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监狱的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1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 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 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 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2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网络图片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4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5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网络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
哈尔滨现在很缺钱。 尽管尝试闯关已经将近8年了，哈尔滨的地铁二期项目依然被国家发改委驳回了。原因是：岌岌可危的城市债务率。 网络图片 通俗来说就是，没钱，中央担心你负担不起。 哪怕贵为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知名老工业基地，面对地铁这样价格高昂的玩具，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哪怕是去年冬天旅游爆火，被说是迎来了“泼天富贵”，也没钱。 何况，看似热火朝天的旅游业，也并没有给哈尔滨带来多少收入。 网络图片 和2019年相比，2023年哈尔滨的游客数量为1.35亿人次，暴增了41%。但旅游收入1692亿元，只增长了7.4%。 人数倒是泼天了，可收入却没怎么富贵。 2023年，包含哈尔滨在内的整个黑龙江，旅游收入约2200亿元。而广东省同年的旅游收入是9520亿元，是黑龙江的4倍还多。 而说到广东，我们可能会想到服装，外贸，汽车，金融，IT，房地产……无一例外，和旅游无关。 广东特别著名的景点，您能想到有什么？ 可见，实业强的地方，旅游也多半不会差。实业垮掉的地方，网络游客再多，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更像是一场新闻里的热闹，赛博中的狂欢。 网络图片 当然，作为牛气了很多年的老牌工业城，哈尔滨的名声一直在。就像过气许多年的人民艺术家，德高望重，哪怕QQ音乐的留言只有个位数，真要上春晚压轴，也没人敢说个不字。 如果说哈尔滨的暴火，还算有迹可循。那甘肃天水的麻辣烫突然出圈，只能说是平地起高楼，大力出奇迹。 从去年初淄博烧烤旋风后，向淄博学习，就成了很多无名小城逆风翻盘的秘诀。河南南阳、河南濮阳都专门成立了调研组，特地跑去淄博取经。 不知道南阳市随后组织的迷笛音乐节，是否就是调研取经后的成果。 网络图片 无它。唯一钱字而。 无论河南或是东北，都是这轮政府举债大潮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重灾区。 抬头一望，眼前皆是前任领导们大肆借钱后留下的一地鸡毛，以及未来究竟何去何从的迷惘。 房子卖不掉，实业不景气，一大堆体制内员工要吃饭，还有每年必须偿还的天价利息——对这届领导的能力要求，着实有点高。 大家难免怀念从前的黄金年代。那会儿搞经济，出政绩是多么简单。 曾经的独山县委书记潘立志，在任期间狂借400多亿，建大学城，建开发区，建水司楼，凭借辉煌的政绩一路升到副厅级，留给独山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是一年利息就高达40亿的天量债务。 曾经的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借债兴建了23个旅游项目，包括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工滑雪场。他在六盘水干了3年，就欠下了各路债权人1500亿的债务，相当于当地25年的财政收入。 然而在锒铛入狱之前，这23个旅游项目，也推着李再勇当上了贵州省的副省长。 网络图片 如今，政府负债已经成了一个众人避之不及的雷区。那么以后，政绩怎么出，领导怎么提？ 答案也许就是向淄博看齐。 既能在互联网平台搞出个大新闻，让全国人民喜闻乐见；又能在上级领导那边出风头，证明自己脑子活，有办法，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种花小钱邀大功的好事，全天下还有几件？ 互联网已经取代了土地财政，成为新一代政绩工程的角斗场。 甘肃天水的一夜走红，处处都透着诡异。有伏羲庙，有大地湾，有麦积山石窟，但左选右选，为什么偏偏选中个麻辣烫？又是哪国哪城的市民，好好的班放着不上，扎堆挑工作日跑去大西北吃麻辣烫？ 除了刻意为之的营销，我们想不出任何旁的合理答案。 但淄博的火速过气，哈尔滨高悬的债务证明，旅游或许能赚钱，但绝不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关键点。网红营销能营造一时的轰轰烈烈，但最后究竟能给市民带来多大的实惠，没有人去认真论证。 网络图片 当然，也不需要去认真论证。经济效益如何另当别论，但各种工作汇报，调研材料，新闻通稿，多半是已经准备好了。 大力出奇迹的政绩工程只会变样，不会缺席，不过是从以前的经济园和开发区，挪到了抖音、微信和小红书上头而已。 天水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争取让每个中华名小吃都上一遍热搜之前，轰轰烈烈的人工造景不会停息。 但凡事要往好处想，虽然请策划公司出方案得花钱，请网红扎堆发视频得花钱，在自媒体平台“病毒式”投放也得花钱，但再怎么花，也不可能短短3年就烧掉1500亿。 这或许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姜汁满头
看浙大赵鼎新教授的辞职信，有点感慨。 他正在上海为社会学系筹款的时候，系里开了一个党政联席会，搞了一个“社会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作为系主任，他根本不知道要开这个会，今后“更高站位”的学科建设和他想的也不一样，他也感到无法面对自己引进的年轻学者，于是一口气辞去了好几个职务。 这个概述中，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他正在上海筹款这个细节。研究经费不够，他自己想办法筹款，这一点他延续的还是美国大学的做法。其实在中国不是这样的，经费要向上面申请，要想办法“报项目”，不管是浙大、浙江还是教育部，都不缺钱。 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他。他准备从芝加哥大学彻底退出，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中。那时，肯定已经有变化的潜流或者征兆，而他全然不觉，可见一个学者不管理论多么扎实、逻辑多么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该报道还提到他给浙大社会学系带来的一些“变化”。讲座明显增多，学术氛围活跃，年轻人的研究主题都很有趣，有一些学术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不想让学术那么僵化，而是尽可能保持开放和活力。 现在看来，这些“站位”还可能不够高，多少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看过去很多年赵鼎新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他也在努力“接地气”和融入。他曾经从竞争的角度（他早年是搞生物学的），为“权力的集中”辩护，讽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却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圈”，或许，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点“自由主义”。 他甚至是一个“筑牢共同体”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说明已经在努力提高“站位”了，只是还不够“进步”。 他内心理想的学术图景，应该是努力保持某种平衡。一方面，他长期在加拿大、美国读书和研究，熟悉那里的学术氛围，想引进到浙大，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也要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了。 读他的辞职信，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倒不是为理念冲突，而是他的语言： “这就把我这个刚刚退下来才不到10天，并且仍然担任着社会学系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动，眼见教师们的各种焦虑我心里难受，但我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无能为力。想来想去我只能决定辞去所有职务，为‘陈素珊新政’腾出道路。” 这段话中的那个“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而是一个在小权力体中挣扎的可怜人。这里的关键词是“老人”和“新政”，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单位”中都有着这样的冲突。坦白说，这和我小时候在河南一个乡镇感受到的学校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权力斗争”不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所能驾驭。被“排除出”去，有着某种必然，也未必是坏事。尤其是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这至少为你提供一个研究主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在大学里学了四年新闻，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干了十六年新闻，可以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对于新闻伦理的问题向来也很重视。 