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2020年总统大选首次辩论是在9月（投票前两个月）进行，拜登、川普日前已相继允诺将参加CNN于6月27日举办的辩论会。“时程提前”的首场辩论，拜登和川普甚至都还没有获得各自政党正式提名，那么，其中急迫性，或许就在当下选情确实相当胶著，彼此都想尽快借由“未经过滤（直播、没有剪辑）的表现”，以图能够拉开差距。 2020年大选辩论，曾被形容为是“几十年来最不重要的辩论之一”。原因在于，首先它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两个月，绝大多数选民基本上都已有定见，这便直接限缩了辩论本身影响选情的空间。其次，一些仍抱持观望态度的选民（约莫10%未表态选民），尽管的确会想借由观看候选人正面交锋，去找到促使自己愿意投票的正面理由，但当年那场辩论简直惨不忍睹，大多数人只看到两个上了年纪的政客“在吵架”，包括当拜登说话时，川普频频插嘴高达73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的统计），拜登则骂川普是小丑，忍不住被激怒，再又怒斥川普 “你能闭嘴吗？老兄（Will you shut up, man?）。”总之，当年那场有失风范的总统级辩论，确实让不少人看了瞠目结舌。结果，双方一阵唇枪舌战，既不能帮助尚未做决定的选民做出决定，也没有导致那些已经做出决定的选民更换候选人，一场辩论便在佛喧嚣的选举花边新闻中作结。 不过，即将而来的2024大选首场辩论，却有共和党民调专家伦茨（Frank Luntz ）认为，那将是“自甘迺迪与尼克森以来最重要的辩论”。他的判断可从几个角度解释。第一，时间点上，距离投票日还有将近四个多月，比起2020年迟至9月的首场辩论，自然有更多的时间让辩论内容在选战期间发酵，原本辩论这一“短期事件”，遂有机会在成堆的选战议题中被独立出来看待，以此提高了帮助选民做决定的影响性。这样的时间点也反证了无论拜登还是川普，都希望在选民观感上为自己增添柴火，好为两人“卷麻花”的民调拉出一波明确的趋势走向。两人先后应允参加CNN所办的辩论，可见各自的焦虑感应是“旗鼓相当”。 其次，在政治两极化、选战激化双重刺激下，选民定见不只愈难因为辩论会而转向，所谓“花时间去找候选人优点”的成分也愈来愈低，取而代之，到头来许多人并不是真正在观看辩论，而是在“可信度已然很低的政客身上”，去决定谁更讨人厌、更不值得相信。因此可以想见，6月27日CNN总统辩论会，会一并被凸显的，将是一场关于候选人从人格到健康的扩大检视，而这也是川普和拜登之所以被讨厌或不被信任的两大重要因素。 从最近拜登和川普各自投注的广告，以及支持者间的攻击式宣传，其实已可嗅到届时的烟硝味。川普支持者对拜登的攻击，除了嘲讽他因外交无能导致了两场战争（乌俄、以哈），并凸显拜登在黑人、拉美、年轻族裔选票上的损失外，最主要的攻势，当然就是锁定拜登的老态。一段拜登参加白宫“黑人历史”纪念会，身旁与会者，包括副总统哈里斯等无不随著音乐载歌载舞，却唯独他一人肢体宛如“冻结”一般，笑容僵硬，举止迟缓，如此画面几乎不必任何剪辑、加工或注解，就足以是一支严重打击拜登的文宣。 另方面，拜登支持者则积极在为选民回溯记忆，包括那个口不择言、视国家行事规则于无物，甚至曾煽动推翻2020大选结果的那个川普又回来了，而现实上，相对川普背负的种种刑事案件，他那根深蒂固“右翼暴力”和种族主义形象，始终才是他总统路上的最大枷锁。 如果说拜登明显的老态，确实让为数不少选民很难把“美国总统”重任交到他手上，同样的，川普极端倾向、不稳定，以及痴迷于政治报复的特性，也是另一票人很难将国家权柄托付于他的关键。这就是本次美国大选持续胶著的道理之一，也是他们双方欲强化对手负面形貌，而选择“提早辩论”的动力。 就像伦茨在媒体上所称，经由这场辩论，“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看看拜登是否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软弱。也有机会看看川普是否像拜登所说的那样精神错乱”。确实，如今大多数还会观看辩论的观众，并不是想让自己经由辩论被说服，而纯粹是“想看看一位候选人如何主导、批判或让另一位候选人难堪。” 文章来源：上报
大家好，我是老丁。 对于林毅夫教授这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个理论叫“薛丁格的猫”，那在（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则有一个“林毅夫的五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根据媒体的报导，林教授曾在不只一个时间点，预言中国会在“五年后”进入、跻身高收入国家。然而，伴随著五年复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也不断在跳票、逾期。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相约五年”的预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将进入”等留有馀地的字眼。您就说，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种“严谨”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将还会再见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还曾几十年如一日地掷出豪言，中国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老丁今天既不准备论证这个“五年”，也不想深究这个“2030年”，要说近期不少网民最关注的，还属林教授的“光刻机（台湾称曝光机）三年之约”。 网络图片 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当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5月29日，观察者网、《环球时报》、财联社等国内媒体，不约而同都报导了这么一则消息： “在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执行官担心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中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国际上便宜，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 资料显示，光刻机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将电路图案转移到矽片上的设备，相当于晶片制造的“印表机”，决定著晶片的工艺水准和性能，是晶片制造中的关键核心设备，也是半导体产业核心中的核心。《证券日报》2023年7月的一篇报导指出，彼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有超过45万个零件，零件数量是一辆F1赛车的20倍以上，制造难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机市场几乎被荷兰的阿斯麦（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垄断，其中ASML更是独占高端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市场份额。