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批东北年轻人选择了“躺平”。 春节期间，很多回乡的年轻人表达了一种思想：在外打工多赚钱，争取早日攒下30万，回来买一份体面的工作。 工作，为什么需要花钱买？这些年轻人给新浪科技指了条“明路”。 调查发现，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存在着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企业。表面上是咨询服务公司。而背地里，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操纵工作买卖”。 这些公司会将不同岗位明码标价：康师傅等大型民企，标价在万元不等，一汽、红旗等国企，标价在20万左右，有编制的央企，标价则为45万以上。 在不良产业链的推动下，稳定、体面的工作，在年轻人看来已经愈发难找。有回乡的年轻人直言：回来后，不花钱已经上不了班了。 网络图片 不花钱，已经上不了班了？ 胡慧是吉林省长春市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而她的职业规划是留在本地的一所民办大学做教师。 她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校招之际，多次面试失败，无意间她在小红书上发现了一份招聘简历，上面公布的竟然是她刚刚面试完的岗位。 与该“人力资源”公司沟通后，她面试的岗位售价为14万元，这令她心灰意冷，“原来面试没用！花钱买才管用？” 在东北不少城市，一份体面、稳定地工作需要花“人情费”并不新鲜。“稳定的工作，对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来说，哪有不花钱的。”胡慧说道。 而胡慧的室友也早早意识到“买工作才是正道”。她选择远走他乡，在海南打工赚钱，争取早日攒够30万回家乡买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的观念和需求催生了一条产业链。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很多公司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新浪科技以求职者的身份，问询了多家公司。 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吉林省新帅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同的岗位都被标好了价码，康师傅等大型民企岗位的价格在8000到一万元不等，一汽、红旗等国企岗位的价格在20万左右，有编制的央企岗位标价为45万以上。 网络图片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通过该渠道入职有编制的工作，不需要参加笔试，可以直接进入面试流程。而在面试过程中，只要求职人员的基础条件符合，就可以保证顺利通过。 网络图片 此外，在工作人员的口中，他们的流程是：先交一半定金，签合同，后续公司会帮忙安排面试流程，面试通过后正式上岗再补齐尾款。 在该公司推荐的岗位中，几乎都是用人单位与求职者签订三年的正式合同，若三年后不续签或无故辞退，公司还会出面解决。“咱们公司也成立这么久了，之前送上岗的人也挺多的，没有一个出现这个问题。” 一则漏洞百出的霸王合同 为打消疑虑，工作人员还发来了相应的合同，“合同都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打款也是对公办理。” 但仔细看，合同细则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乙方必须在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后，才能享受甲方提供的岗位信息服务，甲方提供目标公司面试前48小时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剩余服务费尾款。 换言之，若新浪科技想要面试上述央企工作岗位，需要先付清45万元全款才能获得面试机会。但合同后续又写到，甲方有权不对面试结果做出任何承诺，一切根据目标公司面试时情况结果而定。 此外，合同还显示，在面试上岗成功后，如果用工单位经营中发生倒闭或裁员的；劳动或劳务合同用工期满，用工单位表示不再续签的；甲方可以二次为乙方推荐就业岗位，就业单位由甲方提供，无法自选，乙方若在一个月内没有做明确表示，均视为乙方自动放弃此权利，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不予退还任何费用，也不予履行任何权利及义务。 这意味着，上述工作人员口中的“出面解决”，很可能只是帮换一份工作，而不保证新工作的薪资和稳定性。例如求职者花费45万元想求得高薪稳定的职业，但被“调剂”成了地铁安检员，如果求职者不接受，则无法收回前期交的45万元。 对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告诉新浪科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行为人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另根据《刑法》规定，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则涉嫌构成诈骗罪。 “民事欺诈行为中，行为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合同的利益；而在诈骗罪中，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迷惑对方。”孟博表示。 新浪科技了解到，在诈骗罪的量刑中，如果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因此，虽然上述公司的合同列出了不少保护公司法律效应的格式条款，但合同本身“违法”了，不具有法律效力。 病急乱投医者，不在少数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这样一家能将国企的岗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力资源企业，注册资本仅为200万元人民币。根据以往数据，这家企业因“买卖工作”而发起诉讼的案例并不少见。 比如，在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乌素图法庭审结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马某与被告某公司及该公司员工张某签订了《中介合同》，合同约定马某参加某公司的培训后，无须参加考试即可取得国企的工作，培训费及服务费15万元。 而原告马某在苦苦等待之后并未获得国企的工作。法庭经审理认为，原告马某以 15 万元委托第三方寻找特定工作，订立《中介合同》虽系双方同意，但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被告某公司并没有人力资源资质，为原告马某谋求特定工作岗位，不是通过正当公开招考选拔取得国企工作，原告马某对此操作知情，涉案合同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有违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有损用工单位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 最终判决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某公司与被告张某返还原告马某实际交付的款项。 但如今，在大环境“内卷”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的情况愈发普遍。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关花钱买工作靠不靠谱、花钱买工作渠道推荐等帖子并不少见，有人直言，在不少地方，各行各业的多数好工作都是花钱买来的，不花钱已经上不了班了。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而也正是这些风气和观点，催生了与上述企业类似的大批中介公司，如果求职者想要通过高价换取一份好工作，往后的风险和危机必然会是不可控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科技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美特斯邦威”这个名字了？ 这一在2000年代初期就率先请周杰伦代言、店铺开遍大江南北的国产时尚品牌，似乎已经消失很久了。即便这几年国潮品牌流量一浪高过一浪，被誉为“休闲服饰第一股”的美特斯邦威（简称“美邦”），却再也没有在产品市场上激起浪花。 在连年的亏损之后，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最新的消息是，这一品牌的创始人、浙江省前首富周成建宣布回归美邦。而从2016年末开始掌舵公司的周成建长女胡佳佳则宣布辞去公司全部管理职务。 