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 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 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启示录，较早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又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 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 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 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 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 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 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极端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 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 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 这些，就是新闻专业。 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联后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大家可以去该航班乘客刘志宏曾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 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更开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怎么死掉的呢？ 如果说报道灾难的终极目的是要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反思灾难，那么报道“死了谁”可能是引导大家追问灾难为何发生极为重要的前期准备和动员。逝者的个体形象越具体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会反思灾难的冲动和欲望。这，是新闻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动机。 现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闻真记者的特殊群体，动辄指责媒体追求流量，呵呵，你们知道什么叫新闻吗，新闻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鲜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闻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闻自有新闻纸开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没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闻。 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最近几十年没有人看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它们没有流量，那就是因为它们刊登的不是真的新闻。真正的新闻，从来都自带流量。 灾难发生后，希望记者躺平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心思有问题。有些人，一辈子没有正经做过新闻，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道还有人真的是想认真做新闻的。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意识到真正做新闻的意义，也没有享受过做真正的新闻的成就感。 报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职业范围内正常的新闻生产行为，也是完全符合新闻伦理的。只有虚构、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几个逝者的信息剪辑拼凑到某一个人身上，人为编造出特别反常的人物故事欺骗读者，那才是违背新闻伦理的。 采访逝者的家属，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会接受，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场大灾难发生后媒体只报道救灾而完全没有逝者及家属的声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种严重的新闻事故，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那是极不正常的。 灾难发生后，势必要涉及赔偿善后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社会矛盾发生后，当公民个体与国企和成规模的行政力量对抗时，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人为忽视，那他们一定会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体不去找他们采访，他们也一定会主动寻求媒体的关注。所以，灾难发生后不仅仅是媒体需要采访报道逝者的故事，遗属也有寻找媒体发声的主观动机。 此时媒体如果不关注他们、不去采访他们，那么一旦他们被高额的赔偿封口，那么追问灾难为何发生、反思灾难的后续也就很难有情感和事实的依托，灾难最后就沦为有钱可以买命的交易，也就难以追问和反思。而如果不追问灾难为何发生、不反思灾难，那灾难就会不断发生，今天被刘志宏遇上，明天就是你我。毕竟，动车会追尾，飞机会失事，而我们都要出门谋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灾难发生后报道逝者，这也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这叫吃人血馒头，那以后凡死人伤人的事情媒体一律不报道了。公安城管暴力执法打人会见血、重大的凶杀案会见血，打仗会死人当然也会见血，这些事如果将来媒体都不报道了，世道是会越来越好呢还是会越来越糟呢？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加入专题社群留言参与讨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转型Media人
这种极端主义力量最终是要吞噬整个社会，你我他之间只不过顺序不同而已。 美国在进步主义时期曾经涌现过一场“扒粪运动”(muckraking)，Henri George、Lincoln Steffens、Ida Tarbell等作家、议员、记者勇于揭发社会丑恶，曝光市政选举、行会、公司商业等领域的腐败现象，促进了法律的健全和社会的公平。 不过100年多后的中国，形成一场目标和效果完全相反的“泼粪运动”，泼粪者自称爱国者、人民代言人，其实他们从来不敢揭露什么贪污腐败、民间疾苦、社会不公，而是专门挑那些总体上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有目标的抹黑、泼粪，让这些进步和理性力量慢慢社会死亡，让社会逐渐回到黯淡黑暗时代。 这场泼粪运动始于21世纪初，不过那时候我们传媒话语权还掌握在官方和职业媒体人主导的市场化媒体手中，泼粪者彼时只是互联网的边缘力量。但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带来的传媒去中心化，给他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施展空间，他们通过各种自媒体把煽动性观点送达数亿手机端用户。很多人从以前被鄙视的社会“边缘人物”，一跃成为拥有几百万、几千万粉丝，具有呼风唤雨、左右社会舆论能力的“意见领袖”。 他们的战法也越来越娴熟，目标也越来越大，从全球500强企业、民族品牌代表，到诺贝尔奖得主，到清华大学等顶尖高校，到地方政府，无一不成为他们的猎物，并且他们无往而不胜。他们的作战如群蚁围攻大象，一哄而上，待留下一堆白骨后，又悄无声息散去。他们从来不暴露真实身份，众多呼风唤雨的博主们，从来都是化名，我们至今也不知他们的真名是张三、还是李四。 那些“爱国博主”非常善于打蛇打七寸，宛若是康老王关戚转世，构陷手法和话术与那个年代的大批斗如出一辙：故意在意识形态最敏感的民族主义或国家安全话题上给人找茬，先给你定上一个汉奸通日、无良资本、危害国家安全或侮辱先烈的大帽子，这样即使不能置猎物于死地，也可以让他名誉扫地。然后，他们利用最精致的显微镜，寻找你的创业史或言论中的瑕疵；如果没有瑕疵，也不要紧，他们最擅长的是指鹿为马、捕风捉影、曲意栽赃。 网络图片 如果你的企业是国企改制而来，他们会说你侵吞国有资产；如果你的企业有外籍员工，他们会说有可能埋伏了中情局特工；如果你的企业有外资股权，他们会说你被海外资本代言人；如果你的企业在海外上市，他们会说你泄露行业和国家机密。总之，以前咱们党中央鼓励的，现在到头来都成为他们的罪证。 他们还擅长任意发挥想象力，比如会把红色圆物或放射状图案，说成是含有日本国旗或军旗元素，冷不丁扣你个日杂的帽子。岂不知我们六七十年代的东方红艺术形象，都是圆日加放射性图案，难道这也是媚日吗？他们用这个套路去碰瓷，竟然屡屡得手，竟连很多地方政府都不敢辩驳，就匆忙撤下广告或修改图案，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网络图片 这些“爱国”闯将们，整天以左派领袖自居，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现代政治学上左派进步光谱的色彩。他们从来不关心弱势群体，而只会在你为弱者呐喊的时候，他们来一句：你这是在故意放大社会黑暗面，给敌对势力递刀子！他们心中的国家，不是人民组成的集合体，而是一个空洞的国家机器概念；他们眼中的人民，不是一个个享有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公民，而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蝼蚁。他们不过是一群投机者，一群懦夫，一群愚弄人民的极右翼。 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是妖魔化改革，逐个击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科技、教育、思想艺术等领域的最璀璨成果，摧毁一个个有着无尽创造力的企业、团体、个人，让社会原子化、碎片化，让个体工具化、愚昧化，倒退到黑暗无际的时代。 