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2020年總統大選首次辯論是在9月（投票前兩個月）進行，拜登、川普日前已相繼允諾將參加CNN於6月27日舉辦的辯論會。「時程提前」的首場辯論，拜登和川普甚至都還沒有獲得各自政黨正式提名，那麼，其中急迫性，或許就在當下選情確實相當膠著，彼此都想儘快藉由「未經過濾（直播、沒有剪輯）的表現」，以圖能夠拉開差距。 2020年大選辯論，曾被形容為是「幾十年來最不重要的辯論之一」。原因在於，首先它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兩個月，絕大多數選民基本上都已有定見，這便直接限縮了辯論本身影響選情的空間。其次，一些仍抱持觀望態度的選民（約莫10%未表態選民），儘管的確會想藉由觀看候選人正面交鋒，去找到促使自己願意投票的正面理由，但當年那場辯論簡直慘不忍睹，大多數人只看到兩個上了年紀的政客「在吵架」，包括當拜登說話時，川普頻頻插嘴高達73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做的統計），拜登則罵川普是小丑，忍不住被激怒，再又怒斥川普 「你能閉嘴嗎？老兄（Will you shut up, man?）。」總之，當年那場有失風範的總統級辯論，確實讓不少人看了瞠目結舌。結果，雙方一陣唇槍舌戰，既不能幫助尚未做決定的選民做出決定，也沒有導致那些已經做出決定的選民更換候選人，一場辯論便在佛喧囂的選舉花邊新聞中作結。 不過，即將而來的2024大選首場辯論，卻有共和黨民調專家倫茨（Frank Luntz ）認為，那將是「自甘迺迪與尼克森以來最重要的辯論」。他的判斷可從幾個角度解釋。第一，時間點上，距離投票日還有將近四個多月，比起2020年遲至9月的首場辯論，自然有更多的時間讓辯論內容在選戰期間發酵，原本辯論這一「短期事件」，遂有機會在成堆的選戰議題中被獨立出來看待，以此提高了幫助選民做決定的影響性。這樣的時間點也反證了無論拜登還是川普，都希望在選民觀感上為自己增添柴火，好為兩人「卷麻花」的民調拉出一波明確的趨勢走向。兩人先後應允參加CNN所辦的辯論，可見各自的焦慮感應是「旗鼓相當」。 其次，在政治兩極化、選戰激化雙重刺激下，選民定見不只愈難因為辯論會而轉向，所謂「花時間去找候選人優點」的成分也愈來愈低，取而代之，到頭來許多人並不是真正在觀看辯論，而是在「可信度已然很低的政客身上」，去決定誰更討人厭、更不值得相信。因此可以想見，6月27日CNN總統辯論會，會一併被凸顯的，將是一場關於候選人從人格到健康的擴大檢視，而這也是川普和拜登之所以被討厭或不被信任的兩大重要因素。 從最近拜登和川普各自投注的廣告，以及支持者間的攻擊式宣傳，其實已可嗅到屆時的煙硝味。川普支持者對拜登的攻擊，除了嘲諷他因外交無能導致了兩場戰爭（烏俄、以哈），並凸顯拜登在黑人、拉美、年輕族裔選票上的損失外，最主要的攻勢，當然就是鎖定拜登的老態。一段拜登參加白宮「黑人歷史」紀念會，身旁與會者，包括副總統哈里斯等無不隨著音樂載歌載舞，卻唯獨他一人肢體宛如「凍結」一般，笑容僵硬，舉止遲緩，如此畫面幾乎不必任何剪輯、加工或註解，就足以是一支嚴重打擊拜登的文宣。 另方面，拜登支持者則積極在為選民回溯記憶，包括那個口不擇言、視國家行事規則於無物，甚至曾煽動推翻2020大選結果的那個川普又回來了，而現實上，相對川普背負的種種刑事案件，他那根深蒂固「右翼暴力」和種族主義形象，始終才是他總統路上的最大枷鎖。 如果說拜登明顯的老態，確實讓為數不少選民很難把「美國總統」重任交到他手上，同樣的，川普極端傾向、不穩定，以及痴迷於政治報復的特性，也是另一票人很難將國家權柄託付於他的關鍵。這就是本次美國大選持續膠著的道理之一，也是他們雙方欲強化對手負面形貌，而選擇「提早辯論」的動力。 就像倫茨在媒體上所稱，經由這場辯論，「我們大家都有機會看看拜登是否像川普所說的那樣軟弱。也有機會看看川普是否像拜登所說的那樣精神錯亂」。確實，如今大多數還會觀看辯論的觀眾，並不是想讓自己經由辯論被說服，而純粹是「想看看一位候選人如何主導、批判或讓另一位候選人難堪。」 文章來源：上報
大家好，我是老丁。 對於林毅夫教授這位國內知名的經濟學者，有人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說在國際物理學界有一個理論叫「薛丁格的貓」，那在（中國）國內經濟學界則有一個「林毅夫的五年」。 這話是怎麼說的呢？根據媒體的報導，林教授曾在不只一個時間點，預言中國會在「五年後」進入、躋身高收入國家。然而，伴隨著五年復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預言也不斷在跳票、逾期。 網路圖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相約五年」的預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將進入」等留有餘地的字眼。您就說，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種「嚴謹」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將還會再見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還曾幾十年如一日地擲出豪言，中國會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不過，老丁今天既不準備論證這個「五年」，也不想深究這個「2030年」，要說近期不少網民最關注的，還屬林教授的「光刻機（台灣稱曝光機）三年之約」。 網路圖片 這話又是怎麼說的呢？當把時間撥回到2021年5月29日，觀察者網、《環球時報》、財聯社等國內媒體，不約而同都報導了這麼一則消息： 「在2021年中國企業未來發展論壇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執行官擔心不把光刻機賣給中國，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只要中國掌握這個技術，中國的生產成本會比國際上便宜，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 資料顯示，光刻機是一種利用光學原理將電路圖案轉移到矽片上的設備，相當於晶片製造的「印表機」，決定著晶片的工藝水準和性能，是晶片製造中的關鍵核心設備，也是半導體產業核心中的核心。