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上台後，許多評論指出中國從中共「黨天下」成了「習天下」。究竟當今中國是「習天下」還是「黨天下」？自1980年以來，同樣的中共體制卻出了多位風格迥異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被公認在關鍵時刻站在人民一邊，但是後來都遭到清算。江澤民、胡錦濤雖有抱負，但都無法進行關鍵的改革。 在中共建黨103周年之際，通過對中共近年來五位總書記的分析，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本質是一個極壞的黨，因此胡趙這樣的領導人僅是鳳毛麟角，而習近平得以完全攬權。蔡霞教授認為未來中國人民的生存、共產黨的生存和習一小伙人維持權力之間將有生死博弈。 「黨的習近平」還是「習近平的黨」？ 習近平登台之前，時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經預測，「由於未來的領袖習近平和李克強沒什麼政績，還面臨不斷加劇的黨內競爭，他們很可能比前輩更弱勢，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集體領導。」 今天應該沒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認為當今的中共是集體領導。但關於中共政治的一個新謎團出現了：中共和習近平究竟是什麼關係？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認為，今天「的確有個獨裁者統治著當代中國，但那是習近平為之服務的中共，而不是他個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遭到這個政黨的劫持。」為什麼是黨劫持了習近平？他指出，習仲勛教育習近平，無論黨如何對待你，也要對黨保持信仰，而且，習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黨天下」的習近平，而二十大之後，則變成了「習天下」的共產黨。她進一步指出，中共實質上已經不復存在，中國是被習近平一小伙人繼續以中共的名義控制著。 「黨天下」養大習近平 「當時，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這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錦濤時期的政績，而胡錦濤當時帶病參加二十大為習近平站台，就坐在會議主席台上。此前，解放軍上將王寧曾經說習近平「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自由亞洲專欄作者、中共研究專家高新指出，一些國內政治異見人士當時認為因為中共政權合法性資源流失嚴重，安排習近平這樣有特殊政治資源的太子黨成員當接班人，是基於救黨圖存的考量。 「我個人的看法完全不是這樣」，蔡霞教授說。她解釋說，中共高層相信江山必須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紅二代的手裡，將來才不會挖祖墳。這就是中共80年代選接班人梯隊的來歷，習近平也就是在此時被挑出來成為共產黨培養的對象。 六四後，黨內再定甄選「三標準」 在中共裡面可以稱作「自己的孩子的」並不只習近平；最後誰成為接班人，這是需要競爭的，除了外界熟知的習近平與薄熙來的競爭外，還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和前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等人。但最後為何習近平勝出？ 《晚年周恩來》一書作者高文謙認為習仲勛扮演了關鍵角色。他生前在黨內口碑好，為人正派開明，支持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在中共批鬥胡耀邦的黨內政治生活會上，習仲勛是唯一一位敢於站出來指責如此作法違犯黨的組織紀律原則的人。 蔡霞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在六四事件之後 中共對紅二代接班人梯隊又進行了一次篩選。她相信當時傳出的所謂「三條」是真的。一，要選自己的孩子，二，必須是紅二代廳局級，三，「開槍派」，即支持六四鎮壓。而時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勛去天安門廣場和305醫院慰問解放軍，這個「投名狀」事件對習上位「其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紅二代裡面很優秀的陳小魯這樣的就是因為不符合第三條而被淘汰。 二十大兩件事讓「黨天下」變成「習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說，習近平2012年上位之後，黨內還有多樣化的聲音。在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和修改中共黨內監督條例的時候，習家軍在會議議程外突然提出樹立「習核心」話題，當時就有中央委員站出來說現在強調集體領導，胡錦濤就也已經不是核心，為何現在還要提核心？隨後的2018年修憲和2021年討論中共第三個歷史問題決議時，中共黨內仍然還是有分歧。這些事實說明，當時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發言。 蔡霞教授認為，「黨天下」變成「習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兩個事件。第一是習近平下令當眾把胡錦濤強行架出會場，當時會場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員們「連動都不敢動，連眼珠都不敢轉一下」。其次是在媒體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習近平過去的秘書和現在的秘書。蔡霞說：「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說共產黨已經不存在了」。如果說還有黨這個名字，其實只是頂著這個黨的名字的9000萬人這麼一個政治人群被習近平這個整個黑幫一夥給綁架了。」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徹底告別了改革開放，『兩個確立』意味著習與鄧、江、胡時代完成了切割，習天下呼嘯而至。」 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學者4月在紐約舉行了一場「紀念胡趙和八九民運35周年國際研討會」。同樣是中共總書記，同樣是共產黨體制，為什麼習近平遭到批評，而胡耀邦、趙紫陽卻受到紀念？ 中國作家戴晴認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產黨的錯誤，「他算是共產黨的好書記，」她說。在胡趙基金會會長張艾枚看來，趙紫陽則認為中國一黨專制沒有出路，他（趙紫陽）曾經說，除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國的民主政治還能往哪轉。 蔡霞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在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中共總書記身上存在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他們是共產黨的總書記還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裡面有好人，共產黨是個極壞的黨 關於共產黨裡面有「好人」問題是一個長期爭議的話題。原影響力中國網總編輯蘇小玲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共產黨不是傳說中的『洪洞縣』，裡面沒多少好人。這自然也不合事實。」中國政論家胡平曾經撰文討論「為什麼最壞者當政」這一困惑性問題。 蔡霞教授認為，胡趙走到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並且實屬鳳毛麟角。她認為這兩人是中共裡面」公認的好人「，在關鍵時刻選擇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著指出，雖然共產黨里有好人，「但是共產黨本身是一個不好的黨，極壞的黨。」而且，中共本質決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樣可以隨時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職務。 蔡霞比較了在胡趙之後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她說一位是老共產黨的遺孤，另一位是黨培養下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苗子，這兩位中共總書記雖有抱負，但一個不敢踢出臨門一腳，一個被破迫喊出「不折騰」，這是因為他們害怕出了共產黨給他們划出的「邊界」。 習近平與共產黨的生存之爭 既然習近平將「黨天下」變成了「習天下」，這個黨和習近平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曾提出一個看法。他說，在當今中國，黨仍然是關鍵，習近平只是一個合適的領導人。 如果習近平的政策製造社會動蕩，他本人就變成問題所在，進而遭到反對和處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無情的實體，它無情（統治）的時間比習近平要長久得多。 蔡霞教授與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認為中共與習近平之間儘管存在矛盾，但當今中國實際是中國人的生存、黨的存在與習一小伙人保持權力大位之間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對《縱深視角》解釋說，三年清零，習近平一小伙不顧人民死活，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白紙運動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機時刻的反抗，它最終迫使習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黨內，時任總理李克強設法儘可能的發出他的聲音，想把經濟逐漸恢復起來。 中國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曾經說，「北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他希望「中國領導人仍可以改變路線，回歸幾十年前兩國關係開始時的改革開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認為中國人民已經不會再相信共產黨，因為他們看到了即使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隨意剝奪人民手中的權力。她接著說：「我覺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會推動整個這個國家政治上的鬆動，逐漸的通過動蕩一段時間以後走向民主憲政。」
