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要求統計部門在發布統計數據解讀時要”正確引導社會預期”。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出現的新辭彙。在這一背景下，有網民發現，一批財經領域分析師的社媒賬號被禁言。 中國經濟持續疲軟，負面經濟數據接連不斷。對此，中國國家統計局要求轄下統計部門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據財聯社報道，本周三，國家統計局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會議強調，統計部門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上來，統一到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形勢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要求「做好統計數據發布解讀，正確引導社會預期。」 關注中國經濟的法律工作者劉書慶周五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環境不如以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果想要改變現狀必須改革。他說：「要想恢復人們的信心，你（政府）首先應該進行基礎性改革，以擴大公民自由和權利為導向。經濟發展不是依靠宣傳發展起來的，進出口形勢，老百姓就業率消費都取決於經濟環境。你在字面上可以通過統計局把數字做得很好，但是仍然無法改變真實的經濟凋敝。」 今年下半年，中國各部門先後出台挽救民營經濟的措施一百餘條，但仍然無法改變現狀。有網民評論說，外資撤離、房企爆雷、地方財政債台高築，中國已經回不到繁榮年代。還有網民留言：「不做窮朋友的頭，放下身段跟美國真心交朋友，不用三年輝煌也許會展現。」 新詞”改善社會預期”即轉變民眾觀感 面對網上各種批評政府的言論，12月8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出現了「改善社會預期」的辭彙，意思是要轉變民眾對社會悲觀失望情緒。近期，中國經濟領域不少分析師的賬號被禁言。對此，劉書慶評論說：「就是禁止唱衰，要唱響中國的經濟，現在的經濟確實與信心有關係，人民之所以沒有信心是對自己對財產和自由以及安全感沒有信心。所以這個時候人們不敢創業。」 經濟分析師禁言 網內警告不得唱衰經濟 中國的經濟分析師已經被戲稱為「風險師」。中國股份制和公司問題專家、經濟領域分析師劉紀鵬、洪榕、水皮等多位經濟評論人士遭到全網封殺，他們的社交媒體賬號被禁言事件引髮網民關注。周四晚互聯網科技博主「掘藏師杜瓦」發文：「如何看待近期財經大V們的禁言？——如果這世上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聲音只會是謊言。」 在法律群內，有人發通知：「近期對於唱衰經濟言論的處置將會很重，請大家發博時勿觸及紅線。」 時事評論人士李昻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現在當局不僅對經濟領域，對其它不符合政府立場的言論都會嚴加處罰：「我看到一篇文字將經濟學家都被禁言了，就是你不符合當局要求的言論，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當然他要禁止。這不僅是針對經濟界，他對所有人，包括我們。你只要不符合政府立場的言論都會被禁。」 公開資料顯示，股份制和公司問題專家劉紀鵬，現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他的抖音、微博賬號擁有數十萬粉絲，水皮的粉絲數量超過一百萬。如今這些人已失去對外發言的渠道。
「無論是誘導或脅迫，那種突然翻轉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美國戴維森學院亞洲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在分析台灣選情時，提到了美國決策者對台灣選舉的最大擔憂——選後台灣新政府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上突然變得更加緊密」。 2024年台灣總統選舉已經進入選前一個月的倒計時。台灣政府說，北京當局通過軍事、經濟和心理戰等各種方式干預台灣選舉的作為越來越明顯，包括軍機、軍艦擾台，單是在11月解放軍就有四次「海空聯合操作」同步逼近台灣24海里毗連區、提前一個月宣布認定台灣對中國一些商品存在貿易壁壘、通過社交媒體散布各種假消息，甚至以非常優惠的價格邀請許多台灣基層政治人物如里長等前往中國旅遊，一些里長返台後已經被檢調單位約談。 美中關注台灣選舉 這場即將到來的選舉不僅台灣人關心，美中兩國也非常關注選舉結果為台海情勢帶來的影響。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11月在舊金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就曾要求北京，不要干預台灣選舉。 星期四(12月14日)，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台灣大選舉行了一場線上討論會，長期觀察台灣政黨政治和選舉的幾位美國學者，包括任雪麗、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以及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祁凱立(Kharis Templeman)，都分享了自己對選情的觀察。 目前在台灣各個民調中，執政的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都位居領先，中國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與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原先在民調中呈「麻花捲」互有上下的局面，在正式登記候選人之前的所謂「藍白合」(侯友宜與柯文哲合作共同組成一組候選人)破句後，侯友宜在多個民調中要比柯文哲支持度高一些。 長期追蹤候選人支持度的《美麗島電子報》在星期四發布的最新第89波民調中，賴清德與副手蕭美琴的支持度是35.2%；侯友宜與趙少康是29.5%；柯文哲與吳欣盈是19.0%。 選舉競爭激烈結果難料 不過祁凱立說，不能因賴清德民調領先就因此而預測賴清德會贏，因為民進黨已執政八年，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偏低，台灣經濟也在放緩，民眾對民進黨施政滿意度的看法要比以前低很多，因此民進黨必須面對選民對政府不滿而做出另一種選擇的風險。 