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圈發了對賈玲減肥100斤的感嘆。朋友很擔心，這個電影會產生負面效應，幾個月後，就會有減肥藥廣告鋪天蓋地而來，據說，過去一段時間，厭食症患者也增加很多。 當然，因為肥胖引起的疾病其實更多。這個春節，很多中國人一邊大吃大喝，一邊在討論賈玲減肥100斤的話題，他們大概率只會變得更胖。 我不想從科學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而是從精神或者觀念的角度來討論：中國人是該告別「膨脹時代」了，不但是肉體上的肥胖，也包括精神世界的膨脹和油膩。 我自己是在2018年十一假期認識到這個問題。我連續7天都在外面吃飯，火鍋、串串、燒烤、川菜……到10月7日晚上，突然感到深深的厭倦和絕望，這樣的生活真是糟透了。 接下來我就開始控制飲食。不吃晚飯，每天步行10公里，大概100天的時間，體重從84公斤減到70公斤。這樣看，「一年減肥100斤」，雖然極端和「病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時候晚上和朋友一起，我也可以不動筷子，看著他們吃喝，自己只參與聊天。在成都這是相當艱難的，因為好吃的東西實在太多。但是人也會受到某種奇怪心理的控制，在挨餓中感受到一種快樂。 2019年4月，我開始跑步，到現在，雖然有時候因為受傷會停下，我的跑步生活也堅持三年多了。在紐約，我又恢復了規律的跑步，每個月跑量維持在100公里。 對我個人來說，2018年的減肥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在此之前，我過的是無憂無慮的生活。上班掙錢，下班看書，平時和朋友吃吃喝喝，從2005年碩士畢業到2018年，體重從68公斤增長到80公斤，收入也在增長。 這個過程，就是隨波逐流。它本質上是一種被動的、不需要思考的生活。整個社會都在增長和膨脹，你也就跟著增長。 2018年之後，我進入了一種節制和自覺的生活。 除夕（紐約當地時間）晚上到朋友家聚餐，我會在下午先跑一個5公里。如果和朋友吃飯喝酒到很晚，第二天就會節食控制。 儘管非常俗氣，我仍然認為，體重是一個有意思的指標。我要把體重控制在70公斤以內（最好是68），就必須過一種新生活。 它可能讓身體更健康（有一些研究論文支撐）；可能讓人精力更好，也可能讓人更開心（跑步本身讓人愉快）。 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這裡確實有一種自我控制和自我認可。更多的「主動選擇」，就有了更多的「主體性」。我2019年決心從機構媒體辭職，就是受到自己減肥成功的鼓勵。 這並不是說「能減肥30斤，做什麼都能成功」，而是相反：在減肥的過程中體會到，過一種更簡單的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 你需要付出時間，也需要吃苦，而且大部分體驗，都無法和人分享，這和閱讀一樣，你真正的收穫，往往不能體會在讀書筆記和書評中。 這樣的生活，有一定的悲劇性：你越來越承認世界很難改變，也不太想和外界交流，而是沉浸在一種「內在生活」中。 我認為2023年就是一個這樣的時代轉折點：越來越多人會轉向自身。三年疫情，很多人受到困擾，但是都期望2023年會有一個「新的開始」。但是，經過一年努力，人們發現，想像中的「新增長」並沒有到來。 這個「2023」並不是新的，而是過去的一部分。整體上看，「過去4年」才是一個完整的單位，一個斷裂。不管是「世界」還是個人生活，可能都面臨著一個巨變。新冠疫情的發生，反而轉移了注意力，掩蓋了這個變化。 賈玲一定感受到了這一點。除了事業（拍片子）和商業之外，她本人在這個「減肥」的過程中，一定體會到了某種真正的革新和力量。她變成了一個和過去不同的人，不光是體重的區別，而是有了一個新的自我。她不再是那個靠喜劇來討好大家的人了，事實上，她也可能再也不會和過去一年開心了。 2024年或許是一個新開始。當「增長」不再可能，一個人又該如何面對世界和自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中國傳統文化中，吃甜有很多吉祥寓意，特別是過年的吉祥話：吃甜甜過好年，每一種新年甜點都有特定祝福。 糖瓜 二十三糖瓜黏 民間傳說，在臘月二十三日灶神會離開人間，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報告家中成員行為功過。為了讓灶神的嘴巴甜，在玉帝面前只說好話，讓家宅和諧興旺，人們以糖瓜祭灶神，希望又甜又黏的糖瓜，能讓灶神好話傳上天，壞話丟一邊。 糖瓜（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鬼谷子的考題 關於糖瓜的起源，據說，戰國時代博學家鬼谷子，曾經出題考徒弟孫臏和龐涓，問他們甚麼東西是「漿上來漿上去」，簡單說就是可以隨添加物和溫度變化狀態的東西。龐涓的答案是用豆漿變化為豆腐，孫臏則是提出用麥芽糖做成糖瓜。 跟時間賽跑的糖瓜 考試的結果，龐涓沒有得分，因為豆漿可以變成豆腐，但豆腐不能回復成豆漿。孫臏解題正確，原來麥芽糖在降溫過程逐漸固化，放回熱鍋中，遇熱又變成流體。每到過年前，人們用冬天的低溫做糖瓜，在硬化前趕緊拉塑出糖瓜的造型。 零食拼盤象徵圓滿 中國菜的擺盤有其語意，例如以圓形大盤裝盛多種食物做成拼盤，以外觀的對稱之美、排列之美詮釋「花團錦簇」「圓圓滿滿」等意涵。拼盤也是過年零食最好的擺盤方式，可以一次裝成多種零食，既方便也很應景，增添節慶氣氛。 零食拼盤象徵圓滿（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每一種零食都有寓意，例如瓜子象徵多子多孫，冬瓜糖象徵甜甜蜜蜜，開心果象徵開心。數字也有吉祥意義，例如在大圓盤上排上五種點心，是五福臨門，六種則寓意六六大順。過年快到，家中若有小孩，不妨親子一起體驗拼盤的趣味。 綠豆糕 綠豆糕具有清熱解暑的功能，自古就是端午節的傳統節慶食品；同時，採用綠豆粉為原料的綠豆糕，可以塑形成造型糕餅，不僅可以做成吉祥的圖案，也有年年高升的意涵。演變至今，各種口味的綠豆糕，已經成為年節祭祀送禮的選項。 綠豆糕（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甜年糕 中國人過年吃年糕，有步步高升的吉祥意義，甜味年糕更加上甜甜蜜蜜的好意頭。年糕是米制的，在室溫下有黏性，因此也有年糕送神的傳統。即是在臘月二十三送灶神的日子，以年糕拜祭灶神，請祂吃飽飽、嘴甜甜，而幫忙多美言幾句。 甜年糕（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接上期）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一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一整套價值體系。這一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一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 這裡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還形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一。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裡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一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一，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志，無疑，它比以往任何一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一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一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 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 ，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 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迴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划了杠杠。 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么！」