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许多评论指出中国从中共“党天下”成了“习天下”。究竟当今中国是“习天下”还是“党天下”？自1980年以来，同样的中共体制却出了多位风格迥异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被公认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但是后来都遭到清算。江泽民、胡锦涛虽有抱负，但都无法进行关键的改革。 在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通过对中共近年来五位总书记的分析，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本质是一个极坏的党，因此胡赵这样的领导人仅是凤毛麟角，而习近平得以完全揽权。蔡霞教授认为未来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的生存和习一小伙人维持权力之间将有生死博弈。 “党的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的党”？ 习近平登台之前，时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经预测，“由于未来的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没什么政绩，还面临不断加剧的党内竞争，他们很可能比前辈更弱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体领导。” 今天应该没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认为当今的中共是集体领导。但关于中共政治的一个新谜团出现了：中共和习近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认为，今天“的确有个独裁者统治着当代中国，但那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为什么是党劫持了习近平？他指出，习仲勋教育习近平，无论党如何对待你，也要对党保持信仰，而且，习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认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党天下”的习近平，而二十大之后，则变成了“习天下”的共产党。她进一步指出，中共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是被习近平一小伙人继续以中共的名义控制着。 “党天下”养大习近平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锦涛时期的政绩，而胡锦涛当时带病参加二十大为习近平站台，就坐在会议主席台上。此前，解放军上将王宁曾经说习近平“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自由亚洲专栏作者、中共研究专家高新指出，一些国内政治异见人士当时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安排习近平这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太子党成员当接班人，是基于救党图存的考量。 “我个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蔡霞教授说。她解释说，中共高层相信江山必须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红二代的手里，将来才不会挖祖坟。这就是中共80年代选接班人梯队的来历，习近平也就是在此时被挑出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对象。 六四后，党内再定甄选“三标准” 在中共里面可以称作“自己的孩子的”并不只习近平；最后谁成为接班人，这是需要竞争的，除了外界熟知的习近平与薄熙来的竞争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前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等人。但最后为何习近平胜出？ 《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认为习仲勋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生前在党内口碑好，为人正派开明，支持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中共批斗胡耀邦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上，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指责如此作法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人。 蔡霞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在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对红二代接班人梯队又进行了一次筛选。她相信当时传出的所谓“三条”是真的。一，要选自己的孩子，二，必须是红二代厅局级，三，“开枪派”，即支持六四镇压。而时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去天安门广场和305医院慰问解放军，这个“投名状”事件对习上位“其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红二代里面很优秀的陈小鲁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符合第三条而被淘汰。 二十大两件事让“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说，习近平2012年上位之后，党内还有多样化的声音。在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修改中共党内监督条例的时候，习家军在会议议程外突然提出树立“习核心”话题，当时就有中央委员站出来说现在强调集体领导，胡锦涛就也已经不是核心，为何现在还要提核心？随后的2018年修宪和2021年讨论中共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时，中共党内仍然还是有分歧。这些事实说明，当时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发言。 蔡霞教授认为，“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两个事件。第一是习近平下令当众把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当时会场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员们“连动都不敢动，连眼珠都不敢转一下”。其次是在媒体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习近平过去的秘书和现在的秘书。蔡霞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党这个名字，其实只是顶着这个党的名字的9000万人这么一个政治人群被习近平这个整个黑帮一伙给绑架了。”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彻底告别了改革开放，‘两个确立’意味着习与邓、江、胡时代完成了切割，习天下呼啸而至。” 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学者4月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纪念胡赵和八九民运35周年国际研讨会”。同样是中共总书记，同样是共产党体制，为什么习近平遭到批评，而胡耀邦、赵紫阳却受到纪念？ 中国作家戴晴认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产党的错误，“他算是共产党的好书记，”她说。在胡赵基金会会长张艾枚看来，赵紫阳则认为中国一党专制没有出路，他（赵紫阳）曾经说，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政治还能往哪转。 蔡霞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身上存在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里面有好人，共产党是个极坏的党 关于共产党里面有“好人”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苏小玲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共产党不是传说中的‘洪洞县’，里面没多少好人。这自然也不合事实。”中国政论家胡平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最坏者当政”这一困惑性问题。 蔡霞教授认为，胡赵走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实属凤毛麟角。她认为这两人是中共里面”公认的好人“，在关键时刻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着指出，虽然共产党里有好人，“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而且，中共本质决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样可以随时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职务。 蔡霞比较了在胡赵之后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她说一位是老共产党的遗孤，另一位是党培养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苗子，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虽有抱负，但一个不敢踢出临门一脚，一个被破迫喊出“不折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出了共产党给他们划出的“边界”。 习近平与共产党的生存之争 既然习近平将“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这个党和习近平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在当今中国，党仍然是关键，习近平只是一个合适的领导人。 如果习近平的政策制造社会动荡，他本人就变成问题所在，进而遭到反对和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情的实体，它无情（统治）的时间比习近平要长久得多。 蔡霞教授与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认为中共与习近平之间尽管存在矛盾，但当今中国实际是中国人的生存、党的存在与习一小伙人保持权力大位之间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对《纵深视角》解释说，三年清零，习近平一小伙不顾人民死活，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白纸运动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机时刻的反抗，它最终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党内，时任总理李克强设法尽可能的发出他的声音，想把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中国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曾经说，“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相信共产党，因为他们看到了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随意剥夺人民手中的权力。她接着说：“我觉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会推动整个这个国家政治上的松动，逐渐的通过动荡一段时间以后走向民主宪政。”