「以溫度計來測量，現在人們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一般反應在民調上和他們對這兩個政黨的感受沒有太多不同，所以我認為這場選舉對民進黨有許多負面風險，我認為他們必須把選戰打的很好才能確保他們能夠贏。所以我會反駁那些關於這場選戰已經結束的敘事，說是賴清德已經終結這場選舉。我認為我們將在最後一個月見到一些真正的火花，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場非常接近、非常激烈的競賽，」祁凱立說。 對於影響這次選舉的因素，任雪麗認為一個是投票率，另一個是「棄保」效應，這是指越接近選舉，選民會自動放棄，或被操作放棄去支持民調錶現最差而無望勝選的候選人，因此在接近投票日前，各競選陣營的選戰操作將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影響台灣選舉的中國因素 除了前述這兩個因素，祁凱立再加入一個中國因素，因為中國在歷次台灣各種大小選舉中都沒有缺席，他認為這次也不會例外。 他說，中國對台灣候選人的偏好非常清楚，他們不信任民進黨，寧可選擇國民黨為其夥伴，「因為國民黨領導層支持一種形式的一個中國原則，對北京來說那就是任何兩岸互動的底線」，因此在此次選舉中他們很清楚的希望國民黨能贏，至於北京對柯文哲的態度就比較不明確，但柯文哲的言行展現出的政治光譜與民進黨較有距離，所以或許北京會比較喜歡柯文哲。 「對他們來說，賴清德(勝選)是最壞的結果，」祁凱立說。 他在提到中國如何影響台灣選舉的做法時說，雖然北京檯面下的介選活動令人關切，但中國對台灣的公開舉措才是影響選舉最重要的因素。 「北京過去八年來對台灣的公開活動是更重要而且更可能成為這次選舉的決定性因素，」祁凱立說，無論人們如何評價中國的做法，他們一直以來都非常一致。 「他們不願與蔡英文互動，因為她沒有在就職時說出通關密語。直到、併除非有民進黨成員說出這個通關密語，也就是它必須包含某種形式的一個中國原則，否則他們將永遠不會與民進黨總統互動，」祁凱立說，結果就是他們將持續對民進黨政府擠壓，使用外交、經濟或甚至軍事手段來試圖恫嚇台灣，「直到台灣選民——在他們的看法中——清醒過來，選出一個更順從北京的人為止。」 中國選前兩天或有大動作 卜睿哲說，除了操作各種來自中國和台灣本地自己生成的各種假消息來影響選舉外，他不排除中國可能在選前兩天出手，操作戰爭與和平的敘事，甚至配合某些行動來恫嚇台灣選民。 不過祁凱立認為，北京在選前發表恫嚇台灣選民的言論將是「非常糟糕」的舉措。 「通常當北京試圖明白地告訴台灣選民怎麼做時，它只會給他們自己帶來反效果。所以我認為對他們最好的策略就是閉上嘴巴，什麼事都別做，」他說。 卜睿哲也同意。「我要說的是，過去多年來北京在做明智事情方面的記錄並不是很好，我們我們還是觀望吧。」 美國的擔憂 對於台灣選後的局面美國應該如何面對，例如從在1月13日投票日之後到5月20日新總統就職，美國會有什麼樣的態度，美國的優先事項是什麼？ 「我們認為美國對台灣海峽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穩定。沒有危機、沒有重大意外、沒有會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框架及經濟關係的重大發展。所以先是穩定然後是可預測性，」任雪麗說。 她說，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時就一直在說，美國對跨海峽分歧的最終結果或解決方式沒有任何偏好，但美國要的是和平，也要它以有秩序的方式來解決，因此穩定與可預測性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賴清德或侯友宜，或甚至是柯文哲，美國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台北的新政府能以有秩序、深思熟慮的方式邁進，與美國的夥伴溝通，」任雪麗說。 「所以我認為美國決策人士最擔憂的就是台灣會突然翻轉，然後我們面對著一個不管是被誘導進入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緊密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下我們的立場或美國的立場變得難以預測或辨明——或是台灣被脅迫進入一個與北京更緊密的關係。無論是誘導或脅迫，那種突然翻轉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她接著說。 任雪麗進一步解釋說，她認為最可能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壓力，尤其是軍事壓力，這種壓力有可能破壞台灣社會的和諧並製造出一些難以預料的狀況，因為台灣選民不再依賴他們長久以來的政治選擇，他們變得更浮動，更願意去抓住某種新的東西，不管他們是否知道那個新東西會不會真的有如他們所想的那樣。 「那就是為什麼柯文哲現象有一點令人不安，因為它的確讓人覺得人們正在抓住一個不知道的東西，並排斥至今已經完整建立、迄今仍在持續的東西，」任雪麗說。 美國對台海穩定有角色 除了中國的施壓以外，任雪麗認為還有一個因素會導致台灣「令人意外地、或是魯莽地」改變其立場，那就是台灣認為美國的孤立主義已經到了要放棄台灣的程度，台灣必須自己另外尋求和平。 「所以我認為美國在穩定與可預測性方面也有一個角色要扮演，那是我們在台灣海峽真的需要的，」她說。 北京：台獨是和平威脅 對於中國介入台灣選舉的批評，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台灣地區選舉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朱鳳蓮說，在中美元首的舊金山會晤中，拜登已向中方做出政治承諾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美方應當兌現承諾，停止向『台獨』釋放錯誤信號，停止介入台灣地區選舉。」 她再次批評賴清德是「台獨工作者」、「麻煩製造者」、「和平破壞者」及「戰爭製造者」，並稱台獨分裂勢力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希望台灣民眾在選舉時做出正確選擇。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近日調低了中國的信用評級，從穩定降至負面，隨後，又相應調低了港澳地區與大批國企的信用評級。 海外有評論嘲笑穆迪後知後覺，的確也是，對中共國惡劣的經濟環境，海內外中國人早就口耳相傳。即使我們不是研究者，也沒有太多數字作依據，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現實，中共政權之凶兆，遠非自今日始。當然，穆迪始終是權威的評級機構，話不可亂說，一旦說出來，就非同小可。 穆迪對市場發出一個嚴重的負面信號，等於告訴全世界投資者，中國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國便成一堵危牆，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中共國經濟沒救，不是個別政策錯誤，是系統性政策錯誤；中共國的困境，不是一時一地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困境；中共國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見底看不到邊的泥沼。 