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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