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圈发了对贾玲减肥100斤的感叹。朋友很担心，这个电影会产生负面效应，几个月后，就会有减肥药广告铺天盖地而来，据说，过去一段时间，厌食症患者也增加很多。 当然，因为肥胖引起的疾病其实更多。这个春节，很多中国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在讨论贾玲减肥100斤的话题，他们大概率只会变得更胖。 我不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从精神或者观念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人是该告别“膨胀时代”了，不但是肉体上的肥胖，也包括精神世界的膨胀和油腻。 我自己是在2018年十一假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连续7天都在外面吃饭，火锅、串串、烧烤、川菜……到10月7日晚上，突然感到深深的厌倦和绝望，这样的生活真是糟透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控制饮食。不吃晚饭，每天步行10公里，大概100天的时间，体重从84公斤减到70公斤。这样看，“一年减肥100斤”，虽然极端和“病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时候晚上和朋友一起，我也可以不动筷子，看着他们吃喝，自己只参与聊天。在成都这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人也会受到某种奇怪心理的控制，在挨饿中感受到一种快乐。 2019年4月，我开始跑步，到现在，虽然有时候因为受伤会停下，我的跑步生活也坚持三年多了。在纽约，我又恢复了规律的跑步，每个月跑量维持在100公里。 对我个人来说，2018年的减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 在此之前，我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上班挣钱，下班看书，平时和朋友吃吃喝喝，从2005年硕士毕业到2018年，体重从68公斤增长到80公斤，收入也在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随波逐流。它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不需要思考的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增长和膨胀，你也就跟着增长。 2018年之后，我进入了一种节制和自觉的生活。 除夕（纽约当地时间）晚上到朋友家聚餐，我会在下午先跑一个5公里。如果和朋友吃饭喝酒到很晚，第二天就会节食控制。 尽管非常俗气，我仍然认为，体重是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我要把体重控制在70公斤以内（最好是68），就必须过一种新生活。 它可能让身体更健康（有一些研究论文支撑）；可能让人精力更好，也可能让人更开心（跑步本身让人愉快）。 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这里确实有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认可。更多的“主动选择”，就有了更多的“主体性”。我2019年决心从机构媒体辞职，就是受到自己减肥成功的鼓励。 这并不是说“能减肥30斤，做什么都能成功”，而是相反：在减肥的过程中体会到，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 你需要付出时间，也需要吃苦，而且大部分体验，都无法和人分享，这和阅读一样，你真正的收获，往往不能体会在读书笔记和书评中。 这样的生活，有一定的悲剧性：你越来越承认世界很难改变，也不太想和外界交流，而是沉浸在一种“内在生活”中。 我认为2023年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转折点：越来越多人会转向自身。三年疫情，很多人受到困扰，但是都期望2023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经过一年努力，人们发现，想象中的“新增长”并没有到来。 这个“2023”并不是新的，而是过去的一部分。整体上看，“过去4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一个断裂。不管是“世界”还是个人生活，可能都面临着一个巨变。新冠疫情的发生，反而转移了注意力，掩盖了这个变化。 贾玲一定感受到了这一点。除了事业（拍片子）和商业之外，她本人在这个“减肥”的过程中，一定体会到了某种真正的革新和力量。她变成了一个和过去不同的人，不光是体重的区别，而是有了一个新的自我。她不再是那个靠喜剧来讨好大家的人了，事实上，她也可能再也不会和过去一年开心了。 2024年或许是一个新开始。当“增长”不再可能，一个人又该如何面对世界和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中国传统文化中，吃甜有很多吉祥寓意，特别是过年的吉祥话：吃甜甜过好年，每一种新年甜点都有特定祝福。 糖瓜 二十三糖瓜黏 民间传说，在腊月二十三日灶神会离开人间，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家中成员行为功过。为了让灶神的嘴巴甜，在玉帝面前只说好话，让家宅和谐兴旺，人们以糖瓜祭灶神，希望又甜又黏的糖瓜，能让灶神好话传上天，坏话丢一边。 糖瓜（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鬼谷子的考题 关于糖瓜的起源，据说，战国时代博学家鬼谷子，曾经出题考徒弟孙膑和庞涓，问他们甚么东西是“浆上来浆上去”，简单说就是可以随添加物和温度变化状态的东西。庞涓的答案是用豆浆变化为豆腐，孙膑则是提出用麦芽糖做成糖瓜。 跟时间赛跑的糖瓜 考试的结果，庞涓没有得分，因为豆浆可以变成豆腐，但豆腐不能回复成豆浆。孙膑解题正确，原来麦芽糖在降温过程逐渐固化，放回热锅中，遇热又变成流体。每到过年前，人们用冬天的低温做糖瓜，在硬化前赶紧拉塑出糖瓜的造型。 零食拼盘象征圆满 中国菜的摆盘有其语意，例如以圆形大盘装盛多种食物做成拼盘，以外观的对称之美、排列之美诠释“花团锦簇”“圆圆满满”等意涵。拼盘也是过年零食最好的摆盘方式，可以一次装成多种零食，既方便也很应景，增添节庆气氛。 零食拼盘象征圆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每一种零食都有寓意，例如瓜子象征多子多孙，冬瓜糖象征甜甜蜜蜜，开心果象征开心。数字也有吉祥意义，例如在大圆盘上排上五种点心，是五福临门，六种则寓意六六大顺。过年快到，家中若有小孩，不妨亲子一起体验拼盘的趣味。 绿豆糕 绿豆糕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自古就是端午节的传统节庆食品；同时，采用绿豆粉为原料的绿豆糕，可以塑形成造型糕饼，不仅可以做成吉祥的图案，也有年年高升的意涵。演变至今，各种口味的绿豆糕，已经成为年节祭祀送礼的选项。 绿豆糕（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甜年糕 中国人过年吃年糕，有步步高升的吉祥意义，甜味年糕更加上甜甜蜜蜜的好意头。年糕是米制的，在室温下有黏性，因此也有年糕送神的传统。即是在腊月二十三送灶神的日子，以年糕拜祭灶神，请祂吃饱饱、嘴甜甜，而帮忙多美言几句。 甜年糕（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接上期）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 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 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 ，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 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 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未完待续）
2023年12月31日，是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交房的日子，但在12月月初，他却早一步收到了开发商发给业主的延期交房通知。通知说，因多种不可抗力，交房日期将延期至2024年8月30日。而与开发商的通知不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新媒体权威发布平台——“郑州发布”，此前在回应舆论关切时，在其微信公众号表示，上述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项目将于2024年5月交房。 政府与开发商的信息不统一，让项天骐陷入了焦虑。在他看来，两方信息存在出入意味着交房日期的不确定，这表明政府和开发商的承诺均可能是出于对业主进行安抚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不管是明年（2024年）5月还是8月，我们都可能仍然拿不到房子”，他说。 2022年6月，“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这一热搜缘起于购买了河南省郑州市永威金桥西棠住宅项目（下称“西棠”）的业主因购买的房子于2022年初陷入无限期的停工，业主与开发商多番沟通无果后，自发录制视频维权。视频中业主们纷纷自报自己毕业的高校及最高学历，以期能够引起外界关注。 项天骐也在此次视频维权之列，当时他是一所985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三个月后将博士毕业。 “西棠”被人们称作郑州“最高学历楼盘”。它与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学——郑州大学仅一街之隔，距离河南工业大学两公里，不远处还有郑州轻工业大学、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与工程大学等高校。