他们在努力按照他们的方式净化我们的社会，但是这种净化是致命的，就好比1930年代中期国家社会主义者们净化了德国，但是德国失去了5万多名顶尖科学家，最优秀的人文思想家也都闭嘴，爱因斯坦在流亡，雅思贝尔斯在战战兢兢中度日，奔驰、巴斯夫沦为兵工厂，爱国者们胜利了，但是德国从此成为二流国家。 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美国的惠普、戴尔等竞争者没有击垮联想，但是他们做到了；国际同行的产品没有压垮农夫山泉，激烈的竞争只能让我们优秀的企业越战越勇，但是这些泼粪运动，可以瞬间让销量减少80%，市值蒸发近400亿港币；全球教育同行都在羡慕清华近年的进步，他们无法阻挡清华日益崛起的地位和声誉，但是我们泼粪的爱国者们做到了，在很多人心中清华已经成为对国家毫无用处的学校，去年高考招生很多人弃清华而择它校。 网络图片 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党和政府同样终将是受害者。这些网络大V架空党媒，削弱党的舆论领导力；他们的泛滥严重破坏法律、政策的公信力，“爱国大V”的一个短视频就可以让党中央某个文件的效力付之东流，所以，如果不能遏制这些网络民粹，制订《民营经济促进法》又什么用呢？隔三差五就拉出来一个企业家（并且都是行业佼佼者）登台示众，哪个企业家还敢大胆做事呢？以及，等到社会理性力量都被清除了，谁知道他们是否会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政权力系统呢？ 面对一个个企业、大学、公众人物社会形象的被黑化，我们能够吸取到什么教训，或者我们应该有什么警惕呢？ 一些企业家、学者、教育机构一贯保持“洁身自好”，从不关心社会冷暖，夹着尾巴发财、做事，自以为掌握了中华文明的千年精髓，避粪有术。其实他们的谨小慎微，洁白履历并不能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最终不免成为被围攻的猎物。 网络图片 我们的一些企业，乐见同行被泼粪，甚至会主动收买水军，为这种网络情绪推波助澜，企图收割泼粪红利。奉劝这样的企业不要寄希望于机会主义，不要做不劳而获的美梦。在泼粪者的显微镜下，所有企业都是有原罪的，你能保证下一个不是你？ 更有一些人以泼粪起家，自以为御粪有术，几年来打公知、讨汉奸游刃有余，岂不知玩弄刀枪者必为刀枪所害。泼粪后浪推前浪，一代泼地比一代强，前泼者无不沦为后泼者的靶子，此乃历史定数，就像批胡适的人，在批判胡风运动中打倒；批胡风的人，又在被批吴晗运动中被打倒；批吴晗的人，最终在“批林批孔”中被打倒。在泼粪的链条上，人人都将是受害者，人人的归宿都是身败名裂，人人都是祭坛上的猎物，请那些泼粪高手在欣赏战果之余，多有一些历史智慧，看清自己的归途。 所以，反对网络民粹、网络极右翼主义、网络暴力人人有责，官民同责。你或以为自己精明，可以消灾；你或以为是自己人，不会受灾；你或以为可以控制利用它，可以化灾为利，这些都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这种极端主义力量最终是要吞噬整个社会，你我他之间只不过顺序不同而已。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失意者宋先科 1. 3月14日一大早，我坐上G1321次高铁，列车经过南昌、萍乡、长沙、娄底等沿线城市，六个多小时之后到达溆浦南站。 这是我第一次来湘西，出站之后发现，从高铁站到溆浦县城还有四十多公里山路，并且外面居然没有出租车候客区。三五个穿着深色衣服的黝黑汉子围上来，问我要去哪里，我对搭黑车心里有点抵触，有些犹豫，好在不远处停靠了几辆中巴车，是连接高铁站和县城的班车。我走过去上了车，十多分钟后中巴车基本坐满，司机说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话，车子就启动了，晃晃荡荡地在盘山公路上绕行，路边各种树木都已绿意盎然，而绵延不绝的油菜花令人有梦幻之感。 网络图片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到达溆浦镇南医院，我找到宋先科病床，看他躺靠在病床上，身体瘦削，脸有点肿，露在外面的脚部有明显瘀血，局部有些溃烂，我问老宋，情况如何？ 网络图片 宋先科回答说这两天情况还可以，然后下午晚点还有两个同学从怀化赶过来，让我和他们见见。老宋说话口音重，语速快，多年不见，我发现更不容易听清楚，一来二去，不知怎么他已经在和我说经济萧条和俄乌战争，我不得不把话题拉回到病情，才知道早在2013年，他就查出有了糖尿病， 2017年又摔了一跤，这些年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后来还是他弟弟把我拉到一边，说宋先科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病情恶化，春节前住院一直到现在，前几天他因为急性心衰进行抢救，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好在抢救过来了，目前算暂时脱离危险期。 在抢救过程中，宋先科对他弟弟提到了我以及另外几位朋友的名字，因此他弟弟通过宋先科微信给我发了消息。 我应该有六七年没和宋先科见面了，我的大部分朋友应该也不知道宋先科。不过多年以前有一句很著名的广告词：“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先科”。当时，王俊秀等朋友就拿“中国看先科” 来揶揄老宋，希望他能干点轰轰烈烈的事。多年之后，先科电器早已没落，而六十挂零的宋先科豪情不减，但出师未捷，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要站起来都已经很不容易。我站在他病床前，心绪翻滚，不知从何图说起。 2. 宋先科和我大概是2002年前后通过天涯社区认识。关于天涯社区的起起落落，最近有很多动静，商业上，天涯社区应该很难起死回生，但那个年代，天涯社区毫无疑问是最火热的时政论坛，影响了无数的热血青年。我早年和许多朋友相识，都是源自天涯社区。 初识宋先科，感觉他不修边幅，嗓门很大，说话直来直去，也不太顾及场景，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尴尬。 当然这种粗犷只是一个浅层表象，宋先科并非一个大老粗，他1990年考上北大硕士，追随法学名宿龚祥瑞先生研习法律，和当年很多北大风云人物有过来往。他有个同学，也和我很熟悉，那就是同样来自湖南的杨支柱。杨支柱在青年政治学院任教期间，创办了学而思网站，是本世纪初非常有名的学术和思想网站，而杨本人更是网络论坛上一支健笔，经常以尖锐文字针砭时弊，因此被学校当局忌恨，后来被剥夺教职，贬到学校图书馆工作。杨支柱后来专注于计划生育议题，为生育自主鼓与呼，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声音之一。 宋先科说起那些年在北大的经历，如数家珍，会有些许作为北大人“与有荣焉”的那种得意。 宋先科一直念念不忘龚祥瑞对他的影响。龚祥瑞是钱端升门下三杰之一，40年代公派留学英国，回国后命运多舛，历经各项政治运动，后来在北大任教，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当代很多重要法学和政界人士都出在他门下，其中就包括….龚祥瑞逝世后，宋先科也写了悼念文章。 宋先科记忆力超强，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或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典论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激情燃烧的知识人模样。 可以想见，那些求学和教育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 宋先科北大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某地司法局，不过他很快因为参与当年的一些民间活动（本文显然不便展开），而身陷囹圄。多年之后，我问他，在里面感受如何，他回答了一句：那不是人过的生活。 不过由于这段经历，在和人交往的时候，老宋的警惕性就很高，甚至有点神经过敏，有数个场合，我注意到，在交流几句话之后，老宋会借口有事提前离开，事后他和我说，某某某很可能身份特殊，不可信任。老宋这些疑神疑鬼的反应，也影响了一些朋友对他的观感和评价。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个人在非人的地方熬过两年之后，多少会遗留下很多心理创伤，对于一些人和事，会过分敏感，其实也难以避免。 3. 从里面出来之后，宋先科自觉在湖南呆不下去，而他很多校友都在广东发展，大约在1996年前后，宋先科到了深圳，他先是做律师，（这次在溆浦他病床边，我才知道老宋1988年就考出了律师资格），但他的律师生涯显然并不成功。宋先科成天思考宏大话题，对法律条文似乎缺乏钻研的兴趣，他和人打交道时候缺乏回旋能力，他更不会和官府勾兑，综合这些因素，显然很难帮客户打赢官司。我曾经听他谈过一些案子，他认为他的身份限制了他发挥的空间，当然宋先科对法律本身缺乏信心，他认为法律并没有什么作用。 宋先科后来转战广州，因为在广州，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当时在媒体圈里叱咤风云的诸多北大校友，那种融入其中的兴奋感对他来说，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印象中，宋先科曾经用苍凉笔调写过一文章《广州火车站》，描绘那个年代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无序，刻画出社会底层的困顿画像。这篇文章曾经在天涯社区反复转发，不过如今我却怎么都搜索不到这篇文章。 宋先科做过的最高光的一件事，或许是推动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 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官方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谓XX新政说法不胫而走。 在广州蛰伏许久的宋先科，似乎也嗅到了变化的契机，那一阵子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东奔西走，寻求做事的契机。 在广东政界元老们加持之下，一个名叫广东人文学会的社团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网罗了广州学界精英，其中包括袁伟时、林贤治等知名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慷慨捐款，任 仲 夷，吴 南 生 ，前中宣部部长朱 厚 泽等老人挂名顾问。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得益于当时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以及民间社会的热情，宋先科具体如何运作，我不得而知，但在促成学会成立过程中，他无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等广东人文学会真正挂牌之际，宋先科在其中的职务是众多副秘书长之一。