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年度政治大戲——全國「兩會」開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月28日召開會議，強調擴大內需、穩定樓市與股市，並防範經濟與外部風險。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美中貿易爭端再升級的背景下，中國如何穩住國內經濟、應對外部挑戰，將成為今年「兩會」的核心看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強調經濟維穩 據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習近平主持，主要討論即將在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稿件。會議強調，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必須高質量完成既定目標任務，為即將開啟的「十五五」規劃奠定基礎。 會議重申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包括「擴大內需、穩住樓市股市，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衝擊」，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 「政治安全」擺首位 同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國家安全」優先，明確指出「捍衛國家政治安全」是平安中國建設的核心任務。他表示，要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並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治理思維。 一年一度的兩會即將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預計，解放軍十幾名高級將領可能缺席。 近年來，相較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強調「市場」與「發展」，「安全」正成為中國政府政策制定中的關鍵詞。據《日經亞洲》統計，去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安全」29次，「風險」24次，均高於往年，凸顯政府對社會與經濟穩定的重視。 分析：面對美中新局 經濟與維穩成兩會基調 中國全國政協與人大「兩會」將分別於3月4日、5日開幕。儘管自去年起，原本備受關注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已改為「如無特殊狀況，不再舉行」，但「兩會」仍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政治經濟動向的窗口。 依據會前中國官方透露的信息，以及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所判斷的，今年會議的核心基調或圍繞經濟穩定與社會穩定發展，特別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宮、美中貿易緊張加劇的背景下，北京如何應對外部壓力備受關注。 中國經濟增速目標或將維持5% 按照慣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在人大開幕式上宣布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現居美國的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兼任副教授吳明德認為，儘管中國經濟疲軟，但「為了面子」，官方仍可能設定5%的增長目標，或至少維持在4%-5%區間。 吳明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設定增速目標的關鍵考慮之一，是應對可能再度升級的美中貿易爭端，這將直接影響中國出口。 他解釋道，美國市場佔中國出口的17%-20%，過去四年，中國企業通過轉單至東南亞、墨西哥來規避關稅。但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墨西哥施壓，堵住這些漏洞，使中國面臨更大壓力。 吳明德說：「在特朗普上一任簽了協議之後，美國和中國互收關稅 其實就是美國每一天多收1億美元的關稅，一年收多365億，過去五年就接近收多了1800億美金關稅，變成中共少賺了1800億的利潤。」 兩會看點：財政刺激政策加碼?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琮嬿同樣認為，在中共高層「穩中求進」，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策略之下，今年經濟增速目標仍將維持在5%左右，不會鬆動。 但她表示，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速不僅實現得頗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推動貨幣寬鬆政策，但效果有限。因此，外界關注今年「兩會」是否會推出更多財政刺激政策。 然而，2008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推出的「四萬億」大規模財政刺激，留下了長遠的負面效應，加上中國現正面臨美國的關稅壓力，方琮嬿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會選擇相對保守的財政政策，以確保財政工具的彈性，不太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擴張策略。 兩會看點：如何鼓勵私營企業、化解債務風險?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則認為，由於中共面臨政治、經濟及其自身內部更多不可測的變數，因此今年兩會的重要性相對提高，觀察重點在於中國政府如何扶植私營企業及化解債務風險。 宋國誠指出，今年兩會期間或將提出鼓勵私營企業的方案或政策，因為目前看來，中國只有私營的高科技企業，技能與美國企業一搏，又能促進經濟復甦，但儘管短期內對官方有利用價值，長遠來看，只要中國體制不變，私營經濟仍將處於「妾身不明」的窘境。 面對各地債務風險，宋國誠分析，兩會中可能出台全國性的化債方案，首先是加大對地方政府「輸血」，以資金支持助其處理債務；其次是調整金融槓桿，為房地產企業紓困，此外也可能採取寬鬆貨幣政策，進一步刺激消費。 兩會看點：外長記者會如何論述美中關係? 除了經濟問題之外，在總理記者會取消之後，人大會期中的中國外交部長記者會，預料也將是今年兩會重頭戲之一，而美中關係顯然將是重中之重。 宋國誠指出，外界或許有機會在兩會期間的各項議題中，解讀出中國將如何應對美中貿易爭端升級。但比起關稅問題，中國政府更擔憂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會推動「聯俄抗中」。 宋國誠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話，強調中俄兩國是患難與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鄰居，其實這是一種求救信號，也是一種危機意識的反應，所以基本上中共對美國還是採取軟性訴求，重申所謂的合則兩利，斗則兩傷的立場。」 《反分裂國家法》20周年 中國對台有新招？ 今年也是中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台灣官員近日警告，北京可能在「兩會」期間加大對台威懾，甚至對台灣人採取更具危險性的舉措。 台灣《聯合報》報道，2月26日中共「對台工作會議」結束後，官方通稿刪除了往年常見的「和平」一詞，引發外界關注是否意味著北京對台政策調整。今年中國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台灣的表述部分是否會有變化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宋國誠認為，中國可能會藉此擴大宣傳《反分裂國家法》的合理性與合用性，並通過俄烏戰爭新進展，進一步渲染移美論，動搖台灣人的反共意志。 方琮嬿則認為，中國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員中，有許多是對華鷹派，因此目前對於美國介入調停俄烏戰爭的影響，仍抱持觀望態度，在此情形下，對台政策不至於發生大幅變動。 方琮嬿說：「要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去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對台政策調整，我覺得可能性是比較低的，比較可能就是說(中共)他會繼續採取融統、促統的策略，繼續對台做所謂兩手策略，軟硬兼施。」 中國政府政策創新有限，維穩或仍是主旋律 位於德國柏林的政治學者張俊華認為，危險的關鍵在於中國未能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錯誤的刺激政策恐經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不滿政府的情緒，所以必須另外製造新的「敵人」來轉移視線，對內是反腐，對外就是栽贓台獨，加大對台施壓。 但另一方面，張俊華也指出，中國雖挾其軍事實力，足以成為區域霸權，卻受限於中共政權自身封閉、被動的政治機制，而導致缺乏開創思維，終究無法成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國。 在此背景下，每年一度的「兩會」，隆重場面行禮如儀背後，也難以令人期待會有開創性的成果。 張俊華對美國之音說：「最關鍵是現在中國政府沒有創新能力，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所有問題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這個範圍，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從改革角度上，有新的進展，就是不用期待的。」