2019年，復旦大學學者張維為在電視節目中提到，「美國4000萬人貧困，1850萬極度貧困」 。美國四千多萬貧困線以下的居民。那可是快到美國六分之一人口了。 張維為說謊了嗎？沒有。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美國貧困人口比例為10.5%，大約3400多萬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美國的貧困人口新增。2020年，美國的實際貧困人口應該大約4200萬人上下。 所以張維為說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很多東西，包括扶貧的經驗。 張維為說的對嗎？很遺憾，他引用的數據對，但結論是完全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原因是張大教授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偷換了貧困線的定義標準。貧困線的定義，美國、中國目前差異巨大。 中國的貧困標準是什麼呢？根據2020年3月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的話，中國的脫貧標準包含「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一收入「指的是國家的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價等指數，大約4000元左右；「兩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經做到；「三保障」指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實際上比世界銀行的「極度貧困」線還低一些。 那麼，美國的貧困標準是什麼呢？2020年的美國貧困線標準為人均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大概相當於當年的84000多元人民幣。如果不是單身漢，而是有小孩的家庭，那麼該人均標準遞增，4口之家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低於26200美元，大概相當於17萬元人民幣，這個是多數地區，美國個別地區標準比這個更高。而美國「極度貧困」人口指的是年收入水平低於上述貧困線標準50%的人，也就是人均收入低於8.5萬為美國極度貧困標準。中國年收入在17萬的人，除了大城市，已經是絕對的高收入了。 當然，不看物價，只看收入肯定是不行，歸根到底還得看購買力。 貧困人口最主要支出是基本水平的衣食支出。僅食物來看，美國超市的肉蛋奶均比北京超市中的相應產品便宜。青菜因為需要人工種植打理，比中國貴個大約2倍。服裝方面，去沃爾瑪十美元買件T恤，和國內小縣城六七十塊錢人民幣買個T恤差不多。如果你開車去特價超市奧特萊斯，更便宜。所以實際上最基本的開支，美國與中國是差不多的，或者至少沒有比中國貴過少。所以，在中國罵美國、自己在美國買別墅、女兒嫁美國佬的陳平教授說的「中國收入2000人民幣比美國收入3000美元還好」，完全是胡說八道，騙騙國內不了解情況的老百姓可以。 美國聯邦政府針對貧困人口提供多種社會福利，主要集中在醫保、食品、住房、子女養育上。 【1】美國沒有政府推動的統一福利醫療體系，大部分美國人的醫療保險都是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因此，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為貧困人口提供醫療保險。 【2】食品券，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家庭，每個月可以按照標準領取到金額不等的食品券。 【3】政府有多項資助窮人住房的項目，例如房租補貼、提供低息住房貸款等。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美國聯邦政府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具體負責低收入租房補貼運作。根據該部定義，所謂低收入者指收入低於當地家庭中間收入30%的人。 【4】貧困線下家庭的孩子在公立中小學可以享受免費午餐。美國義務教育為13年：幼兒園一年，小學到高中畢業12年， 公立學校免費。無論買房還是租房，根據學區就近入學。 【5】美國農業部婦嬰幼兒保健計劃專門資助窮人家庭的孕婦、產婦、哺乳期母嬰給。且該項目不限於美國公民，只要居住在美國都可以享受。 所以，美國的貧困，內涵與中國的貧困完全不同。所以，國內不少每月一萬多人民幣退休金的老油條，要跑到美國去當「貧困人口」，原因你終於明白了。這些老油條無利是絕不會起早的。 中國經濟的總體量很大，但人均卻很低；中國人口多，即使有錢人比例很低，有錢人絕對數也不小。振興中華，復興民族，實現「中華之崛起」，還有很長路要走，現在天天忽悠中國如何富裕，如何強大的那種人，大部分都是做愛國生意的，陳平的把戲已經被拆穿，在中國已經沒有市場，而張維為有意無意地混淆中美貧困線的根本不同，客觀上誤導國內很多人的認識，由於背靠名牌大學，仍然還有國有企業給他一次講座十多萬的出場費。 「農民工的盒飯比美國中產家庭吃的好」，「一小時，擊沉美軍所有航空母艦」，「清場式遙遙領先」，「西方現代化的」0到1」幾乎都是來自中國」，以上種種雷人言論，出自張維為之口。張維為真的不懂嗎？明眼人一看便知，非也。他只不過是在迎合某個群體的需要，本質上是低級紅，甚至是高級黑。 有人在微信搜索，發現司馬南、金燦榮的微信公眾號都同屬於一家公司——北京中易網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企查查之類的網站可以查到，北京中易網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是饒謹，持股超過95%。金燦榮的另一個公眾號「政委燦榮」，運營主體是南京聆思科技有限公司，這個公司饒謹同樣持股超過95%。陳平、張維為的微信公眾號同屬於一家公司—— 上海觀察者網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也是觀察者網的運營主體。如果沒有巨額利潤，這些人只需要自己註冊一個自媒體號表達觀點即可，何必要與商業公司掛上鉤呢？張維為在國企一次演講十多萬，這些人賺了多少錢？只有稅務局才知道。一年沒有幾千萬，也是幾百萬起步吧。 2008年4月，饒謹作為嘉賓參加央視二台《對話》訪談節目，現場觀眾有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一共發了三次言。根據視頻，老教授的第一次發言是：」一個大國，想要搞好，歸根究底就四個字：實事求是。「老教授的第三次發言是：「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不要讓外國人光看高樓大廈，還得讓他看建造高樓大廈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真苦。你要給外國人講中國的毛病，而且講得比他還要強，他就服你，這才證明中國真強大了，我們有自信。」 張教授如果真的有家國情懷，就應該在除了談成績之外，也應該適當講講問題和改進之道，號主以為至少應該七三開吧，也就是你談7點成績，也應該談3個不足吧。但張教授只說好，不提不足。所以，只說美國不好的方面，不看美國做得好的方面，和只說中國好的方面，不說需要改進的方面，本質上都是在割韭菜，做愛國生意而已。張教授及其同道中人，顯然深諳此道。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推動世界更美好
就差翻過這座橋了。 洪仕標徒步去18公里外的縣城，打電話確認了家人的安全，又折返了，回家的路更難走，不過他知道，快到家了。他52歲，身板黝黑而瘦小，襯得一茬白髮格外醒目。儘管腳踝磨得滲血，小腿給划了道10來公分長的口子，他還是毫不遲疑地上了橋，但每一步，他都匍匐踩著，稍有不慎，便會落入底下湍急的河流。 暴雨過後，洪仕標家門前的橋已看不到橋面。本文照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圖 其實橋面已看不到了，上邊盤踞著暴雨沖刷下來的枯木、斷枝，還有兩棵被連根拔起的樹，筆直地插向天空。直升機不時越過這截在廣東梅州平遠縣境內的殘橋——那天是6月18日，梅州暴雨過後的第二天，當地平遠縣、蕉嶺縣等多個縣鎮、村落的道路遭遇滑坡，乃至斷裂，成為「孤島」，直升機是「入島」救援的主要方式之一。 當直升機降落在泗水鎮文貴村，一場晝夜未停的挖掘仍在進行。謝禮傳盯著翻出的土，已是兩眼血絲。他的父親、哥哥、嫂子，連同另外7個村民，都在他家避雨時被突如其來的滑坡掩埋。一旁輪替下來休息的救援人員難掩疲憊地點了枝煙，「現在只能祈禱不要埋得太深」，他說。 據央視新聞，截至6月21日15時，廣東平遠縣強降雨災害共造成38人死亡、2人失聯。截至發稿前，據廣東省應急管理廳消息，梅州受阻交通基礎設施正逐步恢復，平遠縣泗水鎮受災路段全面恢復通行。 6月19日中午，在泗水村，鏟車正在清理道路，一些村民蹚過泥濘，準備去親戚家幫忙打掃衛生。 只聽到一句話，信號又斷了 「水還在猛漲」，6月16日，洪仕標的心始終懸著。 他回憶，當天的雨時大時小，但基本沒停過。他住在泗水鎮泗水村，為了看病冒雨趕到平遠縣縣城，中午往北邊折返時途經東石鎮，路上的積水已沒過腳面，「再遲一點，可能就過不了了。」 下午3點到家後，他驚覺流經家門口的泗水河有些反常。往常河道水位不及膝蓋，僅在河道中間淌著，現在「上漲了差不多兩米」，飄著樹枝和垃圾。兩小時後，水又高了近半米，蓋過了橋面，而雨還在下。 此前，他經歷過2015年梅州7·22特大暴雨。他記得，那時村裡梯田底部被淹了，水一米來深，這次完全看不到田，這在他過往的記憶里前所未有。 據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風指揮部消息，2015年7·22特大暴雨期間，泗水鎮24小時監測最大降雨量為223毫米；而此次受強降水雲系影響，梅州多地出現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6月16日，泗水鎮24小時降水達369.3毫米。 洪仕標回憶，16日下午3點，他就收到了村委會的轉移通知，晚上去了泗水鎮鎮政府打地鋪過夜，但像他一樣去安置點的村民屈指可數。他解釋說，生產大隊50多戶人，基本就剩留守老人、小孩，且很多都選擇去鎮上的親戚家借宿了。 那晚，他徹夜難眠，不時起身盯著雨勢。晚上八點多，安置點一下擠進十多個沿街住戶。當時街上洶湧的水流夾著車輛，不少店鋪一樓給「掏空了，連貨架商品都捲走了。」沒多久，通訊中斷，一行人看著水還在升，怕四層的房子都給衝垮了，又只能往頂樓躲。 隔天一早五點，洪仕標看到街上滿是黃泥、斷樹，有的車像積木般肆意疊著。他想去看看他的雞鴨，兩公里的路，連走帶爬近一小時。等到家，養的唯一一隻羊還在，鴨棚則剩幾根歪斜的鋼筋立著，兩百隻鴨子，被沖得只剩下四十隻左右。 但他無心去管了，只想知道家人安危。他在家排老小，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住其他鎮上，母親則在縣城養老院。為了打這通電話，他決心徒步18公里山路到縣城，不少村民勸他別去，太危險了，但他還是上路了。 洪仕標走的山路。 有的坡橫過整段小路，好幾米高，踩著也滑，他穿過時還得小心別給樹榦絆倒；有的路給水截斷了，邊上路基也掏空了，他只能翻山繞路。 這一趟走完，四個多小時，他已滿身泥濘，給碎石、杉木刺划了不少傷口。所幸，他的家人都沒有受傷，只是二姐家那一畝魚塘受了災，魚基本跑了。 也是為了確認家人安全，楊德清選擇橫跨三省回家。 他和妻子平時住梅州市區，與平遠縣湍溪村的家人失聯後，他們打了十幾個小時的電話，終於在6月17日的6點半接通，他只聽到一句「房子塌了，人沒事」，信號就又斷了。 「聽到人沒事，心就定下來了」，楊德清說，不過他還是想回去看看。 因通往縣城的358國道被沖毀，湍溪村恰好地處廣東、江西、福建三省交界處的一個河谷地帶，他和妻子從市區出發，開到江西尋烏，再轉到福建武平縣，全程兩百公里，最後一段村道，他們光腳蹚著膝蓋深的淤泥過去的。 此時，楊德清的小舅謝力開的餐館，已是一片狼藉。冰櫃裹著泥漿橫倒在門口，往上走，黃泥摻著碎屑、樹葉一直染到了二樓樓梯轉角處。「之前房子進水最多也就1米左右，這次大概有4米多吧，」楊德清說。 湍溪村，街道堆滿淤泥和被洪水衝出的雜物。 這家店謝力經營了十多年，如今全給泡了。看著盛滿泥水的鍋碗瓢盆，被浸透的灶台、食材，他眉頭一直擰著，算了下，十多萬的投入打了水漂，「什麼都沒有了」，他反覆說著。 同為湍溪村村民的謝貴和邱蓮夫婦則在洪水中失去了兩個月後即將收穫的仙草，這意味著，年內的主要收入沒了。 邱蓮哭著稱，他們一家靠種中草藥仙草為生，一般收割後賣給仙草加工廠，一年能掙上一萬。 6月19日中午，謝貴和邱蓮到田裡查看，謝貴一路沉默低頭，從濕軟的泥中拔出水鞋。邱蓮止不住掉眼淚，用客家話重複著「都無咯，無用咯」。 仙草種植戶在被滑坡壓倒的仙草田旁。 洪水毀了湍溪村幾乎全部的仙草田。 湍溪村村支書謝紅勝向澎湃新聞介紹，湍溪村是仙草重點種植地，全村共約700畝仙草田，有大約5個大型仙草加工廠，這場洪災過境，地里的和廠里的仙草大部分被沖走或泡壞，後續會統計各戶損失。 特困戶，和他遇難的鄉親 6月18日，洪仕標在姐姐家住了一晚後，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我害怕也要回來，不然我的羊和狗還有鴨子會被餓死。」 洪仕標是村裡的特困戶，一直獨居未婚。年輕時，他曾在廣東各地打工、開貨車，因為生病回老家十多年了，哥哥給他出錢翻新了老屋。他則花三萬塊積蓄蓋了間鴨舍，再種點地，平日便守著山間的一角生活。 路上，他碰到一同回村的村民，他們在縣裡開鏟車，臨時回來幫忙清理道路，他得以搭上順風車，能省力不少。坐在皮卡車廂，他瘦小的身板跟著顛來顛去。 但沒開幾公里，車停了——之前洪仕標走的小道，只是裂了三五公分，現在塌了好幾米，洞口下水流「刷刷」沖著，一行人只好棄車翻山。 洪仕標走的小道原本裂了三五公分，至6月18日，塌了好幾米。 多數時候，他們得側身貼在邊坡，踩著樹杈和灌叢走。沒一會兒，他們身上便給杉木的硬刺扎得通紅，偶有打滑，也只能忍痛抓緊這些枝條，否則底下就是十幾米深的坡底。有次其中一人踉蹌滑了幾米，好在給一個凹坑托住了。 4小時的山路，除了途經溪流時用水把鞋上的泥巴衝掉，洪仕標幾乎沒有停歇，他怕下雨了路更難走。其間，直升機不時從他頭頂飛過，聲響回蕩在曠山之間。 那天，直升機反覆降落在泗水鎮文貴村謝智鳳的家旁。 他的街坊鄰居回憶，16號晚上七點，只聽到「嘣」的一聲巨響，他家就被埋了。隔天凌晨4點，住在他家附近的親戚連走帶爬趕到泗水鎮，用政府的衛星電話給他兒子謝禮傳打了電話。謝禮傳立馬從東石鎮爬了四個半小時山路回家。 謝禮傳說，被埋在底下的，除了父親謝智鳳、大哥謝新傳，嫂子林新因，還有鄰居謝勝傳，一個56歲的孤老，以及緊挨著的、上舉鎮東部符坑村的6個村民。他推測，事發那晚，鄰村村民可能因為暴雨回不去，大哥碰巧遇到他們，就招呼他們去家裡一起吃個晚飯，「大哥很熱情，整個泗水（村）的人（他）都認識。」 18日當天，謝智鳳的女婿提及此事，無奈搖了搖頭，說家裡人有讓謝智鳳轉移，可是「他不聽話」。 已在土堆旁守了兩天一夜的謝禮傳，一言不發，因為爬山，他的襯衫岔成了兩塊碎布，但他毫不在意，只是愣愣地看著救援隊挖土。其間，他不時掏出手機，看著四百多平米老屋的舊照，這是父親一磚一瓦蓋的，有30多年了。端午節全家人還在這裡一起吃了飯。如今，房子只剩下雞鴨舍的一堵牆。 謝禮傳的老家，被滑坡掩埋後僅剩一堵牆。 哥哥謝新傳前不久剛在縣城給兒子買了套房，「他兒子當兵第八年了，在部隊很努力……」，謝禮傳還不敢把這事告訴侄子，「現在我都不知怎麼辦」，說完，他不禁哽咽了。 回家的路上，洪仕標想起了謝新傳。之前他去看病，謝新傳直接給他轉了兩千塊周轉用。他說兩人認識快八年了，謝新傳做木頭生意的，「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對人也很熱情。」 而在這場暴雨中，洪仕標還有其他鄉親不幸遇難。 途經泗水鎮上磜子，他指著一棟被泥沙灌滿的平房說，他有個50多歲的朋友四哥，這幾年回家養老，16日晚上6點從安置點回家拿被子時遇到滑坡。村委會得知後立即拿鏟子去挖，「但已經來不及了。」他從四哥親戚口中得知，四哥的遺體還沒處理，得等在國外的兒子趕回來料理後事。 在泗水鎮122鄉道與123鄉道交叉口附近，劉秋風的弟弟徘徊著。他78歲的姐姐在暴雨中失聯，她的兒女都在佛山打工，村裡通知轉移時，他專門開車去載她，「她不走，她說死都要死在那裡。」之後，姐姐那間矮小的平房已找不到人的蹤跡，敞開的房門被沖得搖搖欲墜。 泗水鎮122鄉道與123鄉道交叉口的房屋受損嚴重。 因河流穿過兩條鄉道的交叉口，緊鄰泄水口的房屋受損尤其嚴重，一樓的牆壁基本被掀開了，裡面的淤泥近一米厚。事發時，60歲的龍美蘭和12歲的孫女劉香綾躲在捲簾門內，但沒能擋住猛烈的洪水。 龍美蘭的兒子劉昌勝從沿街商戶口中得知，16日晚上七點多，隨著山洪傾瀉而來，大量樹枝一下堵住了泄水口，水開始倒灌進母親開的飯店，「鐵門都給沖穿了，兩個人就飄了出來。」失聯前，她給兒女發了最後一張照片，她站一樓桌子上，水已逼近腳面，告訴他們自己「走不掉了」。 每當經過逝去鄉親的家，洪仕標總能想點什麼，但說得很少。迎頭碰上其他村民，他們總有些驚訝，他居然又走回來了。 最終，他走到了家門口的那座橋，翻了過去，那晚他心事很多，睡得不好，19日醒來才發現，暴雨那天，他開的葯一直忘了吃。 而在橋上，那兩棵樹依舊筆直地指向天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澎湃人物
