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六四晚会开始前(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复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用烛光拼成的“8964”(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晚上八点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 / 林振东 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 / 罗君豪 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百日祭大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图片来源:支联会提供)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 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从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亦是香港每年标志性的政治集会。维园六四晚会,不仅仅是悼念逝者与铭记历史,也蕴含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 2014到2016年随着香港本土派的兴起,也出现过对六四晚会“行礼如仪”的批评,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联会分庭抗礼,另外举办集会纪念六四,并传递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声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也在那时引来许多争议,本土派青年挑战道:“民主中国与我何干?” Wendy那时也关注到这些批评,但她仍坚持参加六四晚会,“当时感受到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六四晚会可能有一天会办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机会”。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维园六四晚会重新被注入现实意义,纪念六四,不仅是悼念亡者,也是当下香港人反抗中国极权侵蚀香港自由的抗争。主办方称当年有超过18万人参与,仅次于2009年的20万人(编者注:连同未能进场的市民计算共20万人)。此后,由于政治空间急剧紧缩,香港无法再举办六四晚会。 现场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台湾六四晚会不唱歌”这点,他们所指的是香港维园六四晚会中,每年都会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等。这些歌曲大多为粤语,表达对六四的伤痛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许多香港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传承着对六四的记忆,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维园六四30周年集会,六四乐队演唱《自由花》。(视频来源:YouTube账号@Victor Wong) 在台湾的六四晚会,则明显不同。六四民运学生、在台港人、海外参与“白纸运动”的华人等人物轮番上台发表讲话,讲述中国对不同群体的打压,“反中”的意涵明显,但传递出的信号并不是反抗或改变,甚至不是铭记,只是以此说明对岸政权的无情与残酷,比起香港维园,多了一种旁观的距离感。 大陆人:“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 在现场的大陆人,更加低调、隐匿,不可辨认。 2019年7月,中国大陆以“鉴于两岸目前关系”为由,取消大陆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赴台留学、交换的计划。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全面拒绝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所有外国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湾开放了除大陆游客以外的游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陆游客能够申请台湾的观光签证进入台湾。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来到台湾六四晚会的大陆人,要么是常居海外以游客的身份而来,要么是台籍异性伴侣(两岸同婚尚未通过),要么是此前已经获得学生签证的陆生。 Lou是2011年来到台湾念书的第一批陆生,已经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过10年的时间。十年中,她只在刚来台不久时参与过一次六四晚会。 “台湾的六四晚会常常会把西藏议题、新疆议题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觉得这些议题完全无关,而是感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化的,就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么邪恶’,真的就只是如此,没有其他。” 她对这样的简化感到失望,又习以为常。Lou本身在台从事中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台湾,当你谈到一些中国的劳工运动、维权或者社会抗争的时候,它们全被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多么邪恶’,没有人觉得这些抗争和台湾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关系。六四也是一样,永远被用来向台湾人喊话:我们应该远离中国,越远越好。大家没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陆的公民社会,她也关注国际议题,曾组织过声援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发现也是关注寥寥,“大家真的只关注台湾本土议题。” 而作为北京人,她对六四却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和我们讲六四,讲我们的学校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在北京路过一些相关的地点时,这段历史就会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怎么说,对我而言,六四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更是一个和我的身体相关的记忆。” 在北京读大学时,同学们也会在每年6月4日三三两两地坐在学校草坪上,谈论时事。虽然极其隐晦,但也是对六四的一种纪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参与过维园六四晚会,她感到虽然在表面上,香港采用的论述和台湾有相似性,“但如果对香港的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谈论一个要远远踢开的东西,即六四是‘与我有关’的,那种切身性与台湾的氛围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来到六四会场,最终却决定提前离去,“这么多年,这一套论述并未改变”,她说。 小点2016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读书,每年六四,她都会看关于六四晚会的报道,却只在2023年因为恰好路过短暂去过一下现场。她说:“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现场。我甚至觉得,真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不会去(台湾六四晚会)的。” “在台湾六四晚会的语境中,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当然,它的确失败了。但也影响了之后的无数人,就算是89年之后出生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这段历史,拼凑那个碎片。所以在我看来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个后来发生的继续的过程。但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想要去呈现这个。” 来台湾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与一位台湾人结婚后,一直留在台湾。十年间,他只来过三次六四晚会,今年,他拿着相机在会场拍照,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来时,他用“我纯粹只是来看看”表达自己的失落。 