《證券日報》2023年7月的一篇報導指出，彼時最先進的EUV光刻機，有超過45萬個零件，零件數量是一輛F1賽車的20倍以上，製造難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機市場幾乎被荷蘭的阿斯麥（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壟斷，其中ASML更是獨佔高端極紫外光刻機（EUV）的市場份額。隨著這些國家對中國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中國獲取高端光刻機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也因此，從三年前的那個5月29日起，不少網民就翹首盼望林教授許下的這個「三年之約」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後的3年里實現光刻機的國產化，那對於中國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的問題，可說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詩級的意義啊！ 這期間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聽龍吟」「2023年底不量產提頭來見」等，更是給予了外界對於林教授兌現預言的信心，以及無限憧憬與想像的空間。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機國產化的腳步真的近了嗎？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經過去。只不過，大家迎來的卻不是「中國已自己掌握這個技術」「ASML退出世界光刻機市場」這些振奮人心的大消息，而是眾多大V與網民的追問：「三年過去了，我們的光刻機呢？」 有人斥責這些追問的大V與線民不懂得「審題」——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執行官的話。對於這一點，頭條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題為《深度調查：林毅夫「光刻機三年之約」是謠言嗎？》的文章，若有興趣不妨一讀，讀罷或許您會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穫。 還有人說，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說的是「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換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會退出，所以林教授說得也沒啥毛病呀。您瞧，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說的那份「嚴謹」對上了嗎？ 說到林教授的這個「光刻機三年之約」，或許您還會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國中科院院士黃維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後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在文學獎之後，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方面的獎項將陸續被中國人斬獲，沒有任何懸念……」在去年9月29日這個「十年之約」到站的時候，不少人也在追問黃院士：說好的「成為常態」、「家常便飯」，都去哪兒了呢？ 是啊，都去哪兒了呢？答案，可能在風中飄蕩了。 文章來源：上報
近年台海局勢逐漸緊張，中共文攻武嚇，意在對台灣製造兵凶戰危的負面形勢，特別是大打所謂認知戰，試圖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中華民國的子民，理應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認知作戰。 當然，與中共的認知戰釋放虛假資訊不同，反認知戰用的是真實資訊，瞄準其怕民眾知道的自身痛點和醜聞，也可稱為真相。 如果從歷史上尋找對應，連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對的痛點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黨的創始人對黨的陸續背離。 中共痛點：創始人過半棄黨而去 中共號稱百年老黨，在2021年滿百年之後，又苟延殘喘了將近三年。在紅朝衰敗氣息中，中共黨魁習近平近年試圖從歷史遺迹中找到共產黨的所謂「初心」脈息，以期對黨員洗腦。 習近平對在上海的中共「一大」舊址異常重視，2017年十九大成功連任後，他就帶著新一屆班子專程到上海的「一大」會址「朝拜」。但當局在宣傳「一大」舊址時，不敢面對中共的創始人紛紛棄黨而去的事實。 據現在的公開資訊，說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舉行，地點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號（即是今天的興業路76號、78號）。這兩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漢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開，仍有爭議。因為中共是境外勢力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私生子，創黨會議也是偷偷摸摸地開，隨時有危險，於慌亂過後，參會的人後來誰也記不清楚會議召開和結束的日期。 