中共即將於下周舉行人大政協兩會，為未來提供路線藍圖。中國政治學家、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新出版《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 轉型八論 》，提出從習近平的「逆轉型」到中國大轉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屆時的統治可能遭遇挑戰。吳國光認為中國已經沒有由上而下變革的可能，只有大規模的民變才能促發官變和制度之變。吳國光博士從不同社會力量的互動，預測中國在後習近平時代可能出現四種前景。 習近平「逆轉型」將中國歷史帶入「垃圾時間」 《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國光最近在紐約博登書屋出版。這套書推出正值《北京日報》批評的「垃圾時間」和「躺平」這些名詞受到高度討論。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王維正認為，垃圾時間」談的是中國的預知結局且無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國改革開放走入死胡同中。」吳國光認為中國的「垃圾時間」是習近平 「逆轉型」的結果。吳國光指出，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前夜開啟了這種「逆轉型」進程，將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 他說，過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壓維穩，一方面給老百姓發財改善生活的機會，以換取人民不挑戰中共一黨專制。現在習近平的「逆轉型」 減少了中國人曾經享有的若干經濟社會自由和發財機會，把中國帶入「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證明北京從前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 不計代價發展經濟和進行維穩的制度失敗了，因此這也是人們反思這種模式並尋找出路的機會。他指出，如果「垃圾時間」意味「小民絕望」，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個人命運，人民就會開始思考是中國制度框架是否存在問題。 吳國光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的逆轉型不意味它必然帶來中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轉型，但這種逆轉型為在中國結束共產黨制度的大轉型帶來了可能。 「逆轉型」或開啟中國「大轉型」的破局之門 吳國光樂觀地相信中國人會生活在一個權利有保障和民主的體制之下。他的想法經歷過幾個階段的演變。吳國光曾經在鄧小平和胡趙體制時期參與高層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當時他相信「中共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國推到一個進入民主化的門檻」，但最終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收場。 吳國光博士曾經在1990年代提出中國政治轉型兩階段論：即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從威權主義轉型到民主。他表示這是因為自己看到了台灣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國引入市場因素改革，結果是中國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民主化則淪為空想。 時至今日，吳國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國轉型「民變論「。吳國光對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說，習近平「逆轉型」帶來的是大眾利益普遍受損和小民絕望帶來的諸如白紙革命和陝西浦城職業高中這類反抗事件。他認為這種小型「民變」如果進一步擴大，鎮壓就難以奏效，並可能在政權內部產生鎮壓與妥協的意見分歧，這就是民變觸發官變論，這個時候破局可能就出現了。 後習近平時代中國「大轉型」的四個想像 吳國光博士預測了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四種可能前景。第一是「鄧小平二世」模式再現，這種前景的特點是「鄧二世」成為中共核心，掌握關鍵決策權，但高層會有部分權力分享。吳國光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這需要中國再現一個鄧小平，在細數了李強、蔡奇、曾慶紅、溫家寶等領導人之後，他認為現在中國已經沒有第二個鄧小平出現的土壤。 第二種是經過權力鬥爭後再出一個野心家，意即「習的狀態被複制或者延續，」也就是 「習二世」模式。吳國光認為這種情形只會持續加劇社會不滿，難以成為中共可持續模式。第三種是回到胡趙模式，推動共產党進一步改革。他認為這種模式只是理論上有可能，現實中還看不到中共裡面有新的胡趙這樣的人物。 第四種是出現新生社會力量。如果現在習近平完全不掌權了，他說，「那麼我相信，社會力量在全國各地都會蜂擁而起。」不過，他也不敢斷言中國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吳國光之外，其他外國學者也探討了後習近平時代的各種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開始觀察中國發展軌跡的法國漢學家白夏告訴美國之音，後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會變成一個集體領導黨，並反省習近平執政時期的錯誤。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中國研究研究員約書亞•艾森曼和托馬斯•S•塞克斯頓（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國《國會山報》發表聯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對中國未來政治軌跡「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的誘惑。」他們警告說，中共權力的韁繩很可能最終落入中國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國家機器中默默無聞的官僚，因為他們深諳如何在體制內行使權力。 習近平之後的中國將走向那一個方向？吳國光博士說，「民間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動才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 。」
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反腐運動已經導致越來越多軍中大老虎落網。這個運動擴展的範圍越來越大，預料可能有十多名解放軍高級將領會缺席下周在北京上演的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戲「兩會」，即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年會。 今年的兩會計劃在三月四日開幕。就在上個月底，北京宣布，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原黨組書記、董事長譚瑞松因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而落馬。中航集團是一家主要的國防承包商和飛機製造商，而且名列《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之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CCDI）指控他侵吞巨額公共財產，「靠軍工吃軍工」。 譚瑞松本人或中航集團都未就此發表公開評論。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動的反腐運動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中國解放軍的各級將領對他的個人忠誠，而不是真正對貪腐的關切。過去兩年中，超過14名高級官員受到懲處。 有報道說中國國防部長、海軍上將董軍可能正在接受調查，不過中國外交部去年年底曾否認這一說法。分析人士表示，他們將密切關注董軍是否會出席下個星期舉行的兩會。 習近平在2023年就已經將解放軍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和他的副手劉光斌解職，而在目前還未結束的第二波整肅行動中又有四名上將、八名中將和兩名少將落馬。至少還有三名航空工業的高管被中國全國政協解除委員資格。 習近平去年六月在對軍方高級將領講話時明確談及他對軍方進行整肅的目的。 「我們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習近平說。