最根本的錯誤國策是國進民退，是以國營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復辟野心，這在胡溫手上已經開始，到習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大倒退，這是中共總路線徹底大轉移，從根本上挖空了改革開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興經濟，就不勞鄧小平搞改革了。 這個總趨勢不可逆轉，因為習近平不會認輸，所有的小修小補都無濟於事。內政外交都要服從這個總體方針，決定了中國經濟沉淪的趨勢不可避免。 重啟經濟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國城鄉早已過度開發，四十年來各級政府官員為爭資源博升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鑽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來集資貪腐的項目都淘空了。大量重複建設，沒有效益的投資，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個空殼。也就是說，現在即使有錢有人，都已經找不到有效益的項目了，那麼投資這一塊，還有什麼可為？ 貴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時挖掘五條隧道；成都搞了一個環城公園，後來退林還耕又鏟掉，現在莫非又再把環城公園修起來？世上有哪一個城市，需要一個環城那麼大的公園來讓居民享受？ 重啟經濟活力的另一個阻力，是中國背著房地產﹑地方債﹑大量失業﹑對外關係緊張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覺性前瞻性，早就應該糾偏，但中共一味迷醉於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後積重難返，背不動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牽連綁定，互相拖累，無法逐一卸載，牽一髮而動全身，扶了東牆倒西牆。早十年有警覺，可能也很難搞，但還能動大手術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現在中共唯一的對策就是「拖」字訣，把災難大爆發往後推，不讓地產公司破產，地方債減息延期，失業數字不公布，戰狼外交降溫等等，都是換湯不換藥，打強心針苟延殘喘。實際上從習近平以下，都沒有人相信經濟還有得救了。 穆迪在這種形勢下降低中國信用評級，當然沒有錯，但這的確是一個「阿媽即是女人」的問題，只不過穆迪是權威機構，他說出來的話有人聽。 穆迪這一掌來得夠迅猛，打響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槍，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驚醒，此後就是牆倒眾人推的問題。實際上，很多外國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熱煎堆，而是人見人怕的燙手山芋。 戰狼外交與地緣政治緊張，國內管控森嚴，必造成私企倒閉外資撤離，企業關停造成失業減薪成風，失業減薪造成消費低迷，消費低迷又造成投資萎縮，投資萎縮又導致失業更嚴重，危機就是這樣疊加循環牽連而成。等於一個惡性腫瘤全身擴散，擴散再擴散，成樹狀結構，割除腫瘤根本不現實，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終嗚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場，現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趕習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國人還對中共有最後一分信任，至少民間精神會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變命運的慾望又死灰復燃，市場多少會有點振作。當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遠只有一個覆滅的前程。 但即使僅僅搞掉習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對於像葛萊儀這樣的美國重要對台智庫研究學者而言，想要認真了解侯康配的兩岸外交國防政策，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不僅侯友宜的論述常常前言不對後語，就連他的副手趙少康的說話也常常首尾不相連，尤其侯友宜與趙少康還常常各說各話、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說不準到底誰說的才是正確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專訪時說，台灣的未來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兩岸之間的歧異必須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共從沒有放棄武力，因此他不會存在不切實際幻想。他更投書投書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稱：「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台灣的國防軍備，嚇阻北京動武。」一番話說得鏗鏘，但如果把名字遮起來，你還會以為說這話的人應該是蔡英文或賴清德。 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侯友宜競辦批評民進黨不告訴全民將面臨戰爭的事實，並質疑民進黨為何編列創新高的6068億國防預算？為何把兵役延長到1年？美國為什麼要軍援1000億美元給烏克蘭、以色列、台灣，且其中已有2國處於戰爭之中？侯友宜說，民進黨不負責任地挑釁大陸，支持台獨，就是在引戰。 為什麼侯友宜加強軍備就是「嚇阻動武」，別人加強軍備就是「挑釁引戰」？還有，賴清德過去4年來什麼說過要「支持台獨」？侯友宜曉不曉得在共產黨眼中你選總統就是「搞台獨」？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瑩只是去參加一場聯合國周邊組織的活動，就因為她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造成整團台灣人被打壓。 至於趙少康，他在美國人最關心的台灣兵役問題上，短短兩年就改了三次立場。