正是得益于这一地理位置及周围校园云集带来的浓厚的人文环境，周边高校新引进的青年教职工，及郑州市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到的很多高学历年轻人都选择购买了这个项目的房子，该项目现已出售1800余套。 据业主自发统计，“西棠”的购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隆德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这些高学历业主中甚至包括100多名郑州大学的教师。 与中国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一样，郑州近几年也加入了“抢人大战”，频频出台政策并通过高额的人才补助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高级人才落户郑州、建设郑州、发展郑州。这是除地理位置优势外，“西棠”的博士、硕士业主们选择回到郑州、购买“西棠”的另一个原因。但没有人想到，厄运会不期而至。 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2000万套没有完工的预售楼，而要完成这些房屋的建设大约需要3.2万亿人民币。 但因风控管理不到位导致的高杠杆、资产负债率飙高，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建设难以为继。在这一轮的债务违约中，甚至以高周转著称的知名房企碧桂园，都未能幸免。“保交楼”也成为了以国务院为首的各个政府机构反复通过党媒对外宣传的口号，以及制定救市政策的核心要求。但到目前为止，政策乏力，后续收效甚微。 中国大陆的商品房预售制引进自香港，但与香港对预售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以及制定严密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在中国大陆，预售资金的监管主要由银行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其中政府部门仅为行政部门，没有执法权限；而房子一旦达到预售条件，银行就会发放按揭贷款，将风险转移至购房者。因此，购买到烂尾楼的业主，要想不留下不好的信用记录，即使房子烂尾，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偿还银行的按揭贷款。 这令“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苦不堪言。两年的维权经历后，众多业主纷纷感慨：“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并没有我们为带来任何助力，相反，我们在竭力维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选择依法依规表达诉求，谁知却步履维艰。” 而在更广泛的舆论中，这是一个被大众认定为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爬到了知识的“食物链顶端”并被政府当做“人才”“精英”引进的群体，但即便如此，面对烂尾楼他们仍节节败退。于是有微博网友问到：“所以奋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努力学习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用？” 学成归来还未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牢笼 项天骐2023年9月顺利通过博士答辩，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回到了家乡河南，并入职一所位于郑州的大学，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而同样按照原本的规划，他现在本应已经在着手准备装修新房了。 2021年8月，项天骐父母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会持续上涨，便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积蓄40万元人民币作为首付，为他购买了一套“西棠”的房子，以备他工作后居住。但到了2023年，形势却在朝着全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郑州的房价不涨反跌，“西棠”也陷入了烂尾危机。于是，博士毕业后，项天骐不得已在就职的学校附近花1000多块钱租了一套房子暂时栖身，同时每月仍需还6000余元的贷款。房租和房贷两项开支接近每月8000元，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姚兵和项天骐的境遇相似。因看中“西棠”周边云集的高校资源，2020年9月，在“西棠”开盘仅一个月时，作为某985高校在读博士生的他便集父母、女友父母的积蓄，再加自己积攒的博士津贴，全家合力出资45万元的首付，以每平米1.5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房子。贷款30年，每月还贷6300元，月供从自己的博士津贴和女友的工资中扣除。 对于做出这一选择的初衷，他直言：“我和女友都是河南人，我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与其漂泊在外，不如回去更好的建设自己的家乡。” 而彼时，恰逢郑州市向高学历人才抛出橄榄枝，制定了各种脍炙人口的人才招揽计划。政府释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也诚意满满，如每位在郑州落户、购置房产的博士，市政府会发放10万元的购房补贴。 这种金钱补贴比乡土情结更让苏一鸣动心。苏一鸣的家位于郑州周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父母均是农民，而他是家里的长子。在中国北方的传统文化中，长子意味着需担负起照顾父母、培育弟妹、振兴家族的重任。于是2020年从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工科院校博士毕业后，苏一鸣尽管拿到了华为、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院等多家知名单位的offer，但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工资水平，他要很多年后才买得起房，更遑论安养父母和照顾弟弟妹妹。 对于他这样的寒门子弟，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购房补贴足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相较于北京，郑州的房价更便宜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苏一鸣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选择入职了郑州的一所高校当老师。 在他回到郑州工作的第一年，苏一鸣便用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及其所入职的高校为其发放的35万元安家费再加上他在博士期间攒的10万元，以及向同学和朋友借的钱，共计90万元首付，在2021年6月底，以1.68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公积金贷款80万，需还贷30年。买完房后，相较于还贷压力，他更有一种“终于在城市安家”的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仅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到2022年年初，“西棠”项目因背后的两家合作公司产生矛盾，房子陷入停工危机。 更具戏剧性的是，包括姚兵和苏一鸣在内的很多年轻、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博士业主在“西棠”项目传出停工的消息后，才惊觉自己购买的楼盘全名“永威金桥西棠”的真正含义。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显示，“西棠”项目所在的地块持有者为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2月23日，股东分别为郑州金桥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金桥”）和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威”），两者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 据时代财经的报道，金桥和永威在合作协议中约定：“项目公司（即金威实业）所有收支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金桥负责资金及土地运作，永威负责操盘，统筹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建设、销售等工作，项目销售期间和交付后的物业管理由永威物业管理公司承接负责。” 同样据企查查信息，永威和金桥在2020年5月14日，将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质押给了郑州银行，这意味着“西棠”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是郑州银行的贷款。而据永威公关负责人与业主的多条线索也显示出，永威与金桥的合作模式并非共同开发建设，而是融资代建。这为之后两家公司的矛盾，以及永威退出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融资代建是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惯用的且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目的在于提高房企的资金周转效率。但企业之间交易的不透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到位以及政府的缺位，会直接导致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不明，这会将所有购房业主曝露于风险之中。