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基本都改行了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有人说，经常怀旧意味着衰老。但其实媒体人都明白，为什么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和报道，会令人无法忘记。

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

社交媒体曾流传一则未经权威方面确认的数据：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共派出2031个记者奔赴灾区；发回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

那时的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时你在干什么？”成为网络热议词条，14年纪念之际，我们来听听当年那些参与报道的记者经历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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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冯翔

2008年5月12日，沈阳。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27岁，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做社会新闻记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无察觉，据说东北地区都没有震感。我是地震后过了一会儿，看网络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后相关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刷新，死亡人数从一千多上升到几千甚至更多。当时很忧心，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的一些文字。

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去采访，报社暂时也没有派人。过了几天才开始派记者以各种名义跟着救灾队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队，跑医疗的跟着卫生厅……我是作为志愿者领队，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的。去的时间比较晚，没见到那些惨烈的场面，更多的是参与后续的一些事情。

去了以后发现，当地媒体和负责对接志愿者的团委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么多志愿者，所以只能见缝插针，自己辗转找活儿。比如帮老百姓搭帐篷、搬运物资、转运伤员一类。捎带也写写报道，除了这些，还有报道本省对口援建的一些进展，和灾区一些因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

在灾区采访期间，我先后去了汶川、安县、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灾区采访的第一感受是，这场灾难确实触目惊心，灾区满目疮痍，像整体拆迁的街区一样，那些倒塌的瓦砾能想见当时的惨烈。那时年轻胆大，不知道害怕，还冒着余震去六层的危楼里采访。再后来就不敢了。尼泊尔地震的时候，一旦有余震我都会第一时间往外跑。

整个采访经过，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风景的美丽，人民的坚韧，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某个抗震典型被证明是假造的，某个救灾很出名的官员落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离婚了，等等。

看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当初目睹灾难的记者也变了。不再那么热血，那么理想化，对人性和国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然，更大的变化是，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前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 康少见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

那时候的信息传播主途径，还不是社交网络，那时候没有微博微信，没有4G网络，更没有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而是报纸和电视以及转载消息的门户互联网和BBS论坛。

当时我是京华时报负责突发新闻版面的编辑，京华时报那时候是北京最红火的都市报。下午正是大家刚刚上班讨论选题的时间段。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5楼我的工位，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摇晃。我知道地震了，要么是近处震级不大的地震，要么是远处震级非常大的地震。

平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赶紧安排记者问国家地震局，同时安排记者监控国外的地震信息网站以及门户网站。

很快消息传来，噩耗。

8级或者接近8级的地震破坏性有多大，唐山有过先例，我们都清楚。国内民房的抗震强度，川西的人口密度和山区环境，我们也清楚。

办公室平台上一片慌乱，也一片恐惧。我们知道，这是国殇，可能几十万人的生命，会被危及。

地震发生后，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去现场。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要求抵达现场，毕竟，在现场，对记者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但能不能去，去多少文字和摄影记者，谁都没底。

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去了会不会被追究？会不会要求人员撤回？

另一方面，是谁去？怎么去？去地震灾区，可不是去别的地方，安全性如何保障？

但请战声一片。有的记者甚至说，如果报社不同意去，就直接自己休假强行抵达现场。很快报社管理层紧急会议，达成共识，同意安排记者去采访，但要低调。

接下来，就是抽调对突发新闻报道最有经验的同事了。深度报道部和突发新闻部门的老记者为主，组成采访队伍，部门主任亲自带队。我彼时已做了5年突发新闻报道，刚做编辑没几天，也赶赴现场。

当时我们是两名文字记者跟一名摄影记者一组，一行5组近20人在第二天抵达成都。14日一早，5组人每组赶赴一个县级地域。

当时的4个特重灾区，我去了相对消息最少的彭州。同行的，有当时报社的突发新闻部副主任时光，摄影记者周民，我统筹采访和写稿。在彭州两三天后，我又去了映秀，帮忙抬出最后搜救出来的幸存者马元江。

对于灾难，因为见过太多，我没有太多恐惧。但是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几公里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那种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之前的脆弱感，很难用言语形容。

大悲无泪。

在映秀的废墟前，当一对从山里逃出的50来岁的大哥用一口破锅煮着仅剩的一块腊肉，切一片吃一片，还互相劝着说：喝两口酒会好受一点。然后其中一位“面无表情”的陈述着怎么背着逝去的老母亲翻山越岭，直到最后实在走不动，只能将老母亲就地垒石安葬的经历时，我只敢以回头抽烟擦脸来掩饰着不敢当着两人面流出的泪水。

在512之后，我又作为编辑参与过雅安地震和云南彝良地震的报道，每一次，我都会特别关注民房抗震问题。地震是天灾，但房子结实一点，少危及生命，总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带民房抗震能力很差的现状，多少年能够扭转？我希望国家重视，越早扭转越好。

前《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记者 二筒视频创始人 彭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当时《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正连线北京总部、华东、华南等记者站开周一视频例会。突然，感觉楼层似水浪式波动。片刻我即反应过来是地震了，而且是震级不小的地震。当时便和大楼人员一起撤下楼，来到街面。随即得到消息，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汶川、都江堰伤亡惨重，心中既震惊又茫然。但又迅疾意识到，前往震区的采访马上就要开始。

