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批東北年輕人選擇了「躺平」。 春節期間，很多回鄉的年輕人表達了一種思想：在外打工多賺錢，爭取早日攢下30萬，回來買一份體面的工作。 工作，為什麼需要花錢買？這些年輕人給新浪科技指了條「明路」。 調查發現，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存在著很多「掛羊頭賣狗肉」的企業。表面上是諮詢服務公司。而背地裡，這些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操縱工作買賣」。 這些公司會將不同崗位明碼標價：康師傅等大型民企，標價在萬元不等，一汽、紅旗等國企，標價在20萬左右，有編製的央企，標價則為45萬以上。 在不良產業鏈的推動下，穩定、體面的工作，在年輕人看來已經愈發難找。有回鄉的年輕人直言：回來後，不花錢已經上不了班了。 網路圖片 不花錢，已經上不了班了？ 胡慧是吉林省長春市的應屆碩士畢業生，而她的職業規劃是留在本地的一所民辦大學做教師。 她講述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在校招之際，多次面試失敗，無意間她在小紅書上發現了一份招聘簡歷，上面公布的竟然是她剛剛面試完的崗位。 與該「人力資源」公司溝通後，她面試的崗位售價為14萬元，這令她心灰意冷，「原來面試沒用！花錢買才管用？」 在東北不少城市，一份體面、穩定地工作需要花「人情費」並不新鮮。「穩定的工作，對我們這些普通學生來說，哪有不花錢的。」胡慧說道。 而胡慧的室友也早早意識到「買工作才是正道」。她選擇遠走他鄉，在海南打工賺錢，爭取早日攢夠30萬回家鄉買一份穩定的工作。 這樣的觀念和需求催生了一條產業鏈。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很多公司都是「掛羊頭賣狗肉」。新浪科技以求職者的身份，問詢了多家公司。 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吉林省新帥人力資源」的工作人員表示，不同的崗位都被標好了價碼，康師傅等大型民企崗位的價格在8000到一萬元不等，一汽、紅旗等國企崗位的價格在20萬左右，有編製的央企崗位標價為45萬以上。 網路圖片 該工作人員表示，如果通過該渠道入職有編製的工作，不需要參加筆試，可以直接進入面試流程。而在面試過程中，只要求職人員的基礎條件符合，就可以保證順利通過。 網路圖片 此外，在工作人員的口中，他們的流程是：先交一半定金，簽合同，後續公司會幫忙安排面試流程，面試通過後正式上崗再補齊尾款。 在該公司推薦的崗位中，幾乎都是用人單位與求職者簽訂三年的正式合同，若三年後不續簽或無故辭退，公司還會出面解決。「咱們公司也成立這麼久了，之前送上崗的人也挺多的，沒有一個出現這個問題。」 一則漏洞百出的霸王合同 為打消疑慮，工作人員還發來了相應的合同，「合同都是具有法律效應的，打款也是對公辦理。」 但仔細看，合同細則是經不起推敲的。例如，乙方必須在支付相應的服務費後，才能享受甲方提供的崗位信息服務，甲方提供目標公司面試前48小時內，乙方須向甲方支付剩餘服務費尾款。 換言之，若新浪科技想要面試上述央企工作崗位，需要先付清45萬元全款才能獲得面試機會。但合同後續又寫到，甲方有權不對面試結果做出任何承諾，一切根據目標公司面試時情況結果而定。 此外，合同還顯示，在面試上崗成功後，如果用工單位經營中發生倒閉或裁員的；勞動或勞務合同用工期滿，用工單位表示不再續簽的；甲方可以二次為乙方推薦就業崗位，就業單位由甲方提供，無法自選，乙方若在一個月內沒有做明確表示，均視為乙方自動放棄此權利，本協議自動終止，甲方不予退還任何費用，也不予履行任何權利及義務。 這意味著，上述工作人員口中的「出面解決」，很可能只是幫換一份工作，而不保證新工作的薪資和穩定性。例如求職者花費45萬元想求得高薪穩定的職業，但被「調劑」成了地鐵安檢員，如果求職者不接受，則無法收回前期交的45萬元。 對此，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告訴新浪科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而行為人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屬於欺詐行為。另根據《刑法》規定，如果行為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了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則涉嫌構成詐騙罪。 「民事欺詐行為中，行為人主觀上也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但這種利益是通過民事行為，如通過合同的履行而實現合同的利益；而在詐騙罪中，行為人謀取的不是民事行為的對價利益，而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即使行為人有表面上的『履約』行為，也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或迷惑對方。」孟博表示。 新浪科技了解到，在詐騙罪的量刑中，如果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因此，雖然上述公司的合同列出了不少保護公司法律效應的格式條款，但合同本身「違法」了，不具有法律效力。 病急亂投醫者，不在少數 據天眼查數據顯示，這樣一家能將國企的崗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人力資源企業，註冊資本僅為200萬元人民幣。根據以往數據，這家企業因「買賣工作」而發起訴訟的案例並不少見。 比如，在包頭市青山區人民法院烏素圖法庭審結一起中介合同糾紛案件中，原告馬某與被告某公司及該公司員工張某簽訂了《中介合同》，合同約定馬某參加某公司的培訓後，無須參加考試即可取得國企的工作，培訓費及服務費15萬元。 而原告馬某在苦苦等待之後並未獲得國企的工作。法庭經審理認為，原告馬某以 15 萬元委託第三方尋找特定工作，訂立《中介合同》雖系雙方同意，但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被告某公司並沒有人力資源資質，為原告馬某謀求特定工作崗位，不是通過正當公開招考選拔取得國企工作，原告馬某對此操作知情，涉案合同破壞了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有違公序良俗和誠信原則，有損用工單位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 最終判決雙方簽訂的合同無效，被告某公司與被告張某返還原告馬某實際交付的款項。 但如今，在大環境「內卷」的情況下，「病急亂投醫」的情況愈發普遍。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有關花錢買工作靠不靠譜、花錢買工作渠道推薦等帖子並不少見，有人直言，在不少地方，各行各業的多數好工作都是花錢買來的，不花錢已經上不了班了。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而也正是這些風氣和觀點，催生了與上述企業類似的大批中介公司，如果求職者想要通過高價換取一份好工作，往後的風險和危機必然會是不可控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浪科技