6月1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主持召開「2024年低生育老齡社會委員會會議」上正式宣布韓國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尹錫悅強調，如果不扭轉低生育老齡化趨勢，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尹錫悅表示，將在全國範圍內啟動運營應對體系，直至低生育率問題得到解決為止。 網路圖片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只有0.72，全球墊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難怪尹錫悅擔心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 但在過去，韓國曾擔心生育率過高而實行節育政策。1960年代初，韓國生育率超過5，並且韓國的人口密度相當於中國的三倍以上，於是韓國政府在1961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隨著韓國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經濟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葉，韓國出現了是否應該繼續實行人口控制的爭論。支持人口政策調整的一方認為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將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放寬人口政策不會造成人口膨脹。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則認為，考慮到韓國有限的自然資源和極高的人口密度，仍應堅持人口控制政策。否則，生育率就會回升，計劃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將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於1995年成立了由專家和高層官員組成的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進行研究，根據該委員會大量的討論、聽證和研究，韓國政府於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變，將人口政策重點從人口數量控制轉移到人口質量和福利上來，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調整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朝野的極大憂慮，不得不於2005年5月通過並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並成立直屬於總統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鼓勵生育政策實施後，韓國生育率短暫回升，從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從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創下0.72的新低。 韓國鼓勵生育失敗，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韓國出台鼓勵生育政策的時間太遲。韓國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於更替水平時，就應該停止節育政策。然而，韓國到1990年代中葉才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同時，受到前期節育政策的慣性影響，90年代人口政策調整風格偏保守，側重強調提高生育質量，未強調鼓勵生育。2002-2004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勵生育政策，此時韓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難再回升。 二是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不如歐洲國家。根據OECD數據，2019年韓國用於鼓勵生育等方面的家庭福利開支僅佔GDP的1.56%，而法國、德國、瑞典、丹麥等歐洲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均佔GDP的3%以上。 三是韓國的生育成本過高，尤其是房價過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內，韓國房價整體漲了80%，首爾房價一度達到每平方米15萬元人民幣，僅次於中國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韓國存在嚴重的教育內卷，韓國家長拚命「雞娃」，教育負擔過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韓國出台的政策未能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女性難以實現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2022年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達到31.48%，在OECD國家中，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最大。 六是韓國人的工作時間過長，從而抑制生育行為、減少育兒時間。根據OECD數據，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達到1901小時，而歐盟國家的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1571小時。 中國和韓國都是東亞國家，在傳統上也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中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的時間比韓國遲十年左右，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韓國更嚴厲。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計劃生育的全面推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2022年，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當於韓國2017年的生育率。 中國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還遠不及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因此並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國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麼未來幾年的生育率很可能會跌到韓國現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實上，根據上海市衛健委發布的數據，2023年上海戶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6，比韓國更低。 嚴重少子化不但會加重社會養老負擔，也會削弱國家的創新力和拖累經濟發展。更嚴重的是，生育率長期遠低於更替水平，最終結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國的生育率，我們建議儘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現金補貼。給予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6歲或18歲。 二、個稅和社保減免。對於二孩家庭，實行個人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以上家庭個人的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三、購房補貼。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進行補貼。比如說補貼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四、增建託兒所。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而且現在很難找到接受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因此，許多雙職工家庭擔心孩子生下來沒人帶，這是抑制雙職工家庭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要解決這種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是大力建設託兒所。根據OECD數據，2022年法國3歲以下小孩入托率達到57.9%。但在中國，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還比較大。我們建議把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財政支出，估計會佔GDP的2%-5%。中國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國家中是倒數第二，比嚴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現在出台大力補貼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補貼發給育兒家庭，可以有多項好處。因為這些育兒家庭普遍是缺錢的，可以增加各種消費，如果能夠通過貸款買房的話更可以刺激房地產。生育多個小孩的家庭，雖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補貼和教育資源，但以後會貢獻遠大得多的稅收，供政府用於撫養其他家庭的老人並提升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對於國家和社會，生育和撫養小孩是最好的投資，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的投入，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繞樑說
