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要求统计部门在发布统计数据解读时要”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出现的新词汇。在这一背景下，有网民发现，一批财经领域分析师的社媒账号被禁言。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负面经济数据接连不断。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要求辖下统计部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据财联社报道，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统计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求“做好统计数据发布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 关注中国经济的法律工作者刘书庆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环境不如以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改革。他说：“要想恢复人们的信心，你（政府）首先应该进行基础性改革，以扩大公民自由和权利为导向。经济发展不是依靠宣传发展起来的，进出口形势，老百姓就业率消费都取决于经济环境。你在字面上可以通过统计局把数字做得很好，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真实的经济凋敝。” 今年下半年，中国各部门先后出台挽救民营经济的措施一百余条，但仍然无法改变现状。有网民评论说，外资撤离、房企爆雷、地方财政债台高筑，中国已经回不到繁荣年代。还有网民留言：“不做穷朋友的头，放下身段跟美国真心交朋友，不用三年辉煌也许会展现。” 新词”改善社会预期”即转变民众观感 面对网上各种批评政府的言论，12月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现了“改善社会预期”的词汇，意思是要转变民众对社会悲观失望情绪。近期，中国经济领域不少分析师的账号被禁言。对此，刘书庆评论说：“就是禁止唱衰，要唱响中国的经济，现在的经济确实与信心有关系，人民之所以没有信心是对自己对财产和自由以及安全感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人们不敢创业。” 经济分析师禁言 网内警告不得唱衰经济 中国的经济分析师已经被戏称为“风险师”。中国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经济领域分析师刘纪鹏、洪榕、水皮等多位经济评论人士遭到全网封杀，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禁言事件引发网民关注。周四晚互联网科技博主“掘藏师杜瓦”发文：“如何看待近期财经大V们的禁言？——如果这世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声音只会是谎言。” 在法律群内，有人发通知：“近期对于唱衰经济言论的处置将会很重，请大家发博时勿触及红线。” 时事评论人士李昻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现在当局不仅对经济领域，对其它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严加处罚：“我看到一篇文字将经济学家都被禁言了，就是你不符合当局要求的言论，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当然他要禁止。这不仅是针对经济界，他对所有人，包括我们。你只要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被禁。” 公开资料显示，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的抖音、微博账号拥有数十万粉丝，水皮的粉丝数量超过一百万。如今这些人已失去对外发言的渠道。
“无论是诱导或胁迫，那种突然翻转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美国戴维森学院亚洲政治学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在分析台湾选情时，提到了美国决策者对台湾选举的最大担忧——选后台湾新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突然变得更加紧密”。 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已经进入选前一个月的倒计时。台湾政府说，北京当局通过军事、经济和心理战等各种方式干预台湾选举的作为越来越明显，包括军机、军舰扰台，单是在11月解放军就有四次“海空联合操作”同步逼近台湾24海里毗连区、提前一个月宣布认定台湾对中国一些商品存在贸易壁垒、通过社交媒体散布各种假消息，甚至以非常优惠的价格邀请许多台湾基层政治人物如里长等前往中国旅游，一些里长返台后已经被检调单位约谈。 美中关注台湾选举 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不仅台湾人关心，美中两国也非常关注选举结果为台海情势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11月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就曾要求北京，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星期四(12月14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台湾大选举行了一场线上讨论会，长期观察台湾政党政治和选举的几位美国学者，包括任雪丽、前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以及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祁凯立(Kharis Templeman)，都分享了自己对选情的观察。 目前在台湾各个民调中，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都位居领先，中国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与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原先在民调中呈“麻花卷”互有上下的局面，在正式登记候选人之前的所谓“蓝白合”(侯友宜与柯文哲合作共同组成一组候选人)破句后，侯友宜在多个民调中要比柯文哲支持度高一些。 长期追踪候选人支持度的《美丽岛电子报》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第89波民调中，赖清德与副手萧美琴的支持度是35.2%；侯友宜与赵少康是29.5%；柯文哲与吴欣盈是19.0%。 选举竞争激烈结果难料 不过祁凯立说，不能因赖清德民调领先就因此而预测赖清德会赢，因为民进党已执政八年，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偏低，台湾经济也在放缓，民众对民进党施政满意度的看法要比以前低很多，因此民进党必须面对选民对政府不满而做出另一种选择的风险。 “以温度计来测量，现在人们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一般反应在民调上和他们对这两个政党的感受没有太多不同，所以我认为这场选举对民进党有许多负面风险，我认为他们必须把选战打的很好才能确保他们能够赢。所以我会反驳那些关于这场选战已经结束的叙事，说是赖清德已经终结这场选举。我认为我们将在最后一个月见到一些真正的火花，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非常接近、非常激烈的竞赛，”祁凯立说。 