你有多久沒有聽過「美特斯邦威」這個名字了？ 這一在2000年代初期就率先請周杰倫代言、店鋪開遍大江南北的國產時尚品牌，似乎已經消失很久了。即便這幾年國潮品牌流量一浪高過一浪，被譽為「休閑服飾第一股」的美特斯邦威（簡稱「美邦」），卻再也沒有在產品市場上激起浪花。 在連年的虧損之後，終於有人看不下去了。 最新的消息是，這一品牌的創始人、浙江省前首富周成建宣布回歸美邦。而從2016年末開始掌舵公司的周成建長女胡佳佳則宣布辭去公司全部管理職務。 網路圖片 由時年30歲、留學歸國的大女兒胡佳佳接班，此事當年曾震撼浙江商界，當時外界對這位二代給予了極大的期望，從投資人到消費者都認為新鮮血液的注入，將帶領這一品牌超越「不走尋常路」的傳奇。 但從接棒到辭去管理職務，7年多過去，故事以凈虧損接近32億元告一段落。至此，當年的交接棒傳奇故事潦草收場。而那些年裡篳路藍縷的創業大佬不得不重新回歸江湖，用周成建在接受採訪時的話說，「重新創業。」 只是，這一次的征途兇險，絲毫不遜色於當年。 01 「富二代」一直都應該算是一個偏負面辭彙。且不說仇富的暗流一直存在於輿論的心理底層之中，那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二代們，更是匯聚了所有爭議於一身。特別是在萬達公子、「國民老公」王思聰大戰網紅和娛樂圈之後，這種「不學無術」「奢靡浪蕩」的印象（其實不一定準確）被進一步地加固了。 美邦的胡佳佳，7年虧掉了美邦將近32億，似乎再一次驗證了這一邏輯。但真的是因為胡佳佳不行嗎？ 網路圖片 公開資料顯示，胡佳佳2010年畢業於英國阿斯頓大學市場營銷專業，2011年取得倫敦馬蘭戈尼學院時尚營銷碩士學位。2011年以來，胡佳佳在美邦總裁辦公室、鞋類開發營運部、品牌營銷部、戰略發展部均有任職經歷。 我曾經參加過一些企業二代聚集的商學院課程，使得我對這一群體有了非常大的改觀。 起碼從我接觸過的對象來看，他們個個均掌握流利的外語，早上8點的課程，幾乎沒有人缺勤，課堂上到處都是認真在寫筆記的人。對於科技和消費最前沿的變化，你會發現他們比大多數人想的都要深刻。他們不止是從海外名校學成歸來，回國也從大廠實習生做起。 其實說回來，甚至就連王思聰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流利的英語和極強的邏輯思考能力，都展現了「精英教育」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烙印。 和這些人接觸之後，最大感受是：「那些比你有錢、比你好看的人，比你還要努力。」是不是很扎心？ 02 我相信在剛開始選擇交班這個決定時，這些二代們一定是拿出了可以令在殘酷競爭戰場上廝殺過的父輩們滿意的品質的。不然，難以解釋他們的父輩為什麼那麼容易就願意把自己的畢生奮鬥所得，輕鬆交接出去。 事實上，在胡佳佳掌舵美邦的這些年裡，中國的民營企業幾乎都在跟隨他們所選擇的路線。比如娃哈哈的二代宗馥莉、新希望的二代劉暢等，他們一開始也都被父輩和投資者寄予了極大的接班厚望。 這不僅僅是因為那些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創業的老一輩企業家們多半都已經到了「從心所欲」的年紀，還因為新技術在短時間內不斷衝擊和顛覆我們的商業和生活，無論是內因還是外因，多少都會渴望有年輕的血液注入，而不是仍由老人掌權。這也是近年來民營企業紛紛出現交接班的心裡動因之一。 當然，還有一個最底層的原因，就是這些剛剛富起來的企業家們並不希望自己的財富就此結束，而是正在試圖探索出富過三代、財富代際傳承的新思路——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成功的案例可供參考。 美邦的周成建，曾一度登榜「浙江首富」寶座。2008年，周成建家族曾以20億美元身家排名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之第五名；此後又曾以204億元身家登上胡潤富豪榜之服飾首富寶座。 但看看今天的境況，就連他後面的浙江首富，都換了好幾輪了。和中國首富榜十年就能大換血不一樣，全球富豪排行榜近幾十年其實都是很穩定的。 而且，那些最長壽的企業恰恰很多都是以家族企業的形式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剛剛把埃隆·馬斯克趕下首富位置的路易威登背後的法國阿爾諾家族，百年間品牌持續佔據潮流一線位置，從未有過時、老去一說；而背後的持有家族也在這些年裡逐漸成為傳說中的老錢存在。 03 在全球，其實不止阿爾諾家族，洛克菲勒基金會、李嘉誠基金會等等，都是另一種形式的家族傳承。但為什麼起碼從目前來看，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我們卻始終沒有找到一條被驗證可行的模式？ 歐美等地區的家族企業目前已經傳了四五代，有的甚至是五六代，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傳承機制。比如對於家族企業交接班的相關政治、法律、稅收等制度都已經完善，比如美國的遺產稅，比如信託制度，都相對成熟，有一套現成體系可以幫助家族思考如何安排傳承。 而且，外部的社會輿論環境也相對穩定，有恆產、有恆心形成了正向的循環。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質疑，財富分配差距在不斷拉大。但財富分配的前提是，讓創造財富的人擁有安全感，否則，一切討論都沒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企業要有穩定的決策機制和現代化的管理制度作為支撐。家族企業只是形式，其內核依然需要建立在現代公司管理制度之上的。 網路圖片 以美邦為例，周成建就說過虧損的責任主要在自己： 過去我也有參與美邦的經營，不過是處於一種似管非管的狀態，這樣反而不能很好地把管理理順。（見2月2日周成建接受《中國企業家》雜誌的採訪） 無論這是不是周成建的託詞，但可以想見的是，在美邦內部，對於最高決策的形成，看起來是年輕人掌舵，說到底還是老人在操盤。這就容易使得公司制度事實上形同虛設。 04 這些「富二代」們本身並不是沒有能力。回過頭來看蘇寧的張康陽是另一個典型。 2016年6月，蘇寧正式入主國際米蘭。作為負責蘇寧海外業務的蘇寧國際總裁，張康陽成為國際米蘭俱樂部董事。 2018年，年僅28歲的張康陽擔任國際米蘭俱樂部主席。同年底，尤文圖斯俱樂部總經理馬洛塔離開了多年的職位。張康陽作出了一個關鍵的決定，任命馬洛塔為國際米蘭俱樂部體育競技CEO。 2024年1月，義大利超級盃決賽結束，國際米蘭1∶0絕殺那不勒斯奪冠，實現義大利超級盃三連冠，複製了AC米蘭創造的神跡。這也被外界認為是與張康陽「神操盤」的管理能力有關係。但對比起來，回顧他在蘇寧集團內部的業績，明顯就要遜色得多。 說到底，在國際米蘭和在蘇寧集團，張康陽面臨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決策情境和管理制度，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也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無論如何，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現在一定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中國家族企業正處於由一代傳給二代的時期，第一次的交接棒如果能成功，大概率就能確保後幾代成功交接，並繼續傳承下去。 但這一美好願望的實現，有一個共通的前提——擁有財富和傳承本身是合法合理的，而不是被打擊的對象。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最近，有一個案子在英國判了，由於此案過於奇葩，攸關大批國內中小商家的利益，很值得拿出來說說。 網路圖片 這場訴訟發在兩家跨境電商平台，即SHEIN與Temu之間，其來龍去脈並不複雜。 近年來，由於跨境電商的興起，許多國內商家紛紛「出海」，利用跨境電商平台向海外消費者出售自家產品。 商家賣貨嘛，當然覺得渠道多一點更好，所以，很多商家會選擇在兩大跨境電商平台SHEIN與Temu上面，同時開店，而SHEIN與Temu也展開激烈競爭，極力招攬和留住優質商家。 這本來可以是一場平台間的君子之爭，但是具有先發優勢的SHEIN，卻劍走偏鋒，用「獨家經營協議」的模式，強迫商家「二選一」。入駐SHEIN的商家，要與SHEIN簽訂一個協議，將商家的圖片版權授予SHEIN平台。 