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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被「指居」者死亡，背後的制度陷存廢之爭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已異化為更嚴重的「超羈押措施」。「指居」執行過程中缺少制約與監督，一些辦案人員為了獲取口供，會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魏曉娜認為，在看守所管理日漸完善的情況下，有些破案心切的偵查人員轉而「開發」新的可能性。不久前，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工作人員曾到人大法學院就刑訴法修改聽取專家意見。當時在場的學者大都認同廢除指居的觀點。但在法學界，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是改良，而不是廢除。暴欽瑞死亡642天後，2024年4月22日，家屬見到了最高檢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屍檢報告。結論是，暴欽瑞死於肺動脈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這與他生前遭受長期限制性體位、反覆機械性損傷、電擊損傷等有關。 2022年7月20日凌晨，34歲的暴欽瑞在石家莊新樂市醫院死亡。這是他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簡稱「指居」）的第十三天。除了暴欽瑞案，近年來，嫌犯在指居期間死亡的事件頻頻見諸媒體。某科技公司總經理邢燕軍在內蒙古呼倫貝爾指居期間死亡，湖北某連環盜竊案犯罪嫌疑人袁時宏也死於指居期間。此外，江蘇泰州還有一名嫌犯在指居期間被限制飲食和睡眠，患韋尼克腦病後成為植物人。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強制措施的設計中，指居本是強制力大於取保候審，又弱於拘留、逮捕的一項半羈押措施。但實踐中，已異化為一種比羈押更嚴重的「超羈押措施」。一些涉案看管人員已被起訴、獲罪的案例顯示，指居執行過程中缺少制約與監督，一些辦案人員為了獲取口供，會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刑訴法自1979年制定以來的第四次修訂已提上日程。現有的指居制度在立法上需要改變，已成為學界共識。不過，是廢除還是改良，學者間有不同的主張。 1、最高檢督辦，刑訊逼供者即將受審「完蛋，電疵（音）了」。2022年7月19日晚上，在指居點，暴繼業聽見屋內保安低聲議論。雖然蒙著眼罩，他還是能透過縫隙窺到指居點屋內的情況。半個多小時前，他的小兒子暴欽瑞被辦案人員帶走訊問。一開始，隔著房門，他還隱約能聽到慘叫聲，後來聲音消失了。此時，距他們被執行指居已過去12天。 2022年7月7日凌晨，暴繼業和兒子暴韶瑞、暴欽瑞，兄弟暴紀濤等9人分別被警察從家中帶走，他們被認為參與毆打民工、放高利貸、非法拘禁等活動。此案被命名為「5·25」專案，由石家莊市公安局裕華分局、新樂市（石家莊代管的縣級市）公安局和高邑縣公安局三方組成專案組，聯合辦案。從保安那句話里，他判斷齣兒子大概是被用了電刑，但也沒再多想。7月19日那晚，暴欽瑞一直沒回房間。暴繼業安慰自己，沒回來也好，省得兒子在眼前被打，更難受。接著，發生了一些反常的事：那天深夜，有人進屋卸下了他的腳鐐和手銬，第二天早飯，破天荒地有了牛奶、蛋糕，中午還有肉包子。大約4天（暴繼業推測的時間）後，他被帶到一個房間，才從新樂市公安局刑警大隊隊長口中得知暴欽瑞死亡的消息。之後，同案8人陸續被解除強制措施，原因是「發現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他們都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自己在指居期間遭到了毆打、電擊。暴繼業回憶，到指居點沒幾天，一次提審中，一民警說要「換換樣式」，就用夾子把一台老式手搖電話機的兩根電線夾在他的左右手，再搖動電話機。暴繼業感覺到電流通過了全身，「雙手不受控制地顫抖，全身抽搐」。在不審訊的時間裡，他們被要求戴著手銬、腳鏈坐在鐵制審訊椅上。按照多名同案人的說法，每頓飯是一個小饅頭，比雞蛋略大一些。一天只能上3次廁所，小便30秒，大便60秒，超時會被直接拉回指居室。暴紀濤曾在指居期間被送入醫院治療。他被確診為左側肋骨骨折，「左膝蓋皮膚損傷已結痂，右下肢片狀淤青，雙小腿可見紅色斑疹」。直到2023年6月19日，暴欽瑞過世近一年後，暴繼業才在石家莊市檢察院看到了第一份屍檢報告，報告由山西醫科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結論是，死因排除機械性損傷、中毒，不排除竇房結疾病引發心電活動紊亂、心臟驟停。暴繼業沒有在這份報告上簽字。 2023年9月19日，南方周末報道此案（詳見《被「指居」者離世，公安稱其餘同案人員「不應當追究刑責」》）。 2023年11月25日，「5·25」專案辦案人員涉嫌瀆職犯罪一案經河北省檢察院指定，由保定市檢察院異地管轄。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此案由最高檢督辦，並由最高檢司法鑒定中心作出了第二份屍檢報告。對暴欽瑞等人施加刑訊逼供的訊問者們，即將接受審判。暴家代理律師、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佀化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24年8月，新樂市公安局8名「5·25」專案辦案人員涉刑訊逼供一案將在保定市蓮池區法院開庭審理。2024年6月底，裕華公安分局3名公安民警涉刑訊逼供案已移送保定市下轄的望都縣檢察院審查起訴。 2、「惡意」解釋法條「特別嚮往看守所。」一名被執行指居的嫌犯在見到律師後說。「指居，還不如去看守所」，亦成為刑辯律師的普遍觀點。現行刑訴法規定，當一個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機關可以採取的措施有5種，按強制力由弱到強分別是：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與逮捕。拘傳是強制嫌犯到案接受訊問的措施，在其餘時候，嫌犯可以自由活動。一般情況下，拘傳不能超過12小時。取保候審狀態下，嫌犯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居住的市、縣內，且需有保證人或交保證金。監視居住，進一步將活動範圍縮小到住所內。指居是監視居住的特殊情況，當嫌犯在辦案地沒有固定住處時，在指定的地點執行。當嫌犯被拘留或逮捕時，意味著會被送進看守所，完全剝奪人身自由，兩者被統稱為羈押。這5種措施自1979年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制定時便已確立。不過，不論是取保候審還是監視居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使用度並不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計劃分析《中國法律年鑒》的數據發現，1990 年至2009年的20年間, 高達 94.84%的刑案嫌犯在審判前就被逮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永生記得，審前羈押率過高，在21世紀初成為刑訴法學界的研究熱點。 2012年修改刑訴法時，立法者對監視居住制度進行了改造，一個原因便是為了回應對降低審前羈押率的期待。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當時在作法律草案說明時就提到，要將監視居住定位於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魏曉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2年的修改，監視居住的變化是「脫胎換骨」的，顛覆了以前的制度設計。一方面，監視居住仍是取保候審的替代措施，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找不到保證人或無法提供保證金的，適用監視居住。另一方面，這項措施又承接了逮捕，成為其替代措施。 2012年刑訴法規定，符合逮捕條件的，有5類情形可以採取監視居住。5類情形中，除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外（如患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正在哺乳期等），還有出於案情的考慮，其中一項是，「因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辦理案件的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作為監視居住的一種特殊情況，指居的適用，除無固定住所這一條件外，還增加了一種情況：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這三類犯罪的，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即便有住處，經上一級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2018年監察體制改革後，貪污賄賂犯罪被劃歸監察機關管轄，適用指居的三類犯罪還剩下前兩類。 2012年刑訴法修改時，學者們對指居制度的憂慮更多在於，新法規定的「三類案件」這一例外條款可能會被濫用。不過，陳永生髮現，實踐中指居的濫用，更多因「無固定居所」而起。例如，A地警方辦理B地案件時，以B地嫌犯在A地沒有固定住所為由，將嫌犯在A地執行指居。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警方在辦理本地案件時，為了促成指居，會使用嫌犯無住所地縣、區警方的文號發出指居通知。「5·25」專案就採用了這種方式。案件由石家莊市公安局裕華分局、新樂市公安局和高邑縣公安局聯合辦案，暴欽瑞等人在裕華區、高邑縣都有住所，唯獨在新樂市沒有住所，指居通知書便由新樂市公安局發出。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陳永生認為，這種做法是對法條的惡意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寫的刑訴法釋義中對「住處」的解釋是，辦案機關所在地的市、縣內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在他看來，暴欽瑞只要在石家莊市內有房產，就不符合適用指居的條件。網路圖片 3、被濫用的「方便」實踐中，指居為什麼會被濫用？江蘇靖江市（泰州代管的縣級市）公安局一派出所原教導員仇某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從偵辦案件角度講，指居的確是項「方便的」制度。 2019年4月，他負責一起涉惡案件的偵查工作。同年8月，此案中一名嫌犯夏俊濤（化名）在指居期間患韋尼克腦病。司法鑒定意見顯示，這是因攝入不足等原因導致的代謝性腦病，夏俊濤後遺植物生存狀態，評定為重傷一級。攝入不足，可以通俗地理解為沒有吃飽飯。仇某因此被判故意傷害罪，獲刑3年半。2024年2月29日，他刑滿出獄。仇某向南方周末記者道出指居的「方便」之處：刑訴法規定，偵查階段指居最長可以持續6個月，而逮捕一般情況下只能羈押2個月。對比而言，指居的審訊時間更為充分，「辦案有好多證據要收集，尤其是涉黑涉惡案件，逮捕的期限是來不及的」。其次，指居地點通常在醫院、賓館、招待所等地，看守者與訊問者同屬一個辦案組管理，這也讓訊問時間可以靈活調控。在仇某的筆記本上，記錄著夏俊濤等人專案中，一天長達16小時的審訊安排：早上9點至下午5點，晚上9點至次日凌晨5點。反之，嫌犯要是被羈押在看守所，辦案人員提審時，還要按照看守所的上班時間來，中午還有午休時間，有時一次訊問只有個把小時。仇某覺得，這對辦案人員來說，「很不方便」。在魏曉娜看來，指居的濫用，有口供主義的影響。但口供的取得，往往以直接控制嫌疑人人身為前提，在看守所管理日漸完善的情況下，使得有些破案心切的偵查人員轉而「開發」新的可能性。她提到，2010年前後，媒體報道了多起看守所在押人員非正常死亡事件。為此，公安部監管部門出台改革舉措，提高了看守所管理的規範化水平，提升了在押人員權益的保障水平。 2012年刑訴法修改時，對羈押訊問制度也進行了完善。例如，規定嫌犯被拘留、逮捕後要立即送看守所羈押。入所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在看守所羈押對嫌犯來說，反倒成了一種保障。」對於指居期間的工作規範，現有法律中並無明確規定。如何對嫌犯進行管理，看管人員與辦案人員應當遵守怎樣的行為準則，均由辦案人員自行把握。