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 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 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里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里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採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划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 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製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製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製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一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佔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蕩；三是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蕩，造成不停息的衝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里，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裡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幹什麼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一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義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陽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裡，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一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裡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里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一步，在那裡沒有僕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一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一切都按計划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採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儘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未完待續）
2023年12月31日，是項天騏購買的商品房交房的日子，但在12月月初，他卻早一步收到了開發商發給業主的延期交房通知。通知說，因多種不可抗力，交房日期將延期至2024年8月30日。而與開發商的通知不同，鄭州市委、市政府的新媒體權威發布平台——「鄭州發布」，此前在回應輿論關切時，在其微信公眾號表示，上述項天騏購買的商品房項目將於2024年5月交房。 政府與開發商的信息不統一，讓項天騏陷入了焦慮。在他看來，兩方信息存在出入意味著交房日期的不確定，這表明政府和開發商的承諾均可能是出於對業主進行安撫的權宜之計。「也就是說，不管是明年（2024年）5月還是8月，我們都可能仍然拿不到房子」，他說。 2022年6月，「鄭州670名碩博業主陷入爛尾困境」的話題衝上微博熱搜。這一熱搜緣起於購買了河南省鄭州市永威金橋西棠住宅項目（下稱「西棠」）的業主因購買的房子於2022年初陷入無限期的停工，業主與開發商多番溝通無果後，自發錄製視頻維權。視頻中業主們紛紛自報自己畢業的高校及最高學歷，以期能夠引起外界關注。 項天騏也在此次視頻維權之列，當時他是一所985高校的在讀博士生，三個月後將博士畢業。 「西棠」被人們稱作鄭州「最高學歷樓盤」。它與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學——鄭州大學僅一街之隔，距離河南工業大學兩公里，不遠處還有鄭州輕工業大學、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與工程大學等高校。正是得益於這一地理位置及周圍校園雲集帶來的濃厚的人文環境，周邊高校新引進的青年教職工，及鄭州市人才引進計劃吸引到的很多高學歷年輕人都選擇購買了這個項目的房子，該項目現已出售1800餘套。 據業主自發統計，「西棠」的購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隆德大學、多倫多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擁有博士和碩士學位，這些高學歷業主中甚至包括100多名鄭州大學的教師。 與中國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一樣，鄭州近幾年也加入了「搶人大戰」，頻頻出台政策並通過高額的人才補助吸引全球範圍內的高級人才落戶鄭州、建設鄭州、發展鄭州。這是除地理位置優勢外，「西棠」的博士、碩士業主們選擇回到鄭州、購買「西棠」的另一個原因。但沒有人想到，厄運會不期而至。 日本金融服務機構野村證券曾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大概有2000萬套沒有完工的預售樓，而要完成這些房屋的建設大約需要3.2萬億人民幣。 但因風控管理不到位導致的高槓桿、資產負債率飆高，大陸很多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鏈已經斷裂，建設難以為繼。在這一輪的債務違約中，甚至以高周轉著稱的知名房企碧桂園，都未能倖免。「保交樓」也成為了以國務院為首的各個政府機構反覆通過黨媒對外宣傳的口號，以及制定救市政策的核心要求。但到目前為止，政策乏力，後續收效甚微。 中國大陸的商品房預售制引進自香港，但與香港對預售市場進行嚴格監管以及制定嚴密的風險分擔機制不同，在中國大陸，預售資金的監管主要由銀行及政府相關部門負責，其中政府部門僅為行政部門，沒有執法許可權；而房子一旦達到預售條件，銀行就會發放按揭貸款，將風險轉移至購房者。因此，購買到爛尾樓的業主，要想不留下不好的信用記錄，即使房子爛尾，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償還銀行的按揭貸款。 這令「西棠」的高學歷業主們苦不堪言。兩年的維權經歷後，眾多業主紛紛感慨：「高學歷和專業知識的積累並沒有我們為帶來任何助力，相反，我們在竭力維持著知識分子的體面和尊嚴，選擇依法依規表達訴求，誰知卻步履維艱。」 而在更廣泛的輿論中，這是一個被大眾認定為通過自己不懈努力，終於爬到了知識的「食物鏈頂端」並被政府當做「人才」「精英」引進的群體，但即便如此，面對爛尾樓他們仍節節敗退。於是有微博網友問到：「所以奮鬥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努力學習對於普通人來說又有什麼用？」 學成歸來還未大展拳腳，便被房子困入牢籠 項天騏2023年9月順利通過博士答辯，按照原本的人生規劃回到了家鄉河南，併入職一所位於鄭州的大學，成為了一名青年教師。而同樣按照原本的規劃，他現在本應已經在著手準備裝修新房了。 2021年8月，項天騏父母擔心房地產市場價格會持續上漲，便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積蓄40萬元人民幣作為首付，為他購買了一套「西棠」的房子，以備他工作後居住。但到了2023年，形勢卻在朝著全然相反的方向發展：鄭州的房價不漲反跌，「西棠」也陷入了爛尾危機。於是，博士畢業後，項天騏不得已在就職的學校附近花1000多塊錢租了一套房子暫時棲身，同時每月仍需還6000餘元的貸款。房租和房貸兩項開支接近每月8000元，超過了他的工資收入。 姚兵和項天騏的境遇相似。因看中「西棠」周邊雲集的高校資源，2020年9月，在「西棠」開盤僅一個月時，作為某985高校在讀博士生的他便集父母、女友父母的積蓄，再加自己積攢的博士津貼，全家合力出資45萬元的首付，以每平米1.56萬元的價格購買了一套房子。貸款30年，每月還貸6300元，月供從自己的博士津貼和女友的工資中扣除。 對於做出這一選擇的初衷，他直言：「我和女友都是河南人，我有很重的鄉土情結，與其漂泊在外，不如回去更好的建設自己的家鄉。」 而彼時，恰逢鄭州市向高學歷人才拋出橄欖枝，制定了各種膾炙人口的人才招攬計劃。政府釋放的人才引進政策也誠意滿滿，如每位在鄭州落戶、購置房產的博士，市政府會發放10萬元的購房補貼。 這種金錢補貼比鄉土情結更讓蘇一鳴動心。蘇一鳴的家位於鄭州周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父母均是農民，而他是家裡的長子。