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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 月 23 日
2024年4月，一场关于名誉权的官司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王翔，北京知名戏剧空间蓬蒿剧场的创始人。 两年前，一位23岁的女性蓝莓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被王翔性骚扰。之后几天，她的帖子被不断转发，陆续有多位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被王翔骚扰的经历。也有一些人，因为目睹过类似的“骚扰”发生，也在朋友圈、微博、播客等平台发言声援。 后面的状况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性骚扰往往发生得比较隐秘，很难举证，很难诉诸法律。但被指责性骚扰的人，可以反诉，起诉对方名誉侵权。王翔起诉了发帖的蓝莓，还起诉了另外11位转发声援的人。性骚扰难以求证，在过去几年里，这类案件多次胜诉。 但王翔的案件是罕见的。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在判决书里，法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蓝莓的发帖有一定事实依据；其他人的转发是正义之举；而王翔作为公众人物，理应接受公众监督。 罕见的胜利背后，是许多人的努力，许多位女性的“我愿意讲述”，还有一些人不求回报的善良。他们为什么会赢？王翔为什么会输？我们复盘这次案件，展示它的细节，昭示某些进步。 事先张扬 2023年6月20日晚上8点，“北京蓬蒿剧场”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标题很长，中心思想是，王翔起诉了12个人，起诉案由是名誉权纠纷。 王翔，蓬蒿剧场创始人，当时68岁。他是北京戏剧圈的知名人物，他的故事曾被反复讲述：他本是一位牙医，拥有几家牙医诊所。1985年，他看了一部话剧《和氏璧》，从此爱上戏剧，创办了北京蓬蒿剧场。 这个小剧场坐落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东棉花胡同，小小的空间，几十张椅子，大门口几个大字“戏剧是自由的”。过去这些年，它坚韧如蒿草，是许多年轻的戏剧人梦开始的地方。 它的创始者王翔，常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自比，多次在演讲中谈到自己为艺术奉献的一切——他单身，没有孩子，为了让蓬蒿剧场生存下去，他“压上全部身家性命”，10年里投入了超过1000万的资金，并在自己的心脏冠状动脉里放了6个支架。 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老头衫，戴着老花镜，谈论艺术、温暖和爱。他曾被媒体评选为2012年“平凡的良心”年度人物。有人说，他是在为戏剧“自杀式”地疯狂付出。在媒体报道中，他是“悲情英雄”，性格固执，与现实规则格格不入，捉襟见肘地经营，做事不留退路。 但就在2022年5月，王翔的故事有了一个新版本。 这一天，蓝莓发了一条朋友圈。 蓝莓出生于1998年，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她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蓬蒿剧场王翔对自己性骚扰的事情说出来”。2021年，她因为看戏认识王翔，之后他多次邀请她去看戏、参加他的朋友圈朗读会。会上，他谈自己的生命美学，“生殖器不动也能达到高潮”。 之后骚扰逐渐升级。王翔约她吃午餐，并说希望给她一个吻。见面的两小时里，他多次拥抱她，拥抱的时间长，他的力气很大。午餐后的第二天，王翔仍一直给她打电话，发“极其暧昧的文字”，她一度不敢接任何陌生电话，度过了噩梦般的几天。 蓝莓在朋友圈的最后写到，“我自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一个普通的女观众都能成为他的目标……（我）果然发现了，也有别的女生被骚扰”，“我不希望更多人受到伤害。我本人会无限期抵制王翔和他的剧场”。 她还发了两人的聊天记录截图，2022年3月15日到4月16日，王翔给她发送的微信是，“在生命存在层面谢谢你……长大成熟丰满最美最美啊，亲爱的XX小生命！”“明天来吧？”“今晚来吧？我请你看”，“来参加吧”。后来的消息蓝莓没有回复。 这条朋友圈被很多人转发，有人说自己也经历王翔的性骚扰，有人说自己曾目睹过骚扰发生。在一个名为“戏剧山广场”的戏剧群里，还有人把王翔拉进去，让他给个说法。 王翔沉默。在妇联介入此事后，他曾同意道歉，但后来又反悔。事发一个月后，他把蓝莓，还有当时参与转发的一些人，告上了法庭。 被告一共12人，6男6女，绝大多数都很年轻——有几位是还在上学的00后；几位是刚毕业的戏剧人；有人曾经是王翔最亲密的工作伙伴、蓬蒿的核心员工，曾经多次就性骚扰向王翔表达不满；有人给蓬蒿拍过纪录片、有人在蓬蒿做过志愿者、有人在蓬蒿表演过；只有两三位稍微年长，是话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互不相识。 他们被起诉的原因，除蓝莓是发帖外，其他人都是转发和声援。在王翔看来，这些行为侵犯了他的名誉。 在蓬蒿的那篇文章开头，王翔写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对你我他、对所有人、对所有事情。对温暖着问候着丰富着超越着博弈着的人性。对爱对美对艺术。对丰富、对高贵。对匮乏、对低劣。” 蓬蒿剧场门口写着“戏剧是自由的” 勇气从何而来 2024年5月，高温的一天，我在北京西边的一间咖啡馆见到了蓝莓。她头发长长的，画了漂亮的眼妆，指甲是新做的，闪亮的粉色，蓝莓声音很亲切，是个明朗的25岁女孩。我们聊完天，她还要赶着去给小朋友上戏剧课。这个案子贯穿了她的研究生三年，如今她要毕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偶然间掀起风暴的人。 2021年，她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之前她在浙江求学，整个假期，都在期待在北京的研究生生活。她搜索北京都有哪些剧场，知道了国家话剧院、天桥剧场、繁星戏剧村，也知道了蓬蒿。 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性骚扰的发生——她去看戏，只是一位普通观众，既没有上台，也没有发言，偶然间和王翔加了微信。对他的印象，是演出结束后拿着话筒出来说话，“一个比较健谈、比较容易激动的老爷爷”。 后来，王翔请她看话剧，她去了。又约她出来吃饭，语气很急，她想着刚好回请，也去了。吃饭时他说，“你愿意当我的妈妈吗？你愿意当我的妻子吗？”她愣住了，以为听错了。他又说，要带蓝莓去日本，让她演下一部戏的女主角。她沉默。吃完饭走到路口，王翔抱住她。 “这么多人吃饭的餐厅，这么多车经过的路口，一个和我姥姥差不多大的人，你没办法想到，这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她说。 遭遇性骚扰之后，她不是全然地确信和愤怒，而是觉得“闷闷的”、“憋着”。她想让它过去，觉得自己可以消化，“可能也没什么”，又觉得王翔与中戏的老师认识，自己也还要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他会不会给我使绊子？” 但她发现，有些情绪是无法控制的，日子过着，被骚扰的记忆总跳出来。她打了个比喻，“好像我在看电影，它突然跳帧了，有一帧不属于我日常生活的片段，但很快又闪过去了。但它总跳。” 2022年3月的一天，她在微博上以“王翔 性骚扰”为关键词搜索，一条微博跳出来，是一位网友发帖，说朋友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她获得了一种确证，“我当时想，天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可能别人也经历过。”她在这条微博下面留言，“我好像也遇到了相似的事情”。 她不常看微博，直到2022年5月12号再次上线，那位网友没回复，但另一位女孩看到了她的评论，给她私信，说自己也遭遇了性骚扰，“姐妹，可以和你聊聊吗？” 她们当天加上微信，聊了很久。她们年龄相仿，都在上学，被骚扰的情节相似，顾虑也相似。对蓝莓来说，那是一个决定性瞬间，“就是那一天，我加到了第一个跟我完全感同身受的人，我当时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她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配上聊天记录，发在了朋友圈。 当时她23岁。她说自己不是想当救世主，只是一种朴素的冲动，也绝非王翔事后说的，“想搞臭他”——她只是想，如果以前自己看到过王翔的这类新闻，那他请她看戏或者约她吃饭，她就不会去了。同样的，如果她发了帖，其他人看到，也能避免骚扰再次发生。 但蓝莓没想到的是，这个帖子发出来，在戏剧圈引起了剧烈震动。根据账号“戏剧是自由的bot”统计，先后有15位女性站出来，说自己曾被王翔性骚扰，时间跨度从2004年到2022年。有人写了几千字，详细回忆了自己如何被王翔以观看戏剧录像带为由邀请到家里，因为时间太晚，勉强留宿，王翔在这位女性洗澡途中，强行打开了浴室门。 很多人直接加上了蓝莓的微信，最后她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一遍遍听女孩们讲述被骚扰的细节时，蓝莓的感受很复杂。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不孤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她反思过、愧疚过，为自己接受他的吃饭邀请。但如此多的讲述，让她确认自己没做错什么。而且她发这个帖子，可能真的做对了。 另一方面，她对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性骚扰感到震惊，“怎么会这么多，时间跨度这么长？”很多受害者当年都是小女孩，有的那时已成了妈妈，“为什么永远都是小女孩？” 这些故事里情节往往类似：总是邀请她们去家里看那部“伟大的”《哥本哈根》录像带，总是去爬香山，总是给对方点一杯卡布奇诺，总是以爱和艺术的名义拥抱和亲吻对方，称对方为真善美女神，问对方能不能做自己的妻子、妈妈。 “always the same，每个人描述出来都差不多”。 图源剧集《她和她的她》 曝光之前，剧场里发生了什么 这次性骚扰事件，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不仅受害者众多，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复杂的情感，内心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出这一切。当然，最后，他们也因此被起诉。 这些内部人士里，最特殊的一位可能是杨悦。蓬蒿曾经的核心员工。 2018年到2020年，杨悦在蓬蒿剧场工作了3年。疫情爆发后，蓬蒿曾经历一波离职潮，杨悦是坚守到最后的人。她是王翔性骚扰行为的知情人、反对者，也是最不愿意看到这间剧场受影响的人。 2022年5月12日，杨悦转发了蓝莓的朋友圈，转发了一档讲王翔性骚扰的播客，并在评论区说，“真实，真实的，真实的”。她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当时以为“揭示一些事实会伤害蓬蒿”，她依旧爱蓬蒿，但是“再也不会去了”。 杨悦是西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她回家乡的高中做过几年体育老师。她是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想在工作中找寻意义，想跟学生建立更好的关系，想在更好的环境里工作。于是她辞了职，离家，又到了北京。 2018年秋天，也是很偶然，她第一次造访蓬蒿剧场，看了一部话剧《涮羊肉》，这是编剧费明的作品，讲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她喜欢这个剧，看完特别开心，关注了蓬蒿的公众号。后来蓬蒿招募志愿者，她报了名。 当时，她的全职工作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游泳馆上班，做救生员，偶尔做教练，一周干够40个小时就行，工资4000元，有宿舍。这份工作让她生存，而蓬蒿的工作让她活着。 在蓬蒿，最开始她帮忙处理文件，做文字工作，后来也做宣传，也在吧台工作，刷过马桶，也做戏剧制作人。她对蓬蒿有很多幻想，自己掏钱买了很多东西，想把这个空间改造得更好。