他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跟六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这里,大家是想借六四来谈论其他议题。比如2014年,大家会谈论更多和“太阳花”有关的议题;近几年,会更多谈论香港。我其实能理解他们(台湾人)的角度:‘六四这件事我能谈什么呢,其他的我也谈不了,我只能谈我能谈、想谈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力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一场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为主的一个晚会,它不仅是纪念六四了。” 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关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湾香港协会”的摊位背后,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时期的口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大陆人眼中,六四在台湾被符号化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用来证明对岸的邪恶和台湾的民主。在这样的叙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记忆、悼念,和可能的反抗与行动,都被抹除了。记住六四,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台湾一定不能被那个政权统一,而至于对岸政权具体如何发展,则与我们无关。 除了台湾六四的论述让大陆人感到疏离之外,安全亦是大陆人的一个考虑。小点提到,2023年现场许多摄像机让她感到“紧张”,所以很快便离开。在今年的现场,记者亦遇到另一位极其低调、戴着口罩的大陆男生,对方婉拒了采访请求。 举办者:他国事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关心吗? 今年的台湾六四晚会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华人民主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关注华人社会民主进程的非盈利组织,成立于2011年,当时的发起人有两岸三地的民运人士,首届主席是王丹。据了解,2019年后,机构内的香港职员逐渐迫于压力离开,目前工作人员以台湾人为主。 “华人民主书院”是由两岸三地民运人士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组织,2011年于香港注册,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过网上教育向华人社会推广民主。2020年,因《国安法》实施,华人民主书院停止在香港运作。(图片来源:大纪元) 胡嘉颖是这场晚会的统筹,她今年23岁,亦是第一年作为主办者参与六四晚会。她是一名年轻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此前,她更多参与台湾本土议题的社会运动,主要关注土地议题。2022年,她曾站在台湾南铁反强拆的第一线,声援最后一户拆迁户黄春香家,并在强拆现场和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但最终仍无法阻挡强拆进程。 “我之前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独工作者,我要优先纪念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的事物。而六四,我觉得是他国事务。” 胡嘉颖的自我介绍总是以台语的“大家好,我是嘉颖”为开始,再转换成国语。 2022年,她作为台湾青年运动者参与了华人民主书院主持的六四相关活动,与香港、中国的青年运动者对谈。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台湾也有在纪念六四,她也因缘际会地参与到在台湾竖立“国殇之柱”的过程。她说:“那时候发现,原来六四这件事有这么多国际的关注,我感到我对六四这件事开始有了一份参与。” 在现场竖立的3D打印复制雕像“国殇之柱”。“国殇之柱”是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为了悼念六四所创作。(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去年开始,她正式加入华人民主书院工作,“一开始其实是对台湾的议题感到疲惫,我想,如果换成中国议题,我应该不会投入那么多感情吧”,她补充道,“但还是放了很多感情。” 记者追问是什么样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笼统:“我们都是对世界很关怀的人,自然就会放很多的感情到议题里面。” 2024年6月4日当晚,六四亲历者、史学家吴仁华在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中发言。(图片来源:大纪元) 她提及六四参与者和史学家吴仁华。吴仁华是六四的亲历者,六四发生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后来通过“黄雀计划”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湾。多年来,他致力于搜集六四相关资料,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仁华老师。他一直在努力地书写,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什么,写到直到不能再写。而且,作为一个很关注这个世界的发展的人,怎么可能不关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吴仁华老师的背影,我都会问自己,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责任。”她这样解释自己对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吴仁华老师接触并不多”,但觉得对方很关心一线运动的学生。 举办六四晚会,对胡嘉颖来说,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认可,是需要记住的一个”与人权相关的议题“,而不是因为它与自己的“台湾人”身份有何关联。 过往多年,台湾对于到底为何要举办六四晚会有许多争论。 最初,台湾的六四晚会由一个在1989年成立的“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血援会)统派组织举办,当时六四晚会主要传递的信息是,“大陆和台湾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们关注同胞的民主运动”,更有台湾上百位当红明星共同录制了《历史的伤口》,作为声援学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后的二十年间,随着台湾本土意识崛起,血援会和六四晚会也逐渐被边缘化,参与人数从一开始的上万人到2009年最后一次活动的几十人。在台湾社会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广场也在陈水扁任上更名为“自由广场”。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万名台湾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 (图片来源:中央社档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会第一次由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学生和台湾学生在台大校园内举办。当时,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正好来台湾教书,接到主办方的邀请,但因为当时不在台湾无法参加,他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去到现场。 当时,王丹在台湾高校教授“中国近代史”,还在课余办了“中国沙龙”,和学生们讨论中国议题,每年进行的“统独大辩论”是当时最热烈的讨论。 王丹一直希望能够在校外举办六四纪念活动,2011年,他联络台湾不同高校学生会、社团的学生领袖,在校外举办了六四晚会。后来,这些学生领袖成立了“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这个组织由港澳学生和台湾学生组成,大家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有的偏蓝,有的偏绿。 从2011年开始,到2017年前后,台湾六四晚会主要由“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主办。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国立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会会长周庆昌表示,“从一开始,为什么要办六四晚会,就成为我们组织内部和对外的争论焦点。” 