在中國北方的傳統文化中，長子意味著需擔負起照顧父母、培育弟妹、振興家族的重任。於是2020年從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工科院校博士畢業後，蘇一鳴儘管拿到了華為、中國科學院、航天科技院等多家知名單位的offer，但他算了一筆賬，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工資水平，他要很多年後才買得起房，更遑論安養父母和照顧弟弟妹妹。 對於他這樣的寒門子弟，鄭州市發放的10萬元購房補貼足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相較於北京，鄭州的房價更便宜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蘇一鳴毫不猶豫的放棄了北京的工作機會，選擇入職了鄭州的一所高校當老師。 在他回到鄭州工作的第一年，蘇一鳴便用鄭州市發放的10萬元及其所入職的高校為其發放的35萬元安家費再加上他在博士期間攢的10萬元，以及向同學和朋友借的錢，共計90萬元首付，在2021年6月底，以1.68萬每平米的價格購買了西棠的房子，公積金貸款80萬，需還貸30年。買完房後，相較於還貸壓力，他更有一種「終於在城市安家」的成就感。 但這種成就感僅維持了短短的幾個月，到2022年年初，「西棠」項目因背後的兩家合作公司產生矛盾，房子陷入停工危機。 更具戲劇性的是，包括姚兵和蘇一鳴在內的很多年輕、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博士業主在「西棠」項目傳出停工的消息後，才驚覺自己購買的樓盤全名「永威金橋西棠」的真正含義。 鄭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發布的公告顯示，「西棠」項目所在的地塊持有者為鄭州金威實業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20年2月23日，股東分別為鄭州金橋置業有限公司（下稱「金橋」）和永威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永威」），兩者持股比例分別為51%和49%。 據時代財經的報道，金橋和永威在合作協議中約定：「項目公司（即金威實業）所有收支賬戶由雙方共同監管，金橋負責資金及土地運作，永威負責操盤，統籌規劃、設計、運營、管理、建設、銷售等工作，項目銷售期間和交付後的物業管理由永威物業管理公司承接負責。」 同樣據企查查信息，永威和金橋在2020年5月14日，將鄭州金威實業有限公司的100%股權質押給了鄭州銀行，這意味著「西棠」項目所在地塊的土地出讓金是鄭州銀行的貸款。而據永威公關負責人與業主的多條線索也顯示出，永威與金橋的合作模式並非共同開發建設，而是融資代建。這為之後兩家公司的矛盾，以及永威退出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融資代建是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商慣用的且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目的在於提高房企的資金周轉效率。但企業之間交易的不透明、監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到位以及政府的缺位，會直接導致銀行以及企業之間的資金流向不明，這會將所有購房業主曝露於風險之中。在這種模式下，到最後，房子是否交付將全憑開發商的良心。 永威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是鄭州本地的開發商，曾以優質的建設設計質量和完善的物業配套服務備受鄭州業主的追捧，在鄭州開發了多個樓盤，公司創始人李紅建同樣為河南本土人。 在這個案例中，鄉土信賴完全取代了不完善的法律監管，成為包括蘇一鳴在內的多名業主的定心丸。因此在得知「西棠」項目由永威開發後，他們便毫不猶疑的出手「搶購」了「西棠」的房子，對項目中的「金橋」二字根本沒有進行過多的聯想。 相較於周邊小區當時均價1.3萬每平方米的價格，「西棠」的售價為每平方米1.6萬-2萬元。「高出的部分相當於是品牌溢價，我們願意為之買單，圖的就是放心」，多名業主表示。 而業主之一的李明磊甚至直言：「我選擇買貴的樓盤，就是擔心便宜的會爛尾，和家人商量後覺得貴的會更靠譜一些，但是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還是被套住了。」 自感被套住的不止他一個人。 自2023年3月份以來，姚兵時刻在關注業主群的動態，以及業主與金橋及永威兩家企業的溝通進展。對於現在的生活狀態，他表示已經被房子拖得筋疲力盡了，有種悔不當初的感覺。「還沒來得及在家鄉大展拳腳，便被房子困入了牢籠」，他說。 面對企業、銀行、政府任何一方，業主都沒有制約能力 在「西棠」項目被傳停工之初，蘇一鳴在業主群與傳播停工消息的業主有過多次爭執。在他看來，沒有確定的事，有謠言的成分，不能隨便傳播，否則對國家和社會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在駁斥「謠言」的同時，他篤定的向業主們保證：「一旦出事，我絕對會沖在最前邊」。 他的承諾在2022年3月得以兌現。那個時候，所有施工工人均撤出了「西棠」的在建樓盤，該項目正式進入停工狀態。樓盤以沒有任何人跡的建設現場向業主傳遞出「西棠」項目正式進入爛尾樓序列的信息。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蘇一鳴以業主志願者的身份多次參加了業主與鄭州市高新區管理委員會（「西棠」項目所在的城區）及業主與金橋、永威兩家公司協商、尋找解決方案的會議。 正是在這些會議上，業主們才得知他們的購房款項已被金橋公司單方面挪用。一份標記為2022年5月18號由高新區管理委員會、金橋、永威、業主共同參加的內部會議的會議記錄顯示，「西棠」項目的銷售款被金橋公司主導挪用到了另一個樓盤——北龍湖項目的開發。而北龍湖地塊的土地出讓金始終未繳清，項目進展並不順利，被挪用的款項未及時轉回，西棠項目由於開發資金的短缺以致停工。 這同樣是非常具有代表意義的中國式爛尾樓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大陸，很多房地產企業為了從政府手裡拿到更多的土地，以換取更多的銀行抵押貸款以及建設更多的項目，而慣常採取這種「拆了東牆補西牆」的資金轉移方法。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會賣出更多的土地，銀行會放出更多的貸款，企業則能拿到更多的融資和收到更多的銷售款。而僅有購房的業主處於絕對弱勢的位置，且個人資產不受任何法律保護。 「我們沒有和包括政府、企業、銀行在內的任何一方討價還價的權力，也沒有能力制約開發商一定要用我們付的首付錢去建設我們購買的房子。其實我們都知道，交完首付後，我們就是案板上的魚肉，只能任人宰割」，李明磊說。 李明磊2020年碩士畢業於位於北京的一家國內知名的科學研究院，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一個農村，在戀鄉情結加鄭州市此前大肆宣傳的「招才引志」計劃的雙重感召下，決定回鄭州發展。之後他掏空了自己和女友及雙方父母的口袋，湊夠了70萬元的首付，以1.69萬每平米的價格購買了西棠的房子。「交完首付後，我口袋裡只剩下了300塊錢」，他說。 回鄭州之前，他放棄了一家位於北京的國內top級晶元製造企業的offer，「當時覺得回到家鄉會發展的更好，但是沒想到反而不行」，同時他補充到，「我現在背負著30年的債務，每個月需要還8000多塊錢的房貸，整個人負能量爆棚。」 鄭州當時推出的「招才引志」計劃意在吸引高精尖人才回鄭州，以加速鄭州的發展，從而在與南京、長沙、武漢、成都等城市的競爭中拔得頭籌。該計劃明確，來鄭州的博士生的購房補貼為每人10萬元，外加每月1500塊的生活補貼，碩士的購房補貼為每人5萬元，外加每月1000元的生活補貼，生活補貼的發放年限均為三年，但前提是這些人才需要在三年內落戶鄭州。戶籍的限制，將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來到鄭州的博士、碩士緊緊的與這座城市捆綁在一起。 鄭州的引進人才政策隨後被包括西安、武漢等含在內的多個省會城市效仿。但對於這些城市的做法，一位常年研究中國城市發展規劃的學者私下透露，2018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初露疲態，疫情加速了房地產市場的下滑頹勢。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路徑是以土地財政作為支撐，而正是基於土地財政的利益，各地開始大肆開發房地產項目，以致很多地方的房地產數量開始過剩。 「其實這些城市以發放補貼為誘餌，吸引高學歷人才去落戶，根本目的是為了去房地產市場的庫存。如此一來，這些年輕的碩士、博士不僅把市政府發放的人才購房補貼重新投入到了房地產市場，而且還把父輩及自己的往後餘生積累的財富都要投入進去。這是政府在下的一盤大棋，房子賣出去了，政府、銀行也都拿到了錢，屬於一舉幾得。而政府所付出的不過是多發了幾張戶口」，該學者表示。 