2019年，复旦大学学者张维为在电视节目中提到，“美国4000万人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 。美国四千多万贫困线以下的居民。那可是快到美国六分之一人口了。 张维为说谎了吗？没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3400多万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应该大约4200万人上下。 所以张维为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 张维为说的对吗？很遗憾，他引用的数据对，但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张大教授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偷换了贫困线的定义标准。贫困线的定义，美国、中国目前差异巨大。 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什么呢？根据2020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包含“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大约4000元左右；“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实际上比世界银行的“极度贫困”线还低一些。 那么，美国的贫困标准是什么呢？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低于12760美元，大概相当于当年的84000多元人民币。如果不是单身汉，而是有小孩的家庭，那么该人均标准递增，4口之家贫困线标准为年收入低于26200美元，大概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这个是多数地区，美国个别地区标准比这个更高。而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年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50%的人，也就是人均收入低于8.5万为美国极度贫困标准。中国年收入在17万的人，除了大城市，已经是绝对的高收入了。 当然，不看物价，只看收入肯定是不行，归根到底还得看购买力。 贫困人口最主要支出是基本水平的衣食支出。仅食物来看，美国超市的肉蛋奶均比北京超市中的相应产品便宜。青菜因为需要人工种植打理，比中国贵个大约2倍。服装方面，去沃尔玛十美元买件T恤，和国内小县城六七十块钱人民币买个T恤差不多。如果你开车去特价超市奥特莱斯，更便宜。所以实际上最基本的开支，美国与中国是差不多的，或者至少没有比中国贵过少。所以，在中国骂美国、自己在美国买别墅、女儿嫁美国佬的陈平教授说的“中国收入2000人民币比美国收入3000美元还好”，完全是胡说八道，骗骗国内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可以。 美国联邦政府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子女养育上。 【1】美国没有政府推动的统一福利医疗体系，大部分美国人的医疗保险都是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 【2】食品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 【3】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的项目，例如房租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具体负责低收入租房补贴运作。根据该部定义，所谓低收入者指收入低于当地家庭中间收入30%的人。 【4】贫困线下家庭的孩子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美国义务教育为13年：幼儿园一年，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 公立学校免费。无论买房还是租房，根据学区就近入学。 【5】美国农业部妇婴幼儿保健计划专门资助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哺乳期母婴给。且该项目不限于美国公民，只要居住在美国都可以享受。 所以，美国的贫困，内涵与中国的贫困完全不同。所以，国内不少每月一万多人民币退休金的老油条，要跑到美国去当“贫困人口”，原因你终于明白了。这些老油条无利是绝不会起早的。 中国经济的总体量很大，但人均却很低；中国人口多，即使有钱人比例很低，有钱人绝对数也不小。振兴中华，复兴民族，实现“中华之崛起”，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天天忽悠中国如何富裕，如何强大的那种人，大部分都是做爱国生意的，陈平的把戏已经被拆穿，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而张维为有意无意地混淆中美贫困线的根本不同，客观上误导国内很多人的认识，由于背靠名牌大学，仍然还有国有企业给他一次讲座十多万的出场费。 “农民工的盒饭比美国中产家庭吃的好”，“一小时，击沉美军所有航空母舰”，“清场式遥遥领先”，“西方现代化的”0到1”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以上种种雷人言论，出自张维为之口。张维为真的不懂吗？明眼人一看便知，非也。他只不过是在迎合某个群体的需要，本质上是低级红，甚至是高级黑。 有人在微信搜索，发现司马南、金灿荣的微信公众号都同属于一家公司——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查查之类的网站可以查到，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是饶谨，持股超过95%。金灿荣的另一个公众号“政委灿荣”，运营主体是南京聆思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饶谨同样持股超过95%。陈平、张维为的微信公众号同属于一家公司—— 上海观察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也是观察者网的运营主体。如果没有巨额利润，这些人只需要自己注册一个自媒体号表达观点即可，何必要与商业公司挂上钩呢？张维为在国企一次演讲十多万，这些人赚了多少钱？只有税务局才知道。一年没有几千万，也是几百万起步吧。 2008年4月，饶谨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二台《对话》访谈节目，现场观众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一共发了三次言。根据视频，老教授的第一次发言是：”一个大国，想要搞好，归根究底就四个字：实事求是。“老教授的第三次发言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要让外国人光看高楼大厦，还得让他看建造高楼大厦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真苦。你要给外国人讲中国的毛病，而且讲得比他还要强，他就服你，这才证明中国真强大了，我们有自信。” 张教授如果真的有家国情怀，就应该在除了谈成绩之外，也应该适当讲讲问题和改进之道，号主以为至少应该七三开吧，也就是你谈7点成绩，也应该谈3个不足吧。但张教授只说好，不提不足。所以，只说美国不好的方面，不看美国做得好的方面，和只说中国好的方面，不说需要改进的方面，本质上都是在割韭菜，做爱国生意而已。张教授及其同道中人，显然深谙此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推动世界更美好
就差翻过这座桥了。 洪仕标徒步去18公里外的县城，打电话确认了家人的安全，又折返了，回家的路更难走，不过他知道，快到家了。他52岁，身板黝黑而瘦小，衬得一茬白发格外醒目。尽管脚踝磨得渗血，小腿给划了道10来公分长的口子，他还是毫不迟疑地上了桥，但每一步，他都匍匐踩着，稍有不慎，便会落入底下湍急的河流。 暴雨过后，洪仕标家门前的桥已看不到桥面。本文照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其实桥面已看不到了，上边盘踞着暴雨冲刷下来的枯木、断枝，还有两棵被连根拔起的树，笔直地插向天空。直升机不时越过这截在广东梅州平远县境内的残桥——那天是6月18日，梅州暴雨过后的第二天，当地平远县、蕉岭县等多个县镇、村落的道路遭遇滑坡，乃至断裂，成为“孤岛”，直升机是“入岛”救援的主要方式之一。 当直升机降落在泗水镇文贵村，一场昼夜未停的挖掘仍在进行。谢礼传盯着翻出的土，已是两眼血丝。他的父亲、哥哥、嫂子，连同另外7个村民，都在他家避雨时被突如其来的滑坡掩埋。一旁轮替下来休息的救援人员难掩疲惫地点了枝烟，“现在只能祈祷不要埋得太深”，他说。 据央视新闻，截至6月21日15时，广东平远县强降雨灾害共造成38人死亡、2人失联。截至发稿前，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梅州受阻交通基础设施正逐步恢复，平远县泗水镇受灾路段全面恢复通行。 6月19日中午，在泗水村，铲车正在清理道路，一些村民蹚过泥泞，准备去亲戚家帮忙打扫卫生。 只听到一句话，信号又断了 “水还在猛涨”，6月16日，洪仕标的心始终悬着。 他回忆，当天的雨时大时小，但基本没停过。他住在泗水镇泗水村，为了看病冒雨赶到平远县县城，中午往北边折返时途经东石镇，路上的积水已没过脚面，“再迟一点，可能就过不了了。” 下午3点到家后，他惊觉流经家门口的泗水河有些反常。往常河道水位不及膝盖，仅在河道中间淌着，现在“上涨了差不多两米”，飘着树枝和垃圾。两小时后，水又高了近半米，盖过了桥面，而雨还在下。 此前，他经历过2015年梅州7·22特大暴雨。他记得，那时村里梯田底部被淹了，水一米来深，这次完全看不到田，这在他过往的记忆里前所未有。 据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消息，2015年7·22特大暴雨期间，泗水镇24小时监测最大降雨量为223毫米；而此次受强降水云系影响，梅州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6月16日，泗水镇24小时降水达369.3毫米。 洪仕标回忆，16日下午3点，他就收到了村委会的转移通知，晚上去了泗水镇镇政府打地铺过夜，但像他一样去安置点的村民屈指可数。他解释说，生产大队50多户人，基本就剩留守老人、小孩，且很多都选择去镇上的亲戚家借宿了。 那晚，他彻夜难眠，不时起身盯着雨势。晚上八点多，安置点一下挤进十多个沿街住户。当时街上汹涌的水流夹着车辆，不少店铺一楼给“掏空了，连货架商品都卷走了。”没多久，通讯中断，一行人看着水还在升，怕四层的房子都给冲垮了，又只能往顶楼躲。 隔天一早五点，洪仕标看到街上满是黄泥、断树，有的车像积木般肆意叠着。他想去看看他的鸡鸭，两公里的路，连走带爬近一小时。等到家，养的唯一一只羊还在，鸭棚则剩几根歪斜的钢筋立着，两百只鸭子，被冲得只剩下四十只左右。 但他无心去管了，只想知道家人安危。他在家排老小，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住其他镇上，母亲则在县城养老院。为了打这通电话，他决心徒步18公里山路到县城，不少村民劝他别去，太危险了，但他还是上路了。 洪仕标走的山路。 有的坡横过整段小路，好几米高，踩着也滑，他穿过时还得小心别给树干绊倒；有的路给水截断了，边上路基也掏空了，他只能翻山绕路。 这一趟走完，四个多小时，他已满身泥泞，给碎石、杉木刺划了不少伤口。所幸，他的家人都没有受伤，只是二姐家那一亩鱼塘受了灾，鱼基本跑了。 也是为了确认家人安全，杨德清选择横跨三省回家。 他和妻子平时住梅州市区，与平远县湍溪村的家人失联后，他们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终于在6月17日的6点半接通，他只听到一句“房子塌了，人没事”，信号就又断了。 “听到人没事，心就定下来了”，杨德清说，不过他还是想回去看看。 因通往县城的358国道被冲毁，湍溪村恰好地处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河谷地带，他和妻子从市区出发，开到江西寻乌，再转到福建武平县，全程两百公里，最后一段村道，他们光脚蹚着膝盖深的淤泥过去的。 此时，杨德清的小舅谢力开的餐馆，已是一片狼藉。冰柜裹着泥浆横倒在门口，往上走，黄泥掺着碎屑、树叶一直染到了二楼楼梯转角处。“之前房子进水最多也就1米左右，这次大概有4米多吧，”杨德清说。 湍溪村，街道堆满淤泥和被洪水冲出的杂物。 这家店谢力经营了十多年，如今全给泡了。看着盛满泥水的锅碗瓢盆，被浸透的灶台、食材，他眉头一直拧着，算了下，十多万的投入打了水漂，“什么都没有了”，他反复说着。 同为湍溪村村民的谢贵和邱莲夫妇则在洪水中失去了两个月后即将收获的仙草，这意味着，年内的主要收入没了。 邱莲哭着称，他们一家靠种中草药仙草为生，一般收割后卖给仙草加工厂，一年能挣上一万。 6月19日中午，谢贵和邱莲到田里查看，谢贵一路沉默低头，从湿软的泥中拔出水鞋。邱莲止不住掉眼泪，用客家话重复着“都无咯，无用咯”。 仙草种植户在被滑坡压倒的仙草田旁。 