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澳洲移民局公布了23-24財年最新的州擔保配額。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各州獲得的配額數量大幅減少，總配額削減70%，其中，商業投資移民配額直接取消。突然的變化也是震驚很多申請人，不過，移民配額整體保持在19萬的水平上，其他類別簽證的配額或有補充。下面，澳司達具體分析下今年配額。 根據發布的數據，本財年，澳洲各州州擔190配額共計1,0300個，491共計6400個。配額數量排在前三名的州依舊為新州、維州和西澳。在22-23財年中，各州190總配額為3,0610個，各州491總配額為1,8550個。對比而言，今年的配額呈現斷崖式下降，部分變化情況如下： 新州：190減少71%，僅有2650個配額；491減少76%，僅有1500個配額； 維州：190減少79%，僅有2700個簽證；491減少70%，僅有600個配額； 西澳：190減少72%，僅有1500個配額；491減少70%，僅有850個配額； 南澳：190減少63%，僅有1100個配額；491減少79%，僅有1200個配額； 昆州：190減少67%，僅有900個配額；491減少60%，僅有650個配額； 塔州：190減少72%，僅有600個配額；491減少71%，僅有600個配額。 除了190和491大幅下降外，各州在商業投資移民方面也沒獲得任何配額。在22-23財年中，各州投資移民總配額還有810個，23-24財年則取消了所有名額。在此前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已經大幅削減商業投資的移民配額，這次配額清零則給申請人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不過目前，188簽證持有人還是可以照常進行888永居申請。 對於突如其來的變化，移民局也是給出了解釋，州擔保配額的削減都和簽證審批積壓問題有關。截止於2023年6月30日，190和491簽證積壓數量分別是4,9706和4,6460, 總數為9,6166。而在23-24財年，州擔保和偏遠地區移民配額才6,2700。所以配額的減少，也是為了清理之前的簽證申請。而對於商業投資移民，積壓申請已經超過1900的總配額，足夠填滿23-24財年移民計劃，所以暫時關閉今年的申請，直到2024年6月1日。當然，隨著申請量的變化，也不排除未來追加各州配額的可能性。 由於上財年各州190和491大放水，導致很多獲邀者佔用多個配額，造成一定程度的資源浪費。對此，移民局也在對簽證系統進行改革，提高申請效率和可操作性。現在這種矯枉過正的手段衹是暫時性，預計未來的配額數據會回歸正常水平。 隨著州擔保配額數據公布，現在就等189獨立技術移民簽證，還有482/186僱主擔保簽證的消息了。由於上台的工黨政府重視技術移民，削減的名額有可能分給189和482/186，這其中受益最大的應該是留學生群體。為幫助優秀畢業生和指定專業生拿到永居身份，政府承諾會在2023年年底，開放更多PR渠道，為所有臨時技術移民提供移民機會，我們可以期待移民局的下一步動作。 總之，新的移民系統之中，臨時技術移民作為澳洲主要勞動力，將會得到更多重視。不管是州擔保和偏遠地區擔保，還是獨立技術和僱主擔保，未來的移民配額還是比較充沛的，這也符合澳洲引進緊缺人才的需求。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請相關類別簽證，請隨時聯繫澳司達移民留學顧問，我們會根據個人情況制定最佳方案。
在能源和環境政策方面，預計從10月份開始，家庭能源費用將有所下降，這被視為政府努力減緩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次，由於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物價飆升，但英國政府迅速採取措施，投入數十億美元減輕家庭的能源負擔。現在，隨著普京逐漸退出全球能源市場，英國的能源獨立性也在增強。 然而，英國各地實施的清潔空氣區（CAZ）和倫敦的超低排放區（ULEZ）政策也引發了爭議。這些政策對不符合排放標準的車輛進行收費，以鼓勵更清潔的交通方式，但也給部分家庭和司機帶來了經濟壓力。研究發現，在CAZ區內的居民中，約一半支持這些收費計畫，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這些政策表示不滿或保持觀望態度。這些政策已成為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但也引發了關於收費公平性和可負擔性的討論。 倫敦的超低排放區（ULEZ）即將擴大。這一舉措預計將導致在該區域內開車的車主，每天需支付12.5英鎊的額外費用。然而，根據最新的研究，受到這種政策影響被迫更換車輛的並不僅限於倫敦的司機。 據統計，超過五分之一的居住在清潔空氣區（CAZ）的駕駛員已經出售或被迫出售了他們多年來使用的車輛。在英格蘭有9個這樣的區域，蘇格蘭有4個。這些區域的收費已成為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在過去兩年內，這些清潔排放區總計產生了超過4億英鎊的各種費用和罰款。 一項針對839名車主的調查顯示，近40%的受訪車輛不符合所在城市清潔空氣區的排放標準。其中，18.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無法負擔在這些特定區域行駛所需的每日費用，更不用說支付購買符合排放標準新車的費用了，現在這些車衹能停在那兒不開了，除非每天願意交錢。 在清潔空氣區內居住的受訪者中，約一半對這些收費計畫表示支持。然而，衹有38.6%的人對當地的收費政策表示不滿，其餘的人還在觀望。相比之下，在清潔空氣區以外居住的受訪者中，衹有31.9%的人支持這種收費制度，而反對的比例則更高，達到了38.1%。 倫敦的超低排放區（ULEZ）現如今已經擴張到最初規劃面積的四倍，覆蓋了全市的32個行政區域。回溯至2003年2月17日，倫敦最初僅實施了針對市中心交通擁堵的收費制度。該區域當時限定在倫敦內環路以內，主要包括金融城和西區，收費還受到了時段和日期的限制。從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4日，收費區域甚至曾擴展至諾丁丘、肯辛頓和車路士等地。 