先是在2021年8月公開質疑台灣役男只需服4個月兵役，這樣的兵能戰嗎？能撐多久？等到隔年底要爭取國民黨總統初選提名時又宣稱4個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實，「如果我當總統，役期回歸4個月絕不延長」。但前幾天他又說，恢復4個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兩岸要恢復和平狀態。 不僅侯趙自己說話顛三倒四，他們倆人還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趙少康宣稱當選後將要求中國大陸讓台灣派軍事觀察員去觀摩，侯友宜卻宣說兩岸應該從「低位穩定」的教育文化與經濟交流開始對話。姑且不論台灣哪來的權力要求單方面派駐軍事觀察員，此事涉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其背後更必須有一系列的政治談判與協議支撐，茲事體大，怎麼會由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率爾發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趙少康，出入重要論述場合都要帶著「趙子龍」當護法。弱勢總統碰上一個好發議論的副總統，這個組合將來到底聽誰的？ 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外交國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兩岸政策走。馬英九執政時期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共因此在國際上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不僅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參與也幾乎全聽任中共安排；連國防也聊備一格，漢光演習甚至不打實彈只放槍炮配樂。就算馬英九路線看似可行，也是因為當時美中兩強權水乳交融；如今美國全面圍堵中國，國民黨現在要拿什麼繼續複製當年的馬英九路線？ 侯友宜的問題是他以藍營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論述。直至先前民調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藍論述，但過程中未經揀選消化，而更像是囫圇吞棗。許多未解的議題包括：侯友宜到底願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如果接受，是將中華民國與國家主權置於何地？如果不接受，又為什麼大談簽訂兩岸服貿協議，將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學就業？而共產黨此刻亟欲開啟兩岸政治談判，侯友宜身為一個弱勢領導人，又如何能夠維持「低位穩定」的協商？ 總統的核心職權是兩岸外交國防，選什麼樣的總統，就是決定台灣未來有什麼樣的兩岸外交與國防路線；想當總統的人不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既然共產黨以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作為開啟兩岸官方交流的條件，那就請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先說淸楚：你們接受共產黨設下的前提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當時還只是副省部級但照樣當選中央委員的有十幾位，而當時雖然暫時還是副部級待遇但事實上早已經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潘功勝之所以名落205名當選者之外，除了順利當選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瘋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第一順位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們的判斷。另一部分黨代表的「賴政」導致姓氏筆畫越多，丟票越多的現象也是潘功勝被從預選名單上差額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黨代表不認真行使黨代表「神聖的民主權利」，在預選過程拿起按姓氏筆劃排名的候選人建議名單就從頭開始畫勾，畫滿主席團宣布的205個應當選者為止，後面因為姓氏筆畫過多的17個就活該了。 在二十大中委預選過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筆畫太多而影響得票率的據說還有譚成旭、戴厚良兩位。 先說1963年9月出生的譚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級崗位，時任遼寧省計劃單列市任大連市的市長平級調任鞍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 筆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是為何相中了這個譚成旭作為重點培養的正省部級崗位接班對象，特別將他列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淘汰後，參加候補中委的預選再被淘汰。於是，中組部似乎是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提拔計劃。考慮到他在副部級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幹到63歲，於是乾脆提前為他安排了二線職務，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屆外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譚成旭、潘功勝一樣都是出生於1963年的戴厚良，是從中國石化系統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開始出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即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副部級身份和譚成旭一樣被安排成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這種刻意的安排顯然沒有起到作用，落選中央委員之後，這個戴厚良也和譚成旭一樣，也沒有當上中央候補委員。 