這一點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西棠」業主意識到。 「我相當於是把當年政府人才引進發放的補貼再搭上全家人的積蓄全部投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房子上」，李明磊說。除此之外，更讓他感到失望的是，對於他這種工科前沿專業的畢業生來說，鄭州並沒有匹配的高精尖工作崗位，迫不得已，他入職了一家央企在河南的子公司。而因為所有的積蓄投入了西棠的房子，他沒有信心在10年之內再攢夠另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在下墜」，他說。 看到房子背後的系統性問題，令他們對家鄉失去信心 李明磊出生於1995年，在房子的事情發生之前，作息規律，那時的他相信鄭州是個有希望的城市，認為在這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闖出一番事業。但近兩年，他每天失眠，對於鄭州的看法也已經變成了，這個城市是一個「想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到頭來卻發現實現不了」的地方。 「我的自信心已經被全面擊潰了」，他很崩潰。 同樣對鄭州倍感失望的還有蘇一鳴。「作為業主代表，我參加了多次業主和高新區管理委員會、房管局的會議，我發現在鄭州，房管局沒有行政權，只能發口頭通知。可是這種通知，沒有任何行政和法律效力，以致企業根本不會理會。這直接導致，問題永遠在協商中、永遠沒法解決」，他說。 在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從來沒有暢通的溝通渠道。「鄭州670名碩博業主陷入爛尾困境」的話題成為熱搜話題後，多家媒體記者曾致電鄭州市高新區房管局局長，但對方知曉記者來意後，均選擇一言不發然後直接掛斷電話。 而與業主之間，政府部門也從來沒有主動建立連接，大多數時候政府選擇冷眼旁觀，不聞、不問、不管是政府官員的主要應對之策。 但在碩博爛尾樓維權的輿論升級為全國範圍內關注的話題、引發大規模討論後，出於整治負面輿情、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鄭州市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並將「西棠」問題升級，主管部門也由鄭州市高新區上升到了鄭州市委市政府。但具體負責部門和具體的負責人是誰，上千名業主無人知曉。 「我們沒有任何和市政府對話的渠道，政府也從來沒有詢問過我們的意見。更詭異的是，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後，感覺和我們業主已經沒什麼關係了，全然脫離了我們的掌控，而變成了政府部門的暗箱操作」，多名業主表示。 他們的猜測很快得到了印證。 幾乎在問題被升級的同一時間，與市政府拒絕記者採訪的「低調」截然相反，鄭州市公安局迅速找到了多名維權業主，要求他們停止與媒體溝通，刪除網路言論，否則將對他們實施行政拘留的處罰。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項天騏被迫退出了維權群。而堅持留在群里的業主，也迅速分成了兩派，一派維護開發商和市政府，一派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多名業主形容，當時群里的氛圍火藥味十足，一言不合，兩派人員就會開始對罵。 喪失理智的爭論讓蘇一鳴心力交瘁。「很多業主被開發商和政府收買了，那些人已經淪為了走狗，團結起來太難了」，他說。 而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隨著他對問題了解的深入，他發現西棠的問題不僅僅是房子的事情。「這是一個系統性的監管問題，在鄭州，房地產企業的資金是由銀行監管的，這太匪夷所思了，只要監管亂象還在，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人利益受損。所以僅僅解決一個房子的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共同努力杜絕這種事情的發生，給年輕人和我們的後代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這才是對家鄉最負責任的態度」，蘇一鳴說。 但是，「家鄉」似乎從來沒想過要對他們負責任。 經過長期觀察後，多名被鄭州市人才招攬計劃「引誘」回來的年輕業主們共同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鄭州並不是一個對高精尖人才友好的城市。 因為產業結構的緣故，銷售和保險是鄭州從業人數最多的兩個行業。對於回到鄭州的專攻前沿學科的博士們來說，回鄭州只有進高校當老師這一個選擇，這導致很多回來的高學歷人才在鄭州反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所以在我看來鄭州市之前推出的『全球人才引進大會』非常可笑」，蘇一鳴說。 這也是對鄭州有著強烈鄉土情結的姚兵的判斷，「我從來不看好鄭州最近十年的發展，再過20或30年，這座城市可能會依託其人口紅利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對於其能培育互聯網、科技、高新產業氛圍我從來不抱任何期待。」 「我現在超級後悔回鄭州了，當時還不如直接去華為」，蘇一鳴直言。因此，當有師弟師妹諮詢蘇一鳴回鄭州發展的問題時，他現在的回復都是，「不要回來，千萬不要回來！」 李明磊也是同樣的態度，在他看來，鄭州市政府的短視將會使這座城市失去人才競爭力。「鄭州對『西棠』問題的處理態度和能力讓人非常失望，我們這些業主都有同門的師弟師妹，所有人對他們的建議都是不要回來，鄭州不值得。」 童夢實同樣認為，西棠問題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一個開發商的問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才是問題的根源。童夢實原本想在鄭州紮根，於是和父母2021年全款在西棠買了兩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總價共計320餘萬。 但是他現在改變了想法。 面對未來，他們難以逃離的困境與抱殘守缺的妥協 童夢實是河南安陽人，博士畢業於歐洲一家全球頂級的科學學院，他自認為自己深受中國傳統的「父母在，不遠遊」思維的影響，於是前兩年博士畢業後便拒絕了海外高校，以及國內多所頂級知名工科院校的的邀請，回鄭州入職了當地一所高校。 為更進一步表達自己最初想在鄭州紮根的意願非常強烈，他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引進補貼其實遠高於鄭州，但自己是獨生子，又常年在外求學，所以想在父母退休後更多的陪伴父母，於是堅決回到了鄭州。 但是回到鄭州尤其是經歷過西棠房子的諸多風波後，童夢實直言對鄭州很失望並喪失了在這個城市繼續生活下去的信心。「讓我失望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營商環境糟糕、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裙帶現象嚴重，這幾個方面鄭州和國內其他大城市差了很多」，他說，並進一步舉例稱，「以在『西棠』買房為例，『西棠』的房子是一房一價、一戶一議，沒有統一的市場價格。房子產生問題後，解決方案、解決問題的優先程度都是根據業主與開發商的關係好壞來單獨制定的，這並不是一個開放、透明、公平的交易市場。」 對於未來的規劃，童夢實坦言，將來他會離開鄭州，去北京、上海或深圳發展。「北京和上海也能解決我的戶口問題，而且我之前曾經和這些地方的科研團隊有過合作，算是有一定的了解，深圳的人才引進補貼是80-300萬，遠高於鄭州的」，他說。 但回到現實，他卻不得不承認，他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他和父母的所有存款都投入到了「西棠」的房子中，雖然生活不至於捉襟見肘，但還是打亂了很多安排。「比如我和女朋友準備結婚了，但是我手裡已經沒有太多的錢用來買新的婚房，考慮經濟因素的話，我其實沒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國家頂層政策一直都是好的，只是被鄭州這些人給搞壞了，所以我相信國家不會一直不管我們」，他表示。 國家確實沒有一直不管。2023年4月，在鄭州市政府介入近一年的時間後，開發商通知全體業主，永威公司退出了「西棠」項目，該項目的後期承建工作將全權交由金橋公司處理。 但業主對此處理結果並不滿意。「我們當初都是因為『永威』的品牌效應才選擇購買這個項目的，現在這個公司說退出就退出，今後房子質量出現問題，我們該找誰維權？」多名業主質問到。 但擺在他們面前的並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2023年中國的房地產企業陷入債務違約潮，全國各地的房價均在穩步下降，大眾對房產具備的金融屬性完全祛魅，房子賣不出去已經成了一個全民話題。與此相伴生的則是，房地產企業自顧不暇。 