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那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网络图片 一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嘉，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领域是性别与家庭，最近几年关注的议题主要是生育。从研究范式来看，我是利用统计数据来理解各类社会现象。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从数据去理解，为什么东亚、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全球的生育洼地。 两次人口转变 当我们讲到生育的变化时，一个不能绕开的概念或者框架，叫作“第一次人口转变”，指的是社会中的人口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变化的一个过程。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量的社会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整个人口呈现出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生育率又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随着这些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产生了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会快速地增长，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 网络图片 在第三个阶段，生育率开始下降。此时人口学家们相信，生育率可能会从6、7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之后就会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育率。 什么叫作更替水平呢？指的是一个育龄妇女，她平均一生大概会生2.1个子女。这样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那人口总量就会保持相对稳定。 这幅动图展示的是全球生育率的变化。深蓝色表示非常低的生育率，深红或者深橘色，代表比较高的生育率。 网络图片 二战之后的50年代，全球处于一个生育的爆发期。大量国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包括中国在内，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达到6以上。 但是进入到80年代后，大量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欧，它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降到了1.5之下。 2020到2025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除了非洲和少数一些地区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而到本世纪末，包括非洲在内，全球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 从这些图就可以看出来，人口学家似乎错了，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止步于更替水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一些国家其实已经出现了超低生育率。 与此同时，非常多新兴的家庭现象出现了，比如婚前同居，比如没有结婚就开始生孩子。所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框架被提出了，试图来解释为什么全球会出现这么低的生育率。 两个生育洼地：东亚与南欧 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出现了两个生育洼地：东亚和南欧。 北欧是全球最先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地区。但我们如果看2021年或者2022年，北欧的生育率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是属于相对较高的状态。换句话说，它经历了下降之后，在这些年又有所回升。 网络图片 实际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现在东亚。在中国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生育率是1.3，最近两年依然在持续地下降。包括韩国，其生育率在2021年已经降到了0.8。我经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说，几百年后韩国人可能就会从地球消失。 那为什么全球的两个生育洼地是东亚和南欧，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 一是它们都有非常强的家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会让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他以后发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责任。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中，所有的成本、责任都要由家庭来承担。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对于生育成本上的认知，更大的压力会抑制大家的生育倾向。 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东亚和南欧社会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总量较低。 讲完这些共性，那东亚到底有哪些独特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很强的教育焦虑；第二是紧密的婚育捆绑；第三是非常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就从数据的角度具体来看这三方面的独特性。 东亚的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首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这点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且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背景。 这张图展示了李汪洋老师和谢宇老师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想看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图中的黑点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的相关性强弱。如果黑点非常靠右，就表明相关性是比较强的。 网络图片 可以看出，在德国或者在美国的白人群体中，黑点是比较靠右的，它的相关性是比较强的。 但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是美国的亚裔群体中，这些黑点都比较靠左，意味着无论父母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他们对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 比如说在甘肃华池，父母对于0到21个月的孩子期望怎样？其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是极小的。也就是说，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长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们未来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 但是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就会意识到，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可能会变得稍微理智一点。随着孩子到了七年级、九年级之后，家长的期望会没有那么高，或者说相关性会有所凸显。 这种普遍很高的教育期望，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呢？根据2020年我们分析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家长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那么他们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长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么他们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两者仅相差1.3年左右。 但事实上，家长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网络图片 这种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补课。我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5岁孩子在校外每周参与数学辅导的时间。在韩国，有超过80%接近90%的孩子，他们每周都会接受数学的课外辅导，并且平均会超过5个小时。 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和“包邮区”，包括中国香港和其他的东亚地区，孩子都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学校教育之外。 网络图片 除了补课时长，教育期望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面这张图中，橙色表示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黑点是课外教育的支出费用。 网络图片 很遗憾，这个调查没有覆盖中国大陆地区，但是它显示出，无论是在韩国也好，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好，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也占据了家庭收入较高的比例。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教育焦虑呢？因为教育焦虑或者说教育竞争压力，会直接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第一幅图的横轴是GDP总量，代表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纵轴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平均的理想子女的数量。 