网络图片 由时年30岁、留学归国的大女儿胡佳佳接班，此事当年曾震撼浙江商界，当时外界对这位二代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从投资人到消费者都认为新鲜血液的注入，将带领这一品牌超越“不走寻常路”的传奇。 但从接棒到辞去管理职务，7年多过去，故事以净亏损接近32亿元告一段落。至此，当年的交接棒传奇故事潦草收场。而那些年里筚路蓝缕的创业大佬不得不重新回归江湖，用周成建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说，“重新创业。” 只是，这一次的征途凶险，丝毫不逊色于当年。 01 “富二代”一直都应该算是一个偏负面词汇。且不说仇富的暗流一直存在于舆论的心理底层之中，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二代们，更是汇聚了所有争议于一身。特别是在万达公子、“国民老公”王思聪大战网红和娱乐圈之后，这种“不学无术”“奢靡浪荡”的印象（其实不一定准确）被进一步地加固了。 美邦的胡佳佳，7年亏掉了美邦将近32亿，似乎再一次验证了这一逻辑。但真的是因为胡佳佳不行吗？ 网络图片 公开资料显示，胡佳佳2010年毕业于英国阿斯顿大学市场营销专业，2011年取得伦敦马兰戈尼学院时尚营销硕士学位。2011年以来，胡佳佳在美邦总裁办公室、鞋类开发营运部、品牌营销部、战略发展部均有任职经历。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企业二代聚集的商学院课程，使得我对这一群体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起码从我接触过的对象来看，他们个个均掌握流利的外语，早上8点的课程，几乎没有人缺勤，课堂上到处都是认真在写笔记的人。对于科技和消费最前沿的变化，你会发现他们比大多数人想的都要深刻。他们不止是从海外名校学成归来，回国也从大厂实习生做起。 其实说回来，甚至就连王思聪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流利的英语和极强的逻辑思考能力，都展现了“精英教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 和这些人接触之后，最大感受是：“那些比你有钱、比你好看的人，比你还要努力。”是不是很扎心？ 02 我相信在刚开始选择交班这个决定时，这些二代们一定是拿出了可以令在残酷竞争战场上厮杀过的父辈们满意的品质的。不然，难以解释他们的父辈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奋斗所得，轻松交接出去。 事实上，在胡佳佳掌舵美邦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都在跟随他们所选择的路线。比如娃哈哈的二代宗馥莉、新希望的二代刘畅等，他们一开始也都被父辈和投资者寄予了极大的接班厚望。 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创业的老一辈企业家们多半都已经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还因为新技术在短时间内不断冲击和颠覆我们的商业和生活，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多少都会渴望有年轻的血液注入，而不是仍由老人掌权。这也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纷纷出现交接班的心里动因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最底层的原因，就是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企业家们并不希望自己的财富就此结束，而是正在试图探索出富过三代、财富代际传承的新思路——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 美邦的周成建，曾一度登榜“浙江首富”宝座。2008年，周成建家族曾以20亿美元身家排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之第五名；此后又曾以204亿元身家登上胡润富豪榜之服饰首富宝座。 但看看今天的境况，就连他后面的浙江首富，都换了好几轮了。和中国首富榜十年就能大换血不一样，全球富豪排行榜近几十年其实都是很稳定的。 而且，那些最长寿的企业恰恰很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刚刚把埃隆·马斯克赶下首富位置的路易威登背后的法国阿尔诺家族，百年间品牌持续占据潮流一线位置，从未有过时、老去一说；而背后的持有家族也在这些年里逐渐成为传说中的老钱存在。 03 在全球，其实不止阿尔诺家族，洛克菲勒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等等，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家族传承。但为什么起码从目前来看，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我们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被验证可行的模式？ 欧美等地区的家族企业目前已经传了四五代，有的甚至是五六代，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传承机制。比如对于家族企业交接班的相关政治、法律、税收等制度都已经完善，比如美国的遗产税，比如信托制度，都相对成熟，有一套现成体系可以帮助家族思考如何安排传承。 而且，外部的社会舆论环境也相对稳定，有恒产、有恒心形成了正向的循环。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质疑，财富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但财富分配的前提是，让创造财富的人拥有安全感，否则，一切讨论都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企业要有稳定的决策机制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家族企业只是形式，其内核依然需要建立在现代公司管理制度之上的。 网络图片 以美邦为例，周成建就说过亏损的责任主要在自己： 过去我也有参与美邦的经营，不过是处于一种似管非管的状态，这样反而不能很好地把管理理顺。（见2月2日周成建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采访） 无论这是不是周成建的托词，但可以想见的是，在美邦内部，对于最高决策的形成，看起来是年轻人掌舵，说到底还是老人在操盘。这就容易使得公司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 04 这些“富二代”们本身并不是没有能力。回过头来看苏宁的张康阳是另一个典型。 2016年6月，苏宁正式入主国际米兰。作为负责苏宁海外业务的苏宁国际总裁，张康阳成为国际米兰俱乐部董事。 2018年，年仅28岁的张康阳担任国际米兰俱乐部主席。同年底，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马洛塔离开了多年的职位。张康阳作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任命马洛塔为国际米兰俱乐部体育竞技CEO。 2024年1月，意大利超级杯决赛结束，国际米兰1∶0绝杀那不勒斯夺冠，实现意大利超级杯三连冠，复制了AC米兰创造的神迹。这也被外界认为是与张康阳“神操盘”的管理能力有关系。但对比起来，回顾他在苏宁集团内部的业绩，明显就要逊色得多。 说到底，在国际米兰和在苏宁集团，张康阳面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决策情境和管理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也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现在一定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由一代传给二代的时期，第一次的交接棒如果能成功，大概率就能确保后几代成功交接，并继续传承下去。 但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有一个共通的前提——拥有财富和传承本身是合法合理的，而不是被打击的对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最近，有一个案子在英国判了，由于此案过于奇葩，攸关大批国内中小商家的利益，很值得拿出来说说。 网络图片 这场诉讼发在两家跨境电商平台，即SHEIN与Temu之间，其来龙去脉并不复杂。 近年来，由于跨境电商的兴起，许多国内商家纷纷“出海”，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向海外消费者出售自家产品。 