在辦理夏俊濤等人涉惡案時，按照仇某的說法，對於嫌犯的生活標準，他的要求是，每餐提供餐盒一半的飯量，不夠再添；每天上床睡眠的時間保證4小時，分兩段睡眠，每次2小時。仇某此前至少有過四五次在指居點辦案的經歷，他覺得，這樣的標準是辦案慣例，被認為能滿足嫌犯基本生存需要。從偵查工作牽頭人仇某，到負責看守工作的警察、輔警，隨著一級級的信息傳遞，即便是如此限縮的標準，也被越降越低。判決書顯示，夏俊濤每餐只有半小碗稀粥或稀湯帶飯，三五口吃完。每次上床睡覺時間只有半小時，平均每天床上睡眠時間兩三個小時。一個直觀的數據對比是，2019年4月23日，剛被拘留時，他的體重是80公斤；同年8月17日送至醫院治療時，體重只有50公斤。仇某稱，他在指居點的管理中，給嫌犯供應飯量多少與其認罪態度、看守期間是否服從管理沒有關聯。不過，在案證據顯示，十多名看管輔警都覺得，一個默認的準則就是，嫌犯態度好的，就能多打點飯，態度不好的，就得少打些。出獄後，仇某選擇了申訴。在他看來，指居有利於提高辦案效率，但也增加了辦案民警的責任與風險。他在申訴材料中寫道，「到指居場所絕不是為了讓嫌疑人吃得好、睡得好，大家都心知肚明。」網路圖片 4、「黑箱」不論是暴欽瑞案，還是夏俊濤案，指居期間，嫌疑人的房間內24小時都有輔警或安保人員看守。夏俊濤案中，嫌犯們在泰州「田園牧歌」賓館被執行指居。仇某介紹，每個嫌犯單獨住在酒店房間，看守人員兩人一班，每天三班倒。也就是說，看守一個人需要6名輔警。由於輔警從各個派出所調配，更換頻繁，且看守工作枯燥，到後期沒人願意去，只好從安保公司招聘了一些人員填補空缺。仇某說，他雖然提出規定，看守時不允許帶手機，也不能與嫌犯交流，但還是有兩名輔警用自己的手機讓嫌犯和朋友通話，輔警接收了嫌犯朋友發來了微信紅包，數額約上千元。這樣的情況並非個例。2023年3月，在江西省玉山縣，陳禮艷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被執行指居。3個月後，他的女兒接到輔警毛俊的電話，毛自稱在指居點看管陳禮艷，並以此索要財物。彼時，律師雖多次向辦案民警提出會見要求，但已有一個多月未能與陳禮艷見面。家屬覺得無奈，「我們也不知道裡面情況，不敢得罪他（毛俊）。肯定是被他牽著鼻子走，有什麼辦法？」之後的2個月內，毛俊7次向陳禮艷家屬索要財物，共計21萬元。2024年4月22日，毛俊涉嫌受賄罪、詐騙罪一案已由玉山縣檢察院向玉山縣法院提起公訴。律師會見難，讓指居期間嫌犯的狀況成為「黑箱」。刑訴法規定，律師持執業證書、律所證明和委託書要求會見在押嫌犯，看守所應當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辯護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者，適用與被羈押者會見、通信相同的規則。在學者們看來，對於強制力弱於羈押的指居而言，律師可以會見是不言而喻的。實踐中的狀況則不然。2024年江蘇省兩會期間，江蘇省政協委員、律師任潔提出了有關保障律師執業權的提案，其中就包括被監視居住的嫌犯不能及時甚至不安排律師會見。江蘇省司法廳答覆稱，這一情況在「部分基層單位確實一定程度存在」。關於如何會見指居中的當事人，北京大成（福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文鑫摸索出了方法。2023年以來，鄭文鑫代理過3名當事人被指居。一開始，他向辦案機關申請會見，都未及時得到回應。之後，他向檢察機關控告，按規定，檢察機關需在10日內答覆。鄭文鑫控告後，其中一起案件，公安機關安排他會見了指居中的當事人。另兩起案件，當事人都在控告提出的10日內移送看守所羈押——在他看來，移送看守所之後，就沒有會見阻力了。刑訴法規定，檢察機關對指居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不過，實踐中，除律師主動進行控告申訴外，檢察機關很難主動對指居進行監督。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奮飛，曾在最高檢刑事執行檢察廳任掛職副廳長。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由於看守所的地點固定，檢察機關可以實行派駐檢察和巡迴檢察，從而能夠實現常態化監督。而指居地點並不是固定的，甚至每個案件的指居點都不同，這就導致檢察機關很多時候未必能準確掌握指居信息。並且，採取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不需要通過檢察機關審批，這也導致了檢察機關可能對指居的發生不知情，客觀上造成了監督缺位。 5、改良還是廢除？指居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從2012年刑訴法修改之初就開始顯現。早在2015年，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的地方將指居視為突破案件的「利器」，認為具有空間隔離、信息阻斷、時間獨佔等優勢，青睞使用。近來，指居的濫用變得愈發顯性，李奮飛對此感觸頗深。2024年6月末，參加法學院的畢業典禮時，他遇到幾位其他專業領域的的同事，閑談時都有提到指居的濫用現象，還問起他，這次刑訴法修改，指居制度會不會有所改變？ 2023年9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五年立法計劃，刑訴法修改被納入「條件較為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多位參與過全國人大法工委立法調研的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刑訴法修改仍在徵求專家意見階段，能否在2024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不好說。不過，刑訴法修改已成為各方關切的話題，現有的指居制度在立法上需要改變，已成為學界共識。一種聲音認為，指居應當廢除。中國刑訴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卞建林撰文稱，指居自立法之日起便「飽受詬病，爭議不斷」。他指出，應廢除指居制度，恢復監視居住原有的非羈押性質。李奮飛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對指居的執行，難以引入外部監督。他擔心，若僅對這項制度進行「小修小補」，怕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久前，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工作人員曾到人大法學院就刑訴法修改聽取專家意見。當時在場的學者意見也基本一致，大都認同廢除的觀點。陳永生則覺得，指居制度廢除的可能性不大，客觀上這項制度仍有存在的現實需要。有些人在辦案機關所在地的確沒有固定住所，也沒錢租房，只能適用指居。當然，要嚴格規定是否有住所的情況，當嫌犯能在辦案地租房時，應適用一般的監視居住。他認為，應參照一般的監視居住，對指居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也就是說，在嫌犯住所執行監視居住，嫌疑人有多大的自由度，指居期間，也應該有多大的自由度。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也支持對指居進行法律修正：指居是限制人身自由，而非剝奪人身自由，應釐清兩者的差別。他認為，要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允許被指居者享有一定的行動自由。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嚴厲一些的，不能離開指定居所。比較寬鬆一些的，可以出門工作、購物，「對於合理的暫離指定居所的請求，如果執行機關拒絕，應當明示理由」。「指居是一種准羈押措施，而不是羈押措施，更不是超羈押措施。」陳永生強調。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李醫生的死，不會改變什麼

–李醫生的死，不會改變什麼，悲傷只留給愛他的人今早，李醫生遇害的帖子在醫生圈裡大量轉發，但可悲的是也僅限於醫療圈，一個普通醫生的死，不能換來什麼，「自嗨」的只是兔死狐悲的同道們，與他人無關。像這樣的惡性傷醫事件，在我從業十幾年來，從未間斷過。從哈醫大當年轟動一時的研究生被殺、到疫情前後楊文醫生被殺、陶勇醫生被傷……，每年有多少傷醫事件，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偶爾掀起波瀾的幾起，也很快消失在滾滾的浪潮中，這些年，唯一的改變，是北京很多醫院開始加強了安保和安檢的功能，但實際上，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許多時候，安保，也只是形同虛設，因為，保安沒有執法權利。而我們的根本問題，在於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們，是他們從未在乎過醫務工作者的生命安全。說到底，傷醫事件都是刑事案件，可是和醫療有關，就總是要被另類化，執法部門也好、行政職能部門也好、管理部門也好，他們統統都以和稀泥為本。為了避免輿情、為了避開敏感話題、為了不引起所謂的公憤和不必要的麻煩，總是以醫院賠點錢、醫生扣點錢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遇到刑事案件，只要不出人命，讓醫生吃點虧、讓患者不鬧事，就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有沒有管理部門把醫院當做一個公共場所？我們不需要什麼特殊照顧，我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為大眾服務的公共區域。我們需要的是合理、安全的秩序，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我們僅僅希望依法處理擾亂秩序的人。作為一個法制國家，依法辦事是基本原則。我們每個公民都享有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權利，在醫療機構，擾亂秩序，帶來傷害的不僅僅是醫務人員，同樣還有其他患者。我沒有看見過，誰會膽敢在政務大廳鬧事、也沒有人在銀行鬧事，同樣，傷醫事件幾乎不會在部隊醫院出現，是因為什麼？是因為人們在這些地方沒有不滿？是因為他們把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落到了實處？是因為人們不敢吧！砍刀，只會砍向手無寸鐵的弱者！作為急診醫生，我時常面對很多激烈場面，被失去理智的患者家屬辱罵，不能說是家常便飯，也並不罕見。而我們似乎已經習慣於這種狀況，並不「往心裡去」。我曾經因為夜間急診拒絕給一個姑娘驗孕而被打110報案（急診有很嚴格的分級診療制度，而現在很多醫療資源都被浪費，僅僅為了避免投訴），以至於警察來處理事情，耽誤後續患者就診；也因為跟一個心絞痛患者說她需要去做冠脈造影，而被她女兒摔了診室血壓計，揚長而去，理由是我嚇到她媽；當然，被等候半小時的患者問候八輩祖宗以及罵醫院、再到罵共產黨也不是一次兩次。在老急診樓，我們的分診台是全封閉的，因為那裡的檯子被砸過好多次。作為急診科大夫，我們每每自嘲是見慣大場面的人，我們要有一顆強大的心臟，和超強的自我修復能力。我有時候開玩笑和同事說，我們不需要門口煞有介事的保安，我們只要有一位穿制服的人民警察駐守在分診台，就可以杜絕99%無理鬧事。我為李醫生的死感到憤慨和惋惜，他的死一點價值都沒有，他的死只會給他的家人帶來無盡的痛苦和悲傷，而其他所有人都不會有任何改變。當我們的管理制度不變，這樣的事情永遠也不可能杜絕，李醫生不是第一個，李醫生當然不是最後一個。當社會對於疾病、健康、死亡，對於醫療資源的有限和不平等性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當主流媒體、管理部門被一幫非醫療專業人士把持，以取悅大眾、博取眼球為目的的宣傳、引導和改革，最後犧牲的就只能是這個行業里最普通、最弱勢、最底層的醫務工作者，他們沒有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他們更沒有反抗制度的能力，默默承受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勞動價值不匹配的勞動收入以及所有莫須有的污名。他們常常被一些專家污名為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而一幫小大夫，豈能有這樣大的權力和這樣的大影響。要知道，在這個行業里，制定政策、掌握資源、決定醫保報銷比例、報銷範圍的，絕不是每日坐在診室給人看病的人。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愛寫寫的二娃媽