因為周邊房子房價均下降了上千塊錢，加上房子被延期交付，多名業主以中途更換開發商以及房子未準時交付為由，要求退房。但金橋公司給出的答覆則是，退房可以，但是不會退錢，因為公司已經沒錢了。 這變相導致業主們根本無法根據最初簽訂的購房合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此外，對於房產的延期交付，鄭州市政府聯合開發商發出通知表示，因2020-2022年的疫情管控、鄭州市的特大暴雨等不可抗力導致的延期交付，合規合法。「這意味著，即使延期8個月，我們這些業主也拿不到一毛錢的補償。另外，政府和企業全然不顧去年（2022年）兩家公司的內鬥導致的停工，把延期全部歸到了疫情和天氣原因」，項天騏說。 而更讓他氣憤的是，金橋公司的相關負責人統計鄭州過去幾年的天氣狀況，總共推算出了超過600天的因不可抗力導致的無法開工時長。「這說明按照他們的計算，房地產公司可以合理延遲交付600多天，近兩年的時間。而目前只延期了8個月，開發商認為自己已經很仁慈了」，他表示。 「600天」的數字讓「西棠」的高學歷業主們心驚肉跳，儘管開發商一直安撫他們說，項目已經有序開工了。但維權兩年來，很多業主知道這只是開發商的「話術」。「房子一直在開工，導致我們也不能再繼續維權，否則很可能會被警察以『尋釁滋事』、『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進行行政拘留」，多位業主表示。 在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商的「話術」中，對外宣稱房子仍然在開工，便意味著項目並沒有爛尾；沒有爛尾，便意味著維權帶有非法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多數購買到這種房子的業主只能自認倒霉在繼續償還房貸的同時，慢慢等著房子一點一點的建。 而基於上述閉環，很多現金流斷裂的開發商會選擇對每棟未建完的樓房，只配備一到兩名建築工人，工人會每天假裝忙碌，拿工具到處敲敲打打，但房子並不會因此加高一寸。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名義上房子沒有停工，但離完工卻也遙遙無期。這被業主稱之為「表演式復工」。 而讓業主的境況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此前承諾的給博士每月發放1500元、碩士1000元的租房補貼，因政府財政危機，已數月未發放。 項天騏博士畢業後，最初並不想按照原本的規劃再回鄭州，但是父母的積蓄都投入到了「西棠」，他及家人同樣已經沒有能力再買第二套房子了。因此基於現實壓力，他最終還是回到了這個讓他悲喜交加的城市，並表示，「我被房子套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回來，沒有其他選擇了」。 這是很多業主共同的心聲：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家能有多少錢？很多業主兩代人、三個家庭的積蓄都投入到了「西棠」，年輕一代還背負著一輩子房貸，很多人可能終生都沒有購買第二套家庭住房的能力了。 鄭州也因此成為了他們想走都走不了的城市，而在焦灼的等待與抗爭中，很多年輕的業主在出租房中迎來了家庭的新成員。 2023年7月，李明磊與妻子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新生命的到來，讓李明磊在欣喜之餘更多了一份責任與壓力。在現在的他看來，與其去未知的世界重新開始打拚，不如抱殘守缺去堅守當下的確定性。「在中國，走到哪裡都一樣，我們奉行的就是叢林法則。在河南，我還有很多親戚和同學，可在其他地方，我舉目無親，更容易被欺負」，他說。 項天騏也開始認命了。在他看來，他太過普通、平凡與渺小，他的高學歷也無法成為能夠用以對抗的武器，所有這一切都導致他不得不認命。 「古話說得好：窮不與富斗，富不與官斗。人家有一萬種整治我們的方法，而我們只有一條活路」，他說。 文章來源：歪腦
黃耀明《邊走邊唱》演唱會最近宣布在澳洲墨爾本和悉尼開騷，明哥過去一年邊走邊唱，由台灣到北美再到英國歐洲，經過一年多時間，今次竟走到地球南端的澳洲，之後他將再回到台北原點。 澳洲門票於2月2日公開發售。今次澳洲巡演未正式開賣已惹來撲飛熱潮，明哥表示「 好多澳洲嘅朋友一知道消息已問定幾時有得訂飛，好擔心到時睇唔到。 」 明哥另表示今次巡演，會再次聯同Veegay 李端嫻及老拍檔 Jason 蔡德才 ，並透露今次歌單又會與之前歐洲大不同，我希望為每個城市都有一個獨立嘅歌單。為表重視，明哥更特別邀請好友插畫師黎達達榮為澳洲兩站重新設計海報。 明哥好鐘意兩款設計，更贊黎達達榮好細心，「墨爾本一站系我穿著拉鏈羽絨＋熱褲，代表墨爾本一日四季，拉鏈羽絨可加可減 ，還有 澳洲著名的回力鏢，至於小狗，選用了澳洲的牧羊犬 ，頭上戴上澳洲的蒼蠅帽配上墨爾本彩虹小屋。而悉尼海報，為了配合悉尼是個衝浪勝地 ，所以我配上一身滑浪打扮，加上拳擊袋鼠的拳套 ，狗狗則選用澳洲野犬，身上有悉尼著名歌劇院 。」 （供圖） 對於首次澳洲巡演，明哥表示好興奮又期待，還可以去兩個不同的城市。希望演唱會後可以四處遊覽。明哥表示他十五六年前曾經去過澳洲悉尼，當年是去悉尼看 Damien Rice演出，雖然只是簡單 Set up , 但當時已覺得驚為天人 。當年還去了大堡礁遊覽，他記得當日很大浪，全船人都暈船浪，全程都是嘔吐聲，當然他也不例外。最奇妙的是，他還在大堡礁偶遇蔡一智一家，他笑言他們是怒海中相遇。 （圖：黃耀明臉書） 《邊走邊唱》差不多繞了地球一圈，從北到南走過大半地球，明哥表示過程「既有趣亦非常弔詭」，只因近年香港發生的事，大量香港人的四處遷徙，令一些他本來沒機會去開演唱會的地方，如今因多了流散各地的香港人，反而有更多的演唱空間。 明哥感慨說：「有趣地方系，我系一個香港孕育出嚟嘅歌手，但系過去幾年我喺香港都冇得演出，如今世界各地多咗好多香港人，好多我以前無諗過去嘅地方，反而多咗機會演出，所以究竟系失去咗定系賺多咗，呢條數真系未知。而家呢一刻都系希望捉緊啲機會去見大家，同去一啲未去過既地方。其實我每去到一個地方，都會設計一啲環節或者歌曲，系過程中，都會加深咗對當地既文代背景有更多認識，我覺得無論如何都系一種得著！」 （供圖） 努力尋找演出機會及場地 明哥的《邊走邊唱》演唱會本來在去年8月有機會在香港會展開唱，可式最終在沒原因下被取消，香港貴為明哥出生及成長的地方，香港演唱會對明哥可謂特別重要亦別具意思，如今被無理取消，明哥至今仍感到非常可惜：「我覺得好無奈，如今社會時勢系我哋完全估唔到，我仍然覺得租場機構欠我同歌迷一個解釋。」對於再在香港開騷，明歌帶點氣餒：「我當然想再喺香港開騷啦，不過暫時客許我躺平一下先，我仍然會好努力去尋找演出機會同場地，不過喺可見嘅日子，我暫時都系會躺平下，或者去世界各地，見嚇唔同嘅歌迷先啰！」 年過60的明哥轉眼入行已差40年，在這行業經過起起落落，面對過各種打擊，再開朗的明哥亦曾透露過自己曾有過疑似抑壓的癥狀，明哥稱雖然現在香港的大環境好難令人感到愉悅，但幸好自己有大班好友及音樂陪伴：「我曾經提及過自己試過有好消沉嘅時候，甚至系有一啲情緒病，我覺得而家我系非常之OK嘅。我有朋友啦，亦有尋求有一啲醫學上嘅幫助啦，同埋我可以繼續創作音樂同分享音樂，喺過程中會得到大量嘅快樂，我覺得音樂系一個好好治療百病嘅方法。」 （供圖） 保住赤子之心 對世界仍好奇 明哥熱愛音樂不用懷疑，只是入行近40年，多大的熱情也難免有冷卻的時刻，難得是明哥仍有熱情環遊世界，有心有力在地球各角落留下歌聲。明哥熱情不減，他笑言只因自己仍對這世界好奇：「我覺得唱歌時候，無論首歌系悲傷或者系喜樂嘅歌，都會系一種釋放同宣洩，通過唱歌呢個浩動系會令我開心，所以我系好想捉緊創作同推出作品嘅機會。而且我呢個人嘅性格系充滿好奇心，雖於我已經61歲，但系我仍對世界各樣事物同新嘅音樂發展存滿好奇，可能呢樣就系我令我繼續創作嘅動力啦！」對世界存滿好奇和赤子之心，原來亦是61歲明哥保持青春的秘方，明哥還表示多聽現場音樂和演唱會，可以令人心情快樂亦自然會心境開朗。 （供圖） 新音樂人有驚喜 雖然明哥暫沒有機會在香港公開表演，但作為樂壇前輩，當然有留意近年本土大量湧現兼爆紅的男女新人，除了時代環境因素令他們多了創作靈感「時代那麼壞，名字那麼大」之外，其實科技亦的確為新人們提供了便利，而現代聽歌或創作，亦比過去更加「民主」：「一個咁嘅時代，系可以俾好多靈感俾人創作音樂嘅。而家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方法去發行，唔使靠大公司，可以 一手一腳搞掂， 宣傳甚至發行，都系一部電腦或者電話就得，大家除咗去緬懷所謂過去good old days 嘅Canton POP外，一啲新嘅音樂或者創作人都要去支持啰。」而一大堆新人之中，除了林家謙，Serrini等大路選擇之外，明哥更愛留意一些新晉的樂隊組合如COPAK等，演出不時有驚喜。難得61歲明哥仍可以緊貼潮流，期待他在澳洲演唱會為大家帶出更多火花。 好消息：現在可以抽獎獲取免費門票！ 《看傳媒》為讀者朋友們爭取到了3套悉尼雙人門票和3套墨爾本雙人門票。如果想參加門票抽獎，請在3月3日之前將名字、城市、電話和郵箱發至： 0466 979 437 《黃耀明邊走邊唱澳洲》門票發售詳情： 橫越赤道 到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黃耀明邊走邊唱澳洲站 2月2日( 星期五) 12pm (澳洲時間）開賣！ https://linktr.ee/songsofwandererstour Melbourne/ 墨爾本場 日期：2024年3月14日（星期四） 時間：7pm (doors) / 8pm (Opening) 地點：Festival Hall, 300 Dudley St, West Melbourne VIC 3003 票務平台: Ticketmaster 票價：$140/ $200/ $268/ $368（VIP 優先進場） （票價不包括售票平台手續費, 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入場） （供圖） Sydney/ 悉尼場 日期：2024年3月17日（星期日） 時間：7pm (doors) / 8pm (Opening) 地點：Town Hall, 483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票務平台: Ticketbooth 票價：$140/ $200/ $268/ $368（VIP 優先進場） （票價不包括售票平台手續費, 5歲或以上人士入場） VIP 門票包括以下福利： […]