偏蓝的学生认为,纪念六四,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偏绿的学生则认为,纪念六四,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我们关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会上,当时的学生领袖林飞帆上台发言:“我是台湾人,我支持台湾独立”。 林飞帆(图片来源:关键评论网 / Artemas Liu 摄) 这一发言立刻引爆了组织内部一直存在的统独分歧:在纪念六四的场合提到“台湾独立”,是在消费六四,还是正当的表达? 周庆昌提到:“大家开始讨论,‘我们关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关心的?还是说这是邻国事务,我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去关心它?’”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思考许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独裁正在影响全世界,包括台湾,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关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参与六四晚会的香港人、大陆人的失落。“他们心目中是有一个六四晚会的样子,就是拿着蜡烛,一起悼念;但对于台湾人来说,这样的晚会是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的,但如果办成可以吸引台湾人来参与的晚会,更侧重在台湾视角,又会被另外一边骂,说我们在消费六四。” 他感受到这样的两难。在各种原因下,他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学生领袖,在2017年左右逐渐淡出六四晚会的主办。 此后,六四晚会开始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 今年,在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这次六四晚会的统筹胡嘉颖提到,她的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澳门人。在过去,她一直很怕别人知道爸爸是澳门人这件事,尽管澳门有着自己的历史脉络,但从台湾的视角看来,澳门和中国有着更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胡嘉颖说,通过参与六四活动的主办,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门部分建立了联结。 但她不认同“华人”这样的身份。 她强调:“不存在‘华人’这样一个群体,我不是华人,我是台湾人”。 胡嘉颖作为当晚六四晚会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发言。(图片来源:台湾绿党Instagram账号@greenparty_tw)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近日,有网友分享在安徽省立医院内,一座高18层的楼,竟有7层都是干部病房。 网传图片显示,在这座楼内,负一是保健食堂与地下停车场,1层为介入学放射中心与CT室,2层到9层为部分科室门诊以及手术室。 网络图片 从10层开始,一直到16层,均标注的是干部病房,后面括号内显示为老年医院科1-7病区。 资料显示,安徽省立医院前身为合肥基督医院,始建于1898年,2017年12月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设备先进、专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为一体的省级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通过该院网站上有关国际医疗部的简介,也可以得知,该座楼为医院总部内的医学保健中心大楼,但并未找到有关医学保健中心的相关介绍。 文章来源:小萝卜丝
作为雄性动物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在特殊地点撒尿的做法可谓历史相当悠久,最知名的应该属孙猴子在如来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网名“铁头”的华人游客在日本靖国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并用红漆涂鸦英文Toilet,意思是厕所。按“铁头”的自述,他的做法是为了抗议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国神社变为“靖国神厕”。 网络图片 视频传回国内,引发欢声一片,也引发骂声一片,当然,欢呼声是占绝对多数的。 网络图片 欢呼的人们普遍认为,在靖国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纪日本侵华的旧恨,也有近几年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新仇。这些人认为,虽然没办法踏平日本岛屠尽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国神社撒泡尿恶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络图片 谴责“铁头”的人们普遍认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实在算不上什么长脸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实质伤害,却可能会导致日本收紧华人签证政策,甚至影响在日留学生和华人的安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两种观点,你更倾向于哪一边呢? 评价现实问题太过复杂,我就分析下孙悟空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的情节,供大家参考,请勿对号入座。 首先是客观事实层面,孙悟空错得相当离谱 当年孙悟空和如来佛祖打赌能不能飞出手掌心,孙悟空一个跟头飞出十万八千里,以为来到了天地的边界,错把如来的五根手指当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来做标记。 之所以犯这么离谱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孙悟空法力相对浅薄,认知能力相对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实,还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后是主观层面,孙悟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 孙悟空在柱子上写了到此一游还嫌不够,又用撒尿的方式来加强证明,防止如来抵赖。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孙悟空野性未脱,沿用兽类的本能,另一方面显然也是想借撒尿这种戏谑做法来消解如来佛祖的权威,侮辱如来的形象。 可惜结果并不尽如猴意,孙悟空的做法并没有丝毫侮辱到敌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泼猴本性,最终还落得个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场。 面对强大的敌人如来佛祖,孙悟空打不过,潜心修炼增强法力才是正道,撒尿涂鸦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后,总体来说,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涂鸦的经历,是整部《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最糟糕,距离大英雄“齐天大圣”最遥远的情节。 一点建设性意见: 爱国挺好,抗议靖国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场合把生殖器露出来的,希望还是别自称爱中国,咱丢不起那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今年高考这个《坦诚交流》的作文题,我可太有感触了: 网络图片 容我先吹个牛: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博主里面,论才华论影响力我可能排不上号,但是要论坦诚,我排进前十应该问题不大。 坦诚有两重含义。首先是诚实的诚,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才有了坦诚的基础;然后是坦开,尽量把完整的真相和深层的道理讲出来,不藏着掖着,不浮于表面,这才是坦诚的精髓。 这年头,能在公共写作中做到诚实的本就不多,能做到坦诚的就更少了。我一直用坦诚的标准要求自己,相信读者们也能感受得到,要不然我现在也不会是用这个小号来发文章,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天天在评论区追着我问有没有小号的备用号…… 但是别误会,今天这篇文章不是专门写来自夸的,恰恰相反,是要坦诚面对自己还不够坦诚的地方,鞭策自己继续努力。 