2019年蓬蒿出现经济危机，她从很少的存款里拿出一万，捐了钱。王翔让她以个人名义在网上（去哪儿网和京东平台）贷款，支撑蓬蒿的现金流，她毫不犹豫答应。 但也是刚进入蓬蒿不久，杨悦就发现，王翔爱开黄色玩笑。他有一套“生命美学”理论，借着医学背景，他会自然地讲起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再讲到人的性器官、性交的过程……听的人这时往往会有点尴尬。但王翔反倒是掌握主动的人——他会评判对方，能不能理解艺术，有没有包容心。 她记得2019年发生过一件事。有一次，王翔想拥抱一个女生，女生出于礼貌同意了。抱完王翔又说，“可不可以贴一下小腹吧”。杨悦当时非常震惊，那个女生表情也很尴尬。 但在当时，同事们只觉得这“很烦”，是一种“耍流氓”。这个话题往往大家聊一聊就过了。 转折点是在2020年。疫情之下，蓬蒿财务困难，招了很多年轻的志愿者。借由他们，杨悦发现，一些事情不一样了。原来，他们最多把王翔的行为称作“老流氓”，没放在心上。但年轻人拥有新的语言，他们给出了更有力的定义——不，不是什么流氓，就是性骚扰。 这群年轻人，大都是学生，有的来自清华、MIT和中戏。其中有一位男生叫林威尔，也是12位被告中的一位。他一头长发，脸上有些痘痘，是个健谈的年轻人。 2020年，林威尔在中戏读大一，当时蓬蒿状况不好，他义务去帮忙，在吧台调酒、做咖啡，最初分文未取，“就是想跟大家一起玩儿”。蓬蒿的咖啡厅和剧场只隔着一个幕布，观众来看戏，都是在咖啡厅等待，王翔也最常出现在这里。正因为此，林威尔见到了很多事情。 人们在蓬蒿剧场看书 他发现，每次戏结束，王翔就会在咖啡厅播放自己的纪录片，或者把别人拉到同一张桌子，开始发表他的演讲。“可能对第一次去蓬蒿的观众来说，还挺新鲜的。但我们站在吧台，听十遍，就发现十遍都是一样。”而且大家很快意识到，王翔只邀请女士，讲完自己的宣言，他就会让吧台做一杯卡布奇诺，送给女士，“永远只有女士”。 那几个月里，有三件事，林威尔印象很深。第一，是王翔当着一对男女朋友的面，让女生和男友分手，嫁给自己，情侣二人都面露难色；第二，是王翔对一位来参加活动的中老年女性讲性多么美好；第三件最让他“恼火”，他的朋友，一位年轻女性，在蓬蒿被王翔拥抱，摸了腰，当时女性明确拒绝，但王翔依然继续，这让他们生气，“他根本不在乎我朋友的感受”。 这些年轻人站在吧台，看到令人不适的事情一直发生，想做些什么。每当有人被王翔拥抱，他们都会追出去，问对方有没有不舒服——但这没什么用，大部分人也不会正面回答。 在这期间，杨悦作为王翔的下属、蓬蒿的核心工作人员，接受了多次年轻人的投诉与质询。 她记得，2021年6月，有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女生，很有才华，最初说想在蓬蒿做一部戏，但没过几天，那个女生就来找杨悦，她说，王翔在微信里向她表达爱意，这让她很困扰。她的家人也不希望她继续在蓬蒿演出，希望她能保护好自己。 林威尔也找过杨悦，他们在蓬蒿剧场二楼的天台认真聊过一次。杨悦还是怀着保护蓬蒿的心情，她说，“希望他能理解王翔，希望他们能把蓬蒿和王翔分开看，也把王翔的好与坏分开看”。2024年5月，我们再谈到这段，杨悦说，她感到愧疚。 这之后杨悦也做了些事情。那之后王翔再想拥抱别人，她就会拦住，“别这样，王老师”。有女性到蓬蒿面试，她会告知，在蓬蒿工作，会有类似的状况存在。但她也知道，在蓬蒿她可以拦、可以提醒，但是在微信聊天时呢，在他约别人出去时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021年6月，林威尔离开蓬蒿，离开的导火索，是他喝醉之后，冲到了王翔的办公室，宣泄了一直以来的痛苦，他大意是说：王翔不应该用宣扬艺术的方式去摸别人，“你要摸别人，可以，但发生任何纠纷，我会为那个人作证”。 王翔听完，沉默。这是他惯常对待冲突的方式。林威尔就此离开。 林威尔走后，杨悦、王翔和蓬蒿另一位同事，三个人聊过一次。那是杨悦印象中，第一次非常严肃地跟王翔谈这个话题。她说，他的行为是真的给她人造成困惑，那些女性都是以长者的身份尊重他。王翔听了很愤怒，他说，他是一个男人，有权以男人的身份去追求和表达。 所有人的努力，并没有撼动这位创始人的某些行为——四个月后，23岁的蓝莓到蓬蒿剧场看戏，再过不久，她被骚扰了。 网络图片 “正义站在被告席” 2022年6月，蓬蒿剧场推送了诉讼的消息，很多被告才知情。大家拉了个群，很多人才正式认识。年轻人们给这个群取了一个名字，“正义站在被告席”。 在这场对垒中，他们是赤手空拳、不掌握资源的弱者。 蓝莓还在上学，不认识律师，也没什么存款。知道被起诉，她“兵荒马乱”，又得知王翔要求所有被告赔偿60万，心里发憷。在网上查去哪找律师，律师费多少，又是一惊。但不管怎样，她没想过不应诉，“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怕？” 后来是她的朋友、一位清华大学剧社的毕业生，介绍了律师赵子涵给她认识。最初只是友情咨询，但赵律师是个热心人，他说，自己接手后发现，他们“真的是孩子”，他几乎是友情帮忙，自己还垫付了一些费用。 杨悦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她离开蓬蒿后，一身伤痕，“有点破罐破摔”，暂时在北京一家书店上班。她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整个人很漂泊，经济也不宽裕。跟其他人不同，她不想跟王翔战斗，想过放弃应诉。开庭前一周，她才终于联系上一位律师，只有非常短的准备时间。 她甚至没想过会被起诉。事发一两周后，王翔在微信里“拍了拍”她，她天真地以为，王翔是想道歉，她问，“王老师，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劝他正面面对。后来她反应过来，当时，王翔应该是想点开她朋友圈取证。 杨悦的律师郭睿记得，介入这个案子之后，杨悦给她发了自己写的一份自辩状，这份自辩状从法律角度来看，不够有力。那一周，他们帮杨悦重新准备了应诉和答辩。 郭睿觉得，杨悦的处境，是这类案件中女性的结构性困境，“法律帮助也是一种资源。如果你是一个名人，很有钱，那你可以花很多钱，请一个大律师来帮忙。但对于她这种相对边缘、更在困境中的人，想要有一个律师愿意尽心尽力帮忙，又有专业能力、可以理解性骚扰的本质、理解社会权力结构，这是非常困难的。” 但律师们接下了案子，他们都没拿什么钱，都付出了艰辛的工作。 这个案子怎么打，在赵子涵律师看来，蓝莓是关键——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内容基本属实的举证责任，的确在被告一方。被告需要证明，自己发表的言论有基本事实基础。 只要能证明这一点，其他11位被告都是声援，他们的举证责任也会更小。所以他向审理该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申请：把蓝莓的案子提到最前面，法院同意了（王翔诉12人，分为5个案子，有8人为同案，另4人单独诉讼）。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证明蓝莓的发帖属实。 朋友们分头行动。蓝莓联系了很多受害者，她在网上一个个找，她们有的是在公众号留过言，有的是在微博上发过帖，她挨个私信，反复自我介绍，就像做采访一样，询问她们发生了什么。 大部分人都爽快地提供了证人证言。也有一些受害者觉得回忆太痛苦，不想再谈。还有人受到骚扰时还未成年，此后患上了抑郁症，为保护受害者，这份材料，蓝莓未向法庭提交。 一位2009年被骚扰过的女性，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一切，这让蓝莓觉得心痛——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她还记得如此清楚，这就说明，这事不会轻易算了，“它会一直存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可能哪天，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这位女性的文章非常有力，她说，“我看了其她当事人的自述和证言，发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套路，一样的认识、一样的吃饭、黄笑话，甚至有人和我同样在09年被约去家里看《哥本哈根》……看到有些女孩自述是戏剧社的年轻大学生，因为这些骚扰的经历而离开了戏剧圈子甚至要绕道远离蓬蒿剧场，作为一个同样曾经如此热爱戏剧的大学生，我难过的同时愤怒不已：王翔用这些方式驱逐了那些本该在戏剧舞台上发光发亮的女孩。” 同时，赵子涵律师去联系了多位蓬蒿的前员工，他们的选择也令人感动——他请求他们出具证人证言，很多人都给予了支持。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蓝莓的帖子描述了性骚扰的细节，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某事，那么应诉时，她有义务证明这件事是真的——因此，2022年6月，她报了警，骚扰发生时，他们是在新源里附近，于是她去了新源里派出所。警方很重视，北京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警察介入。蓝莓下午六点多报案，凌晨四点才做完笔录。 她告诉警察，他们吃饭那天，在哪家肠粉店，吃完饭在新源南路的路口，王翔拥抱了她，她觉得那个拥抱特别漫长。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这些监控已被覆盖。但蓝莓留下了笔录。在诉讼中，这能作为证据存在。 想起那个夜晚，蓝莓现在记得的，反而是一些支持，一些温暖的细节——她是独自去派出所报的案，但在“正义站在被告席”的群里，大家都在关心她。有人给她点了麦当劳，有人怕她弱势，也赶到现场，录了笔录，证明自己见过骚扰发生。还有一位被告的年轻男生，他们此前不相识，他骑了个超大的摩托车，把蓝莓送回了家。虽然，她家离派出所只有几百米。 图源剧集《她和她的她》 “罕见的胜利” 这场官司里的所有被告，包括律师，开庭前都是忐忑的。赵子涵律师说，他是按照输来准备的。郭睿律师说，此前有多位律师拒绝代理这个官司，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案子难打。 这种忐忑背后，是过去几年的现实——之前有过几起著名的性骚扰名誉纠纷案，邓飞诉何谦和邹思聪名誉侵权，邓飞胜诉；朱军诉弦子和麦烧名誉侵权，朱军撤诉；徐钢诉王敖名誉侵权，一审王敖被判侵权，在艰苦的努力之后，法院发回重审，驳回了徐钢的一切请求；而就在这个五月，李松蔚诉冬妮的名誉侵权案刚刚开庭。 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徐凯，在一篇文章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这类案件（有人发帖称自己被性骚扰），有证据证明是虚构的，发布者承担侵权责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两者皆不足证实，真伪不明，他认为法院不应支持任何一方，这个中间地带，应该留给公民社会自行生长。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有中间地带。 2023年3月，王翔诉蓝莓等人的案件，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一个细节能看出法官的考量：互联网法院很多案件都是线上开庭，但这个案子，法官选择线下开庭，原告与被告可以见面，这会让讨论更加充分。 由于王翔申请了不公开审理，我们无法公开庭上的太多细节。但在可说的范围内，受访者们做了尽可能的讲述： 一审时，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蓝莓说，当时因为对方非常理直气壮，而且很凶，她一下绷不住哭了，申请了休庭，法官安慰了她；蓝莓之外的其他被告，都在庭上阐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言论？他们的生活经历能否佐证他们转发的内容？他们转发时，有没有尽到核实义务？ 有的被告年纪很小，当时法官还问，孩子你成年了吗；一审开庭结束，法官曾把杨悦留下来，询问她，在蓬蒿工作时，她都看到了什么，那些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 赵子涵律师是一位男性，他在庭上朗读了多位受害者的证人证言，只摘了一些段落。那些句子，那些受害者的陈述，庭上时他没有太多感受，但当“工作完了，面具卸下来了”，之后几天，他都觉得缓不过来，“不对劲，不舒服”。 2023年12月6日，王翔诉12位被告的名誉权纠纷案，一审判决。2024年4月23日，二审判决。两次判决均驳回了王翔的全部诉讼请求。 