同樣，也是因為二十大之後對戴厚良放棄提拔後，中組部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安慰性的職務，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 筆者過去的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自從中共政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施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之後，差不多每屆都會出現黨內高層所不樂見的「民主事故」，就是說本來就被安排進「建議名單」中陪選的人往往沒有被差額掉，而高層非常希望當選的反而落選。 同時筆者過去也有相關分析文章指出，事實上中共當局實行了所謂黨內差額選舉之後，「陪選」的概念便應運而生。「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批判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曉的文章《當前黨內選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更是直言「現行的黨內差額選舉還只處在『預選』階段，近幾年來所謂的差額選舉幾乎都是預選差額而非正式選舉差額。」 該文批判說：「現實中差額選舉執行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僅成為一種形式。比如，在預選差額選舉時，往往不實行『集中投票』，而是實行『分代表團投票』，這使差額選舉打了折扣。在差額候選人的安排上還有搞『陪選』的情況，更使差額實際上變成了『等額』。」 卻原來，自實行黨內差額選舉之後，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人事籌備小組都會費盡心機地安排一批「陪選人」，這些「陪選人」大都是從副省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中產生。 這類陪選人誰的名字能夠進入大會主席團，我們沒有找出規律。不過，進了大會主席團名單的年富力強者，即使當時還是副省部級，一般也都會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當選不當選，就看他們的運氣了。 舉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現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和黨委書記職務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而去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當局如法炮製，把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袁潔也安排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但事與願違，袁潔未能在中委預選中過關。不過，進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後，得票數居中的袁潔，順利當選。 令人唏噓的是，21年前的張慶偉以41歲的年齡即成為中國航天集團歷任老總中的第一個中央委員。十六大召開20年後的的航天科技集團老總袁潔也不過比張慶偉年輕4歲，卻還未能在二十大上如願當選中委。 未來中共二十一大召開時，出生於1965年的袁潔已經62歲了。年齡優勢已經不再。 比袁潔慘的是一個叫曹建國的，此人生於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身份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潔一起進入二十大主席團，然後就是一起落選中委。筆者聽到的消息是，這位曹建國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預選中被淘汰後，自己主動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不參加中央候補委員選舉。 於是，中組部於今年三月把曹建國安排成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 另外一個叫張曉侖的國企老總也是二十屆中委落選者之一。。此人出生於1964年8月，去年以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身份被安排進入二十大主席團，但黨代表們不但把他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淘汰，也還讓他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於是，中組部趕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中組部已經不再把這個張曉侖視為正省部級提拔對象了。 如上例舉的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委後或當選了候補中委，或者連候補中委都沒有當上的副部級央企老總們，落選中委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許多黨代表都認為他們不過是些「陪選」人。這一來，事先已經被內部確定要在二十大召開之後即提升為正省部級的時任央企老總，自然也會被認為是「陪選」而慘遭淘汰出中委預選名單。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時任中國第一汽車工業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國兵器裝備公司總經理，2017年轉任一汽老總。 二十大召開之前，這個徐留平已經被內定要趕在在今年的全國總工會換屆前出任全總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所以被安排進入中委預選名單。但是，當時還擔任著全總黨組書記的陳剛也是在中委預選人名單上。於是，原本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剛順利當選，徐留平則是名落候補中委。 不過，二十大召開之後，徐留平還是被按計劃安排接替了陳剛的全總黨組書記職務，比徐留平年輕一歲的陳剛則被外放為青海省委書記。 眾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團」組織中，總工會和婦聯的實際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國級，黨組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則都是正部長級，中央委員是標配。而徐留成則是該機構有始以來的歷屆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的首位落選中委。 