現在官方說的中共建黨日是1921年7月1日，這個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領導權的毛澤東，後來隨意定的。 參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參加。 參會的還有兩名外國人，代表共產國際的尼克爾斯基和馬林。 數十年後，這些中共的創始人結局令人驚嘆：或早死、或被敵人槍決，過半（7人）脫黨、叛黨、被開除或成為漢奸，最終在經歷慘烈內鬥後殘留下的僅2人。 其中，負責籌備「一大」的李漢俊，1922年就脫離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被開除黨籍。他於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軍閥、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下令槍決，時年37歲。 李達和李漢俊籌備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達脫離了中共，後來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網路圖片 但中共又不認帳。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稱李達被開除了黨籍，是叛徒。李達隔月在被批鬥中病死，年76歲。 劉仁靜1929年被中共開除，文革期間被關入秦城監獄，1978年底方得以釋放。1987年8月5日，劉仁靜在北京被公交車撞倒，送院不治，年85歲。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脫離了中國共產黨。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歲。 陳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戰後他成為汪精衛政權第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陳公博代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日本二戰投降後，陳公博逃往日本，最後被押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 周佛海後來成為國民黨官員，抗日時期是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認為是降日漢奸而被捕，於1946年11月7日被判處死刑，1948年獲減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死於南京市老虎橋監獄，年50歲。 張國燾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他曾領導紅四軍，權傾一時，但後來在與毛澤東的內鬥中落敗。1938年4月2日，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隻身從延安出走，逃往重慶。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武漢發表退黨聲明。 1948年，張國燾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發文，痛斥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 張國燾說，「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現在看來，他是一個超級預言家。 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張國燾1968年舉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於加拿大多倫多，時年82歲。 王盡美1926年8月19日因嚴重的肺病死於青島醫院，年僅27歲。 1931年4月5日清晨6時，鄧恩銘被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審委員會判處死刑並槍決，年僅30歲。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長汀水口被國民黨部隊包圍，於突圍中跳崖身亡，年59歲。 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處決，年47歲。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夠在內鬥中成為黨的領袖，從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毛於1976年9月9日去世，董於1975年4月2日去世。 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個外國人下場悲慘，尼克爾斯基1938年被蘇聯共產黨以間諜罪槍決，馬林在1942年被佔領荷蘭的納粹槍決。 尼克爾斯基和馬林當年是奉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之命，是專程到中國來指導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 網路圖片 首任總書記被開除出黨後表白反獨裁 陳獨秀是公認的中共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中共「一大」時他沒參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選為中共首任總書記，1927年辭職。