确认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报社当即安排以四川站作为基地站，率先开展采访。站里同事（周远征、党鹏、张明）根据从各方收集反馈回来的消息，分成几路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等重点灾区采访。当天下午就通过各种方式往灾区出发。报社随后从北京总部和上海、广州等记者站派遣同事前往成都支援。汇聚了大量的记者，对重灾区的重点区域进行突进和深入采访，突击性采访持续了近一个月。

我当天傍晚出发，前往都江堰采访。在成都西门一家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超市里购买了一些面包和火腿肠，找到一辆救灾物资车前往都江堰。都江堰灾情极为惨烈。从河滨商业街到新建小学再到石油小区，都是四处成行成排垮塌的建筑。石油小区的楼房在垮塌之后，从外面看过去仿佛一个放大的建筑模型。每一层客厅、卧室像被纵向剖开。每一层的结构和家具布局都很相似，看着魔幻又诡异。同时会看到垮塌处半截掩埋的尸体。惊心动魄、惨痛难耐。

因为找不到车，我步行辗转在都江堰多个重点受灾地点进行采访。当夜下雨，都江堰市区一片黑暗。凌晨3点，我在成都过来救灾的公交车上和警察一起熬过那个夜晚。

在都江堰及周边乡镇采访两天后，我和同事一起从都江堰跟随救援部队，徒步前往映秀采访。沿途道路垮塌、余震不断、山石频落。晚上9点走到阿坝铝厂时，和上千人的各路救援团队挤在岷江河滩度过了一夜。次日晨，赶往映秀进行接下来的数日采访……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一个场景：夜晚，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地震中，聚源中学遇难师生有240多名。学校的操场上摆放着一具具孩子的尸体。一排、两排、三排……身上遮挡着白布或油布，一动不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悲痛欲绝的家长点燃纸钱，久久的跪在泥地上。或者抱着孩子，嘶哑着嗓子，撕心裂肺的痛哭，无比凄凉。站在操场边，我的眼泪也混合着雨水，不住流淌。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无情、特别的操蛋。

资深媒体人，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吕宗恕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汶川地震，转眼14年。

虽然我已不再年少，但这一场震惊世界的灾难，至今我历历在目。

2008年，我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一名资深记者。受编辑安排，前往成都采访一个颇为敏感的新闻选题，采访被中途叫停。

抱着不能白去一趟的心理，我继续找新的深度报道选题。

5月12日这天，已在成都出差多日的我，按计划去成都中医药大学采访。那天中午，天气凉爽，成都街头四处可见打麻将、喝茶聊天的川府市民。

走到接近采访目的地的路上，突然，很多身穿睡衣的市民从楼道里冲上街头，他们神色慌张，有些人还在大声呼喊，但听不清具体在喊什么。

那一刻，我立即停下脚步，顺手拦住了一名往前冲的男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头也没有回的甩了一句，“发生地震了**！**”

成都有地震？成都会发生地震？成都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彼时，我脑子里全是这样几个问题在打转。作为一名曾采访过九江地震、普洱地震的调查报道记者，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手机网络已经中断，街头座机前开始排起了打电话报平安的长队。

还来不及联系位于北京的编辑部，我决定停下了手头选题，开始投入地震采访和拍照。我用佳能EOS40D数码相机记录下了数百张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但至今没有公开的地震现场照片。

在一条记不得名字的街巷，我看到了地面的裂痕，还有从墙头坠落在地的砖头瓦片。

在一所中学门口，我看到了很多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个个惊恐万分。

确认震中是汶川映秀后，我准备乘车前往，哪知从成都去都江堰的交通已经中断。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车从成都市中心抵达了成灌高速的成都入口。之后，辗转几趟，才到达灾情严重的都江堰。

印象特别深的，快到都江堰城区的时候，天空中逐渐响起一阵比一阵大的机器轰鸣声，只见十几架军用直升机几乎贴着地面，朝往事后得知灾难更严重的汶川方向飞去。

在都江堰一处因地震坍塌的农贸市场，我见到了一名受困废墟的年轻女子，她大部分身体被压在残垣断壁下，长发蓬散，满头灰尘，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等待救援。在她旁边，一名男子试图把她从废墟拉出来，但无能为力。那名被困女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求生欲望与本能，让我时常想起。那时，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跟男子一起，我们朝着四处大喊救人，但没人回应。地震过后有一天，我在天涯博客上发了一段文字，希望能找到一些被困女子的消息。

离开农贸市场后的当晚，我在都江堰市公安局大院里，近距离看到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救灾前线指挥部现场调度，目睹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种种忧心神情，还看到他面前桌子上一张信纸上的一个4位数。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后来很快获知，那是汶川地震第一天上报并公布发布的遇难者统计人数。

大约晚上11点半，我从都江堰赶回成都，找网吧发稿发图片回北京。第二天出版的新京报第二版，发了我在成都拍到的地震照片。后来，全球几家主要媒体头版也转发了我拍的都江堰受困女子新闻图片。

整个汶川地震采访，我从5月12日开始，历时40多天，那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采访。

从都江堰水库开始，沿岷江滑坡体徒手步行，到汶川映秀，是当时为数不多最早抵达震中的非本地媒体记者。

与灾民一起，我亲历救援直升机转送伤员，见证地震恐惧与生命逝去。

后来，我好一阵子变得特别容易泪目，哪怕听到小孩的哭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传媒特训营”，作者：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