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生活在一個教育競爭壓力這麼大的地方，我會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後，他也要面臨一個這麼焦慮的環境。那我的選擇可能就是乾脆不生孩子了。 網路圖片 一席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於嘉，來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領域是性別與家庭，最近幾年關注的議題主要是生育。從研究範式來看，我是利用統計數據來理解各類社會現象。 所以今天我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們如何從數據去理解，為什麼東亞、為什麼中國會成為全球的生育窪地。 兩次人口轉變 當我們講到生育的變化時，一個不能繞開的概念或者框架，叫作「第一次人口轉變」，指的是社會中的人口結構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變化的一個過程。 在工業革命之前，大量的社會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整個人口呈現出非常緩慢的增長。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經濟發展，醫療水平上升，人們的預期壽命也增加了。 與此同時，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生育率又沒有發生變化，於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隨著這些新生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就產生了我們講的「人口紅利」。在這個過程中人口也會快速地增長，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 網路圖片 在第三個階段，生育率開始下降。此時人口學家們相信，生育率可能會從6、7這樣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之後就會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生育率。 什麼叫作更替水平呢？指的是一個育齡婦女，她平均一生大概會生2.1個子女。這樣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那人口總量就會保持相對穩定。 這幅動圖展示的是全球生育率的變化。深藍色表示非常低的生育率，深紅或者深橘色，代表比較高的生育率。 網路圖片 二戰之後的50年代，全球處於一個生育的爆發期。大量國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包括中國在內，總和生育率可能會達到6以上。 但是進入到80年代後，大量的國家，尤其是西歐和北歐，它們的生育率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降到了1.5之下。 2020到2025年，根據聯合國的預測，除了非洲和少數一些地區外，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而到本世紀末，包括非洲在內，全球可能都會面臨一個低生育率的問題。 從這些圖就可以看出來，人口學家似乎錯了，生育率的下降並沒有止步於更替水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的一些國家其實已經出現了超低生育率。 與此同時，非常多新興的家庭現象出現了，比如婚前同居，比如沒有結婚就開始生孩子。所以「第二次人口轉變」的框架被提出了，試圖來解釋為什麼全球會出現這麼低的生育率。 兩個生育窪地：東亞與南歐 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出現了兩個生育窪地：東亞和南歐。 北歐是全球最先下降到一個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地區。但我們如果看2021年或者2022年，北歐的生育率在全球發達國家中是屬於相對較高的狀態。換句話說，它經歷了下降之後，在這些年又有所回升。 網路圖片 實際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現在東亞。在中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中國的生育率是1.3，最近兩年依然在持續地下降。包括韓國，其生育率在2021年已經降到了0.8。我經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說，幾百年後韓國人可能就會從地球消失。 那為什麼全球的兩個生育窪地是東亞和南歐，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 一是它們都有非常強的家庭主義傳統。這種傳統會讓人們認為，一個孩子的出生和成長，他以後發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責任。在這個孩子的成長中，所有的成本、責任都要由家庭來承擔。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對於生育成本上的認知，更大的壓力會抑制大家的生育傾向。 這種很強的家庭主義傳統，也使得東亞和南歐社會的家庭福利支出佔GDP的總量較低。 講完這些共性，那東亞到底有哪些獨特性？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很強的教育焦慮；第二是緊密的婚育捆綁；第三是非常強的集體主義的影響。 我們接下來就從數據的角度具體來看這三方面的獨特性。 東亞的教育焦慮 教育焦慮首先體現在，父母對子女普遍有著非常高的教育期望。這點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而且並不完全取決於家庭背景。 這張圖展示了李汪洋老師和謝宇老師做的一個研究，他們想看不同國家和社會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響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圖中的黑點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與教育期望的相關性強弱。如果黑點非常靠右，就表明相關性是比較強的。 網路圖片 可以看出，在德國或者在美國的白人群體中，黑點是比較靠右的，它的相關性是比較強的。 但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甚至是美國的亞裔群體中，這些黑點都比較靠左，意味著無論父母的教育程度怎麼樣，他們對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 比如說在甘肅華池，父母對於0到21個月的孩子期望怎樣？其與家庭背景的相關性是極小的。也就是說，當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家長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們未來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 但是如果你們有孩子的話就會意識到，隨著孩子的成長，家長可能會變得稍微理智一點。隨著孩子到了七年級、九年級之後，家長的期望會沒有那麼高，或者說相關性會有所凸顯。 這種普遍很高的教育期望，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呢？根據2020年我們分析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可以看到，如果家長的學歷在本科及以上，那麼他們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長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麼他們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兩者僅相差1.3年左右。 但事實上，家長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們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網路圖片 這種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個反映，其實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補課。我們要花費大量的資源去投資孩子的教育。 下面這張圖展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5歲孩子在校外每周參與數學輔導的時間。在韓國，有超過80%接近90%的孩子，他們每周都會接受數學的課外輔導，並且平均會超過5個小時。 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和「包郵區」，包括中國香港和其他的東亞地區，孩子都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在了學校教育之外。 網路圖片 除了補課時長，教育期望的另一個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面這張圖中，橙色表示家庭在課外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黑點是課外教育的支出費用。 網路圖片 很遺憾，這個調查沒有覆蓋中國大陸地區，但是它顯示出，無論是在韓國也好，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也好，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對來說都是比較高的，也佔據了家庭收入較高的比例。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教育焦慮呢？