网络图片 第二幅图的横轴是教育竞争压力，我们用教育培训机构的密度来进行计算，也就是在这个地区中，每万名小学生大概对应多少个课外教育培训机构。 网络图片 这个研究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是在“双减”政策之前。可以看到，一些地区比如北京确实是非常卷，每万名小学生大概会对应500到600个课外培训机构，换算出来大概是20个小学生就对应1个课外培训机构。 我们经常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经济发展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确实一定程度上是负向的，但是其实教育竞争压力对生育意愿的抑制程度可能是更高的。 比如鹤岗，大家对于鹤岗的认知可能只是买房很便宜，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房子。从上面两张图里可以看到，鹤岗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它的教育还是有点卷的，所以鹤岗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其实不是特别高，几乎和北京上海持平。 那为什么教育焦虑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我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父母就会想尽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两个或者三个。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我当下的状态，比如当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坏、是否养得起孩子，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婚育捆绑 第二个造成东亚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绑。人们就像去麦当劳买套餐一样，买汉堡就一定要搭配一个薯条。婚姻和生育这两件事情，在东亚是非常紧密地被绑定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人们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一定要生育，或者说生孩子就是人们进入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这张表格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数据。第一行展示了2010到2015年结婚的女性从结婚到生出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的中位数。 中国的间隔非常短。十月怀胎，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经生出来了。韩国会稍微长一点，但也没有长到哪里去，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 其次，在婚后一年之内中国已经有大概超过一半的女性生了孩子。中国和韩国在婚后两年内可能有大概3/4的女性都生育了子女。 网络图片 这种高度的婚育捆绑还反映在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其实全球的结婚率都在下降，为什么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因为在东亚，婚姻依然是生育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张图展示了各个国家（地区）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就是在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之中，有多少比例的父亲和母亲是没有婚姻关系的。 网络图片 中国大概有10%左右，日本和韩国相对更低，可能只有3%到4%。和中国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拉美国家，比如在墨西哥和智利，有70%、80%的孩子都出生在婚姻制度之外。 和日本、韩国的经济水平相类似的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有很高的非婚生育的比例。 不结就不生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因为东亚社会都在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甚至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不结婚。 那我们的非婚生育比例是不是在未来也会有一些上升呢？可能并不会，因为还有一点在于，生了还要补结。 这张表格反映了中国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在婚前生育的比例在6%左右，但是这个群体中超过一半的人在生了孩子后的一年之内就赶紧补上了结婚，三年之内，2/3都结婚了。 网络图片 生育捆绑的另一个体现在于，我们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时候几乎采用了一样的标准。 下图是我们做的两个研究，想要探讨中国人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婚育对象。我会问，这样的一个对象你跟他（她）结婚理想不理想？这个人他（她）作为你孩子未来的父亲或者母亲，理想还是不理想？ 图中的点如果位于虚线右侧，代表这个条件有着正向的效应，在左边是负向的效应，点所对应的横轴数值则反映出这个条件的效应强弱。 网络图片 可以看出，在中国，人们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标准几乎是一致的，甚至对于生育对象的要求更高。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家庭的“子女中心主义”的影响，家庭的资源都是向着子代的方向去流动。 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我跟这个人结婚当然要跟这个人生孩子了。但事实上只有在东亚的语境下，我们才会看到如此严格一致的标准。 这本书是两位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她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会选择在婚姻之外生育。这些女性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并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和生孩子的对象结婚，或者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入婚姻。 在美国的一个街区做了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并且访问了非常多的单亲母亲后，两位学者得到一个发现——这些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生育对象的要求。 对于这些单亲母亲来说，孩子是生命的一个延续。她们不要求孩子的父亲一定要长相非常好、工作非常好，或者智力非常高，因为她们对于孩子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可以，并不一定要是一个被精心打造的作品。 但对于结婚对象，她们会认为这是对一个成年人的要求，所以会采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比如我会要求你有经济能力，要求你忠诚、认真负责等等。 因此，她们可以选择跟一个不那么理想的人生孩子，但会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以非常严格的标准挑选结婚对象。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讲，孩子是必需品，而婚姻是奢侈品。 当然在这里讲这个，并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选择非婚生育，只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 前几年，好像大家在网上一聊起来生孩子这件事情，就会说“不婚不育保平安”，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大家的论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更多的人在讨论“去父留子”，其实它也是一种可能性。 女性如果真的做好了这种准备，是可以选择在婚姻之外生育的。只是在如此严格的婚育捆绑的社会规范之下，她们可能不敢走出这一步。又或者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非常好的福利支持和制度支持，来支持婚外生育的选择。 同质化的生命历程 东亚社会面临低生育率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很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使得我们会经历非常同质化的生命历程事件。 我们都知道要受教育再工作，然后恋爱、同居、结婚、生孩子，这是一个次序。 网络图片 除了这个次序之外，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社会时钟。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听的非常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讲完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窒息了。 这就意味着你和你同时出生的这一代人，从生到死都要卷。你们要持续地竞争，要先在一起高考，又一起找工作，现在就业也很难，然后要一起去谈恋爱，一起结婚，等生出来孩子之后，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竞争。这种同质化会使得大家非常焦虑，压力也会非常大。 而且它还会造成一个现象，一旦你错过了这些生命历程事件，没有在所谓正确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你仿佛就被这个社会落下了，没有办法再追赶上去。 一旦我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结婚对象；或者我错过了大家都认为应该进入婚姻的年龄，就没有办法顺利地进入到婚姻中。由于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就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这种集体主义也反映在数据之中。下表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显示了不同国家、出生在不同年份的男性和女性，其结婚年龄的中位数与标准差。