随著这些国家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获取高端光刻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也因此，从三年前的那个5月29日起，不少网民就翘首盼望林教授许下的这个“三年之约”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后的3年里实现光刻机的国产化，那对于中国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可说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诗级的意义啊！ 这期间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听龙吟”“2023年底不量产提头来见”等，更是给予了外界对于林教授兑现预言的信心，以及无限憧憬与想像的空间。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机国产化的脚步真的近了吗？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经过去。只不过，大家迎来的却不是“中国已自己掌握这个技术”“ASML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这些振奋人心的大消息，而是众多大V与网民的追问：“三年过去了，我们的光刻机呢？” 有人斥责这些追问的大V与线民不懂得“审题”——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执行官的话。对于这一点，头条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题为《深度调查：林毅夫“光刻机三年之约”是谣言吗？》的文章，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读罢或许您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还有人说，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说的是“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换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会退出，所以林教授说得也没啥毛病呀。您瞧，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说的那份“严谨”对上了吗？ 说到林教授的这个“光刻机三年之约”，或许您还会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国中科院院士黄维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在去年9月29日这个“十年之约”到站的时候，不少人也在追问黄院士：说好的“成为常态”、“家常便饭”，都去哪儿了呢？ 是啊，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可能在风中飘荡了。 文章来源：上报
近年台海局势逐渐紧张，中共文攻武吓，意在对台湾制造兵凶战危的负面形势，特别是大打所谓认知战，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理应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认知作战。 当然，与中共的认知战释放虚假资讯不同，反认知战用的是真实资讯，瞄准其怕民众知道的自身痛点和丑闻，也可称为真相。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 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 中共号称百年老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三年。在红朝衰败气息中，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党的所谓“初心”脉息，以期对党员洗脑。 习近平对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异常重视，2017年十九大成功连任后，他就带著新一届班子专程到上海的“一大”会址“朝拜”。但当局在宣传“一大”旧址时，不敢面对中共的创始人纷纷弃党而去的事实。 据现在的公开资讯，说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即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8号）。这两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汉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开，仍有争议。因为中共是境外势力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私生子，创党会议也是偷偷摸摸地开，随时有危险，于慌乱过后，参会的人后来谁也记不清楚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日期。 现在官方说的中共建党日是1921年7月1日，这个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后来随意定的。 参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参加。 参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马林。 数十年后，这些中共的创始人结局令人惊叹：或早死、或被敌人枪决，过半（7人）脱党、叛党、被开除或成为汉奸，最终在经历惨烈内斗后残留下的仅2人。 其中，负责筹备“一大”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他于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枪决，时年37岁。 李达和李汉俊筹备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共，后来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网络图片 但中共又不认帐。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称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是叛徒。李达隔月在被批斗中病死，年76岁。 刘仁静1929年被中共开除，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被公交车撞倒，送院不治，年85岁。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岁。 