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聊天，他说为了安慰家里老人，电话里告诉他们他在广州混得不错，在一个省级单位任职，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我不知道老宋有没有成功蒙蔽家里人，反正他这次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广东人文学会高调宣布成立之后，真正想做事自然面临各种障碍，老宋过往经历使得他不得不淡出这个机构。后来，广东人文学会虽然也举办过一些人文活动，但活动基调大抵不痛不痒，没有引发波澜。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广东人文学会存续至今，但早已没人把它当回事。 多年之后回望，当年网络上各种喧嚣都已沉寂，但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注意到那些历史时刻曾经掀起的小小波澜。 4. 虽然个性差异不小，2010年前，我和宋先科还是有相当多互动。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杭州，我给他安排在青芝坞附近的酒店，我听他聊各种江湖轶事一直到深夜，那天我就没回家，干脆和他在同一个房间住下。第二天凌晨5点多，他一骨碌坐起来，又接续前一天晚上的话题，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但肯定都是各种宏大话题。我几乎是在睡梦中被他吵醒的，根本不想接茬，就和他说，老宋，我们晚点再说！ 那时候的宋先科，心气十足，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做梦都想干一番大事。 宋先科还是做了不少尝试，但现实是，做什么都容易碰壁。 2006年，宋先科得到了他北大校友、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和另外一个朋友的支持，成为“社会责任国际”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很多国际机构都关注劳工权益问题。宋先科在东莞租了一个房子，准备收集资料，评估当地大量制造企业的工人待遇和权益问题。（2018年12月，庄礼伟教授在泰国进行学术研究期间，不幸车祸离世，宋先科撰写了纪念文章，《稻草与飞花》这个公号曾经转载。） 宋先科大概在东莞呆了一年多，我并没有跟进了解他为“社会责任国际”所做的工作成果，但在他多次力邀之下，我的确去东莞看过他，具体和他谈了什么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在东莞东江游泳的经历却很难忘记。 宋先科租的房子离东江很近，每天在东江游泳成了他锻炼的方式，那天下午他陪我去东江游泳。那一段江面大概300-400米宽，老宋游到江中央，就往回游了。我当时自觉体力还可以，或许也有点逞能的心态，因此继续往前游，快游到对岸的时候才折返，没想到上游忽然放水，等我返程时候，水流加速，根本无法直线折返，身体不断被水流往下带，硬是被带成一个长长的斜线，加上要避开江面漂浮的水草和杂物，游起来相当吃力，到最后一段距离，我感觉体力消耗殆尽，只能仰浮在水面上，不时蹬腿形成一点推力，等真正返回岸边，已经和出发点相差甚远。那大概是我这辈子距离被淹死最近的时刻。 宋先科经常把他的朋友介绍我认识，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他非让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请我吃饭，我打车去校园，和他同学匆匆见了半个小时，但打车来回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 另外一次，在宋先科推荐之下，杜钢建教授来杭州时约我吃了一顿饭。宋先科和杨支柱对杜钢建评价都颇高，因为在90年代的患难岁月，他们一度在杜钢建家里住了个把月。印象中，那天杜教授十分健谈，对未来也有很多想法，他谈到要推动建立一个天目山书院，依托浙江民间资源，做一些民间独立学术研究，这件事后来无疾而终。后来杜钢建教授转到湖南大学任教，提出英国人起源于大湘西等雷人观点，因此声动江湖。不过宋先科一直认为，这些是杜钢建教授故意恶搞的一种另类表达。 大概在2011年，宋先科和许民权相约来杭州和我会面，不过那阵子，我正试图重新定位生活轨道，对许民权醉心的一些表达方式，缺乏热情。许民权成为了时代的孤勇者，而宋先科则继续他磕磕碰碰的人生轨迹。 宋先科最后一次来杭州，大约是2017年，我对他的满脑子想法也有些意兴阑珊，陪他在西湖边转了转，没留下其他什么记忆。 5. 多年的边缘人生活，经济上的困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很多次，宋先科都曾经尝试解决财务问题。 我记得他最早的一次生意努力，是卖酒。他和一个朋友盘了江西一个老酒厂的几吨白酒，他请了他北大校友范美忠作代言人—肯定没给啥代言费，也叫我帮忙吆喝。我不懂酒，更不懂卖酒，他说卖酒的事情我就没上心，不过我的确从他那买了一箱酒，老宋买一送一，那些酒我也作为顺手人情，转送给了几个朋友。有朋友说酒不错，有朋友说酒很难喝，不过不管怎样，宋先科卖酒事业后来也无疾而终了。 有段时间，宋先科认识了一个包工头，他们就合伙试图参与承包某段铁路的土方工程，宋先科打电话问我有啥资源，我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又有一次，宋先科试图在怀化承包一片林地，说那里有很多珍贵林木，包括红豆杉17000株，银杏3000株，这些事，他都发过资料给我，我翻看微信记录，我的回复简直有些伤人，我说你不是做生意的人，不要浪费时间了。 对我的直言不讳，宋先科倒是不以为意。多次尝试失败之后，宋先科有一次他给我发来一句话：生意不做了，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从来没问过宋先科的感情生活，印象中，他倒是和我提到过，在深圳和东莞的时期，都有近乎对他崇拜的女生，不过老宋从来没有带女朋友出场，他也没有结过婚，至今孑然一身，他病重住院期间，是他弟弟承担着主要的照护工作。他弟弟和我说，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 我顺便问了他弟弟一句，这些年宋先科的医疗费用怎么解决的？他说老宋办了当地医保，医药费部分能报销60%左右，主要负担是护理费用和其他杂费，家里的确已经捉襟见肘。 有时候我难免会想，在一个正常时代，在一个正常社会，宋先科这样的人会怎样生活？以他的个性，他不可能在体制内做一个安分的公务员，他大概也满足于做象牙塔内的一个知识分子，以他不关注细节的风格，他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律师…..以他对政治事务的热心，或许他可以成为地方议员，从事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政治为业”。但我怀疑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他内心那种激情涌动的梦想，会造就一个高傲的自我，注定和现实很难兼容，成为失意者，几乎是某种宿命。当然，失意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个正常社会的失意，可能是心甘情愿的，而在一个不正常社会的失意，则注定抱憾终身。 当然，失意不等于失败，起码宋先科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从来没有哀叹命运的安排。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宋先科，我想到了身患癌症的杜导斌，想起了和我们争论不休的笑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的，我们这些20来年前相识的朋友，有些人已经老去，有些人则病怏怏，不少人选择了飘零海外，大部分都不再年轻，历史车轮已经把一代人碾压成泥。而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信念和价值观，却依旧鲜活热烈，拒绝被历史埋葬，现实和信念的这种撕裂感，让人不胜唏嘘。 6. 在认识宋先科之前，我并不知道湖南溆浦这个地方，他曾经多次邀请我去溆浦玩一玩，我多次答应他，但从来没认真计划过。 这次终于来到溆浦，宋先科早年的学生海洋律师驱车带我在县城兜了一圈，县城看起来经济不甚发达，当地没有什么特色工业，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的务工收入。我回想起宋先科不止一次和我讲过，溆浦有多少人在广州和深圳打工，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中，很多都是溆浦人。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认真在出租车司机当中发展溆浦老乡，经常和他们打成一片，但他一直没有等到利用溆浦出租车司机闹罢工的机会。 群山环绕的溆浦，也有其独特的文脉源流。据称当年屈原在流放途中，曾经在溆浦居住数年。溆浦之名，取自屈原诗歌《涉江》，“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而近代历史上，溆浦出了一个向警予，是中共早年革命家，也是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 很难从宋先科身上看到和屈原相似的印迹。不过海洋律师和我说，他认为宋先科和向警予有些神似，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革命家气质。向警予纪念馆是当地主要的旅游景点，而宋先科所坚持的那些理念，似乎看不到任何机会。 值得欣慰的是，宋先科的努力并非完全不落痕迹，海洋律师认为，是宋先科帮助他走出了原来的那些观念桎梏，因此他对宋尊敬有加，忙前忙后，付出了很多心力。 宋先科的老家离县城大概十来公里，他父亲是村干部，但老宋告诉我，饥饿是童年唯一的记忆。我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糖尿病与大饥荒》，其中提到：大饥荒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即使在食物丰沛的时期仍然习惯于摄入高热量食物，诱发了糖尿病的高发。对特定疾病的医学溯源，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但对经常在病床上昏迷的宋先科，显然已经没有意义。 那天傍晚临走之前，我见到了宋先科早年的几个同学，他们力邀我多留些时间，晚上和我好好喝一杯。和他们聊天得知，宋先科1980年毕业于怀化师专，毕业后曾经在一个中学教化学，考取了北大研究生之后，命运彻底改变。而他的同学们则在官僚体制内混了多年，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对形势走向，大家似乎有一种不需言明的默契，而对宋先科，他们则不吝赞许，对他的记忆力更是折服。 宋先科在病床上接话说，他还能大段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 由于我自己老母亲病重，我必须及早赶回去，当天晚上我就得离开溆浦。 