在这种模式下，到最后，房子是否交付将全凭开发商的良心。 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郑州本地的开发商，曾以优质的建设设计质量和完善的物业配套服务备受郑州业主的追捧，在郑州开发了多个楼盘，公司创始人李红建同样为河南本土人。 在这个案例中，乡土信赖完全取代了不完善的法律监管，成为包括苏一鸣在内的多名业主的定心丸。因此在得知“西棠”项目由永威开发后，他们便毫不犹疑的出手“抢购”了“西棠”的房子，对项目中的“金桥”二字根本没有进行过多的联想。 相较于周边小区当时均价1.3万每平方米的价格，“西棠”的售价为每平方米1.6万-2万元。“高出的部分相当于是品牌溢价，我们愿意为之买单，图的就是放心”，多名业主表示。 而业主之一的李明磊甚至直言：“我选择买贵的楼盘，就是担心便宜的会烂尾，和家人商量后觉得贵的会更靠谱一些，但是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还是被套住了。” 自感被套住的不止他一个人。 自2023年3月份以来，姚兵时刻在关注业主群的动态，以及业主与金桥及永威两家企业的沟通进展。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表示已经被房子拖得筋疲力尽了，有种悔不当初的感觉。“还没来得及在家乡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了牢笼”，他说。 面对企业、银行、政府任何一方，业主都没有制约能力 在“西棠”项目被传停工之初，苏一鸣在业主群与传播停工消息的业主有过多次争执。在他看来，没有确定的事，有谣言的成分，不能随便传播，否则对国家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驳斥“谣言”的同时，他笃定的向业主们保证：“一旦出事，我绝对会冲在最前边”。 他的承诺在2022年3月得以兑现。那个时候，所有施工工人均撤出了“西棠”的在建楼盘，该项目正式进入停工状态。楼盘以没有任何人迹的建设现场向业主传递出“西棠”项目正式进入烂尾楼序列的信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一鸣以业主志愿者的身份多次参加了业主与郑州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西棠”项目所在的城区）及业主与金桥、永威两家公司协商、寻找解决方案的会议。 正是在这些会议上，业主们才得知他们的购房款项已被金桥公司单方面挪用。一份标记为2022年5月18号由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金桥、永威、业主共同参加的内部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示，“西棠”项目的销售款被金桥公司主导挪用到了另一个楼盘——北龙湖项目的开发。而北龙湖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始终未缴清，项目进展并不顺利，被挪用的款项未及时转回，西棠项目由于开发资金的短缺以致停工。 这同样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式烂尾楼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为了从政府手里拿到更多的土地，以换取更多的银行抵押贷款以及建设更多的项目，而惯常采取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转移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卖出更多的土地，银行会放出更多的贷款，企业则能拿到更多的融资和收到更多的销售款。而仅有购房的业主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且个人资产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我们没有和包括政府、企业、银行在内的任何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制约开发商一定要用我们付的首付钱去建设我们购买的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交完首付后，我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李明磊说。 李明磊2020年硕士毕业于位于北京的一家国内知名的科学研究院，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个农村，在恋乡情结加郑州市此前大肆宣传的“招才引志”计划的双重感召下，决定回郑州发展。之后他掏空了自己和女友及双方父母的口袋，凑够了70万元的首付，以1.69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交完首付后，我口袋里只剩下了300块钱”，他说。 回郑州之前，他放弃了一家位于北京的国内top级芯片制造企业的offer，“当时觉得回到家乡会发展的更好，但是没想到反而不行”，同时他补充到，“我现在背负着30年的债务，每个月需要还8000多块钱的房贷，整个人负能量爆棚。” 郑州当时推出的“招才引志”计划意在吸引高精尖人才回郑州，以加速郑州的发展，从而在与南京、长沙、武汉、成都等城市的竞争中拔得头筹。该计划明确，来郑州的博士生的购房补贴为每人10万元，外加每月1500块的生活补贴，硕士的购房补贴为每人5万元，外加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贴，生活补贴的发放年限均为三年，但前提是这些人才需要在三年内落户郑州。户籍的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来到郑州的博士、硕士紧紧的与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 郑州的引进人才政策随后被包括西安、武汉等含在内的多个省会城市效仿。但对于这些城市的做法，一位常年研究中国城市发展规划的学者私下透露，201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初露疲态，疫情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颓势。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路径是以土地财政作为支撑，而正是基于土地财政的利益，各地开始大肆开发房地产项目，以致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数量开始过剩。 “其实这些城市以发放补贴为诱饵，吸引高学历人才去落户，根本目的是为了去房地产市场的库存。如此一来，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不仅把市政府发放的人才购房补贴重新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而且还把父辈及自己的往后余生积累的财富都要投入进去。这是政府在下的一盘大棋，房子卖出去了，政府、银行也都拿到了钱，属于一举几得。而政府所付出的不过是多发了几张户口”，该学者表示。 这一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棠”业主意识到。 “我相当于是把当年政府人才引进发放的补贴再搭上全家人的积蓄全部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房子上”，李明磊说。除此之外，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对于他这种工科前沿专业的毕业生来说，郑州并没有匹配的高精尖工作岗位，迫不得已，他入职了一家央企在河南的子公司。而因为所有的积蓄投入了西棠的房子，他没有信心在10年之内再攒够另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在下坠”，他说。 看到房子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令他们对家乡失去信心 李明磊出生于1995年，在房子的事情发生之前，作息规律，那时的他相信郑州是个有希望的城市，认为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闯出一番事业。但近两年，他每天失眠，对于郑州的看法也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是一个“想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到头来却发现实现不了”的地方。 “我的自信心已经被全面击溃了”，他很崩溃。 同样对郑州倍感失望的还有苏一鸣。“作为业主代表，我参加了多次业主和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房管局的会议，我发现在郑州，房管局没有行政权，只能发口头通知。可是这种通知，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效力，以致企业根本不会理会。这直接导致，问题永远在协商中、永远没法解决”，他说。 在中国大陆，官方与民间从来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成为热搜话题后，多家媒体记者曾致电郑州市高新区房管局局长，但对方知晓记者来意后，均选择一言不发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而与业主之间，政府部门也从来没有主动建立连接，大多数时候政府选择冷眼旁观，不闻、不问、不管是政府官员的主要应对之策。 但在硕博烂尾楼维权的舆论升级为全国范围内关注的话题、引发大规模讨论后，出于整治负面舆情、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郑州市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并将“西棠”问题升级，主管部门也由郑州市高新区上升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但具体负责部门和具体的负责人是谁，上千名业主无人知晓。 “我们没有任何和市政府对话的渠道，政府也从来没有询问过我们的意见。