「槍杆子必須永遠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 習近平的說法與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的一句名言相似，那就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有些人認為，目前進行的反腐運動其實反映了中共內部的政爭和內鬥。 「清洗很可能反映出黨的其他領導人對習近平越來越大的挑戰。那些被懷疑對習近平不夠忠誠的軍方領導人就有可能最先遭到解職。」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亞太研究教授佐藤洋一郎（Yoichiro Sato）向美國之音表示。 「軍中貪腐並不新鮮。貪腐指控是習近平整肅對他統治構成潛在挑戰者的一個工具，」佐藤洋一郎說。 反腐運動也會引起相當程度的政治混亂，因為目標人物也包括了部分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官員，例如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海軍上將。 中國前後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也在2023年被解職或受到懲處。李尚福是在任上落馬，而魏鳳和是在卸任後被整肅。 魏鳳和在2028年3月至2023年3月期間擔任中國國防部長，在那之前他是火箭軍司令員。 苗華被停職顯示，反腐運動已經擴大到軍方的政工部門，而這一部門是最高當局監督和掌控軍事部門的眼睛和耳朵。在這之前，反腐運動主要集中在被視為腐敗溫床的與裝備採購相關的軍事部門，例如火箭軍部隊和解放軍總裝備部。 分析人士認為，反腐和清洗有可能強化了習近平的地位，但是也可能產生了負面的效果，士氣因此低落，中共奪取台灣的軍事能力也很難不受影響。 「如果習近平不能確保解放軍在一場衝突中能夠取勝，他是不會甘冒對台灣或在南中國海作戰可能帶來的風險的，」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ICS）首席研究員海倫娜·拉加達（Helena Legarda）指出。「短期看，至少在這第二波反腐運動尚未結束之前，北京發動一次公開衝突的動機可能不會那麼高。」 華盛頓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NBR）局長甘浩森（Roy Kamphausen）指出，習近平本人也對解放軍組織、實施和完成現代作戰任務的能力提出過質疑，稱解放軍患了「和平病」。 「持續十年的解放軍反腐運動對士氣產生了負面影響，解放軍完成使命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削弱，儘管軍隊的技術裝備水平在不斷提高，」甘浩森對美國之音說。「這一切表明，習近平想要以武力奪取台灣的意願已有所降低。」
過去幾年，一個久違的名詞，「自己人」，經常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共的內部講話中，如同一個長久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政治的一個隱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矛盾和危機。 尤其刻下，譬如從不久前的「217」會議到春季前後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會議，在缺乏實質性利好政策的同時，中共官員們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詞，用來表明心跡和誠意，以拖待變。 只是，這種近乎黨內「黑話」的話術，不僅難以增進企業家們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認同焦慮。以「自己人」為標誌，一場圍繞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認同衝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統治話語和治術的貧乏，也表明中國的政治衰敗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的薛定諤狀態 與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傳統統戰的範疇。歷史上，在作為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中，「自己人」並不算是其中一個常見的話語。通常只有在黨內的偶爾場合，處於需要分清敵我和幫派的兩種情形，即或者為了拯救可能被枉殺的同志，或者為了拉攏黨內團伙和幫派，才由關鍵人聲稱、擔保某某是自己人。 這是中共內部組織關係的屬人化和主體化，包含著承認、利益和組織等多重認同，既有關個人和團伙的組織承認，類似秘密會社成員對上「切口」、手勢後的釋然，更被引申作為整個統治集團甚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認同，有著很強的「講政治」象徵。 至於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來說其地位和認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間經歷了反覆變動，從被統戰、可團結的民族資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專政對象，從與黨政官僚相互依賴、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到「國進民退」的犧牲品、從黨內團伙的「金主」到「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等等，可謂大起大落，可謂是見證著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劇變的一個關鍵指標群體。這也是直到今天這個群體仍心有餘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還是在江澤民時代。他在任的最後幾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第一次在意識形態的理論層面將民營企業家群體吸納為中共的自己人，承認他們具有先進生產力代表特性，承認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也願意將他們吸收入黨。當然，相比此前在統戰層面的黨外地位，也就是承認其政治協商即中共執政和資政夥伴的有限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具有質的變化，一度引發中共黨內外的巨大爭論，被認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會民主或者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然而，2012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更迭終結了民營企業家與中共的蜜月，在國進民退的浪潮推動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處境每況愈下，甚至淪為各地官僚「捕撈、漁獵」的目標、也是新一波義和拳民發泄仇恨的對象。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經濟下滑、危機臨近，以杭州Deep Seek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間的晶元戰爭和AI競賽中的突破性表現，代表了所謂新質生產力，突然間拯救了整個私營部門，也促使中國領導人在「2·17」會議上再次向民營企業家喊話，稱作「自己人」。 然而，因為其內生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夠法律解釋、意識形態理論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詞的定位是否意味著中共回歸了江澤民時代的路線、是否真正承認民營企業家作為統治集團成員都極不確定。僅僅從「自己人」一詞，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或承諾，遑論如何作為中共的「自己人」參與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們今天的處境或如薛定諤的貓一樣，無論個體還是集體，不可說，不可看，命運全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才是中國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根源。 供給側的政治衰敗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營企業家已經是中共黨員身份，他們也不相信所謂「自己人」的歡迎辭。畢竟，連根正苗紅的企業家任志強，都因對「自己人」的大膽批評而入獄，何況從2013到2023年的十年間，中共以反腐名義清洗了四百萬幹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萬，近五百萬幹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險一點不小。相比之下，還是作為傳統的被統戰對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糾結困境，凸顯「自己人」一詞背後的中國政治衰敗。