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加菲猫”风靡全球，加菲最爱的食物千层面也成为美食代名词，无论晴雨，加菲总找得到吃千层面的理由。 加菲最爱的经典口味 漫画中，加菲猫的主人做著千层面，一边做、一边念：“一层面、一层肉酱、一层起司。”肉酱口味是加菲最爱的，虽然作法简单，制作却相当耗时。不过，为了爱猫，主人常常都要做，好让加菲时不时可以大快朵颐，抱著千层面看电视。 加菲猫（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意大利千层面历史悠久 千层面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宫廷食谱《烹饪书》也有千层面的记载：面片加上起司和香料。千层面流传演变成为国民美食，最常见的口味是波隆那地区的经典美食 ── 肉酱千层面，从南到北各地各有不同调味与配料。 意大利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肉酱千层面的美味元素 面片：层层叠叠的长方形面片，浸润在馅料中加热后，滑顺但不失面片口感。 面片（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肉酱：蕃茄肉酱与层层叠叠的千层面片，交错组合，构成千层面丰富的口感滋味。 肉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奶油酱：结合肉酱与奶油酱是经典的道地风味，奶油酱会让肉酱的口感更丰富。 奶油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起司：咸香起司与牵丝的披萨吐司，配合肉酱和面片，组合出绝佳的千层面口感。 起司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菠菜鲑鱼千层面 千层面是一种很适合和亲友一起做的料理，备料、切菜，然后一层一层叠上去，在这个过程，亲友可以边话家常。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鲑鱼300g、菠菜 200g、洋葱1/2个、大蒜 1瓣、披萨起司、白酱、青酱适量。 调料：黑胡椒、盐少量。 菠菜鲑鱼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洋葱切碎；菠菜汆烫后切小块；鲑鱼切小丁。用橄榄油炒变色后加调料。 2）准备烤皿，底部刷白酱，铺放面皮，再刷白酱，均匀放菠菜和鲑鱼和青酱，反复3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美味秘诀：不加起司，原味的千层面风味亦佳，可试试气炸锅制作，风味独特。 蔬食千层面 千层面的特色是覆热一样好吃，甚至风味更佳，是绝佳的常备菜。用大烤盘做多一点，冷冻保存解冻加热一样好吃。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披萨起司、白酱适量。 蔬菜材料：番茄、洋葱、红萝卜、青花菜、栉瓜、土豆、玉米等当季蔬菜。 调料：黑胡椒、盐适量、意大利综合香料少许。 蔬食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番茄去除汁液，所有蔬菜切小丁；用多一些橄榄油炒香洋葱和大蒜；续放其他蔬菜丁，翻炒均匀，加调料炒匀即可熄火。 2）烤皿底部刷橄榄油，面皮、白酱、蔬菜丁依序反复4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肉酱千层面 刚出炉的千层面香气扑鼻，千层面饱含酱汁风味，加上焗烤咸香的起司，食材很简单，却融合出丰富的口感滋味。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披萨起司、白酱适量。 番茄肉酱材料：番茄5个、番茄罐头1罐、洋葱1个、大蒜瓣、绞肉400g、月桂叶1片、黑胡椒少许、意大利综合香料1大匙。 肉酱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肉酱：洋葱切碎；用橄榄油炒香洋葱和大蒜；放绞肉，肉变色放番茄，翻炒均匀，加水煮滚，下其他食材，熬煮 1小时。 2）准备烤皿，底部刷油，面皮、白酱、肉酱依序反复4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货车定位功能升级维护中，后台暂时无法使用及查询，请您理解！如页面有恢复您再使用。” 7月11日，发货帮客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查询货车轨迹的功能暂无法确定何时能恢复。 记者注意到从7月10日起，发货帮就紧急下架了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在此之前该平台这一功能便利大量货主和老百姓查询货车定位信息，甚至有人追溯到“问题油罐车”半年内的轨迹。 最近公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甚高，有自媒体根据新京报披露的油罐车车牌号，在货运平台查询到了大量油罐车轨迹的开源数据，并从中梳理出多家涉事企业。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查询货车轨迹的平台是发货帮，这是一家2021年6月才成立的新平台，聚焦以“科技物流+多式联运”模式服务企业供应链“大票零担”物流业务，以“数字物流资产交易”平台实现便捷撮合服务，以“数字物流” 融合供应链要素资源，构建以“双链+两化”为抓手的“产业元宇宙”生态圈。直白地说，这就是一个聚合货主和货车司机的平台，以撮合交易为主。 据悉，此前发货帮页面有货车轨迹查询功能，货主可以付费查询某一辆货车的行车轨迹和运单情况，最长追溯期可达半年。 由于“问题油罐车”事件发酵，7月9日该功能被大量访问，发货帮紧急限制查询需求，对数据源、数据用途以及授权做要求，7月10日干脆下架货车轨迹查询功能。至于恢复时间，该公司客服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货车的货运轨迹是否应该公开，有物流行业专家认为，数据本身是保密的，但是面向货主应该允许付费获取，毕竟货主有权了解货物行迹，随时掌握货物状态。而货主对货物及运载车辆的关注需求，实际上也给解决食品安全顾虑提供了一个思路。 从事物流行业近三十年的G7易流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翟学魂指出，以今天的IoT技术， 油罐车的使用路径全程均有数据记录，通过货车轨迹和运单情况，货主很快能清晰了解油罐车在运油脂之前运过什么，又是否有清洗过。从车辆到罐体确保清洗、装卸、途中的全过程安全可靠并非难事，货主和监管方均是能有效监管到，而且成本不高。如果采购油品的食品企业在油罐车到货签收环节做到认真检查，甚至对罐车是否清洗有数据上的跟踪，对每车油都做化学抽样分析，这些动作加一起，确保油品安全的成本每车最多花10块钱。 问题是，有些货主不愿意花这十元，有的没有好好核验油罐车。翟学魂指出，物流司机每天往返于不同的货主，通常货主或者公司提什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因为他们很清楚违反这些要求代价就是收不到运费甚至被罚款。 “有时候，少数不太守规矩的司机会试探一下货主的底线，比如，看看如果不去洗罐会不会也能顺利拿到验收单，如果迟到了会不会真的罚款，送包烟给门房能不能改一下磅单等等。”翟学魂表示，如果这些司机发现能得逞，不但会下次接着这么做，而且会告诉其他司机，这个货主其实没那么认真，在合同上写的那些书面规定其实无所谓。于是司机们口口相传，汇集在这家公司的司机，大都会如此做。那些按照书面要求来报价的司机出了高价，就得不到合同，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显然，出现在新京报视频中未经清洗的油罐车，都是在工厂漫不经心的验收中顺利装货，顺利卸货，最终又顺利结账的。此举给这些工厂承运的司机的信号是，“其实这个货主并不真的有洗罐的要求。” 在翟学魂看来，要解决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顾虑，需要从源头抓起，即要求货主对油品质量负责，要按照油品的装卸检查和验收规范做事。监管部门则应该要求经营食用油的企业，能够随时提供自己采购的每一车散装油的检验报告、检验流程和全程监控数据。“如此才能真正解决源头问题”。 中国物流学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专家也指出，如果板子最终只是打在几个货车司机或物流公司身上，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让货主对油品负责，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因为运什么、怎么运是由货主决定，验收不合格货主不付费，司机如果不清洗罐车或者其他不合规行为导致油品受污染，自己完全得不到运费。