換句話說，商家雖然拍攝的是自家產品圖片，且用的是自己的錢和人工，SHEIN卻不費吹灰之力，將圖片版權一股腦拿走。一旦商家將這些自家產品圖片，用在其他跨境電商平台上，那麼將面臨巨額的侵權索賠。 聽起來魔幻吧，與之前視覺中國之前向原創者索賠，是不是有些相像？SHEIN和視覺中國一樣，也不只是恫嚇而已，人家還真以圖片侵權為名，把一些商家給告了。 網路圖片 據美國媒體報道，SHEIN向伊利諾伊州地方法院提起新訴訟，對數十家跨境賣家發起臨時限制令（TRO）。據法律文件，一家名為「廣州德賢服飾」的賣家被SHEIN索要40萬美元的和解費用，但其被指控侵權的產品利潤不足1500美元，還有商家因受TRO影響而被迫裁員了300多人，甚至有的商家只能依靠個人信用卡來支付工人的工資。 不得不說，SHEIN這招對於國內中小商家極具威懾力，不要說天價索賠了，就單單是海外打官司這種麻煩事，就足以讓許多國內中小商家望而卻步，因此，二選一，成為這些商家不得已的選擇。 SHEIN還將矛頭直接指向了Temu，發起了讓人眼花繚亂的訴訟和投訴。如去年12月，SHEIN在美國對Temu發起了3.3萬次的虛假版權投訴，以干擾對方運營。去年8月，SHEIN在倫敦對Temu提起訴訟，聲稱Temu商家的產品圖片涉嫌侵權，並向法院申請臨時限制令，數百個商家因此受到商品下架，資金凍結等不同程度的損失。 然而，英國法院卻打了SHEIN的臉。日前，倫敦高等法院否決了SHEIN與商家簽訂的「獨家經營協議」，而是明確判定：對Temu反駁SHEIN關於使用商家圖片投訴的申請全部批准，此前針對商家的臨時限制令也從法令發布之日起予以終止。 主審法官凱林·培根 (Kelyn Bacon)還在判決書中罕見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花了這麼多時間和律師費，Shein對於Temu提出質疑的圖片，竟然沒能提供一張完整的版權證明，令人非常吃驚。 網路圖片 英法院的判定意味著，SHEIN千方百計維護的的知識產權壁壘，就此轟然坍塌，中小商家拿回了本屬於自己的知識產權，拿掉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同時這也意味著，跨境電商平台「二選一」是註定行不通的，回歸公平競爭，才是跨境電商發展的正道。 跨境電商平台，是依靠國內產業優勢而快速崛起的。SHEIN近年來的高速發展，離不開無數的國內中小商家的支持，這就如同魚和水的關係，SHEIN是那條自由自在的魚，而中小商家則是那一股股的源頭活水。 所以，為中小商家設置知識產權枷鎖，逼迫它們與自己獨家綁定，看似妙招，實則是一記昏招。它所維持的，是平台與商家的不平等的關係，不僅損害了商家的權益，也讓平台不思進取，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服務好商家上。 不難看到，無論國內國外，知識產權的保護，最優先保護的都是原創者。此前，視覺中國多次因版權問題被攝影師起訴，因為很多攝影師發現使用自己拍攝的照片卻被視覺中國索賠，如星空攝影師戴建峰起訴視覺中國就多次衝上熱搜。遺憾的是，視覺中國的前車之鑒，並未讓SHEIN有所警醒，反而一意孤行，成了「海外版視覺中國」。 此次，英法院否決SHEIN虛假投訴，對於SHEIN堪稱當頭棒喝。期待SHEIN能有所警醒和反思，從此改弦更張，尊重中小商家在多平台間自由經營的權利，維護跨境電商發展的良性生態。須知，平台說到底只是服務者，是平等規則的制定者，而不是一切都反過來。那些把自身利益凌駕於商家之上的平台，最終必將遭到唾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中國股市進入2024年以來一路跌跌不休。滬指陸續跌破3000和2800點關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一度低見2666點。雖收盤時回到2700點以上，但2月5日周一開盤就再次大跌，一個半小時內從2720點跌至2643點，到了5年來的最低點。深圳、北京股市同樣低迷；滬深京三市共計5356隻股票，2月5日有 4926隻下跌。在A股持續下挫的同時，創業板綜指上個月內跌幅20%，看齊2008年金融危機時滬指的單月跌幅。 由於中國當局嚴控輿論，廣大股民虧了錢卻無處訴苦，居然找上了美國駐華使館上周五在微博上發布的一張長頸鹿圖片，蜂擁跟帖數萬條，無關長頸鹿，只訴股市苦。美國使館微博於是被中國當局「維穩」，中國股民轉而湧入印度駐華使館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國股市」。2月7日，中國政府出手救市，總算拉抬股市創下多年來最佳單日表現。同一天，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換上了吳清。 這已經是中國股市走低的第四個年頭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證監會主席換馬也好，恐怕都無法扭轉股市還將繼續下跌的趨勢。那麼，中國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謊言、詐騙與信息自由 從受災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認為原因在於謊言。誰的謊言呢？有的批評指向一些單個企業，認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關信息不可信。面對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現大面積暴跌，有金融學家提出「要反思在過去兩年內是不是讓一些其實不具備發行條件、但披著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業上市去融資」。易會滿在下台前兩天也曾召開會議強調要「依法嚴厲打擊操縱市場、惡意做空、內幕交易、欺詐發行等重大違法行為」。看來中國股市中確實存在嚴重的欺詐問題，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緬甸北部的詐騙集團，稱A股為「緬A」。 更為重大和宏觀的謊言與詐騙同樣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國股市大跌的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駐柏林記者劉仲華髮回的報道，借「德國的共產黨國際關係書記」之口，肉麻讚揚中共的施政成就，題目就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看來中國股市不在中國的「整個國家」範圍之內，要不然就是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記者的漢語有問題，認為哀鴻遍野也是「樂觀向上」的一種「洋溢」？就在股災的餘燼中，習近平2月8日還能在春節團拜會上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經濟在全球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 執政黨和政府的謊言其實是系統性、體系化的，不單單在於幾個亢奮的形容詞。1月24日，河南省政府發布消息說，2023年河南全省經濟生產總值（GDP）達到59132億人民幣，比2022年增長4.1%。可是，有心人發現，河南2022年的相關官方數據是61345億元，據此則2023年河南GDP增長幅度其實是負的3.6%。 你如果信了這些而炒股，那等於把錢交給了緬北。不過，從股民湧向美國和印度駐華使館微博下留言這一點也看得出來，他們並不相信中國當局所描述的美國現狀一團漆黑，應該知道美國股市過去一年中的走勢恰與中國股市相反，標普500指數多次創下歷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來表現強勁，曾於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場。 