因為教育焦慮或者說教育競爭壓力，會直接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研究。第一幅圖的橫軸是GDP總量，代表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縱軸是這個地區的人們平均的理想子女的數量。 網路圖片 第二幅圖的橫軸是教育競爭壓力，我們用教育培訓機構的密度來進行計算，也就是在這個地區中，每萬名小學生大概對應多少個課外教育培訓機構。 網路圖片 這個研究用的是2018年的數據，是在「雙減」政策之前。可以看到，一些地區比如北京確實是非常卷，每萬名小學生大概會對應500到600個課外培訓機構，換算出來大概是20個小學生就對應1個課外培訓機構。 我們經常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經濟發展和生育意願之間的關係確實一定程度上是負向的，但是其實教育競爭壓力對生育意願的抑製程度可能是更高的。 比如鶴崗，大家對於鶴崗的認知可能只是買房很便宜，5萬塊錢就可以買一個房子。從上面兩張圖裡可以看到，鶴崗的經濟發展水平並沒有那麼高，它是一個很小的城市，但它的教育還是有點卷的，所以鶴崗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數量其實不是特別高，幾乎和北京上海持平。 那為什麼教育焦慮會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 我認為主要是通過兩個機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資源，父母就會想盡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兩個或者三個。 另一方面，其實我們在考慮生育這件事情的時候，並不僅僅考慮我當下的狀態，比如當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壞、是否養得起孩子，我們也會考慮孩子成長之後會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里。 如果我生活在一個教育競爭壓力這麼大的地方，我會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後，他也要面臨一個這麼焦慮的環境，我的選擇可能就是乾脆不生孩子了。 婚育捆綁 第二個造成東亞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綁。人們就像去麥當勞買套餐一樣，買漢堡就一定要搭配一個薯條。婚姻和生育這兩件事情，在東亞是非常緊密地被綁定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人們進入婚姻就意味著一定要生育，或者說生孩子就是人們進入婚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這張表格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三個國家的數據。第一行展示了2010到2015年結婚的女性從結婚到生出第一個孩子的間隔時長的中位數。 中國的間隔非常短。十月懷胎，婚後第11個月孩子就已經生出來了。韓國會稍微長一點，但也沒有長到哪裡去，是15個月，日本是18個月。 其次，在婚後一年之內中國已經有大概超過一半的女性生了孩子。中國和韓國在婚後兩年內可能有大概3/4的女性都生育了子女。 網路圖片 這種高度的婚育捆綁還反映在不結婚就不生孩子。其實全球的結婚率都在下降，為什麼對東亞社會產生了最強烈的影響？因為在東亞，婚姻依然是生育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這張圖展示了各個國家（地區）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就是在當年出生的新生兒之中，有多少比例的父親和母親是沒有婚姻關係的。 網路圖片 中國大概有10%左右，日本和韓國相對更低，可能只有3%到4%。和中國處於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拉美國家，比如在墨西哥和智利，有70%、80%的孩子都出生在婚姻制度之外。 和日本、韓國的經濟水平相類似的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有很高的非婚生育的比例。 不結就不生一定會帶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因為東亞社會都在不斷推遲進入婚姻的時間，甚至有更多的人選擇了不結婚。 那我們的非婚生育比例是不是在未來也會有一些上升呢？可能並不會，因為還有一點在於，生了還要補結。 這張表格反映了中國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在婚前生育的比例在6%左右，但是這個群體中超過一半的人在生了孩子後的一年之內就趕緊補上了結婚，三年之內，2/3都結婚了。 網路圖片 生育捆綁的另一個體現在於，我們選擇結婚對象和生育對象的時候幾乎採用了一樣的標準。 下圖是我們做的兩個研究，想要探討中國人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標準去選擇婚育對象。我會問，這樣的一個對象你跟他（她）結婚理想不理想？這個人他（她）作為你孩子未來的父親或者母親，理想還是不理想？ 圖中的點如果位於虛線右側，代表這個條件有著正向的效應，在左邊是負向的效應，點所對應的橫軸數值則反映出這個條件的效應強弱。 網路圖片 可以看出，在中國，人們選擇結婚對象和生育對象的標準幾乎是一致的，甚至對於生育對象的要求更高。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國家庭的「子女中心主義」的影響，家庭的資源都是向著子代的方向去流動。 大家會覺得這不是廢話嗎？我跟這個人結婚當然要跟這個人生孩子了。但事實上只有在東亞的語境下，我們才會看到如此嚴格一致的標準。 這本書是兩位美國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她們試圖去理解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的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會選擇在婚姻之外生育。這些女性沒有結婚就生下孩子，並且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和生孩子的對象結婚，或者很長時間都沒有進入婚姻。 在美國的一個街區做了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並且訪問了非常多的單親母親後，兩位學者得到一個發現——這些女性對結婚對象的要求遠遠高於對生育對象的要求。 對於這些單親母親來說，孩子是生命的一個延續。她們不要求孩子的父親一定要長相非常好、工作非常好，或者智力非常高，因為她們對於孩子也沒有那麼高的要求。孩子只要健康快樂地成長就可以，並不一定要是一個被精心打造的作品。 但對於結婚對象，她們會認為這是對一個成年人的要求，所以會採用一個更高的標準。比如我會要求你有經濟能力，要求你忠誠、認真負責等等。 因此，她們可以選擇跟一個不那麼理想的人生孩子，但會在後續的很長時間裡，以非常嚴格的標準挑選結婚對象。用她們自己的話來講，孩子是必需品，而婚姻是奢侈品。 當然在這裡講這個，並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選擇非婚生育，只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可能性。 前幾年，好像大家在網上一聊起來生孩子這件事情，就會說「不婚不育保平安」，但是這兩年我發現大家的論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有更多的人在討論「去父留子」，其實它也是一種可能性。 女性如果真的做好了這種準備，是可以選擇在婚姻之外生育的。只是在如此嚴格的婚育捆綁的社會規範之下，她們可能不敢走出這一步。又或者我們的社會沒有提供非常好的福利支持和制度支持，來支持婚外生育的選擇。 同質化的生命歷程 東亞社會面臨低生育率的第三個主要原因，是我們受到了很強的集體主義的影響，使得我們會經歷非常同質化的生命歷程事件。 我們都知道要受教育再工作，然後戀愛、同居、結婚、生孩子，這是一個次序。 網路圖片 除了這個次序之外，我們有非常嚴格的社會時鐘。大家可能從小到大聽的非常多的一句話是「什麼年齡就要做什麼樣的事」——我講完這句話可能很多人已經開始窒息了。 這就意味著你和你同時出生的這一代人，從生到死都要卷。你們要持續地競爭，要先在一起高考，又一起找工作，現在就業也很難，然後要一起去談戀愛，一起結婚，等生出來孩子之後，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競爭。這種同質化會使得大家非常焦慮，壓力也會非常大。 而且它還會造成一個現象，一旦你錯過了這些生命歷程事件，沒有在所謂正確的年齡做正確的事情，你彷彿就被這個社會落下了，沒有辦法再追趕上去。 一旦我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沒有辦法找到很好的結婚對象；或者我錯過了大家都認為應該進入婚姻的年齡，就沒有辦法順利地進入到婚姻中。由於不結婚就不生孩子，就會帶來生育率的下降。 這種集體主義也反映在數據之中。下表是我們做的一個研究，顯示了不同國家、出生在不同年份的男性和女性，其結婚年齡的中位數與標準差。括弧內的標準差顯示了結婚年齡的變動範圍。 網路圖片 通常來說，平均結婚年齡越晚，變動範圍是越大的，你可以18歲結婚，也可以50歲結婚。但是從數字中可以看出，比如1960到1964年出生在日本的這些男性，平均結婚年齡是超過美國的，但是它的變動幅度是更小的。 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更年輕的日本男性群體中，標準差從5降到了2.8。也就是說社會越來越嚴格，大家結婚的時間越來越同質化，可能都集中在那兩三年的年齡範圍之內去結婚。 包括結婚之後，人們要非常快速地在一年之內、兩年之內就把孩子生出來，如果你沒有生出來，就會承受到非常多的社會壓力。這其實也是集體主義帶來的同質化的生命歷程事件。 失去「三孩」想像的中國家庭 說完東亞低生育率的三方面原因，那中國的低生育有哪些獨特性呢？ 一個非常獨特的特徵在於，我們執行了40多年嚴格的計劃生育，使得人們已經失去了對大家庭的想像。 這張圖展示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中，人們理想生育子女的數量分布，橘色代表只想生一個孩子的比例。