更诡异的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后，感觉和我们业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全然脱离了我们的掌控，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暗箱操作”，多名业主表示。 他们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印证。 几乎在问题被升级的同一时间，与市政府拒绝记者采访的“低调”截然相反，郑州市公安局迅速找到了多名维权业主，要求他们停止与媒体沟通，删除网络言论，否则将对他们实施行政拘留的处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项天骐被迫退出了维权群。而坚持留在群里的业主，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维护开发商和市政府，一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名业主形容，当时群里的氛围火药味十足，一言不合，两派人员就会开始对骂。 丧失理智的争论让苏一鸣心力交瘁。“很多业主被开发商和政府收买了，那些人已经沦为了走狗，团结起来太难了”，他说。 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随着他对问题了解的深入，他发现西棠的问题不仅仅是房子的事情。“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监管问题，在郑州，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是由银行监管的，这太匪夷所思了，只要监管乱象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利益受损。所以仅仅解决一个房子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给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代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这才是对家乡最负责任的态度”，苏一鸣说。 但是，“家乡”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对他们负责任。 经过长期观察后，多名被郑州市人才招揽计划“引诱”回来的年轻业主们共同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郑州并不是一个对高精尖人才友好的城市。 因为产业结构的缘故，销售和保险是郑州从业人数最多的两个行业。对于回到郑州的专攻前沿学科的博士们来说，回郑州只有进高校当老师这一个选择，这导致很多回来的高学历人才在郑州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在我看来郑州市之前推出的‘全球人才引进大会’非常可笑”，苏一鸣说。 这也是对郑州有着强烈乡土情结的姚兵的判断，“我从来不看好郑州最近十年的发展，再过20或30年，这座城市可能会依托其人口红利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于其能培育互联网、科技、高新产业氛围我从来不抱任何期待。” “我现在超级后悔回郑州了，当时还不如直接去华为”，苏一鸣直言。因此，当有师弟师妹咨询苏一鸣回郑州发展的问题时，他现在的回复都是，“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 李明磊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他看来，郑州市政府的短视将会使这座城市失去人才竞争力。“郑州对‘西棠’问题的处理态度和能力让人非常失望，我们这些业主都有同门的师弟师妹，所有人对他们的建议都是不要回来，郑州不值得。” 童梦实同样认为，西棠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开发商的问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童梦实原本想在郑州扎根，于是和父母2021年全款在西棠买了两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总价共计320余万。 但是他现在改变了想法。 面对未来，他们难以逃离的困境与抱残守缺的妥协 童梦实是河南安阳人，博士毕业于欧洲一家全球顶级的科学学院，他自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思维的影响，于是前两年博士毕业后便拒绝了海外高校，以及国内多所顶级知名工科院校的的邀请，回郑州入职了当地一所高校。 为更进一步表达自己最初想在郑州扎根的意愿非常强烈，他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其实远高于郑州，但自己是独生子，又常年在外求学，所以想在父母退休后更多的陪伴父母，于是坚决回到了郑州。 但是回到郑州尤其是经历过西棠房子的诸多风波后，童梦实直言对郑州很失望并丧失了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让我失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营商环境糟糕、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裙带现象严重，这几个方面郑州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差了很多”，他说，并进一步举例称，“以在‘西棠’买房为例，‘西棠’的房子是一房一价、一户一议，没有统一的市场价格。房子产生问题后，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优先程度都是根据业主与开发商的关系好坏来单独制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的交易市场。” 对于未来的规划，童梦实坦言，将来他会离开郑州，去北京、上海或深圳发展。“北京和上海也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且我之前曾经和这些地方的科研团队有过合作，算是有一定的了解，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是80-300万，远高于郑州的”，他说。 但回到现实，他却不得不承认，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和父母的所有存款都投入到了“西棠”的房子中，虽然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还是打乱了很多安排。“比如我和女朋友准备结婚了，但是我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钱用来买新的婚房，考虑经济因素的话，我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国家顶层政策一直都是好的，只是被郑州这些人给搞坏了，所以我相信国家不会一直不管我们”，他表示。 国家确实没有一直不管。2023年4月，在郑州市政府介入近一年的时间后，开发商通知全体业主，永威公司退出了“西棠”项目，该项目的后期承建工作将全权交由金桥公司处理。 但业主对此处理结果并不满意。“我们当初都是因为‘永威’的品牌效应才选择购买这个项目的，现在这个公司说退出就退出，今后房子质量出现问题，我们该找谁维权？”多名业主质问到。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2023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违约潮，全国各地的房价均在稳步下降，大众对房产具备的金融属性完全祛魅，房子卖不出去已经成了一个全民话题。与此相伴生的则是，房地产企业自顾不暇。 因为周边房子房价均下降了上千块钱，加上房子被延期交付，多名业主以中途更换开发商以及房子未准时交付为由，要求退房。但金桥公司给出的答复则是，退房可以，但是不会退钱，因为公司已经没钱了。 这变相导致业主们根本无法根据最初签订的购房合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房产的延期交付，郑州市政府联合开发商发出通知表示，因2020-2022年的疫情管控、郑州市的特大暴雨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期交付，合规合法。“这意味着，即使延期8个月，我们这些业主也拿不到一毛钱的补偿。另外，政府和企业全然不顾去年（2022年）两家公司的内斗导致的停工，把延期全部归到了疫情和天气原因”，项天骐说。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金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统计郑州过去几年的天气状况，总共推算出了超过600天的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无法开工时长。“这说明按照他们的计算，房地产公司可以合理延迟交付600多天，近两年的时间。而目前只延期了8个月，开发商认为自己已经很仁慈了”，他表示。 “600天”的数字让“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心惊肉跳，尽管开发商一直安抚他们说，项目已经有序开工了。但维权两年来，很多业主知道这只是开发商的“话术”。“房子一直在开工，导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维权，否则很可能会被警察以‘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进行行政拘留”，多位业主表示。 在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术”中，对外宣称房子仍然在开工，便意味着项目并没有烂尾；没有烂尾，便意味着维权带有非法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购买到这种房子的业主只能自认倒霉在继续偿还房贷的同时，慢慢等着房子一点一点的建。 