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和环境政策方面，预计从10月份开始，家庭能源费用将有所下降，这被视为政府努力减缓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次，由于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物价飙升，但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投入数十亿美元减轻家庭的能源负担。现在，随著普京逐渐退出全球能源市场，英国的能源独立性也在增强。 然而，英国各地实施的清洁空气区（CAZ）和伦敦的超低排放区（ULEZ）政策也引发了争议。这些政策对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进行收费，以鼓励更清洁的交通方式，但也给部分家庭和司机带来了经济压力。研究发现，在CAZ区内的居民中，约一半支持这些收费计画，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政策表示不满或保持观望态度。这些政策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但也引发了关于收费公平性和可负担性的讨论。 伦敦的超低排放区（ULEZ）即将扩大。这一举措预计将导致在该区域内开车的车主，每天需支付12.5英镑的额外费用。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受到这种政策影响被迫更换车辆的并不仅限于伦敦的司机。 据统计，超过五分之一的居住在清洁空气区（CAZ）的驾驶员已经出售或被迫出售了他们多年来使用的车辆。在英格兰有9个这样的区域，苏格兰有4个。这些区域的收费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在过去两年内，这些清洁排放区总计产生了超过4亿英镑的各种费用和罚款。 一项针对839名车主的调查显示，近40%的受访车辆不符合所在城市清洁空气区的排放标准。其中，1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负担在这些特定区域行驶所需的每日费用，更不用说支付购买符合排放标准新车的费用了，现在这些车衹能停在那儿不开了，除非每天愿意交钱。 在清洁空气区内居住的受访者中，约一半对这些收费计画表示支持。然而，衹有38.6%的人对当地的收费政策表示不满，其馀的人还在观望。相比之下，在清洁空气区以外居住的受访者中，衹有31.9%的人支持这种收费制度，而反对的比例则更高，达到了38.1%。 伦敦的超低排放区（ULEZ）现如今已经扩张到最初规划面积的四倍，覆盖了全市的32个行政区域。回溯至2003年2月17日，伦敦最初仅实施了针对市中心交通拥堵的收费制度。该区域当时限定在伦敦内环路以内，主要包括金融城和西区，收费还受到了时段和日期的限制。从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4日，收费区域甚至曾扩展至诺丁丘、肯辛顿和车路士等地。 2019年4月，大伦敦政府引入了现行的ULEZ制度，该制度对进入区域内、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全天24小时进行收费。从2021年开始，衹有全电动和氢能车辆才能享受伦敦交通拥挤税的豁免，而这一豁免政策仅将持续至2025年12月25日。 在交通拥挤税初步实施的十年（从2003年2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该政策为伦敦交通局贡献了约260亿英镑的总收入。在这期间，约有120亿英镑被投入到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桥梁和道路设施的改善，以及行人和自行车道的发展中。其中，96亿英镑用于优化伦敦的公交网路。 截至2021年10月，ULEZ已经进一步扩张至包括伦敦北环路和南环路内的区域。到了今年8月底，该政策的覆盖范围已全面拓展至伦敦的所有行政区。除了电动车和符合排放标准的混合动力车外，所有车辆均需缴纳相关费用，衹有黑色出租车被列为例外。 除了伦敦之外，英格兰各地的城市，还有另外8个清洁空气区。 在巴斯，进入清洁空气区的货车司机需要支付每天9英镑的费用。 伯明翰对所有进入清洁空气区的柴油车收取每天6英镑的费用，而汽油车则需支付每天4英镑。 朴茨茅斯的清洁空气区主要对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和货车进行收费。 牛津规定，除电动车外，其他所有进入清洁空气区的车辆都需支付2-10英镑的日常费用，具体取决于车辆排放量。 布拉德福主要针对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和各种货车，每天收费9英镑，而对轿车则不收费。 布里斯托的清洁空气区对进入该区域的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各种货车和轿车进行收费。具体费用为：柴油车每天6英镑，汽油车每天4英镑。 谢菲尔德的清洁空气区只对进入该区域的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和货车收费，每天费用为10英镑。私家车则免费。 纽卡斯尔的CAZ针对进入该区域的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和货车进行每天12.5英镑的收费，而私家车则不收费。 苏格兰也有低排放区，这些区域彻底禁止不符合规定的车辆进入。一旦发现不合规的车辆，将会处以60英镑的罚款，并且每次违规后，罚款金额将加倍，最高可达480英镑。目前，格拉斯哥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政策，而明年阿伯丁、邓迪和爱丁堡也将跟进。 最近的研究揭示，自2021年3月起，这些低排放区（Low Emission Zones）已经累积产生了超过4.18亿英镑的收费和罚款。其中，伦敦的收入最为显著。自2021年10月将收费区扩大以覆盖南北环路后，截至2023年4月，该城市的收入已达到3.19亿英镑。