在中國，大概有1/4的人只想生一個孩子。 網路圖片 我們經常講「只生一個好」「獨生子女好」，這是計劃生育對人們生育觀念的塑造。但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並沒有那幺正常。 比如韓國，它的生育率即便已經下降到這麼低的程度，仍然只有非常少的人只想生一個孩子。比如日本，有大概一半的女性都想要生三個及以上的孩子，但在中國只有不到10%。 我上課的時候經常問我的學生，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最普遍的或者最典型的三孩家庭是什麼？我的學生給我的答案是《家有兒女》。但《家有兒女》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組合，它是重組家庭，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下，還得有一個孩子生在國外，才有了這個「三孩家庭」。 下面這張圖的橘色柱形和黑點，顯示了中國不同省份的生育水平和平均想要生育的子女數量。可以看到在東北地區，一方面它的生育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大家的生育意願也非常低。 網路圖片 因為東北有大量的國企，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是非常嚴格的，所以產生了大量的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在東北的農村，獨生子女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鄉村愛情》里，老一輩的家庭除了謝廣坤之外都只有一個孩子。 生育觀念的塑造其實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如果你成長在一個周圍都是獨生子女的環境下，你就會認為這種小家庭是非常理想的。 除了地區差異，我們還可以看到代際間的差異。在1995到2003年出生的群體之中，有更高比例的男性和女性都只想生一個孩子，其中女性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佔到1/5。 網路圖片 中國快速下降的生育實現率 但中國當前並不是生育意願的快速下降帶來生育率的走低，而是因為生育實現率的快速下降。這是中國目前面臨低生育率的另一個獨特特徵。 生育實現率就是我們實際生育出來的數量，除以我們想要生育的數量。當實現率大於1的時候，它代表沒有滿足的避孕需求；當實現率小於1時，它反映的是沒有滿足的生育意願——比如我想要生兩個，但是只生了一個。 之前中國的生育率還可以，雖然不是特別高，但也是1.5、1.6。而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出來之後，我們突然發現，中國進入了極低生育率的國家，生育率只有1.3。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張圖中，藍色柱體是理想生育子女的數量，紅色柱體是實際生育的數量，這些圓點就是生育實現率。 網路圖片 […]
龍年了，龍究竟應該翻譯成Dragon還是Loong成了話題。 直到最近，還不知道龍還有過Loong這麼個譯名。看到過龍芯用Loong這個名字，還覺得奇怪。有說法19世紀初英國傳教士馬什曼的著作提到中國龍時，注音用的就是Loong，但解釋用的是Dragon。後來，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首部《華英字典》將龍譯為Dragon，沿用至今。 網路圖片 現在，中國網民對中國龍被譯為Dragon表示不滿，一致要求改譯為Loong。浙江省委宣傳部也下場了，聲稱中國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龍」等傳統文化符號出海已成大趨勢；龍的翻譯事關文化自信，文化定義權和話語權，「不可不較真」。 希望這只是浙江省委宣傳部里一些人的個人見解，老實說，國家有很多事需要關注，把精力用在這上面，是用錯了地方。 如果要中國化，用拼音，龍應該是「Long」，但必然與英文里現有單詞long（長）相混淆，不妥。然而，Loong算什麼？既不符合中文拼音，也不是英文里約定俗成的說法。這只是當年一個傳教士用來羅馬注音的標註。對於絕大多數現代英語人士來說，是個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說法；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談不上體現中國的文化自信、文化定義權和話語權，這根本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說法！也不反映「龍」的任何特質，只是個發音相近的表述。這才是妥妥的半殖民地時代的遺迹！ 如果要就「龍」較真的話，中國不再用China，中國人不再用Chinese，中文也不再用Chinese，而是用「Zhongguo」、「Zhongguoren」、「Zhongwen」豈不更體現中國的文化自信、文化定義權和話語權？龍只是象徵，中國才是本尊啊。哪有象徵比本尊還要重要的道理？ 那豆腐（toufu）、功夫（kong fu）、太極（tai chi）等都得改？ Dragon是英文里一個現成的表述。沒錯，英文里的龍與中國龍不是一回事。英文里的龍噴著火、長著翅膀、暴虐貪婪，通常是不是好東西；中文裡的龍由蛇身、馬頭、鷹爪和鹿角組成，通常代表權威天道，也常代表好運吉祥，但未必和眉善目。兩者只有法力無邊這一點是共同的。 如果英文里中國龍需要專門的表述，那中文裡Dragon是不是也需要另外找一個譯名？要不也直接音譯：「德拉貢」？ 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也是半殖民地時代的譯名，代表的不是中國人的話語權，而是洋人的話語權，是不是也得改？賓利、勞斯萊斯、勞力士是殖民地時代的港譯，都有過符合標準音譯規則的新華社標準譯名（本特利、羅爾斯-羅伊斯、羅萊克斯），既然那麼重視話語權，是不是改改回來？要不自己語言里的話語權都漠然視之，倒是對外語里的話語權很熱心，這算什麼情懷？ 話語權是重要的。話語權來自實力，而不是音量；來自尊重，而不是糾纏。 就Loong和Dragon而言，歧義不是來自共用，而來自刻意的誤用。熊貓也一樣，在中文裡，熊貓又是熊又是貓，在英文里，Panda倒是與熊或者貓不會混淆，但不妨礙有人刻意把可愛的大熊貓描繪成面目猙獰、張牙舞爪的阿拉斯加大棕熊一樣的惡獸。正名有用嗎？ 網路圖片 與其在Loong還是Dragon上花力氣，不如紮實把中國的事情做好，把中國打造成既強大又友善的超級大國。 鷹是好鳥嗎？鷹可以是威嚴、勇猛的象徵，但鷹犬可不是好東西。獅子生來為王嗎？獅子和老虎一起，是媽媽用來嚇唬小孩的壞蛋：「再不聽話，叫老虎獅子來吃掉你！」 龍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中國的形象決定了龍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而不是反過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晨楓老苑
龍年除夕夜，許多中國家庭在賀歲之際，有著打開電視把央視春晚當作調節聚餐氣氛的習慣。本台近日徵集網友有關春晚觀感的調查發現，收看春晚的民眾越來越少。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呢？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2024年的央視春晚收視情況為六年來最佳，平均收視率突破30%。其中，收視率最高的節目為劉謙的魔術表演《守歲共此時》，收視率峰值高達34.7%。此外，今年春晚還在北京主會場，以及新疆喀什、遼寧瀋陽、湖南長沙、陝西西安設立了四個分會場同時舉行，規模龐大，舞台炫目吸睛。 在長達五個多小時的節目中，央視春晚引發民眾熱議的節目之一是解放軍作戰部隊持槍登場。舞台上，士兵們一邊唱著軍歌《決勝》，一面排出不同的陣型。與往年只有解放軍文藝兵登場表演不同，今年的晚會還首次出現長期駐守北京的裝甲部隊「66477部隊」。 社調：近七成民眾過年”沒看”春晚 針對央視春晚收視情況，自由亞洲電台也在近日通過國際社群平台X（原推特）做了一項社會調查。結果發現，不同於中國官媒報道的收視情況，有多達69.2%的民眾表示自己「沒看」春晚；有24.9%的民眾表示看了春晚，但「不喜歡」；只有約6%的民眾表示，「喜歡」今年的節目。 網友們在留言中表示，「觀看春晚，嘲笑春晚，遠離春晚，遺忘春晚」；「很多年都不看這晚會，無聊至極，只適合黨員看」；「對待春晚，最好就是不看、不討論、不提供流量。 不論春晚如何變革，如何『親民』，如何包裝自己，都不看就對了」；「春晚是給領導看的，不是給老百姓看的」。 不過也有網民表示，「平心而論，今年的春晚是最近十九年最好的，沒有太多教育人的節目。」 民眾不看春晚：不想在過年被宣傳教育 26歲的Angela就此告訴本台記者，她與周邊的朋友都覺得春晚越來越「尷尬」，因此會選擇看其他節目：「我從大學開始就不看了，這些年一如既往的爛。雖然很多家庭會為了過節氣氛，雖然覺得爛還是打開來做為背景音，我覺得近年來春晚無聊尷尬且沒有新意，不僅笑話不好笑，宣傳意味也很濃厚，像是明裡暗裡催年輕人生孩子，我才不要大過年被教育。」 Angela感嘆：「我以後應該也不會看春晚，現在的春晚跟九十年代和千禧年那會兒的比起來彷彿來自兩個宇宙，當時實在是太幸福。」 舞台壯麗奢華 意在宣傳經濟成就 旅美資深媒體人王劍則向本台分析，宣傳意味濃厚是民眾漸漸不看春晚的主因：「最近10年，習近平上台後春晚就變得不可看，因為春晚變成基本上都是在吹牛，都是宣傳。以前還有可看性，像小品還有一點可看性。現在根本不能看，任何他不喜歡的內容都不出現，那你怎麼看？」 王劍指出，近年來的春晚舞台越來越強調華麗、宏大敘事：「這是洗腦工程的一部分，通過宏大敘事來展示強國之路、經濟成就。但問題是，這不真實。以前的春晚也洗腦，但是現在的春晚是很惡劣地洗腦。當然很多家庭還會看的原因是因為老人家要看，老人家沒有品質上的要求，所以繼續看。但是很多人其實是不看的，電視開著，老人家在看，年輕人都去別的地方打牌的打牌，干別的事情。」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賽，除了全程沒上場被罵慘，比賽結束後的頒獎儀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與官員們在球場上與邁阿密隊球員一一握手時，梅西慢慢走出隊伍，從李家超等港府官員身後繞開走過，沒和他們握手，也被許多香港人和中國人痛批不禮貌。