括号内的标准差显示了结婚年龄的变动范围。 网络图片 通常来说，平均结婚年龄越晚，变动范围是越大的，你可以18岁结婚，也可以50岁结婚。但是从数字中可以看出，比如1960到1964年出生在日本的这些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超过美国的，但是它的变动幅度是更小的。 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年轻的日本男性群体中，标准差从5降到了2.8。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严格，大家结婚的时间越来越同质化，可能都集中在那两三年的年龄范围之内去结婚。 包括结婚之后，人们要非常快速地在一年之内、两年之内就把孩子生出来，如果你没有生出来，就会承受到非常多的社会压力。这其实也是集体主义带来的同质化的生命历程事件。 失去“三孩”想象的中国家庭 说完东亚低生育率的三方面原因，那中国的低生育有哪些独特性呢？ 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在于，我们执行了40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使得人们已经失去了对大家庭的想象。 这张图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人们理想生育子女的数量分布，橘色代表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在中国，大概有1/4的人只想生一个孩子。 网络图片 我们经常讲“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好”，这是计划生育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塑造。但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并没有那幺正常。 比如韩国，它的生育率即便已经下降到这么低的程度，仍然只有非常少的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比如日本，有大概一半的女性都想要生三个及以上的孩子，但在中国只有不到10%。 我上课的时候经常问我的学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最普遍的或者最典型的三孩家庭是什么？我的学生给我的答案是《家有儿女》。但《家有儿女》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组合，它是重组家庭，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下，还得有一个孩子生在国外，才有了这个“三孩家庭”。 下面这张图的橘色柱形和黑点，显示了中国不同省份的生育水平和平均想要生育的子女数量。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一方面它的生育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大家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 网络图片 因为东北有大量的国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即便是在东北的农村，独生子女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乡村爱情》里，老一辈的家庭除了谢广坤之外都只有一个孩子。 生育观念的塑造其实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如果你成长在一个周围都是独生子女的环境下，你就会认为这种小家庭是非常理想的。 除了地区差异，我们还可以看到代际间的差异。在1995到2003年出生的群体之中，有更高比例的男性和女性都只想生一个孩子，其中女性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占到1/5。 网络图片 中国快速下降的生育实现率 但中国当前并不是生育意愿的快速下降带来生育率的走低，而是因为生育实现率的快速下降。这是中国目前面临低生育率的另一个独特特征。 生育实现率就是我们实际生育出来的数量，除以我们想要生育的数量。当实现率大于1的时候，它代表没有满足的避孕需求；当实现率小于1时，它反映的是没有满足的生育意愿——比如我想要生两个，但是只生了一个。 之前中国的生育率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是1.5、1.6。而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进入了极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只有1.3。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张图中，蓝色柱体是理想生育子女的数量，红色柱体是实际生育的数量，这些圆点就是生育实现率。 网络图片 […]
龙年了，龙究竟应该翻译成Dragon还是Loong成了话题。 直到最近，还不知道龙还有过Loong这么个译名。看到过龙芯用Loong这个名字，还觉得奇怪。有说法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什曼的著作提到中国龙时，注音用的就是Loong，但解释用的是Dragon。后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首部《华英字典》将龙译为Dragon，沿用至今。 网络图片 现在，中国网民对中国龙被译为Dragon表示不满，一致要求改译为Loong。浙江省委宣传部也下场了，声称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龙”等传统文化符号出海已成大趋势；龙的翻译事关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不可不较真”。 希望这只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里一些人的个人见解，老实说，国家有很多事需要关注，把精力用在这上面，是用错了地方。 如果要中国化，用拼音，龙应该是“Long”，但必然与英文里现有单词long（长）相混淆，不妥。然而，Loong算什么？既不符合中文拼音，也不是英文里约定俗成的说法。这只是当年一个传教士用来罗马注音的标注。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英语人士来说，是个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说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谈不上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这根本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也不反映“龙”的任何特质，只是个发音相近的表述。这才是妥妥的半殖民地时代的遗迹！ 如果要就“龙”较真的话，中国不再用China，中国人不再用Chinese，中文也不再用Chinese，而是用“Zhongguo”、“Zhongguoren”、“Zhongwen”岂不更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龙只是象征，中国才是本尊啊。哪有象征比本尊还要重要的道理？ 那豆腐（toufu）、功夫（kong fu）、太极（tai chi）等都得改？ Dragon是英文里一个现成的表述。没错，英文里的龙与中国龙不是一回事。英文里的龙喷着火、长着翅膀、暴虐贪婪，通常是不是好东西；中文里的龙由蛇身、马头、鹰爪和鹿角组成，通常代表权威天道，也常代表好运吉祥，但未必和眉善目。两者只有法力无边这一点是共同的。 如果英文里中国龙需要专门的表述，那中文里Dragon是不是也需要另外找一个译名？要不也直接音译：“德拉贡”？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也是半殖民地时代的译名，代表的不是中国人的话语权，而是洋人的话语权，是不是也得改？宾利、劳斯莱斯、劳力士是殖民地时代的港译，都有过符合标准音译规则的新华社标准译名（本特利、罗尔斯-罗伊斯、罗莱克斯），既然那么重视话语权，是不是改改回来？要不自己语言里的话语权都漠然视之，倒是对外语里的话语权很热心，这算什么情怀？ 话语权是重要的。话语权来自实力，而不是音量；来自尊重，而不是纠缠。 就Loong和Dragon而言，歧义不是来自共用，而来自刻意的误用。熊猫也一样，在中文里，熊猫又是熊又是猫，在英文里，Panda倒是与熊或者猫不会混淆，但不妨碍有人刻意把可爱的大熊猫描绘成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阿拉斯加大棕熊一样的恶兽。正名有用吗？ 网络图片 与其在Loong还是Dragon上花力气，不如扎实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把中国打造成既强大又友善的超级大国。 鹰是好鸟吗？鹰可以是威严、勇猛的象征，但鹰犬可不是好东西。狮子生来为王吗？狮子和老虎一起，是妈妈用来吓唬小孩的坏蛋：“再不听话，叫老虎狮子来吃掉你！” 龙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中国的形象决定了龙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而不是反过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晨枫老苑
龙年除夕夜，许多中国家庭在贺岁之际，有着打开电视把央视春晚当作调节聚餐气氛的习惯。本台近日征集网友有关春晚观感的调查发现，收看春晚的民众越来越少。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2024年的央视春晚收视情况为六年来最佳，平均收视率突破30%。其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为刘谦的魔术表演《守岁共此时》，收视率峰值高达34.7%。此外，今年春晚还在北京主会场，以及新疆喀什、辽宁沈阳、湖南长沙、陕西西安设立了四个分会场同时举行，规模庞大，舞台炫目吸睛。 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节目中，央视春晚引发民众热议的节目之一是解放军作战部队持枪登场。舞台上，士兵们一边唱着军歌《决胜》，一面排出不同的阵型。与往年只有解放军文艺兵登场表演不同，今年的晚会还首次出现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66477部队”。 社调：近七成民众过年”没看”春晚 针对央视春晚收视情况，自由亚洲电台也在近日通过国际社群平台X（原推特）做了一项社会调查。结果发现，不同于中国官媒报道的收视情况，有多达69.2%的民众表示自己“没看”春晚；有24.9%的民众表示看了春晚，但“不喜欢”；只有约6%的民众表示，“喜欢”今年的节目。 网友们在留言中表示，“观看春晚，嘲笑春晚，远离春晚，遗忘春晚”；“很多年都不看这晚会，无聊至极，只适合党员看”；“对待春晚，最好就是不看、不讨论、不提供流量。 不论春晚如何变革，如何‘亲民’，如何包装自己，都不看就对了”；“春晚是给领导看的，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不过也有网民表示，“平心而论，今年的春晚是最近十九年最好的，没有太多教育人的节目。” 民众不看春晚：不想在过年被宣传教育 26岁的Angela就此告诉本台记者，她与周边的朋友都觉得春晚越来越“尴尬”，因此会选择看其他节目：“我从大学开始就不看了，这些年一如既往的烂。