2019年4月，大倫敦政府引入了現行的ULEZ制度，該制度對進入區域內、不符合排放標準的車輛全天24小時進行收費。從2021年開始，衹有全電動和氫能車輛才能享受倫敦交通擁擠稅的豁免，而這一豁免政策僅將持續至2025年12月25日。 在交通擁擠稅初步實施的十年（從2003年2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內，該政策為倫敦交通局貢獻了約260億英鎊的總收入。在這期間，約有120億英鎊被投入到倫敦的公共交通系統、橋樑和道路設施的改善，以及行人和自行車道的發展中。其中，96億英鎊用於優化倫敦的公交網路。 截至2021年10月，ULEZ已經進一步擴張至包括倫敦北環路和南環路內的區域。到了今年8月底，該政策的覆蓋範圍已全面拓展至倫敦的所有行政區。除了電動車和符合排放標準的混合動力車外，所有車輛均需繳納相關費用，衹有黑色計程車被列為例外。 除了倫敦之外，英格蘭各地的城市，還有另外8個清潔空氣區。 在巴斯，進入清潔空氣區的貨車司機需要支付每天9英鎊的費用。 伯明翰對所有進入清潔空氣區的柴油車收取每天6英鎊的費用，而汽油車則需支付每天4英鎊。 朴茨茅斯的清潔空氣區主要對公交車、長途車、計程車和貨車進行收費。 牛津規定，除電動車外，其他所有進入清潔空氣區的車輛都需支付2-10英鎊的日常費用，具體取決於車輛排放量。 布拉德福主要針對公交車、長途車、計程車和各種貨車，每天收費9英鎊，而對轎車則不收費。 布里斯托的清潔空氣區對進入該區域的公交車、長途車、計程車、各種貨車和轎車進行收費。具體費用為：柴油車每天6英鎊，汽油車每天4英鎊。 謝菲爾德的清潔空氣區只對進入該區域的公交車、長途車、計程車和貨車收費，每天費用為10英鎊。私家車則免費。 紐卡斯爾的CAZ針對進入該區域的公交車、長途車、計程車和貨車進行每天12.5英鎊的收費，而私家車則不收費。 蘇格蘭也有低排放區，這些區域徹底禁止不符合規定的車輛進入。一旦發現不合規的車輛，將會處以60英鎊的罰款，並且每次違規後，罰款金額將加倍，最高可達480英鎊。目前，格拉斯哥已經實施了這樣的政策，而明年阿伯丁、鄧迪和愛丁堡也將跟進。 最近的研究揭示，自2021年3月起，這些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s）已經累積產生了超過4.18億英鎊的收費和罰款。其中，倫敦的收入最為顯著。自2021年10月將收費區擴大以覆蓋南北環路後，截至2023年4月，該城市的收入已達到3.19億英鎊。按照法律規定，這些凈收入都將被重新投資於倫敦的交通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牛津的清潔空氣區（Clean Air Zone）自2022年2月推出以來，截至今年4月30日，已經成功產生了779,306英鎊的收入。 相對令人鼓舞的消息是，從10月份開始，家庭能源費用預計將有所下降。預計典型家庭的年度能源開銷將從目前的2,074英鎊降至1,923英鎊。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3月，英國的年度能源價格上限還不到1,300英鎊。 零排放事務大臣指出，從10月份開始，家庭能源賬單已平均下降了580英鎊，標誌著政府實現將通貨膨脹率減半的又一個重要成就。 在普京侵略烏克蘭導致物價飆升之際，英國政府迅速行動，投入數十億美元，以減輕家庭的能源負擔，大約支付了一半的能源賬單。 現如今，隨著普京逐漸退出全球能源市場，英國的能源獨立性也在穩步增強，有望為本國家庭提供更經濟、更環保和更安全的能源選項。
中國科技巨頭百度當地時間周四（8月31日）正式對社會公眾發布了自行研發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ERNIE Bot）。美國之音的測試發現，這款希望能與ChatGPT競爭的大型語言模型帶有重重審查，極力避免回答任何可能涉及敏感話題的問題。在一些情況下，「文心一言」會自動結束對話，並建議使用者輸入別的問題。 百度在今年3月首次發布了「文心一言」，此後這一服務一直處於內部測試階段。8月15日，中國針對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的管理規定正式生效。美國彭博社周三（8月30日）報道說，百度的「文心一言」成為規定發布後首批獲得對公眾開放資格的此類服務之一。 美國人工智慧工作室OpenAI去年11月發布的ChatGPT引發了一陣對於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的狂熱。百度今年2月宣布會很快發布自己研發的類似語言模型。由於在中國的用戶無法正常訪問或使用ChatGPT，中國公司研發的語言模型將成為他們不得不倚賴的服務。 「文心一言」周四發布後引起了不少關注。百度表示，「文心一言」的手機應用程序登上了蘋果商店中國地區的免費軟體排行榜首位。 「既能寫文案、讀文檔，又能腦洞大開、答疑解惑，還能傾聽你的故事、感受你的心聲，」百度在「文心一言」的網路頁面上寫道。 從百度宣布研發「文心一言」之初，外界就認為中國網路的嚴格審查會成為影響其功能表現的最大障礙之一。今年早些時候，中國一家公司發布的一款類似ChatGPT的應用程序—元語智能—在被發現會給出批評中國的答案後，被暫停服務。 中國本月發布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的組織和個人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得生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損害國家形象，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 「習近平」是審查重點 美國之音記者通過「文心一言」的網頁版對這個語言模型進行了測試，發現「文心一言」不出意外地帶有嚴格審查。當接收到可能涉及敏感話題的問題或指令時，「文心一言」會給出文不對題的回答，或是直接結束對話。 美國之音記者的測試發現，任何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有關的問題都受到嚴格審查。無論記者的輸入的問題是什麼，「文心一言」都只給出一份習近平的履歷和頭銜，並立刻結束對話，建議記者「換個話題重新開始吧」。 不僅和習近平有直接關聯的問題被審查，一些看似完全無關的問題也被「文心一言」拒絕回答。 