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迫切地向台湾人民推销其统一大业：包括“九二共识”等于统一；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政协模式”实现统一；不承诺不武力统一台湾等等方针政策。讲话中，又承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民生福祉会更好，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这种没有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宣告，无非是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威迫利诱，设计另一次骗局，引诱台湾人民上当受骗。笔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恶心难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以下是两次严重骗案的回顾： 49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一场大骗局 作家笑蜀于1999年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于2013年再版。本书收录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党史通讯》等内容反独裁，要民主的社论、评论、声明、文件和讲话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华日报》1946年3 月30 日社论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必包揽于一党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的演说，他说：“我们认为，欲施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说：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国林肯总统定义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书内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章汉夫、夏衍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达至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惜向全中国人民许下建立一个西方式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的承诺，引诱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确相信中共的宣传，前赴后继地投奔延安，以为这是中共的庄严承诺。 实情是，毛泽东在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而且确提出要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又具体建议先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经过选举，召开国民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己经荒腔走板变了调，除提出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更主张建立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论联合政府》的论述己经被他改变得面目全非，更明显地推翻先前的所谓承诺。 但是，虽然如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按计划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包括各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出代表国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因为政协会议的召开，让毛泽东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明确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在联合政府内，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占半数；在政务院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真有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似模似样的政协会议，联合政府，的确令当时的中国人更加误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诚意，忘记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北京。 然后，当1953年毛泽东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事情就慢慢地起了变化。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9 月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必经之路〉的讲话后，便开始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令大型私营工业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实质是对私人商业的吞并。 到1954 年9 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后，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已经消失，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咨询机构，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统战策略。 事情的恶化并未停止，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4月，毛泽东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许多知识分子又再信以为真，有些人还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于是，毛泽东再次违背承诺，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这就是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反右阳谋运动了。全国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彻底的重创，使民主党派彻底成为摆设的花瓶。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制度建设，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取代。这个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阴险骗局，中共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归是更加阴毒的骗局 当初，中共为安定民心，平稳过渡，于1984年12 月与英国政府签定“中英联合声明”，并根据“声明”第三段第十二条订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治港方针。香港人看在眼里，有这样庄严的声明，又有这样白纸黑字的承诺，很难不相信中共的诚意。于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归”，相信中共会遵守诺言，给予香港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真普选。 