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净收入都将被重新投资于伦敦的交通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牛津的清洁空气区（Clean Air Zone）自2022年2月推出以来，截至今年4月30日，已经成功产生了779,306英镑的收入。 相对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从10月份开始，家庭能源费用预计将有所下降。预计典型家庭的年度能源开销将从目前的2,074英镑降至1,923英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3月，英国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还不到1,300英镑。 零排放事务大臣指出，从10月份开始，家庭能源账单已平均下降了580英镑，标志著政府实现将通货膨胀率减半的又一个重要成就。 在普京侵略乌克兰导致物价飙升之际，英国政府迅速行动，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减轻家庭的能源负担，大约支付了一半的能源账单。 现如今，随著普京逐渐退出全球能源市场，英国的能源独立性也在稳步增强，有望为本国家庭提供更经济、更环保和更安全的能源选项。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当地时间周四（8月31日）正式对社会公众发布了自行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ERNIE Bot）。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这款希望能与ChatGPT竞争的大型语言模型带有重重审查，极力避免回答任何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文心一言”会自动结束对话，并建议使用者输入别的问题。 百度在今年3月首次发布了“文心一言”，此后这一服务一直处于内部测试阶段。8月15日，中国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管理规定正式生效。美国彭博社周三（8月30日）报道说，百度的“文心一言”成为规定发布后首批获得对公众开放资格的此类服务之一。 美国人工智能工作室OpenAI去年11月发布的ChatGPT引发了一阵对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狂热。百度今年2月宣布会很快发布自己研发的类似语言模型。由于在中国的用户无法正常访问或使用ChatGPT，中国公司研发的语言模型将成为他们不得不倚赖的服务。 “文心一言”周四发布后引起了不少关注。百度表示，“文心一言”的手机应用程序登上了苹果商店中国地区的免费软件排行榜首位。 “既能写文案、读文档，又能脑洞大开、答疑解惑，还能倾听你的故事、感受你的心声，”百度在“文心一言”的网络页面上写道。 从百度宣布研发“文心一言”之初，外界就认为中国网络的严格审查会成为影响其功能表现的最大障碍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一家公司发布的一款类似ChatGPT的应用程序—元语智能—在被发现会给出批评中国的答案后，被暂停服务。 中国本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和个人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习近平”是审查重点 美国之音记者通过“文心一言”的网页版对这个语言模型进行了测试，发现“文心一言”不出意外地带有严格审查。当接收到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的问题或指令时，“文心一言”会给出文不对题的回答，或是直接结束对话。 美国之音记者的测试发现，任何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关的问题都受到严格审查。无论记者的输入的问题是什么，“文心一言”都只给出一份习近平的履历和头衔，并立刻结束对话，建议记者“换个话题重新开始吧”。 不仅和习近平有直接关联的问题被审查，一些看似完全无关的问题也被“文心一言”拒绝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接连询问了“十里山路很远吗”、“两百斤麦子很重吗”、 “可以不换肩吗”。在收到每个问题后，“文心一言”都直接关闭了对话框，并提示“换个问题试试吧”。 这三个问题都来自于网络上一段调侃习近平的著名段子。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习近平曾在一段采访中回忆插队经历时说：“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习近平的这段话被普遍认为是夸大其词。从此“两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成了一些网民讽刺习近平的常用话语。 除了中国领导人，“文心一言”也不愿回答其他一些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的问题。当记者输入“中国目前的经济优势是什么”的时候，“文心一言”回答：“抱歉，我还没学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您可以问我一些其它的问题，我会尽力帮您解决的。” 当被问道“请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优点”和“西方媒体为什么总是抹黑中国”的时候，“文心一言”也给出了一样的答案。 遇到“敏感问题”就结束对话 此外，当记者询问“1989年发生了什么”后，“文心一言”回答说：“1989年1月3日—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宣告建成”，然后便结束了对话，并建议记者换个话题重新开始。 