美國之音記者接連詢問了「十里山路很遠嗎」、「兩百斤麥子很重嗎」、 「可以不換肩嗎」。在收到每個問題後，「文心一言」都直接關閉了對話框，並提示「換個問題試試吧」。 這三個問題都來自於網路上一段調侃習近平的著名段子。在成為國家主席之前，習近平曾在一段採訪中回憶插隊經歷時說：「我幾乎那一年365天沒有歇著，除了生病。下雨颳風我在窯洞里跟他們鍘草，晚上跟著看牲口，然後跟他們去放羊，什麼活都干，因為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我不換肩。」 習近平的這段話被普遍認為是誇大其詞。從此「兩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成了一些網民諷刺習近平的常用話語。 除了中國領導人，「文心一言」也不願回答其他一些可能涉及敏感話題的問題。當記者輸入「中國目前的經濟優勢是什麼」的時候，「文心一言」回答：「抱歉，我還沒學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您可以問我一些其它的問題，我會儘力幫您解決的。」 當被問道「請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的優點」和「西方媒體為什麼總是抹黑中國」的時候，「文心一言」也給出了一樣的答案。 遇到「敏感問題」就結束對話 此外，當記者詢問「1989年發生了什麼」後，「文心一言」回答說：「1989年1月3日—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宣告建成」，然後便結束了對話，並建議記者換個話題重新開始。 一些「文心一言」的回答文不對題。當記者問「如何評價美國的外交政策」時，「文心一言」介紹起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隨後結束了對話。 「文心一言」在一些最近發生的時事上也給出了符合中國官方立場的回答。「文心一言」稱日本福島核電站廢水排放是有害的，會增加人們患癌症的風險。當記者反問為何國際原子能機構批准了這一排放時，「文心一言」稱這個決定存在爭議。記者接著問中國是否排放核廢水，「文心一言」則表示中國在處理和排放核廢水上採取了「嚴格的管理措施和技術標準，以確保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影響最小化」。 有時，「文心一言」會直接採用中國官方文章作為回答。 對於記者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突然停止了新冠清零措施」，「文心一言」否認了這一說法，稱中國的防疫措施「都是基於科學和疫情形勢，基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基於中國黨和政府秉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回答完後，「文心一言」終止了對話。 美國之音發現「文心一言」的回答來自中國駐聖克魯斯總領事王家雷在玻利維亞一家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原文。 儘管審查重重，但「文心一言」否認自己受到審查影響。 「我不存在審查問題，我只是根據輸入的文本生成對應的輸出，生成的內容取決於輸入的文本和我的訓練數據，」「文心一言」回答說。 當記者請「文心一言」不要總是做出重建對話的提示後，「文心一言」表示同意：「我會尊重您的決定，不再提醒您重建對話。」 接著，記者輸入「習近平是誰」。「文心一言」終止了對話，並提示「換個話題重新開始吧」。
十九歲的蔡愷恆發現，近來有些同學開始用以”親 “寶” 等中國網路流行用語稱呼朋友，服裝穿搭也開始受中國流行的影響，種種趨勢令這位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二年級的學生有些好奇。 蔡愷恆曾撰文分享對同學的觀察，提到許多同學政治敏感度降低，毫無意識地使用中國的應用程式，像TikTok（抖音國際版）、小紅書等，不自覺在生活中使用「走心」「視頻」「攝像頭」等中式用語。但就她觀察，還沒有影響到國家認同。她說，曾和使用小紅書的同學討論過，對方認為小紅書上的內容大多與國家認同無關，比較常看學習英文的訣竅等讀書方法，「就覺得（國家認同）好像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小紅書是2013年成立的網路購物和社交平台，聲稱在2019年擁有2億使用者，近年來台灣用戶明顯增加，尤其受年輕族群喜愛。但同時台灣各界也開始關注小紅書可能涉及的文化滲透、認知作戰以及用戶個人資訊安全問題。 小紅書的演演算法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的測試者5月中開始使用小紅書，起初搜尋「台灣」二字，被推送的內容大多與台灣觀光相關。直到5月19日國台辦宣布開放台灣旅行團赴大陸旅遊，看了幾篇相關筆記後，便開始接收到 「統戰」 內容，例如 「都是中國人，我愛祖國」 「丫丫（熊貓）都回成都了，台灣多久能回來呢？」 等筆記。 此後測試者點開小紅書，「猜你想搜」的選項列表總會出現「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雖然許多社媒都會依據用戶的搜尋記錄進而推薦內容，也可能審查暴力、色情等「有傷害性」的內容，但中國平台的審查範圍更深、更廣，小紅書用戶服務協議列出的「不良信息」還包括危害國家統一、詆毀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煽動破壞國家宗教政策等。中國數字空間也曾發布「小紅書審查百科」，描述小紅書監測輿情的方式。 台灣年輕人擔憂個人資訊遭竊 王品宜（化名）自稱是小紅書的重度使用者，但她卻從未使用小紅書的「筆記」(貼文)功能，「發出去之後官方要審查。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危險的使用方式，某種程度上還是會暴露自己更詳細的個資」。 王品宜也為了不讓小紅書更了解自己，有一套對抗演演算法的方式。「我會故意點贊我不喜歡的東西」，因此王品宜的小紅書推薦經常出現汽車、行政學知識等自己毫不感興趣的內容，她認為這樣的作法，可以讓小紅書錯判她的喜好，搜集到不精準的用戶資料。 