當看到梅西怎麼閃過握手的影片時，讓人想到一個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兩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慶祝活動上，被認為是20世紀、甚至整個西方音樂史上最重要的指揮家之一的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揮完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後，福特萬格勒與來到台前的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對福特萬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這影片，很難不認為他是納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認同納粹，但事實上，福特萬格勒不只不是納粹黨員，也沒有支持納粹，還不只一次與納粹高層（包括希特勒）發生爭吵、寫公開信給戈培爾譴責反猶太主義、為猶太音樂家辯護，甚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猶太人逃離第三帝國，因此，希特勒並不喜歡他，納粹德國內政部長、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進集中營。不過，這樣的福特萬格勒還是被納粹政權所重用，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和「維也納愛樂樂團」（曾有50%的團員都是納粹黨員）常任指揮，原因可不是納粹惜才，而是宣傳部部長戈培爾認為福特萬格勒能作為德國文化象徵最好的「宣傳」。 事實上，早在1935年，福特萬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個大宣傳。在一場音樂會開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個納粹黨人都會出席，並被命令要行納粹禮歡迎希特勒。不願意行納粹禮的福特萬格勒接受樂團經理的建議，手握指揮棒來躲過，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來的手，於是他與希特勒握了手，當然也被納粹安排好的攝影師捕捉了那個握手的時刻，然後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就到處散播這張照片，讓不清楚實際情況的外人（尤其是外國人）以為福特萬格勒支持了新政權（始於1933年）。 這種利用名人（尤其是藝文與體育界）作宣傳或洗白惡行也是現在集權獨裁國家政府最喜歡做的事，如這次梅西沒上場的香港表演賽，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經濟學家稱「香港已玩完」的經濟，而香港的經濟會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為推動《逃犯條例》（送中條例）修訂（2019）、快速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2020），受中國控制越來越嚴重，外資紛紛撤離，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了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所以需要盛事經濟來提振，也順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與中共政府似乎不懂這整個邏輯，竟然在梅西沒上場的表演賽（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訪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全力拚經濟」。 所謂二十三條是比《港區國安法》更嚴苛的《基本法》第23條，涵蓋五類罪行，包括叛國、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破壞活動和境外干預。新增的「境外干預」罪將禁止港人與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聯繫，「國家秘密」的定義涵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叛國」罪包含「隱匿叛國」，並要擴大警方執法權，可將羈留時間從目前不超過48小時大幅延長至14天。換句話說，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認知里，香港的經濟變差，就是有外部勢力扯後腿，內部的人（港人＋中國人）與境外勢力勾結之緣故，所以李家超會說，基本法23條必須儘快立法，香港就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力拚經濟。 不過，雖然基本法23條還沒通過，卻儼然像是已經啟動了；梅西來香港的盛事經濟搞砸，香港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發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邁阿密國際以及他們背後的黑手」，因他們「刻意且有計劃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謊言和虛偽令人厭惡，「絕不該允許他再來香港」。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的社評則說，梅西和邁阿密國際隊搞區別待遇，「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藉此讓香港難堪」。然後，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隊本來將在3月至杭州進行的友誼賽。現在傳出，香港主辦單位簽「便宜的非強制梅西上場合約」，甚至合約金額硬生生少了邁阿密國際開價的 3,000 萬港幣（新台幣近 1.1 億），導致其未受強制性的違約規定，因此梅西沒上場。但真的是「錢」的問題嗎？ 去年5月傳出，與「巴黎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約在6月30日結束後，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Al Hilal SFC），但最後，他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Inter Miami）。對於他捨棄高額年薪的「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加入年薪低了約九分之一的「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的老闆馬斯（Jorge Mas）表示，在與全球足球強隊和他們無法競爭的巨大資金爭奪世界上最好的球員的情況下，他與團隊思考：他們的俱樂部可以提供什麼別人無法提供的東西來打動梅西？所以，他與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負（aspirations）是什麼？你的夢想（dreams）是什麼？你想要什麼？」同時，他告訴梅西，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他可以在美國為足球開闢新道路。顯然地，最後是夢想與抱負抓住了梅西的心。（註：足球雖然在全球很受歡迎，但在美國遠不及橄欖球） 事實上，在傳出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時，一些西方媒體嚴厲批判了梅西，認為那是為錢不顧人權，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論自由，逮捕、長期拘禁、刑求、處決非暴力異議者、公共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人士，也剝削移工。這會不會是梅西放棄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沒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員們握手，是不是如許多人說的「是抵制極權政府」，梅西不說，永遠沒有人會知道。至今，福特萬格勒和戈培爾握手的影片還讓許多人爭執著「福特萬格勒在握手之後，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認為有，批評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為納粹帶來聲望、認為他並不那麼無辜的人，就不認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樣地，永遠只有猜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會不會留下影片，殘暴獨裁者和政府官員的手，不必也不該握，更不該成為幫他們轉移焦點或洗白的宣傳。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正在過龍年新春的假期。對當局來說，節前三天的股市大漲，暫時消除了這個春節因股市暴跌導致的大眾對政府不滿可能帶來的某種社會風險。作為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當局當然要營造一種安樂祥和、國泰民安的喜慶氣氛，故不論何因，任何會破壞這種氣氛的行為或者社會心理情緒，它都要極力避免。 中國股市在今年開年以來，就一路下跌，滬市A股在匯金公司入場托市前，累計跌幅達9%以上，並兩次擊穿2700點，最低下探到2635點，深市和創業板跌得更多。看架勢，若政府不干預，還會繼續下跌，2500點能否止住，都不好確定。問題在於，今年以來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勢基礎上的繼續。上兩年滬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達19%，加上今年的跌幅，從最高點3651到最低點2635，股指跌去1000點，跌掉1/3，此跌幅完全稱得上教科書定義的股災。 