而基于上述闭环，很多现金流断裂的开发商会选择对每栋未建完的楼房，只配备一到两名建筑工人，工人会每天假装忙碌，拿工具到处敲敲打打，但房子并不会因此加高一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名义上房子没有停工，但离完工却也遥遥无期。这被业主称之为“表演式复工”。 而让业主的境况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此前承诺的给博士每月发放1500元、硕士1000元的租房补贴，因政府财政危机，已数月未发放。 项天骐博士毕业后，最初并不想按照原本的规划再回郑州，但是父母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他及家人同样已经没有能力再买第二套房子了。因此基于现实压力，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城市，并表示，“我被房子套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回来，没有其他选择了”。 这是很多业主共同的心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能有多少钱？很多业主两代人、三个家庭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年轻一代还背负着一辈子房贷，很多人可能终生都没有购买第二套家庭住房的能力了。 郑州也因此成为了他们想走都走不了的城市，而在焦灼的等待与抗争中，很多年轻的业主在出租房中迎来了家庭的新成员。 2023年7月，李明磊与妻子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到来，让李明磊在欣喜之余更多了一份责任与压力。在现在的他看来，与其去未知的世界重新开始打拼，不如抱残守缺去坚守当下的确定性。“在中国，走到哪里都一样，我们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在河南，我还有很多亲戚和同学，可在其他地方，我举目无亲，更容易被欺负”，他说。 项天骐也开始认命了。在他看来，他太过普通、平凡与渺小，他的高学历也无法成为能够用以对抗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他不得不认命。 “古话说得好：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人家有一万种整治我们的方法，而我们只有一条活路”，他说。 文章来源：歪脑
黄耀明《边走边唱》演唱会最近宣布在澳洲墨尔本和悉尼开骚，明哥过去一年边走边唱，由台湾到北美再到英国欧洲，经过一年多时间，今次竟走到地球南端的澳洲，之后他将再回到台北原点。 澳洲门票于2月2日公开发售。今次澳洲巡演未正式开卖已惹来扑飞热潮，明哥表示“ 好多澳洲嘅朋友一知道消息已问定几时有得订飞，好担心到时睇唔到。 ” 明哥另表示今次巡演，会再次联同Veegay 李端娴及老拍档 Jason 蔡德才 ，并透露今次歌单又会与之前欧洲大不同，我希望为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独立嘅歌单。为表重视，明哥更特别邀请好友插画师黎达达荣为澳洲两站重新设计海报。 明哥好钟意两款设计，更赞黎达达荣好细心，“墨尔本一站系我穿著拉链羽绒＋热裤，代表墨尔本一日四季，拉链羽绒可加可减 ，还有 澳洲著名的回力镖，至于小狗，选用了澳洲的牧羊犬 ，头上戴上澳洲的苍蝇帽配上墨尔本彩虹小屋。而悉尼海报，为了配合悉尼是个冲浪胜地 ，所以我配上一身滑浪打扮，加上拳击袋鼠的拳套 ，狗狗则选用澳洲野犬，身上有悉尼著名歌剧院 。” （供图） 对于首次澳洲巡演，明哥表示好兴奋又期待，还可以去两个不同的城市。希望演唱会后可以四处游览。明哥表示他十五六年前曾经去过澳洲悉尼，当年是去悉尼看 Damien Rice演出，虽然只是简单 Set up , 但当时已觉得惊为天人 。当年还去了大堡礁游览，他记得当日很大浪，全船人都晕船浪，全程都是呕吐声，当然他也不例外。最奇妙的是，他还在大堡礁偶遇蔡一智一家，他笑言他们是怒海中相遇。 （图：黄耀明脸书） 《边走边唱》差不多绕了地球一圈，从北到南走过大半地球，明哥表示过程“既有趣亦非常吊诡”，只因近年香港发生的事，大量香港人的四处迁徙，令一些他本来没机会去开演唱会的地方，如今因多了流散各地的香港人，反而有更多的演唱空间。 明哥感慨说：“有趣地方系，我系一个香港孕育出嚟嘅歌手，但系过去几年我喺香港都冇得演出，如今世界各地多咗好多香港人，好多我以前无谂过去嘅地方，反而多咗机会演出，所以究竟系失去咗定系赚多咗，呢条数真系未知。而家呢一刻都系希望捉紧啲机会去见大家，同去一啲未去过既地方。其实我每去到一个地方，都会设计一啲环节或者歌曲，系过程中，都会加深咗对当地既文代背景有更多认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系一种得著！” （供图） 努力寻找演出机会及场地 明哥的《边走边唱》演唱会本来在去年8月有机会在香港会展开唱，可式最终在没原因下被取消，香港贵为明哥出生及成长的地方，香港演唱会对明哥可谓特别重要亦别具意思，如今被无理取消，明哥至今仍感到非常可惜：“我觉得好无奈，如今社会时势系我哋完全估唔到，我仍然觉得租场机构欠我同歌迷一个解释。”对于再在香港开骚，明歌带点气馁：“我当然想再喺香港开骚啦，不过暂时客许我躺平一下先，我仍然会好努力去寻找演出机会同场地，不过喺可见嘅日子，我暂时都系会躺平下，或者去世界各地，见吓唔同嘅歌迷先啰！” 年过60的明哥转眼入行已差40年，在这行业经过起起落落，面对过各种打击，再开朗的明哥亦曾透露过自己曾有过疑似抑压的症状，明哥称虽然现在香港的大环境好难令人感到愉悦，但幸好自己有大班好友及音乐陪伴：“我曾经提及过自己试过有好消沉嘅时候，甚至系有一啲情绪病，我觉得而家我系非常之OK嘅。我有朋友啦，亦有寻求有一啲医学上嘅帮助啦，同埋我可以继续创作音乐同分享音乐，喺过程中会得到大量嘅快乐，我觉得音乐系一个好好治疗百病嘅方法。” （供图） 保住赤子之心 对世界仍好奇 明哥热爱音乐不用怀疑，只是入行近40年，多大的热情也难免有冷却的时刻，难得是明哥仍有热情环游世界，有心有力在地球各角落留下歌声。明哥热情不减，他笑言只因自己仍对这世界好奇：“我觉得唱歌时候，无论首歌系悲伤或者系喜乐嘅歌，都会系一种释放同宣泄，通过唱歌呢个浩动系会令我开心，所以我系好想捉紧创作同推出作品嘅机会。而且我呢个人嘅性格系充满好奇心，虽于我已经61岁，但系我仍对世界各样事物同新嘅音乐发展存满好奇，可能呢样就系我令我继续创作嘅动力啦！”对世界存满好奇和赤子之心，原来亦是61岁明哥保持青春的秘方，明哥还表示多听现场音乐和演唱会，可以令人心情快乐亦自然会心境开朗。 （供图） 新音乐人有惊喜 虽然明哥暂没有机会在香港公开表演，但作为乐坛前辈，当然有留意近年本土大量涌现兼爆红的男女新人，除了时代环境因素令他们多了创作灵感“时代那么坏，名字那么大”之外，其实科技亦的确为新人们提供了便利，而现代听歌或创作，亦比过去更加“民主”：“一个咁嘅时代，系可以俾好多灵感俾人创作音乐嘅。而家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方法去发行，唔使靠大公司，可以 一手一脚搞掂， 宣传甚至发行，都系一部电脑或者电话就得，大家除咗去缅怀所谓过去good old days 嘅Canton POP外，一啲新嘅音乐或者创作人都要去支持啰。”而一大堆新人之中，除了林家谦，Serrini等大路选择之外，明哥更爱留意一些新晋的乐队组合如COPAK等，演出不时有惊喜。难得61岁明哥仍可以紧贴潮流，期待他在澳洲演唱会为大家带出更多火花。 好消息：现在可以抽奖获取免费门票！ 《看传媒》为读者朋友们争取到了3套悉尼双人门票和3套墨尔本双人门票。如果想参加门票抽奖，请在3月3日之前将名字、城市、电话和邮箱发至： 0466 979 437 《黄耀明边走边唱澳洲》门票发售详情： 横越赤道 到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黄耀明边走边唱澳洲站 2月2日( 星期五) 12pm (澳洲时间）开卖！ https://linktr.ee/songsofwandererstour Melbourne/ 墨尔本场 日期：2024年3月14日（星期四） 时间：7pm (doors) / 8pm (Opening) 地点：Festival Hall, 300 Dudley St, West Melbourne VIC 3003 票务平台: Ticketmaster 票价：$140/ $200/ $268/ $368（VIP 优先进场） （票价不包括售票平台手续费, 只准18岁或以上人士入场） （供图） Sydney/ 悉尼场 日期：2024年3月17日（星期日） 时间：7pm (doors) / 8pm (Opening) 地点：Town Hall, 483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票务平台: Ticketbooth 票价：$140/ $200/ $268/ $368（VIP 优先进场） （票价不包括售票平台手续费, 5岁或以上人士入场） VIP 门票包括以下福利： […]
从2023年8月底离开国内，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学，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半年来，学习和生活慢慢回归平静。2022年到2023年持续近两年的失眠多梦问题，也在这种平静中慢慢被治愈。2017年5月份从北美读书回国后，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北美的学校。作出这样的选择，不管是对于生活还是工作，无疑都是艰难的。但是，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离开一段时间的，是2022年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尾，持续一整年的社会状态，以及作为个体的我，身在其中的困顿。 乡村工作给我充盈的人生体验 从2017年6月开始到乡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足足过去六年有余。过去六年多在乡村的工作和生活体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时隔近二十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通过工作重新认识乡村，对于理解我自己的家乡，认识社会，无疑都是重要的体验。 在乡村的工作，也让我有机会走到长江一带的江西和浙江乡村，体验完全不同于我从小一直生活的华北平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不同于我在北京近10年的工作经历，在这些地方住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体验南方一年四季农作物的生长和气候，以及当地人的饮食和生活。