但不發文、洗演演算法，小紅書就無法取得更多用戶資料嗎？ 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徐瑞壕說，不只中國應用程式，很多歐美的應用程式也都存在資安風險，像是利用取得麥克風許可權側錄任何可以收到的聲音、獲取不該獲取的許可權等，但大家可能更在意中國的言論審查制度。 蔡愷恆就是因為擔心小紅書會竊取自己的資訊，即使周遭許多同學在用，她仍未下載使用。蔡愷恆說，自己對中國應用程式保持警覺，主要是高中時期的老師曾談到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區別、「反送中」事件，也有提及中國軟體、用語等議題，讓她開始關注「如何不被文化入侵」。 「這是在極權政府底下管控的媒體公司，我應該更留意它傳播的資訊是否適當，而且是否經過濾。」蔡愷恆說。 小紅書的資料存放在哪裡？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曾經報道，TikTok在隱私政策的公告中明確表示：「TikTok 可能會將您的數據傳輸到美國以外的伺服器或數據中心進行存儲和／或處理。與TikTok可能分享您的數據的其他實體，可能位於美國以外。」 該描述為TikTok向中國政府交付用戶個資留下了空間。小紅書也有類似情況嗎？實驗室也檢查了小紅書的用戶服務協議與隱私政策。 小紅書的經營者為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其用戶隱私政策載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和技術規範明確了收集／使用／對外提供個人信息的原則。 用戶發布的文字、照片、視頻、音頻、評論、點贊、收藏、分享記錄信息都會存儲在小紅書公司的伺服器中。小紅書的隱私政策指出：「我們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取得的個人信息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而在以下情形下，小紅書公司會確保在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義務後，向境內實體提供用戶的個人信息：適用的法律有明確規定；獲得用戶的明確授權；用戶通過互聯網進行跨境交易等個人主動行為。 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告訴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雖然人在台灣使用小紅書，但資料在中國存取，若中國政府發現用戶發言涉及《反間諜法》《國安法》等，而這樣的台灣用戶萬一將來到香港轉機，或到中國旅遊、工作，就會有高度風險。 台灣應該預防性禁絕小紅書嗎？ 台灣的數位發展部將小紅書、TikTok等中國公司經營的網路平台列為「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公部門設備安裝使用。至於校園是否封殺中制軟體，教育部將和數發部進一步討論。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專家曾怡碩受訪時說，民主國家資訊自由流通，民眾接收到各種訊息，不能因為中共可能透過平台從事認知作戰，就認為台灣的年輕受眾一定受影響。 曾怡碩說，社會不該對網路世代年輕人扣帽子，但政府單位應適度提醒可能造成的威脅，第一是中國平台會散布統戰的不實訊息，第二是這些平台可能的資安疑慮。 徐瑞壕教授根據個人觀察認為，台灣學生講中國用語，寫簡體字，不一定是因為使用中國社媒，他們也接觸中國影音節目、網路上很多中文資料，慢慢熟悉和接受中國的講話方式，例如「硬碟」變「硬碟」，「資訊」寫成「信息」等。「我一定要求學生更正，因為我們並不是在寫文件給中國政府。」 徐瑞壕說，基於台灣的教育和流通的資訊量，中國平台要改變台灣用戶想法並不容易，「但對國外用戶的影響是有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台灣是中國的，還是一個國家？但在中國政府要求正名下，航空公司、學術會議更改稱呼，外國民眾看久「中國台灣」，便可能被混淆而產生認知上的落差。 賴中強則認為，許多中國應用程式有國安疑慮，台灣政府應該要認真思考像印度政府，以國安為由，強制下架多款中國應用程式。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成立於2007年7月26日 協會的宗旨是： ● 發起、發展和支持澳大利亞與台灣之間的文化、教育和經濟聯繫 ● 推展國際間與台灣的友誼 ● 提供討論台灣相關話題的論壇 ● 增進了解台灣文化歷史發展 ● 促進和培養澳大利亞青少年和台灣青少年之間的友好關係 ● 促成澳大利亞和台灣各別學者和/或機關團體之間的研究合作。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AFTA 促進了Lake學院與高雄縣義守國際學校之間以及Calamvale社區學院與高雄女子高級中學之間的姐妹學校聯繫。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AFTA 安排的另一個聯繫是Nudgee的 Mercy 老年護理中心與高雄育英護理學院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為畢業生提供了每年為期四周的實習課程。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AFTA 扮演了將「客家美食節」轉變為現在非常成功的「端午龍舟競賽多元文化嘉年華」的催化劑。 AFTA 繼續在電影節上發揮重要作用，促進對台灣的了解。 Darling Point Special School 是 AFTA 特別龍舟隊（校長Charmaine Driver是 AFTA 現任會長）。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現任會長（供圖） AFTA 鼓勵台灣教授到布里斯本進行研究休假，並鼓勵學生成功完成博士學位。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過去幾年，AFTA 協助安排來自台灣的訪問藝術團體在當地學校和皇后街購物中心演出。