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後，政治衰敗幾乎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福山所說，當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在現行體制下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便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走向政治衰敗，這正是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美國政治展現的衰敗趨勢，包括高度的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 在中國，這種政治衰敗也幾乎同時發生。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治轉向封閉和集權，中共統治集團對外部和內部的新興力量均採取拒絕和鎮壓的敵視態度，踏上了新毛主義的政治衰敗進程中。爾後儘管福山到訪北京受到王岐山的親切接見，卻未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太平洋兩岸的政治衰敗進程幾乎同時開始了，後者反而從中得出了「東升西降」的超級自信。 當然，其中一個插曲今天看起來更意味深長：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的一位中產階級精英住進了隔離集中營還手握福山這本著作，日讀不綴，被全國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時間，此書洛陽紙貴，中國社會精英們對政治衰敗到何等程度才會出台如動態清零一般的惡劣治理有了從未有過的深度認識。或許，這才有2022年底在白紙革命爆發前的中產階級反抗。 而動態清零猝然結束後至今的政策供給不足，無時不刻印證著中國政治衰敗後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慌氣氛中，北京當局只剩下「自己人」這樣曖昧糾結的文宣安撫，話語能力和意識形態生產極其貧困；另一方面，這種話語貧困和政策供給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來北京供給側政策的最終失敗。這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幾乎成為共識，甚至引發了一家最高級官方經濟學智庫的大清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中國政治衰敗的時候，不僅指福山的理論與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相吻合，即中共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其削足適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與中共意識形態基礎相衝突，而且，這種衰敗具體表現在過去十數年的供給側路線上。這是迄今為止北京的統治集團們不願意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因此難以擺脫錯誤路線的桎梏從而為民企、為消費側改革、為提升公眾福祉重新尋找到合適的政策路線。 因為理論上，劉鶴主導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種預防性的反危機政策，卻與歷史上大蕭條之後納粹德國的央行行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實現自給自主的「新計劃」政策如出一轍，平行於政治上肅清公民社會和社會新興力量挑戰的鎮壓政策，性質上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共實行的統制經濟模式的翻版，在現實中則從宏觀和產業政策嚴格限制私營部門，為國有部門的壯大與控制開闢空間。 而且，表面上作為經濟路線的供給側改革，其後果如同經濟領域的清場，或曰動態清零的常態化，事實上加劇了中國政治的全面衰敗，激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封閉集權與社會新興力量的矛盾和衝突，譬如最近中國航空、航天、軍工部門管理層腐敗窩案迭出，也將今天的中國私營經濟置於無比尷尬的政治夾縫中。如果不對供給側改革做根本檢討和改變，中國私營部門和私營企業家們的薛定諤狀態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當然，這一改變勢必將動搖劉鶴身後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只是，如果僅有「自己人」的修辭，無論怎麼巧言令色，恐怕都難以從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難以收拾人心。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來，由於川普政府強力介入調停俄烏衝突，俄烏之戰又成為熱門話題。 （一） 提起俄烏之戰，又有人提到北約東擴。日前，媒體人塔克·卡爾森採訪了著名學者傑佛瑞·薩克斯。薩克斯基本上又重複了他過去的觀點。去年10月30日，薩克斯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一番講話。這番講話的視頻以「傑佛瑞·薩克斯解釋美國和北約如何在烏克蘭挑起戰爭」為標題在網上熱傳。 薩克斯說：「這並不是我們每天聽說的普京對烏克蘭的攻擊。一切始於1990年。我們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對戈爾巴喬夫說，如果你同意德國統一，北約就不會向東擴展一英寸。隨後，美國欺騙了戈爾巴喬夫，從1994年開始，柯林頓簽署了一項將北約一直擴展到烏克蘭的計畫。所謂的新保守派就是在這個時候掌權的。」 薩克斯第一句話就有問題。薩克斯說：一切始於1990年，我們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對戈爾巴喬夫說，北約不會向東擴展一英寸。別忘了，在1990年（準確地說，是1990年2月），蘇聯還存在（蘇聯是1991年12月26日解體的），華沙條約也還存在（華沙條約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蘇聯還存在，華沙條約還存在，怎麼可能談什麼北約東擴呢？戈巴契夫怎麼可能和美國人討論北約要不要進駐蘇聯領土、要不要進駐華沙條約國家呢？ 所謂北約東擴，就是指北約把一些在北約以東的、原來是華約的國家吸收進北約，就是指北約把一些在北約以東的、原來屬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吸收進北約，因而其前提必然是，華約已經解散了，那些國家已經不屬於華約了，蘇聯已經解體了，那些加盟共和國已經不屬於蘇聯了，已經是獨立國家了。所以，在蘇聯還存在，在華約還存在的1990年2月，當時身為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國人談什麼北約東擴。 真實的情況是，在1990年2月，美國/西德和蘇聯/東德就兩德統一進行談判。貝克確實對戈巴契夫承諾北約不向東部擴展一英寸，但這裡所說的東部是說的德國東部即東德。美國人是承諾，兩德統一後，北約不向東德方面擴展一英寸。 此前，美國和北約在西德有駐軍，蘇聯在東德有駐軍。1990年，雙方就兩德統一談判。蘇聯表示要從東德撤軍，美國並沒有從西德撤軍，但承諾不在東德駐軍。結論是很清楚的：1、美國沒有承諾過北約不東擴。2、1990年貝克承諾北約不向東擴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擴展到東德；美國人嚴格遵守了這一承諾。事實上，直到今天，北約也確實沒有在德國的東部駐軍。 2009年，一位名叫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學者，發表了一篇長文「北約對俄承諾不擴大的神話」（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過對各方檔案、回憶錄等的詳細研究比對，以非常充分的證據，說明北約沒有做出過不擴大的承諾。 對「北約承諾不東擴」這一神話的最有力反駁莫過於當事人戈爾巴喬夫自己的證詞。2014年，戈爾巴喬夫在紀念柏林牆倒塌25周年的一次採訪中指出，當時「根本沒有討論」北約東擴。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記者對談的相關段落和翻譯：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記者：一個和烏克蘭有關的關鍵問題是北約東擴。你有沒有這種感覺：西方在形成他們在東歐的打算過程中對你撒了謊？你為什麼不堅持要求兌現承諾，尤其是堅持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將有關不向東方擴張的承諾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來引用一下貝克，他說：北約不會向東方移動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