虽然很多家庭会为了过节气氛，虽然觉得烂还是打开来做为背景音，我觉得近年来春晚无聊尴尬且没有新意，不仅笑话不好笑，宣传意味也很浓厚，像是明里暗里催年轻人生孩子，我才不要大过年被教育。” Angela感叹：“我以后应该也不会看春晚，现在的春晚跟九十年代和千禧年那会儿的比起来仿佛来自两个宇宙，当时实在是太幸福。” 舞台壮丽奢华 意在宣传经济成就 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则向本台分析，宣传意味浓厚是民众渐渐不看春晚的主因：“最近10年，习近平上台后春晚就变得不可看，因为春晚变成基本上都是在吹牛，都是宣传。以前还有可看性，像小品还有一点可看性。现在根本不能看，任何他不喜欢的内容都不出现，那你怎么看？” 王剑指出，近年来的春晚舞台越来越强调华丽、宏大叙事：“这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通过宏大叙事来展示强国之路、经济成就。但问题是，这不真实。以前的春晚也洗脑，但是现在的春晚是很恶劣地洗脑。当然很多家庭还会看的原因是因为老人家要看，老人家没有品质上的要求，所以继续看。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看的，电视开着，老人家在看，年轻人都去别的地方打牌的打牌，干别的事情。”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赛，除了全程没上场被骂惨，比赛结束后的颁奖仪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与官员们在球场上与迈阿密队球员一一握手时，梅西慢慢走出队伍，从李家超等港府官员身后绕开走过，没和他们握手，也被许多香港人和中国人痛批不礼貌。当看到梅西怎么闪过握手的影片时，让人想到一个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两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上，被认为是20世纪、甚至整个西方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的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挥完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后，福特万格勒与来到台前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对福特万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这影片，很难不认为他是纳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认同纳粹，但事实上，福特万格勒不只不是纳粹党员，也没有支持纳粹，还不只一次与纳粹高层（包括希特勒）发生争吵、写公开信给戈培尔谴责反犹太主义、为犹太音乐家辩护，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第三帝国，因此，希特勒并不喜欢他，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进集中营。不过，这样的福特万格勒还是被纳粹政权所重用，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曾有50%的团员都是纳粹党员）常任指挥，原因可不是纳粹惜才，而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认为福特万格勒能作为德国文化象征最好的“宣传”。 事实上，早在1935年，福特万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个大宣传。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个纳粹党人都会出席，并被命令要行纳粹礼欢迎希特勒。不愿意行纳粹礼的福特万格勒接受乐团经理的建议，手握指挥棒来躲过，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来的手，于是他与希特勒握了手，当然也被纳粹安排好的摄影师捕捉了那个握手的时刻，然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就到处散播这张照片，让不清楚实际情况的外人（尤其是外国人）以为福特万格勒支持了新政权（始于1933年）。 这种利用名人（尤其是艺文与体育界）作宣传或洗白恶行也是现在集权独裁国家政府最喜欢做的事，如这次梅西没上场的香港表演赛，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经济学家称“香港已玩完”的经济，而香港的经济会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为推动《逃犯条例》（送中条例）修订（2019）、快速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2020），受中国控制越来越严重，外资纷纷撤离，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所以需要盛事经济来提振，也顺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与中共政府似乎不懂这整个逻辑，竟然在梅西没上场的表演赛（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访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全力拼经济”。 所谓二十三条是比《港区国安法》更严苛的《基本法》第23条，涵盖五类罪行，包括叛国、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破坏活动和境外干预。新增的“境外干预”罪将禁止港人与外国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国家秘密”的定义涵盖“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叛国”罪包含“隐匿叛国”，并要扩大警方执法权，可将羁留时间从目前不超过48小时大幅延长至14天。换句话说，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认知里，香港的经济变差，就是有外部势力扯后腿，内部的人（港人＋中国人）与境外势力勾结之缘故，所以李家超会说，基本法23条必须尽快立法，香港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力拼经济。 不过，虽然基本法23条还没通过，却俨然像是已经启动了；梅西来香港的盛事经济搞砸，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发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迈阿密国际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因他们“刻意且有计划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绝不该允许他再来香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社评则说，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搞区别待遇，“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然后，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队本来将在3月至杭州进行的友谊赛。现在传出，香港主办单位签“便宜的非强制梅西上场合约”，甚至合约金额硬生生少了迈阿密国际开价的 3,000 万港币（新台币近 1.1 亿），导致其未受强制性的违约规定，因此梅西没上场。但真的是“钱”的问题吗？ 去年5月传出，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约在6月30日结束后，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Al Hilal SFC），但最后，他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 Miami）。对于他舍弃高额年薪的“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加入年薪低了约九分之一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马斯（Jorge Mas）表示，在与全球足球强队和他们无法竞争的巨大资金争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的情况下，他与团队思考：他们的俱乐部可以提供什么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来打动梅西？所以，他与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负（aspirations）是什么？你的梦想（dreams）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同时，他告诉梅西，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他可以在美国为足球开辟新道路。显然地，最后是梦想与抱负抓住了梅西的心。（注：足球虽然在全球很受欢迎，但在美国远不及橄榄球） 事实上，在传出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时，一些西方媒体严厉批判了梅西，认为那是为钱不顾人权，因为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论自由，逮捕、长期拘禁、刑求、处决非暴力异议者、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也剥削移工。这会不会是梅西放弃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没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员们握手，是不是如许多人说的“是抵制极权政府”，梅西不说，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至今，福特万格勒和戈培尔握手的影片还让许多人争执著“福特万格勒在握手之后，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认为有，批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为纳粹带来声望、认为他并不那么无辜的人，就不认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样地，永远只有猜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管会不会留下影片，残暴独裁者和政府官员的手，不必也不该握，更不该成为帮他们转移焦点或洗白的宣传。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现居纽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正在过龙年新春的假期。对当局来说，节前三天的股市大涨，暂时消除了这个春节因股市暴跌导致的大众对政府不满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风险。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当局当然要营造一种安乐祥和、国泰民安的喜庆气氛，故不论何因，任何会破坏这种气氛的行为或者社会心理情绪，它都要极力避免。 