和老宋作别，我眼里有泪水，但我并不悲伤，命运虽然残酷，但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找的。 老宋，好好养病，再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2024年2月20日，唐正琪于日本东京去世，享年27岁。在生前身后的报道里，她似乎一直只是“人权律师的女儿”。 在她短促的人生里，父亲唐吉田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是他的女儿，唐正琪被迫失学，在公益机构里长大，从未有过一个正常的童年。也正因如此，她窥见了一个名为“公民社会”的世界。 像父亲那样，为了捍卫人权，搭上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康？还是满足母亲的期盼，两耳不闻窗外事，甘于安稳却平庸的人生？摆在年轻的唐正琪面前的两条路，在当今中国根本上无法调和与兼容。 身为人权律师的女儿，意味着儿时的家庭创伤、被剥夺的教育机会，却也可能是另一个对她开放的世界的“捷径”。但她决绝地舍弃这一标签，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认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2019年，她远赴日本，打工，申请大学，跟朋友看樱花，过得拮据却快乐，探索既能有正常私人生活，也能参与公共的路径。 然而，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唐正琪的第三条“中间道路”戛然而止，她丧失了自由意志和话语权，重新跌落回属于“人权律师的女儿”的宿命。生死之间，皆躲不过披着“国家安全”之名的魅影纠缠。 网络图片 “主啊，你知我无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在一片唱诗和祷告声中，27岁的唐正琪（小名：琪琪，キキ）走完了在日本东京求学的最后一站。 3月2日上午，近50位各界人士参加了唐正琪的告别礼拜仪式。他们主要是她的父亲唐吉田的朋友、关心中国人权的在日华人、媒体人等。事后媒体报道多聚焦于唐吉田终究未获准出境办理女儿丧事、甚至再度在国保控制下失联，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人权律师团体持续呼吁的努力付诸东流。 十天前的2月20日，唐正琪在感冒发烧三天后患肺炎去世。在许多人眼中，这不啻为一种“解脱”。此前长达近三年时间，因肺结核引发的脑膜炎，她始终处于深度昏迷中，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从老家吉林赶来照料的母亲刘凤岚，几乎寸步不离，和她一起困在不到20平米的一室户里。 “琪琪是整个事件中最悲惨的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照养，刚要独立开始新生活就病倒了……”一位曾去探望过唐正琪的中国民间人士记得见过一张照片，病榻上的她因长期插管，面目已经变形，身上却还铺着写有倡导标语的横幅，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人权律师女儿’之外，有多少人在意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有着怎样的梦想吗？” 网络图片 倔强的中国留学生 举行葬礼的殡仪馆靠近御花茶屋站。据传，幕府时期的一位将军因打猎时胃痛在此休息，受到茶屋老板的女儿悉心照料后痊愈，便以她的名字“花”将茶屋更名。葬礼上，唐正琪生前在日语学校的同窗友人未见出席，只有班主任老师来到葬礼现场，对于未能帮助她圆大学梦深表遗憾。 经过两年学习，唐正琪通过了日语N1（最高等级）考试，但申请东洋大学却遗憾落榜。2021年4月，在单人公寓里倒下之前，她已经在另一所专门学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就读，就此解决了签证问题，准备再次申请。 在首次大学申请的志愿书中，唐正琪写道，她从网络新闻获知有支援未成年人上学的NGO存在，但做了各种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部分援助都针对男孩，即使是接受支援的家庭，也都优先给男孩，甚至把女儿拿到的支援金全部拿给儿子。 “如果能够学习，女孩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贫困和家庭歧视中逃脱，她们的人生肯定可以发生改变。”唐正琪称，她梦想在将来成立一家专门支援女孩上学的NGO。因此，她希望进入大学后能够进行三个方面的系统学习： 一是社会学相关知识，比如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否和地区独特的文化环境有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包括家族中女性是否有工作会对家庭有怎样的影响等；二是社会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她特别提到想增进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三是心理学相关知识，以改善失学女孩的心理状态，“因为家庭原因而没有办法上学的女生们，她们心里面会面临很强的压力，我认为她们陷入了没有希望的状态。我想要给她们勇气，想要给她们援助，想要让她们可以去学校。”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唐正琪对性别平等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她曾和父亲唐吉田谈论，自己感受到日本男权社会色彩太浓，女性话语权很少，包括课上女老师的评论从男性视角出发，她对此特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唐正琪出事后，在日中国留学生海月在媒体上读到上述志愿书，长叹了一口气。比起非名校不考的留学生，海月认为唐正琪在择校方面相当务实，无奈“这份志愿书写得太普通了”，她似乎刻意回避了一部分的自己独特而重要的经历，反而就像普通城市中产孩子写出来的文书那样“看起来太‘漂亮空洞’，也太‘事不关己’”，“否则或许她能进更好的学校。” 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与唐吉田是旧识。她长期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在此过程中与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人保持密切互动。因此，女儿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阿古帮忙照顾。然而，唐正琪到东京后，长达半年时间一直没来见她，令他们一度感到担心。为了减小她的经济压力，阿古智子还曾几次邀请“琪琪”到家里来免费借住，也都被她一一婉拒，“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解决。” 阿古智子家是一座三层独栋住宅，地处东京繁华的城市中心，装修雅致而充满人文气息。时常有中国访客在此借住或聚会，其中不乏受打压的其他人权律师的孩子，每每围绕人权、国际关系、社会问题等，展开批判性的交流。唐正琪也很愿意参与和中国问题相关的讨论，不过她经常推说“很忙”不能来，在人群中话也不多，没有给阿古智子留下深刻印象。较为特别的是，唐正琪是少有的更愿意用日语而非中文直接与她对话的中国人。 2020年11月，唐正琪最后一次来到阿古智子家吃饭，这也是两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单独交流。阿古智子向“WOMEN我们”回忆，当时唐正琪讲起，同在麦当劳店打工的一个女孩自杀未遂，手上还能看到伤痕，她略带批评的口吻谈道，“像这样自己伤害自己很傻，（导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阿古智子随即开导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成长背景，家庭、生活环境不好，没有条件学习，不能说是“傻”。她顺势提起唐正琪的大学志愿，建议她学习心理学，更多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我记得那一天她表现得非常理解，还说‘下个月还想到你家，跟你一起聊天’，好像很开心的样子。”阿古智子说。后来她果真听取了这一建议，修改了志愿书。 唐正琪租住的葛饰区，位于东京都市圈边缘，房租相对较低。不到2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约6万日元，加上水电、网络费用，折合近四千元人民币。海月前去探望时注意到，这个公寓楼很新，有自动门锁，一楼就是以物美价廉著称的日本业务超市，附近还有沿河的公园，“是便宜的房子中比较好的。”这让她感到，唐正琪颇有自己的主见和眼光。 但这还是给她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当初她不顾母亲极力反对留学，单方面断绝来往，除了此前自己工作积攒的一点积蓄，只能靠窘境中的父亲东拼西凑供她留学——考学失利后还要“复读”一年，只会让她压力更大。周末她去麦当劳打工，时薪折合人民币70元左右，按照在日留学生每周20小时的打工时间限额，月薪顶多5600元，只能覆盖她的开销不足六成，更何况疫情期间工作时长只会缩水。 据阿古智子了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托赴日的朋友给她带来钱和礼物，她愣是拒绝会面。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后来她获得了学校每月人民币两千元左右的奖学金，经济困难才稍微缓解。不过，她身后还是留下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网贷。 “她在日本时一直很低调，国内的政治迫害还伸不到她身上来，”海月认为，唐正琪的遭遇更像是许多中国穷留学生的典型困境：“省吃俭用”地过日子，“穷忙”之下更没有时间精力社交。她猜测，唐正琪后来之所以发病如此险恶，可能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导致免疫力差有关，加上缺少家人支持，又不愿和朋友商量、求助，这才延误了治疗。 阿古智子说，日语学校的班主任也曾评价，“琪琪的性格是比较顽固的。”老师曾建议，提前和她一起练习模拟面试，她不太接受，自认为报考的学校比较简单，有信心通过。等到真正面试时，她却发挥失利，说不出话来。 另一方面，也有时运不济的原因。阿古智子曾在社交媒体撰文指出，近年来，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下，日本的大学不得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导致进入大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很多大学对英语成绩也有了较高要求，无怪乎老师要求唐正琪重点关注英语，她的房间里也被发现有许多英文教辅书。 “我觉得琪琪自己也有一些心理问题。她比较自立，是不想靠别人的那种孩子，否则她完全可以放松一些，但是很可惜……”阿古智子感慨，“这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造成的，还是她的个性使然，我也搞不清楚。” 网络图片 被“监护”在公益机构的“小大人” 事实上，唐正琪就是曾因家庭原因失学的女孩中的一员。从她九岁那年起，父亲唐吉田辞去吉林延边州检察院的公职后，辗转深圳、北京、安徽等地做律师，陆续代理征地强拆、上访、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维权案件，唐正琪也曾短暂地随迁到深圳上小学；待到十五岁时，她不得不离开传统学校教育的轨道，时值2012年年初，唐吉田因“茉莉花事件”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近一个月，受尽折磨，染上肺结核。 那几年里，公民社会方兴未艾，唐吉田频频越过“红线”：例如，2008年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签署《零八宪章》，后来他因退庭抗议风波被“清算”，于2010年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当年，他依旧活跃于农村土地维权、批判重庆打黑、反酷刑等公共行动和倡议。也是这一年，因为对事业发展的分歧，他和妻子在起初瞒着女儿的情况下离婚——此前他已经结交了同在维权圈的新女友。 刘凤岚曾向阿古智子诉苦，刚结婚时，唐吉田曾因为看到她和别的男人说话而动手打她，后来他经常被警察跟踪骚扰，国保还会上门核实他的行踪，令她和女儿紧张不已。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母女俩的关系也伴随着控制、冲突和暴力。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援引唐吉田朋友的说法，由于父亲受当局打压，唐正琪在学校被区别对待，父亲也不希望她接受“洗脑教育”，“就这样失学了。” 曾在南京民间公益组织“天下公”工作的何佳告诉“WOMEN我们”，人权律师子女的受教育权屡屡受到侵犯，比如“709律师”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都曾遭遇逼迁、被学校拒绝入学或被迫休学。“有的当地国保也会和老师打招呼，偷偷告诉其他老师同学，孤立人权律师的孩子。”2013年下旬，何佳曾和唐正琪有过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她回忆，“小唐具体在学校有什么遭遇，她没怎么跟我们说。”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某个傍晚，唐正琪跟着她回住处借书看，两人一起坐在床边，聊了很多。何佳依稀记得可能推荐了当时畅销的某些公知著作，其中还有一本有许多动植物插图的航海日志，她俩都觉得很有趣。“小唐”慢慢讲起小时候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还说“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那一刻，何佳仿佛看到“小小的她在东北的雪地里无助地哭”，“当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听到这句话很讶异，也很心疼，却不知怎么回应……也因为这次长谈，我从没觉得小唐叛逆，一直觉得她挺懂事的，有些超出她年龄的成熟，还有一些荒凉和孤独。” 得知“小唐”病逝后，何佳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撰文怀念她，遗憾那晚没有好好抱抱她，夸赞她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养育小孩这些年，我才能更知道当时的小唐有多不容易。她是很需要爱和关心的孩子，但可能知道要得到这些并不容易，就装着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还故意表现出一些淡漠。” 何佳的丈夫韩呈祥比她早两年在“天下公”工作，那时“小唐”就已经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弄明白“小唐”在机构的“定位”，坦言“超出了自己当时的认知”。 当年她不过十五六岁，“不大不小的年龄”，却有自己的“工位”。她做的是类似行政助理的工作，每个月拿800元志愿者补贴，也时常去机构主办的培训和外展活动上帮忙。同时她也在上日语培训，包括程渊在内的机构负责人则像是“实质的监护人”，每两周约她谈一次，抓她的学习进度。“有时候他们说她，学得怎么样了，为什么没去上课，她就和正常青春期的叛逆小孩一样，会回怼‘家长’。但其实私下她是感激他们的，亲口说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韩呈祥逐渐得知“老唐”的遭遇后，依旧不理解他为何要把孩子“托养”在机构，“毕竟我们在工作，大多都是男士，照顾起来也不方便。”而据何佳所知，唐正琪并非孤例，同期还有另一个人权律师未成年的儿子托养在其他机构。家长们的目的相似，让孩子在机构接受锻炼作为“过渡”，学好外语后就出国留学，“可能也是有前人趟出过这样一条路”。 在他们眼中，唐正琪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个“小大人”。韩呈祥还记得，有个“文艺青年”气质的实习生曾说，自己想一直实习、不想做全职，这样更少受到束缚，唐正琪直白地说他这样想“”太幼稚”。某天韩呈祥和妻子发生争吵，唐正琪还来劝他，不能跟女生这么说话，而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给他出主意。 她对时局显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父亲患肺结核后一直吃药，何佳问过她，是否有免费药物可用，她答说政府给的药效果都不好，还评价了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小小年纪有那样的见地很厉害。” 在“天下公”的两年，唐正琪对权利倡导耳濡目染。女权行动派最早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动，艾滋感染者马治发发起的“全国艾滋反歧视街头征集握手拥抱”，她都有所响应和参与。“当时她年纪小，思想比较开放，接触了很多公益圈的各种人和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如果能参加的，她都愿意参加。”韩呈祥说。 与之相对，她也将公益机构艰难的生存状况看在眼里。有一次，“天下公”组织艾滋、妇女平权相关议题法律研讨会时，场地酒店因苏州公安维稳施压、临时毁约，“天下公”坚持将该酒店告上法庭，还对外公开了法院对公安的庭审记录。唐正琪不止一次向身边人讲过，“要好好学习，将来多赚钱捐给机构”。 韩呈祥于2013年下旬离开“天下公”，再次听到唐正琪的消息已是她病危之际。他一直以为，离开机构后的唐正琪早已赴日留学。然而，这个计划不知何故中断。从表面的时间记录上看，2014年3月，唐吉田因“建三江事件”被行政拘留，期间还被国保殴打至肋骨断裂，并确诊腰椎结核。 据《端传媒》报道，他们一家三口曾赴香港给唐吉田看病，在深圳罗湖口岸，母女俩已经通关，只有唐吉田被警察拦下。唐正琪抓拍了照片，边检警察发现后强行要求她删除，冲过去一下扑倒了她，手机也甩了出去。在唐吉田的记忆中，女儿刺耳的尖叫声，持续回荡在罗湖口岸大厅。 据何佳夫妇描述，青春期的唐正琪对父亲态度矛盾，会用“不太在乎又带着几分骄傲”的语气评价他所做的事。一方面，她认同父亲的人权事业；另一方面，父亲偶尔来南京看她，带她参加朋友们的饭局，她回来后也会嚷嚷“无聊”，对他们席上经常高谈阔论自由民主感到不耐烦。在得知何佳怀孕后，唐正琪更是私下劝诫韩呈祥，“你以后不要去当人权律师”。 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后，人权律师成为高危职业。那几年，唐正琪走上了母亲为她指定的道路：去广东读职高，获得珠宝鉴定师资格，以此为职业工作了几年。在母亲心目中，回老家跟着她做生意，有一套写她名字的小产权房，结婚、生子，陪伴家人左右，就是最安稳幸福的人生。 网络图片 漫长的告别 但受过新生的公民社会和女权意识的洗礼，唐正琪终究不甘心如此被“安排”的命运。201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她重拾起日本留学梦。在东京的两年多，或许是她精神上最为自由舒展的日子。身边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在忙碌的考学和打工之外，她像儿时一样钟情于日本漫画和小说，换穿各种造型的JK制服或少女系连衣裙，有时和朋友一起去参拜神社寺庙，分享美食和甜品。 “听语言学校的老师说，她是非常enjoy（享受）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的。”据阿古智子了解，三月底，参加完语言学校的毕业典礼，唐正琪和关系最好的女同学计划了一趟毕业旅行。她们去了茨城县爬山，还在偕乐园赏樱。唐正琪的微信朋友圈封面，亦是一张她手捧樱花的背影照片。 在采访过程中，我再三托人寻找和联系与唐正琪年龄相近的友人，希望更多了解她生活日常的一面，然而并不顺利。韩呈祥告诉我，有位久未联络的前同事，当年因为“腐女”同好与唐正琪走得较近，（他还记得“小唐”喜欢画的美少女系卡通画，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但在程渊受当局打击入狱的阴影下，不好意思为此去打扰人家。在东京生活的一位记者朋友则说，她也做过类似努力，但发现自日语学校毕业后，唐正琪的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联系不上。 原本阿古智子已经跟她说好，新的一年可以帮她一起准备申请文书、面试练习等，唐正琪约定过来的时间是五月初。然而，四月底，阿古智子先接到了唐吉田的电话，说女儿生病已经失联几天，拜托她去家里看看。凭借门下通风口的热气，阿古智子和求援而来的警察确认她在屋内，持续呼唤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听到琪琪微弱的声音，按照指示的位置拿到钥匙。进门后，只见她躺倒在地，紧急叫了救护车。 阿古智子事后了解，原来至少两周前，唐正琪就开始受到头痛困扰。她以为是感冒症状，去了三家医院检查都排除了新冠感染，直到第四家医院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结核——很难说这和她父亲患有肺结核是否有关联。还没来得及做详细检查，发着烧的她就突然倒在住处，陷入半昏迷状态。 阿古智子回忆，琪琪在救护车上恢复了一些意识，说头痛得受不了。“我真的很想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只想着要自己解决。