陈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战后他成为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周佛海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市老虎桥监狱，年50岁。 张国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他曾领导红四军，权倾一时，但后来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落败。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退党声明。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文，痛斥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张国焘说，“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现在看来，他是一个超级预言家。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张国焘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时年82岁。 王尽美1926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被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枪决，年仅30岁。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年59岁。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年47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在内斗中成为党的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董于1975年4月2日去世。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个外国人下场悲惨，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间谍罪枪决，马林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当年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是专程到中国来指导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 网络图片 首任总书记被开除出党后表白反独裁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时他没参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1927年辞职。因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话也值得当今想“统一”的台湾人深思。 并没有参加过“一大”的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拘捕，在被处死前在狱中写下了《多馀的话》，坦言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说：“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始终带著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后，那些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打江山的将帅们也被毛整的很惨。特别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折磨死后，名单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座机坠机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中共在末路中却要打台湾？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后元老们纷纷被打倒的事实，早已预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别是中共创始人纷纷与其党决裂，这是中共骨子里最大的痛点之一，其教科书中不能宣明这一点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这些情况都呼应了中共创始人背离党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现在入党仅靠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忠诚。而许多早已不愿和中共捆绑的人士，因公开退党会受到党的惩罚，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网站声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国内经济困境下仍内斗不停的中共专制集团，近年维稳动作频频，是因为随时会走向翻船的结局。但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共的当权者一直宣称要“统一台湾”，借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兼且转移危机焦点，如此而已。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民众被长期洗脑以及强硬维稳，不敢或无法看清中共的痛点，自由接收资讯的台湾和海外的人士应是能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对中共高层抱幻想，因为连他们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后，台湾官方或民间团体，有条件的话，在适当时机，也可以学学韩国反击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对朝鲜空飘智能气球放录音骂金正恩的做法，对大陆空飘智能气球。除能深入大陆散发传单外，也可以用电子喇叭播放中共种种丑闻和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反认知战战术。 文章来源：上报