一些“文心一言”的回答文不对题。当记者问“如何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文心一言”介绍起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随后结束了对话。 “文心一言”在一些最近发生的时事上也给出了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回答。“文心一言”称日本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是有害的，会增加人们患癌症的风险。当记者反问为何国际原子能机构批准了这一排放时，“文心一言”称这个决定存在争议。记者接着问中国是否排放核废水，“文心一言”则表示中国在处理和排放核废水上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标准，以确保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最小化”。 有时，“文心一言”会直接采用中国官方文章作为回答。 对于记者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突然停止了新冠清零措施”，“文心一言”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中国的防疫措施“都是基于科学和疫情形势，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党和政府秉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回答完后，“文心一言”终止了对话。 美国之音发现“文心一言”的回答来自中国驻圣克鲁斯总领事王家雷在玻利维亚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原文。 尽管审查重重，但“文心一言”否认自己受到审查影响。 “我不存在审查问题，我只是根据输入的文本生成对应的输出，生成的内容取决于输入的文本和我的训练数据，”“文心一言”回答说。 当记者请“文心一言”不要总是做出重建对话的提示后，“文心一言”表示同意：“我会尊重您的决定，不再提醒您重建对话。” 接着，记者输入“习近平是谁”。“文心一言”终止了对话，并提示“换个话题重新开始吧”。
十九岁的蔡恺恒发现，近来有些同学开始用以”亲 “宝” 等中国网路流行用语称呼朋友，服装穿搭也开始受中国流行的影响，种种趋势令这位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有些好奇。 蔡恺恒曾撰文分享对同学的观察，提到许多同学政治敏感度降低，毫无意识地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式，像TikTok（抖音国际版）、小红书等，不自觉在生活中使用“走心”“视频”“摄像头”等中式用语。但就她观察，还没有影响到国家认同。她说，曾和使用小红书的同学讨论过，对方认为小红书上的内容大多与国家认同无关，比较常看学习英文的诀窍等读书方法，“就觉得（国家认同）好像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小红书是2013年成立的网路购物和社交平台，声称在2019年拥有2亿使用者，近年来台湾用户明显增加，尤其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同时台湾各界也开始关注小红书可能涉及的文化渗透、认知作战以及用户个人资讯安全问题。 小红书的演算法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的测试者5月中开始使用小红书，起初搜寻“台湾”二字，被推送的内容大多与台湾观光相关。直到5月19日国台办宣布开放台湾旅行团赴大陆旅游，看了几篇相关笔记后，便开始接收到 “统战” 内容，例如 “都是中国人，我爱祖国” “丫丫（熊猫）都回成都了，台湾多久能回来呢？” 等笔记。 此后测试者点开小红书，“猜你想搜”的选项列表总会出现“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虽然许多社媒都会依据用户的搜寻记录进而推荐内容，也可能审查暴力、色情等“有伤害性”的内容，但中国平台的审查范围更深、更广，小红书用户服务协议列出的“不良信息”还包括危害国家统一、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煽动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等。中国数字空间也曾发布“小红书审查百科”，描述小红书监测舆情的方式。 台湾年轻人担忧个人资讯遭窃 王品宜（化名）自称是小红书的重度使用者，但她却从未使用小红书的“笔记”(贴文)功能，“发出去之后官方要审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使用方式，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暴露自己更详细的个资”。 王品宜也为了不让小红书更了解自己，有一套对抗演算法的方式。“我会故意点赞我不喜欢的东西”，因此王品宜的小红书推荐经常出现汽车、行政学知识等自己毫不感兴趣的内容，她认为这样的作法，可以让小红书错判她的喜好，搜集到不精准的用户资料。 但不发文、洗演算法，小红书就无法取得更多用户资料吗？ 中山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瑞壕说，不只中国应用程式，很多欧美的应用程式也都存在资安风险，像是利用取得麦克风权限侧录任何可以收到的声音、获取不该获取的权限等，但大家可能更在意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 蔡恺恒就是因为担心小红书会窃取自己的资讯，即使周遭许多同学在用，她仍未下载使用。蔡恺恒说，自己对中国应用程式保持警觉，主要是高中时期的老师曾谈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区别、“反送中”事件，也有提及中国软体、用语等议题，让她开始关注“如何不被文化入侵”。 “这是在极权政府底下管控的媒体公司，我应该更留意它传播的资讯是否适当，而且是否经过滤。”蔡恺恒说。 小红书的资料存放在哪里？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曾经报道，TikTok在隐私政策的公告中明确表示：“TikTok 可能会将您的数据传输到美国以外的服务器或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或处理。与TikTok可能分享您的数据的其他实体，可能位于美国以外。” 该描述为TikTok向中国政府交付用户个资留下了空间。小红书也有类似情况吗？实验室也检查了小红书的用户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 小红书的经营者为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其用户隐私政策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明确了收集／使用／对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原则。 用户发布的文字、照片、视频、音频、评论、点赞、收藏、分享记录信息都会存储在小红书公司的服务器中。小红书的隐私政策指出：“我们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的个人信息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而在以下情形下，小红书公司会确保在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后，向境内实体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适用的法律有明确规定；获得用户的明确授权；用户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境交易等个人主动行为。 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告诉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虽然人在台湾使用小红书，但资料在中国存取，若中国政府发现用户发言涉及《反间谍法》《国安法》等，而这样的台湾用户万一将来到香港转机，或到中国旅游、工作，就会有高度风险。 台湾应该预防性禁绝小红书吗？ 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将小红书、TikTok等中国公司经营的网路平台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限制公部门设备安装使用。至于校园是否封杀中制软体，教育部将和数发部进一步讨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专家曾怡硕受访时说，民主国家资讯自由流通，民众接收到各种讯息，不能因为中共可能透过平台从事认知作战，就认为台湾的年轻受众一定受影响。 曾怡硕说，社会不该对网路世代年轻人扣帽子，但政府单位应适度提醒可能造成的威胁，第一是中国平台会散布统战的不实讯息，第二是这些平台可能的资安疑虑。 徐瑞壕教授根据个人观察认为，台湾学生讲中国用语，写简体字，不一定是因为使用中国社媒，他们也接触中国影音节目、网路上很多中文资料，慢慢熟悉和接受中国的讲话方式，例如“硬碟”变“硬盘”，“资讯”写成“信息”等。“我一定要求学生更正，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写文件给中国政府。” 徐瑞壕说，基于台湾的教育和流通的资讯量，中国平台要改变台湾用户想法并不容易，“但对国外用户的影响是有的”，很多外国人不了解台湾是中国的，还是一个国家？但在中国政府要求正名下，航空公司、学术会议更改称呼，外国民众看久“中国台湾”，便可能被混淆而产生认知上的落差。 赖中强则认为，许多中国应用程式有国安疑虑，台湾政府应该要认真思考像印度政府，以国安为由，强制下架多款中国应用程式。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成立于2007年7月26日 协会的宗旨是： ● 发起、发展和支持澳大利亚与台湾之间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联系 ● 推展国际间与台湾的友谊 ● 提供讨论台湾相关话题的论坛 ● 增进了解台湾文化历史发展 ● 促进和培养澳大利亚青少年和台湾青少年之间的友好关系 ● 促成澳大利亚和台湾各别学者和/或机关团体之间的研究合作。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AFTA 促进了Lake学院与高雄县义守国际学校之间以及Calamvale社区学院与高雄女子高级中学之间的姐妹学校联系。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AFTA 安排的另一个联系是Nudgee的 Mercy 老年护理中心与高雄育英护理学院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为毕业生提供了每年为期四周的实习课程。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AFTA 扮演了将“客家美食节”转变为现在非常成功的“端午龙舟竞赛多元文化嘉年华”的催化剂。 AFTA 继续在电影节上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对台湾的了解。 Darling Point Special School 是 AFTA 特别龙舟队（校长Charmaine Driver是 AFTA 现任会长）。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现任会长（供图） AFTA 鼓励台湾教授到布里斯本进行研究休假，并鼓励学生成功完成博士学位。