商家卖货嘛，当然觉得渠道多一点更好，所以，很多商家会选择在两大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与Temu上面，同时开店，而SHEIN与Temu也展开激烈竞争，极力招揽和留住优质商家。 这本来可以是一场平台间的君子之争，但是具有先发优势的SHEIN，却剑走偏锋，用“独家经营协议”的模式，强迫商家“二选一”。入驻SHEIN的商家，要与SHEIN签订一个协议，将商家的图片版权授予SHEIN平台。 换句话说，商家虽然拍摄的是自家产品图片，且用的是自己的钱和人工，SHEIN却不费吹灰之力，将图片版权一股脑拿走。一旦商家将这些自家产品图片，用在其他跨境电商平台上，那么将面临巨额的侵权索赔。 听起来魔幻吧，与之前视觉中国之前向原创者索赔，是不是有些相像？SHEIN和视觉中国一样，也不只是恫吓而已，人家还真以图片侵权为名，把一些商家给告了。 网络图片 据美国媒体报道，SHEIN向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提起新诉讼，对数十家跨境卖家发起临时限制令（TRO）。据法律文件，一家名为“广州德贤服饰”的卖家被SHEIN索要4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但其被指控侵权的产品利润不足1500美元，还有商家因受TRO影响而被迫裁员了300多人，甚至有的商家只能依靠个人信用卡来支付工人的工资。 不得不说，SHEIN这招对于国内中小商家极具威慑力，不要说天价索赔了，就单单是海外打官司这种麻烦事，就足以让许多国内中小商家望而却步，因此，二选一，成为这些商家不得已的选择。 SHEIN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了Temu，发起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诉讼和投诉。如去年12月，SHEIN在美国对Temu发起了3.3万次的虚假版权投诉，以干扰对方运营。去年8月，SHEIN在伦敦对Temu提起诉讼，声称Temu商家的产品图片涉嫌侵权，并向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数百个商家因此受到商品下架，资金冻结等不同程度的损失。 然而，英国法院却打了SHEIN的脸。日前，伦敦高等法院否决了SHEIN与商家签订的“独家经营协议”，而是明确判定：对Temu反驳SHEIN关于使用商家图片投诉的申请全部批准，此前针对商家的临时限制令也从法令发布之日起予以终止。 主审法官凯林·培根 (Kelyn Bacon)还在判决书中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律师费，Shein对于Temu提出质疑的图片，竟然没能提供一张完整的版权证明，令人非常吃惊。 网络图片 英法院的判定意味着，SHEIN千方百计维护的的知识产权壁垒，就此轰然坍塌，中小商家拿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拿掉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同时这也意味着，跨境电商平台“二选一”是注定行不通的，回归公平竞争，才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正道。 跨境电商平台，是依靠国内产业优势而快速崛起的。SHEIN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无数的国内中小商家的支持，这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SHEIN是那条自由自在的鱼，而中小商家则是那一股股的源头活水。 所以，为中小商家设置知识产权枷锁，逼迫它们与自己独家绑定，看似妙招，实则是一记昏招。它所维持的，是平台与商家的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损害了商家的权益，也让平台不思进取，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服务好商家上。 不难看到，无论国内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最优先保护的都是原创者。此前，视觉中国多次因版权问题被摄影师起诉，因为很多摄影师发现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却被视觉中国索赔，如星空摄影师戴建峰起诉视觉中国就多次冲上热搜。遗憾的是，视觉中国的前车之鉴，并未让SHEIN有所警醒，反而一意孤行，成了“海外版视觉中国”。 此次，英法院否决SHEIN虚假投诉，对于SHEIN堪称当头棒喝。期待SHEIN能有所警醒和反思，从此改弦更张，尊重中小商家在多平台间自由经营的权利，维护跨境电商发展的良性生态。须知，平台说到底只是服务者，是平等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一切都反过来。那些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商家之上的平台，最终必将遭到唾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中国股市进入2024年以来一路跌跌不休。沪指陆续跌破3000和2800点关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一度低见2666点。虽收盘时回到2700点以上，但2月5日周一开盘就再次大跌，一个半小时内从2720点跌至2643点，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深圳、北京股市同样低迷；沪深京三市共计5356只股票，2月5日有 4926只下跌。在A股持续下挫的同时，创业板综指上个月内跌幅20%，看齐2008年金融危机时沪指的单月跌幅。 由于中国当局严控舆论，广大股民亏了钱却无处诉苦，居然找上了美国驻华使馆上周五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张长颈鹿图片，蜂拥跟帖数万条，无关长颈鹿，只诉股市苦。美国使馆微博于是被中国当局“维稳”，中国股民转而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国股市”。2月7日，中国政府出手救市，总算拉抬股市创下多年来最佳单日表现。同一天，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换上了吴清。 这已经是中国股市走低的第四个年头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证监会主席换马也好，恐怕都无法扭转股市还将继续下跌的趋势。那么，中国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谎言、诈骗与信息自由 从受灾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谎言。谁的谎言呢？有的批评指向一些单个企业，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可信。面对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现大面积暴跌，有金融学家提出“要反思在过去两年内是不是让一些其实不具备发行条件、但披着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业上市去融资”。易会满在下台前两天也曾召开会议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等重大违法行为”。看来中国股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欺诈问题，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缅甸北部的诈骗集团，称A股为“缅A”。 更为重大和宏观的谎言与诈骗同样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国股市大跌的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驻柏林记者刘仲华发回的报道，借“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之口，肉麻赞扬中共的施政成就，题目就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看来中国股市不在中国的“整个国家”范围之内，要不然就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记者的汉语有问题，认为哀鸿遍野也是“乐观向上”的一种“洋溢”？就在股灾的余烬中，习近平2月8日还能在春节团拜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经济在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执政党和政府的谎言其实是系统性、体系化的，不单单在于几个亢奋的形容词。