笔者当时以为时代己经进化到科技电脑时代，中共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时代了，便与香港人一样相信中共的承诺而认同民主回归。可是我错了，当我发觉中共并没有在回归后把地下党公开的计划，而是实施以地下党运作形式接管香港时，便断定这是预先设计了的阴谋，所谓一国两制实在是一场骗局。我心情沉重，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与香港地下党》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运作，一国两制就是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这就是所谓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决定地下党不公开，误导港人以为真的回归中国，而实质却是回归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一国两制只是一个骗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归并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党。中共利用香港地下党偷龙转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实在是违反了基本法的原则。（2004年4 月） 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只不过是一场大骗局，我们再受骗了。（2007年6 月） 中共为甚么不把地下党公开？共产党早有深谋远虑的计划，知道在基本法的规范下，他们无法公开统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党，潜伏于香港的各个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抢夺香港的控制权，地下党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由开初到现在，共产党从未打算过真的让香港实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只要地下党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场大骗局。（2009年） 回归之初，中共为了实现夺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部署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攻势：先是发动爱国论的讨论。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国者，因而不能普选”；“非爱国者不能参选”等等说法，为阴谋推翻基本法作舆论准备。笔者在文章中反驳说：把“党”加“国”的爱国论强加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爱国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标准是价值、诚信、廉洁和才能，并不是甚么爱国论。 然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权力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他又引述邓少平说：“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议会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由爱国论到权力论的舆论战，己经充份说明了中共计划违反基本法，夺取香港管治权，改造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为它所用的决心。 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发表文章〈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归后香港管治力量己经变成了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样的言论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图及途径，让港人窥见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舆论战己经打得差不多了，中共开始行动。中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 月作出决定： 否决香港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体议员，同意于2017年香港特别行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当时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汹涌，极度悲愤。笔者也无奈地认为，既然有了时间表，这仍然有希望，并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后中共绝对有可能再度推翻决定，十年后的这一次，无论如何必须让中共兑现承诺。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誓把这个2017年的承诺化为香港的现实。 可是，我又再次估计错误了。我后来发现梁振英开始蠢蠢欲动，不断自我宣传，便知道，原来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个隐瞒身份的地下党员出任下届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时间表的承诺，只是吊着市民胃口的缓兵之计，我非常愤恨，我又上当受骗。 自梁振英当上特首之后，中共强横全面夺权的计划，势如破竹地展开。2014年6 月中国国务院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 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又于同年8 月31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是之后雨伞运动直接导火线。 最后，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及香港说：“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这样，《中英联合声明》被消失，“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回归二十年后，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正式归结。 为甚么几代的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及西方人总是相信中共的承诺而上当受骗？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因为我们生活在实行信誉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习惯性地对契约、合约、条约的尊重，正如我们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贷一样。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订定的条款，也相信别人也一样遵守。不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一国之尊，一份国际性文件会出现违诺之事。如果有人毁约必需要有理据，也应付出代价。 二）很多人受与生俱来的爱国思想所影响，总是被一种强烈地希望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感情所牵制，盲目的爱国情怀掩盖了一切理智的思维。人们不知道爱国这种崇高的思想，不能用于现在这个中国上，因为中国现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众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国共产党所骑劫。山河已经变色，民众思想人格己经沦落，爱现在的中国等于爱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两者不能分割。所以现在的中国不能爱。 