這就是市場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場，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備信息自由。反過來說，中國當局控制並打壓信息自由，正是中國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還是法治救市？ 面對股市下挫，中國當局使出了慣招，那就是所謂「國家隊」入市。相關分析認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轉，就是國家隊買入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的作用。有經濟學家透露，國家隊此次入場買入ETF的總量已達上千億元人民幣。 當然，政府救市不止這一動作。證監會開戶、發通知，最高檢察院表態打擊金融犯罪，乃至國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眾不得「唱衰」中國經濟。有關部門甚至嚴令禁止「做空」，這等於剝奪了股民自由買賣股票的權利。至於當局強調「買賣股票不要單純為了賺錢「這樣的荒謬論調，那似乎預示著股市在中國將要從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換證監會主席，則顯示決定這一層級人事的最高領導也已經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動。 但是，這些動作與股市的原理恰相違背：股市之所以成為經濟表現的晴雨計，原因在於廣大股民在這裡根據市場自由交換的原則通過股票買賣來決定整個社會的投資走向。如果股票市場的表現要由政府來決定，那實際上等於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說，政府救市其實是在實質上扼殺股票市場的本來作用，可謂飲鴆止渴，越救越沒得救。 不是說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場的正常運行以法治為保障，這種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過來，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踐踏法治。什麼欺詐發行，什麼內幕交易，還有發布虛假的宏觀經濟信息，能做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權力的。實際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願來運行，就是最大的踐踏法治。那種情況下，股市無論漲跌，都不過是政府及其利益關聯者在散戶頭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長期來說，不具備法治條件的股市根本無法健康運轉，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說，自由就是金錢，法治就是金錢。然而，我願說，自由與法治都比金錢更重要，因為那是一個社會經濟不僅繁榮而且趨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個人沒有金錢時的希望、有了金錢後的保障。中國股市的痼疾，與當今中國的一切痼疾一樣，究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法治，沒有自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大家好，我是李寧，我今天又來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過大年的每一天，也要來向領導請安，來彙報，來講我們龍口市的殺人犯，我媽媽被活活打死已經十五年了……」 東京。2024年2月11日，農曆新年初二。李寧離開家，來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門前抗議。這是她在大使館前持續抗議的第8個月零23天。 李寧是中國成千上萬維權者中的一員。為了給因上訪而死去的母親伸冤，從2009年開始，維權行動堅持了14年。2022年李寧離開中國來到日本求學，仍然延續了國內的抗爭行動，每天從住處來到位於東京鬧市的中國大使館門前抗議。她說： 「我媽媽這案子14年了，還在進行中。刑事判決之後有個國家賠償。（說是）涉及國家秘密的案子，連向我們（家人）道歉也是國家秘密，不允許公開。我非常氣憤。我想能做什麼？（只能）從自己的聲音方面（發聲），讓更多人知道，不能因為搞成涉及國家秘密的案子，就被消失，就被掩蓋，看不到真相。即使法律不彰，只能通過自己的吶喊去揭露。」 中國民間的抗議空間近年來不斷受到擠壓，李寧14年的抗爭經歷反映了普通公民在利益博弈中，在司法救濟途徑嚴重缺失的環境中，為維權所付出的巨大代價。 「讓中國每個人都知道」 李寧的母親李淑蓮生前是家鄉山東龍口的「老上訪戶」。因對店鋪租賃糾紛的處理不滿，李淑蓮2002年開始上訪。 2009年是李淑蓮上訪的第7個年頭，這一年建國60周年大慶，李淑蓮在北京的上訪活動令地方政府不安。前維權律師劉曉原說，很多訪民選擇在重大政治活動期間到北京上訪，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上訪者的活動會影響政績，因而會招來地方政府的報復。 當時與李淑蓮在一起的訪民侯女士說，2009年9月3日，在北京南小街的暫住地，李淑蓮被來自家鄉山東龍口的政府人員，抓回了龍口。 家人再次得到李淑蓮的消息是一個月以後。10月3日，東萊街道辦事處通知家屬：10月2日晚上11點，李淑蓮在南山賓館的6113房間上吊自殺。 消失一個月的李淑蓮為什麼出現在南山賓館並且離奇死亡？2010年12月龍口法院作出的一份判決中披露了有關背景：2009年9月27日到10月2日，龍口東萊街道辦事處在南山迎賓樓賓館6113房間對李淑蓮進行集中學習教育，期間，不服管教的李淑蓮遭到了保安毆打，「用電警棍電擊，用沾水的毛巾抽打臀部」，龍口法院宣布負責看管李淑蓮的三名保安有罪，其中趙焜被判兩年，後保外就醫。王利男被判一年半，魯旭判二緩三。 這個判決更像是給這起死亡事件找替罪羊：審理一直對死者家人秘而不宣，直到3年後的2013年1月，李寧等家人才獲悉有此判決，2013年5月21日，他們才看到案件判決書及卷宗。 李寧回憶說，「見到媽媽是在殯儀館。化好妝。臉上塗著胭脂和口紅。臉是腫的。我看到媽媽遍體鱗傷。」 地方政府要求家屬儘快火化李淑蓮的遺體，被拒絕了。家人想弄清楚：為什麼東萊街道把李淑蓮限制人身自由關在賓館房間？李淑蓮離世之前都遭遇了什麼？誰操縱了這一切？ 李寧回憶說： 「（當時）不知道哪些部門參與的，不知道哪些領導幹部，任何信息沒有，對於我們全不知道。就是知道媽媽死了。今天拿到卷宗，才看到這個案子，公安、法院、信訪、街道（都參與了）還原了這個過程。15年前都不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我們，我應該怎麼辦？」 那年李寧22歲，媽媽上訪了7年，李寧在媽媽死後才開始接觸這個案子，看到媽媽生前寫的上訪控告信，了解了事情原委。她籠統知道媽媽是從北京被抓回龍口，再就是地方公布的自殺結果，其他「完全是空白的」。 李寧認為，母親的死亡真相被掩蓋了。為防止家屬鬧事，當地出動大量人力貼身維穩。李寧趁亂跑回北京。李寧認為，只有讓社會關注，才能倒逼公權力吐露真相，拿到證據。 李淑蓮生前上訪的時候，在北京一些熱心市民和記者的幫助下在網上發布過上訪材料。那時博客在中國流行。李寧也開始使用論壇和博客發布消息，呼籲外界關注母親的死亡。 「在2009年，應該是博客、還有天涯論壇、還有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只要能發聲的平台（都在發布）。」「媽媽的案子，沒這麼多證據，一紙文書也沒有。只能把這個事情媽媽被打死了，在網上發這些。其實是一個行動，做什麼都需要公布，相當寫日記，每天發生什麼事情，隨時公開公布的。」 她一邊在網上發布維權行動，一邊開始上訪。