股市暴跌，民心不滿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眾情緒有非常大的負面反彈後，評估中國當局一定會救市。理由簡單，這波股市暴跌，正臨近春節，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鬧出一些響動，破壞普天同慶的節日氣氛，影響當局常說的社會大局穩定。那幾天，市場已零星出現股民加槓桿深度套牢被強制清倉，因無法承受巨額損失而跳樓傳聞，股市也在突然間成為輿論場討論的熱點。 中國的輿論場好久不關注股市了，討論的對象是房價和其他的時政熱點話題。但在股市連續暴跌後，它又重新進入全民視野，對當局，這絕非是個好現象。因為這意味著社會情緒的惡化。人們談到股市，都顯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於心死，表現出對政府的極度失望和不滿，連一向站在官方立場、為當局辯護的小粉紅們，提到股市，也氣不打一處來，抨擊政府的無能和冷漠。民眾甚至跑到美國駐華使館微博區，發泄心中憤懣，嘲諷和控訴當局把經濟和股市搞砸，把使館微博區變成中國版的「哭牆」，十幾萬條留言顯示了民心反轉，可以說，相比樓市，股市更讓當局民心盡失。 習近平政權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罔顧民意，但當民意折射出的怨氣有可能影響和衝擊社會穩定時，它就不得不重視，尤其在某些時點上。試想，倘若因股市連連下跌出現幾起跳樓的事——不多，只要幾起就夠了——對廣大股民乃至民眾，會產生怎樣的心理觸動，有沒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共情？從而導致社會悲觀情緒蔓延，很多股民恐怕這個年節都過不安穩。即使沒有人跳樓，單單民眾到美使館微博區留言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就會讓當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覺民意危機正在逼近。此乃我認為在股市跌破2700點後，當局一定會去救市的緣由。 民怨高漲，更勝以往 現在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民眾對這次股市大跌，情緒反響如此大？中國股市以前也不是沒出現過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災，從程度上講，都比這次嚴重。那時民眾對股市暴跌也有很強反應，當局也下場救市，但是，社會情緒的激烈比不上這次，此次股災，民眾的情緒彷佛沒有徵兆，突然間就爆發，顯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宏觀背景不同，前兩次股災中國整體處於上升期，人們對未來還有希望，有信心，在這種社會心理面的支持下，傾向於淡化股災的危機程度，認為股災是股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是股市漲得過高後的一次暫時的激烈下調；而此次股災發生於人們對中國的預期全面走壞的背景下，對未來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對當局能夠搞好經濟幾無信心。二是對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長下跌積累的不滿，到此刻的一次總爆發。 2008年的股災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漲後的一次劇烈回調。這兩年都漲幅巨大，2007年滬市A股摸上了6124的歷史高點，收盤在5261點。這兩個點位尤其前一個恐怕未來若干年都超不過。另外，雖然2008年發生了股災，但中國在當年舉辦了奧運會，極大振奮了民族精神，可以說，那時才真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在這種預期樂觀下，社會是不會把股災看得多麼嚴重的。事實上，第二年股市有較大程度的反彈。 2015年，習近平已上台三年。雖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後退彼時初露端倪，但社會對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線政策看得還不是很明白，那時他還是總書記而沒有成為核心，社會對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幾個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經濟上，人們對未來還是有信心比較樂觀的，GDP超過美國不過是未來幾年的事。很多人包括當局相信「東升西降」不久將實現。股市在2014年也有較大程度上漲，2015年繼續上漲，創下了5178的第三歷史高點，但由於監管部門擔心漲得太高，要營造慢牛局面，導致股市在當年出現大跌。儘管如此，由於社會對未來的樂觀氣氛仍在，當年股市還是漲了9個多百分點。 2024年開年以來的這次股災，整個國家發展的宏觀環境完全改觀。內部的政治高壓，外部的中美對抗、中西對立，疊加三年疫情的封閉，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惡果充分呈現，國家發展的元氣被摧毀，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死氣沉沉，沒有生氣，人們對未來普遍不看好，對中共黨內能夠扭轉習近平的治國路線不抱任何希望，不寄託任何信心，要麼通過各種方式「潤」出去，要麼躺平，失去繼續奮鬥的動力。此乃中國當下的狀況和社會的整體風貌，表現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災後，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動。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眾面臨雙重打擊 在比較和分析這幾次股災的宏觀社會背景時，還需注意一個現象，即前兩次股災發生前後，房價的趨勢一直在上漲，尤其2015年這次的幾年，房價的上漲可用瘋狂來形容。中國人獲得財產性收益的途徑很狹窄，股市和樓市是絕大多數民眾投資的兩個渠道。相對於股市的高風險，樓市在2019年前，都是穩賺不賠的，許多人加高槓桿買房，形成了所謂全民炒房的局面。歷史經驗告訴他們，在中國，房價將「永遠」上漲。而股市，暴漲暴跌是它的常態，雖然很多人也樂此不疲地進入這個市場，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國散戶是虧損的，很多虧損嚴重。不過，股市虧損的錢可以通過樓市彌補。可是，近期的股災，大眾運氣就沒這麼好了，房價也在劇烈下跌。過去幾年，當局對房地產的嚴厲打壓，加上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以及就業和收入的不明朗，讓房企不斷暴雷，社會對房價上漲的預期發生逆轉，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線城市的二手房價，都出現腰斬。如今兩條投資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虧損再也不能從樓市來彌補，人們當然也就沒法像以前一樣能夠以從容心態對待股市暴跌。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比過去大為提升，各種維權行動常成為媒體的頭版新聞。然而，總的來說，因為權利受損而起來反抗的還只是社會少數的勇敢者，多數人不敢或不願參與維權行動，這當然也是由於害怕政府的鎮壓。不過，當財產受到損失後，不管這種損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眾一般敢於起來抗議，雖然也打著「維權」旗號，可此維的「權」不是帶有政治性的「權」，民眾知道，經過這麼一抗爭，地方政府為息事寧人，往往會去解決，雖然結果並非完全滿意。 股市大跌損害的正是民眾的財產權益，相比樓市，後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還有一個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間讓投資者傾家蕩產。過去兩年，外圍股市一天天創新高，唯獨中國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經，讓股民對這個市場絕望情緒生起，對當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當股市再次出現暴跌，乃至擊破股民心理認定的某個關口，之前積累的對當局的不滿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出。 中國有活躍股民5000萬，背後是5000萬個家庭。雖然股民的不滿目前還只表現在心理和輿論層面，但已讓當局感覺到危險。這也就是當局面對這個人心思變的特殊時刻，不能再對股市現狀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後提出，當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銀，或者習近平作出改變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請出像前總理朱鎔基這樣讓市場認可的有威信的領導人，後兩條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局走的是第一條，讓匯金公司下場托市，並更換證監會主席，應該說，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對股市監管政策的調整，這波暴跌或許能止住。 然而，問題還遠沒有解決。股市的根本問題是對當局發展路線的信心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股市將處於一種循環暴跌中。目前暫時穩住股市也許是下一波暴跌的開始。但是，在時空環境已徹底轉換的當下，循環暴跌會將民心和政府信用耗盡，以股市牽涉的人之多，和對財富的洗劫速度之快，當下一輪股災發生，大眾的憤怒或許不僅止於輿論，中國社會的動蕩會由股災撕開一個口子。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華盛頓 — 中國人口連續兩年減少，社會走向老齡化，使人擔心勞動力不足。