三）未能认识中共的本质和行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丽的言语理解为庄严的承诺，是天大的误会。中国共产党哪里是对人民的甚么承诺，他们自己对过去和现在所许下过的美丽的言语，世人以为就是承诺的都不会认为是一种承诺，而只是一种策略。中共从来没有所谓“承诺”和“守诺”的概念，他们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们以为是他们承诺的美丽言语，是政策的产物。 因应时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发展势力的策略口号或权宜之计，其实是中共的传统，一脉相承遗传至今。因此，当他们把以前的美丽言语一笔钩销，随时灵活转换策略的时候，可以面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党员不会有任何抱歉心，羞耻感，因为这只不过是策略的改变。 如果我们用道德观点去批评他违反诺言，喝令他们遵守道德规范兑现承诺，他们却无动于衷，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政策没有承诺。你，无耻、无道、流氓、恶魔，我们就算骂他个狗血淋头，也是搔不到痒处，摸不到中共本质要害的误解。严格来说，中共并不是撒谎，也不是违诺，他们实在是一个为抢夺政权而建立，一个功利性不择手段的党，这就是它的本质。 辛子陵的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后，毛泽东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这番讲话充份体现了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的传统。公开有一套政策，党内另有一套政策。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泽东的讲话是示范如何蔑视宪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样。 朋友们，我们受中共欺骗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轻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于香港，基督徒，笔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正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党员，同时担任学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动”中负责组织灰校学生斗委会及飞行集会式（即快闪）示威游行，发展地下团员和党员。1974年移民加拿大后脱党，并于1997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地下党的文章，成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各级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么，习近平何以能如此顺利地流氓修宪，玩弄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于股掌之间？说到底，这是中共党”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必然。让我们对此做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图章” 1949年前中共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乡村贫苦农民、城市流氓无产者与产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列宁主义类型的党，毛泽东与中共党深知，只有把列宁的“思想”——俄国人生涩难懂的抽象话语——转换成连中国底层民众都听得懂的话，才能成功地动员他们加入中共闹革命。于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说法，就是中共最广为人知的鼓动口号。所谓“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坐江山“，就是中共党掌控国家权力。毛泽东从带着队伍上井冈山起，就琢磨着夺取国家政权。 1931年中共在井冈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既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版；中共党的国家理论源头，就是列宁的“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思想， 这成了中共党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国家之上的”政治正确“盾牌。经过28年的暴力杀戳，中共夺得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共党而存在，全国人大从来没有获得过宪法所阐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媒体人黄钟先生曾经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泽东建政后在全国发动各类运动，包括参加韩战，都只在中共党内讨论决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1954年9月以后）常委会审议批准；三年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4000多万人，全国人大没有追究毛泽东和中共党的罪责；1964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意见分歧矛盾激化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拿着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最终刘少奇于1969年11月惨死于河南。 从宪法权威角度说，无论是宣布战争状态、追究执政党和中共政府重大责任、罢免国家主席等，都属于全国人大的核心权力，也只有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泽东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统治后，就不在乎曾经给民众的民主承诺了。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继续革命”的神圣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毁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治秩序，全国人大在民粹运动狂暴冲击下，长达9年多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党中止文革，全国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与人大关系的动态变化 汲取毛泽东与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率先破除“两个凡是”；安徽农民冒死试验家庭承包责任田；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出过一些新的气象，客观上给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动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然而，人大新气象好景不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间经历了马鞍形的沉浮变动。 人大代表真竟选终究梦幻一场 1980年代初在筹备召开各省市的人大会议过程中，各地陆续出现竞选人大代表的活动，特别是高校先后出现过竞选热潮。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都有大学生成为竞选中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刘少奇儿子刘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当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如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等，后来成为海外华人中的著名民运人士。 