这些，是我以往偶尔出差到不同地区城市完全不同的深刻体验。更加弥足珍贵的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在村级、乡镇和县级区域，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实践垃圾分类。实践过程中，双脚踏在乡村，虽然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但却通过一线实践，收获了对垃圾分类管理体系的深刻理解。在乡村工作，也是我离开乡村近20年后，重新理解乡村的过程。 江西东阳乡给予我的人生体验 2017年和2018年，在经历了五个村庄级的垃圾分类实践后，面对村级垃圾分类实践带来的不可持续性，我思考的解决方案，是上升到乡镇或者更大区域，有基层政府参与管理的级别。所以恰巧在2019年，垃圾分类在全国风靡时，我和团队得以在三个乡镇和一个县级区域，与当地政府、环卫企业，一起共建垃圾分类体系。这些案例中，被外界最为熟知的，是江西省东阳乡的案例。 2018年12月初开始到这个乡工作，一直到2022年8月底离开，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接近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和同事们住在龙溪村。从这个村开始，垃圾分类开始做起，用了半年时间，东阳乡12个行政村，垃圾分类全部落地开展。有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就地在村里堆肥处理厨余垃圾的循环系统。同时，我们还和乡政府构建了一套基于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和厨余垃圾分出量为指标的考核系统。每个村开始垃圾分类的最初两周，我们和村两委，挨家挨户入户开展垃圾分类教育。每天持续至少三到四个小时的入户工作，其他时间也在和乡政府、村两委和环卫企业沟通，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网络图片 四年的时间里，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工作，尤其是各村的分类收集和堆肥场建设、运行，都有所改善，但是后续持续管理无法做到最初的规划。重要的是，最初两年的实践，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经过整个体系的持续运转，村民源头分类投放的持续，对比垃圾分类之前，东阳乡送往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年均减少了56%。 更有意义的是，在东阳乡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垃圾分类的经济投入低于混合垃圾收运和处理的投入。加上可以让分类后的易腐垃圾，通过在本村堆肥，回归农业种植，在本地实现循环，极大程度减少了污染和碳排放。 东阳乡的实践，通过堆肥就地循环易腐垃圾，经济投入低于混合垃圾收运和处理，这两点不仅消除了地方政府在垃圾分类方面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向外界证明，垃圾分类在社会管理和实际运行中，是完全可行的垃圾管理方式。 在经济上，社会管理上，以及环境排放上，通过乡镇规模的垃圾分类实践，都证明远优于混合垃圾填埋或者焚烧的实践过程，在2019年垃圾分类社会环境正浓时，带来了很多社会效应。很多地方政府、环卫企业，还有公益组织的同行，都来现场借鉴经验。我满怀信心，和东阳乡政府筹建“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中心”，希望通过在地学习的方式，传播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经验。我也和团队，计划将机构的战略核心定位于，赋能乡村垃圾分类力量，构建乡镇垃圾分类治理体系。 在这里工作，长期住在村里，也让我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之前很多自下而上的垃圾分类实践一样，进入到日常持续管理阶段时，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垃圾分类管理政策，东阳乡的垃圾分类管理逐渐脱落。最初一年实施的垃圾分类日常监管考核慢慢无法实施，直接导致整个运行系统慢慢瘫痪。 在写下这些记录的时候，我无限思念东阳乡一年四季丰富的食物，以及在龙溪村居住时，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些朋友。很多家庭自制的豆腐和豆干，新鲜米粉做的汤粉，红薯粉做的粉皮，新鲜的蚕豆和豌豆，差不多可以吃半年多的新鲜玉米，从冬天可以吃到晚春的鲜笋，数不清的一年四季江南乡村烟火。 近四年在东阳乡的生活，也让我这个从小不吃辣，大学时也没被熏陶成可以吃辣的北方人，被室友戏谑大熊猫一样不进化的胃，在东阳乡学会了吃辣椒。自此之后，有时是无辣不欢。 龙溪村的山水，也成为我消解工作疲劳最好的安慰。晚饭后，可以沿着河边走一圈，看远处的山，看村里人种植的庄稼的生长变化，认识更多的植物。早上醒来，最先听到动人的鸟叫声。 永远难忘2020年被封控在村里，在邻居燕萍家吃得那顿年夜饭，以及之后无数次的家常饭。当然还有丽花等邻居，对我们生活的照顾，工作的支持。和她们的相处，通过食物和聊家常，理解东阳乡人的生活日常。 在东阳乡的近四年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点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忘却的一部分。到2022年8月下旬离开东阳时，既有不舍，也有无奈。不想投入无数人心血，带来全乡绝大多数人垃圾分类行为改变的实践，在自己眼前逐渐消失。无奈的是，2020年后，想了无数办法，都无力实现这个乡镇的垃圾分类可持续管理。 和2017年到2018年在多个村庄工作后离开的感受不同，那时会有期待和新的追逐。看到村级的垃圾分类管理无法实现持续，还在计划着可以通过乡镇和县级区域来解决村级无法实现的持续管理问题。 2022年到2023年的最后一搏，梦碎一地 2018年12月份后，除了驻扎在东阳乡，开展垃圾分类赋能培训工作，2019年当年，一直到2022年，我们还协助河北省任县，以及江西玉山县和浙江省、湖北省的乡镇开展过垃圾分类实践工作。 在这些案例中，如果说东阳乡是2017年之后，垃圾分类政策走高时的典范之一，那么我们参与的其他乡镇和县级区域的工作，就是垃圾分类政策浓厚时，地方执行政策时的典型面貌。绝大部分乡镇和县级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是开了头，没了尾，更谈不上持续管理。这些地方的实践，更能代表2016年底垃圾分类治理兴起时，地方政府在面对自上而下政策时的回应方式，和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一切。有机会，逐个向大家介绍这些案例。 经历了五个乡镇和一个县级垃圾分类实践，到2021年之后，经过几年的实践，我慢慢意识到，在当下的社会治理环境下，加上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现状，想要做到自下而上垃圾分类实践的持续管理，可能性几乎为零。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只要有空间和机会还是想利用已有的实践知识，尝试解决持续性的问题。于是，就有了2022年9月到浙江枫桥镇开始厨房干湿分类工作的事情。在这个项目里，我想尝试解决的，还是垃圾分类持续性的问题。项目里设计的核心是，开展厨房干湿分类，实际上是基于源头培养农户分类投放行为，期待基于源头改变，实现整个分类系统持续管理的问题。这是我在东阳乡，以及其他乡镇工作时一直想尝试的角度。 浙江省从2014年后，就逐渐全省农村地区铺开垃圾分类工作。过去几年里，去看过一些浙江乡镇的工作，发现尽管各个村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硬件系统配置到位了，但是因为没有常态化分类管理，垃圾分类基本空转。 因为有2015年之后的分类基础，2022年10月份，在枫桥镇先进村推动农户在厨房放置干湿分类投放容器后，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可以达到80%多一些，直到2023年8月份我们离开时，一直没有大的浮动。过程中，我们也探索出了，村委层面如何开展每月一次的垃圾分类入户工作。但是枫桥镇的工作并没有像计划的一样，逐渐从先进村推广到其他村庄。 浙江省对于农村环境整治的监管考核，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形式，2022年到2023年重点是美丽庭院。垃圾分类在其中作为监管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监管考核内容和形式都无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管理。 在厨房干湿分类计划实施时，我基本可以判断这是源头分类投放持续的一个保障。但是，项目执行中，我观察到，尽管源头分类投放有了保障，如果整个系统管理没有保障，我们所做的努力终有一天就会消失不见。 持续性才是最大的生命力 2017年到乡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之前，我的工作集中在垃圾末端处理的污染问题上。2013年后，我对自己已经工作了五年多的垃圾焚烧问题，充满了无力感。但回头来看，那时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媒体和律师，一起协作、监督垃圾混合填埋、焚烧企业污染排放，是后来垃圾分类政策再次兴起的重要因素。当然后来污染监督工作无法继续，是大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媒体销声的开始。这也是我在2022年初期，经历丰县被拐妇女事件时，深感痛苦的原因之一。在垃圾焚烧监督工作无法继续下去时，2015年到2017年，我重新回到学校，读环境类专业，弥补自己非环境专业出身的缺憾。毕业时，有一些工作的选择，但我还是禁不住诱惑，回到了可以提供实践垃圾分类机会的乡村。因为站在一线的工作场景里，我常常会有用不完的力气。 