從2023年8月底離開國內，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學，已經過去了近半年。半年來，學習和生活慢慢回歸平靜。2022年到2023年持續近兩年的失眠多夢問題，也在這種平靜中慢慢被治癒。2017年5月份從北美讀書回國後，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重新回到北美的學校。作出這樣的選擇，不管是對於生活還是工作，無疑都是艱難的。但是，最終讓我下定決心離開一段時間的，是2022年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年尾，持續一整年的社會狀態，以及作為個體的我，身在其中的困頓。 鄉村工作給我充盈的人生體驗 從2017年6月開始到鄉村開展垃圾分類工作，已經足足過去六年有餘。過去六年多在鄉村的工作和生活體驗，讓我的人生更加豐滿。時隔近二十年，從城市回到鄉村，通過工作重新認識鄉村，對於理解我自己的家鄉，認識社會，無疑都是重要的體驗。 在鄉村的工作，也讓我有機會走到長江一帶的江西和浙江鄉村，體驗完全不同於我從小一直生活的華北平原地區的生產和生活。不同於我在北京近10年的工作經歷，在這些地方住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體驗南方一年四季農作物的生長和氣候，以及當地人的飲食和生活。這些，是我以往偶爾出差到不同地區城市完全不同的深刻體驗。更加彌足珍貴的是，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我在村級、鄉鎮和縣級區域，可以和當地人一起實踐垃圾分類。實踐過程中，雙腳踏在鄉村，雖然過程中面臨各種挑戰，但卻通過一線實踐，收穫了對垃圾分類管理體系的深刻理解。在鄉村工作，也是我離開鄉村近20年後，重新理解鄉村的過程。 江西東陽鄉給予我的人生體驗 2017年和2018年，在經歷了五個村莊級的垃圾分類實踐後，面對村級垃圾分類實踐帶來的不可持續性，我思考的解決方案，是上升到鄉鎮或者更大區域，有基層政府參與管理的級別。所以恰巧在2019年，垃圾分類在全國風靡時，我和團隊得以在三個鄉鎮和一個縣級區域，與當地政府、環衛企業，一起共建垃圾分類體系。這些案例中，被外界最為熟知的，是江西省東陽鄉的案例。 2018年12月初開始到這個鄉工作，一直到2022年8月底離開，我在這裡工作和生活了接近四年。在這四年里，我和同事們住在龍溪村。從這個村開始，垃圾分類開始做起，用了半年時間，東陽鄉12個行政村，垃圾分類全部落地開展。有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和就地在村裡堆肥處理廚餘垃圾的循環系統。同時，我們還和鄉政府構建了一套基於源頭分類投放準確率，和廚餘垃圾分出量為指標的考核系統。每個村開始垃圾分類的最初兩周，我們和村兩委，挨家挨戶入戶開展垃圾分類教育。每天持續至少三到四個小時的入戶工作，其他時間也在和鄉政府、村兩委和環衛企業溝通，解決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網路圖片 四年的時間裡，東陽鄉的垃圾分類工作，尤其是各村的分類收集和堆肥場建設、運行，都有所改善，但是後續持續管理無法做到最初的規劃。重要的是，最初兩年的實踐，給了我極大的鼓勵。經過整個體系的持續運轉，村民源頭分類投放的持續，對比垃圾分類之前，東陽鄉送往垃圾焚燒廠的垃圾量年均減少了56%。 更有意義的是，在東陽鄉的實踐過程中，我發現垃圾分類的經濟投入低於混合垃圾收運和處理的投入。加上可以讓分類後的易腐垃圾，通過在本村堆肥，回歸農業種植，在本地實現循環，極大程度減少了污染和碳排放。 東陽鄉的實踐，通過堆肥就地循環易腐垃圾，經濟投入低於混合垃圾收運和處理，這兩點不僅消除了地方政府在垃圾分類方面面臨的實際問題。也向外界證明，垃圾分類在社會管理和實際運行中，是完全可行的垃圾管理方式。 在經濟上，社會管理上，以及環境排放上，通過鄉鎮規模的垃圾分類實踐，都證明遠優於混合垃圾填埋或者焚燒的實踐過程，在2019年垃圾分類社會環境正濃時，帶來了很多社會效應。很多地方政府、環衛企業，還有公益組織的同行，都來現場借鑒經驗。我滿懷信心，和東陽鄉政府籌建「東陽鄉垃圾分類教育中心」，希望通過在地學習的方式，傳播鄉村垃圾分類治理經驗。我也和團隊，計劃將機構的戰略核心定位於，賦能鄉村垃圾分類力量，構建鄉鎮垃圾分類治理體系。 在這裡工作，長期住在村裡，也讓我對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有了深入的理解。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之前很多自下而上的垃圾分類實踐一樣，進入到日常持續管理階段時，因為沒有自上而下的垃圾分類管理政策，東陽鄉的垃圾分類管理逐漸脫落。最初一年實施的垃圾分類日常監管考核慢慢無法實施，直接導致整個運行系統慢慢癱瘓。 在寫下這些記錄的時候，我無限思念東陽鄉一年四季豐富的食物，以及在龍溪村居住時，結下深厚友誼的一些朋友。很多家庭自製的豆腐和豆乾，新鮮米粉做的湯粉，紅薯粉做的粉皮，新鮮的蠶豆和豌豆，差不多可以吃半年多的新鮮玉米，從冬天可以吃到晚春的鮮筍，數不清的一年四季江南鄉村煙火。 近四年在東陽鄉的生活，也讓我這個從小不吃辣，大學時也沒被熏陶成可以吃辣的北方人，被室友戲謔大熊貓一樣不進化的胃，在東陽鄉學會了吃辣椒。自此之後，有時是無辣不歡。 龍溪村的山水，也成為我消解工作疲勞最好的安慰。晚飯後，可以沿著河邊走一圈，看遠處的山，看村裡人種植的莊稼的生長變化，認識更多的植物。早上醒來，最先聽到動人的鳥叫聲。 永遠難忘2020年被封控在村裡，在鄰居燕萍家吃得那頓年夜飯，以及之後無數次的家常飯。當然還有麗花等鄰居，對我們生活的照顧，工作的支持。和她們的相處，通過食物和聊家常，理解東陽鄉人的生活日常。 在東陽鄉的近四年里，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的點滴，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永遠不會忘卻的一部分。到2022年8月下旬離開東陽時，既有不舍，也有無奈。不想投入無數人心血，帶來全鄉絕大多數人垃圾分類行為改變的實踐，在自己眼前逐漸消失。無奈的是，2020年後，想了無數辦法，都無力實現這個鄉鎮的垃圾分類可持續管理。 和2017年到2018年在多個村莊工作後離開的感受不同，那時會有期待和新的追逐。看到村級的垃圾分類管理無法實現持續，還在計劃著可以通過鄉鎮和縣級區域來解決村級無法實現的持續管理問題。 2022年到2023年的最後一搏，夢碎一地 2018年12月份後，除了駐紮在東陽鄉，開展垃圾分類賦能培訓工作，2019年當年，一直到2022年，我們還協助河北省任縣，以及江西玉山縣和浙江省、湖北省的鄉鎮開展過垃圾分類實踐工作。 在這些案例中，如果說東陽鄉是2017年之後，垃圾分類政策走高時的典範之一，那麼我們參與的其他鄉鎮和縣級區域的工作，就是垃圾分類政策濃厚時，地方執行政策時的典型面貌。絕大部分鄉鎮和縣級的垃圾分類工作，基本是開了頭，沒了尾，更談不上持續管理。這些地方的實踐，更能代表2016年底垃圾分類治理興起時，地方政府在面對自上而下政策時的回應方式，和現實中真實發生的一切。有機會，逐個向大家介紹這些案例。 經歷了五個鄉鎮和一個縣級垃圾分類實踐，到2021年之後，經過幾年的實踐，我慢慢意識到，在當下的社會治理環境下，加上垃圾分類政策實施的現狀，想要做到自下而上垃圾分類實踐的持續管理，可能性幾乎為零。 即便如此，我還是有些不甘心，只要有空間和機會還是想利用已有的實踐知識，嘗試解決持續性的問題。於是，就有了2022年9月到浙江楓橋鎮開始廚房乾濕分類工作的事情。在這個項目里，我想嘗試解決的，還是垃圾分類持續性的問題。項目里設計的核心是，開展廚房乾濕分類，實際上是基於源頭培養農戶分類投放行為，期待基於源頭改變，實現整個分類系統持續管理的問題。這是我在東陽鄉，以及其他鄉鎮工作時一直想嘗試的角度。 浙江省從2014年後，就逐漸全省農村地區鋪開垃圾分類工作。過去幾年裡，去看過一些浙江鄉鎮的工作，發現儘管各個村分類投放、分類收運和分類處理的硬體系統配置到位了，但是因為沒有常態化分類管理，垃圾分類基本空轉。 