1月24日，河南省政府发布消息说，2023年河南全省经济生产总值（GDP）达到59132亿人民币，比2022年增长4.1%。可是，有心人发现，河南2022年的相关官方数据是61345亿元，据此则2023年河南GDP增长幅度其实是负的3.6%。 你如果信了这些而炒股，那等于把钱交给了缅北。不过，从股民涌向美国和印度驻华使馆微博下留言这一点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相信中国当局所描述的美国现状一团漆黑，应该知道美国股市过去一年中的走势恰与中国股市相反，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来表现强劲，曾于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场，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备信息自由。反过来说，中国当局控制并打压信息自由，正是中国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还是法治救市？ 面对股市下挫，中国当局使出了惯招，那就是所谓“国家队”入市。相关分析认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转，就是国家队买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作用。有经济学家透露，国家队此次入场买入ETF的总量已达上千亿元人民币。 当然，政府救市不止这一动作。证监会开户、发通知，最高检察院表态打击金融犯罪，乃至国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众不得“唱衰”中国经济。有关部门甚至严令禁止“做空”，这等于剥夺了股民自由买卖股票的权利。至于当局强调“买卖股票不要单纯为了赚钱“这样的荒谬论调，那似乎预示着股市在中国将要从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换证监会主席，则显示决定这一层级人事的最高领导也已经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动。 但是，这些动作与股市的原理恰相违背：股市之所以成为经济表现的晴雨计，原因在于广大股民在这里根据市场自由交换的原则通过股票买卖来决定整个社会的投资走向。如果股票市场的表现要由政府来决定，那实际上等于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救市其实是在实质上扼杀股票市场的本来作用，可谓饮鸩止渴，越救越没得救。 不是说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行以法治为保障，这种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过来，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践踏法治。什么欺诈发行，什么内幕交易，还有发布虚假的宏观经济信息，能做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实际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愿来运行，就是最大的践踏法治。那种情况下，股市无论涨跌，都不过是政府及其利益关联者在散户头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长期来说，不具备法治条件的股市根本无法健康运转，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说，自由就是金钱，法治就是金钱。然而，我愿说，自由与法治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那是一个社会经济不仅繁荣而且趋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个人没有金钱时的希望、有了金钱后的保障。中国股市的痼疾，与当今中国的一切痼疾一样，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法治，没有自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今天又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过大年的每一天，也要来向领导请安，来汇报，来讲我们龙口市的杀人犯，我妈妈被活活打死已经十五年了……” 东京。2024年2月11日，农历新年初二。李宁离开家，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这是她在大使馆前持续抗议的第8个月零23天。 李宁是中国成千上万维权者中的一员。为了给因上访而死去的母亲伸冤，从2009年开始，维权行动坚持了14年。2022年李宁离开中国来到日本求学，仍然延续了国内的抗争行动，每天从住处来到位于东京闹市的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她说： “我妈妈这案子14年了，还在进行中。刑事判决之后有个国家赔偿。（说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子，连向我们（家人）道歉也是国家秘密，不允许公开。我非常气愤。我想能做什么？（只能）从自己的声音方面（发声），让更多人知道，不能因为搞成涉及国家秘密的案子，就被消失，就被掩盖，看不到真相。即使法律不彰，只能通过自己的呐喊去揭露。” 中国民间的抗议空间近年来不断受到挤压，李宁14年的抗争经历反映了普通公民在利益博弈中，在司法救济途径严重缺失的环境中，为维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让中国每个人都知道” 李宁的母亲李淑莲生前是家乡山东龙口的“老上访户”。因对店铺租赁纠纷的处理不满，李淑莲2002年开始上访。 2009年是李淑莲上访的第7个年头，这一年建国60周年大庆，李淑莲在北京的上访活动令地方政府不安。前维权律师刘晓原说，很多访民选择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到北京上访，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上访者的活动会影响政绩，因而会招来地方政府的报复。 当时与李淑莲在一起的访民侯女士说，2009年9月3日，在北京南小街的暂住地，李淑莲被来自家乡山东龙口的政府人员，抓回了龙口。 家人再次得到李淑莲的消息是一个月以后。10月3日，东莱街道办事处通知家属：10月2日晚上11点，李淑莲在南山宾馆的6113房间上吊自杀。 消失一个月的李淑莲为什么出现在南山宾馆并且离奇死亡？2010年12月龙口法院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披露了有关背景：2009年9月27日到10月2日，龙口东莱街道办事处在南山迎宾楼宾馆6113房间对李淑莲进行集中学习教育，期间，不服管教的李淑莲遭到了保安殴打，“用电警棍电击，用沾水的毛巾抽打臀部”，龙口法院宣布负责看管李淑莲的三名保安有罪，其中赵焜被判两年，后保外就医。王利男被判一年半，鲁旭判二缓三。 这个判决更像是给这起死亡事件找替罪羊：审理一直对死者家人秘而不宣，直到3年后的2013年1月，李宁等家人才获悉有此判决，2013年5月21日，他们才看到案件判决书及卷宗。 李宁回忆说，“见到妈妈是在殡仪馆。化好妆。脸上涂着胭脂和口红。脸是肿的。我看到妈妈遍体鳞伤。” 地方政府要求家属尽快火化李淑莲的遗体，被拒绝了。家人想弄清楚：为什么东莱街道把李淑莲限制人身自由关在宾馆房间？李淑莲离世之前都遭遇了什么？谁操纵了这一切？ 李宁回忆说： “（当时）不知道哪些部门参与的，不知道哪些领导干部，任何信息没有，对于我们全不知道。就是知道妈妈死了。今天拿到卷宗，才看到这个案子，公安、法院、信访、街道（都参与了）还原了这个过程。15年前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办？” 那年李宁22岁，妈妈上访了7年，李宁在妈妈死后才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看到妈妈生前写的上访控告信，了解了事情原委。她笼统知道妈妈是从北京被抓回龙口，再就是地方公布的自杀结果，其他“完全是空白的”。 李宁认为，母亲的死亡真相被掩盖了。为防止家属闹事，当地出动大量人力贴身维稳。李宁趁乱跑回北京。李宁认为，只有让社会关注，才能倒逼公权力吐露真相，拿到证据。 李淑莲生前上访的时候，在北京一些热心市民和记者的帮助下在网上发布过上访材料。那时博客在中国流行。李宁也开始使用论坛和博客发布消息，呼吁外界关注母亲的死亡。 “在2009年，应该是博客、还有天涯论坛、还有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只要能发声的平台（都在发布）。”“妈妈的案子，没这么多证据，一纸文书也没有。只能把这个事情妈妈被打死了，在网上发这些。其实是一个行动，做什么都需要公布，相当写日记，每天发生什么事情，随时公开公布的。” 她一边在网上发布维权行动，一边开始上访。“（去）国家各个相关部门，然后雪花般邮寄信件，我每天都在记录每条司法途径，把所有的声音发出来，我的遭遇，被抓被打的图片视频，发出来，把自己公开化，伸冤公开化。