因反對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在《最後政治意見》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還說：「我們愛的國家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作犧牲的國家。」 1942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話也值得當今想「統一」的台灣人深思。 並沒有參加過「一大」的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國民政府拘捕，在被處死前在獄中寫下了《多餘的話》，坦言自己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他說：「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我始終帶著假面具」，「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 瞿秋白死後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慘死，孩子被關，父母墳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後，那些為黨的領袖毛澤東打江山的將帥們也被毛整的很慘。特別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撤職和開除黨籍，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被折磨死後，名單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人坐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國溫都爾汗。林彪座機墜機的真實原因至今眾說紛紜。 中共在末路中卻要打台灣？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後元老們紛紛被打倒的事實，早已預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別是中共創始人紛紛與其黨決裂，這是中共骨子裡最大的痛點之一，其教科書中不能宣明這一點的。 中共當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報背離共產黨的所謂初心，有不少在偷偷傳閱政治禁書，所謂「兩面人」普遍存在。這些情況都呼應了中共創始人背離黨的歷史。 歷次政治運動過後，中國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早已破產。現在入黨僅靠利益驅動，而非政治忠誠。而許多早已不願和中共捆綁的人士，因公開退黨會受到黨的懲罰，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網站聲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國內經濟困境下仍內鬥不停的中共專制集團，近年維穩動作頻頻，是因為隨時會走向翻船的結局。但為了轉移內部矛盾，中共的當權者一直宣稱要「統一台灣」，藉此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兼且轉移危機焦點，如此而已。 如果說中國國內的民眾被長期洗腦以及強硬維穩，不敢或無法看清中共的痛點，自由接收資訊的台灣和海外的人士應是能看清楚的。千萬不要對中共高層抱幻想，因為連他們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後，台灣官方或民間團體，有條件的話，在適當時機，也可以學學韓國反擊朝鮮空飄「垃圾氣球」，對朝鮮空飄智能氣球放錄音罵金正恩的做法，對大陸空飄智能氣球。除能深入大陸散發傳單外，也可以用電子喇叭播放中共種種醜聞和批評習近平的錄音。這也是一種很棒的反認知戰戰術。 文章來源：上報
這兩天都在說17歲中專女生薑萍闖進全球數學競賽12強，早上我湊熱鬧發了一條朋友圈：都在說這個女孩子「偏科」，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偏科」才是正常的，「不偏科」反而不正常？然後隨便說了兩句加拿大的教育體系，朋友們都很感興趣，所以寫篇短文展開說說。 我去年9月帶兩個娃到多倫多讀書，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總結加拿大的中學教育體系，那就是：「偏科」。注意，下面我說的全是常識中的常識，因為不要說跟專家比，就算跟陪讀家長比，我恐怕都是最不用心最不求甚解的那種。 第一個常識就是：加拿大安省9-12年級的必修課分別是：8門、7門、2門（語言和數學）和1門（語言）。也就是說，高中最後兩年，絕大多數孩子已經「偏科」得不像樣子了——而這是刻意培養的結果。 網路圖片 貼個圖幫助理解。 所以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出來，整個高中階段的核心任務就是讓孩子學會「偏科」。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教育理念的區別，這種教育體系想說的是：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所以到了11年級/12年級，絕大多數孩子上的課都是不一樣的，因此，這邊也沒有班級，只有同一門課程的同學。 所以有很多選擇，而選擇就是自由，同時自由也就意味著責任，很煩人的。 給大家講兩個小故事。 1、去年剛來的時候，我家老大上10年級。從上表可以看出，10年級其實還好，自選課程只有3門，隨便選。第一學期我們想選數學和科學，但因為我們到得比較晚，都沒了，選不上。我當時就有點崩潰，這麼重要的科目，居然選不上。 後來才想明白，既然有選擇，那麼選不上就是必然的後果：國內都是那些科目，學校很容易安排，但這邊要給學生選擇，那必然存在有些科目選滿了，有些科目不足的情況。好在可以第二學期再學，也就罷了（對，一學期8門，每學期只需要學習4門，即便是數學這樣的「主科」，也只需要學一個學期）。 