竞选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民众普及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径和机会，年轻人再次成为草根民主兴起的先行力量。面对民众的热情高涨和积极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态度逐渐发生分化：邓小平陈云等从一开始的鼓励默许到后来的限制；胡耀邦等则始终如一地明确支持大学生的竞选热情。邓小平1980年底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竞选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判定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北京市委下达通知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党员不得参加竞选；北京大学一分校党委书记，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击候选人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竞选讲话……。然而，胡耀邦则认为“竞选出人才！”北大党委副书记主动参加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并表示校党委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但是，胡耀邦等终究抵挡不过中共政治老人的强大压力，北京等地党执行邓小平压制民主的旨意，封杀当选人大代表的北大学生胡平，使胡平毕业后长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师范学院校方粗暴干预选举，由此引发湖南学潮。各地出现的情况表明，即便“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阐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由中共党指定或商定；凡是独立参加竞选而当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这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让某些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它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而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种钱权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间人士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表面上并不直接打压公民独立参选人，实际是利用公权竭力为官方推荐的人选造势，变相限止独立参选人的活动，尽量阻断他们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给独立参选人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民间人士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等。 习近平上台后对社会实施严厉控制和打压，民间人士参与政治的环境空前严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独立候选人遭到各种骚扰、恐吓、围堵、非法拘禁，一些独立候选人手机被抢、电脑被扣、人身被监视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选举时，英国媒体BBC的一位资深记者前往约定的独立参选人家采访，到达参选人家门时只见大门被堵、窗户被封、参选人被软禁在家。记者与那群身份不明的围堵者交涉周旋了半个多小时，非但见不到参选人，相反还遭到百般阻扰和暴力驱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被迫放弃采访。中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所谓“选举”只是一种虚假的政治包装而已。由此，各级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党放心的人聚会的特定场合，各级人大会议都不可能违背中共党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头博弈 中共党对各级人大的控制，最关键的环节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过党“推荐”的政府成员名单。各级政府组成人员须经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这是各级人大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党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重要关节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于表达真实的投票意愿，不再完全依照中共党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过不了关，即便是等额投票政府组成人员，党的组织意图照样落空。例如，原辽宁省恶名在外的贪官慕绥新，属于既有能力干事又敢胆大妄为贪腐的官员，曾被省委推荐为省政府某厅厅长人选，但多数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慕绥新未能获得新职。人大会议后，省委即任命慕绥新为该厅党组书记，比厅长的权力还要大。于是民间嘲讽说：“人民不要的，党要了。”这不是孤例，习近平作为任职候选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决过。 在习近平父母老关系的活动下，1985年5月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不久后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12月的厦门市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被提名为下一届市长人选（正厅级），并且是等额选举。然而，投票结果是习近平得票不过半数而落败。不久，习近平就被调到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提拔为正厅级干部。因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无需经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选择政府组成人员，这既是人大的核心权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中共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集中体现。1993年的浙江和贵州的两省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的省长候选人，于是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联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长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民意”省长当选了，党的意图意空了。在中共党顶层看来，这不仅是“选举出了问题”，而且是对党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自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与贵州省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坚持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把手”（正职）只能有一个投票“人选”，实际变相剥夺了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人选”的权力。 