川普上任一個多月，外交層面的重點是結束烏戰、征關稅，除了《美國優先投資備忘錄》之外，中國暫時還未成為特別針對的重點。中國方面的分析認為，現在中美之間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並解決的問題：芬太尼、貿易逆差與關稅。禁毒方面北京已經答應合作；貿易逆差中國也已經表態，希望美國開列出「願望清單」（希望中國採購什麼），中國願意根據自身實際需要進行調整；關稅方面雙方進行談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準備。這種觀點的背後，自然是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之後，雙方關係正常化。這說明中方到現在為止，還不願意接受一點：美中關係改變，緣於兩國對彼此戰略定位的改變。 對華戰略定位變化始於川普1.0 美中關係自柯林頓時期開始，曾有一段黃金時期，奧巴馬第一任期內達到頂點，標誌是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決定舉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代了原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戰略對話」，每年兩次，從2009年到2016年，共舉辦了8輪；2017年1月川普1.0之後，這一對話終止。2019年3月，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中美關係從此被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同時也不排除貿易等方面的經濟合作。 中國始終不接受這一定位。從川普1.0開始，中美關係面臨三大難題，首當其衝的一是戰略定位問題。美方對「競爭」涵義的闡述非常清楚：競爭就是對手，但競爭包括按照規則的公平競爭以及不按規則甚至是破壞規則的不公平競爭。川普的談話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間應努力實現公平有序的競爭。外界雖然多次炒作「中美脫鉤論」，但我多年觀察下來，川普1.0時期，他本人從未說過美國經濟要與中國脫鉤。即使進入川普2.0時期，儘管國務卿盧比奧在意識形態上堅決反對中共、古巴、委內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技術與國家安全顧問彼得·蒂爾（帕蘭提爾公司董事長）亦極度反共，認為美國科技公司與中國合作是叛國行為，並推動極端的脫鉤策略。但在對華外交上他們都遵循特朗普的意見：重要（甚至全面、危險）的競爭對手，美國可採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國獲得美國的先進技術，降低中國帶來的各種風險，但不會脫鉤且以兩國之間避戰為目標。 中國朝野（「野」指學術界的中美關係研究者）都拒絕將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尤其反對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認為在競爭與對手之間只能二選一。理由是：美國把尋求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作為其追求的主要目標，這意味著即便合作能給雙方帶來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於中方收益，在美國看來就是相對增強了中國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對中國的限制與打壓。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並提出「競而勝之」的目標，這實際上是將中美關係看作「零和博弈」，必須分出贏家與輸者。美國對中美關係的這種戰略定位，以及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戰略認知，不利於構建雙邊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對雙方關係的穩定發展起正面作用。 「戰略互信」何時開始變質？ 前述狀態實際上是一個戰略互信問題，這種戰略互信原來奠基於中美之間的默契與國力。在2008-2009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對自身的國力有絕對的自信，中國那時也在奉行「韜光養晦」階段——美國中國研究圈對這個中國成語的解釋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收起爪子，閉上嘴巴不露出牙齒。到了美國及西方世界發生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五萬億救市曾被歐洲媒體視為世界經濟的「挪亞方舟」之後，中國開始不再韜光養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象成年人那樣行事」， 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中國外交部官員龐森在回應奧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這段回應獲中國官媒高調應和，在此後幾年內都稱中國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 如果要找個時間點，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戰略互信的開始。自那以後，兩國都開始針對對方進行戰略定位重構。中國方面比較明確，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服從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奧巴馬政府從未正式宣布放棄將中國定為「戰略合作夥伴」，但美國戰略界開始重新思考對華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國通」就在此時開始嶄露頭角。這種輿論力量的積累，到特朗普1.0時期，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徹底拋棄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模糊 拜登政府終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沒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主要是兩條，一是表示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以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為目標，承認中共政權維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觸，以防中美關係脫軌。 但中國並不領情，認為美國不斷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國將核心利益概括成三點：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三者密切相關，主權包括主權完整，美國對台灣的干涉行為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表現。「發展利益」當中，當然包括區域霸權的發展，尤其是通過中美科技合作獲得短期技術進步的發展。 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原則性概括。從奧巴馬以來，在關於「美國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總統有不同的看法與政策。根據近幾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描述，美國的核心利益可概括為兩個層面：在國內層面是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在國際層面是推廣美國價值觀和維持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但界定雖然清楚，解釋卻完全因人而異。拜登政府將推廣DEI等覺醒政策、開放邊境放進1020多萬非移（這只是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署的登記數字，附註說明實際進入的遠高於此數）視為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並視在國際社會推行LGBTQI+價值觀為美國的核心利益，認同美國價值觀的就是盟友與可團結的對象，可以坐上餐桌。對拜登的國內國際政策，除對華政策之外，中國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甚至從未進行官方評價。 川普2.0將MAGA當作美國的核心利益，在國內要驅逐非法移民，廢除DEI；在國外則以關稅作為戰略工具，無論是盟友還是關係複雜的鄰國，以及被宣布為「戰略競爭關係」的中國，一律加征關稅，誰也別想因認同Woke價值觀就坐上美國的餐台享用免費午餐。對中國，川普2.0還通過《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加了特別限制，在所有中國亟需獲得的先進生產領域，既堵絕了中資以任何形式來美投資，還堵絕了美資以任何形式到中國投資。 我曾經總結過，自美中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常經歷晴天版與陰天版的莫測變幻。自川普1.0以來，美中關係進入陰天版，進入川普2.0時代，暫時看不到陰轉晴的可能。因為兩國的戰略互信瓦解始於兩國對對方的戰略定位，只要雙方針對彼此的定位不改變，自然不可能恢復兩國戰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則不管目前美中關係如何，中國都應該做，那就是兩國禁毒合作，因為這至少表明中國還具有起碼的國際道德與責任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年中國地緣政治惡化，世界變局難測，中共卻陷於內鬥。在習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鮮有「反習」一說。然而十九大之後，特別是2018年3月習修憲破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之後，一切都變了，國內反習一波接一波。 