对于影响这次选举的因素，任雪丽认为一个是投票率，另一个是“弃保”效应，这是指越接近选举，选民会自动放弃，或被操作放弃去支持民调表现最差而无望胜选的候选人，因此在接近投票日前，各竞选阵营的选战操作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影响台湾选举的中国因素 除了前述这两个因素，祁凯立再加入一个中国因素，因为中国在历次台湾各种大小选举中都没有缺席，他认为这次也不会例外。 他说，中国对台湾候选人的偏好非常清楚，他们不信任民进党，宁可选择国民党为其伙伴，“因为国民党领导层支持一种形式的一个中国原则，对北京来说那就是任何两岸互动的底线”，因此在此次选举中他们很清楚的希望国民党能赢，至于北京对柯文哲的态度就比较不明确，但柯文哲的言行展现出的政治光谱与民进党较有距离，所以或许北京会比较喜欢柯文哲。 “对他们来说，赖清德(胜选)是最坏的结果，”祁凯立说。 他在提到中国如何影响台湾选举的做法时说，虽然北京台面下的介选活动令人关切，但中国对台湾的公开举措才是影响选举最重要的因素。 “北京过去八年来对台湾的公开活动是更重要而且更可能成为这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祁凯立说，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的做法，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一致。 “他们不愿与蔡英文互动，因为她没有在就职时说出通关密语。直到、并除非有民进党成员说出这个通关密语，也就是它必须包含某种形式的一个中国原则，否则他们将永远不会与民进党总统互动，”祁凯立说，结果就是他们将持续对民进党政府挤压，使用外交、经济或甚至军事手段来试图恫吓台湾，“直到台湾选民——在他们的看法中——清醒过来，选出一个更顺从北京的人为止。” 中国选前两天或有大动作 卜睿哲说，除了操作各种来自中国和台湾本地自己生成的各种假消息来影响选举外，他不排除中国可能在选前两天出手，操作战争与和平的叙事，甚至配合某些行动来恫吓台湾选民。 不过祁凯立认为，北京在选前发表恫吓台湾选民的言论将是“非常糟糕”的举措。 “通常当北京试图明白地告诉台湾选民怎么做时，它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反效果。所以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策略就是闭上嘴巴，什么事都别做，”他说。 卜睿哲也同意。“我要说的是，过去多年来北京在做明智事情方面的记录并不是很好，我们我们还是观望吧。” 美国的担忧 对于台湾选后的局面美国应该如何面对，例如从在1月13日投票日之后到5月20日新总统就职，美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美国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我们认为美国对台湾海峡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稳定。没有危机、没有重大意外、没有会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框架及经济关系的重大发展。所以先是稳定然后是可预测性，”任雪丽说。 她说，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时就一直在说，美国对跨海峡分歧的最终结果或解决方式没有任何偏好，但美国要的是和平，也要它以有秩序的方式来解决，因此稳定与可预测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赖清德或侯友宜，或甚至是柯文哲，美国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台北的新政府能以有秩序、深思熟虑的方式迈进，与美国的伙伴沟通，”任雪丽说。 “所以我认为美国决策人士最担忧的就是台湾会突然翻转，然后我们面对着一个不管是被诱导进入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紧密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下我们的立场或美国的立场变得难以预测或辨明——或是台湾被胁迫进入一个与北京更紧密的关系。无论是诱导或胁迫，那种突然翻转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她接着说。 任雪丽进一步解释说，她认为最可能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压力，尤其是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有可能破坏台湾社会的和谐并制造出一些难以预料的状况，因为台湾选民不再依赖他们长久以来的政治选择，他们变得更浮动，更愿意去抓住某种新的东西，不管他们是否知道那个新东西会不会真的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那就是为什么柯文哲现象有一点令人不安，因为它的确让人觉得人们正在抓住一个不知道的东西，并排斥至今已经完整建立、迄今仍在持续的东西，”任雪丽说。 美国对台海稳定有角色 除了中国的施压以外，任雪丽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会导致台湾“令人意外地、或是鲁莽地”改变其立场，那就是台湾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已经到了要放弃台湾的程度，台湾必须自己另外寻求和平。 “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稳定与可预测性方面也有一个角色要扮演，那是我们在台湾海峡真的需要的，”她说。 北京：台独是和平威胁 对于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批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朱凤莲说，在中美元首的旧金山会晤中，拜登已向中方做出政治承诺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美方应当兑现承诺，停止向‘台独’释放错误信号，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她再次批评赖清德是“台独工作者”、“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及“战争制造者”，并称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希望台湾民众在选举时做出正确选择。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调低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随后，又相应调低了港澳地区与大批国企的信用评级。 海外有评论嘲笑穆迪后知后觉，的确也是，对中共国恶劣的经济环境，海内外中国人早就口耳相传。即使我们不是研究者，也没有太多数字作依据，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现实，中共政权之凶兆，远非自今日始。当然，穆迪始终是权威的评级机构，话不可乱说，一旦说出来，就非同小可。 穆迪对市场发出一个严重的负面信号，等于告诉全世界投资者，中国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国便成一堵危墙，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中共国经济没救，不是个别政策错误，是系统性政策错误；中共国的困境，不是一时一地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困境；中共国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见底看不到边的泥沼。 