如何对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选择”？中共党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过一些情况，我再做些补充： 一是以中共党的组织名义，要求被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服从组织决定，声明自己退出“候选人”之列，让代表民意推选候选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会投票，以地、市为单位划成若干分团，把责任砸实到地、市主官到头上。若投票结果违背党的意图，轻则主官调离降职，重则找个反腐败借口“双规”审查。我曾亲耳听中纪委研究室主任说：”官员都不经查”，一抓一个准。 三是工作人员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单图，代表按规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写票后将选票反扣在座位台面上离开现场，由工作人员按座位顺序收取选票。翻开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组织要求写票。这种种做法，等于废除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规则。 四是投票时告知人大代表们，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请动笔“ 。人大代表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公开动笔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选人”？！ 以上这种种做法，都是利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胁迫，限制人大代表权力，以保证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实质人事大权牢牢把控在中共党的手里。 其实，所谓投票代表民意与党的意图博弈，说到底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各级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70%，党的意图应该是有把握实现的，之所以出现“民选”省长，根子还在于党内缺乏民主。中共党内，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确定人选推荐名单的背后，是党内不同势力之间权力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中共党决策的潜规则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不开会”。为新一届政府选配负责官员属于最重要的决策，其习惯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强调“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党员人大代表讨论征求意见。由于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机会表达，于是就在人大会议上用人大代表的权力来与中共组织抗衡。然而，由国家极权统治体制掌握一切资源所决定，党组织能掌控所有干部甚至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达官显贵跌落至阶下囚徒。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收紧党内控制，党员人大代表就鲜有敢违抗组织意志的。事实上，后来其余的省人大会议再也没发生过类似浙江、贵州两省人大会议的情况。 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省部级干部后备队伍）的讨论，一位学员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中组部干部调配使用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这位学员发问：“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授权”原则的冲突究竟该怎么解决？事实上，当制度本身存在矛盾冲突时，常常是承担相应职责的官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们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权斗的牺牲品。 “异化”的人大“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人大的职能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谈话———后来被美誉为“窑洞对”，毛泽东说由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事实正相反，70 多年来中共一直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 首先，各级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过政务院人民检察委员会，直接监督政府，谭平山任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建立党内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实行间接监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共同纲领》阐明的中共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性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设立国国家监察部，专职行使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权，国家监察部向全国人大负责。1957年反右后，中共党决定把全国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收归于党，撤销国家监察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国家监察部，将监察部的人员和业务归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共的（监察委）纪检委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全国人大的监督职权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恢复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始终处于悬空状态。 其次，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从理论上说，制定宪法是为了实施宪法，并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违宪行为，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然而实际生活中，公权力违背宪法的强力行为处处皆是，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稍举几例： 比如，各级人大开会特别是全国人大开会，人大代表习惯性地使用“聆听总理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之类的语句，批评质询政府工作的意识极为薄弱，甘于扮演“举手通过”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国宪法第35条阐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结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70多年来除了民国时期组建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外，中共党始终严厉打击民间的任何结党结社活动。