中国股市在今年开年以来，就一路下跌，沪市A股在汇金公司入场托市前，累计跌幅达9%以上，并两次击穿2700点，最低下探到2635点，深市和创业板跌得更多。看架势，若政府不干预，还会继续下跌，2500点能否止住，都不好确定。问题在于，今年以来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势基础上的继续。上两年沪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达19%，加上今年的跌幅，从最高点3651到最低点2635，股指跌去1000点，跌掉1/3，此跌幅完全称得上教科书定义的股灾。 股市暴跌，民心不满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众情绪有非常大的负面反弹后，评估中国当局一定会救市。理由简单，这波股市暴跌，正临近春节，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闹出一些响动，破坏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影响当局常说的社会大局稳定。那几天，市场已零星出现股民加杠杆深度套牢被强制清仓，因无法承受巨额损失而跳楼传闻，股市也在突然间成为舆论场讨论的热点。 中国的舆论场好久不关注股市了，讨论的对象是房价和其他的时政热点话题。但在股市连续暴跌后，它又重新进入全民视野，对当局，这绝非是个好现象。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情绪的恶化。人们谈到股市，都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于心死，表现出对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连一向站在官方立场、为当局辩护的小粉红们，提到股市，也气不打一处来，抨击政府的无能和冷漠。民众甚至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区，发泄心中愤懑，嘲讽和控诉当局把经济和股市搞砸，把使馆微博区变成中国版的“哭墙”，十几万条留言显示了民心反转，可以说，相比楼市，股市更让当局民心尽失。 习近平政权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罔顾民意，但当民意折射出的怨气有可能影响和冲击社会稳定时，它就不得不重视，尤其在某些时点上。试想，倘若因股市连连下跌出现几起跳楼的事——不多，只要几起就够了——对广大股民乃至民众，会产生怎样的心理触动，有没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共情？从而导致社会悲观情绪蔓延，很多股民恐怕这个年节都过不安稳。即使没有人跳楼，单单民众到美使馆微博区留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就会让当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觉民意危机正在逼近。此乃我认为在股市跌破2700点后，当局一定会去救市的缘由。 民怨高涨，更胜以往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民众对这次股市大跌，情绪反响如此大？中国股市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灾，从程度上讲，都比这次严重。那时民众对股市暴跌也有很强反应，当局也下场救市，但是，社会情绪的激烈比不上这次，此次股灾，民众的情绪彷佛没有征兆，突然间就爆发，显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宏观背景不同，前两次股灾中国整体处于上升期，人们对未来还有希望，有信心，在这种社会心理面的支持下，倾向于淡化股灾的危机程度，认为股灾是股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股市涨得过高后的一次暂时的激烈下调；而此次股灾发生于人们对中国的预期全面走坏的背景下，对未来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对当局能够搞好经济几无信心。二是对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长下跌积累的不满，到此刻的一次总爆发。 2008年的股灾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涨后的一次剧烈回调。这两年都涨幅巨大，2007年沪市A股摸上了6124的历史高点，收盘在5261点。这两个点位尤其前一个恐怕未来若干年都超不过。另外，虽然2008年发生了股灾，但中国在当年举办了奥运会，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可以说，那时才真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在这种预期乐观下，社会是不会把股灾看得多么严重的。事实上，第二年股市有较大程度的反弹。 2015年，习近平已上台三年。虽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后退彼时初露端倪，但社会对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线政策看得还不是很明白，那时他还是总书记而没有成为核心，社会对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几个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经济上，人们对未来还是有信心比较乐观的，GDP超过美国不过是未来几年的事。很多人包括当局相信“东升西降”不久将实现。股市在2014年也有较大程度上涨，2015年继续上涨，创下了5178的第三历史高点，但由于监管部门担心涨得太高，要营造慢牛局面，导致股市在当年出现大跌。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对未来的乐观气氛仍在，当年股市还是涨了9个多百分点。 2024年开年以来的这次股灾，整个国家发展的宏观环境完全改观。内部的政治高压，外部的中美对抗、中西对立，叠加三年疫情的封闭，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恶果充分呈现，国家发展的元气被摧毁，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死气沉沉，没有生气，人们对未来普遍不看好，对中共党内能够扭转习近平的治国路线不抱任何希望，不寄托任何信心，要么通过各种方式“润”出去，要么躺平，失去继续奋斗的动力。此乃中国当下的状况和社会的整体风貌，表现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灾后，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动。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众面临双重打击 在比较和分析这几次股灾的宏观社会背景时，还需注意一个现象，即前两次股灾发生前后，房价的趋势一直在上涨，尤其2015年这次的几年，房价的上涨可用疯狂来形容。中国人获得财产性收益的途径很狭窄，股市和楼市是绝大多数民众投资的两个渠道。相对于股市的高风险，楼市在2019年前，都是稳赚不赔的，许多人加高杠杆买房，形成了所谓全民炒房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在中国，房价将“永远”上涨。而股市，暴涨暴跌是它的常态，虽然很多人也乐此不疲地进入这个市场，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国散户是亏损的，很多亏损严重。不过，股市亏损的钱可以通过楼市弥补。可是，近期的股灾，大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房价也在剧烈下跌。过去几年，当局对房地产的严厉打压，加上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的不明朗，让房企不断暴雷，社会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线城市的二手房价，都出现腰斩。如今两条投资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亏损再也不能从楼市来弥补，人们当然也就没法像以前一样能够以从容心态对待股市暴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比过去大为提升，各种维权行动常成为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总的来说，因为权利受损而起来反抗的还只是社会少数的勇敢者，多数人不敢或不愿参与维权行动，这当然也是由于害怕政府的镇压。不过，当财产受到损失后，不管这种损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众一般敢于起来抗议，虽然也打着“维权”旗号，可此维的“权”不是带有政治性的“权”，民众知道，经过这么一抗争，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往往会去解决，虽然结果并非完全满意。 股市大跌损害的正是民众的财产权益，相比楼市，后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还有一个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间让投资者倾家荡产。过去两年，外围股市一天天创新高，唯独中国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经，让股民对这个市场绝望情绪生起，对当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当股市再次出现暴跌，乃至击破股民心理认定的某个关口，之前积累的对当局的不满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 中国有活跃股民5000万，背后是5000万个家庭。虽然股民的不满目前还只表现在心理和舆论层面，但已让当局感觉到危险。这也就是当局面对这个人心思变的特殊时刻，不能再对股市现状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后提出，当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银，或者习近平作出改变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请出像前总理朱镕基这样让市场认可的有威信的领导人，后两条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局走的是第一条，让汇金公司下场托市，并更换证监会主席，应该说，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对股市监管政策的调整，这波暴跌或许能止住。 然而，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股市的根本问题是对当局发展路线的信心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股市将处于一种循环暴跌中。目前暂时稳住股市也许是下一波暴跌的开始。但是，在时空环境已彻底转换的当下，循环暴跌会将民心和政府信用耗尽，以股市牵涉的人之多，和对财富的洗劫速度之快，当下一轮股灾发生，大众的愤怒或许不仅止于舆论，中国社会的动荡会由股灾撕开一个口子。