最根本的错误国策是国进民退，是以国营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复辟野心，这在胡温手上已经开始，到习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会大倒退，这是中共总路线彻底大转移，从根本上挖空了改革开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兴经济，就不劳邓小平搞改革了。 这个总趋势不可逆转，因为习近平不会认输，所有的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内政外交都要服从这个总体方针，决定了中国经济沉沦的趋势不可避免。 重启经济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国城乡早已过度开发，四十年来各级政府官员为争资源博升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钻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来集资贪腐的项目都淘空了。大量重复建设，没有效益的投资，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个空壳。也就是说，现在即使有钱有人，都已经找不到有效益的项目了，那么投资这一块，还有什么可为？ 贵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时挖掘五条隧道；成都搞了一个环城公园，后来退林还耕又铲掉，现在莫非又再把环城公园修起来？世上有哪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环城那么大的公园来让居民享受？ 重启经济活力的另一个阻力，是中国背著房地产﹑地方债﹑大量失业﹑对外关系紧张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觉性前瞻性，早就应该纠偏，但中共一味迷醉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后积重难返，背不动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牵连绑定，互相拖累，无法逐一卸载，牵一发而动全身，扶了东墙倒西墙。早十年有警觉，可能也很难搞，但还能动大手术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现在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拖”字诀，把灾难大爆发往后推，不让地产公司破产，地方债减息延期，失业数字不公布，战狼外交降温等等，都是换汤不换药，打强心针苟延残喘。实际上从习近平以下，都没有人相信经济还有得救了。 穆迪在这种形势下降低中国信用评级，当然没有错，但这的确是一个“阿妈即是女人”的问题，只不过穆迪是权威机构，他说出来的话有人听。 穆迪这一掌来得够迅猛，打响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枪，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惊醒，此后就是墙倒众人推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外国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热煎堆，而是人见人怕的烫手山芋。 战狼外交与地缘政治紧张，国内管控森严，必造成私企倒闭外资撤离，企业关停造成失业减薪成风，失业减薪造成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造成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导致失业更严重，危机就是这样叠加循环牵连而成。等于一个恶性肿瘤全身扩散，扩散再扩散，成树状结构，割除肿瘤根本不现实，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终呜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场，现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赶习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国人还对中共有最后一分信任，至少民间精神会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欲望又死灰复燃，市场多少会有点振作。当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远只有一个覆灭的前程。 但即使仅仅搞掉习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对于像葛莱仪这样的美国重要对台智库研究学者而言，想要认真了解侯康配的两岸外交国防政策，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不仅侯友宜的论述常常前言不对后语，就连他的副手赵少康的说话也常常首尾不相连，尤其侯友宜与赵少康还常常各说各话、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说不准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专访时说，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两岸之间的歧异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从没有放弃武力，因此他不会存在不切实际幻想。他更投书投书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指称：“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台湾的国防军备，吓阻北京动武。”一番话说得铿锵，但如果把名字遮起来，你还会以为说这话的人应该是蔡英文或赖清德。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侯友宜竞办批评民进党不告诉全民将面临战争的事实，并质疑民进党为何编列创新高的6068亿国防预算？为何把兵役延长到1年？美国为什么要军援1000亿美元给乌克兰、以色列、台湾，且其中已有2国处于战争之中？侯友宜说，民进党不负责任地挑衅大陆，支持台独，就是在引战。 为什么侯友宜加强军备就是“吓阻动武”，别人加强军备就是“挑衅引战”？还有，赖清德过去4年来什么说过要“支持台独”？侯友宜晓不晓得在共产党眼中你选总统就是“搞台独”？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莹只是去参加一场联合国周边组织的活动，就因为她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造成整团台湾人被打压。 至于赵少康，他在美国人最关心的台湾兵役问题上，短短两年就改了三次立场。先是在2021年8月公开质疑台湾役男只需服4个月兵役，这样的兵能战吗？能撑多久？等到隔年底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初选提名时又宣称4个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实，“如果我当总统，役期回归4个月绝不延长”。但前几天他又说，恢复4个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两岸要恢复和平状态。 不仅侯赵自己说话颠三倒四，他们俩人还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赵少康宣称当选后将要求中国大陆让台湾派军事观察员去观摩，侯友宜却宣说两岸应该从“低位稳定”的教育文化与经济交流开始对话。