什么样才叫足够坦诚呢?举个例子,王五四那样的就叫足够坦诚。 网络图片 王五四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读者都知道,还有些不知道的也没关系,我讲一个数据你就明白了: 王五四是微信公众平台里用过账号最多的时事评论博主,没有之一。 当然,换成王五四自己来描述这个事实,他可能会这么写: 王五四是微信公众平台里被封号转世次数最多的时事评论博主。 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为了账号安全,会考虑用相对委婉、温和,没那么敏感的写法,而王五四则会不加遮掩、不作修饰,不计风险地陈述赤裸裸的事实。 这就是真实与坦诚的直观差别。我能做到真实,但相比王五四来说,远远不够坦诚。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不理智的冲塔行为,是无意义的牺牲。不,你错了。 王五四不知道怎么写更安全吗?他是没有指桑骂槐阴阳怪气的技能吗?你觉得他很享受发一篇文章就被封号的结果吗?都不是。 作为职业写作者,谁还不会几招规避审查风险的‘奇技淫巧’呢?谁又不希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账号可以做大做强呢? 六神磊磊朋友圈截图 但是在公共领域,困难的危险的那些事总还是要有人去做,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人在主动担起这份责任。 更重要的是,这份坦诚绝非无意义的牺牲。 首先,不加遮掩地陈述完整的事实,哪怕发出来后被消失,也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对时代本来面目的记录。上了网,传播到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手机客户端,就总会有留存,并不会真的烟消云散。历史的痕迹可能会被遮盖,但不可能真正抹除。 出于种种考虑回避了部分敏感点,使用了委婉表达方式,发动了阴阳怪气技能的文章,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发声,但它们是无法用来还原真实鲜活当代史的。 然后,不浮于表面,不沉迷捏软柿子的评论,哪怕发出后被消失、被禁言,也依然是人类宝贵勇气的光芒展现,依然是人心公义与社会共识的一次短暂但有力的凝聚。 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也仍然需要有一个人大声说出来,大家才能在转发、点赞,甚至是一次眼神交汇中确认,吾道不孤。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作,是坦诚,更是赤诚。 或许是累了,或许是空间更小了,现在王五四写作的频率相比以前降了好多。我也是前天通过六神磊磊老师的朋友圈才知道,王五四这阵子在卖杨梅。 那没的说,得帮忙带货一波。 我不确定王五四是不是做生意那块料(文人绝大部分都不是),但我非常确信,这样一个坦诚的人挑的产品是不会坑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今年2月底,我就贵州六盘水女民营企业家因讨债被抓事件写过一篇《六盘水事件:“以刑化债”还是“恶意讨债”?》,其中提到当时《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当地民营企业家马艺珈伊是为了讨回自己2.2亿的工程款才涉刑的,而地方政府辟谣说,工程款已经还了近90%。我当时的疑问就是,如果债务是真实存在的,政府欠钱也是事实,那马某等人编造了什么虚假信息?这答案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6月6日贵州省联合调查组通报了六盘水市水城区马某某伊案的调查结果,五名被认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嫌疑人以及十名被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嫌疑人均因情节轻微而不起诉。同时,通报还称,欠付的3056.35万元已于2024年5月17日支付完毕,其他的还在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审理之中。言下之意,就是媒体曝光后,不起诉之前,又支付了三千多万且还没全部付清!那当初政府信誓旦旦辟谣的底气何来? 网络图片 我当时曾撰文指出,这个案件是把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司法的信任危机集中暴露了。欠债还钱原本天经地义,地方有财政困难也可以理解,但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公安司法机关,直接动用刑事措施“以刑化债”,也将有损公信力。现在这个结果,固然有律师努力的作用,但更多的可能是舆论的影响,是多方博弈后妥协的结果:你们认罪,给我面子,我放你们一马!可是,当初各执一词,到底谁在说谎呢?黑不提白不提了! 贵州省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中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还说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侵害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个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2022年7月讨债,讨了一年多,2023年10月24日案发,一个多月后被批捕。周筱赟律师会见她时已经是12月。此后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波折,周律师才于2024年2月6日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到马某某伊。媒体报道之前,讨债多不易,法治多艰难啊! 网络图片 如果没有今年2月底的媒体报道,该案大概率会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已经提起公诉。如果快的话,现在已经经过庭审判有罪了。以我近二十年的刑辩经验,2023年12月1日左右批捕,然后2024年2月1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是捕诉一体,起诉是大概率的,而且负责起诉的就是批准逮捕的检察官。在快则一个多月,慢则两三个月的审查期内,或许不退补,或者退补一次,然后会有公诉人和当地律师都劝被告人认罪认罚,水到渠成判有罪。 有人会觉得,马某某伊不一定会认罪,她有着坚毅不屈的性格。但别忘了,这个案件还有14名被告人,基本上都处于被羁押状态,信息都不对称,排名靠后的被告人被安排的可能都是法律援助律师,他们为了早点出去,几乎都会选择认罪认罚。而一旦大部分人认罪认罚,排名靠前的被告人无罪辩护的空间就被压缩,哪怕届时北京律师介入再做无罪辩护可能也是徒劳!而这是大多数没有得到媒体曝光的案件的宿命! 网络图片 可是能有几个案件有马某某伊案这么幸运呢?她委托的律师,是前知名媒体人,有着丰富的媒体资源和舆论动员能力,参与报道该案的媒体又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再加上当地政府队伍中的猪队友威胁记者的骚操作神助攻,让这个案件获得了足够的媒体曝光度。而舆情的影响又带来了贵州省联合调查组,以及省检察院的指定管辖,把案件移出了原利益纠葛之地。这种综合力量最终促成了该案15名涉案人员的不起诉! 但同样进行讨债维权的周禄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作为民间维权人士,周禄宝多年以前就曾因在维权过程中举报江苏某领导而被报复性地刑拘,变换罪名后追诉。这次周禄宝等十几人身限囹圄则是跟马某某伊很相似的讨债,所不同的是他是帮一些农民工向欠薪的企业讨要工程款和血汗钱。由于他在举报、投诉的同时也撰文发帖,引发舆情,终被被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跨省刑拘,随后被批捕。何其相似! 网络图片 我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利用信息网络寻衅滋事,一方面行为人在网络上编造、散布的必须是“虚假信息”,而且不是针对特定的自然人而捏造的虚假事实,而是针对不特定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公共事件而编造的虚假信息。如果欠薪等事实存在,仅仅是网络发文向特定的欠薪企业维权,不存在构成寻衅滋事的问题。另一方面,入罪还要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主要是指导致现实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等。就算这个案件中没有上述情形,但作为口袋罪的“寻衅滋事”还是张开了大口。 当所有人在欢呼六盘水的全案不起诉是法律的胜利时,我却觉得有点悲哀。如果撇开媒体报道的影响力,这些人能获得不起诉吗?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他们最终被定罪的概率是多大?因为没有媒体关注的同样是讨债维权的周禄宝,也以同样的罪名被羁押,他又能不能等到属于他的公正?难道类似的案件只有舆论的加持,才能避免冤错案的发生?那又有多少阳光之外的角落中,被口袋罪桎梏的维权者在苦苦期盼神迹? 文章来源:凤凰网