但据各位受访者描述，一审、二审两位法官的论述相当清晰—— 首先，王翔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创建蓬蒿剧场，多次接受采访、公开演讲，符合公众人物的定义，而公众人物对大众监督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其次，法院认为，蓝莓等人的帖子中描述的行为，是一种不适当的、损害他人尊严的行为，符合大众对性骚扰的理解，有一定事实依据； 对于其他转发的人来说，他们尽到了相应的核查义务，没有夸大和攻击王翔，他们的转发亦是为弱势群体发声。 最后，法官也对他们发出了提醒：这次名誉侵权不成立，跟这些言论的频次、强度及目的都有关系，她还是建议各位被告审慎处理，“以免再次成讼”。 2024年5月，我分别和赵子涵律师、郭睿律师聊天，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这次诉讼，更直接一点来说，为什么他们会赢？从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方法论？ 郭睿律师说，她觉得，这个案子跟此前的性骚扰案不同，涉及人数众多，且时间跨度如此长，且相当数量的人提供了证人证言，讲述了大量的细节，它们交叉印证，这会有助于法官形成自由心证。 赵子涵律师为蓝莓等8位年轻人辩护，他说，最初他最担心这些“孩子”扛不住压力，选择和解——2016年，曾有蓬蒿的前员工在知乎匿名发帖，也谈到了王翔有性骚扰的行为，王翔同样以名誉权侵权为由起诉了对方，那位员工最后选择和解。这意味着王翔的胜利。 但出乎赵律师意料的是，这个过程，每一位年轻人都没有动摇。蓝莓说，她从没想过放弃，因为她不能代表那么多受害的女孩子，她放弃，是对其他人的二次伤害。 而在庭上，蓝莓记得，有几位被告说的话让她热泪盈眶。他们大意是说，转发声援，那是自己的责任，也是作为公民的义务。 如果一定要总结什么经验，赵律师觉得，在被性骚扰之后，受害者一定要立刻做出行动——比如报警，比如联系妇联，这些行动可能会没有结果，但这是纠纷的处理机制，会将沟通过程存档，会留下文件，会保存监控，这些材料有一天可能会派上用场，能说明某些事实。 至于真正到了诉讼阶段，他觉得，较为关键的证据是蓝莓报警后的笔录。而且司法环境在进步，尤其在这种案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环境”，不仅仅是提供蓝莓被性骚扰的证明，单份的证据还不够。还要提供其他人的讲述，尤其是工作人员的讲述，还有其他被告对这件事的认识，他们的生活经历…… 所有人的讲述是融洽的，所有证人、证言、证据建造了一个真实环境，这个人真的会这么做，而且不止做过一次。这会让法官相信，一切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
为了打消大家看到这样一个题目，以为是一个愤青在宣泄情绪，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汤敏，古村之友的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和长江商学院EMBA，一位十多年的民间公益创始人，获得过第四届中国慈展会项目大赛第一名（金奖）（每届全国只有一个第一名）、深圳市鹏城慈善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颁发的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中国十大新锐公益人、2020央视乡村振兴年度人物，等等等等，篇幅所限难以罗列的社会荣誉。我之所以表达这些，是想告诉各位，下面的内容虽然颠覆您的认知，但是值得您细细琢磨一下。 此文的缘起： 中华儿慈会内部多名干部集体犯罪的事件，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检索全文。或许看官们从商业世界里看这样的犯罪事件，觉得我有些小题大作，现在犯罪的国企领导、政府高官不胜枚举，为什么一个官办儿慈会的犯罪，就可以直接否定整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制度，为什么一个儿慈会的犯罪可以直接改变整个社会建设的走向。 核心观点：全面限制民间公益，做大做强官办公益的思路彻底破产 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还在争论着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话题，那么在公益界，几乎不存在这样的讨论，因为公益界几乎是一边倒的官办公益压迫民间公益，几乎是官逼民亡的局面，官办公益凭借强大的垄断资源和规则，让真正有心公益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生存土壤。十多年来，我作为最亲身经历的实践者，目睹了一批一批优秀的民间公益人，抱着报效社会、拯救苦难的初衷，最终含怨而去甚至含恨远走。 客观说，不是这批民间公益人水平不行，而是制度设计戕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间公益带头人，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官办公益和民间公益是如何的不平等，导致了如儿慈会一般的国家级顶流官办公益机构集体沦陷，而民间公益组织却报国无门。 不公一：权力垄断，以权收割企业，变相政商勾结，严重污染社会空气。 每一个官办公益组织背后都站着一位他们的官爸爸，比如这次翻车的儿慈会，背后站着民政部、妇联甚至更加实权的官爸爸，他们可以用官爸爸的威权去向企业劝捐，名义上是劝捐，实则资源交换，企业以捐赠换取政治资源、政治庇护。这样的逻辑在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刘汉、被捕的许家印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曾经都是官办捐赠的首善，如今又被国家和人民审判为罪不可赦的坏人。这样以权力垄断换捐赠的行为，是变相的腐败与行贿，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亚于官员为了私利向企业家索贿。 官办公益组织有了这样轻松快活的来钱方式，怎么会去提高自身能力建设，整天指望着一个更有权力的官员来领导自己，或者某一个高级别的干部退休后来出任该机构的会长，这样的权力余威在收割企业时同样得心应手。可是殊不知，本应凭着本事和公信力立身的公益慈善事业，却变成官员们个人权力和企业欲望的交易，一来让官员们愈发膨胀，试想一个退休后的干部，动辄就能劝募数亿善款，曾经被他帮助过的老板们，像围着江湖大哥一样进行献礼，尽管这些钱没有装入该领导的私人口袋，可是这样的不公行为，让那些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公益慈善事业的民间组织，怎么服气？ 真就是一切官本位了吗？在位时养尊处优、甚至懒政腐败，卸任了还能落个慈善家名 声，呼风唤雨，这样的社会生态，怎么让大家坚持创新，练好本领？真正会运营公益慈善组织的本领，就变成了找个官员靠山，甘作马仔，帮助官员们做善款的搬运工，这样的人才和组织，又何来理想信念，又何来自主创新？这次的儿慈会犯罪事件，背后一定有这样官本位逻辑在作祟，吃惯了软饭，是不会努力锻炼能力，以致于内部如此大犯罪漏洞，居然没有任何预警。 处理两个办事员，副秘书长、秘书长之类不过是高级打工仔，背锅侠而已，背后的主管官员，那才是幕后大哥，是官员把这些官办公益组织的基调搞坏了的，不抓住幕后隐藏的大伞，处理一两个儿慈会，意义不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几乎任何一个官办公益组织都在这个逻辑中生存，也都深处恶习和黑暗之中，如果有关部门愿意进去一探究竟，我相信会给大家更多惊喜。 不公二：80%的捐赠、80%的参政席位、80%的平台流量被不公地分配给官办公益组织 上面讲了权力对官办公益组织的污染，同时大量新兴的互联网流量平台，也同样本着求生欲和巴结权力的心态，将流量倾斜给这些官办公益组织。就现有的公募基金会牌照，几乎全部垄断在官办公益组织手中，这也逼迫着平台只能和他们合作。 以大家都熟知的99公益日为例，客观说，腾讯公益是一家相对没有节操的公开募捐平台，说好听点，叫明哲保身有大智慧，说难听点，无原则趋炎附势、合伙打劫，腾讯公益打劫的不是钱财，打劫的是世道人心。这些年的99公益眼睁睁看着他们拿着科技的武器，锄弱扶强、甘当高级打手，这次儿慈会犯罪事件，我相信99公益日以窦瑞刚为代表的这群无良价值观的平台操纵者，会受到社会的唾弃，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社会公益事业是天道的事业，耍不得小聪明、走不得捷径，天道无亲、唯于善人。这些看似仰仗权力、操纵平台的隐蔽作为、小人作风，可以一时风光正盛，相信天谴，好自为之。 再说公益慈善的参政议政席位，按正常逻辑，民间公益组织作为最贴近社会、最真心服务社会的群体，公益慈善的参政议政席位该全部属于民间公益人，可事实上呢，这些名额又被官办公益组织给巧取豪夺了。逻辑上，至少80%的公益慈善界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该由民间公益人出任，可现实却恰恰相反，又由一群官办公益人装模作样地去冒充。民间公益人就好比民主国家的民代、议员一样，在各自议题有长久积累探索，最终却由官员们去自说自话。被选中的这些官办公益人不觉得害臊、脸红吗？这就不难理解每年那些雷人的两会代表和雷人言论，因为真正和群众在一起、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民间公益代表，被他们巧取豪夺了。 不义之财不取、不实之名不求，这是会祸及福德甚至祸害亲朋的，把该属于民间公益人的参政权力还给他们，巧取豪夺只会害人害己。 网络图片 不公三：官办公益组织中溜须拍马、庸人坏人云集，民间公益人一片赤诚、有志难伸 客观说，民政系统和公益慈善本就是政府序列中排序靠后的部门，或者更通俗地说，在民政和公益慈善做官的干部，大都都是不情愿或者没有更好机会去到发改委、工商序列的部门，来到这里，从政府人才构成来讲，他们不是干部里的创新集中地，也不是人力资源的优势地区。可是这样的地方，恰是封闭、保守、溜须拍马最盛行的地方，一个不鼓励创新竞争的领域，自然汇聚起的是庸人甚至坏人。 但是民间公益人或公益创业者、可不一样，他们不拿国家工资、不要政府编制，主动捐钱捐自己的青春，不计私利为社会做贡献，且不论能力高下，至少人格都是伟岸的。 从我十多年的公益创业生涯看，这些民间公益创业者们，是真正有早期共产党为社会不惜牺牲的情怀，是一群有理想信念的人，这些年来，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民间公益人，没有任何人才认定，甚至去银行办银行卡，身份都只能选其他，连农民都有个身份，我们只能选其他。我们为了什么，来创办民间公益组织，还不是因为对这个社会的苦难做不到麻木不仁。 身份、待遇、人才认定都能忍。不能忍的是，这样一群庸人甚至坏人还要成天监视着、想着各种方整顿这些民间公益人，在乌鸦的眼里，任何白色都是有罪的。我记得一个特别恶心的场景，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公益慈善的主管领导，一个40出头的女性，把一群全国知名的民间公益带头人叫来开会，着实说，这已经是很进步了，过往这样的会议一般是不叫这些民间公益带头人的。这群民间带头人大概就相当于企业界的阿里巴巴、华为、万科这个级别的创始人，这个女处级领导文不对题地念了一下官话，然后就像致辞一样地告诉各位，要去赶下一场了。 这种水平和格局，怎么来领导民间公益慈善事业？也或许她自己也知道，这群鬼难缠，要见识有见识、要情怀有情怀，愧于和他们交流，也就知趣地先离开了。像范志毅羞辱国足一样，说谁谁那个能力都能打中锋，他有那个能力吗？脸都不要了。我们当下的公益慈善的领导干部和官办公益的负责同志们，再不进步学习，真的很难跟上民间公益人的创新步伐，还是固守着官爸爸们的权力庇护，真的很难再领导得了这些民间公益组织了。 虽然我们现行的制度下不能让体制外的精英旋转到体制内去制定政策，但是为什么不能多些谦虚多些进取去倾听他们，至少像工商领域干部去虚心学习优秀民营企业那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创新。 一个声明：官办机构内的良心公益人们，你们也是好样的，是制度设计让你们受辱了。 尽管前面痛陈了官办公益组织的权力依附、格调低下、志向堕落，但这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从业者们，很多人也只是在其中谋一份职业而已，是官本位的制度让大家蒙羞，让大家浪费了青春，委屈了人格，还被我这样的民间粗汉数落。 我同样有不少还在官办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他们还很坚强还没被完全同化，还存有是非善恶之分，同时他们也很痛苦，在这样扭曲的制度下，怀疑人生，他们既没有我这样的勇敢跳出官本位来民间回归公益的本真，他们又做不到厚颜无耻、恃强凌弱的打手，所以我这些官办公益组织的朋友们很煎熬，也渴望我们的制度设计救救他们，给好人一个出路。 一个期待：更多体制内外的公益人一起痛陈社会组织制度之弊 为什么要痛陈，而不是陈述呢？因为痛陈都不一定有效，一般的陈述是不起作用了，甚至都要抓一批民政官员和官办公益组织干部才行了，要这样的痛才能救这个行业，救这个社会。 我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的创新创业者，当然也可以不自谦地说，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也是做出过有目共睹的社会贡献，想想这前半生，不愧于受国家的栽培和故土养育，算是做到问心无愧，也竭尽全力，不计一切私利为苦难在探索。 但是，我毕竟没有身处过官办公益组织，虽然有短暂的事业单位编制经历，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官办公益组织之弊端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缺乏公平正义的价值与意义，都是不可取的，正如成语胜之不武的意思一样，胜了又能怎样？官办公益组织大了强了又能怎样，这是以毁掉世道人心，以不公为代价的胜利，是可耻的，是终将遭到天谴的。 所以，为了体制内外的公益人都有一个健康公平的制度环境，大家都来刮骨疗伤，此刻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这样制度的受害者，尤其体制内的公益人们，你们更委屈，大胆说他的弊端和丑陋，举报领导们的邪恶和无耻，我们一起自救，只有你们的自救才能真正帮得了你们，大胆地说出来，社会需要你们委屈的声音。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村之友