姑且不论台湾哪来的权力要求单方面派驻军事观察员，此事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其背后更必须有一系列的政治谈判与协议支撑，兹事体大，怎么会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率尔发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赵少康，出入重要论述场合都要带著“赵子龙”当护法。弱势总统碰上一个好发议论的副总统，这个组合将来到底听谁的？ 台湾的国际处境特殊，外交国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两岸政策走。马英九执政时期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中共因此在国际上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不仅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几乎全听任中共安排；连国防也聊备一格，汉光演习甚至不打实弹只放枪炮配乐。就算马英九路线看似可行，也是因为当时美中两强权水乳交融；如今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国民党现在要拿什么继续复制当年的马英九路线？ 侯友宜的问题是他以蓝营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身份，但却没有相对应的论述。直至先前民调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蓝论述，但过程中未经拣选消化，而更像是囫囵吞枣。许多未解的议题包括：侯友宜到底愿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如果接受，是将中华民国与国家主权置于何地？如果不接受，又为什么大谈签订两岸服贸协议，将开放“大量”陆生来台就学就业？而共产党此刻亟欲开启两岸政治谈判，侯友宜身为一个弱势领导人，又如何能够维持“低位稳定”的协商？ 总统的核心职权是两岸外交国防，选什么样的总统，就是决定台湾未来有什么样的两岸外交与国防路线；想当总统的人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既然共产党以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作为开启两岸官方交流的条件，那就请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先说淸楚：你们接受共产党设下的前提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两岁时父亲赖朝金就因为矿灾去世，所以他从小的记忆里并没有父亲这个角色。而谈到他母亲，赖清德总是会说到他国三时得盲肠炎的经验；由于当时赖清德家穷又需紧急开刀，因此学校老师帮忙募款。当赖清德兴冲冲地把装满钱的信封袋拿回家，以为可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时，没想到母亲当场要他把钱退回给老师跟同学。母亲对赖清德说：“德仔，你们就要毕业了，以后四散各地，没办法还钱，这人情你要怎么还？” 赖清德的母亲个性刚毅，嫁给他当矿工的父亲，但父亲却早逝；母亲为了养活包含他在内的6个兄弟姊妹到处打零工，就是不愿轻易开口向别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养活孩子的日子，妈妈只对赖清德说：“天无绝人之路”。赖清德表示，他母亲跟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认真打拼、养孩子，“母亲的坚强影响我一辈子”。 赖清德的确对母亲的羁绊很深，20年前笔者跑民进党立院党团新闻，几个党团记者们常到赖清德办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没有开会或动员，赖清德每到傍晚总会说：“我要先回去万里。”其实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赶到老家探望妈妈。赖清德北上当行政院长后，母亲已过世多年，但他还是不时抽空回到万里老家。几十年的邻居说，万里老家门一打开，就挂著他妈妈的照片，赖清德总是自己坐在家里，或踅转到家旁边的大树到处走看。对赖清德而言，这是他怀念母亲的一种仪式。 母亲一直是赖清德心中的软肋，所以曾经专访过赖清德的媒体都知道，每次谈到母亲对他的影响，总会看到赖清德不一样的一面。他时而动容，时而语塞哽咽，时而流泪。最近一次是几天前赖清德回到万里为赖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邻居与乡亲，他再次眼睛泛泪，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赖清德这次碰到选举，夹杂著对手含沙射影的“赖清德老家违建争议”，他的眼泪，果然成为对手攻击的素材。 赖清德的万里老家是不是违建？该不该拆？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民进党只把新北市工务局在12月1日回函给国民党议员的公文拿出来说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费唇舌。但对于赖清德的政敌而言，夹杂著似是而非的违建争议，赖清德的眼泪正是他“示弱”与“逃避”的表现，当然得趁虚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说，新北市政府依法办事，赖清德只要把事实讲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机大肆嘲讽宣称，赖清德为了万里老家的违建流泪，“我们干脆去他的违建前面，办个直播好了，让他哭得更大声。”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只知道赖清德是医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错；认为赖当过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仕途一路顺遂；除了4年前的民进党初选败给蔡英文，赖清德从政30年的选举百战百胜，未曾尝过败绩。赖清德正是许多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所以更无法共感于赖清德此刻的眼泪。从选举的角度，当眼泪无法被同理，就是一种多馀的情绪；不但无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过去30年来，台湾人看过许多“总统的眼泪”。经验告诉台湾人，眼泪多的总统，与他最后的施政满意度往往成为反比；领袖的眼泪只能为百姓流，而不是为自己流。此刻的赖清德只差一步就来到他的从政之巅了，往后，他更必须收摄自己的心神，把眼泪留给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关于美国深层政府的说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国大选支持川普的舆论指责民主党和左派对川普的打压。自以哈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让一些人认为美国存在一个深层政府，就是在美国的犹太势力。 美国的犹太裔移民比在美华人多一点点，在美国也属于少数族裔，然而，就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无论是政界、商界、传媒、学界、非政府组织，犹太人的力量无处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内阁的很多官员都有犹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犹太裔。平时大家虽然也知道或听说犹太人的影响力，但感觉不是很明显，可以哈战争开打后，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表现出的对以色列的支持，让很多人感叹，犹太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在美国，反美没有政治势力把它当回事，但反犹不可以，它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不但会遭到犹太团体，也会遭到美国社会的同声谴责。 