最重要的是，开启乡村垃圾分类工作，也是回应我前半段监督混合垃圾处理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我尝试从实践中寻找答案，延续我对环保工作执着的生命力。混合垃圾焚烧是否为必经阶段，垃圾分类在中国的当下阶段是否无法实施？回答这些系统性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不现实。然而，2017年后，我曾经工作过的乡村、乡镇和县级区域，却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在2017年到2019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垃圾分类在当下的乡村不止是可行，还可以比混合垃圾焚烧节省财政支出。村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很高，与在发达国家，以及同期开展垃圾分类的大城市，上海，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和分类投放准确率都基本相当。 尽管通过乡镇和县级区域的实践，我们可以证明垃圾分类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排放管理等角度的可行性。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必须要面对一些困境。这些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无法持续、无法上升到更多区域，无法实现垃圾管理从焚烧到分类政策过渡的转变等困境。 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混合垃圾焚烧污染监督到垃圾分类实践，是我在同一议题，不同方向上的社会实践尝试。垃圾分类是探索解决垃圾焚烧问题的延续，过去几年的分类实践，虽然面临持续性等困境，但是我个人从这些社会实践中，收获的不止是垃圾管理的如何落地执行的经验，还有对社会更加趋于真实的认知。这些在现实中积累的认知，可以释放的生命价值，是我前半段人生的幸事。 然而这一切在2021年之后，慢慢终止。回过头来看，两个阶段的实践慢慢碎了一地。我意识到，在没有持续、稳定的垃圾分类政策下，我们的实践会一直重复在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循环往复中，无法实现实质性改变。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2020年之后几年的经历，不管是工作上的困境，还是生活上因为疫情，父母土地维权等带来的冲击，都成为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经常在虚无和意义之间徘徊。2022年初开始，从丰县、俄乌战争、上海封控，再到全国蔓延的封控。我开始失眠，经常痛哭流涕，晚上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知道自己进入到抑郁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 过去几年的经历，就像心口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常常不轻易间，伤口就会疼痛。2020年后，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我加入不同的读书会，看不同的历史书，听思想史的有声资料。尝试从前人的经历中，寻找答案。 我深知需要被疗愈的，不仅是我的失眠和显见的身体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理创伤。 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后，我选修了一些感兴趣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给我带来更多对现实认知的清晰度。在加州，和之前多年的师友相聚，倾诉和倾听，都让过去几年的创伤有所愈合。过去半年里，远离创伤的物理环境，我的失眠渐渐消失。 对父母和家人的思念与牵挂 从研究生一年级时，听到环保讲座，唤起我的环境意识，到毕业后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进入到环保公益组织工作。开始于垃圾终端处理的污染抗争，看到由此带来的问题，再到后半程到乡村地区开展垃圾分类，寻求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这些选择，无一不是循着潜意识的需求做出的下意识决定，也是基于价值和解决环境问题驱动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赋予我很多勇气，可以面对实践中的问题。 但是过去几年的困境，让我无法在这样的价值驱动下，找到新的工作价值和出口。与此同时，经历2019年后，父亲因为土地抗争不可承受的压力，2021年3月中风。在陪伴父亲康复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多关注我的大家庭，以及我长大的村庄。看着妹妹们的家庭变迁，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小学开始就要去读寄宿学校。想起自己读高中时开始寄宿的记忆，我无法想象孩子们在如此小的年纪，是如何渡过漫长的寄宿学校生活的。每次想到这些，都心如刀绞。2021年，在老家陪伴父亲中风康复的时候，我和父亲送其中的一个小外甥去上学的时候，看到他在学校里吃午餐的饭菜，禁不住掉眼泪。在我的眼泪还没有干的时候，小外甥抬头，我们四目相视，孩子的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网络图片 儿时父亲一直是早出晚归，终日劳作，养育我们，默默付出，父爱隐藏于心。这次来加州，每次和父亲视频，他总是忍不住激动，掉眼泪，说“我想你了”。这样的话，父亲在年轻时，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哪怕二十余年前将我送进大学校门，我泪流满面，父亲也没有回头的离去。我强烈意识到，父亲从十几岁开始挑起养家的担子，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和其他家人陪伴的年纪。 回想儿时到十几岁，甚至是大学时期，我经常内心责备父亲分出太多精力照顾他的三个弟弟，忽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些需求。我现在到了父亲1990年代的年纪，在想父亲当年做的事情，心境已经完全转换。慢慢意识到，如果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我不能继续追求解决环境问题的理想，为之行动时，也许是时候，反哺自己的家庭。想办法改善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计，让我的妹妹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一些，让孩子们在快速成长需要陪伴的年纪，可以有父母的陪伴。同时，我也可以有更多机会和时间陪伴父母。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过去追求环境正义的工作，始于我儿时对重男轻女社会的强烈不满。在一个父辈四个兄弟，我们这一辈里只有我们家没有男孩子的家庭里长大，因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偏见和隐形歧视，让我对平等正义分外敏感。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回到村庄，从我父亲这边的大家庭，以及周边邻居，观察整个村庄的变化时，发现我儿时所经历的，对坚持生男孩的观念，在新的时代并没有根本变化，而是通过堕胎等不同形式显现出来。未来，我是否可以回到起点，做一点改善这种观念的事情，解决一点我从小长大村庄人群的男女平等问题。 在新的一年里，下定决心写下这段历程，是想告诉过去多年以来，一直在背后默默给我工作和生活支持的朋友们，我的心理路程和现状，以及未来的可能。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拥有相似价值观的人，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和理解又是相同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东西同异
01 今年春节，网上突然开始流行起来一股子用生僻字拜年的浪潮，有人专门拼凑了十几个生僻字组成一段话用来祝福。当然，他也知道这些字是生僻字，所以专门在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拼音，又在后面接了一个浅显直白的四字近义词用作解释。 可以说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 不过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文字是用来交流的，如果你非要使用谁都不认识的字来交流，那不但会失去交流的意义，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会。 谁知道你发这么一咕噜生僻字出来，是想要“让我来考考你”，还是“让你看看我多厉害”。 并且我还有一个习惯：不使用自己不熟悉的字词用于祝福。 原因非常简单，我弄不清楚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万一其中有什么不好的意思，而对方恰巧知道，那就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把挺好一件事情办砸了，给人家大过年的添堵。 02 我作为一个读了好几年史书的人，这其中有小部分字认识，大部分的字不认识。 但是我并不以我认识这些字为荣，也不以我不认识这些字为耻。因为这些字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机会太少了，几乎为零，认不认识都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 说它们是生僻字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其中还有一些字是“异体字”，也就是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造就出来的完全能被其他常用字平替的字，比如说“朤”，它就是“朗”的异体字。 