2、老大下學期要上11年級了，看上圖就知道，只剩下2門必修，其他都要自選，這可真是愁死人了。最發愁的就是：孩子喜歡什麼？擅長什麼？未來準備走什麼方向？因為這是選課的前提，不搞清楚這幾個問題，選課根本無從談起，只能瞎選，拿人生開玩笑。 扯遠一點，這幾個問題，拿來問馬上要報高考志願的中國學生，有幾個能回答出來？從我身邊的觀察看，絕大多數高考生是完全懵逼，一問三不知的。而這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父子倆搞得很頭疼，犯了不少低級錯誤，還改了兩三次，總算勉強定下來了。 大家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圖表，或許就能明白了我為什麼說這邊的中學教育就是培養「偏科」了。因為人要認識自己是件很難的事情，所以需要漫長的四年的時間來探索和試錯：一開始讓你什麼都嘗試一下，在你認識自己和世界之後，嘗試做出自己的選擇（會有專門的職業規劃課程幫助學生）。 這才是別人教育體系的精髓所在。很多人覺得讓孩子留學是為了逃避「內卷」，其實不是，或者說不應該僅僅是，而是為了自由的發展空間。孔子說因材施教，此之謂也。 說了這麼一大堆，再回到姜萍。很多人說姜萍的案例是不可複製的，這是對的，在中國。但在加拿大，當然可以複製。 正如前述，她到了11年級12年級，就可以只修數學和語言——說明一下，數學大類下面還有不同細分的科目，她可以都選了，其他都可以不學。 再說一個，她還可以參加滑鐵盧大學組織的數學競賽。這裡解釋一下，滑大有加拿大最好的數學專業，他們瞧不起加拿大高中的數學水平，所以自己搞了一個數學競賽。我家老二上7年級，老師就推薦他參賽了（中學階段，中國學生普遍比外國人數學成績好，因為課程難度不一樣）。具體到姜萍，每年數學競賽都拿第一名，拿個全額獎學金，讀最好的數學專業，豈不是分分鐘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複製？因為人家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複製，當然，不僅僅是複製數學專長，其他亦然。 最後再說一句，難道我們「不偏科」嗎？實際上偏死了，只偏學習成績——所謂「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都偏成啥樣了？ 前面說到11年級選課，一開始我家老大8門課選了兩門吉他，兩個學期都有——對，不僅可以選修音樂，還有單獨的吉他，也算學分。他上學期參加了學校籃球隊，經常下午有比賽，如果要去外校，提前出發，都不上課了。 老二的同學，現在已經有至少兩位提前回國了——還有半個月才放假好不好？為什麼？因為7年級學習不重要，玩更重要。我開玩笑說：你們適應能力很強啊，這麼快就變成「加拿大人」了。 但國外也不是不卷，等到了11年級12年級，壓力就會非常大了，到了大學更卷得不行，我聽說不少學生要學到半夜兩三點，有相當比例的學生畢不了業。我覺得這是對的，在孩子心智身體還沒有發育好的時候，讓他玩，等他成熟了，再玩命折騰他，這符合人類發育的階段。 扯遠了，不說了，回頭有機會再說。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往事與隨想
明眼人都知道，中國社會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可就沒那麼容易搞清楚了。 當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聽說過一點：人少了，無論是勞動力還是消費者都隨之變少，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城市還可以吸納新的勞動力，但大量村莊將逐步衰敗乃至消失；少子化還會導致撫養比失衡，年輕一代需要供養大量老人；與此同時，老人在人口中的佔比偏高，也會使整個社會喪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這和我們普通人又有什麼關係？ 確實，低生育率危機有點像氣候變化：雖然它最終會影響到每個人，但其後果是溫水煮青蛙式逐步顯現的，責任也極為分散，以至於很少人會有什麼緊迫感去做點什麼。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那些宏大的變動更是遙遠，畢竟單單是自己活好就已經夠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一個人生活好歹簡單多了，怎麼都行，「不婚不育」至少會讓減輕你不少負擔——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論如何獨立、叛逆，默認的還是「婚總是要結的，結了婚，孩子總是要生的」，然而現在，一旦你下定決心不婚不育（這也是年輕人為數不多能自主決定的事），實際上誰都拿你沒辦法。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社會應對這一問題（如果這是一個「問題」的話）的主要方式，一是懲罰，二是恐嚇。 人口學家們試圖解決低生育率的建議（徵收單身稅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長則多採用後者，渲染孤獨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樣，對一些人來說，那也不如草率結合帶來的痛苦婚姻、婚後帶娃的勞苦來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見得更苦。 網路圖片 家長原先的說教失效，這遠不是「年輕人沒有責任心、不能吃苦」這麼簡單，而是時代精神變遷的徵兆，是一種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決裂。 因為儒家社會的生殖崇拜，從根本上說其實根植於永生的渴望——誰都會死，但只要血脈延續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後代身上活著，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後人的記憶中。 