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AFTA 成員在宣傳台灣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兩位協會幹部，已故的道格•坎貝爾（Doug Campbell）（前副會長）和勞倫斯•昆利文（Laurence Quinlivan）（秘書長），並榮獲台灣外交之友獎章。 澳大利亞台灣之友協會（AFTA）（供圖） AFTA會員支持並參與許多台灣社團組織的活動。 AFTA 的會員資格向支持該協會宗旨的澳大利亞居民開放。 秘書長勞倫斯•昆利文 電子郵件 [email protected] 歡迎讀者朋友提供各類社區消息，請聯繫我們社區記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儘管我們天生就能感受到放鬆的愉悅，但科學現在也開始深入研究放鬆對大腦有哪些影響，以及如何最優化這一狀態以最大程度地促進身心健康。 當你目光掃過這篇文章的時候，你是否感到在休息？這並不是沒有可能。2016年，一項名為「休息測試」的大規模調查匯聚了超過18,000名參與者，用以探討人們是如何選擇放鬆的。結果表明，閱讀是最受歡迎的選擇之一。 但這裡存在變數。如果你是坐在陽光明媚的花園裡，正在看閑書，你可能會回答「是的，我感到放鬆」。但如果你是一名學生，面臨第二天就要交的論文壓力，你的回答則很可能是「否」。是否感到放鬆不僅取決於活動本身，還受到情境和個人偏好的影響。例如，有的人在休息測試中報告說，他們最喜歡通過鍛練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來放鬆。 這些複雜性可能解釋了為什麼這個話題在科學界被相對忽視。傳統上，研究者們更傾向於研究身體或大腦在活動狀態下的表現，而非這種難以界定的「休息狀態」。「在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領域，休息和放鬆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或忽視，」南卡羅來納州弗曼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琳．沃姆斯利觀察到。 多年以來，睡眠研究成為神經科學的一個重要領域，然而直到近期，跨學科的新研究才開始揭示為何清醒時的休息同樣至關重要。當我們以適當的方式和劑量進行恰當的放鬆活動時，休息能夠顯著提升我們的認知、情感和生理表現，包括提高對Covid-19等疾病的恢復能力，增強自我控制，並加強記憶形成。 在探討休息這一概念時，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和《休息的藝術》一書的作者克勞迪婭．哈蒙德（Claudia Hammond）指出，儘管人們能夠直觀地理解「休息」這個詞，但要精確地定義它卻頗具挑戰性，這也是科學研究在這一領域所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哈蒙德給出了這樣的定義：「休息是一種具有恢復性、目的明確和放鬆特質的活動。」她強調，為了達到真正的放鬆狀態，人們需要給予自己休息的許可。 哈蒙德也是負責「休息測試」的研究團隊之一。這項測試揭示了人們對於休息活動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偏好。在閱讀之後，其他最受歡迎的休息活動依偏好排序包括：在大自然中消磨時光、享受獨處、聆聽音樂、無所事事、散步、沐浴、白日夢、觀看電視和正念練習。 有趣的是，15%的受訪者選擇了鍛練，儘管這似乎與休息的概念背道而馳。哈蒙德解釋說：「有些人覺得，衹有在進行體育鍛練時，他們的大腦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人表示，閑暇無事讓他們感到焦慮。 該研究還進一步探索了人們參與休閑活動的時間量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聯。結果極富啟發性：哈蒙德表示，「那些感到無需更多休息的人，以及那些覺得自己相對於其他人獲得了更多休息時間的人，他們的幸福感幾乎是感到需要更多休息的人群的兩倍。」這一發現強調了休息與幸福感之間複雜而深刻的關係。 該休息多久？適度才是關鍵 享受休息的樂趣固然重要，但「過猶不及」也同樣適用於這裡。研究發現，過長的休息時間反而可能降低幸福感。這可能是因為，某些情況下，如失業或疾病，長時間的休息並非出於自願選擇。理想的休息時間似乎約為每天5到6小時。 這些觀察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吻合。例如，2009年，目前任職於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薩拉．普萊斯曼（Sarah Pressman）與她的研究團隊發現，經常參與愉悅性休閑活動的人們具有更低的血壓、壓力激素水平和抑鬱症發病率。2021年的一項研究也證實，無論是自由時間過少還是過多，都可能降低人們的幸福感。 休息與免疫力 從健康角度看，休息一直與增強抵抗力和從疾病中更快恢復有關。雖然過去常常建議患者「卧床休息」以加速康復，但現代醫學認為，過長時間的完全不活動反而可能損害心血管健康、骨骼強度和肌肉功能。 然而，減少活動和能量消耗，有時能讓身體把更多的資源分配給免疫系統，從而更有效地抵抗感染。這也是英國和美國在應對COVID-19時的推薦理念。例如，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都建議，在感染活躍期應盡量多地休息，以降低長期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並控制慢性病癥狀。但遺憾的是，這些建議常常缺乏明確性：具體應如何休息，或者在生病期間哪些活動是適宜的，這些問題尚未得到明確回答。 休息不僅關乎身體健康，也與心理健康緊密相連。維持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休息，越來越被視為預防與壓力相關疾病（如倦怠）和維護整體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 綜合考慮，適量而有質量的休息不僅能增進身體健康，還可能提升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精準休息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職業健康心理學專家傑西卡．