與此同時，中國的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35歲已成尋找工作的年齡「天花板」，勞動力利用率嚴重不足。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如何解釋？ 中國上個月公布的2023年的人口數據顯示，中國人口凈減少208萬人。這是中國2021年出台「三胎政策」後連續第二年人口減少。中國目前的總人口約14.1億。這個曾經數十年穩居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已經於2023年4月末讓位於印度。 勞動力不足還是勞動力過剩？ 在有人擔心中國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勞動力不足之際，中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年輕人的就業率低于越南和柬埔寨。根據中國人大經濟研究所2023年11月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引用的數據，在15歲以上就業人口佔全體人口的比例方面，2022年中國的比例是63%左右，越南是72%左右，柬埔寨更是高達75%。因此，這個報告得出結論：「能夠參與勞動的人口比例，中國已經不佔優勢」。換句話說，中國勞動力供過於求，就業不足，失業率高得多。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個月中旬公布的剔除在校學生的青年（16-24歲）失業率為14.95%。儘管經過中國所說的統計方式的「優化」後，這個新的數字大幅低於去年6月創紀錄的21.3%的失業率，但是這個失業率仍然很高，而且也並不代表實際情況的任何改善。 著名人口問題學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說，由於中國內需市場不夠，過剩的勞動力必須靠增加出口產品才能夠緩解就業壓力。但中美關係惡化，貿易戰仍沒有偃旗息鼓，以前中國的貿易順差60%到90%來自美國，2017年中國產品佔美國市場的22%。但2023年下跌到只佔13.9%。此外，歐洲也加大對中國的去風險化，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中國出口減少，貿易順差減少，結果就是勞動力過剩，失業率增加。他說，青年剛進入職場社會，沒有經驗，是最大的弱勢群體，所以失業率很高。他估算中國目前過剩的勞動力大概有一億人。 2018年美中開始大規模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高達20%的關稅，加速了大量製造業工廠和供應鏈向海外市場的轉移。而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開始在全球的大流行，更對大量加工製造業產業鏈從中國移到海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廣東等東部沿海城市工廠林立的繁榮景象，隨著一個又一個工廠的外遷或倒閉，已經不能同日而語。隨之而來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失去了棲身大城市，或養家糊口的飯碗。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還顯示，在工資方面，中國原來的優勢也在消失。以2021年為例，中國每月最低工資是401美元（實際發放是每月531美元），而印度尼西亞是304美元（實際發放360美元），馬來西亞278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只有192美元。「中國這麼高的工資，人口優勢也基本沒有了。」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經濟學家謝田教授說，人口紅利，一是有人口，再一個是廉價的勞動力。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不僅人口在減少，勞動力成本也在大幅升高。因此，製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外流到東南亞的越南、柬埔寨等國家。 實際上，在美中貿易戰之前就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開始外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等國家。幾年前，三星將在中國生產的手機、電腦等工廠轉移到越南；蘋果將8個代工廠從中國遷到印度；耐克、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更是先行一步，將代工廠遷往印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 易富賢在解讀中國出生人口下降，凈人口減少時說，人口減少給中國帶來深遠的影響。 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人口減少的同時是人口的快速老齡化、經濟活力下降、快速老齡化的社會危機，比如社保危機、退休年齡的問題、中國製造業的衰退、消費的萎縮，對經濟、對社會、對地緣政治都造成巨大的衝擊。」 易富賢說，人口紅利曾經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隨著中國人口增長下降，這個人口紅利在逐漸減弱。 易富賢說：「人口減少，伴隨著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伴隨著是經濟的活力下降。所以人口減少，不能光看數量的減少，要看人口結構的改變。」 他舉例說，1980年中國人口的中位年齡為22歲，美國是30歲。但是到2023年，中國的中位年齡超過42歲，美國只有39歲。到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為49歲，美國只有42歲。到2050年，中國的中位年齡為57歲，美國只有44歲。由此可見，中國的中位年齡在逐步快速變老。這是因為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2023年佔總人口的15%，到2035年將佔25%，到2050年預計占高達35%。 他說，在中國現行的退休年齡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對中國的社保壓力很大，從2020年5比1（64歲以下的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年人之比），到2035年的2.4比1，到2050年則更下降至1.5比1。 計劃生育釀惡果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謝田教授指出，中國從1979年至2015年強迫推行錯誤的「一胎化」政策，從其長期的影響來看，直接導致中國人口增長的逐漸萎縮。 謝田教授對美國之音說：「人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一個大國也好，強國也好，人口開始衰落的話，它的國力一定可能要跟著衰落下去，這在歷史上也經常見到。因為你人口多了，生育也高的話，對人口的持續增長，才會刺激經濟增長，然後刺激更多的創新，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機會。如果沒有這些的話，全部變成一個衰老的社會，因為人口減少的話，往往就是年輕人不生孩子，人又變老了，創造力也好，生產力也好，這些都開始走下坡路，那這個國家可能也要走下坡路。」 中國在2015年取消了近四十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之後，又於2021年開始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胎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當局開始大力鼓勵生育三胎，一些省市也為此先後出台各種激勵多生多育的措施。但是幾年過後，出生率仍然是只減不增。 人口學家易富賢說，中國政府「三胎化」政策實施效果不好，主要歸咎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不願意生，養不起，生不了。」 易富賢說，第一個不願意生，是因為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人們已經習慣於只生一個小孩，一個小孩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第二個養不起，是因為中國撫養孩子的成本很高。正常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應該佔GDP的60%到70%，而中國只佔43%。在收入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同時，中國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之高，讓很多育齡夫妻望而止步。其中，中國房地產市值是GDP的4倍，美國僅為1.7倍，日本是2倍。第三個是生不了，是因為中國1980年不孕症只有1%到2%，現在是百分之18%，甚至高達20%。 易富賢說，在「不願意生」和「生不了」方面，中國政府幾乎奈何不了育齡夫妻的生育決定，唯一能做點小文章的是在「養不起」方面，但是中國一些省市出台的獎勵多生育的措施，可以說是杯水車薪，遠達不到激勵人們多生育的程度，更解決不了生養孩子的沉重經濟負擔。 謝田教授認為，中國2021年放開了三胎政策後，生育率沒上去，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國際趨勢。在社會的人群越來越富的時候，生孩子養兒防老，或者用孩子做勞動力，這個需求都減低了，就不願意生了。第二個就是在中國養孩子費用之高，年輕人根本就負擔不起。還有一個是在現代社會中，以前傳宗接代必須結婚才能實現，但現在要滿足食色性也的需要，無需結婚，因此一些年輕人就覺得沒必要再結婚了，生育也就無從談起。 他說，中國當局如果拿不出切實可行提高生育的措施，中國人口逐年持續下降不可避免。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台北 — 中國「反向消費」的消費降級現象近來成為顯學：中國民眾炫耀自己花最少的錢買最值商品，購物時也重視商品的功能性而非品牌，且「平價替代品」和國貨一躍成主流。