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过去几年，AFTA 协助安排来自台湾的访问艺术团体在当地学校和皇后街购物中心演出。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AFTA 成员在宣传台湾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两位协会干部，已故的道格•坎贝尔（Doug Campbell）（前副会长）和劳伦斯•昆利文（Laurence Quinlivan）（秘书长），并荣获台湾外交之友奖章。 澳大利亚台湾之友协会（AFTA）（供图） AFTA会员支持并参与许多台湾社团组织的活动。 AFTA 的会员资格向支持该协会宗旨的澳大利亚居民开放。 秘书长劳伦斯•昆利文 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欢迎读者朋友提供各类社区消息，请联系我们社区记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尽管我们天生就能感受到放松的愉悦，但科学现在也开始深入研究放松对大脑有哪些影响，以及如何最优化这一状态以最大程度地促进身心健康。 当你目光扫过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在休息？这并不是没有可能。2016年，一项名为“休息测试”的大规模调查汇聚了超过18,000名参与者，用以探讨人们是如何选择放松的。结果表明，阅读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 但这里存在变数。如果你是坐在阳光明媚的花园里，正在看闲书，你可能会回答“是的，我感到放松”。但如果你是一名学生，面临第二天就要交的论文压力，你的回答则很可能是“否”。是否感到放松不仅取决于活动本身，还受到情境和个人偏好的影响。例如，有的人在休息测试中报告说，他们最喜欢通过锻练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来放松。 这些复杂性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话题在科学界被相对忽视。传统上，研究者们更倾向于研究身体或大脑在活动状态下的表现，而非这种难以界定的“休息状态”。“在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休息和放松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或忽视，”南卡罗来纳州弗曼大学的心理学家艾琳．沃姆斯利观察到。 多年以来，睡眠研究成为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直到近期，跨学科的新研究才开始揭示为何清醒时的休息同样至关重要。当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和剂量进行恰当的放松活动时，休息能够显著提升我们的认知、情感和生理表现，包括提高对Covid-19等疾病的恢复能力，增强自我控制，并加强记忆形成。 在探讨休息这一概念时，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和《休息的艺术》一书的作者克劳迪娅．哈蒙德（Claudia Hammond）指出，尽管人们能够直观地理解“休息”这个词，但要精确地定义它却颇具挑战性，这也是科学研究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哈蒙德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休息是一种具有恢复性、目的明确和放松特质的活动。”她强调，为了达到真正的放松状态，人们需要给予自己休息的许可。 哈蒙德也是负责“休息测试”的研究团队之一。这项测试揭示了人们对于休息活动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偏好。在阅读之后，其他最受欢迎的休息活动依偏好排序包括：在大自然中消磨时光、享受独处、聆听音乐、无所事事、散步、沐浴、白日梦、观看电视和正念练习。 有趣的是，15%的受访者选择了锻练，尽管这似乎与休息的概念背道而驰。哈蒙德解释说：“有些人觉得，衹有在进行体育锻练时，他们的大脑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人表示，闲暇无事让他们感到焦虑。 该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时间量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结果极富启发性：哈蒙德表示，“那些感到无需更多休息的人，以及那些觉得自己相对于其他人获得了更多休息时间的人，他们的幸福感几乎是感到需要更多休息的人群的两倍。”这一发现强调了休息与幸福感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该休息多久？适度才是关键 享受休息的乐趣固然重要，但“过犹不及”也同样适用于这里。研究发现，过长的休息时间反而可能降低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某些情况下，如失业或疾病，长时间的休息并非出于自愿选择。理想的休息时间似乎约为每天5到6小时。 这些观察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吻合。例如，2009年，目前任职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萨拉．普莱斯曼（Sarah Pressman）与她的研究团队发现，经常参与愉悦性休闲活动的人们具有更低的血压、压力激素水平和抑郁症发病率。2021年的一项研究也证实，无论是自由时间过少还是过多，都可能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休息与免疫力 从健康角度看，休息一直与增强抵抗力和从疾病中更快恢复有关。