因為有2015年之後的分類基礎，2022年10月份，在楓橋鎮先進村推動農戶在廚房放置乾濕分類投放容器後，源頭分類投放準確率可以達到80%多一些，直到2023年8月份我們離開時，一直沒有大的浮動。過程中，我們也探索出了，村委層面如何開展每月一次的垃圾分類入戶工作。但是楓橋鎮的工作並沒有像計劃的一樣，逐漸從先進村推廣到其他村莊。 浙江省對於農村環境整治的監管考核，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形式，2022年到2023年重點是美麗庭院。垃圾分類在其中作為監管的一部分內容，但是監管考核內容和形式都無法真正實現垃圾分類管理。 在廚房乾濕分類計劃實施時，我基本可以判斷這是源頭分類投放持續的一個保障。但是，項目執行中，我觀察到，儘管源頭分類投放有了保障，如果整個系統管理沒有保障，我們所做的努力終有一天就會消失不見。 持續性才是最大的生命力 2017年到鄉村開展垃圾分類工作之前，我的工作集中在垃圾末端處理的污染問題上。2013年後，我對自己已經工作了五年多的垃圾焚燒問題，充滿了無力感。但回頭來看，那時民間公益組織聯合媒體和律師，一起協作、監督垃圾混合填埋、焚燒企業污染排放，是後來垃圾分類政策再次興起的重要因素。當然後來污染監督工作無法繼續，是大環境變化的結果，也是媒體銷聲的開始。這也是我在2022年初期，經歷豐縣被拐婦女事件時，深感痛苦的原因之一。在垃圾焚燒監督工作無法繼續下去時，2015年到2017年，我重新回到學校，讀環境類專業，彌補自己非環境專業出身的缺憾。畢業時，有一些工作的選擇，但我還是禁不住誘惑，回到了可以提供實踐垃圾分類機會的鄉村。因為站在一線的工作場景里，我常常會有用不完的力氣。 最重要的是，開啟鄉村垃圾分類工作，也是回應我前半段監督混合垃圾處理問題時的解決方案。我嘗試從實踐中尋找答案，延續我對環保工作執著的生命力。混合垃圾焚燒是否為必經階段，垃圾分類在中國的當下階段是否無法實施？回答這些系統性問題，可能很多人會認為不現實。然而，2017年後，我曾經工作過的鄉村、鄉鎮和縣級區域，卻給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在2017年到2019年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垃圾分類在當下的鄉村不止是可行，還可以比混合垃圾焚燒節省財政支出。村民的垃圾分類參與率很高，與在發達國家，以及同期開展垃圾分類的大城市，上海，居民的垃圾分類參與率和分類投放準確率都基本相當。 儘管通過鄉鎮和縣級區域的實踐，我們可以證明垃圾分類在社會、經濟和環境排放管理等角度的可行性。但是，經過幾年的實踐，我必須要面對一些困境。這些自下而上的社會實踐無法持續、無法上升到更多區域，無法實現垃圾管理從焚燒到分類政策過渡的轉變等困境。 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從混合垃圾焚燒污染監督到垃圾分類實踐，是我在同一議題，不同方向上的社會實踐嘗試。垃圾分類是探索解決垃圾焚燒問題的延續，過去幾年的分類實踐，雖然面臨持續性等困境，但是我個人從這些社會實踐中，收穫的不止是垃圾管理的如何落地執行的經驗，還有對社會更加趨於真實的認知。這些在現實中積累的認知，可以釋放的生命價值，是我前半段人生的幸事。 然而這一切在2021年之後，慢慢終止。回過頭來看，兩個階段的實踐慢慢碎了一地。我意識到，在沒有持續、穩定的垃圾分類政策下，我們的實踐會一直重複在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循環往複中，無法實現實質性改變。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2020年之後幾年的經歷，不管是工作上的困境，還是生活上因為疫情，父母土地維權等帶來的衝擊，都成為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經常在虛無和意義之間徘徊。2022年初開始，從豐縣、俄烏戰爭、上海封控，再到全國蔓延的封控。我開始失眠，經常痛哭流涕，晚上躺在床上，無法入睡。我知道自己進入到抑鬱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一年。 過去幾年的經歷，就像心口留下了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常常不輕易間，傷口就會疼痛。2020年後，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我加入不同的讀書會，看不同的歷史書，聽思想史的有聲資料。嘗試從前人的經歷中，尋找答案。 我深知需要被療愈的，不僅是我的失眠和顯見的身體變化，更重要的是心理創傷。 來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後，我選修了一些感興趣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這些課程，給我帶來更多對現實認知的清晰度。在加州，和之前多年的師友相聚，傾訴和傾聽，都讓過去幾年的創傷有所癒合。過去半年裡，遠離創傷的物理環境，我的失眠漸漸消失。 對父母和家人的思念與牽掛 從研究生一年級時，聽到環保講座，喚起我的環境意識，到畢業後順從自己內心的聲音，進入到環保公益組織工作。開始於垃圾終端處理的污染抗爭，看到由此帶來的問題，再到後半程到鄉村地區開展垃圾分類，尋求解決問題的社會實踐。這些選擇，無一不是循著潛意識的需求做出的下意識決定，也是基於價值和解決環境問題驅動的選擇。這樣的選擇，賦予我很多勇氣，可以面對實踐中的問題。 但是過去幾年的困境，讓我無法在這樣的價值驅動下，找到新的工作價值和出口。與此同時，經歷2019年後，父親因為土地抗爭不可承受的壓力，2021年3月中風。在陪伴父親康復的過程中，我開始更多關注我的大家庭，以及我長大的村莊。看著妹妹們的家庭變遷，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小學開始就要去讀寄宿學校。想起自己讀高中時開始寄宿的記憶，我無法想像孩子們在如此小的年紀，是如何渡過漫長的寄宿學校生活的。每次想到這些，都心如刀絞。2021年，在老家陪伴父親中風康復的時候，我和父親送其中的一個小外甥去上學的時候，看到他在學校里吃午餐的飯菜，禁不住掉眼淚。在我的眼淚還沒有乾的時候，小外甥抬頭，我們四目相視，孩子的眼淚也瞬間流了下來。 網路圖片 兒時父親一直是早出晚歸，終日勞作，養育我們，默默付出，父愛隱藏於心。這次來加州，每次和父親視頻，他總是忍不住激動，掉眼淚，說「我想你了」。這樣的話，父親在年輕時，是不可能說出口的。哪怕二十餘年前將我送進大學校門，我淚流滿面，父親也沒有回頭的離去。我強烈意識到，父親從十幾歲開始挑起養家的擔子，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我和其他家人陪伴的年紀。 回想兒時到十幾歲，甚至是大學時期，我經常內心責備父親分出太多精力照顧他的三個弟弟，忽略了我們這個小家庭的一些需求。我現在到了父親1990年代的年紀，在想父親當年做的事情，心境已經完全轉換。慢慢意識到，如果未來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我不能繼續追求解決環境問題的理想，為之行動時，也許是時候，反哺自己的家庭。想辦法改善我們這個大家庭的生計，讓我的妹妹們從繁重的勞作中解放一些，讓孩子們在快速成長需要陪伴的年紀，可以有父母的陪伴。同時，我也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時間陪伴父母。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過去追求環境正義的工作，始於我兒時對重男輕女社會的強烈不滿。在一個父輩四個兄弟，我們這一輩里只有我們家沒有男孩子的家庭里長大，因為男女不平等帶來的偏見和隱形歧視，讓我對平等正義分外敏感。幾十年過去了，當我回到村莊，從我父親這邊的大家庭，以及周邊鄰居，觀察整個村莊的變化時，發現我兒時所經歷的，對堅持生男孩的觀念，在新的時代並沒有根本變化，而是通過墮胎等不同形式顯現出來。未來，我是否可以回到起點，做一點改善這種觀念的事情，解決一點我從小長大村莊人群的男女平等問題。 在新的一年裡，下定決心寫下這段歷程，是想告訴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在背後默默給我工作和生活支持的朋友們，我的心理路程和現狀，以及未來的可能。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擁有相似價值觀的人，對社會變遷的感受和理解又是相同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東西同異