01 短短几天，姜萍就陷入了巨大的爭議。 一番噴懟撕杠後，原本17中專生追逐數學夢的故事，就變了味。 以方舟子為代表的「打假」大師們，重拳出擊，從出身到板書，從紀錄片到考試過程，給到了全方位的質疑： 平時月考成績平平，怎麼競賽一下子就那麼好呢？ 然後說她是作弊者，造假者，背後是有團隊的…… 網路圖片 緊接著，一些反智言論洶湧而至。 什幺女孩子、中專生學數學怎麼可能學得好？什麼開卷考試太水了…… 數學競賽我沒參加過，沒有發言權，但常識還是知道的。 數學月考就能代表競賽水平嘛？ 競賽數學和中學考試很多內容是不一樣的，考題方式也不一樣，學校應試的東西很呆板套路。 拿語文舉例，如果你把語文試卷的閱讀理解給作者本人做，本人可能都不會做，我自己就是個現成的例子……題目不知道哪位老師出的，但我自己是真不會做。 網路圖片 至於開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法考，法考是可以給你現場翻閱法條的。 但問題是，依賴翻法條做題目的，大多數都難考好。 真正檢測水平的考試，是不看你開不開卷的。 網路圖片 還有人質疑板書，這個我覺得可以質疑，但質疑的意義不是很大。 因為阿里本來就是找團隊補拍的紀錄片，過程中為了宣傳主人公，多少要修飾一番，時間緊急，不夠還原，有瑕疵，很正常。 有時候領導不也忘記遮住手錶嗎？ 02 當然，阿里宣傳姜萍，包括舉辦競賽，也是有私心在的。 一方面，可以給自己帶來正面流量，樹立為國招賢，尊重人才的科技人設。 另一方面，也能藉此招募到高性價比的人才，鏈接各方資源。 這和搞「湖畔大學」的道理是相通。 對於企業而言，無利不起早，可以理解。 網路圖片 而且阿里的這個競賽確實很有含金量，其組委會名單里，個個都是學術大佬。 所以質疑競賽沒水平，不夠客觀。 但現在，網上出現了大量的陰謀論，說什麼老師王閏秋是想搞教培，想藉機宣傳自己，又說什麼阿里故意製造話題，修改成績…… 在我看來，也未免過於扯淡。 姜萍是什麼人？上不起普通高中的窮孩子。 如果阿里要放水，或是老師王閏秋收了錢，他們為什麼不去找個局長、處長家的孩子勾兌？ 錢權兩清不開發票，難道不更好嗎？ 網路圖片 當然，扯淡的好處就是無法證偽，反正鍵盤俠的想像力無限寬廣，一切責任都在於美方。 疑者恆疑，但凡想質疑一個人，總能找到數不盡的疑點。 但這些質疑，毀掉的卻是一個年輕人對興趣的嚮往，對世界的善意。 阿舟，收手吧。 她不過是個孩子，她肯定也吃轉基因！（轉基因食品便宜，同時也是方舟子提倡國人天天吃的） 03 面對四面而來的陰謀論，我相信對於一個17歲的女孩來說，有一百張嘴也辯解不清。 但就在姜萍事件發酵的時候，來自「亞太空間合作組織」的余秘書長送來了解藥，分擔了熱搜壓力。 6月16日，余秘書長帶著司機帶著狗，坐在一輛有外交使館牌照的車上。 車就停在馬路中央，任憑周遭司機按破喇叭也不走。 網路圖片 她原以為，這個外交牌照能像粟裕的7個縱隊那樣包打天下。 可沒想到，北京的爺就是爺。 一年輕車主根本不虛她，拿著手機全程記錄，斥責她是不是使館牌照了不起，可以亂停車。 當然，余秘書長是見過大場面的，她絲毫不慌，且涌升出了一種被螻蟻冒犯的憤怒： 「滾蛋！」 「我打電話了，你等著吧！」 「我還真告訴你，懂什麼叫使館車嗎？懂嗎？啊！」 「懂什麼叫外交豁免權嗎？」 網路圖片 哥們我也是學過法的，外交豁免權主要是針對外國的外交人員，給予一定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轄豁免優待。 但沒說你犯了法就不能治啊，更不是可以違反交通規則啊。 再說了，這個余秘書長真的是外交人員嗎？你不能說坐在使館牌照車裡，就是國外的外交官吧？ 查了查資料，發現余秘書長任職這個亞太空間合作組織，其實並不是官方組織，而是一個所謂的「非營利組織」。 名字起得很官方，但主要工作也就是打著官方旗號，到處拉拉資源，搞點友誼活動而已。 而秘書長先後擔任的什麼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綜合辦主任，國防科工局重大專項工程中心副主任、系統工程一司副司長……也不過是在航天局/國防科工局的系統內打轉。 網路圖片 今年以來，航天科工部門內多個官員都被免除委員資格，照理說余秘書長應該低調點才對。 沒想到她還打著外交官的旗號，恫嚇群眾。 扯什麼「外交豁免權」。 你中國人在中國犯法，哪有什麼外交豁免權？ 外交豁免權是給老外用的。 余桑在馬路上隨意停車，莫非是想到了故鄉的櫻花？ 網路圖片 04 余秘書長的以權壓人，姜萍的百口莫辨，讓我想到一個解題思路： 現在姜萍需要的，恰恰是余秘書長的「外交豁免權」。 鍵盤俠們為何敢對姜萍炮製種種陰謀論？ 其核心在於她不過是一個17歲的窮學生。 哦，質疑不得余秘書長，還質疑不得你姜萍？ 說你抄襲怎麼了？說你造假怎麼了？你能奈我何？你敢找我秋後算賬？ 網路圖片 余秘書長和姜萍最大的差別在哪？ 或許就是一顆權力的春藥。 吃了這顆春藥，余秘書長就敢虎皮加身，鷹視狼顧，面對群眾的質疑，怒斥滾蛋。 不幸的是，姜萍沒有這樣的春藥，所以只能忍著、受著、委著、曲著。 普通人何苦為難普通人？ 哪怕中專生是天才的故事是個謊言，人間也不過是少了一個傳奇而已。 哪怕今天的姜萍就是在造假，又能對我們造成多大危害？ 網路圖片 姜萍的故事，至少能激勵很多底層的孩子，奮發向上。 拓寬更多人才晉陞的可能和渠道。 引發社會對於考試製度、人才選拔標準的反思。 有什麼不好？ 相反，如果對余秘書長輕輕放過，法外開恩，那才是對中國法治的侮辱，對社會價值觀的踐踏。 從故宮大G到江西周公子，我們已經放過了太多的余秘書長們。 這一次，也請放過姜萍吧！ 她需要一次輿論豁免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2024年6月19日，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公布了5月份善款的使用情況： 幾個關鍵的信息， 一是，2024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接收了騰訊愛心網友捐贈的善款，是十八萬七千四百餘元； 網路圖片 二是，5月份的這筆善款，用於救治的血友病患者為8名，在下面的表格上可以看到，善款用於患者救助的總數為一萬九千餘元 網路圖片 三是，這個項目有一個紅蘋果合唱藝術團，截止5月31日，合唱團的公益廣告製作費24000元，合唱團老師勞務費95650元，合唱團錄音，修歌等等雜七雜八的費用加在一起，一共為15.9萬元！（問題是還是零演出） 網路圖片 到這裡，沒有意外的是，火了！ 網路圖片 網友們很難過，心疼自己捐掉的錢，斥責連遮羞布都不要了，哀婉著，不會捐款給官方慈善組織了！ 網路圖片 翻看了這件事媒體的看法，新京報記者採訪了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得到的答覆是，合唱團這個15萬並非只是單月的開支，而是從2016年合唱團成立到現在的部分費用明細，至於演出為何是零，說是近幾個月面臨多項變動，沒有精力和人手排練演出。 網路圖片 寫到這裡，想說的也只有幾點： 一是，這則事件看著很讓人不舒服，因為無數獻愛心，做公益的網友，在捐助的時候，心裡想著的便是講這些愛心錢用於病患，說白了，是用在刀刃上，而非是自己捐的錢用在了這些什麼合唱團，演藝的支出上。 二是，該項目的負責人這個解釋的彷彿很合理，合唱團的費用是8年的部分費用累積，那麼是否還有著其他的費用？一個合唱團即便是8年的部分費用，到了15萬，其他的還有甚麼人員，雜七雜八的費用，又不知道有多少。 五月份的善款是18萬，這18萬該項目也好，婦女發展基金會也罷都該知道，網友們的愛心捐助是給人治病救治患者的，但為何這18萬用於救助患者的只有1.9萬。 這些錢難道不該及時的救助更多的患者？ 三是，我個人覺得，公益，尤其是這種掌握善款的組織也好，官方也罷，我認為掌握這種錢的人，起碼心裡要有的一個意識，這種錢很珍貴，相比於市面上流通的那些金錢，這個錢來的很不容易，因為每一分都是良心，而面對這種良心之錢，花的時候，也是要用良心一點點的過秤，每一分，每一塊都該花的清清白白，乾乾淨淨！ 普通意義上的金錢沒了可以再賺，但良心之錢沒有換回來良心，反倒是餵了狗之後，那也就沒了。 四是，我的一點感想，近些年來，包括曾經賬號很大的時候，身邊一些還有所交集的大v是經常能看到在那些公益什麼的，捐款，我曾經一塊合租的網紅朋友，每一次的災害也都是捐款，而後在將這個證書掛出來。 但在私下裡，她會經常和我說，這些錢捐了還不知道去哪裡呢，我很震驚的問她，為何這樣說，為何有這樣的想法還要捐。 她說，還不是為了這一紙證書，你捐了，就是愛國，賬號後面才能做的順風順水。她還勸我，你也要捐，你的號也不小，捐了的話被看到，發展才能更好。 我沉默了很久，後面也沒有聽她的。 我在想的是，當善，良心，成為了一種表演之後，那麼究竟是好是壞？是不是在變相的踐踏這個良知的字眼呢！ 我認為善，和悲憫，良心，是一種隨心的情緒，就譬如，在下雨的時候，我看到蹲坐在路邊的老人，擺著幾把自己種的芹菜，衣服淋濕了大半還在堅守著，那麼這一刻你抬頭看一眼陰雲，出於本心的善，幫助了他，那麼這種善即便是付出了很小的價格，也是純粹的良心，而這個沒有被綁架和扭曲的良心是會傳染的，而傳染的效果也是良性的。 再譬如，你在街上，偶然看到了那一瞬間的悲苦，醫院的長廊內，那眼含憂鬱的年輕母親抱著孩子，踟躕著在那收費的窗口，徘徊者不敢向前，那麼出於作者的敏銳，知道了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不幸，繼而問詢幾句，隨性拉著母女的衣角，去墊付了這八九百的醫藥費，那麼這種善，也是溫情的。 真的，醫院的這個年輕的母親帶著孩子在醫院看不起病的畫面，就是我去年經歷的，順手幫助了一把，而當時我也是最艱難的時候，這個號還在封禁的狀態下，我抑鬱到一個人漫無目的的往北走時的經歷。但我覺得這種善，是不需要大聲的喊出來。 隨本心的事情而已，也所以，在現實中，我不會搞這些什麼證書，去和這些公益組織打交道。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白文筆平平
漣水縣城的中學附近超市，小型激光印表機是貨架上必備的商品，幾乎家家都有，用來列印試卷，練習題和成績單。鎮上的義興中學附近，原先是母嬰店、超市的鋪面，生意不好，都轉做了文具店，一到放學，擠滿了中小學生。這大概跟江蘇人高度重視教育有關，姜萍就是在這個地方一直生活到17歲。 她喜歡儲備黑色水筆，用2支要買滿5支。初中數學老師孫老師記得，她的卷面十分清晰，不過，他更有印象的是班上的王某某，李某，張某某，有人是數學課代表，有人數學130以上，個個考取了四星（重點）高中。姜萍屬於進步較大的學生，坐第二排，扎個辮子，性格內向，不愛問問題，只有最後的大題、難題才會問。直到她初三上學期數學考110多分，下學期考到120多，130多，才引起孫老師的注意。 6月13日，她以另一種方式打破了應試教育的想像。在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中，她獲得第12名，排在她前面的，只有來自北大、清華、劍橋的名校生。之後的一周，消息沿著326省道傳播開來。樂味堡餐廳的老闆娘、理髮店老闆的女兒、賣榨油老漢的兒子，撿起了對她所剩不多的記憶：小學成績一般，不肯講話，偶爾去點奶茶、漢堡，都是經典款。縣裡麻辣燙店的老闆說，她吃麻辣燙也很安靜，不像其他學生，咋咋唬唬的。 數學競賽獲獎後，她是天才還是被過譽的中專生，這是一個躲不開的比較，在網上也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敘事，那麼在她的家鄉呢？ 她初中所在的義興中學，許多學生都是留守兒童，實行寄宿制。每周日進校前，他們就到省道邊最大的歐易尚超市，採購一周的零食。桶裝速食麵最受歡迎，條件稍好的學生，一次性會買上100多塊。姜萍會買麵包、薯片，只用幾十塊錢。 ●姜萍就讀的初中。圖/徐巧麗 沿著省道下去幾公里，路過收割完畢的麥田和剛插秧的水稻，我在萬民村見到了姜萍61歲的鄰居老孫。他是工地上的工頭，按他的講述，早年，姜萍的父親沒工作，跟著他去黑龍江做泥瓦工。後來老孫在工地上出事，回家卧床休養。姜萍的父親去了無錫一家計件廠上班，直到65歲超齡，工廠不要了，才回到家，經營著三畝地，種小麥、玉米和水稻。 小時候，姜萍總是借著小狗的名頭到老孫家裡玩，她吃什麼，就給小狗喂什麼，給小狗洗澡，導致老孫以為「她的興趣愛好就是小狗」。除此之外，她和姐姐就悶在屋裡寫作業。老孫給的10塊5塊零花錢，她們捨不得用，沒多問他要過幾次錢。 下雨天，家門口的土路爛得不得了，姐妹倆一起騎個車回來，也不用他開三輪車去接。有次老孫接到姜萍父親姜玉華的電話，才知道姐妹倆家裡沒油了，也不好意思跟他開口，「兩姐妹自尊心都很強的」。 村幹部介紹，姐姐姜琳曾在連雲港打三份工，每天只睡四五小時，為緩解家庭壓力。姜琳英語好，總輔導四年級女生小念的作業，去縣城也會帶上她，帶她去買奶茶和甜品。姜萍家的經濟壓力，姜萍的同學王卓然倒沒有太大感覺，他只知道姜萍比較節省，讀中專後，她在縣城裡的娛樂也就是去五島湖逛逛，去大潤發商場吃碗麻辣燙——那兒的飲料學生免費喝，最後再住在朋友家。 讀初三之後，姜萍也用起安卓手機，喜歡動漫，喜歡打王者榮耀，擅長西施、貂蟬等中路角色，喜歡看《十宗罪》。她的朋友圈會發些自拍照，配上一些小眾傷感文字。上中專後，她用上了蘋果X——王卓然說，中專生都渴望擁有蘋果手機，第一拍照好看，第二拿出去有面子。 一考完試，他喜歡找姜萍對答案。遇到不會的，姜萍會先吐槽一句，這題都不會？接著講基礎知識點，再講「書本上沒有的技巧」，例如用鉛垂法解二次函數。也會自己搜集學習資料，王卓然看到她整理的一份資料，上面有她搜羅的所有二次函數的題目。 在阿里達摩院的視頻採訪中，姜萍說自己擅長畫函數圖等形象思維，做服裝設計時，也能感受到幾何的美——服裝製圖，關於衣服的製作和裁剪都是對稱的，但並不擅長排列組合。高中以後的知識，王卓然就不知道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難度的題目，姜萍解題不會超過10分鐘，草稿紙寫的密密麻麻，錯題會反覆做好多遍。周日約著一起玩，姜萍總是叫不出來，閨蜜去她家找，發現她在刷題，回來就吐槽，「內卷」。 如今姜萍在哪兒，誰也不知道。鄰居老孫說，「肯定在學校，或者北京，派個高材生輔導她。」漣水中專的保安說，「怎麼可能在學校，都轉移了。」姜萍消失的第五天，漣水中專綜合樓5層，上午第三四節是生物課，班裡大部分人都聊天、玩手機、睡覺。臨下課前十幾分鐘，生物老師又開始語重心長，「你們看看人家姜萍，要跟人家多學習學習……」 這樣的話，16歲的王卓然這幾天聽出了繭子。