蒲黃榆說: 三中全會觀察—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並無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順帶的務虛會議日程，但今年夏天，從7月15日開始，中共三百餘位中委和候補委員們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場「二十大三中全會」。如此刻意的安排，儼然消解了拖延九個月的「三中全會」的意涵。在7月15日當天「求是網」發布的最新一篇基調文章，強調的還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國人民的水深火熱、經濟大蕭條、還有最近牽動人心的暴民襲擊外國人和食用油污染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連帶兩年前「二十大」上才呼籲面對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也在會場內自信滿滿、老神在在的氣氛中模糊了。集體躺平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第一天的氣氛，彷彿中國社會當下並不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危機和衝突，中共領導人在不久前的延安軍隊政工會議上渲染的嚴重國際挑戰和內部腐敗問題等也不屑於公諸世人。所有跡象都表明，北京當局正在採取一切措施防範本屆「三中全會」的任何外溢效應。或者他們害怕的，是本屆「三中全會」不僅暴露出中共過去12年路線的根本失敗，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領導層內部的真正危機——或許不是改開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制下常見的派系或者路線分歧，而是有關政治動力喪失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中共內部的集體躺平。換言之，相對民眾身處的各種災難性的失業、破產和大旱、水澇等等，他們看到的地方官員的兩個極端表現——無所作為和橫徵暴斂的背後，已經常態化地發生在中共體制內部，正是與民眾的躺平類似的集體躺平。這種集體躺平的現象不僅包括基層和中層幹部，甚至瀰漫到中共管理層核心。這才是「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關鍵。就在北京宣傳機器開始動員抨擊年輕人的躺平心態和社交媒體上「垃圾時間」的同時，從中共管理層發出了一個最新也是最具指標性的躺平信號，莫過於李強總理在月前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他在論壇開幕式上引用了領導層2012年以來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會」的經濟路線。中國坊間輿論一時驚詫，股市也跌破三千點，民眾普遍認為這是李強總理對中國目前陷入經濟危機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如果對比十幾年前無論李克強總理的「克強經濟學」、還是當時在經濟內閣直接向總書記彙報的副總理劉鶴鼓吹的「供給側改革」，從中共負責經濟事務的總理口中說出與經濟學術語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詞，表明兩重意義：其一，李強並無自己的經濟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邊的智囊、智庫、筆杆子們已經黔驢技窮，拿不出一個稍有經濟理論支撐的政策術語，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論庫已經枯竭。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深厚、依靠筆杆子立身的中共來說，這種「理論的貧困」是前所未有的。這種困境，一方面，固然可歸因為中共目前的「理論的貧困」，即面對過去十數年以來的錯誤和失敗，其經濟官僚們已經汰剩下平庸之輩，無力提出任何實用、有效的經濟對策，在中南海內的形勢與湖南地方當局面對洞庭湖大水的束手無策並無二致。另一方面，毋寧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共經濟官僚整體退化的同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經濟對策問題上也採取了放任的姿態，如美國經濟學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國的訪問印象，即所謂「不聽、不知、不願、和不在乎」的「四不」傾向，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集體躺平，對應著中國青年在疫後奉行「不結婚、不買房、不買車、不消費」的躺平態度。這或許才是中國真正的集體「新冠後遺症」吧。三年的「動態清零」瓦解了中國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的所有社會契約，也耗盡了所有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政治動力。「深化改革」？重要的，只有從這種來自最高層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預測和理解本次三中全會的召開時機和走向，即所謂「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實質和指向到底是什麼？如果對比中共建政以來的前兩次重大歷史關頭，中共以中委全會然後擴大會議的方式自我糾錯，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和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內部的政治動力如何運轉，即在中共自身堅持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通過高層鬥爭實現自我糾錯、從原教旨主義回到實用主義的路線上來，那麼，在已經肅清所有黨內派系和「團團伙伙」以及黨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會的今日中國政壇，已經不存在任何引導性或者對抗性的政治動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讓中共黨內形成某種實用主義路線的經濟政策共識。這種對大蕭條的集體恐懼，不亞於12年前營造的「顏色革命」恐懼，或是中國領導人能夠長期擱置中委，僅僅通過各種領導小組和政治局就主義發號施令並且避免任何集體決議的內生原因，以至於「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質上變得可有可無，理論上只剩下時間線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會」前做一個形式上的召開。然而，過去半年中國堅持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復甦計劃在海外和國內遇到雙重挫折：一方面，防範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特別是向俄羅斯的輸出，已經成為歐美和北約組織的頭號議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對自身經濟的擔心。上周剛結束的北約75周年峰會對中國發出的警告在這個意義上可謂軍事和經濟的最後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失業和企業破產以及空前的貧富差距，不僅造成中國勞動和資本的消費和投資意願低迷，而且根本改變了普通民眾對政權的認知和信心。北京大學的一份最新社會調查證實了這一點。這才是「三中全會」不得不開的原因所在。只是，中共高層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滯力，卻也是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此次全會還能召開、還能做些改變的原因。因為，只有領導人心態上的躺平和理論的貧困，圍繞「產能過剩」的焦點議題，無論中共領導人對外如何否認，才可能在其具體化的層面，也就是國有-私營-家庭三個經濟部門之間做一些哪怕象徵性的分配調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國家庭部門傾斜，並且適當調整國有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所謂固本培元的含義——以國有為本，對私營部門休養生息，鼓勵其創新能力和稅收基礎。這一切，圍繞國有-私營-家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調整，都是以「自信自立」為前提，也就是所謂拒絕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義下進行有限的調整，將所有些微的讓步歸功於所謂中國式現代化，一個聽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時代試圖擺脫毛主義的動員目標。這種歷史的重複，固然再次顯示著中共高層的理論貧困，卻不妨礙「中委全會」作為一個統治精英集團的某種協商或者利益平衡發揮作用，譬如在中國式現代化名義下，為了拯救地方財政，通過有關中央-地方的財稅分配改革。對這種分贓式的內部利益調整來說，一個封閉的全會模式倒是非常適合。可以預期本次三中全會實難通過任何大規模的、有力度的、實質性的分配改革方案。會議失焦然而，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還意味著另一種危險，即全會議題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會國際社會有關產能過剩的通牒，繼續以「自信自立」的姿態全盤推進民族主義的經濟目標，猶如1938年日本在華北事變後通過的《國家總動員法》，開始轉入戰時統制經濟模式。這種危險的陰雲，始終籠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會氣氛中暗含的。相對於前兩次歷史轉折點發生的擴大會議和開放性共識，這周的「三中全會」是在空前嚴厲的鎮壓手段和封閉氣氛下召開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達了禁止所有媒體報道的「70條不準」，嚴防會議期間和前後黨內外的議論和批評，擔心全會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來的黨內集體躺平的無能或者激進成為「中國式大蕭條」的導火索。在這個意義上，無疑的，如同京西賓館內發出的動員令，「二十大三中全會」將是中共的又一次歷史轉折點。我們拭目以待。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拜登退選後可能取代他的民主黨人和他們的對華政策

