相互协商妥协最后达成价格平衡点的过程，逛跳蚤市场的乐趣有时就是买卖双方相互价格博弈的乐趣。 当然，如果我们的市场都是公平公道的，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相符，买家也觉得物有所值，我们有时会避免很多口舌和市场摩擦损失。 Campise的跳蚤市场商户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大概已经渡过了财富不自由的阶段，摆摊对他们而言可能更多是一种生活体验，并不将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我在那里淘到些有趣的老物件，对方出什么价，觉得值这个价，并没有废太多口舌去还价。 在澳洲生活久了，你就会发现澳洲人的那份实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欺负生客，不会故意出高价让你做冤大头。以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州际列车为例，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独特的场景来好好赚乘客一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票价比机票低，售卖的有鸡有牛的餐食比外面的市场价还便宜，列车员的服务不像乘飞机那样因为仓位不同而区别对待。 我第一次乘坐，听到广播里的购买餐食提醒有些犹豫。以往生活的经验和常识告诉我，火车餐食是价贵、量少和难吃的，以前坐火车看到列车员推着快餐盒来回吆喝，肚子饿得咕咕叫，嘴上却不敢开口，生怕一问就问出个快餐的天价，然后还要含着泪吃完。事实上，当我看到他们的菜单，还是被这样实惠的价格惊讶到了。 如果说Burwood 的美食以求新求变为特色，那么Campise走的就是中规中矩的大众亲民美食路线。以包子为例，Campise 的价格更实惠，个头更大馅料也更足，其他一些外卖熟食莫不是如此。 如果居住在Burwood的青年移民有种五陵年少争缠头的风发意气和自由不羁，那么Campise 的青壮年移民就有一种了然人情世故的成熟稳重， 离乡背井的疏离和孤独感，让他们身上自发的一种朴实和健谈，他们不会打量你有没有时髦的发型和时尚的穿着就将你分门归类区别对待。身处势利的大都会，也没有将他们打磨得油嘴滑舌和装腔作势，他们在交流工作信息的同时，最牵肠挂肚的就是家中的亲人，“你家孩子多大了？学习怎么样？” “ 我家孩子说等我赚了钱回去要在上海买个大房子。” 没有被圣贤书耽误的他们有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可塑性， 或许说他们有着中国人朴素实用的信仰。在热闹的跳蚤市场里，一位劳动者打扮的男子对着电话另一头的人大声说，“现在信菩萨已经没有用了，你要信耶稣。” 我听后，会心一笑，感觉他有趣中带着一丝可爱。 在中国人传统信仰体系里，信什么拜什么必须有实用的价值，求财神可以发财致富，拜观音可以送子多福，跪妈祖能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效用，没有什么神是不可以拜的。对很多新移民来说，教堂教会的确是他们来到陌生之地后善待他们，为给他们提供精神庇护的地方。不管他们是不是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去奉献自己荣耀上帝，他们都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基督教讲因信称义，意味着你相信它就已经是功德大半了，更何况人类原始的图腾信仰就是由于解决自己面临的困惑而来的。 当一个人的脑袋不被一种价值观占据，就会被另一种价值观占有，因为人作为一枝有思想的芦苇在茫茫人海中是多么渺小和脆弱。 移步东南方向，距离Campise 不远的是另一个华人占比较多的社区Hurstville,居住在这里的华人以讲广东话的移民为主。走在这里的街头，随处可见港片里的那种茶餐厅和烧腊店，茶餐厅的外墙经常贴满了像春联一样的五颜六色的字条，上面用黑色隽秀的毛笔字写着招牌菜和今日份特价ABCD套餐。 茶餐厅和其他餐厅的不同和精妙之处就在于一个打头的“茶”字，你若是点一个20元左右的特价套餐，绝对能满足口腹之欲。 茶餐厅在香港是街头大众化的小吃，真正请客宴席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它却让市井小民用瘪瘪的荷包享受到了一份舒适与满足。 吃茶餐厅，不管你点山珍海味，鲍翅鱼肚，还是一碗普通的叉烧饭，服务员都会给你来碗大骨汤，里面还点缀着白嫩的萝卜或金黄的玉米，色香味俱佳。除了大骨汤，一壶茶，套餐一般还有奶茶和咖啡可选。这一套下来，你只叹自己的肚皮太小太薄，容不了如此海量的金汤玉液。 喝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是一种慢生活，茶艺或是茶道将本来放茶、倒水、喝茶的简单三步曲发展出了一套套既耗时繁琐又不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方式，但是它依然吸引不少人去放慢节奏体验这样的定格生活。 提起茶餐厅和烧腊店，相信很多人会对许冠文出品的一部以此为背景的电影记忆犹新，有人可能会对它们的卫生环境心有余悸，其实笔者吃过那么多家烧鸭、油鸡和叉烧，也没有一次闹过肚子不舒服。 但是我也发现，几乎所有的烧鸭都是“一毛不拔”，那些烤得古铜色的鸭子在明亮灯光的投射下，透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光泽，很难不让路过的行人止步。但是你如果走近一点看鸭子，就会发现每一只鸭子的腿部都或多或少有毛，对有些人来说食欲可能减半。 这其实并不是个案，几乎每家店的鸭子都有毛，只是或多或少的区别，这大概也是行业的规则，也许对有些食客来说，“无味的大肠不爽，无毛的烧鸭不香”。这一现象在西式的洋快餐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当你吃炸鸡腿或鸡翅的时候，也经常可以看到微微凸起的毛发。 我曾经问一位烧腊店老板，“为什么不把上面的毛去干净，让它看起来更干净卫生呢？ ” 老板用一句有点万能公式般话回复说，“你知道澳洲的人工多贵吗？” 我私下猜想烤鸭去毛不是举手之劳吗？只要放在下面的炭火上把毛烧成灰烬不就可以了吗？然而，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过去传统的柴火烤制方式可能早已被电烤的模式取代，火烧鸭毛的想法有点不切实际或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一个小小的程序变更对于流水化作业的大型工厂而言可能就要意味着百万千万的成本投入，这对于商业来说的确是不经济的。 Hurstville虽不似Campsie 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中国杂货店，但是她的理发店简单理一次发的价格可能是全市最具竞争力的。几年前男士理发有低至5元的价格，如今依然有8元快剪店门庭若市，老中青幼各个年龄层的顾客都有。理发的价格虽然便宜，理发师的技能和服务并没有大打折扣，也没有将你想要的haircut变成cut hair 般糟糕。在动刀之前，他们依然会询问你的需求，最后吹完头发屑，戴上眼镜照一照镜子，并没有和自己的心理预期有太大落差。 这里可能也要颠覆我们的一般认知，便宜的价格有时并不代表品质和服务就差，它可能仅仅像某大型仓储超市的烤鸡一样，是一个招来顾客的定价，你若是想要更多更好的服务，那就需要支付更多的溢价。 好市围的面包店也可以说是她的特色之一，两三家面包店都不是什么连锁大品牌，却在瞬息万变的商战中长年屹立不倒。好吃是一方面，价格亲民也是另一大因素。在近年来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价格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商品也没有偷工减料，真可以说是难得的良心商家。 在澳洲，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将华人聚集区称为华人区，笔者认为这个称呼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时刻都在动态变化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永远属于某个人或某个族群的。在佛教的世界观中，万事万物都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我们所看到的花，也许暂时美艳，终将如昙花一现，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都是天地万物的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