洪水毁了湍溪村几乎全部的仙草田。 湍溪村村支书谢红胜向澎湃新闻介绍，湍溪村是仙草重点种植地，全村共约700亩仙草田，有大约5个大型仙草加工厂，这场洪灾过境，地里的和厂里的仙草大部分被冲走或泡坏，后续会统计各户损失。 特困户，和他遇难的乡亲 6月18日，洪仕标在姐姐家住了一晚后，再次踏上回家的路，“我害怕也要回来，不然我的羊和狗还有鸭子会被饿死。” 洪仕标是村里的特困户，一直独居未婚。年轻时，他曾在广东各地打工、开货车，因为生病回老家十多年了，哥哥给他出钱翻新了老屋。他则花三万块积蓄盖了间鸭舍，再种点地，平日便守着山间的一角生活。 路上，他碰到一同回村的村民，他们在县里开铲车，临时回来帮忙清理道路，他得以搭上顺风车，能省力不少。坐在皮卡车厢，他瘦小的身板跟着颠来颠去。 但没开几公里，车停了——之前洪仕标走的小道，只是裂了三五公分，现在塌了好几米，洞口下水流“刷刷”冲着，一行人只好弃车翻山。 洪仕标走的小道原本裂了三五公分，至6月18日，塌了好几米。 多数时候，他们得侧身贴在边坡，踩着树杈和灌丛走。没一会儿，他们身上便给杉木的硬刺扎得通红，偶有打滑，也只能忍痛抓紧这些枝条，否则底下就是十几米深的坡底。有次其中一人踉跄滑了几米，好在给一个凹坑托住了。 4小时的山路，除了途经溪流时用水把鞋上的泥巴冲掉，洪仕标几乎没有停歇，他怕下雨了路更难走。其间，直升机不时从他头顶飞过，声响回荡在旷山之间。 那天，直升机反复降落在泗水镇文贵村谢智凤的家旁。 他的街坊邻居回忆，16号晚上七点，只听到“嘣”的一声巨响，他家就被埋了。隔天凌晨4点，住在他家附近的亲戚连走带爬赶到泗水镇，用政府的卫星电话给他儿子谢礼传打了电话。谢礼传立马从东石镇爬了四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谢礼传说，被埋在底下的，除了父亲谢智凤、大哥谢新传，嫂子林新因，还有邻居谢胜传，一个56岁的孤老，以及紧挨着的、上举镇东部符坑村的6个村民。他推测，事发那晚，邻村村民可能因为暴雨回不去，大哥碰巧遇到他们，就招呼他们去家里一起吃个晚饭，“大哥很热情，整个泗水（村）的人（他）都认识。” 18日当天，谢智凤的女婿提及此事，无奈摇了摇头，说家里人有让谢智凤转移，可是“他不听话”。 已在土堆旁守了两天一夜的谢礼传，一言不发，因为爬山，他的衬衫岔成了两块碎布，但他毫不在意，只是愣愣地看着救援队挖土。其间，他不时掏出手机，看着四百多平米老屋的旧照，这是父亲一砖一瓦盖的，有30多年了。端午节全家人还在这里一起吃了饭。如今，房子只剩下鸡鸭舍的一堵墙。 谢礼传的老家，被滑坡掩埋后仅剩一堵墙。 哥哥谢新传前不久刚在县城给儿子买了套房，“他儿子当兵第八年了，在部队很努力……”，谢礼传还不敢把这事告诉侄子，“现在我都不知怎么办”，说完，他不禁哽咽了。 回家的路上，洪仕标想起了谢新传。之前他去看病，谢新传直接给他转了两千块周转用。他说两人认识快八年了，谢新传做木头生意的，“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对人也很热情。” 而在这场暴雨中，洪仕标还有其他乡亲不幸遇难。 途经泗水镇上磜子，他指着一栋被泥沙灌满的平房说，他有个50多岁的朋友四哥，这几年回家养老，16日晚上6点从安置点回家拿被子时遇到滑坡。村委会得知后立即拿铲子去挖，“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四哥亲戚口中得知，四哥的遗体还没处理，得等在国外的儿子赶回来料理后事。 在泗水镇122乡道与123乡道交叉口附近，刘秋风的弟弟徘徊着。他78岁的姐姐在暴雨中失联，她的儿女都在佛山打工，村里通知转移时，他专门开车去载她，“她不走，她说死都要死在那里。”之后，姐姐那间矮小的平房已找不到人的踪迹，敞开的房门被冲得摇摇欲坠。 泗水镇122乡道与123乡道交叉口的房屋受损严重。 因河流穿过两条乡道的交叉口，紧邻泄水口的房屋受损尤其严重，一楼的墙壁基本被掀开了，里面的淤泥近一米厚。事发时，60岁的龙美兰和12岁的孙女刘香绫躲在卷帘门内，但没能挡住猛烈的洪水。 龙美兰的儿子刘昌胜从沿街商户口中得知，16日晚上七点多，随着山洪倾泻而来，大量树枝一下堵住了泄水口，水开始倒灌进母亲开的饭店，“铁门都给冲穿了，两个人就飘了出来。”失联前，她给儿女发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站一楼桌子上，水已逼近脚面，告诉他们自己“走不掉了”。 每当经过逝去乡亲的家，洪仕标总能想点什么，但说得很少。迎头碰上其他村民，他们总有些惊讶，他居然又走回来了。 最终，他走到了家门口的那座桥，翻了过去，那晚他心事很多，睡得不好，19日醒来才发现，暴雨那天，他开的药一直忘了吃。 而在桥上，那两棵树依旧笔直地指向天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人物
6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主持召开“2024年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尹锡悦强调，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尹锡悦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运营应对体系，直至低生育率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网络图片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72，全球垫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难怪尹锡悦担心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但在过去，韩国曾担心生育率过高而实行节育政策。19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超过5，并且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于是韩国政府在196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叶，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支持人口政策调整的一方认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放宽人口政策不会造成人口膨胀。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则认为，考虑到韩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极高的人口密度，仍应坚持人口控制政策。否则，生育率就会回升，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专家和高层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根据该委员会大量的讨论、听证和研究，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人口质量和福利上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5月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并成立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后，韩国生育率短暂回升，从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从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创下0.72的新低。 韩国鼓励生育失败，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韩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时间太迟。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于更替水平时，就应该停止节育政策。然而，韩国到1990年代中叶才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同时，受到前期节育政策的惯性影响，90年代人口政策调整风格偏保守，侧重强调提高生育质量，未强调鼓励生育。2002-2004年韩国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此时韩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二是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不如欧洲国家。根据OECD数据，2019年韩国用于鼓励生育等方面的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56%，而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GDP的3%以上。 三是韩国的生育成本过高，尤其是房价过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内，韩国房价整体涨了80%，首尔房价一度达到每平方米15万元人民币，仅次于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韩国存在严重的教育内卷，韩国家长拼命“鸡娃”，教育负担过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韩国出台的政策未能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女性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2022年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达到31.48%，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六是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过长，从而抑制生育行为、减少育儿时间。根据OECD数据，2022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1901小时，而欧盟国家的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571小时。 中国和韩国都是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时间比韩国迟十年左右，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韩国更严厉。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当于韩国2017年的生育率。 中国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远不及韩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因此并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国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么未来几年的生育率很可能会跌到韩国现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实上，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6，比韩国更低。 严重少子化不但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也会削弱国家的创新力和拖累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最终结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我们建议尽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四、增建托儿所。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根据OECD数据，2022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7.9%。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中国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国家中是倒数第二，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现在出台大力补贴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补贴发给育儿家庭，可以有多项好处。因为这些育儿家庭普遍是缺钱的，可以增加各种消费，如果能够通过贷款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补贴和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生育和抚养小孩是最好的投资，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绕梁说