中國文化之所以那麼強調孝道，原因也在這裡：「孝」即「肖」，意味著每一代人最好精確地復刻父輩的所思所想、行為舉止，也就是說，中國人理解的「永生」與其說著重個體的「不死」，不如說是強調生生不息的「延續」，真正實現永生的其實是宗族。 正如歷史學家岸本美緒所言，根據這種信念，「作為所有的主體的『人』，與其說是個別的『人』，不如說是從祖先到子孫永遠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旨在「衝決羅網」，將個體從家族網路中解救出來，然而那不論如何，畢竟是著眼於瓦解那種束縛個人行動自由的小共同體，是一種外在於個體的外部制約力量，但並未從根本上動搖那種「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終只不過是把「大家族」變成了更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終還讓脫嵌出來的個體重新「再嵌入」組織化的單位制度中。 然而，如今「最後一代」的宣言則有了本質的不同，這意味著新一代已經出現了一種呼聲，拋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將血脈的延續視為個體活著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們將精力聚焦於個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質量。 這種社會心態的變動，最鮮明地體現在這麼一點上：95後對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關心自己死後骨灰被如何處置，拿這隨意開玩笑——當然，你可以說那僅僅是玩笑，但這玩笑竟然得到那麼多人贊成，這難道還不足以構成一種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嗎？ 網路圖片 老想著去糾正年輕人的「錯誤觀念」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從新的價值觀來看，那恰恰沒有錯——社會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範式轉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舊模式引領人們的行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歷史學者葛劍雄也曾不止一次談到少子化的問題，他考察古今中外，結論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被人嗤笑是開倒車的復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看似不可思議的建議，是因為實在沒什麼現成的出路：對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國都束手無策，而樂於多生養的，確實常是出於強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猶太教的正統派）。 對現代人來說，最重要的目標已經不是種群的生物繁衍這種低等的本能慾望，而是「自我實現」，那是他們在放棄了「永生」的願望之後，在現世的終極追求，一種更高級的自我繁殖慾望。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這一意義上對創造的超越。 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愛的知識》中極好地道出了這種內在超越： 荷馬筆下的英雄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創造一個關於卓越、英勇事迹或者作品的不朽記錄。荷馬筆下英雄想像的合理目標並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對永久流傳的卓越事迹、作品的創造。通過這些，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變成了以後的樣子。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指出，這種類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徵，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說，在這種信念下，人類尋求生存下去的衝動，是「在世界上留下他們自己的某些表達，他們特性的某種延續」，那恰是在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會永生之後，放棄了對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後，才會追求這種內在的超越。 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機，也是社會轉型的契機，恰恰表明越來越多人已經想清楚，放棄了血脈延續意義上的永生，轉而追求在人生中儘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一個良好的社會，理應當助力人們去實現這種現世的良好生活，讓人們活得有意義。 不論如何，我們現在只能往前走：給新一代（尤其女性）賦權，切實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讓養育孩子不再成為一件個體（往往是一個家庭里的最弱勢者）無償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樂。不僅如此，還應真正尊重每個個體，去除那些壓抑個體潛力發揮的不合理障礙。這並不僅僅是「多生孩子」的簡單任務，而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出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廣州地鐵允許個人投放燈箱廣告了大家聽說過吧？