我今天碰到了谁，他们怎么和我沟通对话，所有一切。我也找了媒体，妈妈的案子发生在60年大庆，中宣部禁止报道，没有渠道发声，我们想到了所有的一切，就是通过自己发声，我给自己的要求，今天让10人知道，明天让20人知道。要让中国每个人知道。” “那一次经历消除了我的全部恐惧” 除了持续地在网上发布维权行动的信息，同审查和删帖赛跑，李宁采取了比母亲更加激进的方式来抗争。 李宁为人所熟知的是，2012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会期间，她经过层层安检，闯入了戒备森严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她脱掉衣服，裸跪喊冤。她说，“我要用我的身体来证明母亲死的很冤。” 调查记者王克勤率先在博客上发布了“人大女生裸跪喊冤”的消息。“人大女生”的身份，“裸跪”情节，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很多人记住了李宁悲愤哭泣的特写照片，数万人在微博上关注她，数百万次转发。 前维权律师刘晓原对当时转发的李宁裸跪的帖子印象深刻。他说，2012年以前，很多案件都是通过网络引起了社会重视和办案机关关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 “社会维权人士通过网络关注社会事件和具体案件（当年）比较流行，能够驱使案件引起社会和办案机关重视，包括我就是这样，像杨佳案子，云南躲猫猫事件，钱云会案等，这些事件都是。” 这一跪也撼动了公权力。李宁要求追究东莱街道办事处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回音。裸跪事件之后，龙口法院终于立案——只是延迟了4年多到2017年也没有开庭。 从2012年9月开始，一批维权律师帮助李宁运用司法诉讼手段维权。2013年5月22日，律师对涉嫌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向龙口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控告。结果石沉大海。 李宁说： “在法律程序上一直在走，去讨回公道，因为连犯罪分子都不知道，只能依靠法律，依靠程序，但是作为被害人一方，妈妈涉及当地政府，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反而受到打压和迫害。” 2014年3月8日，李宁在新华门前喊冤，被警察送进了马家楼救济中心，龙口政府来人把李宁押回龙口。她回忆说，14名身份不明的人， 9男5女，戴着口罩，李宁被压在座位下，用胶带绑住手脚，上厕所也不被允许。她说，“我终于领悟到，我妈妈也是这样被抓回龙口的，我妈妈被打死了，现在又轮到我了。” 车子开了10几个小时，凌晨3点半送进了龙口市公安局。期间警察给她做心理测试，看看她是否有精神病。最后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行政拘留10天。 这一次经历对于李宁是个转折点，之前她也担心安全问题，一次次的截访和镇压过后，反倒坚定了她的信念。 李宁：我必须每一天喊出来，我才感觉自己活着。我去天安门，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国家各个部委， 那时候有劳教制度，就会扣上这个罪名，久敬庄和马家楼有黑监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被抓进去，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妈妈的样子。 “公权力和国家力量对老百姓的迫害” 在李宁不断行动和律师团队努力之下，2014年11月，烟台市中级法院二审，撤消了龙口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审理中，意外披露了李淑莲的非法拘禁，是当地政府统一部署的行动，东莱街道办事处只是具体办事机构，龙口很多职能部门都参与其中。在2009年8月18日专门召开的针对李淑莲上访问题的维稳会议上，地方政府开会讨论了对于李淑莲的处理。主持会议的官员是龙口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研究确定了东莱街道作为李淑莲案件的牵头单位，市法院等单位作为配合单位。这显示，李淑莲遭拘禁，是当地政府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李宁说： “一级政府怎么行使的手段，集体开会，市委牵头，政法委书记坐镇，所有部门都参加。818会议上，有专门负责运输的，往来北京的，有出线的，有专门安装监控的。每个时间点，谁交接，每一项都清楚，无法想象这种流水线式的对老百姓的迫害，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用公权力和国家力量（组织）对老百姓实施的迫害。我看到了很震惊。” “即使没有结果，也要努力去走” 在持续地揭露下，2017年，李淑莲死后的第8年，案件突然发生转折。 2017年8月27日，龙口市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对东莱街道办事处的杨新军、谢守泉、王焕磊故意伤害案中的部分事实作出变更，认定三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授意、默许殴打、致他人自杀身亡，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变更起诉半个月后，该案实现了异地管辖。9月12日，龙口市法院发出通知，称根据烟台市中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书》，该案已改由蓬莱市法院审判。同时非法拘禁并指使保安殴打李淑莲的龙口市东莱街道党委书记尚德松等四人也被起诉至蓬莱法院。 上海律师斯伟江分析，李宁的案子出现转折，可以推测是某一位领导的看法起了作用。他表示，上访人员的包青天情结，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是符合这个体制的逻辑的。又说，但包公实在资源有限，就算千手观音，也就一千只手，而我国有十四亿人，恐怕只有包青天情结死了，中国的法治才可能走向正常。 2018年9月6日，李宁上访9年后，李淑莲被非法拘禁致死一案终于在蓬莱法院开庭审理，法院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进行不公开审理，李宁的代理律师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而李宁则被拒之门外，无法参加庭审。 同年12月28日，蓬莱市法院二审做出判决，四名官员——前龙口市东莱街道党委书记尚德松、前办事处主任杨新军、前党工委副书记谢守泉、前办事处工作人员王焕磊被判刑，最高刑罚为8年，最低刑罚是判3缓3，当庭释放。另赵焜、王利男、鲁旭涉嫌非法拘禁李淑莲一案亦同日宣判，分别被判4年至8年有期徒刑。 李宁认为判刑过轻。特别是共同参与非法拘禁的龙口市法院、信访局以及龙口市公安局的官员并未得到追究。 2021年12月29日，李宁的代理律师来到山东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就李宁母亲李淑莲行政赔偿一案要求立案。在申请尸检的过程中，律师发现了更多疑点，判决书依然认定李淑莲为自杀。但是律师发现，做出自杀结论的现场取证多处涉嫌伪造，质疑李淑莲是被打死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2023年6月1日，烟台牟平法院开庭审理这起国家赔偿案，但李宁要求的直播开庭、公开审理未获批准，而她的最终诉求：改判死因、公开道歉，公开赔偿等，仍有待烟台中院后续的开庭审理。 徐昕律师对李宁多年来的坚持印象深刻，他表示，“由于李宁和律师的坚持，甚至可以说，上访者被打死的概率在下降。这是李宁案的更重要的社会意义，或许可称为‘李宁效应’。于个案，我希望李宁能抓住那看不见的手，最终为母伸冤，实现正义；于制度，我更期待上访制度能彻底改革，或者取消，代之以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系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案。” 曾经帮助过李淑莲的纪录片导演老虎庙评价李宁“维权特别激烈，特别执着”，他说： 这么多年了，一般人磨也就磨得没劲了。但是她始终不移。 李宁说： “我现在维护权利的时候，我没有目标的。法律摆在那里，卷宗在那里，应该怎么做，就去做。我对结果从不抱任何希望。犯罪分子还逍遥法外。必须按照法律程序之内的东西，尽全力走完程序。即使没有结果，我也要努力去走这个程序。我用了15年的青春去走。” 维权空间越来越小 李宁观察到，这些年利用网络和自媒体维权的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0年那时候是博客时代，后来进入微博时代，发声会引起关注，会得到政府关注，（后来出台了）微博转发评论超过500条，可能造成网络寻衅滋事。那时候开始引入罪名，很多人转发引起关注超过一定阅读量，也作为罪证。所以言论（空间）没有那么好了。” 李宁的微博账号曾经拥有数万粉丝，她去山东省政府静坐、直播抗议之后，2017年9月微博账号被封了。