01 短短几天，姜萍就陷入了巨大的争议。 一番喷怼撕杠后，原本17中专生追逐数学梦的故事，就变了味。 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打假”大师们，重拳出击，从出身到板书，从纪录片到考试过程，给到了全方位的质疑： 平时月考成绩平平，怎么竞赛一下子就那么好呢？ 然后说她是作弊者，造假者，背后是有团队的…… 网络图片 紧接着，一些反智言论汹涌而至。 什幺女孩子、中专生学数学怎么可能学得好？什么开卷考试太水了…… 数学竞赛我没参加过，没有发言权，但常识还是知道的。 数学月考就能代表竞赛水平嘛？ 竞赛数学和中学考试很多内容是不一样的，考题方式也不一样，学校应试的东西很呆板套路。 拿语文举例，如果你把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给作者本人做，本人可能都不会做，我自己就是个现成的例子……题目不知道哪位老师出的，但我自己是真不会做。 网络图片 至于开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法考，法考是可以给你现场翻阅法条的。 但问题是，依赖翻法条做题目的，大多数都难考好。 真正检测水平的考试，是不看你开不开卷的。 网络图片 还有人质疑板书，这个我觉得可以质疑，但质疑的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阿里本来就是找团队补拍的纪录片，过程中为了宣传主人公，多少要修饰一番，时间紧急，不够还原，有瑕疵，很正常。 有时候领导不也忘记遮住手表吗？ 02 当然，阿里宣传姜萍，包括举办竞赛，也是有私心在的。 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带来正面流量，树立为国招贤，尊重人才的科技人设。 另一方面，也能借此招募到高性价比的人才，链接各方资源。 这和搞“湖畔大学”的道理是相通。 对于企业而言，无利不起早，可以理解。 网络图片 而且阿里的这个竞赛确实很有含金量，其组委会名单里，个个都是学术大佬。 所以质疑竞赛没水平，不够客观。 但现在，网上出现了大量的阴谋论，说什么老师王闰秋是想搞教培，想借机宣传自己，又说什么阿里故意制造话题，修改成绩…… 在我看来，也未免过于扯淡。 姜萍是什么人？上不起普通高中的穷孩子。 如果阿里要放水，或是老师王闰秋收了钱，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个局长、处长家的孩子勾兑？ 钱权两清不开发票，难道不更好吗？ 网络图片 当然，扯淡的好处就是无法证伪，反正键盘侠的想象力无限宽广，一切责任都在于美方。 疑者恒疑，但凡想质疑一个人，总能找到数不尽的疑点。 但这些质疑，毁掉的却是一个年轻人对兴趣的向往，对世界的善意。 阿舟，收手吧。 她不过是个孩子，她肯定也吃转基因！（转基因食品便宜，同时也是方舟子提倡国人天天吃的） 03 面对四面而来的阴谋论，我相信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有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 但就在姜萍事件发酵的时候，来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余秘书长送来了解药，分担了热搜压力。 6月16日，余秘书长带着司机带着狗，坐在一辆有外交使馆牌照的车上。 车就停在马路中央，任凭周遭司机按破喇叭也不走。 网络图片 她原以为，这个外交牌照能像粟裕的7个纵队那样包打天下。 可没想到，北京的爷就是爷。 一年轻车主根本不虚她，拿着手机全程记录，斥责她是不是使馆牌照了不起，可以乱停车。 当然，余秘书长是见过大场面的，她丝毫不慌，且涌升出了一种被蝼蚁冒犯的愤怒： “滚蛋！” “我打电话了，你等着吧！” “我还真告诉你，懂什么叫使馆车吗？懂吗？啊！” “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 网络图片 哥们我也是学过法的，外交豁免权主要是针对外国的外交人员，给予一定的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优待。 但没说你犯了法就不能治啊，更不是可以违反交通规则啊。 再说了，这个余秘书长真的是外交人员吗？你不能说坐在使馆牌照车里，就是国外的外交官吧？ 查了查资料，发现余秘书长任职这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其实并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一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 名字起得很官方，但主要工作也就是打着官方旗号，到处拉拉资源，搞点友谊活动而已。 而秘书长先后担任的什么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综合办主任，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副主任、系统工程一司副司长……也不过是在航天局/国防科工局的系统内打转。 网络图片 今年以来，航天科工部门内多个官员都被免除委员资格，照理说余秘书长应该低调点才对。 没想到她还打着外交官的旗号，恫吓群众。 扯什么“外交豁免权”。 你中国人在中国犯法，哪有什么外交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是给老外用的。 余桑在马路上随意停车，莫非是想到了故乡的樱花？ 网络图片 04 余秘书长的以权压人，姜萍的百口莫辨，让我想到一个解题思路： 现在姜萍需要的，恰恰是余秘书长的“外交豁免权”。 键盘侠们为何敢对姜萍炮制种种阴谋论？ 其核心在于她不过是一个17岁的穷学生。 哦，质疑不得余秘书长，还质疑不得你姜萍？ 说你抄袭怎么了？说你造假怎么了？你能奈我何？你敢找我秋后算账？ 网络图片 余秘书长和姜萍最大的差别在哪？ 或许就是一颗权力的春药。 吃了这颗春药，余秘书长就敢虎皮加身，鹰视狼顾，面对群众的质疑，怒斥滚蛋。 不幸的是，姜萍没有这样的春药，所以只能忍着、受着、委着、曲着。 普通人何苦为难普通人？ 哪怕中专生是天才的故事是个谎言，人间也不过是少了一个传奇而已。 哪怕今天的姜萍就是在造假，又能对我们造成多大危害？ 网络图片 姜萍的故事，至少能激励很多底层的孩子，奋发向上。 拓宽更多人才晋升的可能和渠道。 引发社会对于考试制度、人才选拔标准的反思。 有什么不好？ 相反，如果对余秘书长轻轻放过，法外开恩，那才是对中国法治的侮辱，对社会价值观的践踏。 从故宫大G到江西周公子，我们已经放过了太多的余秘书长们。 这一次，也请放过姜萍吧！ 她需要一次舆论豁免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2024年6月19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布了5月份善款的使用情况： 几个关键的信息， 一是，2024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收了腾讯爱心网友捐赠的善款，是十八万七千四百余元； 网络图片 二是，5月份的这笔善款，用于救治的血友病患者为8名，在下面的表格上可以看到，善款用于患者救助的总数为一万九千余元 网络图片 三是，这个项目有一个红苹果合唱艺术团，截止5月31日，合唱团的公益广告制作费24000元，合唱团老师劳务费95650元，合唱团录音，修歌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在一起，一共为15.9万元！（问题是还是零演出） 网络图片 到这里，没有意外的是，火了！ 网络图片 网友们很难过，心疼自己捐掉的钱，斥责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哀婉着，不会捐款给官方慈善组织了！ 网络图片 翻看了这件事媒体的看法，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合唱团这个15万并非只是单月的开支，而是从2016年合唱团成立到现在的部分费用明细，至于演出为何是零，说是近几个月面临多项变动，没有精力和人手排练演出。 网络图片 写到这里，想说的也只有几点： 一是，这则事件看着很让人不舒服，因为无数献爱心，做公益的网友，在捐助的时候，心里想着的便是讲这些爱心钱用于病患，说白了，是用在刀刃上，而非是自己捐的钱用在了这些什么合唱团，演艺的支出上。 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解释的仿佛很合理，合唱团的费用是8年的部分费用累积，那么是否还有着其他的费用？一个合唱团即便是8年的部分费用，到了15万，其他的还有甚么人员，杂七杂八的费用，又不知道有多少。 五月份的善款是18万，这18万该项目也好，妇女发展基金会也罢都该知道，网友们的爱心捐助是给人治病救治患者的，但为何这18万用于救助患者的只有1.9万。 这些钱难道不该及时的救助更多的患者？ 三是，我个人觉得，公益，尤其是这种掌握善款的组织也好，官方也罢，我认为掌握这种钱的人，起码心里要有的一个意识，这种钱很珍贵，相比于市面上流通的那些金钱，这个钱来的很不容易，因为每一分都是良心，而面对这种良心之钱，花的时候，也是要用良心一点点的过秤，每一分，每一块都该花的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普通意义上的金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良心之钱没有换回来良心，反倒是喂了狗之后，那也就没了。 四是，我的一点感想，近些年来，包括曾经账号很大的时候，身边一些还有所交集的大v是经常能看到在那些公益什么的，捐款，我曾经一块合租的网红朋友，每一次的灾害也都是捐款，而后在将这个证书挂出来。 但在私下里，她会经常和我说，这些钱捐了还不知道去哪里呢，我很震惊的问她，为何这样说，为何有这样的想法还要捐。 她说，还不是为了这一纸证书，你捐了，就是爱国，账号后面才能做的顺风顺水。她还劝我，你也要捐，你的号也不小，捐了的话被看到，发展才能更好。 我沉默了很久，后面也没有听她的。 我在想的是，当善，良心，成为了一种表演之后，那么究竟是好是坏？是不是在变相的践踏这个良知的字眼呢！ 我认为善，和悲悯，良心，是一种随心的情绪，就譬如，在下雨的时候，我看到蹲坐在路边的老人，摆着几把自己种的芹菜，衣服淋湿了大半还在坚守着，那么这一刻你抬头看一眼阴云，出于本心的善，帮助了他，那么这种善即便是付出了很小的价格，也是纯粹的良心，而这个没有被绑架和扭曲的良心是会传染的，而传染的效果也是良性的。 再譬如，你在街上，偶然看到了那一瞬间的悲苦，医院的长廊内，那眼含忧郁的年轻母亲抱着孩子，踟蹰着在那收费的窗口，徘徊者不敢向前，那么出于作者的敏锐，知道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不幸，继而问询几句，随性拉着母女的衣角，去垫付了这八九百的医药费，那么这种善，也是温情的。 真的，医院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医院看不起病的画面，就是我去年经历的，顺手帮助了一把，而当时我也是最艰难的时候，这个号还在封禁的状态下，我抑郁到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往北走时的经历。但我觉得这种善，是不需要大声的喊出来。 随本心的事情而已，也所以，在现实中，我不会搞这些什么证书，去和这些公益组织打交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