这两天，在我的视频号下面，争论一直没停止过。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告诉我们：记忆是怎么被人为涂改的。 请看一个2012年的照片，这是“神九”航天英雄景海鹏在太空展示的一张照片：端午快乐。 网络图片 接下来的2013年，神十航天员又展示“端午快乐”，祝福全国人民开心过节。新华社等官媒都作了报道。 网络图片 这可说是堂堂正正、普天同庆的事。 可是请问大家记忆中，还有这两张照片吗？还有“端午快乐”的祝福吗？ 似乎已经模模糊糊记不清楚了对不对。又似乎是一直以来，甚至是自古以来，都是“端午安康”。 事实上，这个“自古”不过是八九年。 但凡稍微年长的人，不妨回忆一下：十年前有这种不能讲“端午快乐”的说法吗？完全没有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文化谣言的时间根本不超过十年。 追溯事情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约莫2015年，有营销号发了这样的内容：“非遗专家杨光宇教授”指出，端午节是祭祀的节日，不能说快乐，只能说安康。然后这条内容就被疯转。 而且注意，不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开始转，是学历和文化普遍更低、年岁也更大的网民，还有家长群、老乡群等开始转。 两三年之后，这个文化谣言开始很普及了。你说“端午快乐”会被人自以为是地纠正、驳斥。许多读者都发给了我类似的例子。 就在四年前，我被一位老家的亲戚直接纠正：不能说“端午快乐”，只能说“端午安康”，这是“传统文化”。 一些媒体和营销博主也加入了传播这个文化谣言，因为他们缺选题。 到现在，九年过去，“端午快乐”几乎变成了全民的禁忌，企业、个人都不敢轻易说快乐，都换成了一个奇怪的“端午安康”。 传统文化里有没有这样的禁忌，说端午节是“祭祀日”，不能说快乐，必须说安康呢？ 当然没有。这是一个营销号伪造出来的传统文化。 说直白点，这是专门欺骗不太了解传统文化的大众（以及博主）的。 古人“端午快乐”的例子不要太多。 《全唐诗》里，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就说：“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超然玄览，自足为乐”。 网络图片 难道大唐天子还不如你今天几个营销博主懂传统文化？ 苏东坡写端午的词《浣溪沙·端午》，写姑娘们开心洗澡：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非常快乐。难道苏东坡也没文化？ 事实上，十年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报道里一直用端午快乐： 网络图片 海外华人也是如此。这是2006年马来西亚总理祝华人端午快乐： 网络图片 反之，十年前“端午安康”非常少，非常怪诞。 结果，不到十年，人们的记忆就被一个营销号涂改了。 人们好像忽然忘了十年前都是“端午快乐”一样，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赶着，变成清一色的端午安康。 老一辈的人固然忽然就遗忘了，而新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经历十年前的一切，更是认为自古以来就是端午安康。 很多专家都纠正过。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张颐武多次辟谣，说“端午快乐”完全没错。 作家马伯庸也写过聊斋体的小说“安康虫”来讽刺这事。 但是更多的人不会听。明明的真的传统文化摆在那里，从唐至宋、元、明、清，名臣、大儒、诗人都是端午快乐，可人们无视了，也不提了，提就是“你没文化”。 旧文《乔峰的真正结局》里说过一段话： 当真理和谬误一起赛跑，往往是谬误插上翅膀，而真理寸步难行。 辟谣的往往干不过造谣的，因为辟谣利用的是人类的良知，而谣言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良知永远不是弱点的对手。 更讽刺的一幕是，有人颠倒黑白，不讲逻辑，说：“你凭什么剥夺人们说安康的自由？” 他们已经完全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强加谁，谁在剥夺谁的自由了。 这就是公众记忆被营销号涂改的全过程： 一开始，有人炮制一个假的过去，遮蔽掉真的过去。然后大家的记忆会迅速被清洗，被植入伪造的东西，最后实现全体遗忘。 再然后，一些迷糊的人会开始拼命捍卫这个假传统。 好比原来都没有辫子，可是后来突然就誓死捍卫辫子了。 而爱上一条辫子，只需要不到十年。 还有人追问：为什么你老爱说“端午快乐”这个事？ 很简单，因为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们天生就是不喜欢被脏手按头。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昨晚写了那篇《四名美国人被刺伤后》，发到百家号，不到24小时，已有90万阅读量，3000多条留言——不过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百家号比公众号下沉得多，以往我虽然也会在那备份，但几乎从不看留言，何必没事给自己添堵？但这次，我好奇基本盘会有什么反应，在它们消失之前忍不住翻了翻，毕竟这也不失为一次小型民调。 略感意外的是，最高赞的一条留言乍看倒是响应了我文中的主要观点： 网络图片 当然，从后面的回应来看，他们背后隐含的意思和我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很多人真正想说的是：这事没那么严重，别冤枉了好人（意思是那个行凶者，许多人都强调“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受伤者不应因其外籍身份而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至于这究竟是公正中立，还是袒护凶手，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不论如何，这确实可以让不同立场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基底：只有依法办事，才能让各方接受。至于此事在外交上、中外交流和中国国际形象上所带来的影响，只能事后再设法善后了。 这还算是好的，剩下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谩骂，最高赞里有几个上来就是气势汹汹质疑动机： “查查这个作者，肯定有问题。” “这作者坏得很，别有用心。” “你这是在带节奏。” “看了作者的属地上海，关于文章内容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更难听的谩骂也多了去了，其中有个异想天开的留言让我忍俊不禁：“作者是那四个（受伤的美国）人中的一个。”当然，最常见的斥责也少不了：“你是中国人吗？” 蠢货，我当然是中国人。 我平素极少回骂，但今天心情也不大好，对这些蠢话的耐心也低了。我当然听得懂这话的意思，但那正是我所厌烦的：这些人为“中国人”身份界定了一套狭隘的规范，所谓“不转不是中国人”就是这种逻辑的体现，但谁有权规定中国人只能像你一样？ 之所以说这蠢，是因为这些狂热分子将那位行凶者推为英雄（留言里这么表态的人比比皆是），口口声声将国族利益视为至高无上，却看不到这种行为本身就在损害本国利益。 义和团倒是“民气可用”，但他们当年除了发泄一阵，给列强利益又造成了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倒是引来了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沦陷、两宫西狩、战败赔偿巨款的耻辱结局。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也爱国——“爱国”并不是那些狂热分子的专利，我当然也有权，但如果“爱国”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好，那么怎样才对这个国族共同体有利，这本身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实践，远不只是一根筋那么简单。 你质疑我动机不良？那你难道就没想过，像这样看似“英雄”的行凶者，说不定才是出于私利，借此让自己成名？如果真为了集体利益，就不该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对吗？ 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一定要说出来：真正对中国人有利的，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走向繁荣富强，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 当下或许正是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应默不作声，让自己被代表，犬儒地逃避，因为这个中国不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