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天（7月21日）下午時分，美國現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宣布他將不再尋求競選連任。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可能的政黨提名人在離11月的大選如此接近時退出競選。此時離民主黨正式的提名大會僅剩幾周時間，誰將接替拜登成為可能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我們為您梳理可能的人選，以及他們過去對於中國的態度。現年59歲的哈里斯已經得到了拜登的背書，以及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夫婦的公開支持。「作為 2020年黨提名人，我的第一個決定是選擇哈里斯作為我的副總統。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決定。我全力支持和認可哈里斯成為我們黨的(總統)提名人。」拜登寫道。哈里斯在推特上回應說，她十分榮幸能夠得到拜登總統的背書，並且「我的目標是爭取並贏得這項提名」。在就任副總統之前，哈里斯的政治生涯基本都集中在內政方面。2020年就任副總統以來，哈里斯在對華政策上基本與拜登政府保持一致。不過作為副總統，她並沒有訪問中國。相比之下，在拜登任奧巴馬政府的副總統期間，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處的時間「比任何世界其他領導人都要多」。在中國政策方面，哈里斯批評北京在南中國海地區的行為。她維護美國的航行自由，並說美國將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毫無畏懼」地行動。她指出，美國與中國進行競爭，但並不「尋求衝突」。她認為美中兩國需要「去風險」「增進理解」。哈里斯還曾在「一個中國」政策框架下表示了對台灣的大力支持。2022年參加宏都拉斯新總統就任儀式時，她與當時的副總統、現任台灣總統賴清德會面，並對台灣表達了強力支持。卡特中心創辦的刊物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分析說，如果哈里斯成為民主黨2024年的總統候選人，她的中國政策可能與拜登政府的基本一致。不過分析也指出，哈里斯作為亞裔和非裔美國人後裔的身份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她的中國政策。「隨著美國政治中華裔社群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哈里斯會認識到緊張的美中關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國政策成為該群體更具爭議性的問題，從而對她構成政治挑戰。」分析指出。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實時統計網頁，截至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天除了拜登、柯林頓夫婦，已有超過150名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眾議員和州長支持哈里斯成為總統候選人。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Hakeem Jeffries）也還沒有表態。另外，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也沒有支持哈里斯。他提議在下個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採取開放的初選程序選出候選人。「我非常有信心，民主黨的領導人將能夠創造一個選出傑出候選人的選舉程序。」他在一份有關拜登退選的聲明中說。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此前也表示，她更傾向於啟動公開提名程序選出民主黨候選人。如果啟動公開提名程序，下面這幾位都有可能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現年56歲，被很多人視為民主黨「明日之星」的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是另一個可能的人選。紐森或許是中國最期盼的美國總統人選。這位連任兩屆的民主黨州長2023年10月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還見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是六年來第一位與習近平會面的美國州長。紐森著重於應對氣候危機的舉措提升了他在美國國內的形象，這也是他希望與中國達成合作的方面。他在與習近平會面後表示，美中脫鉤不是一個選項。「我們解決氣候危機的唯一途徑是繼續與中國的長期合作，」他表示。在中國官方媒體發布的片段和新聞稿中，紐森被描繪成了中國的仰慕者和讚揚者。他不僅不斷讚美中國取得的成就和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性，還暗示自己對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部分對華政策的不贊同。現年42歲的布蒂吉格目前任交通部長。他能言善辯，邏輯清晰，在2020年曾參加民主黨內的總統競選，表現出色。他與共和黨副總統提名人J.D.萬斯（J.D. Vance)的經歷有些相似。哈佛畢業的他在美國中部小鎮長大，2009年進入海軍預備役服役，並於2014年被部署在阿富汗。布蒂吉格因將拜登的信息傳達給福克斯新聞（Fox News）等保守派媒體而贏得了民主黨人的尊重，並因其傳達拜登優先事項的能力而受到稱讚。 Axios網站報道說，此前拜登政府曾經考慮讓布蒂吉格任駐中國大使。在對華政策方面，我們從他參加2020年大選時的闡述可見一斑。他呼籲與中國在有共同關心的領域合作，但同時警告中國是美國意識形態的挑戰者。他認為，在技術威權主義的推動下，中國的繁榮和穩定可能會成為美國式資本主義民主「誘人的替代方案」。他對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對中國施加的關稅表示反對，稱貿易戰不會迫使中國改變其經濟模式。他也表示，美國必須與亞洲達成貿易協議，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競爭進入亞洲市場的機會。他主張對參與迫害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個人和公司實施制裁，並表示華盛頓應確保美國技術不被用於「鎮壓和監視」。現年52歲的惠特默目前處於密歇根州州長的第二個任期，密歇根州是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但拜登在2020年奪回的關鍵搖擺州。惠特默輕鬆贏得了這個搖擺州的州長職位，在2018年和2022年的選舉中以超過9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惠特默支持重要製造業迴流美國。2022年在白宮的一次有關經濟競爭力的活動上，惠特默說: 「移動和製造業的未來應該打上讓我們所有人感到自豪的字樣『美國製造』，更好的是『密歇根製造』。」不過，惠特默支持中國企業國軒在密西根建廠，招致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國軒」美國子公司去年8月獲准在密歇根州莫科斯塔郡的格林鎮設廠，承諾創造2350個就業機會，生產電動汽車電池零部件。然而，當地居民對於國軒的中資背景感到擔憂。在拜登退選之後，惠特默在X平台發推表示：「我在這次選舉中的任務並沒有變化：那就是盡全力選擇民主黨人，阻止特朗普，這樣一個被定罪的重罪犯。他提高家庭費用、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墮胎以及濫用白宮權力來算舊賬的議程對密歇根來說是完全錯誤的。」現年51歲的夏皮羅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賓夕法尼亞州是一個重要的搖擺州，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在2020年轉向支持拜登。自2022年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以來，夏皮羅更注重國內事務，在對華政策沒有過多表述。 7月13日，前總統特朗普在賓州的一次競選集會遭遇暗殺。在對這件突發事件的處理上，夏皮羅對此的臨場應變贏得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一致好評。夏皮羅已經公開表示，他支持哈里斯競選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紐約時報》報道說，特朗普競選陣營正在密切關注夏皮羅是否將是副總統候選人。

陝西高速橋垮塌獲救者：和工友返鄉途中，只有他打開了車窗

秦嶺山脈下的陝西柞水縣連降幾天大雨，7月19日的雨格外大，有的村子水淹了半米深。當晚8時40分左右，柞水縣境內突發暴雨山洪，丹寧高速嚴坪村二號橋出現了一段40米左右的垮塌。車子一輛接一輛從垮塌處沖了下去。在一輛7座商務車上，鍾先生是唯一將旁邊車窗打開了一些的人，落水後他幸運地遊了出來，抓著村民扔過來的救生圈被拉上了岸。然而，獲救的落水者只是少數，有人在視頻中認出了家人損毀的車輛，有人收到親人的最後一條微信是「橋塌了」。當地政府部門通過高速收費系統比對、視頻監控、電話核實，初步判斷共有17輛轎車和8輛貨車墜河遇險。截至20日15時，已搜救發現墜河車輛7輛、遇難者12人，1人獲救。還有18輛車、31人失聯，正在搜尋。目前，多方技術專家已到達災害中心現場，遇難者DNA樣本採集確認工作正在進行。救援隊員正在現場搜救唯一獲救者身旁車窗開著嚴坪村就在河邊，但人們起初並沒注意到一旁的高速橋塌了。那時天色已黑，而且村裡也在遭災。 7月19日這天，從早上開始，柞水縣氣象台發布的暴雨預警信號持續升級，提示多個村鎮有發生山洪等次生災害的風險。截至7月20日，柞水縣的月降雨量已達128.7毫米。從小在村里長大的人第一次見這麼大的雨。水位漲了五六米，嚴坪村不少道路和莊稼都被淹了。村民李光的母親聽說鄰居家的豬舍被沖塌了，出門查看，正好看到不遠處的高速路上，幾輛車掉了下去。事發地在丹寧高速公路水陽段山陽方向K46+200處，全長366米的嚴坪村二號橋上，出現了40米左右的垮塌。很快，有村民發聽到了河邊傳來呼救，開始拿著手電筒沿岸尋找。看到村民群里的通知，李光和兩個發小也趕了過來。他們從村委會拿來繩子和救生圈捆在一起，拋向聲音傳來的位置。水流很急，拍在岸邊石塊上的聲音更大。「呼救的聲音因此顯得很微弱。」李光說，他們只能憑感覺多次嘗試拋出救生圈，最後終於在嚴坪村二號橋下游300米找到了落水者，「趴在石頭上，抓著樹枝」。他們相距十幾米左右，隔著濕滑的岸坡，李光等人囑咐落水者把繩子繫到身上，然後一點點把他拉到了岸上。獲救後，他渾身發抖，衣服也被撕扯壞了，但好在除了幾處擦傷，身體沒有大礙。獲救者鍾先生的妻子告訴深一度，丈夫當時是在和工友返鄉的途中，打算包車到西安再坐火車。鍾先生坐在一輛7座商務車副駕駛的位置，因為想抽煙，車上只有他打開了一些車窗。落水後，鍾先生身邊的窗戶發生破碎，他才得以遊了出來。獲救後，他驚魂未定地給妻子打去電話：「我沒死，我還活著。」救人後村民們想報警，但附近通訊信號已中斷。等到武警等救援力量陸續趕到，村民們又一起沿河搜救落水者和車輛，很多人一夜沒睡，但沒有發現新的生還者。垮塌發生後，當地政府部門立即組織公安機關及交控集團等社會力量，對墜橋失蹤車輛和司乘人員信息進行排查和確認。初步確認墜橋車輛25輛，車內司乘人員43人。截至7月20日下午3時，發生在陝西柞水境內的這起高速公路橋樑垮塌災害已搜救墜河車輛7輛，遇難者12人，1人獲救。還有18輛車、31人正在搜尋。目前，部、省、市、縣四級技術專家已到達災害中心現場，12名遇難者DNA樣本採集和確認工作正在緊張進行。現場的車輛殘骸「多救一輛車就是多救一家人」在事發前1個多小時，一名司機駛過嚴坪村二號橋，他向深一度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全程暴雨，視線很差，橋下的水流特別急，渾濁的水流中夾雜著很多樹枝、白色泡沫板。他還注意到，在高速橋旁已經出現了山體滑坡。一位當地人表示，事發高速連接著柞水縣和山陽縣，比較偏僻，只有節假日車輛才比較多。高速橋下的河流平時水流量不大，「50米寬的河床，有水的部分只有7-8米，平均水深不到半米。」但今年雨水多，事發前當地已連續降雨五六天，河道有些地方的水深可能超過10米。在7月19日晚的暴雨中，柞水服務區里車輛爆滿，有人在這裡滯留了10個小時。但也有人選擇繼續趕路，一位司機在臨近事發地時，發現迎面有轎車逆行，開著雙閃燈。他們停車後得知前方發生了垮塌，但就在他們打電話報警時，身旁幾輛轎車和貨車依然在向前駛去。當晚8點多，一位男士駕車從西安返回商洛老家。最後的時刻，他在微信上告訴親戚，「橋塌了」。此後，他的叔叔再也沒聯繫上他，車上還載著另一個人。從新聞上看到垮塌事故後，他的家人報了警，趕到柞水縣尋人。叔叔稱，目前侄子在失聯名單上，兩位到現場的親戚已被安排住進酒店等待消息。落水者中還有一家四口，夫妻倆30來歲，在西安打拚，剛趁暑假接上孩子，想一家人團聚。他們的鄰居告訴深一度，目前夫妻倆的遺體已被找到，但還沒有發現孩子的蹤跡。發現有車輛落水後，嚴坪村的村民們也想救更多人。李光的兩名發小，爬上了村子附近一個幾乎與事發高速路持平的大坡，打著手電筒，拚命大喊，希望能叫停前進的車輛，但很多車子沒有注意到，「蹭一下就過去了，眼睜睜看著掉下去」。後來，李光的一位鄰居從一側翻到了高速路上，站到了路中間攔車。這次效果好一些，攔停了不少，有些車停下後打起了雙閃，也有的掉頭返回，「肯定是想攔下的車越多越好，多救一輛車就是多救一家人。」垮塌處旁有滑坡痕迹 | 彭衛兵教授團隊專家建議加裝預警裝置深一度了解到，在橋樑垮塌發生前，柞水縣已受降雨影響多日。河水上漲太快，河岸邊拉起了警戒線，有民警值守，不允許人們靠近。7月19日前後，周邊鄉鎮的水電和通訊也被中斷，有人用蠟燭照明，有人與家人失聯。村民在新聞下評論，雨大路毀，去不了學校，中考的孩子們被通知延後再報志願。位於金錢河下游中台村的一名村幹部告訴深一度，7月19日晚，經過村子的省道受損嚴重，村裡出於安全考慮封住了前往嚴坪村的道路，「有部分（路）被水沖得路面都懸空了。」洪水衝擊的地方不止一處。這天傍晚，陝西交警發布的路況顯示，柞水全縣道路交通管制路段共7處。兩處國道被泥石流中斷，三處省道和兩處縣鄉道被泥石流沖毀，其中包括另一處橋樑垮塌。據當地媒體此前報道，此次事發的丹寧高速公路水陽段東起商洛市山陽縣，西至商洛市柞水縣，全長79公里，橋隧占路線總長的61.6%，概算投資74.5億元，是陝西省首個採用「省市共建」模式建設的高速公路項目，於2015年10月開工，2018年12月19日通車。