德．布魯姆深入探討了如何從日常工作壓力中有效恢復。她強調，高效的休息擁有六個核心要素，其中最關鍵的是自主性：即個體能自行決定休息活動的內容和參與者。 在緊張的工作環境中，尤其需要注意短暫而頻繁的「微休息」（最短10分鐘）。研究顯示，這種完全脫離工作的短暫休息可以提振精神、緩解疲勞並改善整體工作表現。如哈蒙德所述：「人們常會將休息作為完成任務後的獎勵，而忽視了規律性休息的重要性。」 神經科學家指出，持續的腦力活動可能導致決策失誤，因為它會耗盡「認知控制」——即我們實現長期目標時用以指導思考和行動的能力。行為研究員安東尼厄斯．維勒的實驗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當我們處於疲勞狀態時，我們更傾向於做出短視或者負面的決策。 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早先的神經影像學研究指出，認知控制能力的衰退與大腦外側前額葉皮層活動減少有關。儘管流行觀點認為這是因為該區域的能量儲備被耗盡，但維勒和他的研究團隊正在尋找更精確的解釋。 綜合以上觀點，自主性、規律性與認知控制共同構成了有效休息的三大支柱。通過合理安排休息，不僅可以優化工作績效，還可以在決策中保持理性與長遠視角。因此，休息並不僅僅是一種獎勵或者生活的附屬品，它本身就是生活與工作成功的關鍵組成部分。 休息與大腦 先進的成像技術顯示，面對複雜認知任務時，人們的前額皮質中谷氨酸（一種主要的興奮性神經遞質）水平顯著增加。這種特定神經遞質的增加和更廣泛的分布，可能導致認知控制能力下降。令人吸引注意的是，這一變化特異地出現在前額皮質。研究者安東尼厄斯．維勒認為，這一現象可能破壞神經元的正常功能，儘管其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 高谷氨酸水平的擴散率暗示，休息可能有助於調節或恢復該神經遞質，從而維護認知控制。維勒強調，解決這一複雜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別是關於恢復適量谷氨酸水平和認知控制所需的休息時間。 除了對決策有益外，定期休息還對記憶具有強化作用。雖然長久以來人們都知道睡眠有助於記憶鞏固，現代研究卻表明，清醒狀態下的休息同樣能夠增強記憶。例如，短短15分鐘的安靜沉思足以顯著提高人們對新信息的記憶力。神經科學家瓦姆斯利指出，這種效果不僅在短期內明顯，而且能持續數小時甚至數天。 這種記憶增強效果適用於多種記憶形式，包括辭彙記憶、空間導航記憶和程序記憶。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效應與睡眠相媲美。更進一步，研究發現，在清醒休息期間，大腦的電活動模式與睡眠期間的記憶鞏固有關。瓦姆斯利強調，這種生物學現像在人類和動物中都有觀察到。 總體而言，休息不僅是恢復體力的手段，更是一種綜合性的大腦優化策略。它有助於維護和提升認知控制，同時也加強了記憶和學習能力。因此，在高度競爭和高強度工作環境中，合理安排休息時間變得尤為重要。 從假期到日常 假期的效應：快樂但短暫 很多人可能將假期視為擺脫工作和家庭壓力的終極方式，期待能夠全面恢復身心。然而，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職業健康心理學家傑西卡．德．布魯姆（Jessica de Bloom）的研究發現，假期的益處可能比想像中更短暫。在假期前、假期中和假期後對參與者進行調查後，她發現人們的幸福感通常在一周內就回歸到基線水平。 用DRAMMA模型優化休息 德．布魯姆提出了一個名為「DRAMMA」的縮寫詞，以描述最有益的休閑活動： D（Detachment,心理脫離）：將自己從消極和壓力情境中解脫。 R（Relaxation,放鬆）：從按摩到簡單的閑逛，選擇一种放松方式。 A（Autonomy,自治）：「這是一種你真正擁有主導權，可以自行決定如何使用時間和與誰共度時間的感覺，」德．布魯姆指出。 M（Mastery,精通）：通過學習新技能或健康生活，感受到一種掌控感。 M（Meaning,意義）：參與有深刻價值感或意義的活動，例如志願服務或倡導一項自己深信的事業。 A（Affiliation,歸屬感）：與同事或工作之外的人建立社交聯繫，以滿足歸屬需要。 重新定義休息：從短期逃避到持久幸福 德．布魯姆的DRAMMA模型不僅提供了一個全面而實用的方法來優化我們的休息方式，還強調了在忙碌和充滿壓力的生活中尋求持久幸福的重要性。通過將這些元素融入我們的日常活動，我們可能會發現一種更持久、更有益的休息方式，使我們不僅能在短期內恢復活力，還能在長期中維持身心健康。
一個有法律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法治國家；那麼，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為什麼卻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這段時間裡中國當局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廣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奧秘，也許能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頻繁立法修法，強化習近平權力 《反間諜法》並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在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的基礎上修訂並制定了《反間諜法》，並同時廢止了199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的2015年7月，中國再次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距上一部《反間諜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4月又修訂了這部法律，於是有了7月實施的新版《反間諜法》。 