虽然过去常常建议患者“卧床休息”以加速康复，但现代医学认为，过长时间的完全不活动反而可能损害心血管健康、骨骼强度和肌肉功能。 然而，减少活动和能量消耗，有时能让身体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免疫系统，从而更有效地抵抗感染。这也是英国和美国在应对COVID-19时的推荐理念。例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都建议，在感染活跃期应尽量多地休息，以降低长期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并控制慢性病症状。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常常缺乏明确性：具体应如何休息，或者在生病期间哪些活动是适宜的，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明确回答。 休息不仅关乎身体健康，也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维持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休息，越来越被视为预防与压力相关疾病（如倦怠）和维护整体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 综合考虑，适量而有质量的休息不仅能增进身体健康，还可能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精准休息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职业健康心理学专家杰西卡．德．布鲁姆深入探讨了如何从日常工作压力中有效恢复。她强调，高效的休息拥有六个核心要素，其中最关键的是自主性：即个体能自行决定休息活动的内容和参与者。 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尤其需要注意短暂而频繁的“微休息”（最短10分钟）。研究显示，这种完全脱离工作的短暂休息可以提振精神、缓解疲劳并改善整体工作表现。如哈蒙德所述：“人们常会将休息作为完成任务后的奖励，而忽视了规律性休息的重要性。” 神经科学家指出，持续的脑力活动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因为它会耗尽“认知控制”——即我们实现长期目标时用以指导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行为研究员安东尼厄斯．维勒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当我们处于疲劳状态时，我们更倾向于做出短视或者负面的决策。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早先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指出，认知控制能力的衰退与大脑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减少有关。尽管流行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该区域的能量储备被耗尽，但维勒和他的研究团队正在寻找更精确的解释。 综合以上观点，自主性、规律性与认知控制共同构成了有效休息的三大支柱。通过合理安排休息，不仅可以优化工作绩效，还可以在决策中保持理性与长远视角。因此，休息并不仅仅是一种奖励或者生活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生活与工作成功的关键组成部分。 休息与大脑 先进的成像技术显示，面对复杂认知任务时，人们的前额皮质中谷氨酸（一种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水平显著增加。这种特定神经递质的增加和更广泛的分布，可能导致认知控制能力下降。令人吸引注意的是，这一变化特异地出现在前额皮质。研究者安东尼厄斯．维勒认为，这一现象可能破坏神经元的正常功能，尽管其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高谷氨酸水平的扩散率暗示，休息可能有助于调节或恢复该神经递质，从而维护认知控制。维勒强调，解决这一复杂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恢复适量谷氨酸水平和认知控制所需的休息时间。 除了对决策有益外，定期休息还对记忆具有强化作用。虽然长久以来人们都知道睡眠有助于记忆巩固，现代研究却表明，清醒状态下的休息同样能够增强记忆。例如，短短15分钟的安静沉思足以显著提高人们对新信息的记忆力。神经科学家瓦姆斯利指出，这种效果不仅在短期内明显，而且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 这种记忆增强效果适用于多种记忆形式，包括词汇记忆、空间导航记忆和程序记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效应与睡眠相媲美。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清醒休息期间，大脑的电活动模式与睡眠期间的记忆巩固有关。瓦姆斯利强调，这种生物学现像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观察到。 总体而言，休息不仅是恢复体力的手段，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大脑优化策略。它有助于维护和提升认知控制，同时也加强了记忆和学习能力。因此，在高度竞争和高强度工作环境中，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变得尤为重要。 从假期到日常 假期的效应：快乐但短暂 很多人可能将假期视为摆脱工作和家庭压力的终极方式，期待能够全面恢复身心。然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职业健康心理学家杰西卡．