他算是我近期遇到最接近姜萍的人，用放學時間幫我區分漣水中專兩種不同的班型：中專部12點多就放學了，參加高考的綜合部要等到4點多。他告訴我，學校規定，綜合部的人不準參加攝影社，舞蹈社和籃球隊，頭髮不能蓋過眉毛，還有學生會檢查手機——學生會的人，只能是中專部的。中專部瞧不起綜合部，「都是死讀書的」，查手機時十分蠻橫，收手機也毫不手軟。 他和姜萍都在綜合部。漣水中專綜合部四個班，農業、服裝設計、計算機、建築。原本農業的錄取分數線最低，也最卷，如今服裝設計專業的學生，走路的姿勢都變拽了，還會拿網上「清華北大不如讀個中專」的梗調侃——你們還不如來我們班。 網路圖片 2019年，江蘇開始實行「職教高考」制度，通過高考，有進入大專或二本的機會。作為淮安市漣水縣唯一的公辦中專，漣水中專綜合部的四個班可以參加職教高考，相關專業對口單招。這座蘇北小鎮上，孩子的教育路徑基本相似：從義興中心小學升到義興中學，兩三百人中，大概有20人能上四星高中。江蘇漣水的高中分四星和三星，四星是最優秀的中學，漣水有兩所。 很多中考失利的學生會選擇復讀，衝刺四星。姜萍的姐姐姜琳就是其中一位，她成績排前20，但中考失利。復讀的競爭仍舊激烈，和她同一屆的學生小木說，那年復讀生就有10個，填報志願會孤注一擲填寫兩所四星高中，「考不上四星，就會去中專」。第二年，姜琳考上了三星高中，隨後到漣水中專讀書。 「三星考上本科的概率，還不如中專。」王卓然記得初中老師這樣講過。他現在的班級里，有690分考上四星高中退學到這兒的，據說是承受不住壓力。也有許多考上三星高中，選擇來中專的，「不去四星很難考上一本」。 2022中考那年，姜萍考了621分，那年兩所四星高中的錄取分數線是676和655。她告訴王卓然，會去一所三星高中讀書。王卓然只考了400多分，到縣裡找了一所學校復讀，第二年去了漣水中專。某次，他穿過走廊去辦公室找老師，遇到姜萍，以為她過來玩，才知道她也來這裡讀書了，因為姐姐和閨蜜都在這裡。 他發現姜萍頭髮剪短了，劉海長長了，課桌上，也多了幾本服裝設計教材外的書。王卓然既感興趣，又感覺很難，撇過一眼，都是「像二次函數一樣的大題」，就不想看了——後來據阿里達摩院的視頻，這三本書應該是同濟大學的《高等數學》、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偏微分方程》和謝惠民的《數學分析》。 去辦公室時，他也經常看到數學老師王閏秋輔導姜萍。在這所中專，姜萍的成績大都是年級第一、第二。這裡更像普通高中，注重語數外和專業課的教學，但一對一輔導的情況並不多見。放假的時候，姜萍也會在朋友圈吐槽王閏秋，「還不讓玩，讓我多看看數學。」 對數學，姜萍也有做不出來的煩躁——她一定要尋求到解法，王卓然說。姜萍喜歡數學的事，除了少數幾個好友，其它人不知道。數學競賽之後，王卓然的態度是羨慕，羨慕什麼，「有智商就有未來。」他說，這句話在漣水中專大部分時候是不成立的，學校以前有句俗語，「職中職中，不讀也中」。 讀電子信息專業的2022屆畢業生阿強深知這一點。他的同學，大部分是從農村初中升上來的，紅窯、高溝，還有義興。數學老師王閏秋給他們代課了半學期，講「數學與計算機應用」，但大部分同學都搗蛋玩手機，「聽得不認真，甚至聽不懂。」中專部就是混日子，阿強之所以來讀，是想學點技能再打工。畢業後就進廠，或者回家跟父母學手藝，再不然就做房產中介。 ●漣水中專里的服裝設計實訓基地。圖/徐巧麗 選擇綜合部，是希望抓住僅有的一點美好未來，「學歷好一點，工作好找一點。」王卓然說。廁所里的煙味，學校里的打架，身上擦不掉的紋身，又在提醒他這不是普通高中。學校還會開展「愛睡覺整治行動」，即便是綜合部，課上睡覺的也很多，就讓站著上課，整治一段時間後，愛睡覺的人從十幾個變成了幾個。17歲的王卓然，對愛好的想像僅是打籃球、打撞球，但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愛好，只是打發時間。 在共同的高考目標之下，他們既連成一體又彼此相異。服裝設計專業的高一女生涵涵，是讀了三星高中一學期後，退學轉到了中專，因為「壓力太大」。早上6點就得醒，晚自習9點才下課，老師總是拖課，她吃不習慣食堂，緊張之餘，還要預留一個拉肚子的時間。 服裝設計每周兩次去實訓基地，從學踩縫紉機開始，再到做袖衩，最後考試是製作一整件襯衫，未來則是考到省內紡織職業學院。涵涵自己也喜歡手工，給娃娃做衣服，還會捏橡皮。在中專，她可以平衡動漫的愛好和學業，每天5點放學，有時間直奔吾悅廣場的穀子店。 最近學校新出了規定，連續三次月考倒數後三名，就要被踢出綜合部，王卓然說。他有一次因為上課了還沒打掃宿舍衛生，被班主任叫家長，要他轉班，「轉過去就沒面子了。」 也是在那時，他的媽媽吳靜從蘇州回來，專門陪讀，照顧他一日三餐。兒子的專業是她選的，兩個女兒都沒讀出來，她把房子買在了漣水最好的中學邊上，希望兒子能讀出來。王卓然中考失利後，是她決定去讀這所中專，因為聽朋友推薦，錄取分數線相對較低，只求他能考個大專，沖沖二本。 王卓然的數學始終維持在110分的區間段。5月一個沒有課的下午，他和姜萍去操場聊天，聊到各自想考的大學，姜萍說想考浙大。他覺得不可思議——每一屆服裝設計專業，只有前一兩名才能通過職教高考上大學，怎麼考浙大？姜萍說，除了數學競賽好像沒有其他方法。那時他不知道姜萍參加的競賽，會讓她成為輿論中心。媒體曝光後，在抖音上，王卓然刷10條有9條都是姜萍。班裡炸翻了，他給姜萍發消息，姜萍回他，「不讓回消息。」 網路圖片 在依然嚴酷的高考競技場上，確實隱藏著姜萍現象帶來的某種焦慮。關於她的評論也是不冷不熱的。一個女兒在漣水中學讀高二的母親說，姜萍多少為漣水帶來了名聲，但是比起誇她是天才，她保留了一份疑心：女兒和姜萍是小學同學，四年級還同桌過，那時姜萍成績一般，女兒和她玩不到一起去，「進步這麼大？」 這個媽媽初中就把女兒送到縣城中學，交了十多萬借讀費，又在四星中學旁邊租房子陪讀。和她一樣接送孩子上下學，給孩子做飯的陪讀媽媽，都擠在中學旁陽光公寓的一室一廳里，她們最關心的是，浙江大學到底會不會錄取姜萍，「會不會免考？會不會保送？會不會不公平？」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一大攤子事兒，他們顧不上誇姜萍，只是對著媒體鏡頭講兩句。他們唯一在乎的是如何給孩子更好的未來。走讀書這條路是競爭激烈的，也是昂貴的。漣水的家長從幼兒園就開始補課，小升初看學區房，義興鎮許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縣城讀初中，姜萍原本考上的濱河高中，同一集團的初中部恰好是這種競爭的最佳證明——初中入學後還要單考一次，每年學費3萬多，成立七八年來，一度帶起了漣水的房價。 姜萍讀服裝設計，除了她和王卓然提過一嘴「喜歡手工」之外，目前還不知道她有多熱愛這個專業。過去十幾年，周圍鄰居家的自建房一次一次翻新，蓋起樓房，圍起院子，或是去鎮上買房。姜家一直住在這裡。一間土牆房，一間小平房。院子里，養了四隻母雞，一隻灰毛小狗，冬瓜藤、豆角在竹架上蜿蜒。屋頂上安裝了光伏板，領取的補貼當作姐妹倆的生活費，姜萍的表姑說，姜父本打算貸款供姐妹讀書，但年紀太大，貸款下不來。 ●姜萍住在旁邊白色外牆的平房。圖/徐巧麗 關於她家經濟狀況，村裡鄰居說法不一，總結起來就是，姜萍的母親愛打麻將，存不下錢。姜萍小學的時候，父親姜玉華曾給過2000塊錢讓鄰居老孫幫忙照看兩姐妹，缺錢了，就給她們10塊5塊。老孫說，後來村民讓他不要管人家裡的事，他還了錢，但有時也開三輪車接送。之後，姜萍一家就都去縣城中專讀書了。 即便有高考資格，但從二三十人的本科達線率來說，姜萍仍有不小的學業壓力。在媒體採訪中她說，有時候，她會躺在床上眼睛一閉，回想白天做不出來的數學題，反覆論證思路。 6月19日，漣水縣吾悅廣場上，姜萍的紅底半身照已經連著掛了5天，俯瞰逛商場的年輕人和擁擠的自媒體博主。萬民村裡，也從來沒有迎來過這麼多轎車。黑的、白的、銀的，車輪碾過鄰居的麥田，村幹部在後頭向老百姓道歉。 村頭第2間屋門口，每天都有人拿著攝像頭，蹲在門口等。三天前，他們等來了姜玉華，幹完活想回家。為了躲避自家門前的攝像頭，他蹲在樹蔭後面張望，老孫拍下了這一幕。老孫聽說，村委會第一時間給姜父安排了秸稈巡邏的工作，還用空心磚給姜家房子修上了圍牆。6月16日，又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總，要給姜家門口鋪路，還要解決姐妹倆所有上學的費用。姜玉華問村幹部，怎麼能把我女兒關起來？村幹部也委屈，「小孩壓力太大，保護她是正確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免費醫療一直是醫療改革乃至整個社會討論的熱點，目前，不管是對全民的普遍免費醫療甚或是對特定低收入群體的免費醫療都難以實現。但考察近代北京的歷史，免費醫療卻曾以某種形式存在過一段時間。 一、免費醫療的創設 清末以前，北京人看病一般是到醫生家中或開設的醫館看病，有錢人家也可請醫生到家中。清廷所設太醫院頗具規模，但主要面對皇室和高官，普通民眾難以企及。對於廣大平民，政府沒有專門的官立醫療機構， 一些社會慈善組織開展的慈善醫療也多是面向鰥寡孤獨者，且大都是臨時性的。 清末，政府面臨內憂外惠，開始實施「新政」改革。當時，新政的推動者認為，「立國以強民為本，而強民以重醫為先」，我國傳統的中醫，因有其不能普及的弊端，所以應向西方學習，設立現代醫院，使中西兼備，「各具專長，同收實益」。1906年8月，清廷設立內城官醫院，地址在東城錢糧衚衕；由於創設內城官醫院「頗著成效」，1908年6月，民政部又奏請在外城宣武門外梁家園設立外城官醫院。這便是公認的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官立醫院。內、外城官醫院初設時歸民政部直轄，1910年改歸北京地方警察機構內、外城巡警總廳分別管轄，1913年1月由合併後的京師警察廳接管。 內、外城官醫院開創了我國官立醫院免費醫療的先河，其最大特點是不再專侍皇室貴族，而是服務於普通民眾，更側重面對廣大貧民。1910年改歸內、外城巡警總廳分別管轄後，兩廳共同制定的〈內外城官醫院章程》第一條即規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請設立，純屬官立性質，所有來院診治之人，概不收費，惟住院診治者飯食費須由本人自備」。這就是說，內、外城官醫院為官辦，民眾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費治療。 所有普通民眾，包括女性和兒童，均可到內、外城官醫院免費就診。除門診外，官醫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規定飯食費由病人自己承擔，但遇到特殊情況時，警察機構也承擔部分病人的飯食費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廳和主治醫生驗明後，交由親屬領回葬埋；如無親屬具領葬埋，由醫院報告警察廳，發給棺木送往外城義地埋葬，並進行標誌以便識別。這一點類似於傳統慈善機構對無錢安葬的貧困民眾施捨棺木。 經費是內、外城官醫院運作最重要的基礎，因屬官辦又具有慈善性質，其所需經費、藥品，全由政府負擔，從國內外購買的各種中西醫料，經過各省處稅務關卡也一律免稅。按照規定，內、外城官醫院經費按月從京師警察廳請領，由內務部撥給，月終報銷預算決算，並詳細列表報京師警察廳呈內務部。民國最初幾年，內、外城官醫院每月經費預算各為2000元，每院全年24000元。實際上， 隨著就診人數的增加和物價上漲，原有經費預算已不敷使用，1917年時，內城官醫院全年實際經費增至30974元，外城官醫院經費增至29960元，至1922年時，內、外城官醫院所需經費又有所增加，僅1月份財政部就發放內、外城官醫院現金及兌換券各2935元。 二、免費醫療實施的效果 內、外城官醫院設立伊始就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據統計，在1906年內城官醫院最初開辦的5個月里，就醫者達到三四萬人，徐世昌稱：「考之輿論，咸謂該監督等擇方審慎，用藥精良，務體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醫愈眾，全濟愈多，受診之人以辯證之明，起痾之速，且有登報致謝者，此醫院開辦漸著成效之實在情形也」。就診人數不斷增加，至1907年，僅秋季三個月內城官醫院就診人數就已達到30700人。正是由於內城官醫院診治效果明顯， 「每季診治人數均逾數萬」，「凡內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濟之仁荷診治之便，糜不歡欣鼓舞」，但廣闊的外城，距內城較遠，感染疾病者不便到內城官醫院就診，每當春夏交替時令不正時，外城病人尤多，因此1908年民政部又上奏請求開設外城官醫院。 外城官醫院開設後，兩所官醫院一內一外，共同發揮救治民眾的作用。1908年6月，內、外城官醫院每季度就診人數皆有數萬人之多，1909年全年就診人數更是高達288467人次，而當年北京內、外城總人數還不到80 萬，可見前往就診人數比例之高。所以，當時的民眾認為內、外城官醫院的設立「於衛生大有裨益，人皆稱便」。 民國後，由於多種公、私立醫院的建立，分散了就診人數，內、外城官醫院每月就診人數比清末略有下降，但為適應民眾所需，內、外城官醫院開設了多種醫療種類， 以1918年5月統計就診為例：內科4217名，外科2794 名，婦科2182名，兒科2141名，眼科569名，耳科275 名，喉科115名，花柳科97名，共計12390名。據此推測，全年仍有10萬次左右的民眾前去就診，這個數字剛好與北京的貧困人口比例相近。因為實施免費醫療，貧困民眾從中獲益最多，所以當時的報紙曾評價其「於茲數載，貧民頗以為佳」。 北洋政府後期，財政困難，影響政府多個機構運行。但當局對免費醫療比較重視，內、外城官醫院在1927年8月合併前受到時局影響較少，前往就診人數一直保持穩定。如1927年3月3日，內、外城官醫院中西醫共診治病人595人，3月30日，共診治586人。 