她说，“（根据新罪名）可以以寻衅滋事的方式管起来判刑，扣上帽子，而且顶格判。制度上收紧了，不再允许随意发声。” 前维权律师刘晓原说，随着对自媒体管控日趋严格，网上维权的空间越来越小，“尽管也有律师在网上发布，但是确实比较少了。管控很快，帖子一发出来就屏蔽了。接到举报还会关账号。想通过网络为敏感案件发声很难了。普通事件当然还可以，涉及到公权力的案件，很难了。大的社会事件不会了。” 老虎庙认为，“访民还是不断在产生，但是社会舆论控制，本来有人报道，现在报道不出来了。大家也不选择这种路径了。” 特别是随着高科技的介入，公民维权愈加困难。因为频繁维权和上访，李宁发现，自己被当局列为了“极端上访人员”名单。 她说，“我是极端上访人员，我只要去火车站、地铁，（系统）红色标示报警，一直跟着我。我在北京基本没去过任何地方，比如去密云跟大家一起活动，刚登记完酒店，警察就到了，把我们盘问一顿、把所有一切审一遍，这是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这样的身份，知道是极端上访者，尽量避免（活动），我从山东再回北京，只要到了入京口，不管大巴火车飞机，需要身份证，系统都会报警。” 刘晓原说：“去过北京的老访民，管控很严，我有当事人就是这样，有些坐火车坐不了，重点人员买火车票就知道了，往北京的票，哪怕不是去北京的票，也找你。到了北京以后，全是实名制，驻京办截访（很容易）。”“银行卡，手机信号，身份证，都知道。到国家信访局登记，马上就知道了。” 他介绍，“现在信访条例改了，当地问题当地处理，这更容易截访，访民反复上访，还是不相信地方。特别像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双方谈不拢。有人去北京上访，去国家信访局登记，登记了50多次，就说他寻衅滋事，上访被判刑的也多。过激行为也麻烦，有些地方去北京上访多次也会被处理。” 他说，去年北京开始重提枫桥经验，就是要求问题消化在基层和当地，结果造成更大的截访，“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怎么能处理？访民坐牢出来还是上访，问题没有合理解决。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更多的只是调解。” “有行动，才会有空间” 李宁的维权之路走了14年。一路上，她见到无数维权者，付出巨大成本，但是收效甚微。更有一些人如母亲付出了生命代价。 李宁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被抓回龙口前的6月28日，她陪妈妈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妈妈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她在前门买各种瓷器，要给哥哥准备结婚，只要好看的就会买，她一直住在南小街，啥也没有，那时候妈妈上访时间太长了，把家里东西都亏空了，吃得很简单，我买了电磁炉，锅、菜板和刀，起码能吃个热乎饭。海边的山东人喜欢吃海鲜，我买了海鲜，虾，螃蟹和骨头，做蛋糕，陪她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妈妈死后，因为上访，单位和李宁解约了。“上班导致我没时间上访，上访就要请半天假，一去上访，昌平信访局就找到单位，无解了，最后把我开了。”很长时间她感觉压力重重，“我感觉已经面临死亡，我妈妈已经死了，他们威胁我回家，把我抓回去，那时候心情很紧迫，担心龙口把自己塞进面包车抓回去，把妈妈强行火化，每天做梦都是这样子。” 李宁对中国特色的上访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上访就像墙上画个假门，以为去了就解决，我认为跑到北京就会大白于天下，完全不知道，没有路可走，法律程序也没有。去国家信访局，都是山东和龙口的人接待，那里有驻扎的各个省市的人，跟我聊理想，聊找对象，劝我好好过日子，你人大毕业，人长得漂亮，你妈妈已经死了，你不能步后尘，全是这样。所以，我知道上访没有用，司法也走不通。” 很多人劝李宁放弃，她没有停止抗争，“不甘心什么都不做，只有做事情、发声，才会推进这个案子，只有行动才会有人关注。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空间。”“只要去做，所有的一切会有一个反应和效果。” 经过14年的维权洗礼，李宁已经熟练地成为半个法律人。上访之余，她自学了法律，拿到了律师执业资格。来日本也是学习法律。她说，自己还是选择相信法律，只是在中国，“司法都是摆设，可以胡作非为，法律写的很好，到了社会不执行，铁板一块，没有人维护司法公正。”她希望自己努力一点点去改变。 频繁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是否担心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报复，进而影响到案子的后续处理？ 她答： “来日本留学也不是为了伸冤，真的是想要学习，但是这案子一直在进行中，我是当事人，即使在国外，我也是当事人。对于我来说，要通过自己声音来发布感受和案件进展。站在（大使馆）那里，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不可以随意剥夺她的生命。” 8年前，李宁所做的一切都像是无用功，现在案子重新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是依然困难重重。她说，“只要去努力，不要追求结果。结果不是我能够左右。如果当初听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没有钱没有权，怎么能把坏人绳之于法？这个案子就基本不可能出现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个年，不少大厂人恐怕过得都不怎么惬意。 前些天，一个自称腾讯员工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大年初一回老家拜年吃饭，长辈问一桌小辈现在在哪上班。我说我在腾讯做算法，长辈们一阵沉默，旁边表叔的孩子说他在县财政局，长辈们纷纷喜笑颜开竖起大拇指：出息了出息了。 有些大厂人自恃高薪，就是不理解： 每次去女方家里，老丈人都要问我公司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发出来工资，还有钱生活吗？不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干干？听完这话我真有点欲哭无泪，年薪一百万还比不上公务员那点死工资吗？ 更有人出来现身说法，表示自己的姻缘被大厂所误： 亲身经历，处了7年的女朋友，最后就和一个小公务员结婚了，就是因为丈母娘阻拦，嫌弃我在私企工作，所以编制还是大于财富。 当然，也有反转： 去年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年薪95万，买了一后备箱的礼品，花了好几万，去女朋友家见父母，结果聊天的时候，得知我在私企工作之后，对我就是爱答不理的，受了一肚子气；今年跳槽了，成功入职国家电网，元旦的时候去女朋家，我人不到家门，叔叔阿姨都不动筷子的，一直等到我来了才开席，变化太大了。 01 在这些脉络相似的亲身经历（故事）中，“大厂”只是一个身份象征罢了。 我想，绝大多数在大城市市场化机构（外资企业、民企、创业）工作的人，回老家时都有类似的遭遇和感受，收入高的大厂员工尚且都被轻视，收入不高的大城市普通打工人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连上社交媒体发帖的勇气都没有了。 流行的解释有两种。 其一，无非还是“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和编制崇拜那一套。编制稳定、编制没有35岁魔咒、编制可以养鱼，乃至小县城赢家的叙事，似乎在大城市体制外拿高薪的还不如县城体制内拿低薪的，这当然反映了时代的最新风貌。 其二，大城市市场化机构尤其是大厂在这两年的光环尽失。35岁魔咒叠加经济周期，将大厂人前些年的自矜与睥睨击得七零八落，在以上的那些段子化亲身经历中可见，恐怕连一个县城的出租司机都在担心（讥笑）：你在大城市过得好不好，工作还保得住吗？ 这些解释都各有其道理，但恐怕还是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老家亲戚为什么厚此薄彼，无限高看当地编制，无限低看大城市大厂，这仅仅是因为观念冲突吗？观念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或者说，你在大城市过得好不好，真的对亲戚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全国上下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忧心忡忡，连打麻将都还记挂着你？ 02 观念固然重要，但这其中还有利益。更准确地说，利益与观念纠缠到一起，以至于你无法分辨。 说点实在的吧，因为在大城市（大厂）工作的你对亲戚、朋友、同学，乃至整个老家社交圈没有任何价值。 这就更显示出编制的价值。 