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华盛顿 — 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减少，社会走向老龄化，使人担心劳动力不足。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35岁已成寻找工作的年龄“天花板”，劳动力利用率严重不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 中国上个月公布的2023年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净减少208万人。这是中国2021年出台“三胎政策”后连续第二年人口减少。中国目前的总人口约14.1亿。这个曾经数十年稳居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已经于2023年4月末让位于印度。 劳动力不足还是劳动力过剩？ 在有人担心中国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不足之际，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年轻人的就业率低于越南和柬埔寨。根据中国人大经济研究所2023年11月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引用的数据，在15岁以上就业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方面，2022年中国的比例是63%左右，越南是72%左右，柬埔寨更是高达75%。因此，这个报告得出结论：“能够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中国已经不占优势”。换句话说，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不足，失业率高得多。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中旬公布的剔除在校学生的青年（16-24岁）失业率为14.95%。尽管经过中国所说的统计方式的“优化”后，这个新的数字大幅低于去年6月创纪录的21.3%的失业率，但是这个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且也并不代表实际情况的任何改善。 著名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由于中国内需市场不够，过剩的劳动力必须靠增加出口产品才能够缓解就业压力。但中美关系恶化，贸易战仍没有偃旗息鼓，以前中国的贸易顺差60%到90%来自美国，2017年中国产品占美国市场的22%。但2023年下跌到只占13.9%。此外，欧洲也加大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出口减少，贸易顺差减少，结果就是劳动力过剩，失业率增加。他说，青年刚进入职场社会，没有经验，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所以失业率很高。他估算中国目前过剩的劳动力大概有一亿人。 2018年美中开始大规模贸易战，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达20%的关税，加速了大量制造业工厂和供应链向海外市场的转移。而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在全球的大流行，更对大量加工制造业产业链从中国移到海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广东等东部沿海城市工厂林立的繁荣景象，随着一个又一个工厂的外迁或倒闭，已经不能同日而语。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失去了栖身大城市，或养家糊口的饭碗。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还显示，在工资方面，中国原来的优势也在消失。以2021年为例，中国每月最低工资是401美元（实际发放是每月531美元），而印度尼西亚是304美元（实际发放360美元），马来西亚278美元，越南和柬埔寨只有192美元。“中国这么高的工资，人口优势也基本没有了。”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经济学家谢田教授说，人口红利，一是有人口，再一个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不仅人口在减少，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升高。因此，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流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实际上，在美中贸易战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开始外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家。几年前，三星将在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脑等工厂转移到越南；苹果将8个代工厂从中国迁到印度；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更是先行一步，将代工厂迁往印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易富贤在解读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净人口减少时说，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人口减少的同时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经济活力下降、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比如社保危机、退休年龄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衰退、消费的萎缩，对经济、对社会、对地缘政治都造成巨大的冲击。” 易富贤说，人口红利曾经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中国人口增长下降，这个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弱。 易富贤说：“人口减少，伴随着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伴随着是经济的活力下降。所以人口减少，不能光看数量的减少，要看人口结构的改变。” 他举例说，1980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2岁，美国是30岁。但是到2023年，中国的中位年龄超过42岁，美国只有39岁。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美国只有42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57岁，美国只有44岁。由此可见，中国的中位年龄在逐步快速变老。这是因为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2023年占总人口的15%，到2035年将占25%，到2050年预计占高达35%。 他说，在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中国的社保压力很大，从2020年5比1（64岁以下的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年人之比），到2035年的2.4比1，到2050年则更下降至1.5比1。 计划生育酿恶果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教授指出，中国从1979年至2015年强迫推行错误的“一胎化”政策，从其长期的影响来看，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增长的逐渐萎缩。 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个大国也好，强国也好，人口开始衰落的话，它的国力一定可能要跟着衰落下去，这在历史上也经常见到。因为你人口多了，生育也高的话，对人口的持续增长，才会刺激经济增长，然后刺激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全部变成一个衰老的社会，因为人口减少的话，往往就是年轻人不生孩子，人又变老了，创造力也好，生产力也好，这些都开始走下坡路，那这个国家可能也要走下坡路。” 中国在2015年取消了近四十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之后，又于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当局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三胎，一些省市也为此先后出台各种激励多生多育的措施。但是几年过后，出生率仍然是只减不增。 人口学家易富贤说，中国政府“三胎化”政策实施效果不好，主要归咎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 易富贤说，第一个不愿意生，是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人们已经习惯于只生一个小孩，一个小孩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常态。第二个养不起，是因为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正常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应该占GDP的60%到70%，而中国只占43%。在收入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同时，中国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之高，让很多育龄夫妻望而止步。其中，中国房地产市值是GDP的4倍，美国仅为1.7倍，日本是2倍。第三个是生不了，是因为中国1980年不孕症只有1%到2%，现在是百分之18%，甚至高达20%。 易富贤说，在“不愿意生”和“生不了”方面，中国政府几乎奈何不了育龄夫妻的生育决定，唯一能做点小文章的是在“养不起”方面，但是中国一些省市出台的奖励多生育的措施，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远达不到激励人们多生育的程度，更解决不了生养孩子的沉重经济负担。 谢田教授认为，中国2021年放开了三胎政策后，生育率没上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国际趋势。在社会的人群越来越富的时候，生孩子养儿防老，或者用孩子做劳动力，这个需求都减低了，就不愿意生了。第二个就是在中国养孩子费用之高，年轻人根本就负担不起。还有一个是在现代社会中，以前传宗接代必须结婚才能实现，但现在要满足食色性也的需要，无需结婚，因此一些年轻人就觉得没必要再结婚了，生育也就无从谈起。 他说，中国当局如果拿不出切实可行提高生育的措施，中国人口逐年持续下降不可避免。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台北 — 中国“反向消费”的消费降级现象近来成为显学：中国民众炫耀自己花最少的钱买最值商品，购物时也重视商品的功能性而非品牌，且“平价替代品”和国货一跃成主流。