比如，美国大学出现反犹和声援巴勒斯坦的现象，就受到犹太社区的商界领袖、高校捐赠者对校方的批评和施压，要求校方开除参与反犹的学生。最近，哈佛、麻省和宾大三所顶级高校的校长出席国会“高校反犹”听证会，由于对三位校长在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和表现感到不满，有超70名两党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这三所名校立即罢免校长，而这三位校长不过是重申了保护校园言论自由的承诺，表示那些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只有在导致学生遭到霸凌的情况下，才会违反校规。目前，宾大校长和董事会主席在压力下已选择辞职。 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上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鲜明体现出来。15个安理会国家，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它的两个铁杆盟友、向来紧跟它的英国和日本，前者弃权，后者赞成，再加上法国和瑞士也投了赞成票，美国的这四个西方盟友这次都没有站在它一边。美国一些学者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认为伤及美国利益。如在国际战略研究界颇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海默斯就很不满，认为对美国利益会带来很大损害。美国将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绑在一起，单从美国的利益来看确实不好解释，只能说在涉及以色列的问题上，犹太势力对美国的影响力达到了可以左右美国政策乃至舆论的地步。 我对犹太裔在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不做好或坏的道德评价，对它为何有这种影响力也不作探讨，仅仅指出这个事实。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把犹太势力称作美国的深层政府。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直观感知或认识。深层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关键资源，可以影响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因此，有影响力不等于是深层政府，必须能够运用这种影响力，改变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就这个意义而言，深层政府是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对政策有完全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每个国家都有利益集团，但不是每个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都产生影响力，必须能够影响或改变国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响或改变一般的行业或产业政策，才称得上深层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华人和中国内地线民也把中国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深层政府，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经贸联系，尤其是华尔街和中国的深度勾连，让中国的力量在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内无处不在，他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拜登的儿子和中国有利益输送，拿了中国方面几百万美元，因此为中国说话，做中国的代理人，连带所及，拜登也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在一个时期确实密不可分，华尔街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中国企业的审计业务，高盛、摩根等投行垄断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保荐业务，在给中国最惠贸易国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华尔街在幕后帮中国做了很多游说工作。但是，要说中国是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就言过其实了。因为要说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两党都有，在商业利益上，并不分党派。另外，美国在和中国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中，也获益巨大。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过去对美国的影响，只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虽然经贸领域的影响力也会辐射到其他领域，如外交和安全，但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国不可能对美国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响。再说，这都是过去式，现在中美两国成了对手，还认为中国对美国有影响，就完全从立场出发，不看现实了。 前面说到了华尔街，也有人把它称为民主党或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某种程度上，这倒符合事实，不过，严格来说，华尔街是美国两党的深层政府，这和美国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个特性有关。商业和金融在美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美元才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无论是当选议员还是竞选州长和总统，背后都需要钱，谁的募款多，谁竞选成功的概率就大。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因为第三党或独立参选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赢得选举的资金，除非他是亿万富豪。政商之间的金钱运作在美国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后都有金主，两党在华尔街都有合伙人，谁得到华尔街支持，谁就有机会进白宫。事实上，华尔街影响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响高校、学术圈和传媒，就此而言，华尔街可看作是美国的深层政府，美国的政策反映了华尔街的利益。在美国，和华尔街有一比的是军工集团，这也是美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政策和决策。 从学理上说，产生深层政府并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种程度的深层政府。但能够要美国为某个国家不得不完全背书而且还拿它没办法的，目前只有犹太势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