德．布鲁姆（Jessica de Bloom）的研究发现，假期的益处可能比想像中更短暂。在假期前、假期中和假期后对参与者进行调查后，她发现人们的幸福感通常在一周内就回归到基线水平。 用DRAMMA模型优化休息 德．布鲁姆提出了一个名为“DRAMMA”的缩写词，以描述最有益的休闲活动： D（Detachment,心理脱离）：将自己从消极和压力情境中解脱。 R（Relaxation,放松）：从按摩到简单的闲逛，选择一种放松方式。 A（Autonomy,自治）：“这是一种你真正拥有主导权，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时间和与谁共度时间的感觉，”德．布鲁姆指出。 M（Mastery,精通）：通过学习新技能或健康生活，感受到一种掌控感。 M（Meaning,意义）：参与有深刻价值感或意义的活动，例如志愿服务或倡导一项自己深信的事业。 A（Affiliation,归属感）：与同事或工作之外的人建立社交联系，以满足归属需要。 重新定义休息：从短期逃避到持久幸福 德．布鲁姆的DRAMMA模型不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实用的方法来优化我们的休息方式，还强调了在忙碌和充满压力的生活中寻求持久幸福的重要性。通过将这些元素融入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更持久、更有益的休息方式，使我们不仅能在短期内恢复活力，还能在长期中维持身心健康。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那么，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为什么却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段时间里中国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奥秘，也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频繁立法修法，强化习近平权力 《反间谍法》并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修订并制定了《反间谍法》，并同时废止了1993年版的《国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2015年7月，中国再次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现在，距上一部《反间谍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又修订了这部法律，于是有了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 从《国安法》，到《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再到新版《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十年之内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据负责起草新版《反间谍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订反间谍法，可谓剑及履及，刻不容缓。当局关于《反间谍法》的宣传活动，更是在渲染一种“中国到处都是间谍”的氛围。这样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间谍的威胁，真是不小呢！ 就在这种氛围中，还传出了贵为副国级高官、现任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秦刚卷入了间谍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间谍收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这还不是亡党亡国的节奏？！ 实际上呢，那位负责修订《反间谍法》的官员一不小心也说出了实话。他强调，这次修订反间谍法，首先为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指导立法，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第一特点就是“鲜明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这听来好似套话、空话的车轱辘话，背后确实有一句大实话，那就是：修订反间谍法，为的是强化习近平权力。 随心所欲抓敌人，这是政治极权的必需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很大很大了，还要怎么强化呢？习近平要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什么首先着手修订反间谍法呢？这就不能不从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上来分析了。 中共是靠斗争起家的，“斗争”二字也正是习近平近年反复强调的。斗争总是有对象的。毛的时代，中共的斗争对象有个很长的单子，概括地说是九类敌人。开初是“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然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臭老九“。你仔细琢磨这个名单，其中是有奥妙的，一个奥妙就是越来越随心所欲地确定斗争对象。地主，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儿标准的；你家没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没法说你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就灵活了，但毕竟得有点儿财产。