涟水县城的中学附近超市，小型激光打印机是货架上必备的商品，几乎家家都有，用来打印试卷，练习题和成绩单。镇上的义兴中学附近，原先是母婴店、超市的铺面，生意不好，都转做了文具店，一到放学，挤满了中小学生。这大概跟江苏人高度重视教育有关，姜萍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活到17岁。 她喜欢储备黑色水笔，用2支要买满5支。初中数学老师孙老师记得，她的卷面十分清晰，不过，他更有印象的是班上的王某某，李某，张某某，有人是数学课代表，有人数学130以上，个个考取了四星（重点）高中。姜萍属于进步较大的学生，坐第二排，扎个辫子，性格内向，不爱问问题，只有最后的大题、难题才会问。直到她初三上学期数学考110多分，下学期考到120多，130多，才引起孙老师的注意。 6月13日，她以另一种方式打破了应试教育的想象。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她获得第12名，排在她前面的，只有来自北大、清华、剑桥的名校生。之后的一周，消息沿着326省道传播开来。乐味堡餐厅的老板娘、理发店老板的女儿、卖榨油老汉的儿子，捡起了对她所剩不多的记忆：小学成绩一般，不肯讲话，偶尔去点奶茶、汉堡，都是经典款。县里麻辣烫店的老板说，她吃麻辣烫也很安静，不像其他学生，咋咋唬唬的。 数学竞赛获奖后，她是天才还是被过誉的中专生，这是一个躲不开的比较，在网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那么在她的家乡呢？ 她初中所在的义兴中学，许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实行寄宿制。每周日进校前，他们就到省道边最大的欧易尚超市，采购一周的零食。桶装方便面最受欢迎，条件稍好的学生，一次性会买上100多块。姜萍会买面包、薯片，只用几十块钱。 ●姜萍就读的初中。图/徐巧丽 沿着省道下去几公里，路过收割完毕的麦田和刚插秧的水稻，我在万民村见到了姜萍61岁的邻居老孙。他是工地上的工头，按他的讲述，早年，姜萍的父亲没工作，跟着他去黑龙江做泥瓦工。后来老孙在工地上出事，回家卧床休养。姜萍的父亲去了无锡一家计件厂上班，直到65岁超龄，工厂不要了，才回到家，经营着三亩地，种小麦、玉米和水稻。 小时候，姜萍总是借着小狗的名头到老孙家里玩，她吃什么，就给小狗喂什么，给小狗洗澡，导致老孙以为“她的兴趣爱好就是小狗”。除此之外，她和姐姐就闷在屋里写作业。老孙给的10块5块零花钱，她们舍不得用，没多问他要过几次钱。 下雨天，家门口的土路烂得不得了，姐妹俩一起骑个车回来，也不用他开三轮车去接。有次老孙接到姜萍父亲姜玉华的电话，才知道姐妹俩家里没油了，也不好意思跟他开口，“两姐妹自尊心都很强的”。 村干部介绍，姐姐姜琳曾在连云港打三份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为缓解家庭压力。姜琳英语好，总辅导四年级女生小念的作业，去县城也会带上她，带她去买奶茶和甜品。姜萍家的经济压力，姜萍的同学王卓然倒没有太大感觉，他只知道姜萍比较节省，读中专后，她在县城里的娱乐也就是去五岛湖逛逛，去大润发商场吃碗麻辣烫——那儿的饮料学生免费喝，最后再住在朋友家。 读初三之后，姜萍也用起安卓手机，喜欢动漫，喜欢打王者荣耀，擅长西施、貂蝉等中路角色，喜欢看《十宗罪》。她的朋友圈会发些自拍照，配上一些小众伤感文字。上中专后，她用上了苹果X——王卓然说，中专生都渴望拥有苹果手机，第一拍照好看，第二拿出去有面子。 一考完试，他喜欢找姜萍对答案。遇到不会的，姜萍会先吐槽一句，这题都不会？接着讲基础知识点，再讲“书本上没有的技巧”，例如用铅垂法解二次函数。也会自己搜集学习资料，王卓然看到她整理的一份资料，上面有她搜罗的所有二次函数的题目。 在阿里达摩院的视频采访中，姜萍说自己擅长画函数图等形象思维，做服装设计时，也能感受到几何的美——服装制图，关于衣服的制作和裁剪都是对称的，但并不擅长排列组合。高中以后的知识，王卓然就不知道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难度的题目，姜萍解题不会超过10分钟，草稿纸写的密密麻麻，错题会反复做好多遍。周日约着一起玩，姜萍总是叫不出来，闺蜜去她家找，发现她在刷题，回来就吐槽，“内卷”。 如今姜萍在哪儿，谁也不知道。邻居老孙说，“肯定在学校，或者北京，派个高材生辅导她。”涟水中专的保安说，“怎么可能在学校，都转移了。”姜萍消失的第五天，涟水中专综合楼5层，上午第三四节是生物课，班里大部分人都聊天、玩手机、睡觉。临下课前十几分钟，生物老师又开始语重心长，“你们看看人家姜萍，要跟人家多学习学习……” 这样的话，16岁的王卓然这几天听出了茧子。他算是我近期遇到最接近姜萍的人，用放学时间帮我区分涟水中专两种不同的班型：中专部12点多就放学了，参加高考的综合部要等到4点多。他告诉我，学校规定，综合部的人不准参加摄影社，舞蹈社和篮球队，头发不能盖过眉毛，还有学生会检查手机——学生会的人，只能是中专部的。中专部瞧不起综合部，“都是死读书的”，查手机时十分蛮横，收手机也毫不手软。 他和姜萍都在综合部。涟水中专综合部四个班，农业、服装设计、计算机、建筑。原本农业的录取分数线最低，也最卷，如今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走路的姿势都变拽了，还会拿网上“清华北大不如读个中专”的梗调侃——你们还不如来我们班。 网络图片 2019年，江苏开始实行“职教高考”制度，通过高考，有进入大专或二本的机会。作为淮安市涟水县唯一的公办中专，涟水中专综合部的四个班可以参加职教高考，相关专业对口单招。这座苏北小镇上，孩子的教育路径基本相似：从义兴中心小学升到义兴中学，两三百人中，大概有20人能上四星高中。江苏涟水的高中分四星和三星，四星是最优秀的中学，涟水有两所。 很多中考失利的学生会选择复读，冲刺四星。姜萍的姐姐姜琳就是其中一位，她成绩排前20，但中考失利。复读的竞争仍旧激烈，和她同一届的学生小木说，那年复读生就有10个，填报志愿会孤注一掷填写两所四星高中，“考不上四星，就会去中专”。第二年，姜琳考上了三星高中，随后到涟水中专读书。 “三星考上本科的概率，还不如中专。”王卓然记得初中老师这样讲过。他现在的班级里，有690分考上四星高中退学到这儿的，据说是承受不住压力。也有许多考上三星高中，选择来中专的，“不去四星很难考上一本”。 2022中考那年，姜萍考了621分，那年两所四星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676和655。她告诉王卓然，会去一所三星高中读书。王卓然只考了400多分，到县里找了一所学校复读，第二年去了涟水中专。某次，他穿过走廊去办公室找老师，遇到姜萍，以为她过来玩，才知道她也来这里读书了，因为姐姐和闺蜜都在这里。 他发现姜萍头发剪短了，刘海长长了，课桌上，也多了几本服装设计教材外的书。王卓然既感兴趣，又感觉很难，撇过一眼，都是“像二次函数一样的大题”，就不想看了——后来据阿里达摩院的视频，这三本书应该是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偏微分方程》和谢惠民的《数学分析》。 去办公室时，他也经常看到数学老师王闰秋辅导姜萍。在这所中专，姜萍的成绩大都是年级第一、第二。这里更像普通高中，注重语数外和专业课的教学，但一对一辅导的情况并不多见。放假的时候，姜萍也会在朋友圈吐槽王闰秋，“还不让玩，让我多看看数学。” 对数学，姜萍也有做不出来的烦躁——她一定要寻求到解法，王卓然说。姜萍喜欢数学的事，除了少数几个好友，其它人不知道。数学竞赛之后，王卓然的态度是羡慕，羡慕什么，“有智商就有未来。”他说，这句话在涟水中专大部分时候是不成立的，学校以前有句俗语，“职中职中，不读也中”。 读电子信息专业的2022届毕业生阿强深知这一点。他的同学，大部分是从农村初中升上来的，红窑、高沟，还有义兴。数学老师王闰秋给他们代课了半学期，讲“数学与计算机应用”，但大部分同学都捣蛋玩手机，“听得不认真，甚至听不懂。”中专部就是混日子，阿强之所以来读，是想学点技能再打工。毕业后就进厂，或者回家跟父母学手艺，再不然就做房产中介。 ●涟水中专里的服装设计实训基地。图/徐巧丽 选择综合部，是希望抓住仅有的一点美好未来，“学历好一点，工作好找一点。”王卓然说。厕所里的烟味，学校里的打架，身上擦不掉的纹身，又在提醒他这不是普通高中。学校还会开展“爱睡觉整治行动”，即便是综合部，课上睡觉的也很多，就让站着上课，整治一段时间后，爱睡觉的人从十几个变成了几个。17岁的王卓然，对爱好的想象仅是打篮球、打台球，但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爱好，只是打发时间。 在共同的高考目标之下，他们既连成一体又彼此相异。服装设计专业的高一女生涵涵，是读了三星高中一学期后，退学转到了中专，因为“压力太大”。早上6点就得醒，晚自习9点才下课，老师总是拖课，她吃不习惯食堂，紧张之余，还要预留一个拉肚子的时间。 服装设计每周两次去实训基地，从学踩缝纫机开始，再到做袖衩，最后考试是制作一整件衬衫，未来则是考到省内纺织职业学院。涵涵自己也喜欢手工，给娃娃做衣服，还会捏橡皮。在中专，她可以平衡动漫的爱好和学业，每天5点放学，有时间直奔吾悦广场的谷子店。 最近学校新出了规定，连续三次月考倒数后三名，就要被踢出综合部，王卓然说。他有一次因为上课了还没打扫宿舍卫生，被班主任叫家长，要他转班，“转过去就没面子了。” 也是在那时，他的妈妈吴静从苏州回来，专门陪读，照顾他一日三餐。儿子的专业是她选的，两个女儿都没读出来，她把房子买在了涟水最好的中学边上，希望儿子能读出来。王卓然中考失利后，是她决定去读这所中专，因为听朋友推荐，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只求他能考个大专，冲冲二本。 王卓然的数学始终维持在110分的区间段。5月一个没有课的下午，他和姜萍去操场聊天，聊到各自想考的大学，姜萍说想考浙大。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届服装设计专业，只有前一两名才能通过职教高考上大学，怎么考浙大？姜萍说，除了数学竞赛好像没有其他方法。那时他不知道姜萍参加的竞赛，会让她成为舆论中心。媒体曝光后，在抖音上，王卓然刷10条有9条都是姜萍。班里炸翻了，他给姜萍发消息，姜萍回他，“不让回消息。” 网络图片 在依然严酷的高考竞技场上，确实隐藏着姜萍现象带来的某种焦虑。关于她的评论也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女儿在涟水中学读高二的母亲说，姜萍多少为涟水带来了名声，但是比起夸她是天才，她保留了一份疑心：女儿和姜萍是小学同学，四年级还同桌过，那时姜萍成绩一般，女儿和她玩不到一起去，“进步这么大？” 这个妈妈初中就把女儿送到县城中学，交了十多万借读费，又在四星中学旁边租房子陪读。和她一样接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做饭的陪读妈妈，都挤在中学旁阳光公寓的一室一厅里，她们最关心的是，浙江大学到底会不会录取姜萍，“会不会免考？会不会保送？会不会不公平？”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大摊子事儿，他们顾不上夸姜萍，只是对着媒体镜头讲两句。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未来。走读书这条路是竞争激烈的，也是昂贵的。涟水的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补课，小升初看学区房，义兴镇许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县城读初中，姜萍原本考上的滨河高中，同一集团的初中部恰好是这种竞争的最佳证明——初中入学后还要单考一次，每年学费3万多，成立七八年来，一度带起了涟水的房价。 姜萍读服装设计，除了她和王卓然提过一嘴“喜欢手工”之外，目前还不知道她有多热爱这个专业。过去十几年，周围邻居家的自建房一次一次翻新，盖起楼房，围起院子，或是去镇上买房。姜家一直住在这里。一间土墙房，一间小平房。院子里，养了四只母鸡，一只灰毛小狗，冬瓜藤、豆角在竹架上蜿蜒。屋顶上安装了光伏板，领取的补贴当作姐妹俩的生活费，姜萍的表姑说，姜父本打算贷款供姐妹读书，但年纪太大，贷款下不来。 ●姜萍住在旁边白色外墙的平房。图/徐巧丽 关于她家经济状况，村里邻居说法不一，总结起来就是，姜萍的母亲爱打麻将，存不下钱。姜萍小学的时候，父亲姜玉华曾给过2000块钱让邻居老孙帮忙照看两姐妹，缺钱了，就给她们10块5块。老孙说，后来村民让他不要管人家里的事，他还了钱，但有时也开三轮车接送。之后，姜萍一家就都去县城中专读书了。 即便有高考资格，但从二三十人的本科达线率来说，姜萍仍有不小的学业压力。在媒体采访中她说，有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眼睛一闭，回想白天做不出来的数学题，反复论证思路。 6月19日，涟水县吾悦广场上，姜萍的红底半身照已经连着挂了5天，俯瞰逛商场的年轻人和拥挤的自媒体博主。万民村里，也从来没有迎来过这么多轿车。黑的、白的、银的，车轮碾过邻居的麦田，村干部在后头向老百姓道歉。 村头第2间屋门口，每天都有人拿着摄像头，蹲在门口等。三天前，他们等来了姜玉华，干完活想回家。为了躲避自家门前的摄像头，他蹲在树荫后面张望，老孙拍下了这一幕。老孙听说，村委会第一时间给姜父安排了秸秆巡逻的工作，还用空心砖给姜家房子修上了围墙。6月16日，又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要给姜家门口铺路，还要解决姐妹俩所有上学的费用。姜玉华问村干部，怎么能把我女儿关起来？村干部也委屈，“小孩压力太大，保护她是正确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免费医疗一直是医疗改革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目前，不管是对全民的普遍免费医疗甚或是对特定低收入群体的免费医疗都难以实现。但考察近代北京的历史，免费医疗却曾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一段时间。 一、免费医疗的创设 清末以前，北京人看病一般是到医生家中或开设的医馆看病，有钱人家也可请医生到家中。清廷所设太医院颇具规模，但主要面对皇室和高官，普通民众难以企及。对于广大平民，政府没有专门的官立医疗机构， 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医疗也多是面向鳏寡孤独者，且大都是临时性的。 清末，政府面临内忧外惠，开始实施“新政”改革。当时，新政的推动者认为，“立国以强民为本，而强民以重医为先”，我国传统的中医，因有其不能普及的弊端，所以应向西方学习，设立现代医院，使中西兼备，“各具专长，同收实益”。