今年,能在千军万马之中杀出重围的高考生,绝对不一般。 再过3天,全中国的1342万考生将走进考场,迎接一场或许是“史上最难”的高考。 你可能不知道,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是中国高考人数首次突破1300万大关。光是复读生,就占了413万左右。 而他们竞争的本科招生名额,大约只有450万个。 33%的本科录取率,还不是最难的。 更难的是,高考命题重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转变,更加重视批判性思维。 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等7个省,还将首次面临“3+1+2”的新高考模式,不分文理,一决高下。 作为东方“卷王”之国,中国的高考注重公平,以选拔人才为核心目标,历来被视为阶层流动的关键一环。 今年,能在千军万马之中杀出重围的高考生,绝对不一般。 01 茫茫考生中,河南、四川、广东的考生,依然是最难的三支队伍。 这是因为,三省考生的录取率,在全国而言向来是“地狱”难度。 去年,河南的“一本”录取率倒数全国第二、“985”录取率以0.9%垫底全国,四川的本科录取率同样垫底全国,广东也在倒数行列。 而今年,这三个“难兄难弟”人口大省再次“共苦”: 河南迎来136万考生,比去年还多了5万,再一次刷新历史! 四川也新增1.63万; 广东新增了3万。 如此来看,今年报考人数更多,录取率恐怕要更低了。 而更让人咂舌的是,今年还没开考,“史上最难高考”对于全国来说,都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一是“难”在人数,竞争者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央视网信息,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比去年增加51万人。 网络图片 1342万人是什么概念? 2023年,西安、郑州、杭州、苏州等GDP万亿城市的常住人口都没有这个数! 也就是说,去年全西安人都一起参加高考,竞争程度都没有这个激烈。 这已经是继2016年后,连续第8年高考报考人数持续增长,且涨幅有震荡上升的趋势。 比如2017至2020年的人数涨幅为3.7%、5.7%、3.9%、0.6%。 而2021至今,涨幅分别达到10.7%、8.2%、3.9%。 ▲近年高考报名人数,单位万人(图/网络) 更为可怕的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这种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10年! 虽然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连续7连降,但是当下人口变化趋势,远无法作用当下。 看今日的考生数量,还要回到18年前。 2006年,中国出生人口数为1584万人。 虽然这一年出生人口数实际是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我国近年高考人数屡创新高的表现来看,已经说明得益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推广,接受教育的适龄学生,在不断壮大。 而从时间长度来看,2006年实际是此后十年里,出生人口数最少的一年。 从2006至2016年的生育高峰,我国出生人口数波段式攀升至1594、1608、1615、1588、1604、1635、1640、1687、1655、1883万人。 也就是说,作为“史上参考人数最多”的2024年,未来十年,这一纪录极有可能年年被打破。 如果按照竞争人数来评星级,2024年不过录得三颗星。 网络图片 2034、2035的高考生们,才是正儿八经的“五星级”难度。 这些出生于2015、2016年、还在小学阶段的祖国花朵们,大抵还意识不到,10年后的他们,将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最难高考”。 但是2016年后出生的家长也先别急着偷着乐,2017、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虽有下降,但也维持较高水平。 未来要回到今日的水平,都需要12年,也就是到2036年。 02 二是“难”在试题。 一方面,今年,有7个省份的考生,将首次迎来“3+1+2”的新高考模式! 2021年,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7地陆续发布高考改革实施方案,宣布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进入“3+1+2”的新高考模式。 所谓的“3+1+2”,即语文、数学、英语“3”大主科不变;“1”是指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一门作为选考科目;“2”是指在生物、化学、地理、政治中选择两门作为选考科目,光是组合方式,就足足有: 12种!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这7个地区的考生高考,正式不分文理,面临新试题。 没有了前辈的经验总结,对于第一次直面新高考的7地考生而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到明年,河南、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宁夏、青海、内蒙古8省份的考生也都将迎来首次新高考。 彼时,这场始于2014年9月的新高考改革,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除西藏和新疆外,全国其余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五个批次都将逐步进入新高考,高考综合改革全面实施。 另一方面,试题本身变“难”了。 每到高考结束,“这题型根本没见过!” “今年高考最难!”的声音,便层出不穷。 2022年,新高考I卷数学高考题流出后,一位自称是中科大三级数学教授耗时90分钟答题,最后也只拿了118分。 你没看错,国内顶级高校数学教授,离150的满分还差了32分。 让教授都开始自我反思:考得不理想,也是由于长期与基础数学脱钩有关。 网络图片 那一年,同样发出挑战的还有靠数学竞赛一等奖保送复旦大学的一名成都高中老师。根据中国网报道,最后该老师答题2小时,也只得135分。 网络图片 这并非“幸存者偏差”。 在新高考改革标志性文件《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便早已明确说道: 改革的方向是“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说,不管你高中老师怎么培养学生,命题人最主要考虑的是:得按高校需求来选拔人才。 而高考的命题,又主要来自大学教授或是由其把关。 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考量。 由《中国高考报告》编委会编撰的2024年度高考蓝皮书《中国高考报告(2024)》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一倾向: 高考命题重点考查以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五大关键能力,加大对思维品质尤其是思维可视化、过程化及规范化的考查力度,实现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的转变。 这都要求考生的思路要更灵活、更敢质疑、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这届考生,必须直面新的时代要求了。 03 这次报考人数创新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复读人数也维持高位。 根据大众日报报道,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中大约有413万的复读生,将近报考人数的1/3。 虽然教育部门还正式未公布这一数据,但是近年来,复读生的比例确实在逐渐走高。 还记得唐尚珺吗?这个曾被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西大学等知名高校录取的广西农村小伙,历经15次高考,如今仍是“高三”。 他的微博个人简介写道:“为上清华复读13年考生 唐尚珺”。 今年,他将迎来人生的第16次高考。决定参加2024年高考后,他在微博写下:“不是每个球都会进,也不是每个愿望都这么容易实现。” 这样的高考“钉子户”,毕竟是个例,但是复读生,却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根据图解教育消息,本科高校大学生中17.5%的学生复读过。其数据推理来自于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其中显示2011-2018年本科大学里第一代大学生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参加多次高考即复读的达到19.91%,非第一代大学生为11.76%。 而根据历年高考报名人数和高中毕业人数的差额,也会发现非应届高考生的比例,正在逐年走高。其中主体,便是高考复读生。 2019年,非应届高考生数量为241.75万人,而后逐年攀升至284.47、297.77、368.9、414.56万人。 如此来看,今年网传的413万复读生,并没有很夸张,甚至还有些保守了。 自2019年以来,非应届高考生数量增速分别为17.75、4.6%、23.9%、12.4%,基本都高于同期的高考人数整体增速。 越来越多经历一次甚至多次高考的复读生,将和新考生,站在同一起点、同步竞争了。 