如果你在县城（三四线中小城市）工作，你的关系和资源红利都可以外溢给老家社交圈： 你在医院工作，人家可以通过你直接找到本院最好的医生，省去了排队的麻烦，规避了信息不对等，有时候甚至可以救命； 你在学校当老师当领导，可以帮亲戚朋友的孩子升学，进重点班，受到老师的额外照顾； 你如果再进一步，成为某个级别的leader，可以给人介绍工作，可以提拔人，可以照拂做生意的亲友…… 不用再说下去了吧。 你不会不知道，越是在小地方小城市，关系网和资源就越重要。在很多县城办事，你不找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啥也办不成；你找到了人，找对了人，就是一马平川，平趟一切。 你想不想认识有关系有资源的人？ 而对于你的亲戚朋友而言，他们也想认识这样的人，社交圈中谁是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和他走得更近，更看重，甚至仰人鼻息。 这是人性，更是理性的利益权衡和算计。 把利益算计归为思想保守一类的观念冲突，你说是不是太荒腔走板了，这也太低估小城群众的智慧了。 03 而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呢？ 哪怕你在大厂年薪百万，你在外资企业身着杰尼亚出入高级写字楼，你能帮老家亲戚和发小什么忙？ 人家来大城市公干时，你请人家吃顿饭，带他们去迪士尼、环球影城逛一圈。 然后，在各种排队中，还会遭到亲戚朋友无心的“讥讽”：你要回老家吃玩，我保证你不用排队，还会找到餐厅老板亲自给你来敬酒。 你对人家还有啥用？帮老家亲戚的孩子找工作，你确定吗？ 越是大城市，关系网络的入门标准就越高，不是说大城市没有关系不讲关系，而是关系只属于金字塔顶那些人，轮不到你我。 再说，在大厂工作的你尚且朝不保夕，你还能帮人家找工作？当然，这或许还算一个红利，就是因为你在老家亲戚朋友眼中混得不好，也就省去了很多请托的麻烦，人家根本不会找你。 你年薪百万也好，几百万也好，你能把钱送给人家？就算借钱的话，你能借几次？借钱给老家亲戚朋友的大概率结局是，亲情友情破裂，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到底，你在大城市拥有的一切，都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公共化”，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共享，无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外溢。 04 什么可以公共化、共享和外溢？中小城市的位子、资源、关系网络。 当然，这也有特例。 如果你在大城市成为金字塔顶的那些人，比如刘强东，你就可以带着大把钞票回报桑梓，那么，你就成为了老家亲戚朋友眼中“最有用的人”。 如果不是，哪怕你开个小公司身家上亿，你又不能给人家找工作，你又不会傻到把你的钱直接送给人家，你在老家也没有任何资源，你对亲朋们有什么用呢？ 在老家眼中，你不过是一个有钱但“无用”的人罢了。这个无用，不是你自己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对人家的真实生活有没有用，能帮多少忙。 说到这里，你下次从大城市回老家，也就夹着尾巴做人吧。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呢，还有什么心有千千结呢。 一切的看轻都不是因为别人观念保守、别人认知落后，只是因为在大城市的我们是“无用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今年2月6日，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面对面采访，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西方媒体人首次对普京的采访。采访在莫斯科秘密进行。采访刊出后，在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引发争议。卡尔森本人承受了巨大争议。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普京用了很长时间大谈历史，试图继续狡辩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自以为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历史观不值一驳。在俄罗斯邻国，蒙古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轻松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普京难堪。他说： “在普京的谈话之后，我找到了蒙古历史地图。别担心。我们是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纪蒙古帝国的四幅地图。当时的蒙古帝国兼并了44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众多的亚洲、欧洲和中东国家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采访中，普京谈到中国话题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尔森问：“金砖国家是否面临完全由中国经济主导的危险？”“你担心吗？”普京回答，“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你无法选择邻居。我们与他们有1000公里的边界。我们有着数百年的共存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终寻求妥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习近平和北京听的，假意表示并不担心中国威胁。但前面的话却暗示了敌意和不安。“你无法选择邻居”，这句话绝非指好邻居，而是暗指坏邻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话：“与（共产）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因为无法选择，因为有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样，俄罗斯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采访中，普京虽然提到习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超过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只有1.5亿人口，而中国有15亿人口。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或每年增长超过5%，以前增长得更多。但这对中国已经足够了。就购买力和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在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普京在称赞中国吗？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话做再次“翻译”，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罗斯，你们应该害怕中国；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才是你们的最大威胁。中国10倍于俄罗斯的人口和超过美国的中国经济规模，足以成为西方的最大威胁。 普京说这段话的时候，故意夸大中国实力、借以渲染中国威胁。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罗斯的情报，他不可能不知道，习当局所宣称的去年经济增长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么15亿，第一人口大国已经让位于印度；所谓“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乃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的神话。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下坠，呈现历史性的倒退。企业纷纷倒闭，政府债台高筑，人民收入缩水，到处失业待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量转出…… 其实，这一番对答，普京道出了中俄关系、习普关系的实质：互相利用，互相拿对方做棋子、做筹码、做挡箭牌；中俄虽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于生存策略，又争相对美国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结盟的表面下，习近平思谋与美国缓和关系，普京何尝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两天后，2月8日，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普京与习近平通了一番电话。