01 今年春節，網上突然開始流行起來一股子用生僻字拜年的浪潮，有人專門拼湊了十幾個生僻字組成一段話用來祝福。當然，他也知道這些字是生僻字，所以專門在字後面加了一個括弧註明拼音，又在後面接了一個淺顯直白的四字近義詞用作解釋。 可以說背後的原因讓人暖心。 不過我有一個觀點，不知道正確不正確：文字是用來交流的，如果你非要使用誰都不認識的字來交流，那不但會失去交流的意義，反而會造成更大的誤會。 誰知道你發這麼一咕嚕生僻字出來，是想要「讓我來考考你」，還是「讓你看看我多厲害」。 並且我還有一個習慣：不使用自己不熟悉的字詞用於祝福。 原因非常簡單，我弄不清楚這些字到底是什麼意思，萬一其中有什麼不好的意思，而對方恰巧知道，那就真的是好心辦了壞事，把挺好一件事情辦砸了，給人家大過年的添堵。 02 我作為一個讀了好幾年史書的人，這其中有小部分字認識，大部分的字不認識。 但是我並不以我認識這些字為榮，也不以我不認識這些字為恥。因為這些字能夠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機會太少了，幾乎為零，認不認識都絲毫影響不了我們的生活。 說它們是生僻字其實並不太準確，因為其中還有一些字是「異體字」，也就是漫長的文化發展過程中造就出來的完全能被其他常用字平替的字，比如說「朤」，它就是「朗」的異體字。 你放著大家都認識的字不用，非要用一個大家都不用的異體字來送祝福，我看不出來你的情義，反而看出來了你的顯擺。 我再說這個特別流行的「龘」字吧，由三個龍的繁體字「龍」構成。其實，這個字用兩個龍字組成的「龖」字也是同一個意思。 但是他們非要用更複雜、筆畫更多的異體字，而不用更簡單、筆畫更少的字，舍簡就繁，你說不是為了顯擺，我打死都不信。 03 我看見有朋友說，發這樣的祝福語，可以讓更多的人學習我們燦爛的文化。 對於這種說法，我是持保留態度的。你要說這些生僻字是文化吧，也確實是文化，但是這種文化學習來有什麼意義，倒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並不反對大家多識字、多了解我們古代的文化，但是要儘可能識有用的字，了解有現實參照意義的古代文化。 這種字，就像孔乙己引以為傲的「回字有四種寫法」一樣，你若不是專門從事這種考據工作的，真的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偏偏有些人就喜歡在這種無意義的事情上精益求精，其實越精益求精，越無意義。 就好比你在農村種地的時候打窩一樣，刨個大小深淺合適的坑能夠把種子種活就行了，但是你偏要精心把這些坑的大小深淺控制在毫米級，坑的斜度控制在分秒級，平整度恨不得控制在納米級，確實很規範很震撼呢，但是意義何在呢？ 你還不如把這些精力用在研究肥料上。 04 我知道肯定有人會批評我上綱上線，大過年的本來圖一個樂子的事情，我還要絮絮叨叨地說這麼多。 我倒不是因為這幾個生僻字跟這兒矯情，我是覺得不應該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越走越遠。 就像我剛才舉的種地例子一樣，與其這樣在故紙堆里費盡心機去翻檢一些誰都不認識、誰都不會用的生僻字、異體字出來推廣，不如好好地把我們的漢語基礎知識強化和普及一下。 比如教教大家怎幺正確使用「的地得」，準確分辨「再和在」「帶和戴」這一類最基本的漢字使用規範。 說句容易被人罵的話吧，當我看見某個人前一秒還在說「我得手機忘家裡了，沒戴身上，下次在聯繫」，下一秒就祝你「龍行龘龘，前程朤朤」，的確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是靠寫字為生的，漢語是我的吃飯家什，在我心裡，漢語不應該是這樣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讀宋史的趙大胖
春節來臨，中小學陸續進入寒假時間，教師假期值班問題受到輿論關注。 據頂端新聞報道，近日，很多教師發帖稱，過年期間被安排在學校值班，受冷且無意義，質疑存在形式主義。從報道可知，大多數老師對假期值班的安排持抵觸情緒。有高中老師反映，除了寒假，平時的暑假及勞動節、國慶等節假日均會安排輪班；也有小學教師說，「每年寒暑假都會安排教師值班……在校的老師需要拍攝學校的照片在工作群內打卡」。 顯然，假期安排教師在校值班，已成為一些地方的慣常操作。在學校層面，此舉當然是從維護校園安全等方面考慮作出的決定，初衷並非是「折騰」老師。但站在教師的角度，學校已有專職保安，而且假期有的學校還斷水斷電，在此種情況下，讓教師獨守空校，就難免有形式主義之嫌。 教師對此不滿、甚至發帖曝光這樣的做法，反映的不止是對假期值班本身價值幾何的質疑，更是對自身非教學任務被隨意加碼的抵觸。 網路圖片 一、寒假也要值班？年輕教師吐槽反被嘲 剛上任不久的年輕教師需要一段適應時間，臨近寒假都做好放假外出遊玩的準備了，和學校突然發布的返校值班安排，無疑是給很多年輕教師潑了一盆冷水。放寒假後所有學生都已離校，整個校園鴉雀無聲，只有寥寥無幾的安保人員。可學校依舊會安排老師進校值班，教務處也會在放假前把時間安排表發給需要值班的老師。 年輕教師就在網上吐槽過學校的迷惑安排，要求老師在大冬天早上六點就到校值班。冬天太陽升起的時間比較晚，早晨六點還處於一片漆黑的狀態，要求老師摸黑來到空無一人的學校值班，這樣的安排著實令人迷惑。況且碩大的校園巡視一圈至少需要一個小時，還要仔細觀察各個角落，沒有補貼白白在戶外凍著。 網路圖片 而且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書育人，對各項設備和電路、電櫃等一竅不通。就算真的出了問題也看不出來，更別提維修和報備的事情了，壓根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被迫早起到校值班的老師，在設備上籤到後就一直坐在辦公室里索然無味，毫無意義的度過了一整天。有時候跟門衛大爺坐在一起嘮嗑，都對巡邏和檢查的事不上心。 明明學校已經安排了看管大門的護衛，而且保安也會定時定點的巡邏校園。學校老師到校後無所事事，根本沒有安排值班的必要，這些事情保安都能完成。電路或設備維修工人，寒暑假也會定期去學校做全面檢查，有問題就直接解決了，比教師的作用大多了。老師寒暑假值班體現不出絲毫作用，反而會讓教師對這樣的安排感到厭倦。 網路圖片 雖然青年教師說的句句在理，但他的吐槽卻遭到了網友的群嘲。大家都認為他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且先不論教師有沒有值班的必要，單就是可以休一整個寒假就已經很令人心動了。況且各行各業有不同的制度，老教師經歷過的年輕教師卻難以接受。還有網友拿教師與醫生作比較，認為老師應該向他們學習任勞任怨的精神。 網路圖片 二、教師寒暑假值班有沒有意義？ 網路圖片 評論區都是嘲諷的聲音，網友對年輕人和教師工作的認知存在局限性，帶入過多私人情緒。老師本質上只是為自己謀求美好生活的打工人，所以考慮問題時大多是從維護自身權益出發。年輕教師做好分內的工作，不願平白無故被壓榨的想法可以理解，更何況有些安排確實沒有必要，他們為自己爭取的勇氣值得讚賞。 大家擠破了頭想當教師，可上崗後才意識到現實與想像的相差甚遠，前後心理落差之大難免會發牢騷。只是回歸本質，安排教師值班真的有意義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家長不僅發揮不出作用，還會因此引起教師群體的不滿和負面情緒。他們完全可以利用寒暑假做更多有意義的事，而不是被迫與學校捆綁在一起。 經過一整個忙碌的學期，好不容易盼來了寒暑假，不該把時間浪費在沒意義的事情上。學校不是企業，很多制度沒必要定的那麼嚴苛，多為老師著想也未嘗不可。或許廣大教師們嫌棄埋怨的並不是寒暑假返校值班，若改成帶薪值班必定有自願參加的。好處永遠落不到教師頭上，反倒是義務制度他們被迫首當其衝，誰看了能不生氣？ 網路圖片 三、教育局回復：沒有強制 記者撥打登封市教育局電話，工作人員的回答耐人尋味：「沒有強制要求」教師值班，「只是規定」要有值班人員在崗！ 工作人員的回答卻讓人感到無奈。 這是多麼無懈可擊的回答啊，讓我再次領教了文字遊戲之玄妙！如此正確的廢話，巧妙地推卸了責任，將苦不堪言的廣大中小學教師關切的寒假值班，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那意思彷彿在說：教育局並沒有強迫你們值班，是你們聽風就是雨，拿著雞毛當令箭！ 但是，萬一在假期當中學校出了安全事故，教育局自然會拿出相關「規定」來訓斥，自然會怪罪學校不執行教育局的規定。無奈之下，學校也只有安排教師值班了。 網路圖片 專家指出，學校作為專業的教育機構，應該以學生為中心開展工作。然而在現實的體制下，學校唯上級馬首是瞻，不得不聽從上級的行政命令行事。這導致了許多問題，例如寒假值班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專家看到了體制的問題所在，但他們卻無法改變現狀。在這個問題上，國家規定的老師們應該享受的「幸福感」也就變得遙不可及，似海市蜃樓，如夢似幻！許多老師在寒冷的寒假中值班，卻無法享受到應有的待遇和福利。他們的付出和努力往往被忽視，這無疑是一種悲哀的現實。 排除不必要的干擾，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老師們，這是國家幾年前就發出的號召。然而，落實了嗎？ 總結：以往老師的職責並不多，平時除了教學和批改作業試卷也沒什麼大事，所以被安排到學校值班也無可厚非。但現在教師被賦予厚望，身上背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需要完成的事情反而比教學任務還要重。浪費老師休息時間來做沒意義的事，久而久之老師的工作熱情大打折扣，也沒辦法專註於教學的問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溫州家長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