三、免費醫療的發展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鑒於市內貧民日眾，遇有疾病醫藥維艱，而公立醫院尚待擴充」，於1916年在香廠籌設仁民醫院，但至1917年5月因事停辦。為滿足就診需要，改善就診條件，京師警察廳向其請求暫借仁民醫院地址，擴充外城官醫院及西醫診察所，所有醫藥仍「概不取資，以恤貧病」。由此，外城官醫院便逐步由宣武門外梁家園搬至此地。因內、外城官醫院實行免費醫療， 「貧民之因病求醫者，皆在該院診治」，1927年8月京師警察廳為節省經費，被迫將內城官醫院歸併外城一處，但考慮到城內外貧苦民眾眾多，「一旦失此診病之所，極感不便」，很快在市政公所的幫助下，又在內城官醫院舊址重開。 1928年6月，北平特別市政府成立，下設8個職能分局，京師警察廳改為公安局，原有衛生行政職能大部劃給為衛生局。衛生局幾經變化，1933年成立衛生處後，將內、外城官醫院改組為市立醫院，在原香廠外城官醫院舊址辦理，外設東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內城6個診療所及妓女檢治所。市立醫院開辦後的8個月中，門診量可日達二三百人，如果各所皆算在內，在500人以上。自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止，市立醫院及各診療所共收治門診患者158211名，住院患者234名。 改為市立醫院後，並未延續內、外城官醫院「概不收費」的政策，從1934年5月開始，所有民眾不管是到市立醫院還是各診療所就診、住院，都「應繳各費」，但「赤貧者得免繳一部或全部」。1940年1月1日，又修訂各項收費政策，補助醫院，如初診每人收挂號費1角，複診5分，特別挂號1元，月診1元；手術費每次1元至10元；X光透視每人每次2元，治療每人每次5元至10元等。之後，所有挂號、診治、醫藥費等均不斷上漲，至1949年1月前， 初診、複診、特診挂號費已增至0.6元、0.4元、8元，並且衛生局準備將其分別增至5元、4元、15元，對於貧病患者的醫藥手術費依然減半或免費。改為市立醫院後，普遍的免費醫療未延續，且各種診療、藥費不斷增高，但對貧民的免費醫療一直持續至民國結束。需要注意的是， 貧民要在市立醫院享受免費醫療，必須由所在官署開具實系貧民的證明。新中國成立後，該醫院多次易名（工農兵醫院、萬明醫院等），今稱北京市宣武中醫醫院。 近代的免費醫療是當時政府為應對危機立國強民下的「惠民善政」，具有較強的慈善救助性質，它的開設不僅是效仿西方醫政，促進近代醫療行業的發展，更是當局政府從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出發「曲施救濟，惠及窮黎」的政策實施，其目的仍離不開思想教化和社會控制。但近代北京對貧困民眾所進行的免費醫療一直持續到民國結束，對於救助北京的貧民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京市檔案館
一個叫馮文學的外賣員起訴了物業公司，他引用《憲法》維護自己的權利。馮文學不擅長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賣時經常感到憤怒。這憤怒背後，是更多外賣員被長期忽視的、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你像送外賣的」 馮文學是一名眾包騎手，男，44歲。他與別的外賣員不一樣。他穿著襯衣和西褲送外賣，他把電動車擦得鋥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長大的東壩地區送外賣，他在東壩有一套房。 做外賣員4年來，他經常感到尊嚴受到傷害，他的做法是：反駁、爭吵、向12345投訴、打110報警，乃至向法院起訴。 他覺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小區。即便提著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將府錦苑小區，有一次馮文學堅持騎著電動車進，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從車上拽下來。他的後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攔在小區門外後，訂單配送超時，一位顧客很生氣，「今天是母親節你知道嗎？」顧客質問他。母親節，他突然有了怒氣：「母親節關我什麼事？」因為這句回嘴，顧客投訴到盒馬總部，他被站長嚴厲批評，封號8天。他從此知道了母親節在5月。 2023年，有一次馮文學送一份米線，電動車駛過一條坑坑窪窪路，湯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賠了客戶10塊錢。 還有一次，馮文學在小區里送餐，摸黑順著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條死路。 2023年5月的一個夜晚，在將府錦苑大門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攔下來。「你像送外賣的」，保安這麼說。 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先看車頭內側掛著的塑料袋，裡面裝著充電寶，拖車繩，衛生紙，又走到車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馮文學沒有辯駁，他順從地把車停在門外，小跑著送完外賣。 馮文學覺得那個「像」字很刺耳。僅僅是像外賣員就要被搜查嗎？再者說，是外賣員就能被搜查嗎？ 確定那一單沒有超時罰錢後，他回到小區門外，站在自己的電動車旁，撥打了110。他認為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是違法行為，侵犯了他的人權和隱私。警察來了，叫來了保安隊長，對保安進行批評教育。那位保安最終都沒有向他道歉。 進不去的門 2023年底，青島市某小區門口，因騎車進小區，外賣員與保安發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賣員。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賣小哥與小區保安發生衝突後倒地不起，送醫後搶救無效身亡。 小區門口是外賣員要突破的最大難關，他們在此耽擱的每一分鐘，都可能變成罰款、投訴。外賣員與保安的衝突也集中發生在這裡。 馮文學送外賣的小區，有的門口四組鐵門緊閉，保安亭前牌子寫著「門前禁止停放車輛」。有的門口釘著藍色標牌：禁止外賣車輛以及共享單車入內。不同的保安在門口站著，一次一次告訴他，「外賣車輛不得進入」。 他覺得憤怒，窩火，不公平。他問自己：這是新時代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嗎？他又給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樣。狗能進，我們外賣員的身份還不如狗」。 馮文學經常面臨的處境是：拎著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宮般的小區步行10分鐘，卻仍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暉嘉苑為例，共有1到13號樓，每號樓又有6個單元，單元的標識在樓門上方，字小，幾乎被樓門伸出的屋檐擋住。小區樓號單元本就複雜，道路卻並不規則，路圍繞著綠植呈弧形，有時順著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死路。 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為什麼外賣員不能走？其他車輛都能入內，為什麼外賣員的車輛不能入內？ 在東壩區域，暢頤園小區門禁最嚴格，2020年到2022年，外賣員進入需要登記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外賣員只能走北門，不允許騎車。馮文學覺得物業公司「在侵犯人權，是違法行為」。他向12345投訴，又多次報警，都沒有結果。 2022年9月20日，馮文學去朝陽區人民法院起訴了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他遞交了兩份訴狀，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糾紛，另一份根據律師的建議，起訴理由是排除妨害糾紛——即權利人行使物權過程中受到妨害所產生的糾紛。法院受理了後者。 朝陽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傳票 外賣車輛到底能不能進入小區？ 除了馮文學，另一個起訴物業侵犯他人格權的外賣員，30歲的梁寧寧，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 法院認為物業並沒有侵犯梁寧寧的人格權，駁回原告梁寧寧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只要獲得業主的授權，物業就可以對外賣員作出限制性規定，無論是禁止外賣員進入小區，還是禁止外賣車進入小區。判決書中寫到：物業……對外來人員進行管理，屬於履行物業職責。……不存在僅因為外賣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 梁寧寧起訴物業的理由是，物業只允許外賣員走三個門中的一個，侵犯了他的人格權。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網路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訴書。 北京市常鴻律師事務所彭艷軍律師表示，從法律層面講，法官最後的判決沒有問題。但律師認為，不讓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的規定，本質是一種權利的濫用，沒有邊界感。「任何權利行使都應有邊界，都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違反法律、法規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遞外賣員的工作效率與小區的安全秩序，需要綜合考慮，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馮文學一直在等待開庭通知。遞交訴狀一年半之後，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開庭。他沒有請律師，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訴 實際上，在此之前，馮文學在12345的投訴得到過小區所在社區的回復： 暢頤園小區道路狹窄，人車混行，為保障小區內老人、兒童通行安全，經居民會議舉手表決，居民代表聯名簽字等方式徵得多數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許外賣、快遞騎車進入。 他在其他小區的投訴得到的回復也類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區街道未人車分流，沒有行車專用道路及供外來車輛停放的地方；小區居民自治，共同決定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配送。 馮文學感到被敷衍，「總以業主委員會名義回復，說什麼舉手表決了，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業主委員會！」 12345小程序上，對「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入小區」投訴的社區回復 做外賣員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訴多達59次，加上撥打電話的則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頂的第一欄就是12345小程序。投訴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內容佔比最多的，是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的問題：瑞暉嘉苑小區，暢頤園，華瀚福園，將府錦苑，龍湖天璞，錦安家園……他幾乎投訴了所有東壩的小區。 馮文學在乎不能進入小區所耽誤的時間，但更在乎尊嚴，他認為自己應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寧寧案中，法院「無法認定物業公司有任何侮辱外賣快遞之違法行為，亦不構成對該行業或梁寧寧個人的負面評價和貶損」。但保安與外賣員矛盾頻發，或許是人們感到受辱的證據。 多數時候，外賣員與保安爭執兩句，然後熄火。更多的時候，他們沉默。時間在流逝，更緊急的情況他們都無法停下來——比如騎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車禍。連死亡都不能成為停下的理由，更何況是憤怒？手機里的女聲提醒他們繼續擰油門，擰到底，「派單。從XX到XX，請在滴聲後回復，收到。」 外賣員還面臨另一個涉及尊嚴的問題，上廁所。外賣員路線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區，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場。商場的廁所是為慢慢閑逛的客人設計的，外賣員總是趕時間，來不及。