據應急管理部消息，目前，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已投入736人、76車、18舟艇、32架無人機開展救援。救援工作仍在進行。事故發生後，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視頻連線當地應急管理部門和消防救援隊伍，指導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7月20日上午已率工作組趕赴現場。在接受深一度採訪時，橋樑倒塌事故分析專家、浙江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博士生導師彭衛兵表示，一些橋樑遭遇水毀，是因為水流摩擦、碰撞導致基礎附近河床被沖刷，引發橋墩基礎邊界發生變化或偏位，進一步導致整體垮塌。但在本次事故中，嚴坪村2號橋建成時間較短，且通過現場畫面可以看到，只有一處橋墩在山洪下損壞，沖刷導致橋樑倒塌的可能性較小。此外，在極端洪水災害下，洪水對橋樑上部結構產生較大水平推力與豎向浮托力，也有可能導致橋樑支座滑動、剪切破壞以及上部結構的整體滑移與傾覆。彭衛兵分析，本次事故中，由於橋樑走向與河流走向一致，水流壓力和車輛制動力方向一致。對於正常設計建造的橋樑，流水壓力不會引起橋墩破壞，後續在更多信息披露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進行檢驗。彭衛兵注意到，嚴坪村2號橋貼近南側堤岸，根據20日的航拍和網路視頻，可以觀察到橋側堤岸有滑坡痕迹。他懷疑，事故發生時，由於山洪沖刷引起高差導致滑坡進而橋墩樁基損壞，進一步導致橋樑上部結構發生垮塌。彭衛兵指出，橋樑倒塌後的次生事故是此次造成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根據現場情況，大部分車輛並非在事故發生第一時間墜落。駕駛員高速行駛很難發現橋面倒塌，橋樑倒塌後剎車不及時是事故傷亡的主要原因。他建議，對於存在倒塌風險的橋樑，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應加裝橋樑倒塌預警裝置，在橋樑倒塌後第一時間發出聲音或閃爍警示信號，或在橋面安裝示廓燈或連續反光條，方便駕駛員及時識別橋面異常，避免次生災害發生。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拜登退選決定霸佔微博熱搜榜，中國人驚嘆「見證歷史」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星期天(7月21日)突然宣布將退出今年的總統大選。這一消息很快登上並持續霸佔著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平台之一微博的熱搜榜榜首。不少網民驚嘆自己在「見證歷史」。另有不少人認為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今已經勝券在握，他們擔心這位共和黨候選人領導的白宮將對中國更加強硬。「雖然我一直有意競選連任，但我認為我退出並專心履行我作為總統的剩餘任期的職責是符合我黨和國家的最佳利益的。」拜登在一份文字聲明中寫道。宣布退出後不久，他公開表示支持民主黨提名他的副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成為今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儘管拜登作出宣布的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也就是中國的星期一(7月22日)凌晨，但「拜登退選」這一熱搜話題很快登上了微博的熱搜榜榜首。截至發稿，該話題已經在榜首停留了近六個小時。多家中國媒體轉發了拜登聲明的全文。「見證歷史」拜登是1968年以來第一位主動不謀求連任的在任美國總統。不少網民都對拜登退選的消息感到驚嘆。名為「見證歷史」的熱搜話題也進入了微博熱搜榜前五。「晚睡的人一起見證歷史了，」一位名叫「Hotamin」的微博博主寫道，「真是活久了什麼都能遇到。」拜登退選的決定並非毫無預兆。81歲的他是美國歷史上年齡最大總統。從他2021年上任以來，他的認知能力一直受到政治對手的質疑。在上個月的一場和特朗普的辯論中表現不佳後，不少民主黨的成員也開始公開呼籲他退選。《把他趕下台》因影射習近平而遭到審查雖然嘲弄拜登的年齡和美國的制度在中國的社媒上幾乎隨處可見，但一篇呼籲拜登下台卻可能因為被認為是在暗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而遭到審查。 7月16日，一篇名為《把他趕下台》的網路文章就遭到了刪除。「有的人，對黨、國家和人民所能做的最大貢獻，是交出權力，走到台下，回去抱孫子，」文章在開頭寫道。「沒錯，說的就是你，拜登。」拜登宣布退選後，位於紐約的「人權觀察」中國部臨時主任王松蓮在X上將其與一些大國的威權領導人做了對比。「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退出了，因為他聽從了人民的聲音，」她寫道，「但在同時，像習近平和普京這樣的人卻死死抓出權力，沒有人可以通過投票把他們趕下台。」特朗普入主白宮沒有懸念？不少中國網民表示，拜登退出後，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幾乎已經沒有懸念。但他們認為，在和中國的關係上，特朗普將比拜登更加強硬。「特朗普上台又不是什麼好事，人家都說了要先制裁中國提高關稅，特朗普不是最喜歡打商業戰嗎，還不如民主黨呢。」一位名為「星瑞」的微博博主寫道。《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胡錫進在微博和X上分別用中文和英文表示，無論民主黨最後提名誰，都沒有太大區別。「因為特朗普的個性太突出了，美國的選民現在是兩撥人：特別喜歡特朗普的人，和特別厭惡特朗普的人。」他在微博上寫道。陰謀論中國官媒多年來一直將美國的民主制度渲染為「混亂」和「危險」的。前總統特朗普7月13日在一場競選活動上遭到襲擊更是給了官媒一個攻擊美國民主的絕佳機會。而襲擊發生後，相關的陰謀論也在中國管理嚴格的社媒上流傳開，並被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中國專家認可。一個流行的陰謀論稱拜登和民主黨是刺殺特朗普的幕後黑手。拜登宣布退選後，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就在微博上暗示稱拜登將繼續針對特朗普採取行動。「睡王退出之後，從現在開始到2025年1月20日，都閑著呆在白房子，沒準真就抽冷子給懂王找點什麼新的事了，」他寫道，「沒競選包袱又有總統全權的睡王，還是有點想像空間的。」「懂王」和「睡王」是中國網民給特朗普和拜登分別起的綽號。呼籲美國的敵對勢力行動截至發稿，中國官方尚未對拜登退選表態。不過，一些在官媒工作的記者已經發表了看法。「美利堅的垃圾時間吶，」《環球時報》記者楊升在微博上寫道，他呼籲更美國對抗的勢力行動起來。「跟美國處於對抗狀態的各路勢力們…之前要是有什麼顧慮的話…真的…想轉牌運就趁現在吧。」《中國日報》歐洲分社社長陳衛華在前身為推特的社媒平台X上評論說，在發展中國家看來，拜登要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轟炸負責。「全球南方將以在加沙發生的慘劇來記住他。」他寫道。

失語中國：被噤聲的公共知識分子們

這是岳文山第三次被學生舉報了。舉報的理由是，學生認為他不熱愛毛主席。前兩次則分別是他在課堂講授中蘇邊界協定時，學生指責他有意抹黑中俄關係，以及在課間討論庚子賠款資助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被學生認為在刻意美化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的人文侵略。因此，學生們斷定岳文山「屁股歪了」。岳文山在一所位於中國某一線城市的知名高校任教，與學校簽訂了3+3的聘用合同，即經過3年的聘用考核期後，需再簽訂3年的聘用合同，考核標準與第一個3年一樣。但因為這三次舉報，岳文山失去了原本已經拿到的某社科項目的資金，沒有項目加成，他每個月只能從大學領取基本工資，每月摺合7000元人民幣。同樣因為失去了上述社科項目的加持，他很可能在與大學簽訂的合同到期後，而陷入「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師困境，即被大學掃地出門，陷入職業危機。第三次舉報發生後，他所在的學校和學院領導更是多番找他談話，要求他必須立刻、馬上端正思想，摒棄西方學術界灌輸給他的「毒藥」，要熱愛國家、熱愛人民、堅守共產主義理想。與岳文山陷入共同的困頓境地的還有程紅山。但是和岳文山的青年教師的身份不同，程紅山已經在一所知名高校拿到了教授的頭銜。因此，他也敢於更加理直氣壯地與學校管理層的霸權相抗衡。最近的一次衝突為：課堂上，程紅山發現了座位倒數第三排一位戴著口罩的學生並沒有認真聽他講課，也不會和其他學生一道跟隨他的講課節奏去觀看他的PPT。出於疑慮他走到了該名戴口罩學生的旁邊，詢問他是哪個學院的學生，為什麼會選擇來旁聽他的課程。但該生不出所料，支支吾吾，程立即明白他的來意，遂高聲呵斥其離開。事後，經多方復盤，這名看似是學生的人其實是學校安插在課堂的「信息員」。信息員即在學生中間招募的負責監督高校教師課堂言論並即時上報學校管理部門的監視人員。隨後，程紅山闖入學院院長辦公室，質問他為什麼要在他的課堂安插信息員。但聞訊而來的安保人員迅速將他帶離院長辦公室，至今他仍未得到一個答覆。此次課堂間的衝突也給程紅山敲響了警鐘，「雖然這次我沒被抓住把柄，但是誰知道下一次會發生什麼呢？」他說。於是，他決定徹底躺平，課堂上不再引導學生進行思維發散，而是打開課本，讓他們照著念。在中國的高校領域，程紅山從來不是第一個被迫躺平的人。在這之前的幾年內，已有多名知名高校教授被學校勒令不準接受媒體採訪、不準在公共場合發言、不準寫書，甚至到最後，也不再允許他們給學生講課。與高校這種噤若寒蟬的生態幾乎同步，包括媒體、出版以及律師等熱衷於公共發聲和公共討論的群體也愈發頻繁地感受到了來自共產鐵鎚的重擊。從最初被掐斷髮聲渠道，到不能發聲，到之後頻繁進行自我審查的不敢說話，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循環經歷著被舉報、被解職、被拘捕甚至被迫流亡異國他鄉。政治生態的高壓疊加各個互聯網公司不斷精進的言論審查技術的制約，異見表達對當今的中國人而言已成為無法企及的奢望。這標誌著，中國已正式進入失語時代。網路圖片噤聲、閹割、抵抗 2023年底，易明波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樣撰寫一篇自己在過去一年對中國國內市場的觀察總結，並發在其個人的微信公眾號上。但觀望過後，他最終選擇放棄。「現在的大趨勢是，所有人不能唱衰中國的發展，更不能對中國的各項經濟數據指手畫腳，雖然我們都知道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各項統計數據都是假的，但我們還是只能以這些假數據為公開發行的研究報告的數據為依據，否則很可能會被扣上尋釁滋事和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易明波說。易明波現在在一家外國投資銀行的中國辦公室工作，負責帶領團隊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2017年，為了在全體社會氛圍「左轉」的趨勢中，盡最大努力自保，他申請到了香港公民的身份，將香港作為自己在形勢危急的時候撤出中國大陸的跳板。「但國安法的施行讓我的這種未雨綢繆徹底淪為了泡影，現在除非可以移民，否則我只能謹言慎行，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也正因為如此，從2023年年底開始到現在，易明波拒絕了多家國內外媒體關於中國經濟展望的採訪邀約。易明波並不是孤例，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因為害怕引火上身而選擇閉口不言。「在當下中國的政治氛圍中，公開講話的所有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黨和國家是好的』，『國家的政策是正確的』，作為學者根本不能研究真問題，只能迎合官方決策，並在官方論斷形成的時候，千方百計地論證國家政策的合理性。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專家的知識和學術求真淪為了為國家統治保駕護航的工具」，上海知名高校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而當學者迫於來自學校以及黨務系統的政治壓力而不得已接受官方媒體的邀約，站在國家的立場解釋各項黨政決策的合理性和優越性時，也必須要事先經歷所在單位行政系統的連環發問，詢問內容主要為：你和記者是如何認識的？你們主要通過哪些通信工具進行溝通？你們是什麼時候進行聯繫的？記者都提問了哪些問題？你將做出怎樣的回答？在一一回答完這些問題，並且回答經過高校行政辦公室和學院主要領導的審查，在對方簽字同意後，學者才可以出現在官方媒體的報道中。