文革前以成立反动组织为罪名，1978年后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许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监；有的至今依旧身陷牢笼； 再有，2020——2022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击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执行绝对清零政策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权，不少人因此而被夺去性命。然而，中国政府至今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全国人大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批评性反应，更别提追究中共党魁和政府责任； 还有，中国每天都在“打内战”。全国各地城管、辅警越权滥用暴力，动辄没收平民摊贩售卖物品，公开抢劫私人财物、当街暴打民众，甚至随意抓捕民众，他们连80多岁的耄耋老人、身残肢障的行动困难者都不放过。这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却不见各级人大站出来伸张正义，制止粗暴野蛮“执法”；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公权力违宪违法在中国成为“常态”，与宪法难以进入司法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的宪法学家曾经不断提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然而几十年的呼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八位学者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被称之为“合宪性审查”。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做任何回答，仅由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都未能推动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贺卫方教授曾经叹息：法学家们所期望推动的法治进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1978年以后，“马上夺天下”出身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作为“老干部”退休前的过渡性位子，即所谓退居“二线”。于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了老干部临退休前的“养神干政”机构，免不了与在“一线”（政府）任职的少壮派官员产生各种矛盾摩擦。这类摩擦分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批评监督政府；另一是夹杂着人际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制肘现任领导。这就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不那么“听话”，在职官员感觉“党的领导”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中共实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把人大常委会直接置于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之下，实质是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确保权力意志的通行无阻。由此人大的监督功能——仅有的有限制约强权意志的某种制度性设置也被实际上废除了。 总之，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过生气活力，一度改变过其“橡皮图章”的面貌。然而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本质所决定，中共党难以容忍“人民权力”的有限行使。从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开始，中共党就想方设法地阻碍人大履行权责，挤压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间，最终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又基本恢复了全国各级人大的“橡皮图章”原状。 即便如此，习近平并不满足，他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达到改变全国人大性质定位的目标。请看：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实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两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会名义）汇报工作的制度，并强调这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习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宪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与修宪事务； 2021年，习近平要求人大成为“四个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民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种性质定位明显违背宪法。 2024年，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当众敲桌子，训话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而赵乐际在习近平训话后立即掏笔补作记录。这一突兀互动表明，习近平公开无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权威。由此，这成为引发各种媒体议论的热点之一。 归根到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高踞于国家之上的“一党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毛泽东有所顾忌，做的较为隐蔽巧妙，有学者概括为表面一套实际上另一套的“阴阳体制”，而习近平则索性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显出党控制一切权力的极权统治本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天出门在外，被运输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的新闻，搞得没了精神头。 面对餐厅服务员端上来的菜，即便饥肠辘辘，心里也不免打鼓：炒这菜的油，该不会有啥问题吧？ 只要生出此种疑虑，这饭菜不论档次高低，都没胃口好好吃了。 今天看到各大食用油企业站出来，胸脯子拍得山响：咱家的油没问题，尽可以放心吃。 好吧，都怪我们杞人忧天，反应过敏了。 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有几人敢肯定地说，从运输煤制油或化工液体罐车卸下的食用油，自己从来就没曾入口？ 家家有个“油瓶子”，兹事体大，只是在堂皇激昂的宏大叙事面前，说来终究不过是微小叙事。 所谓“微小”，就是没那么重要，至少没有他们嘴上说的那么重要。称其“微小”，并非故意要往“小”的方面去说。 首先，“毒罐车”是被有良知的记者盯上，被官媒偶然披露出来（这种稿件顺利刊发的几率约千分之一），于是成为庙堂震动、江湖鼎沸的新闻事件。 它为何不是监管机构主动查获、予以曝光呢？说明在某些人眼中，这并非什么大事、要事。 其次，早在2005年、2013年、2015年，《南国早报》《潇湘晨报》《湖南电视台》就曾刊发深度报道，揭露“毒罐车”内幕。 倘若这被视为大事，何止于到今日问题依旧？ 其三，因为这事，会有官员丢乌纱帽、被课以渎职罪吗？会有不良商人把牢底坐穿，会有不法企业被罚得倾家荡产吗？ 我感觉大抵不会的，不信等着瞧。这事说到底，只不过是升斗百姓朴素认知中的重要。 “油瓶子”之类的微小叙事，早已被堂皇激昂的宏大叙事收编。 