如此来看,在国家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高考复读生却逐年走高,中国家长,对于传统的教育晋升体系,仍有很强的执念。 这其中,复读“执念”最深的并非传统印象里的“山河四省”,“考公大省”山东甚至不能排进前五。 根据网易数读,2021年复读生中,江西、安徽、四川、广西、陕西五省,复读率都超过了10%,河南排名第六。 而将时段拉长,会发现江西、安徽、河南三地,复读率长期盘踞高位。 图/网易数读 从这个层面来说,江西、安徽、河南三地的考生,大概才是心理压力最大的那一个。 对他们来说,在高考人数未来十年维持高位的情形下,停止“内卷”,也至少是十年后的事了。 04 从某种意义来说,上大学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2023年,上海、北京两地的录取率更是直逼80%。 但是细看传统意义上的“一本”录取率、“985”录取率、“211”录取率,会发现上“好大学”的几率,越来越小了。 网络图片 有数DataVision显示,从2014年至2022年,“985”录取率从1.73%下降至1.38%。 更意外的是,整个比例,实际上是被北京、上海、天津三地高比例拉上去的。 如2023年,三地“985%录取率分别为7.1%、5.3%、6.9%,而全国多地维持在1.2%至2.5%之间。 最“难”的河南,2023年“985”录取率只有0.9%,全国垫底。 难怪网友们对“山河大学”的呼声如此之高。 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如此焦虑,毕竟“唯学历论”的时代正在过去,几个明显的信号: 第一,国家急了,拼命发展职业本科,让蓝领“镀金”,加大人才吸引力。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蓝领荒”,蓝领收入正逐级攀升,十年迎来涨幅225%,远超同期白领的30%。 第二,这两年,为了有一技傍身,本科生“回炉”读职校成为潮流。 这种不受传统观念束缚,选择更实用路径的求学,也算是大学生另辟蹊径的一种求职新方式。 第三,全球化时代,教育和人才也可以“外循环”,留学需求出现低龄化趋势。 新东方数据显示,高中阶段留学人群(18-21岁)近四年来首现反弹,反弹幅度高达50%。越来越多家长把目光放诸全球,让孩子体验多样化的教育。 通往罗马的路,从来不止一条。 放下执念,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通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
由于一些不便细说的原因,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了解普遍只来自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年间的历史,烙印最深的观念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中国网民对国际关系最普遍的共识。 以史为鉴当然很有道理,也非常必要,但是,它也存在一个显著的问题: 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没有与时俱进,永远地停留在了一百多年前,与当下的真实世界有点格格不入。 对国际关系的常见误解一: 落后就要挨打 在讨论这个观念之前,大家可以先考虑这几个事实: 当前,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最富强或者最幸福的国家吧? 与美国比邻而居的墨西哥,军事实力比不上山姆大叔的一根小指头,经济实力差了十万八千里,却坐拥近200万平方公里国土,怎么还没有被美国吞并呢?是美国不想打还是打不过?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以及更早的大航海大殖民时代,落后就要挨打是对国际关系非常准确的描述。那时,领土面积、劳动力人口、矿产资源是决定一个国家发达程度与国民幸福程度最重要的因素,而获得这些因素最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掠夺。所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列强轮番登场全球殖民,为的就是侵占土地、奴役劳动人口、抢夺矿产资源。 然而后来,我们这个地球相继发生了以电气化和信息化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还发生了商品全球化合作生产与全球化贸易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富强程度的主要因素变成了科学技术、高端人才、法律制度、文化实力、金融资本等等,偏偏这些因素都是没办法通过侵略战争来获得的。 所以才会出现俄罗斯坐拥全球最大领土和丰富油气资源,经济发展却一塌糊涂,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劳动力人口,人民生活却一言难尽,墨西哥安睡在猛虎卧榻之旁,却从不担心美国侵略,反而是美国要建墙阻挡墨西哥人的“入侵”。 落后就要挨打,至少在军事侵略与领土争夺层面已经完全不成立了。 当然,在科技、金融、文化、工商业等竞争领域,一个国家发展落后的确还会‘挨打’,发展在前的国家会用实际行动在这些方面打压新兴发展国家。只要有国家界线存在,这种竞争就无法避免。 但与百年之前的殖民掠夺有本质区别的是,这种竞争与打压是与合作同时存在的,不是以物理消灭对方为目标的。 在当前的世界,落后最可怕的后果是人家不带你玩儿了,而不是人家跑过来干掉你。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此刻朝鲜举国投诚,要把全部领土和人口送给中国,你看中国会不会要?至少我会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本身就是一种落后过时的观念了。 对国际关系的常见误解二: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严格来说,这句话即便在当今世界也是没错的,但是在中文的语境中,很多人对这句话里面‘利益’这个词的理解太过狭隘,以至于完全误判了当下的国际格局。 当一位中国网民提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时,他所说的利益通常是经济利益或者安全利益,中国网民普遍根据自身‘实用主义’的观念来理解利益,觉得只有金钱和领土是实实在在的,其他都是虚的不重要的。 而这,正是对国际关系中‘利益’概念最大的误解,他们漏了‘价值观’这个日益重要甚至俨然位列第一的利益因素。 很多人以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是为了北约东扩的安全利益,是为了遏制俄罗斯的经济利益。殊不知,全球近200个国家里,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占了绝大多数,坚定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屈指可数,北约满打满算只有30个国家,那其他100多个国家支持乌克兰是图啥? 再举个例子,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如果是考虑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美国有100个理由支持以色列火速推平加沙。没有做,是因为做不到吗?前阵子美国高校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的浪潮,是因为这些名校学子搞不清楚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哪吗? 价值观,是一个中国网民嗤之以鼻,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国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的因素。不夸张地说,在俄乌战争,以哈战争这些热点议题里,几乎已经是最重要的因素。 只有我们这片局域互联网世界里,还在反复强调‘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国际关系的常见误解三: 俄罗斯与朝鲜是中国的好哥们儿 关于这个话题,我只指出一点: 虽然我前面讲‘落后就要挨打’不对的时候说过,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侵略土地、奴役人口这些上世纪和上上世纪的方式,但也有例外。俄罗斯就是这个例外。 俄罗斯几乎是全球主要大国里唯一一个还对侵占他国领土感兴趣并且会付诸行动的国家。 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文明人,与这样的国家做邻居,我是胆战心惊的。 一点建设性意见: 以史为鉴是很好的习惯,但除了100年前的近代史,最好也了解下当代史,了解下近70年、近20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更新下对国际关系的认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当代年轻人不想“拼”,也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利益权衡。当“拼”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划算,不想拼就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 董明珠肯定无法料到,她前几天随口说的几句话,又在社交媒体引发了惊涛骇浪。 