第一批整活兒的朋友已經玩兒嗨了：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作為基本常識博主，當然不能錯過這麼有意思的機會，我也決定去投一期地鐵廣告搞點事情，在公共場合貼幾句本該是基本常識，但因為爭議很大很少有人公開講的觀點。 比如健康領域的基本常識： 1.醫藥不分中西，只有傳統與現代的區別。 2.批准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可以放心吃！ 3.冰水什麼時候都能喝，包括例假。 又比如社會領域的基本常識： 4.愛國很好，愛具體的人更重要。 5.你每買一件商品，都是在納稅。 6.他和你觀點不同，不代表他是壞人。 還有一些不知道怎麼分類的基本常識： 7.孝敬父母不等於事事順從父母。 8.女性是性別，更是一種社會處境。 9.愛，沒有高下之分男女之別。 …… 當然，廣告，肯定是會被審核的，以上這些也不知道能不能過審，或者要修改到什麼程度才能過審。但是只要有耐心，有創意，相信最終還是能找到一種表達方式的。 我準備第一期投入2000元，盡量選一個熱鬧點的地鐵站投放，到時會提前預告，歡迎大家過去打卡～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先來看三組統計數據： 2024年有1342萬考生奔赴高考考場，比去年增加了51萬； 2024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人，比去年增加了21萬； 2024年4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約為15%，與去年相比略低但仍處在高位。 為什麼要列這三組數據，因為就業形勢是肉眼可見的嚴峻：一邊是失業率居高不下，一邊卻是畢業人數逐年攀升。 網路圖片 即便如此，這些統計數據里也「大有乾坤」。當然，就目前的學籍制來看，畢業生的統計誤差不會太大，但失業人群的統計水分可就大多了。 先來說說就業的定義。目前我國遵循的是國際勞動組織的標準，即一個人在最近的一周內，如果在「有報酬」或者「自營就業」崗位上工作了至少一小時，即為就業。 先不說失業統計中會有多少「漏網之魚」，即便認定為就業的人群中，也還有很多是收入微薄且不固定的零工，可以說與失業人群幾乎無異。 除此之外，經濟下行階段，一些單位硬挺著不裁員或者少裁員，取而代之的是降薪措施，或者3個人的活5個人干，又或者給員工放長假，只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發放月薪，即以「隱形失業」來應對外部衝擊。所以說，失業率一旦處在高位，實際的情形一定比統計數字要嚴重得多。 網路圖片 當然暫時的失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市場需求低迷導致的企業業務收縮和人員精簡。因為市場需求是企業的命脈，需求下降直接影響的是企業的生存問題。 有企業才有就業，企業生存堪憂，就業更是無從談起。 當然有的學生會說自己可以考公、可以進事業單位。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畢業能進入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工作的都是少數群體，而超過80%以上就業崗位都是民營企業提供的，尤其在中小型企業工作的人數在總體中佔比很高。 這些企業本身就是在競爭中夾縫求生，總體需求下降就意味著總體業務量減少，而業務量減少不僅意味著收入減少，還意味著市場競爭更加殘酷。一旦市場增量不足，大家就會爭相搞存量，而存量只會越搞越少，競爭也只能越來越激烈。 所謂狼多肉少，爭搶不斷，弱小的狼大多不是被餓死，而是在爭搶過程中被同類殺死的。 網路圖片 以我了解的一家小型公司為例，10年前他們公司做業務幾乎是滿地撿訂單，因為訂單不是很大，業內的競爭對手都看不上，所以公司每年的任務指標都能超額完成，老闆還計劃著擴產多招人； 然而等疫情過後，這家公司的業務量開始下滑，一方面原因是訂單總體比往年少了，另一方面是多家大中型企業與其競爭（一開始是兩三家企業爭一個單子，後來成了20家企業爭一個單子）。 面對如此內卷化的競爭，這家企業自然不是對手，業績就開始直線下滑，緊跟其後的就是大刀闊斧地裁人，不斷壓縮各項成本。可即便如此，最終還是逃不過「倒下」的命運。 我沒有找到這兩年企業倒閉的可靠數據，但從處於高位的失業率和周圍許多人的處境來看，企業倒閉的真實數據估計不會太好看。這樣一個市場大環境，對於剛畢業的學生來說，可謂非常不友好。畢業即失業，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網路圖片 企業發展好的時候，有足夠的耐心培養你，等你「脫胎換骨」；一旦遇到如今這樣的「生存期」，對不起，誰能快速為企業創造效益，幫企業活下去，企業就選誰。 反觀人才的供給側，尤其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有多少能達到這個標準。達不到這個標準他們就要被篩下去，高不成低不就，於是乎社會上就會出現一大批「脫不下長衫的孔乙己」。 當下，企業迫切需要的是實踐經驗和實操能力，而這恰恰是剛畢業大學生所匱乏的。當然，這其中也折射出了很多教育問題，比如學校教育與企業用人需求的脫軌問題就比較突出。 怎麼辦？我勸大學畢業生趕緊放下本就不存在的「長衫」，快速加入「鐵人三項」的隊伍中去：送外賣、送快遞、跑網約車；如果還不行就考慮一下「吉祥三保」：保安、保姆、保潔。最起碼能讓自己活下去，不給父母添負擔。 4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讓很多問題看起來都不是問題，但問題終究不會消失，只不過留給了我們的孩子。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人造孽，後人遭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菏東詩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