这两天都在说17岁中专女生姜萍闯进全球数学竞赛12强，早上我凑热闹发了一条朋友圈：都在说这个女孩子“偏科”，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偏科”才是正常的，“不偏科”反而不正常？然后随便说了两句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朋友们都很感兴趣，所以写篇短文展开说说。 我去年9月带两个娃到多伦多读书，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加拿大的中学教育体系，那就是：“偏科”。注意，下面我说的全是常识中的常识，因为不要说跟专家比，就算跟陪读家长比，我恐怕都是最不用心最不求甚解的那种。 第一个常识就是：加拿大安省9-12年级的必修课分别是：8门、7门、2门（语言和数学）和1门（语言）。也就是说，高中最后两年，绝大多数孩子已经“偏科”得不像样子了——而这是刻意培养的结果。 网络图片 贴个图帮助理解。 所以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整个高中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让孩子学会“偏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教育理念的区别，这种教育体系想说的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以到了11年级/12年级，绝大多数孩子上的课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这边也没有班级，只有同一门课程的同学。 所以有很多选择，而选择就是自由，同时自由也就意味着责任，很烦人的。 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1、去年刚来的时候，我家老大上10年级。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级其实还好，自选课程只有3门，随便选。第一学期我们想选数学和科学，但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晚，都没了，选不上。我当时就有点崩溃，这么重要的科目，居然选不上。 后来才想明白，既然有选择，那么选不上就是必然的后果：国内都是那些科目，学校很容易安排，但这边要给学生选择，那必然存在有些科目选满了，有些科目不足的情况。好在可以第二学期再学，也就罢了（对，一学期8门，每学期只需要学习4门，即便是数学这样的“主科”，也只需要学一个学期）。 2、老大下学期要上11年级了，看上图就知道，只剩下2门必修，其他都要自选，这可真是愁死人了。最发愁的就是：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准备走什么方向？因为这是选课的前提，不搞清楚这几个问题，选课根本无从谈起，只能瞎选，拿人生开玩笑。 扯远一点，这几个问题，拿来问马上要报高考志愿的中国学生，有几个能回答出来？从我身边的观察看，绝大多数高考生是完全懵逼，一问三不知的。而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父子俩搞得很头疼，犯了不少低级错误，还改了两三次，总算勉强定下来了。 大家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图表，或许就能明白了我为什么说这边的中学教育就是培养“偏科”了。因为人要认识自己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需要漫长的四年的时间来探索和试错：一开始让你什么都尝试一下，在你认识自己和世界之后，尝试做出自己的选择（会有专门的职业规划课程帮助学生）。 这才是别人教育体系的精髓所在。很多人觉得让孩子留学是为了逃避“内卷”，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是，而是为了自由的发展空间。孔子说因材施教，此之谓也。 说了这么一大堆，再回到姜萍。很多人说姜萍的案例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对的，在中国。但在加拿大，当然可以复制。 正如前述，她到了11年级12年级，就可以只修数学和语言——说明一下，数学大类下面还有不同细分的科目，她可以都选了，其他都可以不学。 再说一个，她还可以参加滑铁卢大学组织的数学竞赛。这里解释一下，滑大有加拿大最好的数学专业，他们瞧不起加拿大高中的数学水平，所以自己搞了一个数学竞赛。我家老二上7年级，老师就推荐他参赛了（中学阶段，中国学生普遍比外国人数学成绩好，因为课程难度不一样）。具体到姜萍，每年数学竞赛都拿第一名，拿个全额奖学金，读最好的数学专业，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复制？因为人家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制，当然，不仅仅是复制数学专长，其他亦然。 最后再说一句，难道我们“不偏科”吗？实际上偏死了，只偏学习成绩——所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都偏成啥样了？ 前面说到11年级选课，一开始我家老大8门课选了两门吉他，两个学期都有——对，不仅可以选修音乐，还有单独的吉他，也算学分。他上学期参加了学校篮球队，经常下午有比赛，如果要去外校，提前出发，都不上课了。 老二的同学，现在已经有至少两位提前回国了——还有半个月才放假好不好？为什么？因为7年级学习不重要，玩更重要。我开玩笑说：你们适应能力很强啊，这么快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但国外也不是不卷，等到了11年级12年级，压力就会非常大了，到了大学更卷得不行，我听说不少学生要学到半夜两三点，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毕不了业。我觉得这是对的，在孩子心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让他玩，等他成熟了，再玩命折腾他，这符合人类发育的阶段。 扯远了，不说了，回头有机会再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
明眼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就没那么容易搞清楚了。 当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点：人少了，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消费者都随之变少，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城市还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但大量村庄将逐步衰败乃至消失；少子化还会导致抚养比失衡，年轻一代需要供养大量老人；与此同时，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会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这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 确实，低生育率危机有点像气候变化：虽然它最终会影响到每个人，但其后果是温水煮青蛙式逐步显现的，责任也极为分散，以至于很少人会有什么紧迫感去做点什么。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宏大的变动更是遥远，毕竟单单是自己活好就已经够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生活好歹简单多了，怎么都行，“不婚不育”至少会让减轻你不少负担——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论如何独立、叛逆，默认的还是“婚总是要结的，结了婚，孩子总是要生的”，然而现在，一旦你下定决心不婚不育（这也是年轻人为数不多能自主决定的事），实际上谁都拿你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社会应对这一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的主要方式，一是惩罚，二是恐吓。 