1906年8月，清廷设立内城官医院，地址在东城钱粮胡同；由于创设内城官医院“颇著成效”，1908年6月，民政部又奏请在外城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这便是公认的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官立医院。内、外城官医院初设时归民政部直辖，1910年改归北京地方警察机构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1913年1月由合并后的京师警察厅接管。 内、外城官医院开创了我国官立医院免费医疗的先河，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专侍皇室贵族，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更侧重面对广大贫民。1910年改归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后，两厅共同制定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即规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这就是说，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民众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费治疗。 所有普通民众，包括女性和儿童，均可到内、外城官医院免费就诊。除门诊外，官医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规定饭食费由病人自己承担，但遇到特殊情况时，警察机构也承担部分病人的饭食费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厅和主治医生验明后，交由亲属领回葬埋；如无亲属具领葬埋，由医院报告警察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义地埋葬，并进行标志以便识别。这一点类似于传统慈善机构对无钱安葬的贫困民众施舍棺木。 经费是内、外城官医院运作最重要的基础，因属官办又具有慈善性质，其所需经费、药品，全由政府负担，从国内外购买的各种中西医料，经过各省处税务关卡也一律免税。按照规定，内、外城官医院经费按月从京师警察厅请领，由内务部拨给，月终报销预算决算，并详细列表报京师警察厅呈内务部。民国最初几年，内、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预算各为2000元，每院全年24000元。实际上， 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和物价上涨，原有经费预算已不敷使用，1917年时，内城官医院全年实际经费增至30974元，外城官医院经费增至29960元，至1922年时，内、外城官医院所需经费又有所增加，仅1月份财政部就发放内、外城官医院现金及兑换券各2935元。 二、免费医疗实施的效果 内、外城官医院设立伊始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在1906年内城官医院最初开办的5个月里，就医者达到三四万人，徐世昌称：“考之舆论，咸谓该监督等择方审慎，用药精良，务体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医愈众，全济愈多，受诊之人以辩证之明，起疴之速，且有登报致谢者，此医院开办渐著成效之实在情形也”。就诊人数不断增加，至1907年，仅秋季三个月内城官医院就诊人数就已达到30700人。正是由于内城官医院诊治效果明显， “每季诊治人数均逾数万”，“凡内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济之仁荷诊治之便，糜不欢欣鼓舞”，但广阔的外城，距内城较远，感染疾病者不便到内城官医院就诊，每当春夏交替时令不正时，外城病人尤多，因此1908年民政部又上奏请求开设外城官医院。 外城官医院开设后，两所官医院一内一外，共同发挥救治民众的作用。1908年6月，内、外城官医院每季度就诊人数皆有数万人之多，1909年全年就诊人数更是高达288467人次，而当年北京内、外城总人数还不到80 万，可见前往就诊人数比例之高。所以，当时的民众认为内、外城官医院的设立“于卫生大有裨益，人皆称便”。 民国后，由于多种公、私立医院的建立，分散了就诊人数，内、外城官医院每月就诊人数比清末略有下降，但为适应民众所需，内、外城官医院开设了多种医疗种类， 以1918年5月统计就诊为例：内科4217名，外科2794 名，妇科2182名，儿科2141名，眼科569名，耳科275 名，喉科115名，花柳科97名，共计12390名。据此推测，全年仍有10万次左右的民众前去就诊，这个数字刚好与北京的贫困人口比例相近。因为实施免费医疗，贫困民众从中获益最多，所以当时的报纸曾评价其“于兹数载，贫民颇以为佳”。 北洋政府后期，财政困难，影响政府多个机构运行。但当局对免费医疗比较重视，内、外城官医院在1927年8月合并前受到时局影响较少，前往就诊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如1927年3月3日，内、外城官医院中西医共诊治病人595人，3月30日，共诊治586人。 三、免费医疗的发展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鉴于市内贫民日众，遇有疾病医药维艰，而公立医院尚待扩充”，于1916年在香厂筹设仁民医院，但至1917年5月因事停办。为满足就诊需要，改善就诊条件，京师警察厅向其请求暂借仁民医院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及西医诊察所，所有医药仍“概不取资，以恤贫病”。由此，外城官医院便逐步由宣武门外梁家园搬至此地。因内、外城官医院实行免费医疗， “贫民之因病求医者，皆在该院诊治”，1927年8月京师警察厅为节省经费，被迫将内城官医院归并外城一处，但考虑到城内外贫苦民众众多，“一旦失此诊病之所，极感不便”，很快在市政公所的帮助下，又在内城官医院旧址重开。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下设8个职能分局，京师警察厅改为公安局，原有卫生行政职能大部划给为卫生局。卫生局几经变化，1933年成立卫生处后，将内、外城官医院改组为市立医院，在原香厂外城官医院旧址办理，外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内城6个诊疗所及妓女检治所。市立医院开办后的8个月中，门诊量可日达二三百人，如果各所皆算在内，在500人以上。自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止，市立医院及各诊疗所共收治门诊患者158211名，住院患者234名。 改为市立医院后，并未延续内、外城官医院“概不收费”的政策，从1934年5月开始，所有民众不管是到市立医院还是各诊疗所就诊、住院，都“应缴各费”，但“赤贫者得免缴一部或全部”。1940年1月1日，又修订各项收费政策，补助医院，如初诊每人收挂号费1角，复诊5分，特别挂号1元，月诊1元；手术费每次1元至10元；X光透视每人每次2元，治疗每人每次5元至10元等。之后，所有挂号、诊治、医药费等均不断上涨，至1949年1月前， 初诊、复诊、特诊挂号费已增至0.6元、0.4元、8元，并且卫生局准备将其分别增至5元、4元、15元，对于贫病患者的医药手术费依然减半或免费。改为市立医院后，普遍的免费医疗未延续，且各种诊疗、药费不断增高，但对贫民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至民国结束。需要注意的是， 贫民要在市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必须由所在官署开具实系贫民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多次易名（工农兵医院、万明医院等），今称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近代的免费医疗是当时政府为应对危机立国强民下的“惠民善政”，具有较强的慈善救助性质，它的开设不仅是效仿西方医政，促进近代医疗行业的发展，更是当局政府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出发“曲施救济，惠及穷黎”的政策实施，其目的仍离不开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但近代北京对贫困民众所进行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对于救助北京的贫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档案馆
一个叫冯文学的外卖员起诉了物业公司，他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冯文学不擅长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卖时经常感到愤怒。这愤怒背后，是更多外卖员被长期忽视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你像送外卖的” 冯文学是一名众包骑手，男，44岁。他与别的外卖员不一样。他穿着衬衣和西裤送外卖，他把电动车擦得锃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东坝地区送外卖，他在东坝有一套房。 做外卖员4年来，他经常感到尊严受到伤害，他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 他觉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小区。即便提着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将府锦苑小区，有一次冯文学坚持骑着电动车进，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从车上拽下来。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拦在小区门外后，订单配送超时，一位顾客很生气，“今天是母亲节你知道吗？”顾客质问他。母亲节，他突然有了怒气：“母亲节关我什么事？”因为这句回嘴，顾客投诉到盒马总部，他被站长严厉批评，封号8天。他从此知道了母亲节在5月。 2023年，有一次冯文学送一份米线，电动车驶过一条坑坑洼洼路，汤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赔了客户10块钱。 还有一次，冯文学在小区里送餐，摸黑顺着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条死路。 2023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将府锦苑大门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拦下来。“你像送外卖的”，保安这么说。 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先看车头内侧挂着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充电宝，拖车绳，卫生纸，又走到车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冯文学没有辩驳，他顺从地把车停在门外，小跑着送完外卖。 冯文学觉得那个“像”字很刺耳。仅仅是像外卖员就要被搜查吗？再者说，是外卖员就能被搜查吗？ 确定那一单没有超时罚钱后，他回到小区门外，站在自己的电动车旁，拨打了110。他认为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他的人权和隐私。警察来了，叫来了保安队长，对保安进行批评教育。那位保安最终都没有向他道歉。 进不去的门 2023年底，青岛市某小区门口，因骑车进小区，外卖员与保安发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卖小哥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不起，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 小区门口是外卖员要突破的最大难关，他们在此耽搁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变成罚款、投诉。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也集中发生在这里。 冯文学送外卖的小区，有的门口四组铁门紧闭，保安亭前牌子写着“门前禁止停放车辆”。有的门口钉着蓝色标牌：禁止外卖车辆以及共享单车入内。不同的保安在门口站着，一次一次告诉他，“外卖车辆不得进入”。 他觉得愤怒，窝火，不公平。他问自己：这是新时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他又给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样。