從《國安法》，到《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再到新版《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十年之內動作頻頻，真是緊鑼密鼓。據負責起草新版《反間諜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說：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後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第一部專門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這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訂反間諜法，可謂劍及履及，刻不容緩。當局關於《反間諜法》的宣傳活動，更是在渲染一種「中國到處都是間諜」的氛圍。這樣看來，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間諜的威脅，真是不小呢！ 就在這種氛圍中，還傳出了貴為副國級高官、現任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的秦剛捲入了間諜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間諜收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這還不是亡黨亡國的節奏？！ 實際上呢，那位負責修訂《反間諜法》的官員一不小心也說出了實話。他強調，這次修訂反間諜法，首先為的是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來指導立法，是要「進一步強化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因此，修訂後的反間諜法，第一特點就是「鮮明體現了堅持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他這聽來好似套話、空話的車軲轆話，背後確實有一句大實話，那就是：修訂反間諜法，為的是強化習近平權力。 隨心所欲抓敵人，這是政治極權的必需 習近平的權力已經很大很大了，還要怎麼強化呢？習近平要進一步強化權力，為什麼首先著手修訂反間諜法呢？這就不能不從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上來分析了。 中共是靠鬥爭起家的，「鬥爭」二字也正是習近平近年反覆強調的。鬥爭總是有對象的。毛的時代，中共的鬥爭對象有個很長的單子，概括地說是九類敵人。開初是「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加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然後還有一個知識分子」臭老九「。你仔細琢磨這個名單，其中是有奧妙的，一個奧妙就是越來越隨心所欲地確定鬥爭對象。地主，這多多少少是有點兒標準的；你家沒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沒法說你是地主。富農的標準就靈活了，但畢竟得有點兒財產。反革命分子，開始的時候，確定起來也是有些客觀依據的，比如在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里當過官員，但很快就變成一頂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誰是敵人，就可以說他是反革命。如此類推，隨心所欲的程度越來越高。到了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幾類敵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為中共幹革命而坐過牢，」叛徒「這個標籤打死你；你是中共當今掌權的高官，那就是」走資派「——不是官員還沒資格當」走資派「呢！到了這時候，也就是文革時代，誰也別擺什麼共黨資歷、革命功績，除了毛澤東一人之外，誰都可以是敵人，誰都可以被鬥爭！ 這還沒說到「特務「呢——那時候通稱特務，如今則叫作間諜。特務也好，間諜也好，這玩意兒的特點就是他/她是隱蔽的，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對於」善於鬥爭「的中共領袖來說，好就好在這」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因為這不就可以隨意給你貼標籤、畫記號了嗎？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立威、集權的一個重大關節點，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們有十分之一被作為特務抓了起來。這裡的判定標準從何而來？負責這場運動的康生指著人家的鼻子說：」我看你像特務，你就是特務「。 是的，就是這麼隨心所欲！習近平的權力，什麼時候到了這一天，也許就算達到他的理想狀態了。那一天，他和他這個體制的官員們，可以隨意指著某人說：你就是間諜！於是乎，你就要被抓起來，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槍決。 說你是不法民營企業家，他固然可以隨意定義你是守法還是不法，但你總得首先是個企業家吧？說你是腐敗官員，當然哪個官員都是腐敗的，但你總得大小是個官員吧？說你是間諜，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歸固然可疑，但土鱉一樣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來，全中國上十億人次有過出國紀錄，誰敢說你不是在哪國旅遊的時候被發展成「間諜「了呢？毛的時代，美女等於特務；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帥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間諜哈！ 