「（去）國家各個相關部門，然後雪花般郵寄信件，我每天都在記錄每條司法途徑，把所有的聲音發出來，我的遭遇，被抓被打的圖片視頻，發出來，把自己公開化，伸冤公開化。我今天碰到了誰，他們怎麼和我溝通對話，所有一切。我也找了媒體，媽媽的案子發生在60年大慶，中宣部禁止報道，沒有渠道發聲，我們想到了所有的一切，就是通過自己發聲，我給自己的要求，今天讓10人知道，明天讓20人知道。要讓中國每個人知道。」 「那一次經歷消除了我的全部恐懼」 除了持續地在網上發布維權行動的信息，同審查和刪帖賽跑，李寧採取了比母親更加激進的方式來抗爭。 李寧為人所熟知的是，2012年3月5日全國人大代表會期間，她經過層層安檢，闖入了戒備森嚴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廣場，她脫掉衣服，裸跪喊冤。她說，「我要用我的身體來證明母親死的很冤。」 調查記者王克勤率先在博客上發布了「人大女生裸跪喊冤」的消息。「人大女生」的身份，「裸跪」情節，通過網路迅速傳播，很多人記住了李寧悲憤哭泣的特寫照片，數萬人在微博上關注她，數百萬次轉發。 前維權律師劉曉原對當時轉發的李寧裸跪的帖子印象深刻。他說，2012年以前，很多案件都是通過網路引起了社會重視和辦案機關關注，當時形成了一種風氣。 「社會維權人士通過網路關注社會事件和具體案件（當年）比較流行，能夠驅使案件引起社會和辦案機關重視，包括我就是這樣，像楊佳案子，雲南躲貓貓事件，錢雲會案等，這些事件都是。」 這一跪也撼動了公權力。李寧要求追究東萊街道辦事處的刑事責任，一直沒有迴音。裸跪事件之後，龍口法院終於立案——只是延遲了4年多到2017年也沒有開庭。 從2012年9月開始，一批維權律師幫助李寧運用司法訴訟手段維權。2013年5月22日，律師對涉嫌濫用職權非法拘禁故意傷害，向龍口檢察院和公安局提出控告。結果石沉大海。 李寧說： 「在法律程序上一直在走，去討回公道，因為連犯罪分子都不知道，只能依靠法律，依靠程序，但是作為被害人一方，媽媽涉及當地政府，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法律保護，反而受到打壓和迫害。」 2014年3月8日，李寧在新華門前喊冤，被警察送進了馬家樓救濟中心，龍口政府來人把李寧押回龍口。她回憶說，14名身份不明的人， 9男5女，戴著口罩，李寧被壓在座位下，用膠帶綁住手腳，上廁所也不被允許。她說，「我終於領悟到，我媽媽也是這樣被抓回龍口的，我媽媽被打死了，現在又輪到我了。」 車子開了10幾個小時，凌晨3點半送進了龍口市公安局。期間警察給她做心理測試，看看她是否有精神病。最後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行政拘留10天。 這一次經歷對於李寧是個轉折點，之前她也擔心安全問題，一次次的截訪和鎮壓過後，反倒堅定了她的信念。 李寧：我必須每一天喊出來，我才感覺自己活著。我去天安門，抱著必死的決心。去國家各個部委， 那時候有勞教制度，就會扣上這個罪名，久敬庄和馬家樓有黑監獄，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被抓進去，最壞的結果，就是我媽媽的樣子。 「公權力和國家力量對老百姓的迫害」 在李寧不斷行動和律師團隊努力之下，2014年11月，煙台市中級法院二審，撤消了龍口法院的一審判決，判定事實不清，發回重審。 審理中，意外披露了李淑蓮的非法拘禁，是當地政府統一部署的行動，東萊街道辦事處只是具體辦事機構，龍口很多職能部門都參與其中。在2009年8月18日專門召開的針對李淑蓮上訪問題的維穩會議上，地方政府開會討論了對於李淑蓮的處理。主持會議的官員是龍口市委副秘書長、信訪局局長，研究確定了東萊街道作為李淑蓮案件的牽頭單位，市法院等單位作為配合單位。這顯示，李淑蓮遭拘禁，是當地政府一手策劃並組織實施的。 李寧說： 「一級政府怎麼行使的手段，集體開會，市委牽頭，政法委書記坐鎮，所有部門都參加。818會議上，有專門負責運輸的，往來北京的，有出線的，有專門安裝監控的。每個時間點，誰交接，每一項都清楚，無法想像這種流水線式的對老百姓的迫害，可以這樣理直氣壯，用公權力和國家力量（組織）對老百姓實施的迫害。我看到了很震驚。」 「即使沒有結果，也要努力去走」 在持續地揭露下，2017年，李淑蓮死後的第8年，案件突然發生轉折。 2017年8月27日，龍口市檢察院作出變更起訴決定書，對東萊街道辦事處的楊新軍、謝守泉、王煥磊故意傷害案中的部分事實作出變更，認定三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並授意、默許毆打、致他人自殺身亡，應當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責任。 變更起訴半個月後，該案實現了異地管轄。9月12日，龍口市法院發出通知，稱根據煙台市中級法院的《指定管轄決定書》，該案已改由蓬萊市法院審判。同時非法拘禁並指使保安毆打李淑蓮的龍口市東萊街道黨委書記尚德松等四人也被起訴至蓬萊法院。 上海律師斯偉江分析，李寧的案子出現轉折，可以推測是某一位領導的看法起了作用。他表示，上訪人員的包青天情結，不是沒有道理，因為是符合這個體制的邏輯的。又說，但包公實在資源有限，就算千手觀音，也就一千隻手，而我國有十四億人，恐怕只有包青天情結死了，中國的法治才可能走向正常。 2018年9月6日，李寧上訪9年後，李淑蓮被非法拘禁致死一案終於在蓬萊法院開庭審理，法院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進行不公開審理，李寧的代理律師被要求籤訂「保密協議」，而李寧則被拒之門外，無法參加庭審。 同年12月28日，蓬萊市法院二審做出判決，四名官員——前龍口市東萊街道黨委書記尚德松、前辦事處主任楊新軍、前黨工委副書記謝守泉、前辦事處工作人員王煥磊被判刑，最高刑罰為8年，最低刑罰是判3緩3，當庭釋放。另趙焜、王利男、魯旭涉嫌非法拘禁李淑蓮一案亦同日宣判，分別被判4年至8年有期徒刑。 李寧認為判刑過輕。特別是共同參與非法拘禁的龍口市法院、信訪局以及龍口市公安局的官員並未得到追究。 2021年12月29日，李寧的代理律師來到山東煙台中級人民法院，就李寧母親李淑蓮行政賠償一案要求立案。在申請屍檢的過程中，律師發現了更多疑點，判決書依然認定李淑蓮為自殺。但是律師發現，做出自殺結論的現場取證多處涉嫌偽造，質疑李淑蓮是被打死後偽造了自殺現場。 2023年6月1日，煙台牟平法院開庭審理這起國家賠償案，但李寧要求的直播開庭、公開審理未獲批准，而她的最終訴求：改判死因、公開道歉，公開賠償等，仍有待煙台中院後續的開庭審理。 徐昕律師對李寧多年來的堅持印象深刻，他表示，「由於李寧和律師的堅持，甚至可以說，上訪者被打死的概率在下降。這是李寧案的更重要的社會意義，或許可稱為『李寧效應』。於個案，我希望李寧能抓住那看不見的手，最終為母伸冤，實現正義；於制度，我更期待上訪制度能徹底改革，或者取消，代之以獨立、公正、權威的司法系統，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冤案。」 曾經幫助過李淑蓮的紀錄片導演老虎廟評價李寧「維權特別激烈，特別執著」，他說： 這麼多年了，一般人磨也就磨得沒勁了。但是她始終不移。 李寧說： 「我現在維護權利的時候，我沒有目標的。法律擺在那裡，卷宗在那裡，應該怎麼做，就去做。我對結果從不抱任何希望。犯罪分子還逍遙法外。必須按照法律程序之內的東西，盡全力走完程序。即使沒有結果，我也要努力去走這個程序。我用了15年的青春去走。」 維權空間越來越小 李寧觀察到，這些年利用網路和自媒體維權的空間發生了很大變化。 「2010年那時候是博客時代，後來進入微博時代，發聲會引起關注，會得到政府關注，（後來出台了）微博轉發評論超過500條，可能造成網路尋釁滋事。那時候開始引入罪名，很多人轉發引起關注超過一定閱讀量，也作為罪證。所以言論（空間）沒有那麼好了。」 李寧的微博賬號曾經擁有數萬粉絲，她去山東省政府靜坐、直播抗議之後，2017年9月微博賬號被封了。她說，「（根據新罪名）可以以尋釁滋事的方式管起來判刑，扣上帽子，而且頂格判。制度上收緊了，不再允許隨意發聲。」 前維權律師劉曉原說，隨著對自媒體管控日趨嚴格，網上維權的空間越來越小，「儘管也有律師在網上發布，但是確實比較少了。