狗能进，我们外卖员的身份还不如狗”。 冯文学经常面临的处境是：拎着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宫般的小区步行10分钟，却仍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晖嘉苑为例，共有1到13号楼，每号楼又有6个单元，单元的标识在楼门上方，字小，几乎被楼门伸出的屋檐挡住。小区楼号单元本就复杂，道路却并不规则，路围绕着绿植呈弧形，有时顺着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死路。 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为什么外卖员不能走？其他车辆都能入内，为什么外卖员的车辆不能入内？ 在东坝区域，畅颐园小区门禁最严格，2020年到2022年，外卖员进入需要登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外卖员只能走北门，不允许骑车。冯文学觉得物业公司“在侵犯人权，是违法行为”。他向12345投诉，又多次报警，都没有结果。 2022年9月20日，冯文学去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他递交了两份诉状，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纠纷，另一份根据律师的建议，起诉理由是排除妨害纠纷——即权利人行使物权过程中受到妨害所产生的纠纷。法院受理了后者。 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 外卖车辆到底能不能进入小区？ 除了冯文学，另一个起诉物业侵犯他人格权的外卖员，30岁的梁宁宁，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法院认为物业并没有侵犯梁宁宁的人格权，驳回原告梁宁宁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只要获得业主的授权，物业就可以对外卖员作出限制性规定，无论是禁止外卖员进入小区，还是禁止外卖车进入小区。判决书中写到：物业……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属于履行物业职责。……不存在仅因为外卖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 梁宁宁起诉物业的理由是，物业只允许外卖员走三个门中的一个，侵犯了他的人格权。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网络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诉书。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讲，法官最后的判决没有问题。但律师认为，不让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的规定，本质是一种权利的滥用，没有边界感。“任何权利行使都应有边界，都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递外卖员的工作效率与小区的安全秩序，需要综合考虑，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冯文学一直在等待开庭通知。递交诉状一年半之后，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开庭。他没有请律师，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诉 实际上，在此之前，冯文学在12345的投诉得到过小区所在社区的回复： 畅颐园小区道路狭窄，人车混行，为保障小区内老人、儿童通行安全，经居民会议举手表决，居民代表联名签字等方式征得多数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许外卖、快递骑车进入。 他在其他小区的投诉得到的回复也类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区街道未人车分流，没有行车专用道路及供外来车辆停放的地方；小区居民自治，共同决定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配送。 冯文学感到被敷衍，“总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回复，说什么举手表决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业主委员会！” 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 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 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 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 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 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 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 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 修缮过后的路面 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 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 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 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 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 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 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 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 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 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 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 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 “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 保安，外卖员，物业 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 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 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 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 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 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 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 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 “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 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 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 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 “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 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 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当我们走近保安，对讲机里传来物业的声音：门口那两个人，一个字都不要说。 之后，冯文学又来到锦安家园。一个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把他带进办公室，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再没有出现。此后的一个小时，冯文学和该物业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王勇讲话不急不缓，他向冯文学抱怨工作难做：小区有超2000户，业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小区里常发生电动车对孩子的剐蹭事件，物业因此接到大量来自业主的投诉。他能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但“这个东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说让他骑慢点，不行的，他总是低头看着手机，平台一直在那里爆单。” 他劝慰冯文学，“人家是这的居民。我和你一样，属于外来人员，只是暂时在这里服务管理。我不能把小区业主惹个遍。” 冯文学频频看手机，物业经理却仍没有回来。他逐渐气恼，在他看来，不让外卖员车辆入内就是歧视和违法，他反问，为什么业主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物业有权对外卖员的车辆进行管制？王勇说，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为你辩解能力有多强，我就让你进”。冯文学越来越激动，他用近乎威胁的语言：哪个业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谁，我直接打110来这儿。 这是冯文学抗争的模样：歇斯底里，叱喝骂叫，粗鄙，不体面。经理终于回来了，他站着刷弄着手机，草草应允冯文学下次会和居委会的人一起约见他。离开后，我问冯文学，为什么要威胁，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他神情淡然：只有说得严重他们才会听我说话。他提起上一任物业经理，那个人答应他细聊，他一直等，等了三个月，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干两个月外卖，出两次车祸” 6月5日下午，瑞晖嘉苑的小区门外，冯文学遇到了一位快递小哥。他站在一棵树下，树干上铁链锁着5个网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许骑车进入，150个快件，他要额外花费半个小时把快递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户家门口。 快递小哥不得骑车进入小区，他们拉着这些箱子送快递 快递小哥觉得耽误事，但也能理解这项规则，“骑手骑车太快在小区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冯文学反驳他，“可意外发生还是小部分。” “小区里限速5公里，骑手一个比一个骑得飞快。我也骑过，哪有限速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说着撩起自己的裤腿，他小腿上蜿蜒着一道紫红色的伤疤。“这都多久了，伤口还没好。”他大口喘着气，“我干了两个月外卖，出了两次车祸。时间太紧了，半个小时挂10个单，连取带送。” 冯文学打断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话是量力而行吗？” “量力而行？！系统给你下的单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时候谁给你调？”小哥提高声量反问。 “两个月两次车祸”，小哥的经历不是个例。在配送时间的硬性要求下，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用超速换时间。