其實，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職務早已經是正部長級實職，而且也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者，也有不幸落選中委的，而又以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江金權和唐一軍為典型。 對於這類在正省部級職務上落選中委者，中共當局一般不會再安排他們參選候補中委，而是趕在次年給他們安排人大或政協的相當於正省部級的二線職務。比如江金權今年三月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繼續擔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質疑為什麼不到齡退休。至於唐一軍則是被外放到江西省當政協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軍接替江西省政協主席職務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選中委，繼而又成為得票數最少的候補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在中委預選過程中還是落選的，特別要提一下曾經被認為是潘功勝競爭對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時代是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讀，這在中共官場上很是比較少見的。另外他也是全國首批經國家統一考試取得從業資格的註冊會計師，並擔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人從2016年9月就開始以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身份晉陞副部長級，2020年12月改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次年又出任該行董事長。 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團的谷澍和易會滿都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易會滿當時因為已經是正部長級，所以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谷澍則是在中委落選後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據傳當時的谷澍是因為被高層當成國家金融監督總局的一把手候選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最終只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高層又改了主意，把正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安排接掌了國家金融監督總局。 出生於1970年的李雲澤當然比谷澍更具年齡優勢。還有一種說法是網上曾經出現的「谷夫人曬丈夫」嚴重影響了谷澍的政治聲譽。 在二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金融代表團成員，除了谷澍，還有時任中信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鶴新，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金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總裁蔡希良、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廖林。其中的劉珺出生於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級金融單位里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 另外，中共副部級金融系統里事實上還有一個叫繆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團和招商銀行董事長身份落選中委後當選候補中委。此人的名字當時沒有出現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團里，而是出現在香港工委代表團名單里，是因為招商銀行總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說起來，這個繆建民6年前即已經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與潘功勝、易綱、易會滿一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繆建民出生於1965年，比潘功勝年輕兩歲。是因為相對年輕的原因，所以在與潘功勝一同落選中委後，繆建民還是能夠連任中央候補委員。 在如上這批二十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央級金融老總們的對比下，「三非「人員潘功勝居然升了央行行長，自然顯得尷尬無比。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和介紹過的潘功勝的落選，還是本文介紹的在中委預選過程中也被淘汰的譚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為本人姓氏筆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序的總數為222名的差額預選候選人名單的倒數幾位之一而影響了得票率，但是，這個影響相對有限，因為「懶政」的黨代表畢竟為數有限。那麼，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二十大中委候選名單中的十幾個時任副省部級官員都能順利當選，而當時已經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局之一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反而落選的原因，除了當時的「殷勇效應」和姓氏筆畫太多影響了部分「懶政」代表沒等看到他的名字時即已經「選」夠數了，筆者聽到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部分黨代表不但不「懶政」，而且還對潘功勝的簡歷內容過分吹毛求疵。卻原來，潘功勝加入中共的時間很晚，1999年4月才入黨。原因是在讀大專和碩士、博士期間都沒有「積極要求進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眾」。