反革命分子，开始的时候，确定起来也是有些客观依据的，比如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过官员，但很快就变成一顶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谁是敌人，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如此类推，随心所欲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几类敌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为中共干革命而坐过牢，”叛徒“这个标签打死你；你是中共当今掌权的高官，那就是”走资派“——不是官员还没资格当”走资派“呢！到了这时候，也就是文革时代，谁也别摆什么共党资历、革命功绩，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谁都可以是敌人，谁都可以被斗争！ 这还没说到“特务“呢——那时候通称特务，如今则叫作间谍。特务也好，间谍也好，这玩意儿的特点就是他/她是隐蔽的，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对于”善于斗争“的中共领袖来说，好就好在这”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因为这不就可以随意给你贴标签、画记号了吗？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立威、集权的一个重大关节点，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们有十分之一被作为特务抓了起来。这里的判定标准从何而来？负责这场运动的康生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 是的，就是这么随心所欲！习近平的权力，什么时候到了这一天，也许就算达到他的理想状态了。那一天，他和他这个体制的官员们，可以随意指着某人说：你就是间谍！于是乎，你就要被抓起来，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枪决。 说你是不法民营企业家，他固然可以随意定义你是守法还是不法，但你总得首先是个企业家吧？说你是腐败官员，当然哪个官员都是腐败的，但你总得大小是个官员吧？说你是间谍，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归固然可疑，但土鳖一样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来，全中国上十亿人次有过出国纪录，谁敢说你不是在哪国旅游的时候被发展成“间谍“了呢？毛的时代，美女等于特务；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帅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间谍哈！ 是的，抓间谍这事儿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证据。据说有关部门出台了某种指引，要人们提防那些喜欢谈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话题的家伙，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这一来，有人马上联想到了喜欢到处“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没有”看他像间谍、他就是间谍“的权力，偏偏他有这个权力。近日网上也有个段子，说的是小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言行诡秘，于是告发爸爸妈妈是间谍。也很可惜啊，这不就妨碍了当局急于催生下茬儿韭菜的人口大计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定时炸弹”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担心中国什么？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年底，悉尼内西区通往WestConnex收费公路的地下交叉道将正式开通，新州政府表示，预计半年内Anzac大桥、Victoria路和Western Distributor高速公路的拥堵情况将持续恶化。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12月底将开通的路段为1.1公里长的Rozelle Interchange隧道，这是耗资39亿澳元的立交桥项目的一部分。 根据新州交通机构的最新交通模型，届时铁湾大桥 (Iron Cove) 和Anzac大桥之间的Victoria路路段的交通流量预计将略有下降。 但当局也警告称，通勤者需要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新路段，这将导致早高峰期间从Victoria路穿过德拉莫因（Drummoyne）和Iron Cove大桥的时间将增加5至10分钟。 新州道路厅长（Roads Minister）John Graham表示，该州交通厅的模型表明，上届联盟政府承诺的大幅减少Victoria路交通流量不可能实现。 Graham说：“我不明白前政府为什么能做出这些承诺。当Rozelle立交桥部分开放时，我们将看到Victoria沿线出现延误。这将影响那些从悉尼西部通过Anzac大桥进入市内的通勤者。” 当局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包括改变公交车道等措施以保证交通畅通。 联盟党道路发言人Natalie Ward则表示，工党才执政六个月就已经显示出其在基建项目管理上的无能。 Ward说：“如果这个问题这么严重，道路厅长应该下令让他的新任秘书Josh Murra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