根据人民数据研究院统计，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中，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骑手为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 骑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递、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 出了两次车祸后，小哥转行当了快递员。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递和送快递。他开的快递车车门内侧写着两行数字，是该小区的单元楼分布图，按照单元楼顺序送货能提高效率。“这个小区算好了。我之前送过老旧小区，楼号没有，单元没有，一进去一脸懵。” 冯文学问他：“你为什么不投诉物业，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小哥没有停下理件的动作：“你就是干这份活。忍，不忍还能怎么样。” 抗争者冯文学 冯文学开始送外卖是因为失业。此前，他是铁路道口的安全员。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业后开始跑闪送，然后跑外卖。配送范围以东坝星光美食城为中心，向方圆三五公里发散。 他说，跑外卖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从未遇到什么歧视或不公。中专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坝的村里干绿化，种树养林。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份铁路道口安全员的工作，“有三险，还发了工会卡，算是半政府编制”。铁路道口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他盯着铁轨，盯着同一个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报一响，他走出值班室拦车拦人，警报不响，他继续坐着，手伸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机。他重复着这种生活，几乎没有和人群打过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创业的想法，希望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大人物。他想开公司，创办平台APP，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帮互助，比如捐血给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献器官。“我的野心就这么大，我要服务和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计划”。 他在网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转了两万块，希望对方能设计这个APP，但没做成，两万块钱打了水漂。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联系他，说觉得他人不错，想让他来当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应了。 后来，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诈骗，目的是为了让他背负债务。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师，两个月后，对方同意法人变更。 冯文学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人家没黑过我。要不然两个月时间，怎么不能骗我点钱呢？”他损失的只有2000块钱法人变更手续费。他和妻子天天为此吵架，直至离婚，他净身出户。他还有个女儿，当时15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在我闺女心里边，我属于傻子。”说着，他突然哭了。 离婚后，冯文学每个月要给女儿5000元抚养费。他跑单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别的骑手一次挂着12单，他最多只挂6单，他平均月收入约5000元，每月几乎没有剩余。 今年2月初，冯文学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他停止跑单。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医生的话令他恐惧，自从跑外卖后，他的社保就断缴了，没有医保，他不敢去医院。收入断了，他只能在支付宝贷款，目前负债两万。 “我现在生死不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冯文学说。他的抗争因为多种失去变得更加决绝。他想抗争成功，迫切地想做成个什么事。 他想让更多外卖员能进小区。为此他花4000块钱成立了一个公司，想与物业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为外卖员进小区提供担保。他拿着公司的名片去找物业，物业又说，还要交担保金。冯文学觉得这是讹钱，事情不了了之。 他还想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诉外卖员没有工会的现状，他说，“现在城市中配送员是最累最受歧视和欺负的庞大群体，根本没有为骑手做主的工会。” 他给东坝乡工会、朝阳区工会都打过电话，他还骑着电动车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厅，他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独自一人面对法官和书记员。据他回忆，庭上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他细数种种不公：只让外卖员走西门、不让骑车进小区；物业说是业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社会主义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审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视。他下载了6个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视频想要给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6月6日，冯文学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两页纸，4面。 “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至于目前畅颐园实行的外卖快递车辆不得入内的举措，由小区所属社区服务站结合业主意愿制定，物业公司负责实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书最后一面纸上写着：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文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姜萍获得阿里全球数学竞赛初赛第12名后，就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更为魔幻的是，从众星捧月的天才，一夜之间她又成了千夫所指的“作弊者”。 我不赞成畸形的天才观（这部分观点发表在《17岁数学天才少女刷屏背后，藏着一个危险信号！》一文中），更反感病态的猎巫狂热。 01 方舟子一本正经地拿姜萍不会写“Σ”说事，让我笑岔气了。一个连“Σ”都不会写的门外汉，假扮数学天才，图什么？真被名校看中了，面试3分钟就得露馅。学术水平造假，哪是这么轻易的？好歹也得先在这圈子里混几年，经过耳濡目染甚至耳提面命的训练才行。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教授家里当几年保姆的…… 方舟子行走江湖那么多年，水平真的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套路和当年折腾韩寒时差不多——当年是标点符号做文章，现在是数学符号。而且，猎巫的对象选择更“下沉”了。当年要韩寒“自证清白”，好歹还算是质疑公众人物，现在却是对姜萍这样的“路人”降维打击，越活越没出息了。 姜萍就是一个路人而已。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办了六届，这样的路人“散修”很寻常。今年的预赛除了姜萍，还有一个初中的小孩哥、一个疑似外卖员的小透明。此前还有一位连续3年参赛的95后河南狱警也受到过关注。 然而，这些“野生天才”的关注度持续时间很短，因为到了决赛阶段，就是专业圈“家养天才”的天下。最终的大奖和“散修”们基本是无缘的，退场的“野生天才”们也很快就被遗忘了。从没听说哪位“散修”通过这项民间数学竞赛逆天改命的，实在想不出费劲作弊的动机。 在参赛者作弊动机上难以自圆其说，猎巫审判官们把目光投向了姜萍周边的人。她的数学老师王闰秋就成了下一个猎巫对象，据他们说王老师是搞教培的，所以有动机。 按照他们的想象，王老师教出个数学天才，教培生意就能火。这的确很有想象力，却是过度想象——是对中国家长的过度想象。 中国社会的教育观是极度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高考这块“敲门砖”。教培更是冲着高考去的功利指向明确，实打实的“按分计价”。 别说一个姜萍，王润秋就算真教出个莱布尼茨，中国家长也没兴趣。对高考没帮助的，就没市场。这样的纯民间赛事，既不能加分，也不能保送，几个家长会为这个买单？ 当然，拿王老师搞教培说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真要质疑什么真相，只是想看他搞教培被查的热闹罢了。质疑成不成无关紧要，就当是举报了。码字一分钟，恶心你一辈子，就是赚到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阴暗心理，在中国的互联网热点事件中早已见怪不怪。 其实，用“奥卡姆剃刀”刮掉那些油腻的想象，姜萍的参赛获奖很简单。一个爱好数学的普通小姑娘，出于个人兴趣，参与了一个主打兴趣的民间数学竞赛，玩得很开心，就那么简单。 显然，这样简单的答案满足不了那些阴谋论爱好者。他们想要看到黑幕，于是到处都是黑幕。他们自己失去了“没有功利性、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单纯追求，因此也不相信别人能活得那么轻松、纯粹。姜萍纯真的笑容，在他们眼中分外刺眼。 02 我不相信姜萍是靠作弊取得预赛的好成绩。这是一项企业发起的公益性赛事，没花纳税人的钱。整个事件就是个发生在公共场域的私域事件，本就没有多少的公共价值。 关注度是网络时代的重要资源。在这样的事件上反复折腾、纠缠不休，十分无聊，非常猥琐。 一些专业学术人士对“姜萍作弊”的孜孜以求，尚能理解。动物都有领地性，就是家里养的狗还有护食本能，人也未能免俗。毕竟是专业人士，甭管专业能力强不强，专业鄙视链是很强的。即便是一个强调趣味性的民间赛事里一个“野生天才”的冒尖，也是不可忍受的冒犯。 没有这样的高度敏感，何至于“中国数学水平不如美国1940年代”呢？也就丘成桐教授敢这么说，“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奖项。 一些媒体朋友也积极搅浑水，真是让人感到痛心。堂堂“第四权”的大杀器，沦落到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三无”小姑娘挥砍。新闻专业的屠龙技，难道就是用来狩猎小白兔的吗？路断桥塌的人命关天不能问，的确无可奈何。但也不能因为技痒难耐，就提着四十米大刀在菜市场里耀武扬威吧？ 闲下来的媒体人实在无聊，打打掼蛋，研究一下新质生产力也行啊。曾经的公共空间的守夜人，却成了潜伏在黑夜里的猎巫人。浓眉大眼的好青年，变得如此面目可憎，于人于己都是危险的。 无论怎样的时代，都要保持善良的底线。人人互害，人人自危，真应了那句十分流行的装逼利器——“他人即地狱”。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复人间。 03 归根结底，此次事件最该“反思”的还是赛事主办方。在一个缺乏基本善意的社会环境下搞民间公益，无异于负薪救火。预赛搞开卷考，你想的是降低门槛、鼓励参与，却成了公开搞黑幕的“污点”。如愿吸引了民间爱好者，扩大了社会影响，却成了炒作的“罪证”。 一辈子都在猜忌别人和被别人猜忌、习惯于监视别人和被别人监视的人群，无法理解开卷考的信任感，更不会在公共生活中保持边界感。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公益？ 阿里全球数学赛办得很好，以后还是不要办了吧。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