人口学家们试图解决低生育率的建议（征收单身税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长则多采用后者，渲染孤独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样，对一些人来说，那也不如草率结合带来的痛苦婚姻、婚后带娃的劳苦来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见得更苦。 网络图片 家长原先的说教失效，这远不是“年轻人没有责任心、不能吃苦”这么简单，而是时代精神变迁的征兆，是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决裂。 因为儒家社会的生殖崇拜，从根本上说其实根植于永生的渴望——谁都会死，但只要血脉延续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后代身上活着，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后人的记忆中。 中国文化之所以那么强调孝道，原因也在这里：“孝”即“肖”，意味着每一代人最好精确地复刻父辈的所思所想、行为举止，也就是说，中国人理解的“永生”与其说着重个体的“不死”，不如说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延续”，真正实现永生的其实是宗族。 正如历史学家岸本美绪所言，根据这种信念，“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旨在“冲决罗网”，将个体从家族网络中解救出来，然而那不论如何，毕竟是着眼于瓦解那种束缚个人行动自由的小共同体，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外部制约力量，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那种“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终只不过是把“大家族”变成了更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终还让脱嵌出来的个体重新“再嵌入”组织化的单位制度中。 然而，如今“最后一代”的宣言则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意味着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一种呼声，抛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血脉的延续视为个体活着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们将精力聚焦于个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质量。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这么一点上：95后对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关心自己死后骨灰被如何处置，拿这随意开玩笑——当然，你可以说那仅仅是玩笑，但这玩笑竟然得到那么多人赞成，这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吗？ 网络图片 老想着去纠正年轻人的“错误观念”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从新的价值观来看，那恰恰没有错——社会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旧模式引领人们的行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历史学者葛剑雄也曾不止一次谈到少子化的问题，他考察古今中外，结论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被人嗤笑是开倒车的复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建议，是因为实在没什么现成的出路：对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国都束手无策，而乐于多生养的，确实常是出于强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犹太教的正统派）。 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已经不是种群的生物繁衍这种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实现”，那是他们在放弃了“永生”的愿望之后，在现世的终极追求，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这一意义上对创造的超越。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极好地道出了这种内在超越： 荷马笔下的英雄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创造一个关于卓越、英勇事迹或者作品的不朽记录。荷马笔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标并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对永久流传的卓越事迹、作品的创造。通过这些，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变成了以后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指出，这种类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种信念下，人类寻求生存下去的冲动，是“在世界上留下他们自己的某些表达，他们特性的某种延续”，那恰是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之后，放弃了对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后，才会追求这种内在的超越。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机，也是社会转型的契机，恰恰表明越来越多人已经想清楚，放弃了血脉延续意义上的永生，转而追求在人生中尽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一个良好的社会，理应当助力人们去实现这种现世的良好生活，让人们活得有意义。 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给新一代（尤其女性）赋权，切实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让养育孩子不再成为一件个体（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最弱势者）无偿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乐。