筆者在此希望盤點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們輪番「反習」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傳出消息的老人，和前總理李克強有關。 公開吁調查李克強死因的顧萬明 顧萬明是新華社的老記者，年齡不詳，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復旦新聞系，1982年到新華社工作。曾經擔任過新華社廣東分社的社長，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帳號披露，顧萬明公開質疑李克強死因付出慘重代價，不僅被判刑，還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張新華社人事局發於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圖片，顯示在2024年11月，顧萬明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顧萬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華社退休人員。 按官方說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強「在上海休息」期間，因突發心臟病死亡，終年68歲。他是中共建政以來離任年紀最輕、離世最早的總理。有人質疑他是直接或間接死於中共內鬥。 2023年10月30日，顧萬明在網上發出公開信《查清李克強死因，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信中提出調查李克強死亡事件的五個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遺體火化，以待調查；2.徹查救治全過程並公開全部情況，給黨內、給全國民眾一個交代；3.對所有相關人員進行調查鑒定，並相應追究責任；4.遺體解剖；5.成立治喪委員會，給予李克強以應當的禮葬規格。 公開信把矛頭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認為李克強到上海「休息」，顯然是經過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強10月25日到達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實際情況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搶救時間延宕到27日0時10分。由於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實沒有說清，很可能存在嚴重的問題。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強遺體，將在國內外產生不利影響。 公開信要求解剖李克強遺體，讓組織權威專家、名醫進行分析。信中還特別提到，中共「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腐敗分子」針對李克強，想要除之而後快，「篡黨奪權」。信中呼籲要查明李克強死因真相，應該挖出這些人懲辦。 從顧萬明被判刑看，有關李克強的真實死因顯然是官方的忌諱。 從中共體制的常識看，顧萬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習近平，也是指向習身邊的紅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 據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在中辦內部有對於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動相關事務的具體規定，涵蓋警衛、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務。 所以，無論有意加害還是無意過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衛局，無法對李克強之死免責，但官方並無找人背鍋。 難怪在李克強遺體告別式上，蔡奇單手與李妻程虹握手時，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強之女，則被拍到一張不看現場悼唁者，且眼神凜然的照片。 近日從北京官場傳出來的消息說，正是同時分管宣傳系統的蔡奇，下令對顧萬明案要嚴辦。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強，可能是因為習近平。 要知道習近平一直在追求獨攬朝綱、定於一尊，最大的阻礙就是團派，特別是李克強。當年「習李配」本來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協的結果，不是習的意願，這也使李克強當總理時，還能相對有點許可權，與今天的李強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強任內，不時傳出「習李不和」、「習下李上」，這些傳聞會加劇習李的衝突。 李克強與習衝突的最明顯表現，就是他在2020年的兩會記者會說出中國6億人月收入不過千元的實情，讓習近平後來宣布中國全面脫貧顯得缺乏說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將退休的李克強在發展改革委講話，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來是蒼天有眼啊」。這句話似乎在抒發被習壓制的不少冤屈氣。 2023年3月人大會議上李克強作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會議散場時，習李十年合作換來無情的一兩秒握手和目不對視。 李克強卸任這年的8月31日，還在敦煌現身，圍觀民眾高呼「總理好」。這讓人感覺，儘管他任內窩囊、無所作為，但可能是中共最後一個還能收穫民心的領導人。而這種民眾真心擁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組織「群眾演員」來迎送的習近平所忌恨的。 這些情況，蔡奇看在眼內，即便習不說什麼，下邊有人就會行動。所以李克強早晚會出事。 大家可以將這段敘述當「故事」，但這就是紅朝政治的險惡，也是作為李克強支持者的顧萬明被狠狠懲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強雖死，但陰魂不散，習近平會不會在夢中也不時驚醒，看到李克強飄來，大叫「還我命來」？ 冷傑甫吁中共退場、爆習病重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政治老人是冷傑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隱身北戴河「休假」期間，有關中共政權不穩及習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傳言四起。這年8月15日，黨媒發習的署名文章強調得到黨內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說政治老人向習提30條意見，包括撤銷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學退休教授冷傑甫也在這期間發出公開信，吁中共主動退場，成立民主憲政立國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冷傑甫還說從微信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黨政軍的全盤工作落在兩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身上，所以希望獲得兩人支持。 在外界看來，這算是一種曲線的「反習」。 和顧萬明一樣，冷傑甫同樣是中共黨內人士，但冷傑甫能吁中共退場，境界更高。 按公開資料，冷傑甫曾是中國人民大學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系中共總支書記，是退役軍人、離休老幹部。 這次是冷傑甫十二年來第三次做類似呼籲。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當時在位的胡錦濤以及即將上位的習近平，指出如果要解決日漸紛起的民族矛盾、台灣問題和「六四事件」等，「聯邦制」是最明智的選擇。2020年9月他又寫信給政協主席汪洋，建議習近平辭去黨政軍一切職務，實行「聯邦制」解決台灣「統一」問題、少數民族問題、香港問題。 和過去不一樣，這次冷傑甫說從微信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會議後，8月19日，習首次露面是因為越共總書記蘇林訪華，但當天上午的歡迎儀式和會談視頻，都沒有習的近距鏡頭。官媒新華社下午約4時、央視直到傍晚6時才發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則如常發布合照，引發猜測。有關指習做過手術的後腦照片也在網上熱傳。 冷傑甫發公開信後，不清楚有沒有受到當局嚴懲。筆者嘗試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場似乎無人傳說。初步判斷，這種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處理。 雲南黨校教師吁「習下胡上」 第三個政治老人是子肅，他生於1955年，成都人，1983年從雲南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到雲南省委黨校任經濟學教師，期間有二年掛職任副縣長，2014年退休。子肅是中共黨內公開支持民主憲政的黨員之一，主張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國安部在微信公眾號發布一起舊案，稱在2016年，雲南某個學校的退休幹部「肅某」，「長期在網路上發表反動言論」，還「主動聯絡境外敵對組織骨幹成員，策劃從境外購買武器，在境內招募所謂的敢死隊」，「通過暴力行動推翻國家政權」「妄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這個肅某就是子肅。