对此，专家表示，中国年轻人时兴“别人说好，但我用不着”的个性化主张，消费观相对理性，但这种消费降级的模式恐成为中国刺激内需经济的绊脚石。 中国年轻人近来热爱“平价替代品（平替）”，从服装、饰品、食物到电子消费产品的选购，都要强调“性价比”。以彩妆品为例，大牌口红一支300元人民币，但国货同色号价格只要百元有找，让年轻人爱不释手，而且中国民众对奢华品牌的追求也有消退的迹象，并不再以爱用国货为耻。 但这种消费趋势究竟是“消费降级”、还是“理性消费”，也引发热议。 从精致穷到平替 中国消费者打破名牌迷思 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在北京的徐小姐任职于国营航空公司，过去因收入颇丰，鲜少储蓄，娱乐开销多，也常出国旅游，而且往往一顿私人聚餐平均得花上她200元人民币。 但自从爆发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普遍疲软，徐小姐自己也因封控措施而出现收入不稳的困境，甚至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期待也出现不确定性，因此，她的生活虽算不上拮据，但出国旅行的规划已不同以往随意，连选择聚会的餐馆时都得掂掂荷包。她说，在消费力下降、物价上涨的同时，她注意到提供团购套餐的餐厅，用餐体验和服务不变，但每套餐只要人民币100元。 徐小姐告诉美国之音：“(我对)经济预期不是那么好，当有了量入为出的观念，对价格就会开始敏感了。市场上现在最受欢迎的东西就是，既能满足你面子、外形、功能性的需求，但是它的价格又更具性价比。(我)一开始还撑着，后来大家一捅破，就发现找到了共鸣，然后它(平替)一下就变成了主流。” 徐小姐说，去年以来，她身边同龄的90后朋友也出现收入减少，其中，背房贷的人手边的可支配资金更少，因此，大家开始买起价美物廉的平替品。她说，几年前的北京不乏追求“精致穷”的年轻人，就是即便阮囊羞涩，但只买奢侈品，全身上下穿戴也非得名牌，落得住房或生活品质奇差无比，但现在这种人应该不多了。 台媒《天下杂志》1月23日发表题为《不炫富、当穷鬼》的分析报道称，中国去年兴起“反向消费”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几十年来的炫耀性消费告终，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消费。 徐小姐将“反向消费”在中国崛起归因三大面向，首先是中国制造业发达，有生产加工条件，以前专产“高仿”品，现在改为有品牌的国货制造，提供“平替”的发展基础。例如，名创优品（MINISO）就是取代日本生活杂货品牌的平替中国杂货品牌。 其次，中国年轻人思惟改变，舆论导向化解认知矛盾。例如，他们过去常爱攀比名牌，现在则以买到高性价比商品为荣，且更愿意和朋友交流。最后，基于就业和经济滑坡的现实，徐小姐直言“根本上还是没钱”，只能开源节流，节制消费。 她还说，中国贫富差距加大，一线城市出现更高端的消费体验，如一杯卖到上万人民币的咖啡。但中产阶级受到这一波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只有少数人还能维持中产水平，多数人变穷，跌落低端消费水平。她无奈表示，中国经济步入调整期，又有外部国际地缘政治的拉扯，让个体户只能被动“咬咬牙、扛一扛。” 消费降级先舍弃奢侈品 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在上海的魏小姐任职于国营银行。她说，经济放缓对金融业的冲击较小，因为她的银行客户体认到，经济放缓后，往往减少消费，转而投资和储蓄。但她也观察到，这一年来，上海一般民众和高收入群族的消费两极化的走势。 她说，许多行业受疫情影响，加上整体经济下行，一则收入减少，二则工作不稳定，可支配收入变少。 魏小姐说，从商场空置店铺就能一窥经济放缓的迹象。上海许多商场人流量不大，“平替”品顺应崛起。她说，日本因经济萧条诞生了像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平价优质品牌，现在中国也兴起平替风，电商平台和线下品牌都推出低价优质商品，基于消费者回归成本理性，平价品牌销量也持续走高。 魏小姐不讳言，中国经济形势不好，“消费降级”很正常，她自己也不再热衷买昂贵的奢侈品。 魏小姐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大家没有像以前那么热衷于去消费奢侈品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就是你对以后的经济可能预期没这么好，肯定不能把现在的钱都花在这种比较高的消费上。” 国产品牌常态低价化、营销多元 消费者得利 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达5.2%，但对此经济数据，各界都多质疑其真实性。为了刺激经济，中国央行两次降息、降准，中国财政部也罕见地增发特别国债救市，但仍难逆转经济颓势。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月2日报道呼吁，“2024消费促进年”应壮大新型消费，包含支持直播电商和推动国货潮品的消费。 《人民日报》去年12月底发布时评称，国货品牌站上新历史起点，像是蜂花、上海硫磺皂等老牌国货在直播电商平台赢得口碑，某电商平台去年“双11”共推402个品牌的商品，总成交额破上亿人民币，其中有243个是国货品牌。 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业、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赖先生表示，消费行为改变也引发更深层的产业结构调整。他说，电商竞争日趋白热化，像是淘宝和抖音平台手机直播，即能卖货，触达消费者的成本本来就低，又设有工厂和自有品牌，去除广告和中间商赚的差价，让商家能以最低价格和最好服务争抢客户。 赖先生自认是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买东西斤斤计较。他说，他购物前会先上抖音，并在各平台比价，同样商品的价差竟达10%-20%。因为网上资讯透明，也让他不易冲动消费。先做功课，看网红开箱或测评，再比价，并选择下单渠道和等待促销节点，让他不仅省钱，连咖啡或速食店通过第三方渠道点餐也能找到优惠。 赖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我没有让品质降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了这东西中间有一层溢价的。了解它的这种供应链的基础之后，你发现，很多好东西其实本来就不贵。(我)并不是真地缺钱，而去消费降级，而是大家已经太精明了。” 美国世界新闻网去年8月31日报道称，“反向消费”成为中国年轻的消费主流，他们追求“买对的、不买贵的”和“不一味降低生活品质，但也绝不多花一毛钱”，因此，商家得用更低价、更高性价比来吸引消费者。 对此，赖先生表示，自去年起，电商的大方向是把日常跟大促线上价格降到最低，例如，往年只有双11购物节期间才推出全年最低价商品，但现在是常态低价化，搭配多元的营销手法，让消费者精明购物。 “别人说好，但我用不着” 消费者追求个性化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歆磊表示，各界不需过度解读中国的“消费降级”。他说，低价是全球趋势，且性价比消费观念也不限于中国。“预算思维”是全世界的共识。像淘宝、阿里巴巴或拼多多这些电商拓展海外市场也以低价为号召，折扣店更是从美国和日本，才传到中国。 他说，中国的消费趋势改变有三大原因，一是宏观经济疫后确实滑坡，中国民众因对房地产等各方面信心不足，导致预算紧缩、消费更趋谨慎。 其二则是，中国人少出境后，国内市场相对拥挤，出现很多从众的、冲动型的消费，比如去年5月热卖的淄博烧烤，今年冬天的哈尔滨旅游，都属不理性消费。 最后是年轻消费群体相对自信，成长背景和消费观念皆异于上一代。基于品牌垄断媒体，较年长的公众多在宣传单一化下购物并推崇品牌，但随着社群平台兴起，年轻世代消费模式呈现“不愿趋同”的特性。虽然中国人减少奢侈品的消费行为被视为消费降级的指标，但陈歆磊说，中国历年都是奢侈品的最大市场，高端国际品牌仍对中国消费者有强劲的号召力，只是观念转变，买得起的年轻人因为名牌缺乏个性而不想买；买不起的人则认为，没必要跟风买名牌。 陈歆磊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买东西，他先上小红书，导致品牌对社媒渠道的控制力减弱。买不起的人以前会说，我很羡慕，我希望有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只是我买不起。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说‘我不需要这个，我要他干嘛？’导致国货崛起、所谓的潮牌崛起，这其实都是寻找其他身份认同的一个方式，去满足自己这种个性的需求。”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台北 — 中国正在欢度春节假期，近日来不仅春运突破33亿人次，多地旅游景区也传出营收佳绩，但与此同时官方数据却显示，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下探，就连采办年货必备的猪肉等食品，价格也大幅下跌。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通货紧缩恐怕对中国经济复苏造成冲击。 农历新年期间，被称为地表最大规模人类迁徙的“春运”总是最受瞩目的数据之一，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截至大年初一(2月10日)，16天的春运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近33亿人次。 相比去年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47亿人次，中国国家发改委乐观预估，今年春运总人次可望突破90亿，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春节返乡以及跨区旅游的客流。 《澎湃新闻》11日报道指出，包括河南龙门石窟、陕西秦始皇陵跟四川峨嵋山等多地景区都宣布初三到初五之间的门票几乎全部售完，呼吁民众错峰出游；2023年爆火的“网红城市”山东淄博跟黑龙江的哈尔滨，大年初一也都客流如织。 农历年前 各产业欠薪事件多于往年 纽约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每年农历年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总会出现大量欠薪、讨薪的信息，但今年值得关注的是不仅数量空前增加，欠薪的产业也从以往集中在建筑及其上下游产业，蔓延到服务业、餐饮、医疗，甚至被称为三大“铁饭碗”的公务员、国有企业跟事业单位。 2023年12月，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当年11月，全国工人维权事件已达1604宗，超过以往三年的全年数字，唐靖远分析，其中无疑是以欠薪为最大宗，而且发生地也开始出现在南京等发达地区。 唐靖远说，这些现象不仅涉及生产企业，也显示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捉襟见肘，甚至传出个别地方政府向寺庙借钱发薪水，更折射出中国经济难以乐观。 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进一步指出，房地产萎靡冲击地方政府财政来源，势必造成地方政府缩减公共建设及社会福利支出，这又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导致市场更紧缩，又会使青年就业雪上加霜。