当被问及《我的阿勒泰》引发了大众对悠闲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董明珠说: 你可以打辞职报告,可以回去休闲,没有问题。我觉得是自己的选择。像我一样的,三十几年没休息过,你觉得吃亏了还是这种选择错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没有一个标准,幸福来自于你的内心。 网络图片 董明珠说错了吗? 01 看到董明珠的话,年轻打工人炸了。 我抄录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高热跟帖: 财富地位对人的异化会体现在共情能力的下降上,这一点算是在她身上看到了; 我们年轻人真的不知道这样拼命努力下去是先能攒够钱买房,还是身体和精神先崩溃……我身边越拼命越认真的人被PUA得越狠; 一个人的彻底老化就是从放弃去理解年轻人开始的,从这一点来看,她老化得很彻底; 一点也不惊讶了,像这类人已经不会跟普通人好好沟通了。 很显然,在年轻打工人眼中,董明珠已经与他们“脱钩”了。 这当然不是董明珠想要的。 事实上,她已经在她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内尽力地去和年轻人沟通, 比如,她也说过: 我们现在不要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说现在年轻人不行,优秀的年轻人还是很多的,因为他们是支撑未来国家的发展,人类发展的支撑点,对吧? 凭心而论,董明珠对年轻人是有寄望的,但她心目中的年轻人,就像她当年亲自树起的“董明珠接班人”孟羽童一样,是完全像她年轻时候一样,“三十几年没休息过”,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但时代终究是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甘于像董明珠那样“奋斗”。 ▲董明珠和孟羽童(图/CFP) 如何理解时代变了? 第一,董明珠生活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改革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房价还很便宜,阶层没有固化,无论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还是学历不高的打工人,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大多都能收获一个不错的成果。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卷”,竞争更小,收益更大。我想,如果可以和董明珠交换时代的话,很多年轻打工人也是愿意没日没夜地加班的。 从某种程度上,当代年轻人不想“拼”,也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利益权衡。当“拼”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划算,不想拼就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 第二,尽管当代年轻人有很多“时不我与”的抱怨,但他们内心里也知道,相比父辈,他们这一代人的家庭条件要好得多。 他们的家庭不仅有能力容许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躺平,比如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全职儿女”;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父辈的奋斗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GDP世界第二,而是为了给儿女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让儿女可以不像自己当年那么苦。 这么说吧,一个正常的父母,即使自己年轻时“三十几年没休息过”,他(她)也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上如此奔忙的生活。 让自己的儿女不那么拼,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这不就是父辈奋斗的理由,乃至结果吗? 所谓时代变了,不仅是中国一家的事情,但凡有过高速增长期的经济体,无不要经历这样一个代际的行为变迁。 再比如,父辈中的很多人天再热也舍不得买空调,买了也舍不得开,这难道就是格力想回到的时代吗?正是因为民众开始享受生活了,开始消费了,格力的空调生意才能保持那么多年的中高速增长。 这样的粗浅道理,董明珠可能是不屑于懂,她只愿意生活在自己“三十几年没休息过”的时代幻象里,无法自拔,无法跳脱。 02 有一则评论我很喜欢: 老板,人家想要的是多一些休假,好去休闲放松完了回来继续踏实上班,你怎么叫人直接就辞职了。 如果是外国人,看到董明珠“打工人想要休闲可以辞职”的评论,多半会发出“友邦惊诧论”。 我们总说要与世界接轨。市场经济要接轨,法治要接轨,尊重企业家要接轨,保护私有财产要接轨,重视个人权利要接轨,很多高大上的制度设计都需要接轨,但“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难道就不需要接轨吗? 在发达国家,“work-life balance”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普通打工人可以不知道亚当·斯密是谁,但这件事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较真。 图/图虫创意 随便看看国外的公共舆论,当我们还在为了“996”和“调休”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人家正在讨论的是“work from home”(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探索的是“一周四天工作制”。为了把员工拖回办公室,国外的大厂老板操碎了心,马斯克都怒得语无伦次了。 但人家的经济为此崩溃了吗?好像没有吧,英伟达的总市值刚刚超过3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三家3万亿市值的公司。 有时候,我总会觉得这个世界很魔幻、很折叠。明明“work-life balance”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常识,明明李彦宏当年在加州的自家后院里也一边晒着加州的阳光一边种菜来着,但仅仅是跨了几个时区,我们这里就有了百度公关一号位的霸总名言,就有了刘强东的兄弟宇宙(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话说,董明珠的话其实和刘强东也差不多啊,他们都对“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十分地看不惯。 03 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亲商”的人,一向都对网上那些反资本的言论深恶痛绝。 有人说了,批评董明珠的言论,就是反资本,反民营企业。 可这是一回事吗? 我看,这么说的人才是“反资本”、反民营企业、反企业家,他们把企业和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丑化成了“加班原教旨主义”。 他们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内涵一直在自我更新吗? 在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里,就是包含打工人与企业的长期博弈,就是包含打工人的权益(福利)的不断上升,如果你非要回到19世纪的那个“正宗”市场经济里,建议你穿越回狄更斯时代的兰开夏纺织厂吧。 事实上,正是有了打工人与企业的长期博弈,才有了今天我们热爱的拥抱的那个市场经济。 我相信,就像“休闲与工作”可以平衡一样,企业与打工人的权益也可以在博弈中达到微妙的平衡。非要把休闲与工作、企业与打工人对立起来,那不是现代人,那是单细胞动物。 想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想要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想要一份少加班的工作,这不是反资本、反市场经济,这是伟大的博弈,这是参与净化、升级市场经济。 图/图虫创意 当然,在本次董明珠事件跟帖里,还是看到了不少令人作呕的“反资本”言论。 董明珠是一位极其杰出的企业家,她的确丧失了和这个时代年轻人对话共情的能力,但你凭什么喊着反资本的口号“打倒”人家呢? 不让公众批评董明珠的是单细胞生物,但借机反资本的,就连生物都算不上了。 为什么批评董明珠的言论,就一定将民营企业视作洪水猛兽? 工作机会,是民营企业家、打工人、消费者共同创造的,没有谁养活谁,也没人天生高人一等,但谁也缺不了。 这一层意思,经济高歌猛进也好,经济不景气也好,就业机会多也好,找工作难也好,都是不变的。 企业家不能因为自己的经营出了问题,或是经济大环境一般,就找打工人的茬,在打工人身上找增长点,这是没出息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打工人也别整天资本资本的挂在嘴里,你们要批评博弈的是企业的不当行为、企业家的不体面发言,而不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合法性。 没有了企业,打工人连博弈的对象都没有。 