管控很快，帖子一發出來就屏蔽了。接到舉報還會關賬號。想通過網路為敏感案件發聲很難了。普通事件當然還可以，涉及到公權力的案件，很難了。大的社會事件不會了。」 老虎廟認為，「訪民還是不斷在產生，但是社會輿論控制，本來有人報道，現在報道不出來了。大家也不選擇這種路徑了。」 特別是隨著高科技的介入，公民維權愈加困難。因為頻繁維權和上訪，李寧發現，自己被當局列為了「極端上訪人員」名單。 她說，「我是極端上訪人員，我只要去火車站、地鐵，（系統）紅色標示報警，一直跟著我。我在北京基本沒去過任何地方，比如去密雲跟大家一起活動，剛登記完酒店，警察就到了，把我們盤問一頓、把所有一切審一遍，這是給別人造成麻煩，我這樣的身份，知道是極端上訪者，盡量避免（活動），我從山東再回北京，只要到了入京口，不管大巴火車飛機，需要身份證，系統都會報警。」 劉曉原說：「去過北京的老訪民，管控很嚴，我有當事人就是這樣，有些坐火車坐不了，重點人員買火車票就知道了，往北京的票，哪怕不是去北京的票，也找你。到了北京以後，全是實名制，駐京辦截訪（很容易）。」「銀行卡，手機信號，身份證，都知道。到國家信訪局登記，馬上就知道了。」 他介紹，「現在信訪條例改了，當地問題當地處理，這更容易截訪，訪民反覆上訪，還是不相信地方。特別像房屋拆遷、土地徵用，雙方談不攏。有人去北京上訪，去國家信訪局登記，登記了50多次，就說他尋釁滋事，上訪被判刑的也多。過激行為也麻煩，有些地方去北京上訪多次也會被處理。」 他說，去年北京開始重提楓橋經驗，就是要求問題消化在基層和當地，結果造成更大的截訪，「問題涉及到地方政府，怎麼能處理？訪民坐牢出來還是上訪，問題沒有合理解決。地方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更多的只是調解。」 「有行動，才會有空間」 李寧的維權之路走了14年。一路上，她見到無數維權者，付出巨大成本，但是收效甚微。更有一些人如母親付出了生命代價。 李寧回憶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被抓回龍口前的6月28日，她陪媽媽過了最後一個生日。 「媽媽是特別熱愛生活的人，她在前門買各種瓷器，要給哥哥準備結婚，只要好看的就會買，她一直住在南小街，啥也沒有，那時候媽媽上訪時間太長了，把家裡東西都虧空了，吃得很簡單，我買了電磁爐，鍋、菜板和刀，起碼能吃個熱乎飯。海邊的山東人喜歡吃海鮮，我買了海鮮，蝦，螃蟹和骨頭，做蛋糕，陪她過了最後一個生日。」 媽媽死後，因為上訪，單位和李寧解約了。「上班導致我沒時間上訪，上訪就要請半天假，一去上訪，昌平信訪局就找到單位，無解了，最後把我開了。」很長時間她感覺壓力重重，「我感覺已經面臨死亡，我媽媽已經死了，他們威脅我回家，把我抓回去，那時候心情很緊迫，擔心龍口把自己塞進麵包車抓回去，把媽媽強行火化，每天做夢都是這樣子。」 李寧對中國特色的上訪有了更多的切身體會，「上訪就像牆上畫個假門，以為去了就解決，我認為跑到北京就會大白於天下，完全不知道，沒有路可走，法律程序也沒有。去國家信訪局，都是山東和龍口的人接待，那裡有駐紮的各個省市的人，跟我聊理想，聊找對象，勸我好好過日子，你人大畢業，人長得漂亮，你媽媽已經死了，你不能步後塵，全是這樣。所以，我知道上訪沒有用，司法也走不通。」 很多人勸李寧放棄，她沒有停止抗爭，「不甘心什麼都不做，只有做事情、發聲，才會推進這個案子，只有行動才會有人關注。如果沒有行動，就沒有空間。」「只要去做，所有的一切會有一個反應和效果。」 經過14年的維權洗禮，李寧已經熟練地成為半個法律人。上訪之餘，她自學了法律，拿到了律師執業資格。來日本也是學習法律。她說，自己還是選擇相信法律，只是在中國，「司法都是擺設，可以胡作非為，法律寫的很好，到了社會不執行，鐵板一塊，沒有人維護司法公正。」她希望自己努力一點點去改變。 頻繁在中國大使館門前抗議，是否擔心中國政府和地方政府報復，進而影響到案子的後續處理？ 她答： 「來日本留學也不是為了伸冤，真的是想要學習，但是這案子一直在進行中，我是當事人，即使在國外，我也是當事人。對於我來說，要通過自己聲音來發布感受和案件進展。站在（大使館）那裡，通過這個方式，告訴大家，一個普通人，不可以隨意剝奪她的生命。」 8年前，李寧所做的一切都像是無用功，現在案子重新進入了司法程序，但是依然困難重重。她說，「只要去努力，不要追求結果。結果不是我能夠左右。如果當初聽了胳膊擰不過大腿，也沒有錢沒有權，怎麼能把壞人繩之於法？這個案子就基本不可能出現了。中國有一句老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這個年，不少大廠人恐怕過得都不怎麼愜意。 前些天，一個自稱騰訊員工的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 大年初一回老家拜年吃飯，長輩問一桌小輩現在在哪上班。我說我在騰訊做演算法，長輩們一陣沉默，旁邊表叔的孩子說他在縣財政局，長輩們紛紛喜笑顏開豎起大拇指：出息了出息了。 有些大廠人自恃高薪，就是不理解： 每次去女方家裡，老丈人都要問我公司怎麼樣了，還能不能發出來工資，還有錢生活嗎？不找個穩定點的工作乾乾？聽完這話我真有點欲哭無淚，年薪一百萬還比不上公務員那點死工資嗎？ 更有人出來現身說法，表示自己的姻緣被大廠所誤： 親身經歷，處了7年的女朋友，最後就和一個小公務員結婚了，就是因為丈母娘阻攔，嫌棄我在私企工作，所以編製還是大於財富。 當然，也有反轉： 去年在互聯網大廠工作，年薪95萬，買了一後備箱的禮品，花了好幾萬，去女朋友家見父母，結果聊天的時候，得知我在私企工作之後，對我就是愛答不理的，受了一肚子氣；今年跳槽了，成功入職國家電網，元旦的時候去女朋家，我人不到家門，叔叔阿姨都不動筷子的，一直等到我來了才開席，變化太大了。 01 在這些脈絡相似的親身經歷（故事）中，「大廠」只是一個身份象徵罷了。 我想，絕大多數在大城市市場化機構（外資企業、民企、創業）工作的人，回老家時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感受，收入高的大廠員工尚且都被輕視，收入不高的大城市普通打工人更是「零落成泥碾作塵」，連上社交媒體發帖的勇氣都沒有了。 流行的解釋有兩種。 其一，無非還是「宇宙的盡頭是編製」和編製崇拜那一套。編製穩定、編製沒有35歲魔咒、編製可以養魚，乃至小縣城贏家的敘事，似乎在大城市體制外拿高薪的還不如縣城體制內拿低薪的，這當然反映了時代的最新風貌。 其二，大城市市場化機構尤其是大廠在這兩年的光環盡失。35歲魔咒疊加經濟周期，將大廠人前些年的自矜與睥睨擊得七零八落，在以上的那些段子化親身經歷中可見，恐怕連一個縣城的出租司機都在擔心（譏笑）：你在大城市過得好不好，工作還保得住嗎？ 這些解釋都各有其道理，但恐怕還是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 老家親戚為什麼厚此薄彼，無限高看當地編製，無限低看大城市大廠，這僅僅是因為觀念衝突嗎？觀念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或者說，你在大城市過得好不好，真的對親戚有那麼重要嗎？重要到全國上下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憂心忡忡，連打麻將都還記掛著你？ 02 觀念固然重要，但這其中還有利益。更準確地說，利益與觀念糾纏到一起，以至於你無法分辨。 說點實在的吧，因為在大城市（大廠）工作的你對親戚、朋友、同學，乃至整個老家社交圈沒有任何價值。 這就更顯示出編製的價值。 如果你在縣城（三四線中小城市）工作，你的關係和資源紅利都可以外溢給老家社交圈： 你在醫院工作，人家可以通過你直接找到本院最好的醫生，省去了排隊的麻煩，規避了信息不對等，有時候甚至可以救命； 你在學校當老師當領導，可以幫親戚朋友的孩子升學，進重點班，受到老師的額外照顧； 你如果再進一步，成為某個級別的leader，可以給人介紹工作，可以提拔人，可以照拂做生意的親友…… 不用再說下去了吧。 你不會不知道，越是在小地方小城市，關係網和資源就越重要。在很多縣城辦事，你不找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啥也辦不成；你找到了人，找對了人，就是一馬平川，平趟一切。 