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跟基本生活无关的消费，他就会比较迟疑，比如说一些新创产业、文化产业可能影响蛮大的，很多是属于年轻族群的包括创业、消费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中国节前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下降 猪肉价跌 另一组在节前公布的数据显得令人扫兴，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8日公布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则同比下降2.5%，降幅较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更直观的数字是其中猪肉、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7.3%、12.7%和9.1%，成为带动物价指数下跌的最主要因素。2月11日，江苏省公布的消费数据中，猪肉价格下降更达18.7%。 对此中国官方解释，物价较去年下跌是因为2023年春节落在1月，“春节错位”导致基数上升。文中同时指出，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涨0.3%，显示国内物价正延续改善态势。 分析:猪肉价跌成为通缩警讯 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每到农历年前，中国人都要采办年货，其中猪肉更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在需求量提高的情况下，售价也往往会上涨，今年反其道而行，凸显中国民众正在历经“消费降级”。 唐靖远说“过去经济正常的年份，每到过年的时候，猪肉价格其实还都是要往上涨的，那今年特别反常，而且降幅这么大，降了接近1/5，就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消费降级的严重的程度，可能超出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中国农历年前猪肉价格下跌的问题也引国际舆论关注，路透社2月7日的报道中采访了北京最大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有肉贩无奈地指出，往年节前一天可以卖20头猪，今年一天只能卖5头。 报道中引述分析人士的看法称，“肉类消费减少是经济衰退的症状”，同时指出就业前景不稳定、股市暴跌和房地产下跌让忧郁的消费者开始“勒紧裤带”。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2月11日的报道中更直言，“无法阻止的通货紧缩已成为中国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文中引述花旗分析师的报告称，在国内食品价格、国际油价调整和国内需求疲软的三重打击之下，中国通货紧缩正在加剧，价格疲软的现象也从商品蔓延到服务行业。 CNN报道指出，通货紧缩会造成消费者跟企业因为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而推迟购买或投资，反而进一步放缓经济，造成恶性循环。 唐靖远说，消费降级更大的风险是整体社会需求下降，会反映到生产端，迫使企业压缩生产规模，连带造成减薪、减少招聘，甚至裁员。 对此，住在湖北武汉的魔卡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方中的看法则较为乐观。李方中指出，虽然中国房地产和出口下行的压力确实存在，但就他在武汉当地的观察，主要受冲击的是房屋、汽车等高额消费，一般民众反而更愿意把钱花在上餐馆、买衣服等开销，到餐厅排队要等一、两百人取号的情况并不罕见。 李方中认为，单凭猪价下跌不能作为判断中国经济下行的理由，因为同一时期，牛、羊肉价格都在合理区间，李方中告诉美国之音: “我自己去买猪肉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算正常，比往年便宜，但是你说它便宜到这些所谓的谷贱伤农这一步吗?我觉得可能是有待商榷的”。 学者:通缩恐导致中产阶级下沉化 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不仅身处基层的农民工跟城镇青年就业困难，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认为，更大的问题恐怕是造成中国的中产阶级下沉化。 陈建甫分析，中国社会号称有两亿人投资房地产，投资上海A股的股民据称也有两亿人，过去这段时间都历经了房地产爆雷以及A股连续暴跌，年前A股总算在官方出手护盘下重回2800点，但股民们这个年恐怕也是过得心惊胆颤，就怕年后开盘再有震荡。 陈建甫说，中产阶层往下沉沦，恐怕会使中国社会面临动荡不安，在他看来，2月3日中共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除了依往例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做出指导外，所强调的“乡村全面振兴”也是在为将来可能有大量移工在城市里无法生存，必须返乡谋生预做准备。 陈建甫说:“这个一号文件里面就已经提防，如果城市的产业崩解了，农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从都市来的移工再接回到农村安置，这个就是中国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陈建甫指出，乡村全面振兴包括靠近沿海与大城市的县级乡村，创造足够资源以承接返乡移工，鼓励他们从事包括电商在内的乡村与农业创生产业；但另一方面已也须提防随着移工返乡，会把失业、粮食供应等社会问题从城市带回农村。 对此，武汉台商李方中认为，近年来在当地确实可以感受到许多排名靠后的“二本”、“三本”乃至技职类高校毕业生求职较为困难，因此不少打工族选择离开武汉返乡。 与之对应的是例如湖北省的黄冈、黄石等地，也开始有越来越多企业前往布局，虽然薪资不如武汉，但至少能够提供他们在家乡的工作机会。 相比过去，在春节假期结束后，许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省份的企业总要担心缺工问题，唐靖远则认为，在通货紧缩，在总体需求降低的情况下，今年节后不仅 不会缺工，恐怕还将持续出现“求职难”的挑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日本籍教练上村健一被聘任为中国U16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这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历史上的第一位日本籍主教练。 网络图片 上村健一于1974年4月22日出生于日本，曾入选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并代表日本参加了1996年奥运会。 有媒体报道上村健一被聘任的新闻时，用了四个字：“豪赌未来”。文章说，由上村健一担任主教练的这支U16男足国家队球员，将会得到足协的尽全力培养。 网络图片 中国男足积弊已久，被寄予厚望的上村健一，能否为中国足球的青训系统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能否改善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 我不懂足球，自然也无法给出答案，我也不想对上村健一执教U16男足这起新闻进行评论。但是，在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很为网上那些“战马行动”们担心。这些人盯着个红色圆形状图案，就能暴跳如雷，大吵大闹。 这下好了，来了个日本人当主教练，还是中国男足国字号球队，这些人还不被气疯了？万一气出个好歹，那可咋办？ 果然，在中国足球队的官方微博，以及相关新闻的媒体报道下方，都能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跳脚：“中国足协不要崇洋媚外”，“足协着急给日本下跪吗？”…… 网络图片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一些人的气急败坏，只觉得既可恨可怜又很可笑。 对一个国家来说，科技也好、体育也好、经济也好，都是“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自我封闭只会走向衰败，要发展就必须有开放的胸襟。可总有一些人，被部分网络大V煽动，成天喊打喊杀，拿着显微镜到处找茬挑事，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其实不过是人人憎厌的“尿壶”罢了。 这几天，能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些街区，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过年气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春节致辞。 网络图片 美国的帝国大厦已经连续21年在中国的除夕夜点亮“中国红”，英国伦敦眼、日本东京塔等多个国家的重要地标性建筑，也已经连续多年点亮代表喜庆的“中国红”，以此欢庆中国新年。 网络图片 在英国伦敦西区,每年都会举办新春巡游活动，2023年该项活动曾吸引30多万人参加。今年春节，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英歌舞，在伦敦受到了当地观众的青睐和追捧。演出的地点是在英国百年地标伯灵顿拱廊，以及著名的特拉法尔加广场。 不仅仅是海外华人，围观的英国人也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各种精彩瞬间，对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赞不绝口。 网络图片 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新春舞龙舞狮活动。 网络图片 法国此前还发行了龙年生肖邮票，媒体的报道说，“中国龙年走向世界”“排队购买者人山人海”。 网络图片 全球各国欢度春节的视频，网上能找到很多，除了当地的华人以外，一些老外也在开开心心的庆祝中国的春节。 在看到这些视频时，我觉得很开心，但同时也为中文网络上曾经屡屡出现的那些抵制西方节日的声音，感到汗颜。中国的春节能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我们的一些同胞，又何必那么狭獈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表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老外能在自己的国家大大方方、开开心心的欢庆中国春节，没有认为是“文化入侵”，也没有人因为过春节被指责是在“跪舔中国”，这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些国家的民众的自信和包容呢？ “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这是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深以为然。 “敬人者，人恒敬之。”在欧美等国家的民众欢度中国春节时，我们的舆论场，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的节日？ 那么，在2024年的圣诞节，还会有物业公司发出“不过圣诞节”“不出售礼物、贺卡、平安果等”的倡议书吗？还会有人因为过圣诞节被骂是在崇洋媚外吗？ 今天是正月初三，也是我新年的第一篇文章。 给大家拜年了！这个甲辰年，我会继续在这里，用我的文字，真实的记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