他2019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後於2021年4月獲釋。 子肅被指策劃「敢死隊」武裝暴動，是否有裁贓陷害不清楚，但他發公開信建議直選中共總書記，呼籲習近平下台，推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新的總書記，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歲，現在也比較低調，習近平不會將胡放在眼內。但子肅此前的大膽舉動，肯定令習非常惱怒，與胡之間只能維持表面和好。 鄧朴方死黨貼大字報斥習「膽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在文革時的死黨——《我和鄧朴方暨中國政爭》一書作者樊立勤。他今年應該年近八十了。 文革時樊立勤在北京大學反對聶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被打成了「鄧小平操縱的反動集團」成員。他被抓起來日夜拷打致雙腿終身殘廢；其間聶要綁架鄧朴方要脅鄧小平，鄧朴方跳樓求生，致腰椎骨折終身殘廢。樊立勤和鄧朴方因共患難而結交，北大甚至盛傳「樊立勤代表鄧朴方」。 2018年3月習近平修憲破除連任限制之後，5月4日下午1時許，當時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牆貼出這份多達24張紙的大字報。知情人描述，事發10多分鐘後，警察、便衣、學校保衛人員等把樊圍住，撕下大字報要他離去。但樊拒絕並怒斥「你們把我銬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這樣「中國還有什麼前途」。官方不敢硬來，只是勸他走。 樊貼的大字報痛斥習近平搞個人崇拜，是毛澤東後第一人，又引用鄧小平的話「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大字報斥習膽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個太陽，然後成為世界領袖」，倒行逆施，是歷史倒退，要求習懸崖勒馬。大字報還指習推崇馬克思是反改革開放，等等。 當然，樊立勤所講，還是站在體制內的立場、中共黨內的立場，尤其是站在維護鄧小平路線的立場。 樊立勤事件，背後是中共紅二代及知識界對習搞終身制不滿。儘管有人為鄧家開脫，但由於樊被視為是鄧朴方的心腹頭馬，樊的大字報很難說和鄧家無關。 結語： 寫這篇文章，記錄幾位能夠沖在前邊反對獨裁和中共極權的義士、老先生，贊他們的膽氣難能可貴。也以此證實，中華大地並非像習引用的古人亡國詩所說的「竟無一人是男兒」。而習引用亡國詩，恰是即將丟掉紅色江山的預兆。我們相信後續中國有更多反共義士，在清除赤禍、復興中華的歷史關頭起作用！ 備註：五代後蜀廣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趙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國之後，悲憤地寫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本星期早些時候，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三周年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通話，重申了北京與莫斯科的「上不封頂」的夥伴關係。 據官方媒體報道，習近平表示：「中俄關係具有強大內生動力和獨特戰略價值。」他還稱俄羅斯是「真朋友」和「好鄰居」。 這種情緒並不新鮮。莫斯科和北京長期以來一直盛讚兩國關係的牢固和持久。 然而，根據美國政治研究和分析公司過濾實驗室(Filter Labs)的最新報告，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實際上可能比他們希望世界其他國家相信的要弱。 「他們的夥伴關係很脆弱，」 過濾實驗室的創始人喬納森·托伊布納(Jonathan Teubner)告訴美國之音(VOA)。「這種『上不封頂』的夥伴關係要複雜得多。」 根據過濾實驗室對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帖子進行的廣泛分析，儘管兩國政府和國營媒體都在努力塑造強大夥伴關係的形象，但兩國關係可能存在著比之前認為的更多的矛盾、不信任和利益競爭。 「這個軸心充滿懷疑，隨時可能被打破，」報告稱。 托伊布納補充道，「那種有關中俄關係的一致說法理論不一定成立。」 但並非所有專家都認為俄中關係脆弱。 「中俄關係不斷深化和擴大，偶爾出現的分歧與兩國戰略合作的規模和勢頭相比微不足道，」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2024年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根據過濾實驗室的報告，人們對俄羅斯經濟的真正韌性、俄羅斯的軍事實力是否如其宣稱的那麼強大，以及俄羅斯的長期真實意圖，都存在疑問。 同時，過濾實驗室表示，俄羅斯的疑慮涉及對中國商品的質量擔憂、中國真正能夠在軍事上提供多大幫助以及中國在俄羅斯的投資是否真的那麼多。 中國官方媒體對俄羅斯經濟狀況總體持積極態度，並經常批評西方制裁。 然而，中國網民越來越擔心二級制裁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 美國已警告要對被視為與俄羅斯有聯繫的中國企業實施二級制裁，這迫使一些中國網民將中俄關係的價值同中美貿易關係進行權衡。 托伊布納預測，一旦這些制裁對中國實施，將導致俄中關係發生變化。 「對俄羅斯的制裁實際上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反制中國的效果，」托伊布納說，他認為制裁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摩擦的最大根源。 與此同時，報告稱，俄羅斯人對中國最常見的懷疑是對中國商品的質量擔憂。在俄羅斯，中國商品以價格實惠但質量差而聞名。 「我們看到對中國商品的抱怨持續增多，」托伊布納說。 「這與俄羅斯對自己與中國結交過深的擔憂相伴而生，」托伊布納補充道。「俄羅斯人對從屬於中國經濟的擔憂非常強烈。」 托伊布納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的一個後果是，它推動了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聯繫，促使一些政府默認將這兩個專制國家視為一個集團。 「除非我們採取措施將他們分開，否則越來越會是這種情況，」托伊布納說。 報告建議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利用這些斷層線來分化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今年2月24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周年。當天，世界展示了兩個迥然不同的場景。在基輔，十幾位歐洲領導人（還包括加拿大領導人）齊聚，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並肩站立，表達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在北京，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強調中俄是「患難與共、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真朋友。」 對這兩個不同場景的直白解讀就是：歐洲領導人支持遭侵略和霸凌的烏克蘭，中共領導人支持侵略者俄羅斯。各自站隊，涇渭分明。 按理說，習近平選擇此時與普京通話，顯得很不明智。如果他當天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那又另當別論，但他選擇的通話對象只是普京，且選擇在敏感的入侵日 – 侵略戰爭三周年之際，這就再次把他自己和侵略戰爭掛鉤，明確自證他是侵略戰爭的慫恿者、普京的幫閑。 其實，習近平選擇此時與普京通話，另有所圖。川普二度上任美國總統以來，分頭與俄烏兩國會談、全力促成停火；尤其，特朗普向普京伸出橄欖枝，力圖根本翻轉美俄關係，不僅著眼結束戰爭，促成聯俄抗中的意圖也十分明顯。而俄羅斯方面也積極回應，普京深知，只有特朗普在任，才是他擺脫戰爭泥潭的唯一機會，也是他找到下台階的天賜良機。 儘管習近平和中共也努力想同美國緩和關係，但共產中國已經被美國視為頭號大敵，美國兩黨，從拜登到川普，都有此共識，而川普對付中共的手段更為明確和迅速。舉凡川普要在中東和烏克蘭實現和平、以及對各國實施對等關稅，其終極目標，都是瞄準和包抄北京。 其中的邏輯是，只有在中東和烏克蘭停火止戰、達成和平，美國才能騰出手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共；只有與各國實現對等關稅，才能逼各國對中國實行對等關稅或加征關稅，由此，依靠低價傾銷的中國商品將無路可逃，既不能像從前那樣長驅直入美國，也不能像從前那樣長驅直入各國。中國商品的成本將由此大增，假以時日，佔有全球市場的份額必逐漸減縮，進而，中共藉由世界工廠來主宰全球的野心必然受挫。 特朗普顛覆性處理美俄關係，引發國內外巨大爭議。但，美俄越是走近，中共越是著慌。習近平選擇入侵日與普京通話，既有與西方分庭抗禮的意思，更有跟特朗普爭奪普京的意味。好一句「患難與共、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真朋友。」說得太直白：咱們可是鐵哥們兒，你可不能棄我而去啊！從「好朋友」、「老朋友」的稱呼，變成「真朋友」的呼喊，習近平的焦慮和慌亂可謂呼之欲出。 筆者曾在上月發表的文章里提到，《對付川普，習近平有一手特技，他必故技重施》，果然不出筆者所料，習近平要拉住普京的後腿，就像當年他要拉住金正恩的後腿一樣；不願美俄走近，就像當年他不願美朝走近一樣。