苹果公司WWDC 2024发布会，苹果AI成为最吸睛的焦点。不过，苹果的AI不是大家口中的AI，而是苹果独有的概念：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 所谓Apple Intelligence，被定义为iPhone、iPad和Mac的个人智能系统，利用苹果芯片的能力来理解和创建语言和图像，以及跨APP采取行动。也就说，它是一款内置在iOS 18、iPadOS 18和macOS Sequoia中的生成式AI模型，芯片是苹果M系列和专属云服务器。 当个人手机开始集成AI并向用户开放，AI时代算是向每一个苹果用户的敞开了大门。 且慢，不尽然。苹果公司内置集成是Open AI公司的Chat GPT-4o多模态大模型，目前世界最先进的AI模型之一。 我在半个多月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对大多数学习者，GPT-4o是作弊的大杀器》，谈到了这个AI大模型对学习者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勤勉的学习者和作弊的学习者之间恐怕将横亘难以逾越的鸿沟，鸿沟的两边可能是阶层、成就、幸福的巨大落差。” 可是，Open AI公司的Chat GPT大模型根本就不对中国用户开放。甚至，即便你采用无痕浏览、安全模式下的科学上网，也无法使用。苹果AI向每一个用户开启AI时代，但对中国用户恐怕开启的是另一个房间的门。 网络图片 出于合规要求，下一款集成Apple Intelligence的iphone 16在国内销售，将把GPT-4o平替成国内的AI产品。否则国内用户将无缘享受苹果AI的功能。根据早先的报道，平替的国内AI大模型可能是百度的文心一言。 网络图片 如果国内AI能够媲美国际通用的AI，那就没什么好担忧的。可是，国内的AI相比于国际通用的AI，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只是技术上的差距，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内苹果用户也不会太介意。国内的AI虽然谈不上遥遥领先，至少可以步步紧逼吧。 可是，百度AI与国际AI的差距，是商业伦理上的差距。 国内的百度是一家与国际上的谷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公司，谷歌稍早，创建于1998年9月，百度2000年1年成立，相差不到一年半，算得上是同时期诞生。作为网络搜索引擎起家，在谷歌撤离中国后，百度致力于广告的竞价排名，用户点开百度，可能前几页都是广告，而且只要给钱搜索结果就置前。最终酿成臭名昭著的“魏则西事件”（点击移步了解）。 魏则西事件有没有令百度痛改前非呢？我看没有。百度既没有因此遭受惩罚性赔款，也看不出有丝毫反省的迹象。用户使用百度搜索出来结果仍然稍不留心就会入彀、掉坑，沦为百度算法收割的韭菜；相比之下，早就放弃中国市场的谷歌，用同一个中文搜索词，也比百度好用和安全。 技术上的差距，国内用户有耐心给国产大模型成长发展的时间；可是商业伦理上的差距，技术越先进，国内用户就越不安全。 所以，从今年度下半年即将发布的iphone 16开始，我们与世界可能就此分道扬镳。内置百度文心一言的iPhone 16，国内用户恐怕需要比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更为小心谨慎，透析隐私的大模型算法将把每一个用户拿捏得死死的。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网络图片 内置AI的iphone，从某种意义上又重新定义了手机。正如第一代iphone横空出市，手机开始被定义为个人移动终端，通话、交流只是其中成百上千功能中的一个。从iphone 16开始，手机可能将被重新定义为个人AI终端，用户无须下载APP，手机就能让用户便捷地使用各种情境下的AI应用。 按说，国内AI相比国际AI的技术差距，假以时日也有机会赶上，只要保持差距不被拉大。可是，技术基础的差距就可能导致发展的南辕北辙。国际AI训练的互联网环境与国内AI训练的互联网环境截然不同。 下面这张图的数据是各种语言的信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占比，截止到半个月前，中文（Chinese）信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占比只有1.3%，这里面还包括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区的繁体中文信息，简中信息占比恐怕不足1%。而且，中文信息的占比从历时来看，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相比之下，英文信息占比超过一半。 网络图片 国际AI是在全球互联网的信息池里训练并且百无禁忌无拘无束自由成长的，国内AI是在不足1%的简体中文信息池里训练并且按照合规要求严格审查下成长的。这里还没考虑简体中文信息池本身的“水质”怎样。 所以，这不仅仅是iPhone国际版与国内版的差距，很可能就是中外手机未来的差距。苹果或许只是率先将手机定义为个人AI终端，而不仅仅是个人移动互联终端，接下来中外手机都将沿用个人AI终端的定义设计。 可以想见，个人AI终端将改变人类的生活。但是，伦理、逻辑和场域不同的个人AI终端，将不同人类的生活改变得分道扬镳、面目全非。 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6月7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专栏作家米尔顿·埃兹拉蒂 (Milton Ezrati)的文章，标题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文章写道，中国曾经拥有乐观自信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时通过大手大脚的消费和积极的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可悲的是，这些人现在正在失去生机，许多人重新陷入贫困。 埃兹拉蒂判断中国中产阶级“消失”的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财政部公布的今年前几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二是工资水平出现6年来最严重的下降；三是奢侈品行业销售非常不理想。 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之谜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 1-2 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326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9%。3月份情况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个人所得税收入为424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5%。 网络图片 对于收入下降原因，财政部解释说，由于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个人实际上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向这一水平以下转移。 埃兹拉蒂认为，10 万元的年收入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底线，收入短缺表明有多少人已经失去了中产阶级这一地位。 对于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的原因，国内媒体有不同的解读。《第一财经》援引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的观点认为，“2024年居民收入总体还是增长的，前两个月个税收入下降，很可能与今年春节较去年晚，个人年终奖发放比去年晚，去年基数相对高有关。另外去年8月中国提高三项个税附加扣除标准优惠政策，这一减税翘尾因素也有影响。” 网络图片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 2019年1月21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提到，“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测算标准的。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已经有4亿多人，约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 2016 年以来最严重的工资水平下降 2024年1月，彭博社汇总了智联招聘上 38 个主要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2023 年第四季度，这些企业的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 1.3% 至 10,420 元人民币，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也是自 2016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降幅。 其中，北京平均工资水平同比下降 2.7%，已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收缩，广州的工资下降了 4.5%。 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和风能等新经济行业的入门级工资也一直在下降。财新和商业大数据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12 月份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2.3% 至 13,758 元。 更令人失望的是奖金数据，平均比上年下降了 17.5%。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奖金下降幅度更大，为 27%，金融行业的奖金下降幅度更大，为 35%。 网络图片 奢侈消费品的销售额急剧下降 网络图片 埃兹拉蒂引用的数据现实，瑞士手表对华出口较 2023 年下降了 25%。 另据《第一财经》5月22日报道，法国LMVH集团、英国Burberry、意大利Gucci等外国奢侈品牌，今年前三个月在华销售额均出现下滑。 其中，LMVH第一季度在亚洲市场（不包括日本）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6%；Burberry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9%；Gucci 第一季度在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28%。此外，意大利高端鞋履制造商托德斯 (Tod’s) 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 24%。 其中也有一个例外。据《财富》杂志报道，爱马仕在亚太市场（日本除外）的收入在该季度增长了 14%，达到 19.2 亿欧元。 埃兹拉蒂还提到，中国的高端餐厅也报告了销售额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在客流量回升到低端餐厅的情况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二手钢琴库存量上涨很高，给价格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埃兹拉蒂说，由于钢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志，库存过剩说明了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追求。 主要原因：房地产危机 网络图片 埃兹拉蒂认为，造成中产阶级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危机。 自 2021 年恒大暴雷后，多家大型地产商相继出现危机，如碧桂园、融创、万科、万达等，暴雷的中小地产商更是不计其数，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2023年 12 月，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现有房屋的平均价格较上年下跌 6.3%，这是自 2011 年开始该数据系列以来的最大跌幅。 房地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彭博社在5月17日一篇题为《中国房地产崩盘可能使数百万前途光明的职业受挫》的报道中列举了几个更具体的例子。 张艾薇曾经认为自己前途无量。2016年，化工专业毕业的她加入了碧桂园——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担任房产销售，她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并很快成为了分公司的“销售冠军”，然后被调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大展拳脚。 虽然牺牲了休息时间，但却保证了张艾薇的高收入。据彭博社报道，她在碧桂园的销售额高达10亿元，平均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她经常花4000块钱购买水疗套餐，犒劳自己。不到30岁的她，买东西已经不用看价格了。“银行账户就是一串数字。”张说。 但现在，张艾薇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推销保健品为生。但保健品似乎没有房子好卖——她每月只能卖出三件，远远不够她以支付账单。她和丈夫已经推迟了生孩子的计划，除此之外，她还采取了一切削减开支的行动：自己做饭以代替外卖，减少社交，四处寻找折扣优惠。 曾经在万科工作的曾立，收入好的年份可以超过150万元。现在，他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工作，在最绝望的时候，甚至愿意接受90%的减薪。经过70次面试，他得到了几个工作机会，但最终全部被撤回。虽然他最终找到了工作，但对房地产行业仍然持悲观态度。“这个行业没有未来，这个行业已经被抛弃了。”曾立说。 网络图片 房地产行业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现在它却成了中国经济的拖累。据彭博社报道，截至 2023 年的三年间，房地产市场低迷已导致约50 万人退出房地产行业，这还不包括建筑和营销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彭博社预计，到 2026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比重可能会萎缩至 GDP 的 16% 左右，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导致约 500 万人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风险。 “如果你还想像以前那样生活，你基本上是在做梦。”张艾薇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环球疯人院