對此，專家表示，中國年輕人時興「別人說好，但我用不著」的個性化主張，消費觀相對理性，但這種消費降級的模式恐成為中國刺激內需經濟的絆腳石。 中國年輕人近來熱愛「平價替代品（平替）」，從服裝、飾品、食物到電子消費產品的選購，都要強調「性價比」。以彩妝品為例，大牌口紅一支300元人民幣，但國貨同色號價格只要百元有找，讓年輕人愛不釋手，而且中國民眾對奢華品牌的追求也有消退的跡象，並不再以愛用國貨為恥。 但這種消費趨勢究竟是「消費降級」、還是「理性消費」，也引發熱議。 從精緻窮到平替 中國消費者打破名牌迷思 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在北京的徐小姐任職於國營航空公司，過去因收入頗豐，鮮少儲蓄，娛樂開銷多，也常出國旅遊，而且往往一頓私人聚餐平均得花上她200元人民幣。 但自從爆發新冠疫情以來，中國人的消費普遍疲軟，徐小姐自己也因封控措施而出現收入不穩的困境，甚至對未來的就業和收入期待也出現不確定性，因此，她的生活雖算不上拮据，但出國旅行的規劃已不同以往隨意，連選擇聚會的餐館時都得掂掂荷包。她說，在消費力下降、物價上漲的同時，她注意到提供團購套餐的餐廳，用餐體驗和服務不變，但每套餐只要人民幣100元。 徐小姐告訴美國之音：「(我對)經濟預期不是那麼好，當有了量入為出的觀念，對價格就會開始敏感了。市場上現在最受歡迎的東西就是，既能滿足你面子、外形、功能性的需求，但是它的價格又更具性價比。(我)一開始還撐著，後來大家一捅破，就發現找到了共鳴，然後它(平替)一下就變成了主流。」 徐小姐說，去年以來，她身邊同齡的90後朋友也出現收入減少，其中，背房貸的人手邊的可支配資金更少，因此，大家開始買起價美物廉的平替品。她說，幾年前的北京不乏追求「精緻窮」的年輕人，就是即便阮囊羞澀，但只買奢侈品，全身上下穿戴也非得名牌，落得住房或生活品質奇差無比，但現在這種人應該不多了。 台媒《天下雜誌》1月23日發表題為《不炫富、當窮鬼》的分析報道稱，中國去年興起「反向消費」的趨勢，也意味著中國幾十年來的炫耀性消費告終，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消費。 徐小姐將「反向消費」在中國崛起歸因三大面向，首先是中國製造業發達，有生產加工條件，以前專產「高仿」品，現在改為有品牌的國貨製造，提供「平替」的發展基礎。例如，名創優品（MINISO）就是取代日本生活雜貨品牌的平替中國雜貨品牌。 其次，中國年輕人思惟改變，輿論導向化解認知矛盾。例如，他們過去常愛攀比名牌，現在則以買到高性價比商品為榮，且更願意和朋友交流。最後，基於就業和經濟滑坡的現實，徐小姐直言「根本上還是沒錢」，只能開源節流，節制消費。 她還說，中國貧富差距加大，一線城市出現更高端的消費體驗，如一杯賣到上萬人民幣的咖啡。但中產階級受到這一波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只有少數人還能維持中產水平，多數人變窮，跌落低端消費水平。她無奈表示，中國經濟步入調整期，又有外部國際地緣政治的拉扯，讓個體戶只能被動「咬咬牙、扛一扛。」 消費降級先捨棄奢侈品 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在上海的魏小姐任職於國營銀行。她說，經濟放緩對金融業的衝擊較小，因為她的銀行客戶體認到，經濟放緩後，往往減少消費，轉而投資和儲蓄。但她也觀察到，這一年來，上海一般民眾和高收入群族的消費兩極化的走勢。 她說，許多行業受疫情影響，加上整體經濟下行，一則收入減少，二則工作不穩定，可支配收入變少。 魏小姐說，從商場空置店鋪就能一窺經濟放緩的跡象。上海許多商場人流量不大，「平替」品順應崛起。她說，日本因經濟蕭條誕生了像優衣庫、無印良品等平價優質品牌，現在中國也興起平替風，電商平台和線下品牌都推出低價優質商品，基於消費者回歸成本理性，平價品牌銷量也持續走高。 魏小姐不諱言，中國經濟形勢不好，「消費降級」很正常，她自己也不再熱衷買昂貴的奢侈品。 魏小姐告訴美國之音：「現在大家沒有像以前那麼熱衷於去消費奢侈品了，這也是很自然的，就是你對以後的經濟可能預期沒這麼好，肯定不能把現在的錢都花在這種比較高的消費上。」 國產品牌常態低價化、營銷多元 消費者得利 中國2023年的經濟增速達5.2%，但對此經濟數據，各界都多質疑其真實性。為了刺激經濟，中國央行兩次降息、降准，中國財政部也罕見地增發特別國債救市，但仍難逆轉經濟頹勢。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月2日報道呼籲，「2024消費促進年」應壯大新型消費，包含支持直播電商和推動國貨潮品的消費。 《人民日報》去年12月底發布時評稱，國貨品牌站上新歷史起點，像是蜂花、上海硫磺皂等老牌國貨在直播電商平台贏得口碑，某電商平台去年「雙11」共推402個品牌的商品，總成交額破上億人民幣，其中有243個是國貨品牌。 在杭州從事跨境電商業、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賴先生表示，消費行為改變也引發更深層的產業結構調整。他說，電商競爭日趨白熱化，像是淘寶和抖音平台手機直播，即能賣貨，觸達消費者的成本本來就低，又設有工廠和自有品牌，去除廣告和中間商賺的差價，讓商家能以最低價格和最好服務爭搶客戶。 賴先生自認是價格敏感的消費者，買東西斤斤計較。他說，他購物前會先上抖音，並在各平台比價，同樣商品的價差竟達10%-20%。因為網上資訊透明，也讓他不易衝動消費。先做功課，看網紅開箱或測評，再比價，並選擇下單渠道和等待促銷節點，讓他不僅省錢，連咖啡或速食店通過第三方渠道點餐也能找到優惠。 賴先生告訴美國之音：「我沒有讓品質降級，但是我覺得，大家都知道了這東西中間有一層溢價的。了解它的這種供應鏈的基礎之後，你發現，很多好東西其實本來就不貴。(我)並不是真地缺錢，而去消費降級，而是大家已經太精明了。」 美國世界新聞網去年8月31日報道稱，「反向消費」成為中國年輕的消費主流，他們追求「買對的、不買貴的」和「不一味降低生活品質，但也絕不多花一毛錢」，因此，商家得用更低價、更高性價比來吸引消費者。 對此，賴先生表示，自去年起，電商的大方向是把日常跟大促線上價格降到最低，例如，往年只有雙11購物節期間才推出全年最低價商品，但現在是常態低價化，搭配多元的營銷手法，讓消費者精明購物。 「別人說好，但我用不著」 消費者追求個性化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陳歆磊表示，各界不需過度解讀中國的「消費降級」。他說，低價是全球趨勢，且性價比消費觀念也不限於中國。「預算思維」是全世界的共識。像淘寶、阿里巴巴或拼多多這些電商拓展海外市場也以低價為號召，折扣店更是從美國和日本，才傳到中國。 他說，中國的消費趨勢改變有三大原因，一是宏觀經濟疫後確實滑坡，中國民眾因對房地產等各方面信心不足，導致預算緊縮、消費更趨謹慎。 其二則是，中國人少出境後，國內市場相對擁擠，出現很多從眾的、衝動型的消費，比如去年5月熱賣的淄博燒烤，今年冬天的哈爾濱旅遊，都屬不理性消費。 最後是年輕消費群體相對自信，成長背景和消費觀念皆異於上一代。基於品牌壟斷媒體，較年長的公眾多在宣傳單一化下購物並推崇品牌，但隨著社群平台興起，年輕世代消費模式呈現「不願趨同」的特性。雖然中國人減少奢侈品的消費行為被視為消費降級的指標，但陳歆磊說，中國曆年都是奢侈品的最大市場，高端國際品牌仍對中國消費者有強勁的號召力，只是觀念轉變，買得起的年輕人因為名牌缺乏個性而不想買；買不起的人則認為，沒必要跟風買名牌。 陳歆磊告訴美國之音：「很多人買東西，他先上小紅書，導致品牌對社媒渠道的控制力減弱。買不起的人以前會說，我很羨慕，我希望有一個愛馬仕的包包，只是我買不起。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會說『我不需要這個，我要他幹嘛？’導致國貨崛起、所謂的潮牌崛起，這其實都是尋找其他身份認同的一個方式，去滿足自己這種個性的需求。」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台北 — 中國正在歡度春節假期，近日來不僅春運突破33億人次，多地旅遊景區也傳出營收佳績，但與此同時官方數據卻顯示，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下探，就連採辦年貨必備的豬肉等食品，價格也大幅下跌。分析人士認為，持續的通貨緊縮恐怕對中國經濟復甦造成衝擊。 農曆新年期間，被稱為地表最大規模人類遷徙的「春運」總是最受矚目的數據之一，據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報道，截至大年初一(2月10日)，16天的春運中，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已近33億人次。 相比去年為期40天的春運期間，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為47億人次，中國國家發改委樂觀預估，今年春運總人次可望突破90億，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包括春節返鄉以及跨區旅遊的客流。 《澎湃新聞》11日報道指出，包括河南龍門石窟、陝西秦始皇陵跟四川峨嵋山等多地景區都宣布初三到初五之間的門票幾乎全部售完，呼籲民眾錯峰出遊；2023年爆火的「網紅城市」山東淄博跟黑龍江的哈爾濱，大年初一也都客流如織。 農曆年前 各產業欠薪事件多於往年 紐約時政評論員唐靖遠認為，每年農曆年前，中國社交媒體上總會出現大量欠薪、討薪的信息，但今年值得關注的是不僅數量空前增加，欠薪的產業也從以往集中在建築及其上下游產業，蔓延到服務業、餐飲、醫療，甚至被稱為三大「鐵飯碗」的公務員、國有企業跟事業單位。 2023年12月，總部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公布數據顯示，截至當年11月，全國工人維權事件已達1604宗，超過以往三年的全年數字，唐靖遠分析，其中無疑是以欠薪為最大宗，而且發生地也開始出現在南京等發達地區。 唐靖遠說，這些現象不僅涉及生產企業，也顯示許多地方政府已經捉襟見肘，甚至傳出個別地方政府向寺廟借錢發薪水，更折射出中國經濟難以樂觀。 在台北的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進一步指出，房地產萎靡衝擊地方政府財政來源，勢必造成地方政府縮減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支出，這又會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讓他們更不敢花錢消費，導致市場更緊縮，又會使青年就業雪上加霜。 