我猜可能是她担心新冠肺炎传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床位不够，辗转几个小时，阿古智子终于联系上圣路加国际医院，医院表示愿意接收。 唐正琪凌晨1点入院，阿古智子到6点才离开，不久她收到了唐正琪充满关怀的语音留言，“抱歉阿姨，昨天你没有睡吗，你要好好休息啊。”阿古智子没有料到，四五天后琪琪就失去了意识，做完手术，医生判断她醒来的几率渺茫。 圣路加国际医院是东京顶尖的综合医院，被视作“日本皇室御用医院”，而且由于天主教背景，对贫困家庭素有医疗费减免政策。得知唐正琪父亲的状况，加上媒体的大量跟进报道，该医院主动免去了唐正琪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治疗上也并不吝惜输血、营养等补给。 唐正琪母亲刘凤岚赶来日本后，阿古智子一直充当着她和医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沟通人，记下的琪琪住院医疗笔记高达100多页。她时而还要面对一位绝望的母亲裹挟着阴谋论的质疑和怒火——因为原本就反对女儿留学，强烈的愧疚悔恨与其对日本的仇视交织在一起。朋友们私下分享了一些信息表明，国内国保部门一直对刘凤岚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 “琪琪的状态和脑死亡差不多，医生说还有一点点脑电波，但很微弱。”阿古智子说，如果换做是她，她会选择拒绝延命治疗的“尊严死”，可惜琪琪并没有在生前留下个人自主意愿的声明。她的父母则有着强烈的治疗愿望，选择上人工呼吸机。母亲尤其抱着她仍能醒过来的决心，不顾医护反对，坚持从国内进口中药为她私自治疗。 一年半后，2022年10月，病情相对稳定的唐正琪出院回到位于葛饰区的寓所。来自人权团体和教会的爱心人士不时前来探望。许多人都提到房间的狭小拥挤，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安静时还能听到琪琪非常沉重的呼吸声。日本政府提供康复护理服务，每天五位护工轮流上门为琪琪按摩、做复健。但这些无法抵消母亲日夜的操劳、担忧和孤独。 关注妇女权益的黄思敏律师向“WOMEN我们”表示，她不愿将人权律师家属看作一种“附带的悲剧”。“在过去的公共叙事里，他们往往是抗争中的‘牺牲品’，或是次要的‘故事线’。人权捍卫者把抗争策略和目标放在自己觉得重要、宏大的东西上，而家属受到的影响、在社运中的参与，从来都很少被谈及。”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跟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些在我们过去的论述或生活经验里，好像是被严重弱化了的。”黄思敏反问道，“我们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和社会，如果是牺牲周围的人，关系中同样存在压迫、歧视和暴力，你怎么能用平等、尊重、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运动、联结更多的人？这两者是相悖的。”她认为，改变应该从正视家人的处境和感受开始。 网络图片 “看见一个受苦的灵魂” 在知天命的年纪，女儿遭遇飞来横祸，唐吉田此时想要更多背负起父亲的责任却不可得。据阿古智子透露，在痛苦中，成为基督徒的唐吉田每天为女儿祷告。他还录下很多给女儿听的音频，除了朗诵诗歌、唱家乡歌谣、讲她儿时的趣事，也饱含对过往的追忆和忏悔，“主要是她小时候经常在外地工作，没有给她很多关爱，让她很孤独，没有给她很好的学习环境这些。” 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月，刘凤岚不太乐意继续播放他的录音。他转而拜托朋友们帮忙。有时朋友好心转告，看到琪琪听完视频，有些面部反应，但医生认为这只是不自主的生理现象而已。 事发的头两个月，唐吉田曾不断努力争取出境探视。他从北京飞到福州尝试转机，被警察拦下，口头告知限制其出境的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法，涉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此后他数次向北京公安局政府信访、甚至给彭丽媛写信，迎来的却是进一步剥夺人身自由。 2021年12月10日，在前往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途中，唐吉田“被失踪”，半年后才传出从北京转往老家“指定监视居住”。2023年2月至11月，他曾短暂恢复自由活动，此后依旧回到国保控制之下，被没收手机，只允许在特定时间与前妻交流女儿病情。 今年2月20日，阿古智子通过微信询问唐吉田是否已获知琪琪去世的消息，对方说知道，但“现在不方便”，要求琪琪妈妈和他直接联系。之后她还问他是否想让她替他在葬礼上说几句话，再无回复。阿古智子认为，这意味着国保控制着他，彼此不敢多言。至今，唐吉田仍处于失联状态。 “真正的国家安全应该要考虑每个国民的幸福，我很想听听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解释，我真得不懂。”阿古智子感慨，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难想象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会如何。她曾多次参与并发起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儿，还曾带着征集的联名信只身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但无人签收。 “WOMEN我们”了解到，在安排唐正琪后事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希望将葬礼尽量延迟至“全国两会”后，希望增加争取唐吉田成功出境的机率，但很快被否决。刘凤岚显然等不起了，她无时无刻不想早一点带着女儿的骨灰回国。据主持唐正琪告别礼拜仪式的喻冬牧师透露，刘凤岚同样拒绝了在葬礼上加入“追忆故人”的环节，而是按照完整的基督教追思礼拜的形式进行，具体原因不明。 3月4日至11日的“全国两会”会期及其前后，历来是中国各地全面维稳的“高压期”。如果说，国保想要控制唐正琪去世引发国际负面舆情，由于唐吉田的“完全隐形”，他们至少成功了一半。 2021年，经一位香港的基督教传道人介绍，喻冬认识了刘凤岚，最初每周两次去医院陪伴她，为这对母女送去福音和安慰。 喻冬牧师说，他大概知道唐吉田在人权方面的工作，但和他几乎没有直接交流，因此在仪式开场的讲道中并未特别提及他。“我们看重的是（琪琪）她个人的灵魂，这也是主所宝贵的；我看到一个受苦的孩子，还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妈妈，这是我做这些事的出发点。”他讲述的是亲口听母亲描摹的唐正琪，“一个很乖巧懂事又温柔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或者拌过嘴”。 “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这个事实，已让我们从唐正琪姊妹来看见，并得到证明，”，喻冬牧师在告别礼拜上讲道，“她比我们先经过死亡的关头，到永远安息之处。从今以后，世界黑暗的权势不再压迫她，一切的痛苦也不再搅扰她……”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WOMEN我们
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乡发生的这起杀人案令全国人民胆寒，3名初中生用铁锹将自己的同班同学——13岁的小光活活打死，刀刀致命，再埋尸灭迹。 随着案件细节逐渐披露，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 然而根据刑法，杀人凶手年纪尚轻不适用于死刑，即便他们展露出令人脊背发凉的残忍和恶意。 现在汹涌的民意要求法律重新考虑刑责年龄，为失去孩子的家庭讨回公道。 当然我们还需要思考更多，全国有超6000万留守儿童时刻面临着校园霸凌、性侵、犯罪以及更多暴力。 从严判罚不是结束，而是直面问题的开始。 01 初中生杀人埋尸案 起初，人们都以为这是一起“失踪案”。 3月10日，案发当天，小光告知奶奶“同学接自己去看地道”，但随后失联。 网络图片 家人报警、发布寻人启事、查找监控。监控显示：失踪前1小时，小光还在与3名同学在一起。 可是找到3名嫌疑人时，他们却众口一词： “之后便分开了，不知道小光去了哪。” 同学不愿提供一点儿线索。 3月10日 下午5点、3月11日凌晨0点，小光的奶奶两次前往同学张某某家，询问小光下落，均遭到了欺瞒与搪塞。 直到案发次日，小光父亲补办了孩子的手机卡，登上微信发现了疑点。 小光失联后，他的微信账号发生过一笔转账交易，仅存的191元钱被转给了三名同学之一的张某某，之后彼此还删除了好友关系。 网络图片 急着撇清关系的3名同学，有着重大嫌疑，警方展开调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细节愈加触目惊心。 3月11日，小光的尸体在距离嫌疑人张某某家100米左右的一处废弃蔬菜大棚中被发现。 他被埋在深56cm的土坑里，死状惨烈 网络图片 埋尸现场距离小光家足有12km，并不是孩子常去的地方。 该地土质坚硬。 埋尸的深坑，是在3月9日和案发当日，分两次挖掘而成。 警方表示：现场未发现成人参与的痕迹。 网络图片 众多线索表明，这是一起涉嫌未成年的，有预谋的恶性案件。 3月17日，“微观肥乡”公众号发布案情通报称：3月11日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网络图片 3月18日，小光的父亲与代理律师旁观了三个半小时的尸检。 臧梵清律师接受采访，否认了网传的“活埋杀人手法”。 网络图片 但律师也披露了案件的残忍细节—— 尸检发现，小光的面部、颈部、腰部，有多处伤口，疑似被虐杀而亡，犯罪手段“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网络图片 如果三名嫌疑人罪行属实，计划犯罪、诱骗同学、毁容杀人、埋尸抢钱一系列流程下来，次日还能如常前往学校、统一口径。 那么未成年人的血腥手段与冷血心态，确实令人胆寒。 群情激愤，事件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 学校方否认小光遭受过校园霸凌，称“三名嫌疑人成绩不错，难以想象会犯罪”。 网络图片 小光的家人回忆，孩子虽然没有说过受到欺负，却曾发过朋友圈“梦见从学校楼顶上跳下来”，并一度不愿意上学。 网络图片 法律界专家表示，未成年犯罪不适用于死刑，但这一案有可能成为“刑事年龄下调后追诉首案”，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网络图片 校园霸凌、学校失责、少年犯罪、留守儿童……众多议题亟待讨论。 但有一种呼声越来越强烈，他们质问： “本该保护孩子的法律，是否成了未成年犯罪的庇护伞？” 02 面对少年犯，法律怎么做？ 其实，我国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责年龄做了例外性调整。 此前14周岁是分界线。 