6月10日，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一公园（北山公园）参观时遭人用刀刺伤。 受伤的四名教师系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教员，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名受伤者是美国爱荷华州众议员的兄弟。 据悉，伤者被严重刺伤，目前在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美国国会议员、艾奥瓦州州长正在跟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合作，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并安全离开中国。 根据网络流传出的一份“协查通报”显示，行凶者为原户籍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的一名55岁男子。从双方的履历来看，不会有什么交集。而且这四位访华学者是在吉林大学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起，也不太可能会因为语言问题产生什么激烈的冲突，所以……. 网络图片 所幸，一名受害者的家人告诉艾奥瓦公共电台（Iowa Public Radio）新闻，四人均在袭击中幸存。 网络图片 这四名美国人来华是康奈尔学院与吉林省北华大学长期合作的一部分，康奈尔学院负责向北华大学派出教师。目前美国艾奥瓦州议员、州长都高度关注此事，预计白宫很快会对此事发表声明。 如果真的是当代“义和拳”在无差别对外国人泄愤，那将是一件可悲的事。对四位喜欢中国文化、一起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国际友人下手，只能体现粉蛆的无知、狭隘、卑劣，比拿U型锁的蔡洋还要恶劣一百倍不止。 这世上有些人，怀揣着不知从哪里习得的仇恨，把自己生活中的不满，宣泄到和自己完全没有交集的无辜者身上，还自以为这是正义、血性。 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个独立的随机性事件，而是长期在仇恨氛围影响下的集中爆发。穿和服被打、微博扬言炸德国使馆、太阳图案被当成日本国旗、读外国诗歌被保安骂崇洋媚外….太多类似事件被姑息，让那些大脑缺失、毫无教养的民粹人士认为这就是一种默许。 我朋友修明的观点我很同意： “艾奥瓦州和中国关系一直不错，存在长期的友谊，艾奥瓦居民萨拉·兰蒂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朋友’，此次四名来华的艾奥瓦人也是中美民间交流的一部分，有官方参与的成分。发生了如此恶性的事件，美国对华鹰派一定会拿此事做文章，如果处理不当，美国亲华派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鹰派的民间基础会进一步扩大。” 最后，回旋镖还是会打到他们头上。因为有钱人，有更好的风险抵抗能力，而狭隘往往伴随着贫穷，他们的生活来源更依赖工作，工作又和外贸、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前两天去米兰拜访了一位知名画家，他说自己的买家主要来自港澳台和大陆，但费力来欧洲办画展，最大的动力就是让更多的外国人喜欢上中国文化。中国有太多好的东西，艺术、文字、佛学….都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网络图片 我深以为然，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亚裔文化爱好者。但多数人喜欢的是日本和韩国文化，提起中国，他们总会有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 没人比海外华人更明白，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和那位画家一样优秀的华人正在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形象，抵消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蛆虫们的恶劣影响。 与其抵制外国人，不如抵制蠢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6月4日，我会见了一审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诈骗案上诉人孙仲山。 在3月22日去会见孙仲山后，我以为再也不用见他了。没想到时隔两个多月，我又去会见了他。这次会见，与3月22日相比，孙仲山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对二审结果仍不乐观，但对我在二审中或许能有些作用，似乎已燃起了一些希望。 孙仲山是因拆迁补偿被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追诉的，但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变成了诈骗罪。被以相同罪名同案起诉的，还有转租孙仲山所承租土地的王永及王永的妻子。 2008年孙仲山作为村民租了村里一块荒地，租期三十年。经营两年之后，孙仲山于2010年5月将所租的这块40亩的地及地上的20间房转租给了王永做钢构生意。双方约定该地整体开发或国家占用土地赔偿归甲方孙仲山，地上物的赔偿除去原有的房子归甲方孙仲山外，乙方王永建设的房子、车间和营业执照等除去建设成本，赔偿款孙仲山占40%，王永占60%。2017年，因修建兴延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亿余元，孙仲山分得2000多万元，王永某分得8000多万元。后审计部门审计认定王永在租赁土地上存在不该补偿的违建及抢种抢建，经营钢构的王永及其妻子均被以合同诈骗罪追诉，孙仲山也一同被追诉。 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是：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永伙同被告人孙仲山、孟凡珍在兴延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项目中，隐瞒其在拆迁范围内即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葛村内所建房屋系违法建设的事实，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亿余元。 孙仲山始终不认罪。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一审为孙仲山作了无罪辩护。 两位律师的辩护，非常有说服力。当事人和家属对两位辩护律师的庭审表现都非常满意。很多听了庭审直播的法律同行，也表示赞赏。 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官在与辩护人的一次通话中，就律师对案件迟迟不作判决的疑问，法官表示“一直在积极推进”，并直言不讳地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可，称其与辩护人“立场是一致的”，让律师“放心”，说“现在这个案子既然是这么个局面，你应该是肯定我的工作，你放心，我既然有这个态度，我肯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判，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案件久拖不判，当事人家属催问案件进展时，法官也曾表示“你别催我，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这个案件早判了”。 孙仲山家属还反映，在第二次开庭结束，在公诉人及当事人离开后，审判长当着所有律师及家属，对第三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钱律师说，“这个案件要是能判，我早就判了，还用放4年多没结果？”。 尽管，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还是都相信法官的话，一直在乐观地等待着法院的无罪判决。 没想到，案件在法院拖了几年之后，今年3月19日的宣判，给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带来的，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被告人孙仲山不仅被判有罪，而且被判了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一字不落地接受了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一审宣判前，辖区派出所民警曾联系孙仲山亲属，说接到法官电话，希望协助维稳，法官反映“这个案件快5年了，证据确实薄弱，怕家属（对判决结果）接受不了闹事”。一审宣判后，法官与当事人家属沟通，说“这个案件有争议，尽快上诉，向纪委反映情况”，他“做不了主”。 宣判当天，孙仲山家属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并到律所找我商量上诉事宜，说一审两位辩护人都在外地出差，希望我去会见一下孙仲山，怕他面对一审判决想不开，让我去开导一下他，并表示要委托我担任孙仲山的二审辩护人。 原来，早在四年前的孙仲山案审查起诉阶段，我就是孙仲山的辩护人。 四年前，孙仲山家属根据孙仲山当时的辩护人、北京律师陈朝阳的介绍，找到我，希望委托我担任孙仲山辩护人，说陈律师给他们说了，这样的案件得找我。感恩同行的信任与托付，我接受了委托。后经争取（链接：周泽律师：孙仲山案会见，老法师遇到新问题），我会见到了孙仲山，确定为其作无罪辩护。 没想到，未到孙仲山案开庭，我就因在安微吕先三上诉案辩护期间披露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的问题，被停业了。（链接：周泽律师：停业处罚不仅对我不公平，对我的当事人也不公平）孙仲山案因此转由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辩护。我们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孙仲山不构成犯罪。 孙仲山被判有罪，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仲山被判无期徒刑，更是我无法想象的。 因为一直认为孙仲山是无罪的，并希望把其辩成无罪，故在我被停业后，在孙仲山家属原本欠付律师费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借机将案件推掉，而是建议孙仲山家属委托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接力为孙仲山辩护。他们如能把孙仲山辩护无罪，也是实现我的愿望。 孙仲山一审被判有罪，而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我自觉有一种道义责任，希望能够继续为其辩护。