當年（川普第一個任期），習近平攪局、攪黃了美朝談判；如今，習近平能再次攪局、攪黃美俄談判嗎？筆者認為，這一回，習近平雖有心攪局，但實際層面卻難了。理由有三： 其一，俄羅斯不是朝鮮。俄羅斯並非小國，而是大國，戰爭期間，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國，以圖從後者獲得大量軍需和民生物質，但這是暫時的。長遠而言，俄羅斯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主導性。俄羅斯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或從屬的角色，在國際地緣政治上舉足輕重。 其二，普京不是金正恩，不會是金正恩那種年輕稚嫩，而是老辣油滑。俄羅斯沒有閉關鎖國，普京曾長期活躍於國際舞台，精通國際政治里的合縱連橫之術，絕非習近平幾句奉勸就能攔住他。 其三，今日之川普也非昔日之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川普低空當選，很快受困於「通俄們」案件（後被證實為黨派鬥爭、子虛烏有），投鼠忌器，有聯俄抗中的意圖，卻缺乏聯俄抗中的時機。至於當年的美朝談判，他的確未能提防習近平的巨大破壞性，但他不可能不從中汲取教訓。 如今，川普贏得第二個任期，且高票當選，共和黨還橫掃參眾兩院，獲得完全執政。無論內政外交，川普幾乎無所顧忌，正是我行我素、大展身手的時候。只要他能汲取美朝談判中遭習近平攪局的教訓，在美俄談判中就不至於任由習近平再次攪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日前表示，將推出「金卡」簽證，以取代現行的EB-5投資移民計劃。這一新政策將外國人投資移民的門檻提高至500萬美元，提供一條直接通往美國公民身份的途徑。該消息迅速引發中國有意移民群體的關注。一些富裕階層認為，雖然美國仍是移民首選目的地，但該政策成本高昂，且美中關係緊張可能降低其吸引力。 特朗普在2月25日對媒體表示，「金卡」將完全取代EB-5投資移民計劃。消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掀起討論，一些移民博主質疑該政策的可行性和吸引力。 深圳小紅書移民博主「羅伯特諮詢」批評「EB-5好歹要求投資到實體經濟能帶動就業，理論上對美國有直接好處，這倒好直接交錢了事，感覺更像賣身分的生意，有錢人買身分的路子多了去了，500萬美金換個綠卡未必是性價比最高的選項。」 杭州小紅書身份規劃博主「彼岸海外AB姐」發文稱，「金卡政策雖然在表面上迎合了其擇優移民的理念，但在實際操作中面臨巨大的法律、政治和經濟障礙，EB-5項目的廢除不僅需要克服國會的立法許可權制，還需應對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和現有申請人的權益問題。」 來自深圳的伍小姐在中國和美國都開設公司，她指出中國有錢人比想像多，長年以來常見經濟條件不錯的家庭赴美生子取得美國籍，金卡雖提高門檻，但高資產人群還是願意用錢買時間。 伍小姐對美國之音說：「覺得時間很寶貴的人就會花錢去買、支付這個成本，但是數量可能會減少很多，畢竟成本在那裡。這種家庭主要是為了培養孩子，美國科技各方面發展算是世界前列第一，期待說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然而，伍小姐也提到許多中國朋友擔憂金卡政策會像關稅政策反反覆復，或隨時宣布失效。 伍小姐認為美國依舊是中國高凈值群體的移民首選，因為歐洲相比美國科技技術仍稍落後，且美國有世界排名頂尖的企業和好學校，再加上美國商業政策還屬友善，雖然特定企業會受美中地緣政治限制，但沒有涉及機密的行業，中國人仍有高度願意赴美髮展。 「金卡」吸引力存疑：500萬美元門檻太高 然而，並非所有中國富人都願意為一張綠卡支付500萬美元的高昂代價。 回歸自身，為了銷售市場在美國經營公司一年多來，伍小姐感觸良多，直言在美國開公司相比在中國的成本高很多，且需花更多時間投入工作，尤其與家人分居美中兩地，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得不償失。 伍小姐表示，未來不會考慮用金卡投資移民到美國，「我不會去花錢去做這個事情，不僅是因為成本(提高)，更重要是我覺得美國對我的吸引力，現階段是低於我的家庭的。」她說。 位於達拉斯的小紅書博主「四根羽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快速有保證地得到綠卡」對超高凈資產(人民幣逾3000萬)的人很有吸引力，但這群體早年或已做資產安排。他預期金卡可能「賣不動」，「雖然中國高資產移民美國的意願一直強勁，但他們都是精明的人，沒有多少人會為一張綠卡花500萬美元。」他說。 「四根羽毛」分析，中國僅有50萬家庭達到500萬美金的凈資產，不足以支撐金卡項目。「總不能把這500萬佔用後，沒錢來美國過自己日子。那麼上億人民幣資產(1000萬美元凈資產)這種家庭，中國只有13萬多。」他說。 根據瑞銀2024年7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23年中國有601萬名富豪坐擁百萬美元資產，數量全球第二高，僅次於美國。而2024年12月5日發布的《瑞銀億萬富豪報告》則顯示中國與香港的億萬美元富豪共501人。 「四根羽毛」自身通過職業移民(EB2)申辦綠卡，曾參與訴訟美國移民局浪費中國EB3名額的官司，因此相當熟悉移民法規。他認為，實施35年的EB5投資移民是不錯項目，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需求暴增，微調後的門檻105萬和80萬沒有顯然不夠，且出現詐欺和難以監控等問題，目前約有20萬人排隊，候位的人僅極少數負擔得起500萬。 事實上，「四根羽毛」肯定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移民政策改革方向，也指出其目標明確，開源節流以解決美國國債債台高築的問題，「金卡」目標是1000萬個投入5百萬美元申請移民的家庭，等同於招商投資目標達50萬億，如此巨大的財富和資本對美國加速經濟增長十分有利。 但「四根羽毛」也強調，金卡的500萬美元門檻太高，撇除很多隱形不在數據內的家庭無法市場量化，以及急需綠卡且不在乎巨額資金的極少數人群。他並不看好用金卡替代現在EB5政策，無法實現特朗普政府的目標。 「四根羽毛」告訴美國之音：「美國無疑還是最強大的國家，非常自由開放、包容穩定的社會，特別是高科技和教育吸引全世界移民。但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各州陸續出台針對中國的法案，比如德州將限制中國人購買地產，因此美國或許並不是中國高資產人群的首選。」 尤其「四根羽毛」指出，「迂迴移民美國「途徑很多，例如EB2/EB3排期約三年，五年能取得綠卡，借殼美國本土公司，給發工資形式操作綠卡，五年發50萬薪資給自己，還能保證錢在自己手上。 移民律師：500萬美元買綠卡不划算，政策落地存疑 位於洛杉磯捷勝律師事務所的移民律師宋智堯也認為，中國有500萬美元資產的人不會隨便投入給美國政府取得金卡，因為與綠卡無區別，仍受移民規範需納稅、居住美國和符合等待年限，再加上投資內容並不明朗，對有錢人並無吸引力。 宋律師告訴美國之音：「金卡對於中國民眾的吸引力是零，中國民眾想來美國，但他們不會想要花500萬來美國，而且中國民眾有很多其他選項，窮的人可以走政治庇護，有錢人可以請僱主幫他們做綠卡，為什麼要投資500萬呢？就算有這個錢的人，也不會想要搬來美國吧。」 宋律師表示，有錢人移民美國將面臨全球收入被課稅，美國與其他西歐國家的「黃金簽證」相比只有劣勢。唯獨頂層資產階級可能考慮送小孩來美國讀書，但美國更偏向是中產階級以上、有錢人以下想要來念書的地方，高資產階級的人不會選擇美國留學。 另一方面，宋律師認為，從移民法規上也不可行，包含廢除原有的投資移民和新建「金卡」政策都需要通過國會研擬法案。他分析，特朗普的核心目標是為美國財政籌集更多資金，但他對美國移民體系的運作可能並不熟悉，因此政策落地的可能性或許不高。 特朗普星期二再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說：「我們計劃為這張卡定價約500萬美元，持有者不僅能享受綠卡的權利，還能獲得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徑。富人將通過購買這張卡進入我們的國家。」 專家：經濟前景或是移民美國決定因素 旅居台灣的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Ross Feingold)指出，純粹花500萬美元買「金卡」，省略複雜流程，很多有錢的外國人會感興趣；相較之下，現有的EB5門檻雖低，但要經過繁雜手續，並需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才能符合要求。 而西歐國家、葡萄牙或希臘等國家以前的投資移民項目要求較寬鬆，雖不是有錢人的首選，但仍受中國人青睞。然而，近幾年歐洲和部分加勒比海地區國家為打擊洗錢和遭當地人反對等原因，加強了對投資移民的管控，投資移民反而比以前困難。 方恩格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是500萬而已，對很多有錢的中國人這個門檻真的是不高，畢竟最近幾年中國經濟也沒有那麼好，在特朗普執政之下，在將來幾年很多人是看好美國經濟，很多有錢的中國人還是會對新的金卡的項目有興趣。」 方恩格表示，移民美國對中國人的吸引力來自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而且中國人對美國文化較熟悉，再加上美國生活水平高，許多有錢的中國家庭以往赴美度假有深入了解，自然成為移民首選。 但方恩格直言，未來中國政府不會放任大量高資產階級移民，「匯出去錢本來就是控管很嚴格，中國家庭有這個財務能力，要投資美國金卡的話，他們應該是本來就有一部分的資產已經在國外，但是當然不能排除如果真的有有錢人移民潮的話，那中國中央政府會加強控管，會對這些企業家做施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