修正后的法律将年龄下调至12周岁—— 16周岁以上未成年犯罪，负刑事责任。 12-14周岁、14-16周岁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依据罪行类型与恶劣程度，考虑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网络图片 邯郸初中生杀人案的三名嫌疑人已满12周岁，于是这一案有望成为，新增条例后的“全国首例追诉案件”。 但，目前的法律，足以平衡大家对正义的渴求了吗？ 网络图片 邯郸初中生杀人案的同时，另外两起少年犯罪也备受讨论—— 一则，是2023年8月的案件，未满12岁男童杀害了一名4岁半女童。 今年初的最新进展是：案件被撤销。 因为我国法律认定，不满12周岁儿童无刑事责任能力。 目前受害女童父亲，仍在积极诉讼。 网络图片 另一件，则是近期发生的性侵案。 广东一名13岁男孩在路边拖走8岁女孩，实施性侵。 但截至3月18日的进展是：不予立案。 因为涉事男童不满14周岁——是的，12-14周岁需承担刑责的犯罪中不包括性侵。 事发后，男童回到学校上课，但目前已被送往专门矫治教育处。 网络图片 自古以来，人类普遍认为儿童犯罪应以改造、教育为主，而非惩罚。 中国古代，未成年犯罪不受刑罚的年龄界限大多是7岁。如《礼记·曲礼》：“七年曰悼，八十、九十曰耄，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存在着最低刑责年龄的限制。 人们认为，孩童缺乏是非辨认能力和对自身的控制力，法律倾向于对他们进行“无犯罪能力推定”。 网络图片 但另一方面，在当代孩子们越来越早熟已是事实。 未成年犯罪年龄越来越小。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近十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 网络图片 人们也开始普遍认为，对于青少年刑责年龄和范围，应该有着更为审慎的思考。 朴素正义的呼声下，另一个概念逐渐走入人们视野：“恶意补足年龄”。 它指的是，如果未达到刑责年龄的孩童，在犯罪过程中展现出足够的恶意与智力，能够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便足以弥补年龄的差距，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网络图片 恶意补足年龄，是对无犯罪能力推定的反驳，一般也有着详尽的年龄区间限制—— 在南非，刑责年龄为 12 岁，对12 岁至 14 岁之间的儿童做不具备犯罪行为能力的推定，但可通过证据进行反驳。 如果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或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譬如在“未满12岁男童杀害4岁半女童”一案中，罪犯便已经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狠辣，最终却逃脱了制裁。 网络图片 但诚然，它不是唯一的答案，也有着局限性。 该原则属于英美习惯法，诞生于英国，最初是7-14周岁的未成年适用于推论，后来英国取消了这个法规，将刑事责任年龄直接下调至10周岁。 我国属于成文法，法律条文往往更具体，但可能出现机械的倾向。 青少年犯罪方面，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中，有着不同的可能性—— 譬如更完善的少年司法系统，譬如仅保留一个较低的刑责年龄限制，譬如抛弃所有年龄限制，譬如恶意补足年龄，譬如儿童犯罪强调父母责任，譬如我国弹性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对不满刑责年龄犯罪进行的专门矫治教育…… 网络图片 如今不断的热烈讨论证明，人们仍期待法律有更具现实意义的转变，期待公义更好的实现。 而在法律之外，追问也未曾停歇。 03 避而不谈的留守儿童问题 非常能够理解现在网上的群情激愤，我们需要杀人犯绳之以法，我们需要恶有恶报。 极端恶劣的罪犯不应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庇佑，这是基于人对于公平正义的朴素观念生发的愿望，这是合理的诉求。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从有些恶童具有反社会人格和残忍的天性，走到恶童真的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是一次又一次隐患被忽视、问题被搁置的结果。 在很多报道里都提到了被害的男孩小光生前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由爷爷奶奶带大，平时会帮家里人卖苹果、卖大米、送货，能干体贴。 网络图片 然而小光的乖巧懂事反而成为学校和家庭一再忽略他的理由。 小光生前多次发出过求救信号，每一次都没有被认真对待。 跟爸爸说不想上学，爸爸以为是孩子贪玩没在意；老师有天让家长接回家，没人细究具体缘由；跟爷爷奶奶说不想上学想在地里干活，老人也做不了主。 网络图片 其实小光被霸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同班同学表示他曾被那三个少年犯欺负，锁在打扫间不让出来，霸凌者长期组团欺凌，有恃无恐。 可是校长却声称死亡是一个意外，老师声称在学校没有受欺负，这是想要撇开学校与学生死亡的关系。 很难不联想到老师曾让家长接小光回家，也不说明缘由，是否老师当时便对霸凌现象知情，只是不认为这件事值得重视。 网络图片 案件爆出学校第一时间想的是自保，而不是反思是否有通畅的反霸凌投诉机制，是否有完善的暴力预防措施，说明学校也从未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再者必须注意到案件中的3名施害者和1名受害者均是留守儿童，家里老人能做到的养育子女就知道吃饱穿暖的程度。 […]
银河系猎户臂蓝星公元纪年2024年3月21日，Netflix版《三体》电视剧上线。 网络图片 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走进国际市场的第一部科幻作品，又是由财大气粗实力强劲的Netflix砸下重金制作，这一版《三体》的上映吊足了胃口，但是前期传出由《权力的游戏》烂尾编剧2D•B操刀改编，又令人格外忧心。 做好预期管理，是观看Netflix版《三体》最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想跟基本常识的读者们分享一些评价剧集的原则。 第一，是否忠实原著？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首先，即便还没上映也完全能够预料得到，Netflix版《三体》的剧情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刘慈欣原著，甚至很可能会达到‘魔改’的程度。砍掉人物也好，改变角色的肤色也好，甚至改变角色性别设定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在观看前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避免三观碎成一地。 网络图片 然后，我也是原著党，希望影视剧最好能忠实原著的设定，原原本本地把这部宇宙史诗用影像呈现出来。但是我也明白，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期待。 由英语团队制作，主要面向英文国家市场的一部商业剧，是必定会结合受众文化背景做出设定改编的，这样观众才看得懂、看得爽。就算今天物理规律不存在了，这条市场规律也一定会发挥作用。 面对魔改，放平心态。 而且话说回来，在《三体》原著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宏大设定之下，纠结国家、种族、性别之类的因素本身就是人类的幼稚病，是危机纪元里人类文明救亡图存最大的障碍之一。 只要能消灭，啊不，只要能拯救人类暴政，剧情魔改就魔改吧。毕竟人家也是真金白银买了原著改编权的。 第二，改编是否合理？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能单纯因为一部剧改编了原著情节、改变了人物设定就开骂，但要是改编之后的情节逻辑不通，错漏频出，又或者改编之后剧情与原著内核背道而驰，例如在一部硬科幻作品中强行加入神秘学元素，那肯定要狠狠地骂，大声地骂，争取让主创团队听到。 网络图片 考虑到这两位凭二己之力将《权力的游戏》口碑砸碎的恶劣前科，实在忍不住要担心《三体》的改编命运。只能期待2D•B高抬贵手手下留情情比金坚，对远嫁异国弱小无助的《三体》好一点吧…… 毕竟！咱刘大哥的三本书好歹是写完了的，你们正常发挥就好，不像某些马老爷子那么拖稿，给你们留下了骚操作的空间。 不要自以为是瞎操作！拜托了? 网络图片 第三，有没有辱华抹黑？ 这一点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的不是Netflix主创团队真要搞什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小动作，而是担心又跳出什么战马星火硬凑上去找辱。抵制剧集也就罢了，最终波及原著有个三长两短就万死莫赎了。 《三体》中有几处‘高碰瓷风险’的情节，很可能会被利用来攻击作品： 网络图片 其一，涉及文革的内容。文革是整个《三体》故事的起点，也是叶文洁按下发射按钮的源动力。要不是目睹父亲被批斗至死，母亲冷血揭发，心仪之人转身背刺，人伦丧尽、三观尽毁，叶文洁也不至于生出‘消灭人类暴政’的心思，背叛整个星球。 当这一幕魔幻现实由外国人来演绎，被国际社会讨论，国人会作何感想？ 网络图片 其二，涉及中国农民形象的情节。环保主义者伊文思之所以演变为环保恐怖分子，创立地球三体组织ETO，导火索就在于当地农民毁了他多年种的森林，毁了他精心呵护的候鸟物种，也摧毁了他对人类的最后一丝感情。这样的农民形象我们都非常熟悉，别说以前，就是现在也很容易能在音乐节现场见到。 当这样的形象被外国人拍出来，播出去，国人会作何反应？ 其实也别说外国人了，中国人拍的展现中国农村生活的《隐入尘烟》不也被隐入尘烟了吗？但凡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这魔咒就不可能摆脱。 Netflix版《三体》拍出来，除非完全不提中国，否则就不可能避免‘辱华’和‘抹黑’，就只看到时有多少苍蝇叮上去，以及官方要不要下场开撕。是优秀文化出海，还是恶意抹黑中国，就在一念之间。 网络图片 第四，拍得好不好看？ 一部剧好不好看，可以讨论的空间就很大了，也不需要有什么定论，大家完全可以主观评价。 只要抛开那些莫须有的玩意儿，讨论剧本、剪辑、特效、音乐、选角、表演，都可以见仁见智。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创作团队有没有诚意，是不是糊弄观众，这个说起来模糊，但片子一出来，有没有诚意还是很容易分辨的。 不说了，我去刷剧啦！ 网络图片 要是不行，我会及时告诉大家避坑，要是行，我就专心追剧不理评论区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