「想要審批快速通過，也是有訣竅可循的。比如在答記者問的回復中，第一句話我們可以以『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作為開頭，結束的時候一定要以『這充分反映了我們國家各級政府部門對上述問題的關切和對老百姓福祉的關心』作結。這樣一來，不管他們怎麼審查都很難挑出毛病來，我先閹割了我自己，其他人還能奈我何？」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但自我閹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把學術研究當成一項普通的工作來做，不在此基礎上賦予任何個人價值和個人理想，那出於風險規避的需要而進行的自我內容審查可能會相對容易。但事與願違的是，很多學者能夠熬過多年的學術訓練，肯定是出於對學術的熱愛，在這種前提下的自我審查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違反人性的」，中國南方某高校社會學科學院的一位年輕教師表示。對於這位年輕教師的表述，陳彤彤非常認可。在她看來，自我審查無異於在大腦中植入晶元，然後人被異化為機器，會根據外界指令對所表達的內容進行任意切割，並做到隨時切換頻道說出國家和政府需要和想聽到的話。「但人畢竟不是機器，和機器相比，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且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有追求的人在這種自我閹割的過程中勢必要經歷巨大的痛苦」，她說。而她正是這種痛苦的受害者。陳彤彤大學畢業於中國大陸一所高校的新聞學院，之後加入北京一家知名都市報，成為了一名深度報道記者，2023年上半年因其長期追蹤的一起案件的報道被編輯以「太過敏感」，「容易在社會層面引發負面情緒」為由拒絕刊發。對此，陳彤彤非常憤怒，她找到編輯，要求交代，但編輯只是告訴她，他的決定就是最終的結果，而且編輯沒有責任向她解釋什麼。於是，抗爭無果後，陳彤彤選擇了當場辭職。回顧過去多年的媒體從業生涯，失眠、焦慮、重度抑鬱是陳彤彤的最後收穫。辭職前，陳彤彤與北京各個媒體的新聞從業者會舉行定期聚會，在她自己進行的一個非常粗略的統計中，她發現所認識的記者、編輯中至少90%的人患有抑鬱症。究其原因，行業沉淪是大家最主要的痛苦來源，其中敢於抗爭和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記者往往如陳彤彤般會被所在的媒體平台視為「危險分子」，而遭到所在媒體的刻意打壓。「2022年是個非常大的轉折點，疫情管控進入第三年，每個人都如籠中鳥一樣，受到了大量非人的對待。與其他人相比，作為記者，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人間慘劇，但是卻無處言說，承受的痛苦自然也會比其他人多很多」，陳彤彤表示。而正是在同一年，「政治性抑鬱」一詞橫空出世。對於政治性抑鬱一詞，目前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根據約定俗成的說法，意指由政治事件誘發抑鬱經歷或由政治事件觸發、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其中最讓她難以承受的一次經歷是，2022年年中，北京丰台某小區毫無緣由被突然封控，居民追問被封控的原因以及何時能解封的問題，均被街道人員無理駁回，這引發了小區居民們的不滿。但對於小區居民們的持續詰問，街道辦公人員毫不客氣地表示，再有人不服從街道的管理，他們將要求警察介入管控。而此前因為封控來得毫無預兆，大多數小區居民家裡開始出現物資短缺的問題，更有很多人因封控而無法正常就醫，但因包括騰訊、微博、抖音在內的社交媒體將「封控」一次設置為敏感詞，並自動過濾掉相關內容，而導致上述小區居民們的求救無法傳遞到外界。陳彤彤報社的一位同事恰恰在這個小區居住，於是在和編輯商量後，陳彤彤和該同事決定報道小區被封控後的處境和面臨的難題。但經過兩天熬夜工作提交稿件後，編輯卻突然改口稱，報社收到了宣傳部門的紅頭文件。文件指出媒體不能對國家疫情管控的方針政策進行質疑，更不能與國家政策進行對抗，相反，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應該積極擁護相關政策並正視基層人員的付出。於是，編輯直接告訴陳彤彤和同事，「寫一寫小區在疫情期間的管理吧，重點放在小區的管控如何對新冠病毒進行了嚴防死守，使得疫情沒有繼續擴散，同時強調一下基層管理人員的付出、辛苦和不容易」。在陳彤彤和同事看來，如果他們真要根據編輯指導的方向進行稿件采寫的話，無異於助紂為虐，且在他們看來，編輯提議的稿件根本不是新聞，而是政治宣傳。但是對於他們的抵抗和拒絕，編輯只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話：「不能接受的話，你們可以選擇離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容中國新聞界的現狀恰如其分。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主的監管部門的強勢介入，以及黨支部在各個媒體的紮根，「媒體姓黨」也已成為各個媒體的共性之一。在這種情況下，迫於監管和保住工作的壓力，媒體從上至下的管理層紛紛轉向，從新聞生產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政治宣傳的迎合者，並配合監管部門在自我閹割的基礎上對有自我意識的個體進行進一步的壓制，這直接導致，自由、抗爭、講真話在新聞行業已成為了稀缺品。迎合，迎合，還是迎合在新聞從業者眼中，這種被要求「唱好」國家行政力量的稿件被統稱為「任務稿」。而近兩年，在「媒體姓黨」愈演愈烈的大趨勢下，媒體所承擔的「任務稿」重擔也在越來越重。「比如兩會、房地產和戶籍政策、官員的對外出訪甚至官員落馬等題材，媒體不被允許自行進行報道和對相關政策進行解讀，但我們還必須要刊登相關新聞，也就是要一字不錯地轉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通稿。從這個角度上說，媒體基本上已經喪失了其最本真的、『原教旨』般的媒體特性，相反只是淪為了一個發聲工具，也就是俗稱的喇叭」，一位在某知名媒體任職多年的資深媒體人評價道。被迫充當「喇叭」的還有學術研究人員。楊夢玲是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在讀博士，所學專業為政治學。在申請博士之前，她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她堅信自己是熱愛學術的。但是博士研究進行了一年後，她的想法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並反覆告誡她碩士時期的師弟師妹們，想要在國內讀博的話，一定要慎重。「與理工類專業不同，當下國家對高校學者的要求和指示是，包括政治學在內的文科專業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論證我們國家當下的政治制度是最優的、是最適合中國人民的。學術研究是要研究真問題的。而一旦其被率先套上了一個緊箍咒，那就不是學術了，和肉喇叭沒區別」，楊夢玲說。楊夢玲所描述的這種情況近兩年在學術界已成為常規操作，最知名的案例為，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曾發表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和《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兩篇文章均首先出現在中國歷史類核心頂級期刊《歷史研究》上，署名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兩篇文章一經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微信公眾號面向公眾發表，便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和討論，中國社交媒體用戶紛紛認為由官方機構發表的兩篇文章是在為「閉關鎖國」和以義和團為代表的官方暴力行動「正名」，一時間眾多網民紛紛感慨國家在開倒車。大眾的憂慮不無道理。《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主要內容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政策沒有阻斷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對西方先進科技的漠視，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筆。文章還指出，明清的閉門政策並非「閉關鎖國」，而僅僅是「自主限關」，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則在承認義和團運動的局限性的同時，指出義和團運動的主旨是農民階級為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所進行的嘗試。「這種強詞奪理和對歷史的扭曲顯然是在對明清封建王朝脫離世界主流序列和發動的民間暴力『招魂』」，歷史研究領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如此表示，同時強調，國家智庫的這一舉動更讓人感覺不寒而慄的地方在於，作為國家機器的代言人，這種為不合理和暴力「正名」的意圖顯然是對國家可能要對這種不合理和暴力進行的效仿而事先進行的鋪路。對於這一境況，上述學者更是直言：「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個知名高校具有行政身份，諸如院長、校長、主任、所長等職位的人來說，他們的黨內身份在其學者身份之上，這決定了為黨服務是他們所在職位的第一要義，學術研究則在其後，兩者相衝突的時候，學術身份必須要讓位於黨內身份。換句話說，這些人已經不能被稱為人了，他們是經過黨和國家改造後的工具」。「工具論」在法學領域則更加明顯，「法政不分家」也是楊夢玲所在的政治學院一直倡導的理念，而在學術界要嚴格論證「政」在「法」上，即黨大於法，是不容推卸的責任。這也是徐天浩對中國法律失望的主要原因。徐天浩大學畢業於一家知名高校的法學院，他至今難以忘記入學第一課法理學教授告知他們的法律的本質。「在我國，法律即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層施行的以維護政權安全為首要目的而進行的暴力統治的工具」，徐天浩說，「對於這個概念，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而在這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為，法律的本質應該是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對於法理學中所提及的統治工具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徐愛國多年前曾公開發表文章表示中國法理學已死。在這篇題為《中國法理學的『死亡』》一文中，中國的法理學缺乏內在的連貫性和思辨的論證性。同時他直言，在學術界，為了爭搶法理學的「頭牌」、「領袖」、「首席」和「大佬」的身份，學者教授們使出了渾身解數，這也使得法理學和政治的聯繫更加密切。比如官方提出一個概念或口號後，法理學專家們就會把政治口號演繹成法學的口號，寫成法理學的官樣文章，登上法學權威或核心期刊，從而淪為學術服務於政治的經典代表。比如官方說要發展市場經濟，法理學家就寫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官方說尊重權利，法理學家就寫法律權利本位說和中國人權體系；官方說走中國特色，法理學家就寫法治與本土資源；官方說改革開放，法理學家就寫法律全球化；官方說依法治國，法理學家就寫法治中國。這直接導致中國法學界的主要學術研究充斥著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如何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偉大綱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法治建設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等充斥著「假大空」及以政治討好為主的官樣文章。在知名人權律師李建明看來，這些以提升自身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身份為主的文章全部為學術垃圾。「中國法學界對法治建設毫無幫助，相反因為身處其中的學者們的四處逢迎，導致我們律師在為案件辯護時，發現很多時候法官根本不會依法判案，相反更多地會依據那幫所謂的法學家的極具『政治性』的法學理論作為判決依據，這直接導致了無數的冤假錯案，最重要的當然還是人權無法依法得到保障」，他說。