是的，抓間諜這事兒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證據。據說有關部門出台了某種指引，要人們提防那些喜歡談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話題的傢伙，因為他們很可能是間諜。這一來，有人馬上聯想到了喜歡到處「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沒有」看他像間諜、他就是間諜「的權力，偏偏他有這個權力。近日網上也有個段子，說的是小學生髮現爸爸媽媽在卧室里言行詭秘，於是告發爸爸媽媽是間諜。也很可惜啊，這不就妨礙了當局急於催生下茬兒韭菜的人口大計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弔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卷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當觀察家們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預測2023年全球最大不確定性和地緣風險時，都把注意力放在俄烏戰爭，美中對抗，台海失控，朝鮮半島危機等，絕未料到中國經濟。因為在去年11月底中國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場，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後，人們普遍樂觀預期，三年疫情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會有一個井噴式的反彈，即使反彈不如預期，但也至少不會很難看；而隨著年初經濟的復甦，各大經濟機構都把中國經濟的年增長上調到5%以上，有些更樂觀地認為會達6%甚至更高，3月兩會中國政府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在5%。 所有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6%，稍遜於預期，這可以解釋去年同期的基數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場經濟主體對形勢的轉變還有一個適應性，人們認為隨著政策的明朗化，市場信心會逐步恢復，二季度經濟成長會加速。二季度GDP雖達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礎上。換言之，由於去年二季度的基數太低，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至少要達8%市場才認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總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上半年只有4.4%，確實是改革以來最低的。 另外，從今年上半年看，中國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物價漲不起來，這同歐美擔心的高物價形成鮮明對比。一般來說，經濟快速增長會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和通脹，物價起不來，經濟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國經濟全面走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首次同時下滑，尤其進出口出現劇降，這雖然可以解釋為外部需求的持續疲軟所致，不單中國如此，然而，7月進出口的降幅之大，還是出乎外界和中國官方自己的預期。 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定時炸彈」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擔心中國什麼？ 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鑒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著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然而，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然而，即便如此，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 第一，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蕩，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為轉嫁危機，習對外可能更具對抗性 第二，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 可以說，如果不能在未來不長的時間裡改善企業尤其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會更加令人堪憂。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沒有好的辦法。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不排除習近平出於穩定自身權力和政局的考量，採取一條更加激進的和美國及西方對抗的路線，在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主動出擊，製造障礙，從而加劇地區形勢的緊張和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讓外界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故而，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