图/图虫创意 前几天,看到国外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讨论:有没有人觉得40小时工作制不适合人类? 原文明明说的是雇主(employer)控制着你何时吃饭何时上厕所,但到了国内博主这里,就华丽地将“employer”翻译成了“资本家”。 某些打工人的思想就贫瘠至此了吗?脱离了“资本家”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概念,你们难道就不知道该如何讨论问题、如何正常批评了吗? 对,只要你真诚地抬出了资本家,抬出了反资本,这就不是体面的批评方式。 这就好比,你可以在桌子上和对面的人激情辩论,吐沫星子直飞,指着对方骂娘,这些都没问题,但你不能把桌子给掀了吧。 这就不是博弈了,也不是辩论了,这是动粗。 打工人追求的是work-life balance,拥抱的是21世纪的市场经济:工作与生活可以平衡,企业与打工人也可以博弈。 那如何平衡董明珠的言论呢? 批评就是一种平衡,用脚投票就是一种博弈,再不行,你也可以粉胖东来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有很多类型,你挑自己看得惯的就行。 在中国语境内,学会批评,而不是批判,这是每个打工人的成年礼。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20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足刚刚1:1在主场艰难逼平了泰国队。 网络图片 此前有媒体把这场比赛称为背水一战,我觉得不太准确,这显然是放水一战。 网络图片 对,泰国队明显放水了,没有让中国男足在主场输得太难看。 上周,随着上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被查,中国足球已经实现了主教练、足协主席、体育局长全部落马的贪腐大满贯。于是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再次跑了出来: 中国足球没搞好,都是因为水太深、腐败太严重了,都怪干部里面有坏人。 这就是典型的瞎扯淡…… 网络图片 中国足球的确是水很深,贪腐很严重,但它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中国足球不行,中国足球也腐败,它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不能让腐败给中国足球不行背锅,更不能让某几个腐败分子给中国足球不行背锅。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要把足球搞好,你得按体育规律来管理,得按市场规律来办事。 首先,足协应该是一个服务于足球事业的协调机构,而不应该是全中国所有球队的老板和领导,更不应该是一个处处给足球发展设卡添堵的官僚机构。 然后,各级商业联赛要按商业规律去举办,足协守好公平竞争的底线,让各个俱乐部自己去赛场上凭本事踢球,去市场上凭本事挣钱,不要搞一些全世界都没听过的莫名其妙的规定让赞助商不能给球队命名。 最后,体育人才的培养,就该是多修公共体育设施,给孩子留足体育运动时间,给社会资本宽松的办学校搞青训的空间,把不同年龄段的联赛踏踏实实搞起来,体育人才自然就生长出来涌现出来了。不只是足球,凡是群众基础良好的热门体育运动,都是遵循同样的规律。 这些个道理,不是我一个外行非要去指导内行,而是全世界所有的把足球搞到了正常水平的国家共同的经验,这里没有一丁点的卡脖子的地方,100%全公开透明的技术。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实施细节会略有差异,但基础的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按体育规律管理,按市场规律办事。 足球,靠领导重视没有用; 足球,靠举国体制没有用; 足球,靠反腐打黑没有用; 足球,靠海参人参都没有用…… 足球,专治不服,想要好成绩,想要争口气,你就听话按规律办事,别想着大力出奇迹,别总想着弯道超车。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础和市场体量,长远竞争不输给任何任何国家,按规律办事,不要沉迷于摸石头过河。 其实,也不只是足球这样,其他领域…… 算了,保号要紧,今天不提什么建设性意见了。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最近这两天有一张图片在互联网上火了,通过图片可以清晰的看到。 上面写着卫生间管理人员公示栏,其中只有一名保洁人员,剩下的五个人都是管理的人员,上面清晰的写着。 安全第一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管理人员、监督人员,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图片感到匪夷所思,一个小小的厕所,还整出来五个管理人员。 这个厕所究竟有多大的能量? 还是说这样的现象是普遍发生的? 很多网友有人愤愤不平,有人开始冷笑。 我也注意到,类似这样的现象确实不在少数,这绝对不是个例,而是一种社会上的缩影。 一个厕所只有一个保洁员在工作,其余的五个人都是负责监督和管理的, 一个小小的厕所,真的像我们现在一些职场。 说句老实话,很像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管理的人员众多,臃肿,而干活的工作人员都在最下面。 再者说了,一个公厕,一个清洁人员如果能够满足得了该公厕的工作需求,那么剩余的五个管理人员,他们的职责又是什么? 看起来写的第一负责人,但我相信,如果公社出了问题,这个第一负责人恐怕也负不了责任。 现在很多头部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在大幅度的裁员,很多公司都在抱怨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是我们看看,一个公厕就有六个人领工资。 而干活的只有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现象,也难网友们有意见,不满意。 一个厕所需要如此众多的岗位,那么厕所这些岗位的分工真的有必要吗?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一下,如果一些人的岗位没有必要,我觉得完全可以撤销这样的岗位,我实在是难以想象,按照这样的逻辑看下去,其他的单位,真的不敢想。 网络图片 有时候看到一些消息和数据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否则真的受不了。 无独有偶,除了互联网上曝光的图片之外,之前也有人报道过类似的消息,比如说公厕长公示牌,可以清晰的看到,有总厕长,还有厕长,上面还仔细的写了工作的流程,有检查,有督导,有解决问题,还有相应的卫生标准。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也联想到一些其他的新闻。 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些在大街上打扫卫生的人,他们经常被曝光出来这样的消息,有人来检查,那叫一个细致入微,动不动就罚款。 甚至还有网络上调侃的段子,“往左扫三下,往右扫三下”,老实说看到一些消息的时候,不仅让人觉得震惊,还有一些讽刺。 从一个厕所的状态就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的现象。 网络图片 网友发的这张图片能在互联网上引起不少的舆论,我个人相当的能理解, 我也看到一些网友强烈的建议,完全可以裁掉四个人。 留两个人就行了,一个干活的,一个监督的,这样大家还能够理解,但是一个干活的,五个监督的就让大家不能够接受。 我们在互联网和生活当中总能听到这样一个段子,有人问小朋友长大了想干什么? 小朋友兴高采烈的回答说,我长大了,想管厕所。 每当听到这样的段子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露出了微笑,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段子觉然在有一天真的变成了现实,不仅可以管厕所,还能够领工资。 甚至连面都不用露。 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最近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些国外知名大学的留学生,回家之后,毅然决然的报考了某乡镇的公务员。 见过荒唐,没有见过这么荒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现在的人对于铁饭碗有多么的重视,无论是从国外名牌大学回来的人,还是积极备考的人,大家对于考公务员,对于拿编制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 如果每个人都变成了公务员,都为大家服务。实在是不该想象这种状态, 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大家都非常的幸福。 强烈的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 当然了,很多网友有意见,我觉得也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万一公厕出现了安全隐患怎么办。 所以说有五名管理人员也是理所应当的,虽然这些管理人员的工资能够抵消很多保洁员的工资,但一切都是为了安全,都是为了大局。 甚至还有网友调:“三个事业编,两个环卫编,一个临时工。” 文章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