而對於法學界的這種情況，多位接受採訪的法學界人士表示，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最直觀反映。 2012年新浪微博開始興起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賀衛方的個人微博賬號在短時間內迅速積累了數百萬的粉絲。但之後幾年賀衛方因其自由派言論，如沒有司法獨立就沒人是安全的、希望中國共產黨可以向北歐社會民主黨的方向轉變以及頻繁將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列寧政党進行比較等大膽和開放的言論，而被新浪微博禁言，其個人微信公眾號及個人微信賬號均被封。而他所任職的北京大學也不再允許他給學生上課，停掉了他的一切工作。與此同時，賀衛方也被所有中國媒體和出版社列入了「黑名單」，媒體不能再對他進行採訪，出版界也不能再出版他的圖書。在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看來，賀衛方的處境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言論空間和學術自由的打壓。「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說中國學術界人士在被中國共產黨肆意欺凌，知識界的尊嚴被放在了地上被他們踩在地上進行摩擦」，其中一位此前在新浪微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表示。而這種打壓也昭然宣示了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以被黨以各種名義為借口而公然奪走，「賀衛方的公眾影響力隨著被新浪微博禁言，說沒就沒了，黨甚至不需要大動干戈，只需要稍微動動手指就能做到」，上述公共知識分子表示，並指出，「在國家權力面前，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脆弱」。遙不可及的夢想在以賀衛方、張鳴、朱學勤、莫之許等為代表的公共知識分子極度活躍的十年前，陳偉明以為看到了國家發展的最終方向。「我們當時甚至天真地認為我們國家會變得越來越文明、開放和自由，但誰知道，一切都成為了泡影」，他說。十年前，陳偉明在一家知名出版公司擔任負責人，彼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大力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佔據了當年圖書暢銷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十年後，回望當時，陳偉明倍感傷心：「舊制度沒有被破除，大革命也沒有如期到來，我們又進入了舊循環。曾經的希冀，到頭來發現，終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這怎麼能不令人難過」。而伴隨著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被迫退場，中國媒體傳遞出的聲音也愈發保守和黨性明顯。這一點在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在中國，只有通過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後才能獲得由國家人社部和宣傳部門共同發放的新聞采編記者證。而只有獲得記者證後，才會被國家權力機關認定為「合法」記者，沒有記者證的新聞從業人員則會被統一認為在進行「非法采編」，可被追究刑事責任。與之前相比，近兩年進行的新聞采編資格證考試的相關題目與新聞專業的關聯性越來越低，題目更傾向於考察參加考試人員對黨史和中國各級官員講話甚至各個主要黨政會議所傳達的會議精神的掌握程度。比如試卷會要求考生回答延安精神的內核是什麼、偉大鬥爭是指什麼鬥爭、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征途是什麼，以及黨一直堅持「一切為了人民」，請具體闡述相應的會議精神和「一切為了人民」的內核是什麼。在某知名高校新聞學院教授看來，這種考核與其說是在考驗新聞從業者的新聞執業能力，不如說在考驗新聞從業者的黨性。「畢竟在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媒，那麼所有的新聞從業者自然都應該是黨的喉舌。從這個角度出發，對從業人員進行黨性測試太正常了」，上述新聞學院教授表示。而對新聞工作者加強黨性教育除了每年舉行一次的新聞采編資格考試以外，媒體內部進行的黨建工作則更加赤裸地宣示了「媒體姓黨」的國家方針。蔣玉娜大學時期在輔導員的勸說下稀里糊塗地入了黨，她之前從來沒想過學生時期不明所以的行為現在會給她帶來如此多的不便。「作為黨員，每周我都要去和我所在媒體平台的其他黨員一塊兒開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開始前，領導會用手機播放國際歌和國歌，然後每人需要站起來發表兩分鐘的黨務學習心得。場面極為尷尬和滑稽，但是一旦加入了共產黨，黨要是不開除我的話，我根本無法自行退黨。可我又實在厭惡這種壓迫性的宣誓效忠儀式」，她補充到，「我所在的媒體並不是黨媒，而是一家市場化媒體，所以在這件事情真正發生前，我從來沒想到我會陷入如此滑稽的境遇」。這也是陳彤彤的困惑之一。她之前所在的媒體也是所謂的市場化媒體，也就是說媒體機構的所有開支由媒體自身自負盈虧，黨政機關不會像對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那樣給與我們財政撥款，「但後來我們居然變得比黨媒還要黨媒」，她說。對於這一比黨媒更像黨媒的特性，陳彤彤舉了一個例子：之前湖北某地曾發生一起樓房坍塌事故，死傷30多個人，算是一起非常嚴重的事故。按照常規的新聞操作方式，記者肯定要前往當地對事故原因和死傷情況進行調查和報道。但當時值班的編輯部主任卻認為這種災難性事故有損地方政府形象，媒體報道會引發社會憤怒進而有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不允許對該事故進行報道。但諷刺的是，之後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日報都對事件進行了報道。看到這些媒體的報道後，她和同事對編輯部主任的決定都感到非常憤怒，但又無可奈何，「只有他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記者趕走的份，而我們卻無法動他分毫。這是新聞界非常殘酷的現實。」「現在的中國媒體行業已經沒有黨媒和非黨媒的區分了。相反，此前認為自己是『非黨媒』的媒體相對於傳統的黨媒來說，缺少了黨的行政機關作為主管單位，而這種主管單位事實上會為媒體提供庇護，因此，在缺少庇護的前提下，所謂的『非黨媒』只能表現得更紅更黨性十足，才能求得一個相對安全的生存機會」，上述知名高校的新聞學院教授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和法律界的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具備新聞理想和新聞專業能力，但不願意向黨性屈服的人，只能被迫離開新聞界。而那些願意放棄新聞學的尊嚴並選擇隨波逐流的人則在黨指揮新聞的編輯部辦公室如魚得水。不過對於一些人的留守，隋占波認為不必上綱上線、大加抨擊，「就是一份職業、一份可以掙錢的工作而已，經濟如此糟糕，很多人需要賺錢養家養孩子，只要他們沒有違法，我覺得對個體的行為不必太過苛責」，他說。隋占波現在在一家傳統意義上的「非黨媒」任職副主編，相比於被指責「背叛了新聞」，他覺得更困難和彌足珍貴的是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堅守。但他的樂觀和自信正在被逐一擊碎。事情緣起於隋占波派手下的記者撰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出行巨頭滴滴裁員的報道，在事先的判斷中，他認為首先滴滴的裁員行為是單純的企業出於自身的業務變化而進行的商業行為，而涉商業報道，相應的尺度會比較寬鬆；其次，對企業的報道不涉及黨、不涉及政治，在他看來是相對安全和可控的。但事與願違，報道發出不到7個小時，他所在的編輯部收到了主管內容審核的副總編輯發來的刪稿命令，同時該副總編輯對隋占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副總編輯眼中，隋占波的「罪狀」如下：此前滴滴私自在納斯達克上市，引發國家相關部門的震怒，隨後滴滴退市並被要求整改，與此相伴隨的是業務受損，所以此次的裁員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國家相關部門對滴滴的監管造成了滴滴裁員的後果，這是在與國家職能部門進行對抗；其次，在當今經濟下行，各行各業都在裁員的大環境下，公然報道企業裁員，會引發社會不穩定，對國家維穩部門帶來大量的工作壓力。對於這份罪狀，雖然不認可，但為保住工作和收入，隋占波還是連夜寫了近一萬字的檢討信。檢討信的主要內容為：第一部分，詳細闡述了他指揮記者做這樣一篇報道的動機和初衷，並表明他及記者均無意對抗國家大政方針；第二部分，詳細羅列整個采編過程，包括採訪了哪些人，對方進行了怎樣的表述，對方有無對國家監管的抱怨；第三部分，深刻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今後必定會繼續加強對黨務文件的學習，提升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於自己的這一處境，隋占波有點無奈，但作為成年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現在就是領導讓吃屎，我都得笑著吃」，他說。知識分子的消亡那現在中國還有沒有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了，被一網打盡了」，社科圖書編輯白國明說。十年前，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知名學者楊奎松曾撰寫了一本名為《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的圖書，並成為了當年的暢銷書。該書主要探討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悲劇：他們是最早投身於救國救民的一群人，但最後卻在政治中不知所措、受人輕視。對這本書的書寫和書中提及史料的探尋也解答了作者自己曾經的疑問：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當年竟會停止思想，集體轉向？相對於包括東歐各國在內的歐洲知識分子群體，「轉向」即政治立場的轉變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更為常見。白國明便曾親歷身邊多人在「左」「右」之間的反覆橫跳。「比如在八九運動風波之後，即使面臨著巨大的國家暴力威脅，很多人還是堅持自己對民主政體的嚮往和期待國家可以進行民主轉型。但很遺憾，隨著國家暴力的升級，在殺一儆百的暴力恐嚇下，以及很多人確實因為個人的立場表達付出了終身的代價，趨利避害也因此成為了更多人的現實選擇」，白國明表示。但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僅是原因之一，在接受採訪的多位學者看來，行動者在採取行動之後，迎接他們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和無力感，這相比外界的政治壓力更為致命。獨立學者李建成在中國政府近幾年大舉消除異見者的各種行動過後，便處於地方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並且因為被列入了可能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黑名單，他無法搭乘飛機和火車。但是對於自己曾經的堅守和公開言論，他從來沒有後悔過。偶爾唯一感到失落的地方是，有時候朋友會帶年輕人拜訪他，但對於他曾經所做的事情，大多數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甚至在很多年輕人眼裡，他就是一個稍微有點學識的普通人。「外界好像已經把我給遺忘了」，李建成有點難過。他更想不通的是，他曾「鋌而走險」，但在失敗後，所有的代價卻全部是由他及他的家人承擔的，甚至他為之赴湯蹈火的那些人壓根兒不記得他。「英雄」的盡頭是滿目荒涼，這種案例在當下的中國不勝枚舉。曾經力排眾議在某黨媒發文公開指責某副國級官員拒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行為是亡黨滅族前兆的一位學者也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園質問與他聊天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誰，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則會氣憤地質問對方，為什麼連他都不知道？