曾建元告訴美國之音:「跟基本生活無關的消費，他就會比較遲疑，比如說一些新創產業、文化產業可能影響蠻大的，很多是屬於年輕族群的包括創業、消費也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中國節前消費者物價指數繼續下降 豬肉價跌 另一組在節前公布的數據顯得令人掃興，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8日公布1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擴大0.5個百分點，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則同比下降2.5%，降幅較上月收窄0.2個百分點。 更直觀的數字是其中豬肉、鮮菜和鮮果價格分別下降17.3%、12.7%和9.1%，成為帶動物價指數下跌的最主要因素。2月11日，江蘇省公布的消費數據中，豬肉價格下降更達18.7%。 對此中國官方解釋，物價較去年下跌是因為2023年春節落在1月，「春節錯位」導致基數上升。文中同時指出，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環比上漲0.3%，顯示國內物價正延續改善態勢。 分析:豬肉價跌成為通縮警訊 旅居美國紐約州的時政評論員唐靖遠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出，每到農曆年前，中國人都要採辦年貨，其中豬肉更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在需求量提高的情況下，售價也往往會上漲，今年反其道而行，凸顯中國民眾正在歷經「消費降級」。 唐靖遠說「過去經濟正常的年份，每到過年的時候，豬肉價格其實還都是要往上漲的，那今年特別反常，而且降幅這麼大，降了接近1/5，就是從一個側面說明，消費降級的嚴重的程度，可能超出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中國農曆年前豬肉價格下跌的問題也引國際輿論關注，路透社2月7日的報道中採訪了北京最大的「新發地批發市場」，有肉販無奈地指出，往年節前一天可以賣20頭豬，今年一天只能賣5頭。 報道中引述分析人士的看法稱，「肉類消費減少是經濟衰退的癥狀」，同時指出就業前景不穩定、股市暴跌和房地產下跌讓憂鬱的消費者開始「勒緊褲帶」。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在2月11日的報道中更直言，「無法阻止的通貨緊縮已成為中國另一個頭痛的問題」。文中引述花旗分析師的報告稱，在國內食品價格、國際油價調整和國內需求疲軟的三重打擊之下，中國通貨緊縮正在加劇，價格疲軟的現象也從商品蔓延到服務行業。 CNN報道指出，通貨緊縮會造成消費者跟企業因為預期價格將進一步下跌而推遲購買或投資，反而進一步放緩經濟，造成惡性循環。 唐靖遠說，消費降級更大的風險是整體社會需求下降，會反映到生產端，迫使企業壓縮生產規模，連帶造成減薪、減少招聘，甚至裁員。 對此，住在湖北武漢的魔卡師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方中的看法則較為樂觀。李方中指出，雖然中國房地產和出口下行的壓力確實存在，但就他在武漢當地的觀察，主要受衝擊的是房屋、汽車等高額消費，一般民眾反而更願意把錢花在上餐館、買衣服等開銷，到餐廳排隊要等一、兩百人取號的情況並不罕見。 李方中認為，單憑豬價下跌不能作為判斷中國經濟下行的理由，因為同一時期，牛、羊肉價格都在合理區間，李方中告訴美國之音: 「我自己去買豬肉的一個價格，我覺得還算正常，比往年便宜，但是你說它便宜到這些所謂的穀賤傷農這一步嗎?我覺得可能是有待商榷的」。 學者:通縮恐導致中產階級下沉化 通貨緊縮的大環境下，不僅身處基層的農民工跟城鎮青年就業困難，位於北台灣新北市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陳建甫認為，更大的問題恐怕是造成中國的中產階級下沉化。 陳建甫分析，中國社會號稱有兩億人投資房地產，投資上海A股的股民據稱也有兩億人，過去這段時間都歷經了房地產爆雷以及A股連續暴跌，年前A股總算在官方出手護盤下重回2800點，但股民們這個年恐怕也是過得心驚膽顫，就怕年後開盤再有震蕩。 陳建甫說，中產階層往下沉淪，恐怕會使中國社會面臨動蕩不安，在他看來，2月3日中共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除了依往例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 」問題做出指導外，所強調的「鄉村全面振興」也是在為將來可能有大量移工在城市裡無法生存，必須返鄉謀生預做準備。 陳建甫說:「這個一號文件裡面就已經提防，如果城市的產業崩解了，農村有沒有辦法把這些從都市來的移工再接回到農村安置，這個就是中國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陳建甫指出，鄉村全面振興包括靠近沿海與大城市的縣級鄉村，創造足夠資源以承接返鄉移工，鼓勵他們從事包括電商在內的鄉村與農業創生產業；但另一方面已也須提防隨著移工返鄉，會把失業、糧食供應等社會問題從城市帶回農村。 對此，武漢台商李方中認為，近年來在當地確實可以感受到許多排名靠後的「二本」、「三本」乃至技職類高校畢業生求職較為困難，因此不少打工族選擇離開武漢返鄉。 與之對應的是例如湖北省的黃岡、黃石等地，也開始有越來越多企業前往布局，雖然薪資不如武漢，但至少能夠提供他們在家鄉的工作機會。 相比過去，在春節假期結束後，許多位於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省份的企業總要擔心缺工問題，唐靖遠則認為，在通貨緊縮，在總體需求降低的情況下，今年節後不僅 不會缺工，恐怕還將持續出現「求職難」的挑戰。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日本籍教練上村健一被聘任為中國U16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練。 這也是中國男足國字型大小歷史上的第一位日本籍主教練。 網路圖片 上村健一於1974年4月22日出生於日本，曾入選日本國家男子足球隊，並代表日本參加了1996年奧運會。 有媒體報道上村健一被聘任的新聞時，用了四個字：「豪賭未來」。文章說，由上村健一擔任主教練的這支U16男足國家隊球員，將會得到足協的盡全力培養。 網路圖片 中國男足積弊已久，被寄予厚望的上村健一，能否為中國足球的青訓系統帶來新的思路和方法？能否改善中國足球的發展環境？ 我不懂足球，自然也無法給出答案，我也不想對上村健一執教U16男足這起新聞進行評論。但是，在看到這則消息時，我很為網上那些「戰馬行動」們擔心。這些人盯著個紅色圓形狀圖案，就能暴跳如雷，大吵大鬧。 這下好了，來了個日本人當主教練，還是中國男足國字型大小球隊，這些人還不被氣瘋了？萬一氣出個好歹，那可咋辦？ 果然，在中國足球隊的官方微博，以及相關新聞的媒體報道下方，都能看到有人在評論區跳腳：「中國足協不要崇洋媚外」，「足協著急給日本下跪嗎？」…… 網路圖片 隔著屏幕，都能感覺到一些人的氣急敗壞，只覺得既可恨可憐又很可笑。 對一個國家來說，科技也好、體育也好、經濟也好，都是「開放則興，封閉則衰」，自我封閉只會走向衰敗，要發展就必須有開放的胸襟。可總有一些人，被部分網路大V煽動，成天喊打喊殺，拿著顯微鏡到處找茬挑事，真當自己是個什麼人物了，其實不過是人人憎厭的「尿壺」罷了。 這幾天，能在網上看到很多視頻，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一些街區，張燈結綵，洋溢著濃濃的過年氣氛。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春節致辭。 網路圖片 美國的帝國大廈已經連續21年在中國的除夕夜點亮「中國紅」，英國倫敦眼、日本東京塔等多個國家的重要地標性建築，也已經連續多年點亮代表喜慶的「中國紅」，以此歡慶中國新年。 網路圖片 在英國倫敦西區,每年都會舉辦新春巡遊活動，2023年該項活動曾吸引30多萬人參加。今年春節，被稱為「中華戰舞」的英歌舞，在倫敦受到了當地觀眾的青睞和追捧。演出的地點是在英國百年地標伯靈頓拱廊，以及著名的特拉法爾加廣場。 不僅僅是海外華人，圍觀的英國人也紛紛舉起手機記錄下各種精彩瞬間，對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讚不絕口。 網路圖片 在法國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舉行了熱鬧非凡的新春舞龍舞獅活動。 網路圖片 法國此前還發行了龍年生肖郵票，媒體的報道說，「中國龍年走向世界」「排隊購買者人山人海」。 網路圖片 全球各國歡度春節的視頻，網上能找到很多，除了當地的華人以外，一些老外也在開開心心的慶祝中國的春節。 在看到這些視頻時，我覺得很開心，但同時也為中文網路上曾經屢屢出現的那些抵制西方節日的聲音，感到汗顏。中國的春節能成為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我們的一些同胞，又何必那麼狹獈呢？ 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和我們一起歡度春節，這既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也是國家軟實力提升的表現。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老外能在自己的國家大大方方、開開心心的歡慶中國春節，沒有認為是「文化入侵」，也沒有人因為過春節被指責是在「跪舔中國」，這是不是也體現了這些國家的民眾的自信和包容呢？ 「我以為別人尊重我，是因為我很優秀，後來才明白，別人尊重我，是因為別人很優秀。」這是我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段話，深以為然。 「敬人者，人恆敬之。」在歐美等國家的民眾歡度中國春節時，我們的輿論場，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態度去對待西方的節日？ 那麼，在2024年的聖誕節，還會有物業公司發出「不過聖誕節」「不出售禮物、賀卡、平安果等」的倡議書嗎？還會有人因為過聖誕節被罵是在崇洋媚外嗎？ 今天是正月初三，也是我新年的第一篇文章。 給大家拜年了！這個甲辰年，我會繼續在這裡，用我的文字，真實的記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玖奌雜貨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