为此，我根据孙仲山家属的托付，改变预定的出差计划，紧急预约会见孙仲山。 3月22日，经过三天预约折腾的我，终于会见到了孙仲山。 会见中，孙仲山喊冤。问我：周律师，您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判？！ 孙仲山的冤，是那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冤。 从一审判决引述的指控证据可证实的情况来看，孙仲山的所有行为，不过是作为拆迁补偿地上物的土地原始承租人，在拆迁清登调查结束后，在拆迁工作人员拿来让其签名的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按镇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其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个名。 网络图片 对案涉土地及地上物的拆迁补偿，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与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已由昌平区市政管委牵头，马池口镇政府、葛村村委会、评估公司、拆迁公司、 审计公司、测绘公司 、林勘院与转租土地的王永，共同参与，进行了入户清登调查，并根据清登调查情况，由政府部门委托的评估公司出具了《拆迁评估报告》。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和进行拆迁评估的这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哪些该补偿，哪些不该补偿，显然是清楚的。将所承租的土地转租给王永多年、没参与清登调查的孙仲山，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协议》让其签名时，当然有理由相信，负责执行拆迁补偿政策的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和补偿金额，是按照拆迁补偿执行的。而且，作为补偿最大受益人的人王永都签字确认了，孙仲山作为村支书，当然会支持政府的拆迁工作，有什么理由要对那么多部门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补偿金额提出质疑！？ 孙仲山没有违建行为，拆迁补偿过程中的清登、评估等所有工作流程，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与作为拆迁补偿义务主体的政府方面拆迁补偿内容和金额进行过谈判、磋商。拆迁补偿内容，补偿标准，都是政府方面确定，孙仲山被动接受的。这怎么成了孙仲山合同诈骗（公安立案罪名）或诈骗（检察院指控和一审判决认定罪名）犯罪？合法建设必有建设审批手续，王永在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的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是否违法建设，建设、规划、国土、乡镇政府等部门一清二楚，清登调查中问一下参与在场参与清登调查的王永有没建设手续，也能查清楚，孙仲山如何隐瞒违建事实？如何骗取拆迁补偿款？ 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被害人即涉案拆迁补偿款出资方系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故镇政府部分工作人员是否因被告人的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不影响被告人诈骗罪的成立。问题是，被告人都没有接触过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任何人员，如何诈骗兴延高速公路公司？“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与被告人共同诈骗的吗？证据呢？ 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个名，就被当成诈骗犯罪追诉，被判无期徒刑，岂不是飞来横祸？！ 3月22日的会见中，孙仲山尽管感到很冤，对一审判决表示至死不服，但在我就其家人准备聘请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征询其意见时，其却极不赞成，说一审两位律师为其所作无罪辩护，辩得那么好，法院还是判其有罪，案件拖了那么多年，一审判决肯定是法院层层请示汇报后才作出的，二审不可能改。其在看守所呆了好几年，注意到一起被关押的人，一审被判有罪的，二审都被维持了，他对二审结果已不抱希望，不想让家里人花钱请律师了，准备找个法援律师就行了，给家里省点钱。 我对孙仲山在3月22日的会见中表现的态度，感到非常遗憾，并在会见结束后将情况转达了孙仲山家属。但孙仲山家属不想放弃，仍然希望委托我为孙仲山辩护，让我不要介意，他们会尽力去做孙仲山的工作。 通过找人带话、委托其他律师去会见，一次次的劝说，孙仲山同意了家属委托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的安排，遂有了我6月4日对孙仲山的会见。 确定担任孙仲山二审辩护人之后，我一直在想孙仲山问我的问题：一审法院为什么那样判？ 审诸一审证据，我发现，兴延高速建设中，拆迁补偿是由中铁建联合体与首发集团（代北京市政府持股）共同成立的兴延高速公路公司，作为拆迁责任主体，向昌平区市政市容委预付征地拆迁补偿款，由昌平区市政市容委按照区里的政策进行拆迁补偿，昌平区内拆迁工作环节哪些情况应该补偿，哪些情况不应该补偿，兴延高速公司不参与，项目完成后进行资金结算，多退少补。 不用自己出钱，昌平区方面在组织拆迁清登调查过程中，对该补不该补的，自然不会去认真核查，从而出现把不该补偿的项目也在清登调查表上予以登记进行补偿的情形。 按照朴素的道理，如果说政府工作人员把不该补偿的项目在清登调查表上进行登记，进行了补偿，就是有罪，那也是政府方面清登调查人员的渎职犯罪！至于补偿权利人因此多获得了补偿，只要不是与政府方面拆迁清登调查人员串通作假，无非是不当得利，而已。对孙仲山来说，其没有参与清登调查，不存在与任何人串通作假，而只是按照政府方面工作人员要求，在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个名，这与其说是孙仲山骗了政府，还不如说是政府方面为了及早完成拆迁工作，骗了孙仲山——孙仲山误信政府方面工作人员在清登调查中确认的补偿项目都是合法的，应该补偿的，从而在政府方面提供的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名。 不该补偿的，补了，被审计出来了。大领导批示要“严肃处理”。处理谁？ 孙仲山反映，有法官在提讯时说他够冤的，怪他们倒霉，被当成了典型。——这明显是，因果颠倒。如果要抓典型，难道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更应该作为“严肃处理”的典型吗？！当然，处理政府工作人员，涉及那么多部门，那么多人，关系错综复杂，处理起来注定困难重重。但是，也不能让小老百姓生背锅，而完全不考虑能否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在途
义和团算是爱国吗？我最近越来越怀疑这件事。 你说义和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有“灭洋”的具体贡献，但是义和团杀害咱们自己同胞的事件也不少啊。 你尽管用“天助神拳”来灭洋就是了，干嘛打在自己人头上呢？ 就如同家里的丈夫，看见外村的恶霸进来，出去跟人战斗几轮，但是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也是一顿海揍，这样的人却解释说自己是热爱家庭的，这怎么能让人去信服呢？ 倘若做了义和团的家人，实在是让人惶惶不可终日啊，谁知道这神拳有一天不会打在你的头上呢？ 义和团在防御民族、抵御外强方面，当然是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贡献。 但是，由于义和团不会反思，他们就用一种极为抽象而粗暴的世界观去看待这社会上的人，还让自己的同胞也难遭他们的毒打。 比如义和团将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其中从二毛子到十毛子不等，二毛子是信徒，三毛子是通洋语、穿洋装、买洋货的人，到十毛子为止，换言之，只要和洋子沾边的，都要格杀勿论。 看得我这个英语爱好者提心吊胆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是义和团神拳袭击的对象啊。幸好我没生在义和团的时代。 在真实的历史上，义和团就是打死了很多同胞，这一切都是因为义和团自己定的莫名其妙的标准。 根据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记载：“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 《拳事杂记》记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请问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错，看了点国外的书，甚至家里有根火柴，就要被义和团暴揍？这天理何在啊？ 你当然可以说，义和团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标准，也是受到历史局限性所致。因为义和团大多没什么文化，没读过洋书，更不通外语。所以打死同胞，纯属是误伤。 但是难道就因为是误伤，我们就要去刻意美化义和团吗？ 在我看来，没有足够的认知，你的一切所谓的“正义”举动，都是值得怀疑的。蠢就是恶，你不能因为你不懂，你是个文盲，然后你伤害了无辜者，你就等于没伤害了。 发心好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这发心没有足够清醒的逻辑和认知，那就会演化成为一种失控的暴力。 所以我无法接受“平原公子”给义和团唱的赞歌了。在我看来，这有点把义和团给过于拔高了。 网络图片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义和团到底爱国吗？ 可能是爱的吧，或许义和团就是爱国。 但是从结果来看，义和团的铁拳却不少也打到了自己人头上。这你怎么解释呢？ 义和团的爱，让国人那些读外国书的，学外国语言的，甚至是那些原本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读书人，都惨遭毒手。 那么，这“爱”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呢？ 譬如五一上海淮海路，一对家长在人行道中间，为了教训自己的孩子（四五岁的女孩），无视女孩的隐私和嚎啕大哭，合力摁住女孩，把女孩的裤子扒了，当众打屁股。 请问这对父母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我觉得很难讲，可能在他们的心中是爱的，在一些习惯于权威和服从的人的心中，这也是爱的。 但是从生命健康的角度，他们就是在通过当众羞辱自己的孩子，来获取一种被围观的权力欲。孩子是长记性了，然后呢？ 本质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更爱自己多一些。 正如义和团也许更加爱的，是一个抽象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是在乎身边的同胞，他过得到底好不好。 一旦真的由具体走向抽象，那就变得很可怕了，人们会迅速被贴上各种可怕的标签，然后遭受“神拳”的惩罚。为什么是“神拳”呢，因为不仅可以让义和团觉得自己如有神助，另外，可以让他们在无意间觉察到了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时候，他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屏蔽自己的良知，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贯彻正义的施暴工具。 6月10日，北山公园事件，各位可看通报，具体的我也不细聊。 我就是非常在意，为什么连那个“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中国籍游客”也要被捅？ 我始终认为：一个可以残忍伤害无辜同胞的人，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他跟“正义”二字也完全不沾边。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我是关尔东