與這位學者相熟的一點陣圖書編輯表示，近兩年，該學者的微信朋友圈全部是讚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字。「他也完成了轉向，正在積極擁抱主流」，上述圖書編輯表示，並對這種行為給予理解。「在中國，行動者走到最後都是孤獨的，他們會因為自己的異議被國家排除在主流序列之外。而中國人在幾千年來養成的對權力的畏懼，又直接導致大多數人選擇對這些人敬而遠之，以免惹禍上身。在這種境遇之下，毫無疑問，個體會陷入巨大的孤獨和挫敗中。而為了使自己得到解脫，積極向主流靠攏，並期待融入大眾，也就成為了一種人生執念」，該圖書編輯指出。而這也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同樣飽受磨難和摧殘的東歐知識分子之間最大的區別。白國明十年前曾在某知名出版社的組織下，和一群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前去東歐考察。在波蘭，他們見到了一位在蘇聯時期便曾領導波蘭人民抵禦獨裁統治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在蘇聯解體後，他便回到了波蘭東部某小城的一個造船廠，在製造車間任職管理人員。在見到他後，前來訪問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倍感詫異，他們疑惑這位昔日的工人運動領袖在功到垂成後為何又甘心重回工廠，他們反覆向他詢問，這中間是否會有心理落差。「沒有落差，那位曾經的運動領袖回答得非常乾脆」，白國明說。而他當時的坦承與平靜更是讓白國明印象深刻，以至於在十年後，他仍能清晰的複述出對方當時的回答，「上帝一直與我同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完成的。我們取得成功的話，會把愛與和平帶給更多的人，這是上帝的旨意；但如果失敗了，我相信上帝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子民，仍會給予我愛與庇護」。因此，在中國多位熱衷公共活動的獨立學者看來，精神信仰是抗爭者最後的堡壘。但在中國，除孔孟之道外，幾千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賴以進行精神寄託的宗教。所以，在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抗爭之路走得更加艱難，也更加令人敬佩。王志剛曾是一位人權律師，在「709」人權律師大抓捕之後，律師行業變得風聲鶴唳，他也因為聲援被抓捕的律師而被國家相關部門吊銷了律師執業資格，之後他在中國互聯網的一切痕迹也被消除得一乾二淨。讓狀況變得更加糟糕的是，王志剛的身份證無法註冊手機卡和各種通訊軟體，科技的進步反而將他和外界隔絕開了。所有這一切的管控措施直接導致，在外界看來，王志剛這個人似乎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存在過。但與大多數其他被迫害和被失聲的人不同，同樣沒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剛並不覺得孤獨。「其實也不能說我沒有精神信仰，我信仰民主、自由，我信仰生而為人，我們有免除恐懼的自由。所以我從來不會後悔我過去的所作所為，因為我堅信，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堅持正確的事情，有什麼可後悔的呢？」他說，並強調，世界歷史浩浩蕩蕩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有太多的先驅者、抗爭者和對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人都淹沒在了歷史長河中無人知曉。「這些人比我偉大得多，世人都忘了他們，我又憑什麼要求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在我看來，堅持做正確的事情，不與邪惡為伍，從不應該成為一種值得稱讚的優秀品質，而更應該成為每個人的道德基準線。所以我會告訴每一個前來拜訪我的年輕人，不要管周圍人怎麼看、怎麼想，堅持做你認為正確的事情，然後努力奔跑，我們要堅信，在將來，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王志剛說。文章來源：莽莽

22天了，殺害胡友平的兇手是誰？

這兩天看特朗普遇刺的新聞，時不時感到不舒服，沒別的原因，是因為想起上個月24日被刺遇害的胡友平。刺殺特朗普的槍手，很快就被挖出了諸多信息：名字、年齡、學歷、家庭情況、政治傾向、學習工作經歷等等，媒體採訪到了他的同學、同事，雖然犯罪動機尚不明確，但已經初步勾勒出了一個嫌疑人形象——大家可以看這篇案發第二天發布的文章：槍手身份浮現大量陰謀論洶湧而來。一個刺殺美國前總統現總統候選人的槍手，事發第二天，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信息。但越是如此，聯想到胡友平，心裡越是不舒服，所以忍不住要說幾句。 24號到現在，22天過去了，我們兇手的名字都不知道，為什麼？！如果說敏感，這個世界上恐怕很難有比刺殺特朗普更敏感的事情了，人家都能公布，我們有什麼不能公布的？如果說調查需要時間，人家當天就能公布基礎信息，第二天就能公布這麼多信息，22天還有什麼事情調查不清楚的？如果說是因為無能，行，我們也接受，你告訴名字年齡籍貫等基礎信息，其它交給媒體，還有廣大網民，我們自己來行不行？沒有任何理由不告訴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十多億人的知情權，連個屁都不是。我剛發了一條朋友圈說這個事，有個朋友說，「都快要忘記胡友平了」。是啊，無論是為胡友平，還是為我們自己，我們都不能忘。因此，我們要求你們告訴我們，殺害胡友平的人是誰？要知道，這是最基礎的要求。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往事與隨想

李雪琴的瓜，背後水多深？

01 每次聊起各種特長生加分進名校的事，基層家長都會唉聲嘆氣，感慨教育不公。最近，李雪琴「造假」上北大的風波又戳痛了他們積極上進的心。故事還要從2021年的一則採訪說起。當時某品牌手機辦了個年度攝影展，邀請李雪琴當官方導覽員。記者問她：「最喜歡哪幅作品？」她回答說：「《水下世界》，因為我不會游泳，所以看那些人在水下如此舒展，非常羨慕。」網路圖片就是這句「不會游泳」，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發現，這位自稱不會游泳的北大才女其實是國家二級游泳運動員。根據證書上的信息，她不僅參加過全國少兒游泳冠軍賽，還用1分26秒完成了100米蛙泳。網路圖片再細看證書，大家發現了更多端倪。李雪琴就讀的本溪市高級中學曾經是當地著名的「運動員（造假）搖籃」。這所名校憑藉著假造「體優生」的手段，為不少學生騙到了高考加分。網路圖片它不僅被各路媒體點過名。網路圖片還被官方立案調查過。網路圖片把這些信息綜合起來，大家得出一個結論：「不會游泳的李雪琴靠著母校幫忙造假，成了游泳特長生，然後被北大降分錄取。」質疑之聲排山倒海，李雪琴卻沒有直接回應。倒是她以前的同學、現在的工作夥伴出來替她發聲了。這位朋友曬出她當年的成績單：網路圖片告訴網友：小李的高考成績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她的高考總分633分，另一個是她參加北大自主招生拿到的20分加分，總共653分。自主招生只考文化課，不考察體育成績。當年北大在遼寧搞自主招生，李雪琴不僅是筆試第一名，而且還順利通過了面試，所以得到了20分加分。那一年高考，北大在遼寧省的文科錄取線是636分。她的總分遠超錄取線，根本不需要用體育特長生的加分。因此，所謂的「造假進北大」純屬無稽之談。網路圖片這番闢謠有理有據，但還是沒能平息輿論的質疑。一些網友說：「沒用假證加分和沒辦過假證是兩碼事情。」她當時沒用這個證加分，是因為那年本溪高中造假被人舉報。省里要對體優生進行複核，還要求享受加分的考生簽《誠信承諾書》，所以李雪琴那級好多考生才放棄了體優加分。可我查了一下，所謂的複核發生在2014年，李雪琴是2013年入學北大的，因此這個說法並不成立。網路圖片那張二級證究竟是怎麼來的，應該讓當時的學校出來好好回應一下。 02 其實不止是李雪琴，很多人的二級證都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在十多年前，假造二級證騙加分是個相當成熟的產業鏈。好些高中都用這玩意鑽過高考加分政策的空子，為學生爭取10-20分的空間。就說本溪高中吧。家長反映，這學校每天晚上十一點半放學，平時不開體育課。照理說學生的體育素養應該很一般，但人家1000多個學生里能出87個二級運動員。而且，越是高分考生越有體育特長。他們尖子班一共40人，22個是二級運動員。有關部門發現，校方為了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提供了好多種體育特長培養服務。如果你想成為足球特長生，並取得二級運動員資質，可以交4萬元參加培訓；如果你想成為游泳特長生，但又不想下水，那就得交7-8萬元。只要學費到位，總有一張二級證屬於你。網路圖片同樣身懷絕技的，還有河南漯河高級中學。 2014年，河南全省共有740名二級運動員拿到高考加分，漯中就佔了74個名額。那一年，河南高考文科前10名，有3名出自該校，這3人還都是國家二級運動員。記者去漯河中學走訪，發現這裡的學生真正做到了能文能武。在學校張貼的高三「六模」文科前20名光榮榜里，他看到了7個籃球二級運動員、3個排球二級運動員、3個武術二級運動員，還有1個田徑二級運動員。網路圖片如果這些孩子真是憑本事拿到了二級證，那確實是好事。可惜，這裡頭水分比梅雨季的濕度還高。以傳統武術為例—— 河南省2013年青少年傳統武術錦標賽共有800人參加。參賽者被分成200組，依照賽制，每組前三名可以申報二級證。一頓切磋下來，最終有400名參賽者得到了二級運動員資格。敢情遴選優秀人才，最後變成了「二選一」。還有一些落選的孩子發現，只要去當地某家教培機構培訓半年，交上6-10萬元培訓費，還是能趕在高考前喜提運動員二級證。你不能說他們搞黑幕，因為一切都合乎程序正義。可你又不能說這事沒有貓膩，因為結局實在有悖常識。網路圖片更離譜的故事發生在2006年的湖南。在某場能夠決定加分的體育競賽里，若干「菜菜嗚嗚」的同學執著地在競技場上揮汗如雨：有人400米跑了9分50秒；有人穿著涼鞋踏過線扔鉛球；還有人考「一分鐘定點投籃」，投了19次只進了兩個球。 …… 一時間，大家不知道這是運動會，還是喜劇大會。記者問同學，為啥水平如此抽象，還來參加省級競賽？孩子們被這個未經世事的成年人逗笑了，回答道：「不參測，就沒有機會加分。參測了不達標，還可以想想辦法。」至於究竟是什麼辦法，孩子們笑而不語。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對話到此戛然而止。記者筆鋒一轉，開始描摹考場外堵車的場景：網路圖片一切盡在不言中。 03 加分政策的初衷是為了發展素質教育、破除唯分數論，選拔那些被應試教育埋沒的偏才、怪才。奈何地方上的種種騷操作，硬生生把一件好事折騰成了「儒林外史」式的荒誕劇。一圈搞下來，高校不滿意。網路圖片基層孩子和家長更是叫苦不迭。網路圖片唯一得了實惠的，就是那些有門路搭便車的人。一切都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於是，教育部從2015年開始整頓高考加分的各項條目，風風火火擴張了十多年的高考加分潮（2004-2014）自此進入收縮階段。各種加分政策變得越來越精準。爭議很大的「少數民族加分」開始被各省嚴管。網路圖片地方上那些奇葩的加分項目也被掃進歷史的故紙堆。網路圖片到2022年，「體育特長生」、「中學生奧林匹克競賽」、「科技類競賽」、「省級優秀學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這五類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被明確取消。最容易走的特長升學路徑，就只有「強基計劃」了。可如果你想靠它進名校，高考分數本身就不能太差。因為按照相關規定，這項計劃不再硬性要求學生取得過省級以上的競賽證書、發表過高水平論文、得過專利；而且它還要求考生的高考分數在「強基」測評總成績中佔比達到85%以上。十多年前，好多人看不起應試教育，覺得高考又土又low，培養不出全面發展的複合型人才。十多年後，大家發現還是標準化的考試最公平。因為素質教育是需要燒錢、燒資源的。卷到最後，難免滑向「代理人戰爭」。網路圖片也因為各種選拔性競賽事實上已經成為「有錢人的遊戲」。教育學家調研發現，現在各種競賽的通道基本都被省內重點中學壟斷了。「在江浙滬，培養一名競賽生的開支將近百萬」。這麼一大筆錢，普通家庭肯定砸不出來。面對昂貴的素質教育，寒門子弟更難靠讀書翻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