跑外賣4年，馮文學只在商場上過一次廁所，大部分時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廁所。 2023年2到3月份，馮文學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廁所頻繁堵塞，修繕了三四次，最長的時候一周都無法使用，包括檔口商家和騎手在內的100多人「都憋壞了」。他打12345電話，投訴了廁所的問題。之後，美食城所在社區對廁所進行修繕，問題解決了。 他還投訴過三條道路：金泰麗富嘉園北門底商旁的一條路、金隅嘉品商場西側的一條路、壩鑫家園3號樓北側一條通往河邊的路。這些路坑坑窪窪，電動車的輪胎會打滑，轉彎時極易摔倒。有時食物的湯汁會濺灑出來，外賣盒會被顛破——餐損每單要扣外賣員一半的錢。 馮文學投訴的其中一條路，路面坑坑窪窪 2020年冬天，馮文學送餐時看到一位母親帶著3歲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裡摔倒了，他「心裡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兒。第二天，他向12345投訴了這條路。社區居委會負責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進度，在一周內把路填補好了。 修繕過後的路面 馮文學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單，超市位於恆大城市廣場，在地下，有電動扶梯，卻從不運行。馮文學需要提著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節台階。他越想越憤怒：為什麼有扶梯卻不開，腿腳不便的老人、推嬰兒車的父母、殘障者怎麼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電話給12345，反映扶梯不開的問題，「有超市和這麼多攤位，周圍幾個小區少說幾千人，這（電梯）幾年都不運行，老頭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級的台階。」很快，扶梯重新運行。 他身強力壯，可以步行送餐，可騎手中有殘障者。他認識一名騎手，腿腳有殘疾，被攔在門外後只能拎著貨一瘸一拐地送貨。2023年6月，他投訴12345，將府錦苑小區要求肢體殘障外賣員都必須停車進入，沒有照顧到殘障人士。7天後，反饋告訴他「殘障騎手進入小區可以辦理出入證明」。辦理出入證明需要有殘疾證，肢體殘障的那位外賣員沒有。今年，馮文學聽說那名騎手已經離開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們都是外賣員的顧客 我們在中國，享受著全球範圍內最發達和便利的外賣系統，有最廉價的配送團隊：外賣業務人力成本低至約1美元（美國：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時長：送餐速度平均每單僅需35分鐘（美國：75分鐘，俄羅斯：數小時）。 這種方便體現在系統里，是被壓縮到極致的時間。據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超時是不被允許的，每當聽到手機里的女聲提醒：「您有一個訂單還有5分鐘超時」，馮文學的壓力在那刻達到頂峰。他跑眾包，超時3分鐘內，扣本單收入的20%，超時3分鐘以上，扣本單收入50%，超時15分鐘以上，這單白乾。 我們下單的一些物品會給外賣員帶來麻煩。馮文學最討厭配送的物品是榴槤。榴槤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紙裹著，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簡單塑料袋包裝，「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來，根本就沒法拿。有時顧客買四五個榴槤，我簡直是沒法送。」 外賣員除了被擋在小區門口，還會被單元樓的門禁困住。2023年8月，華瀚福園單元樓下新裝了智能門禁，馮文學不會操作，耽誤了好幾分鐘。把餐送到顧客手裡，他忍不住多說了一句：小區門禁有問題，業主可以建議物業去修。顧客沒好氣地說了句：「你個送外賣的連門都進不來，還送什麼外賣。」 他和顧客吵起來，「我又不是業主，我沒權利配（門禁）。」顧客說，進不來門自己去找物業。爭論半天，顧客報警。他又向12345投訴，得到回復：經物業現場測試，發現430單元門及其他各樓門禁系統均可通過門禁扣或手機遠程開門使用。 現在，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我們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內聊天，騎手在不同檔口前停留又離開，一名外賣員聽到我們的談話也拿出了他的鑰匙串，同樣掛著兩個門禁扣。這是他們借小區保安或保潔的門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們都心知肚明這是違法行為，可對馮文學來說，這至少這能為他省幾分鐘，他不會再被顧客說了。 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 進了單元樓，外賣員的難題依然沒有結束。有的「老破小」樓棟里，不僅沒有電梯，樓梯間也不標記樓層數，馮文學有時「爬樓爬暈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層還是6層」。 好不容易上了樓，有的樓道里十幾戶人家，門上卻沒有戶號。有一次，為了節省時間，他在電梯門上寫上房號的方向，一位顧客恰好看見他，「你幹嘛呢你？」他解釋，「實在不知道門牌號」。顧客指責他，「你這屬於亂寫亂畫」，隨後投訴了他。 外賣員的最後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顧客手上。必須送到才能點送達，在樓下、在電梯里都不行，會被鑒定為虛假送達，扣50塊錢。馮文學不懂什麼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為什麼總有顧客不接電話。單元樓下電話不接，到門口敲門也不開，看訂單也沒有任何備註，「急死你」。他把餐放門口，拍好照片，點送達。等電梯下樓的時候，他看到門開了，一隻手伸出來拿走了外賣。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個外賣訂單可能會給外賣員帶來生命危險。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賣員因雨天積水過深，在送外賣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內澇嚴重，外賣員趟著齊腰的積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賣員頂著颱風天和大雨騎著電動車送外賣，由於道路積水過深，不慎觸電死亡。每逢暴雨天氣，「該不該在極端天氣下送外賣」就會成為熱議的話題。 有的外賣員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單，騎手按單量拿工資，暴雨天單量大，且平台會延長配送時限，給予騎手補貼。有的騎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沒得選，跑團隊或專送的騎手，系統會強制派單，不得請假和拒送。 「不讓騎車進，在惡劣天氣提著幾十斤東西走路配送，這算不算體罰？」馮文學問過很多保安這個問題。他記得一個保安的回答：沒得商量。 保安，外賣員，物業 外賣員能否騎車進入小區，到底該負責？保安說，這是物業的規定，物業說這是業主的決定，業主是外賣員的顧客，是他們不讓外賣員給自己騎車送餐嗎？馮文學想尋求公道，卻發現找不到真正能為此負責的人。 衝突總發生在保安，外賣員，和物業這三者之間，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規則的制定者。 東壩地區的外賣員們流傳著對不同小區保安的畫像。搜翻馮文學東西的保安，是遠近聞名最「招人恨」的那個。有的保安好說話，看東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會通融；有的保安會「人情世故」，外賣員遞根煙，也就開門了；有的保安耿直，「拿著雞毛當令箭」，對外賣員呵斥甚至暴力相見。 將府錦苑小區也不讓外賣車輛不讓進入，馮文學多次投訴無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輛塗成白色的三輪車自由出入小區，他質問物業，得到的回復是，這車是小區業主的。 他氣極了，「送的外賣送的快遞也屬於業主啊！」物業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報警，打過6次110，警察調解了6次，6次都交涉無果。 2023年5月，他決定正面對抗，他騎著車停在門口，不動。一名很壯的保安上前驅逐他，挪他的車頭，他推開保安，保安急了，從右側勒住他的脖子，把他連人帶車拽倒，拖著他的後背在地上刮擦，然後把他摁壓在地上。 路過的外賣員拉開保安，報警。警察調解，打人的保安當著警察面給他道歉。警察建議馮文學去醫院做傷情鑒定，馮文學說，算了，去醫院又耽誤好幾個小時。保安當下賠給他100元，他收下錢繼續跑單了。 一名外賣員拍下了馮文學和保安的衝突現場 這次衝突後，馮文學一戰成名，將府錦苑再也沒有攔過他。他成了唯一能騎車進入小區的外賣員。他與保安之間也沒有產生芥蒂，將府錦苑的保安看到他，會叫他「大神」。 「我從來不罵保安。保安也是底層，其實也不想攔」，馮文學說。有保安曾經悄悄告訴他，如果被發現放外賣員進入小區，他們要挨罰，一次扣50塊錢。 他清晰地認定自己的抗爭對象不是保安，而是物業公司。他和物業公司也有過衝突。按照同樣的方法，馮文學投訴過暢頤園，先在12345投訴，投訴後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到了，無法調解，警察隨後趕到，物業經理也終於露面了。 「你們這是侵犯人權」，他控訴。物業經理問他，侵犯了哪條法律？《憲法》的哪條？他被問住，沒法回應。當天晚上，他去列印店的電腦上查找《憲法》原文，他看到憲法第三十八條：「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他認為物業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權。他把憲法列印下來，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著《憲法》繼續在小區門口報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業經理一起帶去派出所調解，三份《憲法》，一份他給了物業經理，另一份貼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後一份留給了自己。 他起訴的就是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馮文學騎著電動車前往暢頤園。一位年輕的保安立在門口，他盯著電動車，看馮文學把車放在馬路邊行道樹下，才移開目光。 馮文學走進小區，輕車熟路地拐進物業辦公室。物業經理認出了他，綳起臉，舉起手掌對著馮文學，拒絕和他溝通： 「我們等法院判好吧，我們現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來吵架，我就是來諮詢一下。」 「您不用諮詢我，有事問法院。」 馮文學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說了算，是法律說了算！」 雙方都叫嚷著要報警，兩個高亢的男聲疊在一起。馮文學叫嚷，「你們要不服我天天讓警察來。」經理則數著馮文學的「麻煩」，「你鬧了無數次。派出所來過，安監來過，城管來過，你已經去起訴了，現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類似的對話重複了超過十分鐘，馮文學的請求或威脅都沒有回應，對方只說「等法院判」。他走出物業室，看到一輛電動車在小區街道飛馳而過，車上坐著兩個穿著白襯衣的男人，他對我說，「這是看房中介，他們就能進。」 當我們走近保安，對講機里傳來物業的聲音：門口那兩個人，一個字都不要說。 之後，馮文學又來到錦安家園。一個新上任的物業經理把他帶進辦公室，接聽了一個電話後便再沒有出現。此後的一個小時，馮文學和該物業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 王勇講話不急不緩，他向馮文學抱怨工作難做：小區有超2000戶，業主大多是80後和90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小區里常發生電動車對孩子的剮蹭事件，物業因此接到大量來自業主的投訴。他能理解外賣員的辛苦，但「這個東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說讓他騎慢點，不行的，他總是低頭看著手機，平台一直在那裡爆單。」 他勸慰馮文學，「人家是這的居民。我和你一樣，屬於外來人員，只是暫時在這裡服務管理。我不能把小區業主惹個遍。」 馮文學頻頻看手機，物業經理卻仍沒有回來。他逐漸氣惱，在他看來，不讓外賣員車輛入內就是歧視和違法，他反問，為什麼業主有權利這樣做？為什麼物業有權對外賣員的車輛進行管制？王勇說，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為你辯解能力有多強，我就讓你進」。