你想不想認識有關係有資源的人？ 而對於你的親戚朋友而言，他們也想認識這樣的人，社交圈中誰是這樣的人，他們就會和他走得更近，更看重，甚至仰人鼻息。 這是人性，更是理性的利益權衡和算計。 把利益算計歸為思想保守一類的觀念衝突，你說是不是太荒腔走板了，這也太低估小城群眾的智慧了。 03 而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呢？ 哪怕你在大廠年薪百萬，你在外資企業身著傑尼亞出入高級寫字樓，你能幫老家親戚和發小什麼忙？ 人家來大城市公幹時，你請人家吃頓飯，帶他們去迪士尼、環球影城逛一圈。 然後，在各種排隊中，還會遭到親戚朋友無心的「譏諷」：你要回老家吃玩，我保證你不用排隊，還會找到餐廳老闆親自給你來敬酒。 你對人家還有啥用？幫老家親戚的孩子找工作，你確定嗎？ 越是大城市，關係網路的入門標準就越高，不是說大城市沒有關係不講關係，而是關係只屬於金字塔頂那些人，輪不到你我。 再說，在大廠工作的你尚且朝不保夕，你還能幫人家找工作？當然，這或許還算一個紅利，就是因為你在老家親戚朋友眼中混得不好，也就省去了很多請託的麻煩，人家根本不會找你。 你年薪百萬也好，幾百萬也好，你能把錢送給人家？就算借錢的話，你能借幾次？借錢給老家親戚朋友的大概率結局是，親情友情破裂，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歸根到底，你在大城市擁有的一切，都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公共化」，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共享，無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外溢。 04 什麼可以公共化、共享和外溢？中小城市的位子、資源、關係網路。 當然，這也有特例。 如果你在大城市成為金字塔頂的那些人，比如劉強東，你就可以帶著大把鈔票回報桑梓，那麼，你就成為了老家親戚朋友眼中「最有用的人」。 如果不是，哪怕你開個小公司身家上億，你又不能給人家找工作，你又不會傻到把你的錢直接送給人家，你在老家也沒有任何資源，你對親朋們有什麼用呢？ 在老家眼中，你不過是一個有錢但「無用」的人罷了。這個無用，不是你自己認為有沒有用，而是對人家的真實生活有沒有用，能幫多少忙。 說到這裡，你下次從大城市回老家，也就夾著尾巴做人吧。還有什麼憤憤不平的呢，還有什麼心有千千結呢。 一切的看輕都不是因為別人觀念保守、別人認知落後，只是因為在大城市的我們是「無用的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今年2月6日，美國知名保守派媒體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對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面對面採訪，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周年之際西方媒體人首次對普京的採訪。採訪在莫斯科秘密進行。採訪刊出後，在世界各國、尤其西方國家引發爭議。卡爾森本人承受了巨大爭議。 在兩個小時的採訪中，普京用了很長時間大談歷史，試圖繼續狡辯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種自以為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歷史觀不值一駁。在俄羅斯鄰國，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輕鬆的一句話，就足以讓普京難堪。他說： 「在普京的談話之後，我找到了蒙古歷史地圖。別擔心。我們是一個和平自由的國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紀蒙古帝國的四幅地圖。當時的蒙古帝國兼并了44個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哈薩克和眾多的亞洲、歐洲和中東國家都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採訪中，普京談到中國話題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爾森問：「金磚國家是否面臨完全由中國經濟主導的危險？」「你擔心嗎？」普京回答，「我們和中國是鄰居。你無法選擇鄰居。我們與他們有1000公里的邊界。我們有著數百年的共存歷史，我們已經習慣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終尋求妥協，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一句話是說給習近平和北京聽的，假意表示並不擔心中國威脅。但前面的話卻暗示了敵意和不安。「你無法選擇鄰居」，這句話絕非指好鄰居，而是暗指壞鄰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話：「與（共產）中國為鄰，是日本的不幸。」因為無法選擇，因為有1000公里的共同邊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樣，俄羅斯也無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採訪中，普京雖然提到習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說：「西方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國超過害怕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只有1.5億人口，而中國有15億人口。中國經濟正在突飛猛進，或每年增長超過5%，以前增長得更多。但這對中國已經足夠了。就購買力和經濟規模而言，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很長時間之前就已經超過了美國。」 普京在稱讚中國嗎？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話做再次「翻譯」，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羅斯，你們應該害怕中國；俄羅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脅，中國才是你們的最大威脅。中國10倍於俄羅斯的人口和超過美國的中國經濟規模，足以成為西方的最大威脅。 普京說這段話的時候，故意誇大中國實力、藉以渲染中國威脅。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羅斯的情報，他不可能不知道，習當局所宣稱的去年經濟增長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麼15億，第一人口大國已經讓位於印度；所謂「全面小康、全面脫貧」乃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的神話。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經濟正在加速下墜，呈現歷史性的倒退。企業紛紛倒閉，政府債台高築，人民收入縮水，到處失業待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大量轉出…… 其實，這一番對答，普京道出了中俄關係、習普關係的實質：互相利用，互相拿對方做棋子、做籌碼、做擋箭牌；中俄雖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於生存策略，又爭相對美國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結盟的表面下，習近平思謀與美國緩和關係，普京何嘗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盡則散。 