表面上是普京祝贺中国农历新年，实际上，各自说了一番套话，而且还要说给第三方听。令人意外但却并不惊讶的是，在这次电话会谈中，“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提法，丝毫没有提到，无论从普京口中还是从习近平口中。 须知，这是习近平最近几年念兹在兹的提法，大概在王沪宁等人为他献计之后，习近平对这个话术就不绝于口，对外国政要提，尤其对普京提，每次习普见面，习都会提到。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与普京会谈中，习近平多次重复这个提法，临别时，又郑重其事地对普京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局。”普京简短地回答：“我同意。” 现在看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就是习近平说说而已。当他重复唠叨这个句子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这个论调的背后，是“东升西降”的逻辑误判。短短几年时间，就很快证明，不仅没有“东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现“西升东降”（连中共御用学者都纷纷坦承）。 “东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变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习当局那里，一旦出笼这些“听起来不错”的提法，很快就变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尤其对国内的政治宣传。为此，机械的习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机械地重复，直到完全变味、彻底穿帮、毫无意义为止。
距今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不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总结这些国家的失败原因时说： “在一些国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要归因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个体的危机。因为，最终，如果所有这些制度都饱受经济萧条的折磨，而政治的混乱只是这种萧条的后果，这是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做任何事情。由此导致了没有什么能够生产出来，贫困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后果：双重市场、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谎言、盗窃、掠夺……” “每当人们不再鼓励个体，不再承认个体的贡献，例如以恰当的价钱支付他的劳动，个体就会放弃他的努力，变得装模作样，或者做得似模似样，这就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装置停止运行。”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类个体具有创造的力量，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个体创造出来的。凡是正视这一点，尊重这一点的社会，都可以品尝繁荣的果实。凡是否定这一点，抹杀这一点的社会，都将承受萧条的恶果。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一个社会可以从繁荣走向萧条，假如它在繁荣的时候误以为粮食是米缸里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也可以从萧条恢复繁荣，唯有当它幡然醒悟，承认唯有个体可以创造价值。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人类文明离开谁都会继续前行。但一个群体离开主航道太久，人类智慧创造出的先进事物就会变得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有人负责发明创造，有人负责一惊一乍，有人负责狸猫换太子，各有各的快乐，但快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 人到中年，眼见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放弃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满足于传播那些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用流行的话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还没有在口水滩里彻底麻醉的心灵，理应惊醒，理应恐惧，理应奋起。 这几年，我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之美，这是我的新大陆，在公共空间消亡之后的托住了我的心和脑，使我不至于堕入虚无和油腻。但我更知道，假如无法望见和理解头顶的星空，人心中的道德律便会趋于紊乱，人就会内耗、互耗。在历史中行进的个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当我曾经熟悉的媒介和话语消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时代去了哪里，我如何把捉它？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人类个体的真情实感在哪里，时代便在哪里。真情实感的强度、深度和厚度，决定了时代的强度、深度和厚度。茨维格曾经写道：“在一个民族内部，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同样，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假如说一个社会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那么这段时间便会从所有人的生命中蒸发掉。回顾历史，时代总是断裂的、离散的，只是不堪忍受真实的历史学家强行书写出连贯均匀的故事。 与三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虚拟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道福音。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设想，技术只要再往前走几步，人类便可以过上完全沉浸的离岸生活。在同一座公园漫步的人，穿戴着可以双向传输信号的设备，可能有人正与大洋彼岸的科学家同行合写文章，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挥机器人盖房子，当然也仍会有人乐此不疲地论证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 沉迷于伪问题的人群或许永远不会被说服，但会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从前对于那些认知能力极差而自我意识爆棚的杠精，我还有一丝丝的说教情结，现在全是丝滑顺畅的拉黑动作，尔曹身与名俱灭，who care。 所有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物理世界的束缚一步步解除之后，精神将更加彻底地走向自我实现之路。科技的发展，奇迹般地导向了人类神话般的过去。人工智能从简略的文本生成美轮美奂视频的能力，让我想起约翰福音著名的开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hath been made. (John1:1-3 ASV)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1-4 和合本) God不仅是借着语言创世的，他“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而且the Word是最初存在的，the Word就是God。 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困扰我们数千年的问题，或许永远不会被解决，但可以被诡异而奇妙地绕过。重要的是，当人类又一次开启大航海征程的时候，我们待在哪里，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可以为踏上新大陆的新人类做什么。人类社会未来的繁荣与萧条，或许只会在个体层面发生。也就是说，不管肉身在何处，一个人都可能悄无声息地繁盛，或者腐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