不仅如此，还应真正尊重每个个体，去除那些压抑个体潜力发挥的不合理障碍。这并不仅仅是“多生孩子”的简单任务，而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广州地铁允许个人投放灯箱广告了大家听说过吧？第一批整活儿的朋友已经玩儿嗨了：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作为基本常识博主，当然不能错过这么有意思的机会，我也决定去投一期地铁广告搞点事情，在公共场合贴几句本该是基本常识，但因为争议很大很少有人公开讲的观点。 比如健康领域的基本常识： 1.医药不分中西，只有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2.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可以放心吃！ 3.冰水什么时候都能喝，包括例假。 又比如社会领域的基本常识： 4.爱国很好，爱具体的人更重要。 5.你每买一件商品，都是在纳税。 6.他和你观点不同，不代表他是坏人。 还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基本常识： 7.孝敬父母不等于事事顺从父母。 8.女性是性别，更是一种社会处境。 9.爱，没有高下之分男女之别。 …… 当然，广告，肯定是会被审核的，以上这些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审，或者要修改到什么程度才能过审。但是只要有耐心，有创意，相信最终还是能找到一种表达方式的。 我准备第一期投入2000元，尽量选一个热闹点的地铁站投放，到时会提前预告，欢迎大家过去打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先来看三组统计数据： 2024年有1342万考生奔赴高考考场，比去年增加了51万； 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比去年增加了21万； 2024年4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约为15%，与去年相比略低但仍处在高位。 为什么要列这三组数据，因为就业形势是肉眼可见的严峻：一边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边却是毕业人数逐年攀升。 网络图片 即便如此，这些统计数据里也“大有乾坤”。当然，就目前的学籍制来看，毕业生的统计误差不会太大，但失业人群的统计水分可就大多了。 先来说说就业的定义。目前我国遵循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即一个人在最近的一周内，如果在“有报酬”或者“自营就业”岗位上工作了至少一小时，即为就业。 先不说失业统计中会有多少“漏网之鱼”，即便认定为就业的人群中，也还有很多是收入微薄且不固定的零工，可以说与失业人群几乎无异。 除此之外，经济下行阶段，一些单位硬挺着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取而代之的是降薪措施，或者3个人的活5个人干，又或者给员工放长假，只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月薪，即以“隐形失业”来应对外部冲击。所以说，失业率一旦处在高位，实际的情形一定比统计数字要严重得多。 网络图片 当然暂时的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市场需求低迷导致的企业业务收缩和人员精简。因为市场需求是企业的命脉，需求下降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生存问题。 有企业才有就业，企业生存堪忧，就业更是无从谈起。 当然有的学生会说自己可以考公、可以进事业单位。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毕业能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的都是少数群体，而超过80%以上就业岗位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尤其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人数在总体中占比很高。 这些企业本身就是在竞争中夹缝求生，总体需求下降就意味着总体业务量减少，而业务量减少不仅意味着收入减少，还意味着市场竞争更加残酷。一旦市场增量不足，大家就会争相搞存量，而存量只会越搞越少，竞争也只能越来越激烈。 所谓狼多肉少，争抢不断，弱小的狼大多不是被饿死，而是在争抢过程中被同类杀死的。 网络图片 以我了解的一家小型公司为例，10年前他们公司做业务几乎是满地捡订单，因为订单不是很大，业内的竞争对手都看不上，所以公司每年的任务指标都能超额完成，老板还计划着扩产多招人； 然而等疫情过后，这家公司的业务量开始下滑，一方面原因是订单总体比往年少了，另一方面是多家大中型企业与其竞争（一开始是两三家企业争一个单子，后来成了20家企业争一个单子）。 面对如此内卷化的竞争，这家企业自然不是对手，业绩就开始直线下滑，紧跟其后的就是大刀阔斧地裁人，不断压缩各项成本。可即便如此，最终还是逃不过“倒下”的命运。 我没有找到这两年企业倒闭的可靠数据，但从处于高位的失业率和周围许多人的处境来看，企业倒闭的真实数据估计不会太好看。这样一个市场大环境，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可谓非常不友好。毕业即失业，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网络图片 企业发展好的时候，有足够的耐心培养你，等你“脱胎换骨”；一旦遇到如今这样的“生存期”，对不起，谁能快速为企业创造效益，帮企业活下去，企业就选谁。 反观人才的供给侧，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就要被筛下去，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乎社会上就会出现一大批“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当下，企业迫切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和实操能力，而这恰恰是刚毕业大学生所匮乏的。当然，这其中也折射出了很多教育问题，比如学校教育与企业用人需求的脱轨问题就比较突出。 怎么办？我劝大学毕业生赶紧放下本就不存在的“长衫”，快速加入“铁人三项”的队伍中去：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如果还不行就考虑一下“吉祥三保”：保安、保姆、保洁。最起码能让自己活下去，不给父母添负担。 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很多问题看起来都不是问题，但问题终究不会消失，只不过留给了我们的孩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菏东诗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