一场差点改变历史，也真的改变了历史的刺杀案。 1891年5月11日，在日本大津，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刺杀案。当天，正在该国游玩的沙俄皇太子，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行至街头时，突然遭遇了当地警备（警察）津田三藏的挥刀砍杀。 刺杀者突然窜出，一刀砍伤了坐在人力车上的皇太子的右耳，还好尼古拉皇太子反应迅速，加之可能留下了点他爷爷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时的“基因记忆”，当即大叫一声“你要干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捂着伤口、跳下人力车、推开惊呆了的侍从们，逃入人群中、钻进小巷。 网络图片 津田三藏不依不饶，继续追上，皇太子被逼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 这时候，这个刺客如果再补一刀，就彻底改变世界历史。但恰在此时，陪同前来游玩的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下子把刺客打倒在地。 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慌忙用刀压住刺客的脖子，将其制服。尼古拉二世这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在头上留下了一道9厘米长的伤疤，从此出行特别喜欢带各种帽子。 网络图片 这场刺杀案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因为那时的日本刚刚经历明治维新，正在极力向世界展现其对外开放的姿态。而尼古拉皇太子据说也非常喜欢日本文化，在前往海参崴主持出席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时，特地顺道访问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为弱小国家，尼古拉皇太子的来访，让日本政府受宠若惊。当时并非祭典时季，但仍于京都举行五山送火(大文字烧)仪式，专门演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 网络图片 本来一切招待似乎尽善尽美，皇太子玩的也非常开心，甚至让日本纹身师给他的手臂上纹了一条黑龙图案，以表示对东方文化的喜爱。 但万没想到，沙俄皇太子看完送火仪式，跟艺伎喝完花酒，居然出了这档子事儿。 那么这个津田三藏，究竟发了什么神经，要突然刺杀沙俄皇太子呢？ 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调查中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据说津田三藏在被捕之后对作案动机问题来了个一问三不知，甭管审讯者用什么手段，都拒不交代他为什么刺杀沙俄皇太子。只是一再表示：“我不会给国家添麻烦的！” 但从津田三藏这句唯一的动机口供中，我们是可以猜出这场刺杀案的一二动机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表面上走向了“脱欧入亚”“文明开化”，但同时期一种民粹主义情绪也在其国内急速酝酿。尤其是当时的报纸媒体，非常喜欢炒作民粹议题，宣扬周边的一些大国对日本的所谓“威胁”。比如在1890年代，日本报纸就曾利用“长崎寄港事件”大肆宣扬清朝的北洋水师对日本的“威胁”，把民族情绪撩拨到了儿童玩游戏，都要比赛扔石头打纸船，“打沉致远、定远”的地步。 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种烈火烹油式的排外情绪，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因为这种情绪确实有利于政府推动通过某些扩军备战的财政拨款，甚至更大程度的增加税收甚至捐款来使用民间财力。比如最为知名的是全民募捐购买“吉野”号高速巡洋舰，有日本女孩甚至为了捐款选择去烟花柳巷中出卖自己的初夜。 这在普通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的日本，在报纸这种新兴媒体、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民粹主义就居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但是，享受这份民族情绪红利的日本当时并没有看到，民众这种过头的“爱国”热情，有着巨大的反噬风险。 比如在津田三藏这样的地方警察看来，他就非常想不通日本政府的做法。 一方面他在报纸上天天被教育要爱国，又知道的沙俄帝国正在执行自己的东扩计划，修建远东铁路，俨然是日本继大清之后第二个要挑战的潜在敌人。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却邀请尼古拉皇太子前来参观自己的国家，还耗费民脂民膏专门为他举办一场祭典，行程中一路上所有老百姓都被要求热烈欢迎。 换句话说，津田三藏这种人，的确睁眼看世界了，但只看了一半。有点知识，但不多。 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怕。 津田三藏肯定想不明白，报纸上不是天天说沙俄是日本的敌人么？敌国的太子来自己的国家游玩，没准就是来刺探情报，准备入侵的啊！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给他好脸色？干掉他算了！ 网络图片 或许，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导致了头脑简单的津田三藏铤而走险。比如当时的日本平民阶层日子确实过的相当辛苦。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却并没有同期实现富民。政府依靠高税收将经济发展所得到的主要收益掌握在了国家手中，并投入到军备、教育、殖产兴业这些公权力统一调配的项目上，却忽略了提振民生。这导致日本一方面正在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军队装备现代化，可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这其中甚至包括津田三藏这种按说“吃皇粮”的地方警察。 辛苦的生活让津田三藏觉得即便为了刺杀敌国皇太子而赴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当时日本大量的底层民众，抱有与津田相似的“觉悟”。 一个证据是在尼古拉皇太子遇刺后不久，一个名叫畠山勇子的、与该事件完全毫无关联的27岁日本女孩竟然在公开场合以自杀的方式向尼古拉“谢罪”，往自己胸口捅了一刀，又抹了脖子。临死前她留遗书给尼古拉皇太子，说“愿我的死让您能不要记恨日本。” 这种今天看来完全神经病的自杀行为，在当时的日本被狂热追捧。 畠山勇子在二战前的旧日本叙事当中被尊为了“为国献身”的“忧国烈女”。 可是在二战后的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中，更多的自由派史学家将其还原为一个遭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洗脑和身为女性苦难生活的双重迫害的不幸者——她与津田三藏一样选择以爱国的名义不惜自己的生命，却也同样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轻贱，本质上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艰辛与对世界的认知不清，而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 不管怎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至少对津田三藏的“爱国义举”并不领情——本来已经非常微妙的日俄关系已经让日本如履薄冰了，你现在刺杀沙俄皇太子，这不是给国家“添麻烦”是什么？这帮愚民怎么可以把他们从小报上看到的煽动直接付诸实践呢？国家需要的，只是你们抱着这种对外国人的痛恨觉悟，任劳任怨的勤奋工作、多交税金而已，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刺杀外国人。 另一方面，对远东早已虎视眈眈的沙俄也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事件发生后，沙俄外交大臣立刻便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指示下，向日本发出通牒，要求日本人必须严惩刺杀尼古拉二世的凶手，否则两国立刻处于战争状态。 最后通牒之下，明治天皇第一时间上门去给尼古拉太子赔礼道歉。而日本政府倒也没觉得被沙俄胁迫着严惩凶手有多么有辱国格，立刻下达了要求法院依照“刺杀皇室”的“大逆罪”判处津田三藏死刑的行政命令。 但令人意外的是此案之后的发展——当时刚刚出任大审院（最高法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坚持认为行政与司法应当仿效西方彼此独立，政府无权命令大审院做怎样的判决。 最终津田三藏仅以谋杀（平民）未遂的罪名被判处终身苦役。 更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世界的反应——此案判决公布后，英美等国家的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居然能顶住本国政府的施压和沙俄的战争威胁，做出独立的判罚。这是司法独立的表现啊！于是欧美对日本法治的看法大幅改观，日本废除开国后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居然是这场意外起开始的。 至于同样非常在乎西方各国观感的沙俄，一看国际舆论是这个态度，反而不太好发作了。 于是尼古拉皇太子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捂着伤回了国。 只不过经此一难，让他对日本的印象大为更改，从当初欧洲皇室圈里知名的“日本文化爱好者”变成了仇日派、仇亚派。据说之后但凡有人向他提起日本人、甚至所有黄种人，他都会捂着伤疤狠狠地咒骂一句：“那帮野蛮的黄皮猴子”。 而日俄之间的这道伤疤，最终在1904年终于再次发作，某种程度上间接影响了两国彼此之间的判断，引爆了影响深远的日俄战争。 网络图片 而自认为“以身报国”的津田三藏，最终并没有活过1891年，他被发监到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离奇的死在了监狱里。官方公布的死因为急性肺炎，但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是日本政府为了平息沙俄的愤怒，用非常手段杀掉了这位愚蠢的“爱国者”。 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在日遇刺案、 日俄战争后的日比谷烧打事件、 昭和时代的五一五兵变、 二二六兵变…… 津田三藏虽然死了，但之后的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人，打着与他相似的“爱国”的大义名分，去施行那些暴力事件。 而日本政府则一再尴尬的发现，虽然民粹主义情绪是其最初为了方便治理有意放出并培育的。可是当这个瓶中的魔鬼被放出来之后，却很难将它再收回去了。历代日本政府对这种情绪宛如豆腐落到了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无奈的任由一代又一代狂徒变得越发激进，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无尽的民粹主义深渊。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回首大津刺杀案，会发现。它成为了一个预言日本之后国家悲剧的序幕。 网络图片 爱国主义是一种好东西，但如果缺少了反思作为制动，失速的狂乱，就难以避免。 百年前的那一天，如果有一个日本人敢于站出来，向他的同胞追问上一句：“出现津田三藏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有些情绪过了头了？” 我想，这种人如果有，才应该是那个时代日本最伟大、最勇敢、也最可贵的真正爱国者。 可惜这样的人，那一次，并没有被历史所记载。 为什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