而博士畢業成中國工商銀行副處長時，30歲的他政治面貌終於不再是「群眾」了，但卻不是入黨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無論他當時加入民盟的動機是從政協走「政治捷徑」，還是因為出國進修之前主觀上不想入黨，注意到他這一點的黨代表們肯定會心生不滿。事實上，當年的潘功勝確實是在到英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才於1999年4月申請加入了中共，時年36歲。入黨當年即由副處級升至正處級。 對比一下中共歷屆黨代會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簡歷，像潘功勝這樣36歲才加入中共的，應該是沒有第二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兩歲時父親賴朝金就因為礦災去世，所以他從小的記憶里並沒有父親這個角色。而談到他母親，賴清德總是會說到他國三時得盲腸炎的經驗；由於當時賴清德家窮又需緊急開刀，因此學校老師幫忙募款。當賴清德興沖沖地把裝滿錢的信封袋拿回家，以為可解家裡的燃眉之急時，沒想到母親當場要他把錢退回給老師跟同學。母親對賴清德說：「德仔，你們就要畢業了，以後四散各地，沒辦法還錢，這人情你要怎麼還？」 賴清德的母親個性剛毅，嫁給他當礦工的父親，但父親卻早逝；母親為了養活包含他在內的6個兄弟姊妹到處打零工，就是不願輕易開口向別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養活孩子的日子，媽媽只對賴清德說：「天無絕人之路」。賴清德表示，他母親跟那個年代的婦女一樣，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認真打拚、養孩子，「母親的堅強影響我一輩子」。 賴清德的確對母親的羈絆很深，20年前筆者跑民進黨立院黨團新聞，幾個黨團記者們常到賴清德辦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沒有開會或動員，賴清德每到傍晚總會說：「我要先回去萬里。」其實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趕到老家探望媽媽。賴清德北上當行政院長後，母親已過世多年，但他還是不時抽空回到萬里老家。幾十年的鄰居說，萬里老家門一打開，就掛著他媽媽的照片，賴清德總是自己坐在家裡，或踅轉到家旁邊的大樹到處走看。對賴清德而言，這是他懷念母親的一種儀式。 母親一直是賴清德心中的軟肋，所以曾經專訪過賴清德的媒體都知道，每次談到母親對他的影響，總會看到賴清德不一樣的一面。他時而動容，時而語塞哽咽，時而流淚。最近一次是幾天前賴清德回到萬里為賴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鄰居與鄉親，他再次眼睛泛淚，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賴清德這次碰到選舉，夾雜著對手含沙射影的「賴清德老家違建爭議」，他的眼淚，果然成為對手攻擊的素材。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是不是違建？該不該拆？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民進黨只把新北市工務局在12月1日回函給國民黨議員的公文拿出來說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費唇舌。但對於賴清德的政敵而言，夾雜著似是而非的違建爭議，賴清德的眼淚正是他「示弱」與「逃避」的表現，當然得趁虛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說，新北市政府依法辦事，賴清德只要把事實講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機大肆嘲諷宣稱，賴清德為了萬里老家的違建流淚，「我們乾脆去他的違建前面，辦個直播好了，讓他哭得更大聲。」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他們只知道賴清德是醫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錯；認為賴當過台南市長、行政院長、副總統，仕途一路順遂；除了4年前的民進黨初選敗給蔡英文，賴清德從政30年的選舉百戰百勝，未曾嘗過敗績。賴清德正是許多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所以更無法共感於賴清德此刻的眼淚。從選舉的角度，當眼淚無法被同理，就是一種多餘的情緒；不但無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過去30年來，台灣人看過許多「總統的眼淚」。經驗告訴台灣人，眼淚多的總統，與他最後的施政滿意度往往成為反比；領袖的眼淚只能為百姓流，而不是為自己流。此刻的賴清德只差一步就來到他的從政之巔了，往後，他更必須收攝自己的心神，把眼淚留給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關於美國深層政府的說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國大選支持川普的輿論指責民主黨和左派對川普的打壓。自以哈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以色列無條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讓一些人認為美國存在一個深層政府，就是在美國的猶太勢力。 美國的猶太裔移民比在美華人多一點點，在美國也屬於少數族裔，然而，就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無論是政界、商界、傳媒、學界、非政府組織，猶太人的力量無處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內閣的很多官員都有猶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猶太裔。平時大家雖然也知道或聽說猶太人的影響力，但感覺不是很明顯，可以哈戰爭開打後，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表現出的對以色列的支持，讓很多人感嘆，猶太移民對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在美國，反美沒有政治勢力把它當回事，但反猶不可以，它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不但會遭到猶太團體，也會遭到美國社會的同聲譴責。 比如，美國大學出現反猶和聲援巴勒斯坦的現象，就受到猶太社區的商界領袖、高校捐贈者對校方的批評和施壓，要求校方開除參與反猶的學生。