兩天後，2月8日，中國農曆新年前夕，普京與習近平通了一番電話。表面上是普京祝賀中國農曆新年，實際上，各自說了一番套話，而且還要說給第三方聽。令人意外但卻並不驚訝的是，在這次電話會談中，「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提法，絲毫沒有提到，無論從普京口中還是從習近平口中。 須知，這是習近平最近幾年念茲在茲的提法，大概在王滬寧等人為他獻計之後，習近平對這個話術就不絕於口，對外國政要提，尤其對普京提，每次習普見面，習都會提到。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出訪俄羅斯，與普京會談中，習近平多次重複這個提法，臨別時，又鄭重其事地對普京說：「這是百年未有之變局，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變局。」普京簡短地回答：「我同意。」 現在看來，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就是習近平說說而已。當他重複嘮叨這個句子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這個論調的背後，是「東升西降」的邏輯誤判。短短几年時間，就很快證明，不僅沒有「東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現「西升東降」（連中共御用學者都紛紛坦承）。 「東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變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習當局那裡，一旦出籠這些「聽起來不錯」的提法，很快就變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號、尤其對國內的政治宣傳。為此，機械的習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機械地重複，直到完全變味、徹底穿幫、毫無意義為止。
距今三十多年前，蘇聯東歐劇變發生不久，法國哲學家米歇爾·亨利總結這些國家的失敗原因時說： 「在一些國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敗。但這種失敗本身要歸因於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個體的危機。因為，最終，如果所有這些制度都飽受經濟蕭條的折磨，而政治的混亂只是這種蕭條的後果，這是因為，不再有人願意做任何事情。由此導致了沒有什麼能夠生產出來，貧困無處不在，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下後果：雙重市場、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謊言、盜竊、掠奪……」 「每當人們不再鼓勵個體，不再承認個體的貢獻，例如以恰當的價錢支付他的勞動，個體就會放棄他的努力，變得裝模作樣，或者做得似模似樣，這就導致整個經濟和社會的裝置停止運行。」 答案就是這麼簡單。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類個體具有創造的力量，無論物質財富還是精神財富，都是由個體創造出來的。凡是正視這一點，尊重這一點的社會，都可以品嘗繁榮的果實。凡是否定這一點，抹殺這一點的社會，都將承受蕭條的惡果。要讓馬兒跑，就得讓馬兒吃草。 一個社會可以從繁榮走向蕭條，假如它在繁榮的時候誤以為糧食是米缸里長出來的。一個社會也可以從蕭條恢復繁榮，唯有當它幡然醒悟，承認唯有個體可以創造價值。 地球離開誰都能轉，人類文明離開誰都會繼續前行。但一個群體離開主航道太久，人類智慧創造出的先進事物就會變得像魔法一樣不可思議。有人負責發明創造，有人負責一驚一乍，有人負責狸貓換太子，各有各的快樂，但快樂和快樂是不一樣的。 人到中年，眼見周圍越來越多的朋友已經放棄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滿足於傳播那些道聽途說的二手消息，用流行的話說，互相提供情緒價值。維特根斯坦說：「我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還沒有在口水灘里徹底麻醉的心靈，理應驚醒，理應恐懼，理應奮起。 這幾年，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日常生活之美，這是我的新大陸，在公共空間消亡之後的托住了我的心和腦，使我不至於墮入虛無和油膩。但我更知道，假如無法望見和理解頭頂的星空，人心中的道德律便會趨於紊亂，人就會內耗、互耗。在歷史中行進的個體，才能發揮自己的最大潛力。 當我曾經熟悉的媒介和話語消失之後，我一直在思考，時代去了哪裡，我如何把捉它？我最終得到的結論是，人類個體的真情實感在哪裡，時代便在哪裡。真情實感的強度、深度和厚度，決定了時代的強度、深度和厚度。茨維格曾經寫道：「在一個民族內部，總是需要有幾百萬人，才能產生一個天才；同樣，總是需要有無數的光陰無謂地流逝，才能等到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出現。」 假如說一個社會在一段時間裡沒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那麼這段時間便會從所有人的生命中蒸發掉。回顧歷史，時代總是斷裂的、離散的，只是不堪忍受真實的歷史學家強行書寫出連貫均勻的故事。 與三十年前相比，人類社會最大的變化是虛擬技術的突飛猛進。這是一項挑戰，也可以是一道福音。我們今天已經可以設想，技術只要再往前走幾步，人類便可以過上完全沉浸的離岸生活。在同一座公園漫步的人，穿戴著可以雙向傳輸信號的設備，可能有人正與大洋彼岸的科學家同行合寫文章，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揮機器人蓋房子，當然也仍會有人樂此不疲地論證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 沉迷於偽問題的人群或許永遠不會被說服，但會被時間無情地淘汰。從前對於那些認知能力極差而自我意識爆棚的杠精，我還有一絲絲的說教情結，現在全是絲滑順暢的拉黑動作，爾曹身與名俱滅，who care。 所有歷史都是精神的歷史。物理世界的束縛一步步解除之後，精神將更加徹底地走向自我實現之路。科技的發展，奇蹟般地導向了人類神話般的過去。人工智慧從簡略的文本生成美輪美奐視頻的能力，讓我想起約翰福音著名的開頭：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hath been made. (John1:1-3 ASV)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1-4 和合本) God不僅是借著語言創世的，他「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而且the Word是最初存在的，the Word就是God。 我最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困擾我們數千年的問題，或許永遠不會被解決，但可以被詭異而奇妙地繞過。重要的是，當人類又一次開啟大航海征程的時候，我們待在哪裡，我們關心什麼，我們可以為踏上新大陸的新人類做什麼。人類社會未來的繁榮與蕭條，或許只會在個體層面發生。也就是說，不管肉身在何處，一個人都可能悄無聲息地繁盛，或者腐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魚眼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