馮文學越來越激動，他用近乎威脅的語言：哪個業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誰，我直接打110來這兒。 這是馮文學抗爭的模樣：歇斯底里，叱喝罵叫，粗鄙，不體面。經理終於回來了，他站著刷弄著手機，草草應允馮文學下次會和居委會的人一起約見他。離開後，我問馮文學，為什麼要威脅，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他神情淡然：只有說得嚴重他們才會聽我說話。他提起上一任物業經理，那個人答應他細聊，他一直等，等了三個月，沒有等來任何消息。 「干兩個月外賣，出兩次車禍」 6月5日下午，瑞暉嘉苑的小區門外，馮文學遇到了一位快遞小哥。他站在一棵樹下，樹榦上鐵鏈鎖著5個網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許騎車進入，150個快件，他要額外花費半個小時把快遞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戶家門口。 快遞小哥不得騎車進入小區，他們拉著這些箱子送快遞 快遞小哥覺得耽誤事，但也能理解這項規則，「騎手騎車太快在小區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馮文學反駁他，「可意外發生還是小部分。」 「小區里限速5公里，騎手一個比一個騎得飛快。我也騎過，哪有限速過。別問我怎麼知道的。」小哥說著撩起自己的褲腿，他小腿上蜿蜒著一道紫紅色的傷疤。「這都多久了，傷口還沒好。」他大口喘著氣，「我幹了兩個月外賣，出了兩次車禍。時間太緊了，半個小時掛10個單，連取帶送。」 馮文學打斷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話是量力而行嗎？」 「量力而行？！系統給你下的單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時候誰給你調？」小哥提高聲量反問。 「兩個月兩次車禍」，小哥的經歷不是個例。在配送時間的硬性要求下，外賣騎手不得不逆行、闖紅燈、用超速換時間。根據人民數據研究院統計，2020年以來外賣騎手相關的100餘個熱點事件中，由交通違法行為引發的交通事故佔比超過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騎手為搶時間違反交通規則。 騎手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傷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遞、外賣電動車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騎手傷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90.3%。 出了兩次車禍後，小哥轉行當了快遞員。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遞和送快遞。他開的快遞車車門內側寫著兩行數字，是該小區的單元樓分布圖，按照單元樓順序送貨能提高效率。「這個小區算好了。我之前送過老舊小區，樓號沒有，單元沒有，一進去一臉懵。」 馮文學問他：「你為什麼不投訴物業，爭取你的合法權益？」 小哥沒有停下理件的動作：「你就是干這份活。忍，不忍還能怎麼樣。」 抗爭者馮文學 馮文學開始送外賣是因為失業。此前，他是鐵路道口的安全員。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業後開始跑閃送，然後跑外賣。配送範圍以東壩星光美食城為中心，向方圓三五公里發散。 他說，跑外賣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風順，從未遇到什麼歧視或不公。中專畢業後，他先是在東壩的村裡干綠化，種樹養林。2014年，家裡托關係給他找了份鐵路道口安全員的工作，「有三險，還發了工會卡，算是半政府編製」。鐵路道口一側只有他一個人，他盯著鐵軌，盯著同一個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報一響，他走出值班室攔車攔人，警報不響，他繼續坐著，手伸到監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機。他重複著這種生活，幾乎沒有和人群打過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創業的想法，希望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大人物。他想開公司，創辦平台APP，人們可以在這個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幫互助，比如捐血給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獻器官。「我的野心就這麼大，我要服務和幫助每一個人，這是一個利國利民的計劃」。 他在網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轉了兩萬塊，希望對方能設計這個APP，但沒做成，兩萬塊錢打了水漂。幾個月後，這家公司的老闆再度聯繫他，說覺得他人不錯，想讓他來當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應了。 後來，妻子發現了這件事，認為這是詐騙，目的是為了讓他背負債務。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師，兩個月後，對方同意法人變更。 馮文學認為自己並沒有上當受騙。「人家沒黑過我。要不然兩個月時間，怎麼不能騙我點錢呢？」他損失的只有2000塊錢法人變更手續費。他和妻子天天為此吵架，直至離婚，他凈身出戶。他還有個女兒，當時15歲，堅定地站在媽媽一邊，「在我閨女心裡邊，我屬於傻子。」說著，他突然哭了。 離婚後，馮文學每個月要給女兒5000元撫養費。他跑單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別的騎手一次掛著12單，他最多只掛6單，他平均月收入約5000元，每月幾乎沒有剩餘。 今年2月初，馮文學的視力越來越差，他把字體調到最大，減少接單數。4月，他發現自己看不清顧客的備註和平台的接單提醒，他停止跑單。他去醫院看眼睛，花了500塊錢，醫生說狀況嚴重，需要再診斷。醫生的話令他恐懼，自從跑外賣後，他的社保就斷繳了，沒有醫保，他不敢去醫院。收入斷了，他只能在支付寶貸款，目前負債兩萬。 「我現在生死不懼。我現在什麼都沒有。」馮文學說。他的抗爭因為多種失去變得更加決絕。他想抗爭成功，迫切地想做成個什麼事。 他想讓更多外賣員能進小區。為此他花4000塊錢成立了一個公司，想與物業簽訂安全責任協議，為外賣員進小區提供擔保。他拿著公司的名片去找物業，物業又說，還要交擔保金。馮文學覺得這是訛錢，事情不了了之。 他還想為跑眾包的騎手們組建工會。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訴外賣員沒有工會的現狀，他說，「現在城市中配送員是最累最受歧視和欺負的龐大群體，根本沒有為騎手做主的工會。」 他給東壩鄉工會、朝陽區工會都打過電話，他還騎著電動車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都沒有結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廳，他起訴物業公司的案子開庭了。他獨自一人面對法官和書記員。據他回憶，庭上大部分時候都是他在說話。他細數種種不公：只讓外賣員走西門、不讓騎車進小區；物業說是業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損人利己，不能違背公序良俗；這是社會主義版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審理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他感到法官並不重視。他下載了6個保安和外賣員衝突的視頻想要給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機放在了一邊。 6月6日，馮文學收到了法院寄來的民事判決書，兩頁紙，4面。 「小區業主對小區公共區域、路權具有物權，外賣員對此並不享有權利。至於目前暢頤園實行的外賣快遞車輛不得入內的舉措，由小區所屬社區服務站結合業主意願制定，物業公司負責實施，不違反法律規定。」 判決書最後一面紙上寫著： 「判決如下：駁回原告馮文學的全部訴訟請求。」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
姜萍獲得阿里全球數學競賽初賽第12名後，就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更為魔幻的是，從眾星捧月的天才，一夜之間她又成了千夫所指的「作弊者」。 我不贊成畸形的天才觀（這部分觀點發表在《17歲數學天才少女刷屏背後，藏著一個危險信號！》一文中），更反感病態的獵巫狂熱。 01 方舟子一本正經地拿姜萍不會寫「Σ」說事，讓我笑岔氣了。一個連「Σ」都不會寫的門外漢，假扮數學天才，圖什麼？真被名校看中了，面試3分鐘就得露餡。學術水平造假，哪是這麼輕易的？好歹也得先在這圈子裡混幾年，經過耳濡目染甚至耳提面命的訓練才行。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教授家裡當幾年保姆的…… 方舟子行走江湖那麼多年，水平真的是一點長進都沒有。套路和當年折騰韓寒時差不多——當年是標點符號做文章，現在是數學符號。而且，獵巫的對象選擇更「下沉」了。當年要韓寒「自證清白」，好歹還算是質疑公眾人物，現在卻是對姜萍這樣的「路人」降維打擊，越活越沒出息了。 姜萍就是一個路人而已。這個全球數學競賽辦了六屆，這樣的路人「散修」很尋常。今年的預賽除了姜萍，還有一個初中的小孩哥、一個疑似外賣員的小透明。此前還有一位連續3年參賽的95後河南獄警也受到過關注。 然而，這些「野生天才」的關注度持續時間很短，因為到了決賽階段，就是專業圈「家養天才」的天下。最終的大獎和「散修」們基本是無緣的，退場的「野生天才」們也很快就被遺忘了。從沒聽說哪位「散修」通過這項民間數學競賽逆天改命的，實在想不出費勁作弊的動機。 在參賽者作弊動機上難以自圓其說，獵巫審判官們把目光投向了姜萍周邊的人。她的數學老師王閏秋就成了下一個獵巫對象，據他們說王老師是搞教培的，所以有動機。 按照他們的想像，王老師教出個數學天才，教培生意就能火。這的確很有想像力，卻是過度想像——是對中國家長的過度想像。 中國社會的教育觀是極度功利化的，就是為了高考這塊「敲門磚」。教培更是沖著高考去的功利指向明確，實打實的「按分計價」。 別說一個姜萍，王潤秋就算真教出個萊布尼茨，中國家長也沒興趣。對高考沒幫助的，就沒市場。這樣的純民間賽事，既不能加分，也不能保送，幾個家長會為這個買單？ 當然，拿王老師搞教培說事的，可能一開始就不是真要質疑什麼真相，只是想看他搞教培被查的熱鬧罷了。質疑成不成無關緊要，就當是舉報了。碼字一分鐘，噁心你一輩子，就是賺到了。這種損人不利己的陰暗心理，在中國的互聯網熱點事件中早已見怪不怪。 其實，用「奧卡姆剃刀」刮掉那些油膩的想像，姜萍的參賽獲獎很簡單。一個愛好數學的普通小姑娘，出於個人興趣，參與了一個主打興趣的民間數學競賽，玩得很開心，就那麼簡單。 顯然，這樣簡單的答案滿足不了那些陰謀論愛好者。他們想要看到黑幕，於是到處都是黑幕。他們自己失去了「沒有功利性、純粹出於個人興趣」的單純追求，因此也不相信別人能活得那麼輕鬆、純粹。姜萍純真的笑容，在他們眼中分外刺眼。 02 我不相信姜萍是靠作弊取得預賽的好成績。這是一項企業發起的公益性賽事，沒花納稅人的錢。整個事件就是個發生在公共場域的私域事件，本就沒有多少的公共價值。 關注度是網路時代的重要資源。在這樣的事件上反覆折騰、糾纏不休，十分無聊，非常猥瑣。 一些專業學術人士對「姜萍作弊」的孜孜以求，尚能理解。動物都有領地性，就是家裡養的狗還有護食本能，人也未能免俗。畢竟是專業人士，甭管專業能力強不強，專業鄙視鏈是很強的。即便是一個強調趣味性的民間賽事里一個「野生天才」的冒尖，也是不可忍受的冒犯。 沒有這樣的高度敏感，何至於「中國數學水平不如美國1940年代」呢？也就丘成桐教授敢這麼說，「丘成桐中學數學獎」也是一個有教無類的獎項。 一些媒體朋友也積極攪渾水，真是讓人感到痛心。堂堂「第四權」的大殺器，淪落到向一個無權無勢無錢的「三無」小姑娘揮砍。新聞專業的屠龍技，難道就是用來狩獵小白兔的嗎？路斷橋塌的人命關天不能問，的確無可奈何。但也不能因為技癢難耐，就提著四十米大刀在菜市場里耀武揚威吧？ 閑下來的媒體人實在無聊，打打摜蛋，研究一下新質生產力也行啊。曾經的公共空間的守夜人，卻成了潛伏在黑夜裡的獵巫人。濃眉大眼的好青年，變得如此面目可憎，於人於己都是危險的。 無論怎樣的時代，都要保持善良的底線。人人互害，人人自危，真應了那句十分流行的裝逼利器——「他人即地獄」。這樣的公共空間，不復人間。 03 歸根結底，此次事件最該「反思」的還是賽事主辦方。在一個缺乏基本善意的社會環境下搞民間公益，無異於負薪救火。預賽搞開卷考，你想的是降低門檻、鼓勵參與，卻成了公開搞黑幕的「污點」。如願吸引了民間愛好者，擴大了社會影響，卻成了炒作的「罪證」。 一輩子都在猜忌別人和被別人猜忌、習慣於監視別人和被別人監視的人群，無法理解開卷考的信任感，更不會在公共生活中保持邊界感。這樣的環境，怎麼做公益？ 阿里全球數學賽辦得很好，以後還是不要辦了吧。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獨角鯨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