最近，哈佛、麻省和賓大三所頂級高校的校長出席國會「高校反猶」聽證會，由於對三位校長在在聽證會上的證詞和表現感到不滿，有超70名兩黨議員發出聯名信，要求這三所名校立即罷免校長，而這三位校長不過是重申了保護校園言論自由的承諾，表示那些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只有在導致學生遭到霸凌的情況下，才會違反校規。目前，賓大校長和董事會主席在壓力下已選擇辭職。 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在上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鮮明體現出來。15個安理會國家，只有美國投了反對票，它的兩個鐵杆盟友、向來緊跟它的英國和日本，前者棄權，後者贊成，再加上法國和瑞士也投了贊成票，美國的這四個西方盟友這次都沒有站在它一邊。美國一些學者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認為傷及美國利益。如在國際戰略研究界頗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海默斯就很不滿，認為對美國利益會帶來很大損害。美國將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綁在一起，單從美國的利益來看確實不好解釋，只能說在涉及以色列的問題上，猶太勢力對美國的影響力達到了可以左右美國政策乃至輿論的地步。 我對猶太裔在美國的這種影響力不做好或壞的道德評價，對它為何有這種影響力也不作探討，僅僅指出這個事實。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為什麼要把猶太勢力稱作美國的深層政府。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只是人們的一種直觀感知或認識。深層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沒有掌握行政權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關鍵資源，可以影響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因此，有影響力不等於是深層政府，必須能夠運用這種影響力，改變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就這個意義而言，深層政府是在一個國家中那些對政策有完全影響力的利益集團。每個國家都有利益集團，但不是每個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政策和決策都產生影響力，必須能夠影響或改變國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響或改變一般的行業或產業政策，才稱得上深層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華人和中國內地線民也把中國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的深層政府，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經貿聯繫，尤其是華爾街和中國的深度勾連，讓中國的力量在美國特別是拜登政府內無處不在，他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拜登的兒子和中國有利益輸送，拿了中國方面幾百萬美元，因此為中國說話，做中國的代理人，連帶所及，拜登也是為中國利益服務的。中美經貿和人文交流在一個時期確實密不可分，華爾街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了中國企業的審計業務，高盛、摩根等投行壟斷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保薦業務，在給中國最惠貿易國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華爾街在幕後幫中國做了很多遊說工作。但是，要說中國是民主黨和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就言過其實了。因為要說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兩黨都有，在商業利益上，並不分黨派。另外，美國在和中國的經貿和人文交流中，也獲益巨大。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對美國的影響，只是局限在經貿領域，雖然經貿領域的影響力也會輻射到其他領域，如外交和安全，但畢竟是間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國不可能對美國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響。再說，這都是過去式，現在中美兩國成了對手，還認為中國對美國有影響，就完全從立場出發，不看現實了。 前面說到了華爾街，也有人把它稱為民主黨或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某種程度上，這倒符合事實，不過，嚴格來說，華爾街是美國兩黨的深層政府，這和美國是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個特性有關。商業和金融在美國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美元才是美國真正的統治者。美國的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在世界上是最發達的，無論是當選議員還是競選州長和總統，背後都需要錢，誰的募款多，誰競選成功的概率就大。為什麼美國是兩黨制？因為第三黨或獨立參選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贏得選舉的資金，除非他是億萬富豪。政商之間的金錢運作在美國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後都有金主，兩黨在華爾街都有合伙人，誰得到華爾街支持，誰就有機會進白宮。事實上，華爾街影響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響高校、學術圈和傳媒，就此而言，華爾街可看作是美國的深層政府，美國的政策反映了華爾街的利益。在美國，和華爾街有一比的是軍工集團，這也是美國一個非常強大的利益集團，影響和左右美國的政策和決策。 從學理上說，產生深層政府並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深層政府。但能夠要美國為某個國家不得不完全背書而且還拿它沒辦法的，目前只有猶太勢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