你放着大家都认识的字不用，非要用一个大家都不用的异体字来送祝福，我看不出来你的情义，反而看出来了你的显摆。 我再说这个特别流行的“龘”字吧，由三个龙的繁体字“龙”构成。其实，这个字用两个龙字组成的“龖”字也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他们非要用更复杂、笔画更多的异体字，而不用更简单、笔画更少的字，舍简就繁，你说不是为了显摆，我打死都不信。 03 我看见有朋友说，发这样的祝福语，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我们灿烂的文化。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你要说这些生僻字是文化吧，也确实是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学习来有什么意义，倒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大家多识字、多了解我们古代的文化，但是要尽可能识有用的字，了解有现实参照意义的古代文化。 这种字，就像孔乙己引以为傲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一样，你若不是专门从事这种考据工作的，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偏偏有些人就喜欢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精益求精，其实越精益求精，越无意义。 就好比你在农村种地的时候打窝一样，刨个大小深浅合适的坑能够把种子种活就行了，但是你偏要精心把这些坑的大小深浅控制在毫米级，坑的斜度控制在分秒级，平整度恨不得控制在纳米级，确实很规范很震撼呢，但是意义何在呢？ 你还不如把这些精力用在研究肥料上。 04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批评我上纲上线，大过年的本来图一个乐子的事情，我还要絮絮叨叨地说这么多。 我倒不是因为这几个生僻字跟这儿矫情，我是觉得不应该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越走越远。 就像我刚才举的种地例子一样，与其这样在故纸堆里费尽心机去翻检一些谁都不认识、谁都不会用的生僻字、异体字出来推广，不如好好地把我们的汉语基础知识强化和普及一下。 比如教教大家怎幺正确使用“的地得”，准确分辨“再和在”“带和戴”这一类最基本的汉字使用规范。 说句容易被人骂的话吧，当我看见某个人前一秒还在说“我得手机忘家里了，没戴身上，下次在联系”，下一秒就祝你“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的确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是靠写字为生的，汉语是我的吃饭家什，在我心里，汉语不应该是这样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春节来临，中小学陆续进入寒假时间，教师假期值班问题受到舆论关注。 据顶端新闻报道，近日，很多教师发帖称，过年期间被安排在学校值班，受冷且无意义，质疑存在形式主义。从报道可知，大多数老师对假期值班的安排持抵触情绪。有高中老师反映，除了寒假，平时的暑假及劳动节、国庆等节假日均会安排轮班；也有小学教师说，“每年寒暑假都会安排教师值班……在校的老师需要拍摄学校的照片在工作群内打卡”。 显然，假期安排教师在校值班，已成为一些地方的惯常操作。在学校层面，此举当然是从维护校园安全等方面考虑作出的决定，初衷并非是“折腾”老师。但站在教师的角度，学校已有专职保安，而且假期有的学校还断水断电，在此种情况下，让教师独守空校，就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 教师对此不满、甚至发帖曝光这样的做法，反映的不止是对假期值班本身价值几何的质疑，更是对自身非教学任务被随意加码的抵触。 网络图片 一、寒假也要值班？年轻教师吐槽反被嘲 刚上任不久的年轻教师需要一段适应时间，临近寒假都做好放假外出游玩的准备了，和学校突然发布的返校值班安排，无疑是给很多年轻教师泼了一盆冷水。放寒假后所有学生都已离校，整个校园鸦雀无声，只有寥寥无几的安保人员。可学校依旧会安排老师进校值班，教务处也会在放假前把时间安排表发给需要值班的老师。 年轻教师就在网上吐槽过学校的迷惑安排，要求老师在大冬天早上六点就到校值班。冬天太阳升起的时间比较晚，早晨六点还处于一片漆黑的状态，要求老师摸黑来到空无一人的学校值班，这样的安排着实令人迷惑。况且硕大的校园巡视一圈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还要仔细观察各个角落，没有补贴白白在户外冻着。 网络图片 而且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对各项设备和电路、电柜等一窍不通。就算真的出了问题也看不出来，更别提维修和报备的事情了，压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被迫早起到校值班的老师，在设备上签到后就一直坐在办公室里索然无味，毫无意义的度过了一整天。有时候跟门卫大爷坐在一起唠嗑，都对巡逻和检查的事不上心。 明明学校已经安排了看管大门的护卫，而且保安也会定时定点的巡逻校园。学校老师到校后无所事事，根本没有安排值班的必要，这些事情保安都能完成。电路或设备维修工人，寒暑假也会定期去学校做全面检查，有问题就直接解决了，比教师的作用大多了。老师寒暑假值班体现不出丝毫作用，反而会让教师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厌倦。 网络图片 虽然青年教师说的句句在理，但他的吐槽却遭到了网友的群嘲。大家都认为他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且先不论教师有没有值班的必要，单就是可以休一整个寒假就已经很令人心动了。况且各行各业有不同的制度，老教师经历过的年轻教师却难以接受。还有网友拿教师与医生作比较，认为老师应该向他们学习任劳任怨的精神。 网络图片 二、教师寒暑假值班有没有意义？ 网络图片 评论区都是嘲讽的声音，网友对年轻人和教师工作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带入过多私人情绪。老师本质上只是为自己谋求美好生活的打工人，所以考虑问题时大多是从维护自身权益出发。年轻教师做好分内的工作，不愿平白无故被压榨的想法可以理解，更何况有些安排确实没有必要，他们为自己争取的勇气值得赞赏。 大家挤破了头想当教师，可上岗后才意识到现实与想象的相差甚远，前后心理落差之大难免会发牢骚。只是回归本质，安排教师值班真的有意义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家长不仅发挥不出作用，还会因此引起教师群体的不满和负面情绪。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寒暑假做更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被迫与学校捆绑在一起。 经过一整个忙碌的学期，好不容易盼来了寒暑假，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没意义的事情上。学校不是企业，很多制度没必要定的那么严苛，多为老师着想也未尝不可。或许广大教师们嫌弃埋怨的并不是寒暑假返校值班，若改成带薪值班必定有自愿参加的。好处永远落不到教师头上，反倒是义务制度他们被迫首当其冲，谁看了能不生气？ 网络图片 三、教育局回复：没有强制 记者拨打登封市教育局电话，工作人员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强制要求”教师值班，“只是规定”要有值班人员在岗！ 工作人员的回答却让人感到无奈。 这是多么无懈可击的回答啊，让我再次领教了文字游戏之玄妙！如此正确的废话，巧妙地推卸了责任，将苦不堪言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关切的寒假值班，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那意思仿佛在说：教育局并没有强迫你们值班，是你们听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 但是，万一在假期当中学校出了安全事故，教育局自然会拿出相关“规定”来训斥，自然会怪罪学校不执行教育局的规定。无奈之下，学校也只有安排教师值班了。 网络图片 专家指出，学校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工作。然而在现实的体制下，学校唯上级马首是瞻，不得不听从上级的行政命令行事。这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寒假值班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专家看到了体制的问题所在，但他们却无法改变现状。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规定的老师们应该享受的“幸福感”也就变得遥不可及，似海市蜃楼，如梦似幻！许多老师在寒冷的寒假中值班，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和福利。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往往被忽视，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的现实。 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老师们，这是国家几年前就发出的号召。然而，落实了吗？ 总结：以往老师的职责并不多，平时除了教学和批改作业试卷也没什么大事，所以被安排到学校值班也无可厚非。但现在教师被赋予厚望，身上背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需要完成的事情反而比教学任务还要重。浪费老师休息时间来做没意义的事，久而久之老师的工作热情大打折扣，也没办法专注于教学的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温州家长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