或者说，宏大叙事正是通过对微小叙事的压抑和排斥，来获得其合理性。 这便是宏大叙事与个体诉求的矛盾，尽管这种个体极其庞大。 被宏大叙事捏合为同命运的共同体，将所有责任放到形而上学的外部，掩盖了对每个个体的不负责任。 太过笼统、空泛、抽象的宏大叙事，一旦落入诸如“油瓶子”的生存体验里，也很难不显得虚无。 任何伟大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无数“微小”个体所组成的。个体叙事缺乏顽强存在的基础，“油瓶子”“水瓶子”“药瓶子”那点事，都渺不足道。 前不久，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撰文呼吁，“少一些激动人心的宏大叙事，扎扎实实地解决关乎每个人生活与幸福的小问题”。 诚哉斯言。老百姓放心吃上食用油，小日子过得稍稍从容点，这点微小叙事都难以登堂入室，还扯什么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这几天让我惊呆，不断翻看对岸视频的，是洞庭湖堤岸在华容地区的崩决。不只是天灾水漫的灾情，而是抢救过程的荒谬，连大陆网友都看不下去。这个缺口，在第一天时只有50~60米，但24小时内，据央视报导，缺口已扩大到226米，约50平方公里地区被淹没，相当于1/5个台北市。第三天运来大石块投湖，大约才补强66米，官方预计约需一周才能把缺口堵上，但说法不一。 官员的脑袋长那儿去了？ 在第一天的抢救缺口画面中，官方动用了多辆大卡车，载著散沙，整车推进缺口，但散沙随即入水变成泥流，不久后卡车也被水流冲散。大陆网友讥讽，用散沙去堵水，连个沙包也不装，车上却不忘挂上抢险救灾的红布条。这些官员的脑袋长那儿去了？一般人用常识都知道不可行啊！官方还调来两条抽砂船，现抽湖底泥沙往缺口喷，是嫌洞庭湖水太干净，非得混点泥巴，淹进民宅才更添混浊、更有味道是吗？水利工程专家叹气道，这抽砂船把缺口旁边的底土都抽光了，旁边没垮的堤岸也得垮了，还不如把抽砂船吸饱砂，坐沉在缺口，再往上丢石块。果不其然，抽了一天，缺口从60米扩大到226米，最后还是得调大卡车运大石头过来，从两边慢慢往中间补住缺口。 依照工程界的常识，要堵住堤防缺口，先要护住缺口两边堤岸，防止缺口扩大。缺口两端是水流冲击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最好是先丢消波块，再丢大石头，再填小石块，最后才填进沙土填缝。如果一时找不到大石块与消波块，也可用聚丙烯（PP）不织布与铁丝编成的土石笼袋或沙肠袋，或俗称的太空包，装满土石沉入水中暂时顶著用。台湾在八八水灾时，也曾用货柜装满土石，叠了13层来当临时路基，理论上也能用于堵住缺口。这些最初级的工程抢险常识，县市级水利单位都懂，号称基建狂魔的中国基层官员，怎么会不懂？怎会砸砂石车来当作救灾抢险的政绩？ 时间往前，当附近地区暴雨如注，或上游出现洪峰，下游地区要嘛开抽水站降低水位，要嘛开启警戒模式，调集万一出现决堤时所需的人员物资，并且巡查堤防各处，堵截出现“管涌”现象的堤防弱点。一边撤离危险地区居民，一边加强堤防防务，有时我们会看到工程车辆在大雨时往岸边吊放消波块，为的就是防止大水冲刷堤防底土，造成崩塌决堤。但这次，什么预防工作似乎都没看到。全世界防灾标准作业，都依循著FEMA（美国联邦紧急救难总署）的“减灾（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应变（response）、复原（recovery）”四个循环作业程序，难道独独中国没有吗？ 国家危机预警系统全面崩坏 这次洞庭湖决堤事件所显示的，不只是救灾抢险工作的失能，而是整个中国官僚体系在管理职能上的系统性崩坏。首先，整个国家的危机预警系统不发生作用。从河南郑州、河北涿州、东北大水，近日贵州、广东、湖南、到安徽连发大水，都出现大雨滂沱，水坝决口，或多个水库一声令下一起放水，还常在半夜放水，居民来不及撤离的窘况。整个预警系统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作用，都不应该会出现此类状况。就算偶而出现意外，一次教训也该学一次乖，相关部门立马召开会议，拟出作业程序，通报全国，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但郑州大水是2021年，至今已过3年；河北涿州是去年发的大水，都淹进天子脚下了，过了1年仍无改进。这次南涝北旱，贵州又是因金沙江上四个水库同时放水，阳朔桂林全成了水乡泽国，其他省市仍无警觉。若非整个国家的危机预警系统全面崩坏，何以至此？ 其次，县级水利相关部门，与救灾抢险相关单位，不只是没有基本知识，更是没有基本常识，要不怎会用散沙去填决口？用抽砂船去喷破口？大陆乡民讽刺官方有时间做红布条，没时间装沙袋，有时间作秀却没时间办正事，说得也没错。但问题是，拉布条作秀，虽是救灾政治学的常态，却也得有效堵截抢通，才算成功，怎会为了画面好看，显得我军威武，去做那种散沙填破口的蠢事呢？第二天后，应该是中央或省委发现事情大条了，才开始调运石块来堵破口，采取了正常点的工法。这问题就更大了，难道地方官员的素质，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常识都不如，那这个官是怎么当上这个官儿的？ 习大大恶搞10年，处处短板 回顾十几年前，就是习上台之前那个黄金十年，中国的官员可不是这么回事。约20年前，某周日访问湖南岳麓书院，出来遇到一群人从湖南大学一间大楼里走出来，随行人员说，那些是省委各级干部，周日来校上管理课。约2011年左右，新华社发了条新闻，说总理温家宝视察偏远乡村，说“穷乡僻壤是国家发展的‘短板’。”我拿这条新闻问了台湾政界、媒体界许多人，都不知其何义？但台湾的企业界主管，马上就反应过来，那是“木桶理论”，即“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决定于它最短的那片木板。”但大陆来台人士，不论老小，多半一听便知是木桶理论。当年台湾企业界的管理知识，超过大陆至少5年，但大陆官员的管理素养，又超过台湾官员们5至10年。大陆能在黄金10年突飞猛进，并非偶然。但现在，被习大大恶搞10年，这个木桶不只处处短板，还根本破底了。如果基层官员们的管理素养如此之低能，政令又如何能得到良好的执行？虽说“不只要把事情做对，还要做对的事”，但若连“把事情做对”都做不到，“对的事”做著做著也自然而然的就错了。就像一直往木桶里装水，却怎么也装不到泡脚高度，这才是最恐怖的事。 其实，大陆的惨况不该只是我们嘲笑的对象，更该是我们警惕的教训。中国的官僚习性已延续两千多年，台湾也传承了不少这种尿性。一个政治系统的管理职能，不是只靠上课便能达成的，而是需要从上而下的依循与落实，包括人事、财务、流程的尊重专业，不能政治挂帅，选举挂帅，新闻挂帅，行销挂帅，声量挂帅。贬低别人并不会成就自己，能解决问题才是系统成长的开始。如果整个管理系统失效，危机管理系统失能，那必然是大灾难的开始。而且任何小事，都会“细洞不补，大洞甘苦”，最终演成不可逆，也不可补，动摇国本的巨大变故。为政者当诫之慎之，不要笑著笑著，就从山顶上倒栽葱下去了。 ※作者为前亲民党文宣部副主任、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 在中储粮首次承认食用油、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油罐车混装后，央视网如此怒斥。然而骂归骂，中储粮的表态只是“引以为戒”，没有道歉，没有召回，没有赔偿，也没有处理责任人。 直到这次曝光后，公众才赫然发现，原来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混合运输这些油料的司机当然都清楚得很，但他们的自我辩解是：“大货车拉一趟不容易”、“我们开运输的不挣钱”、“清洗一次车厢太贵了”。 半年多前，《新京报》就曾报道“山西一危化车司机清洗槽罐时中毒身亡”，当时微博底下一条留言读来令人悚然：“危险品洗完，再装食用油，不然洗它干嘛？” 网络图片 随着更多细节披露，油罐车轨迹全网曝光了：这一涉及14亿人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间跨度之久，至少可追溯到二十年前。 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报道过“罐车清洗难防交叉污染，拉完危险化学品后又拉食品”；湖南省衡阳市在2013年也曾发布过“关于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运输食用油的通知”。 2017年，有德国实验室检测出老干妈、海天等国产品牌的矿物油超标，违反欧盟和美国的相关标准，然而当时却被《环球时报》视为对中国品牌的敌意打压。 网络图片 事实上，即便这次《新京报》重磅调查曝光之后，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揶揄：“新京报又不是第一次胡编乱造，真真假假，等子弹飞吧。”“新京报？？？哦，有真话？” 7月6日此事终于实锤，有人很不是滋味说：“一想到俺们因为核废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鲜，结果实际上自己吃了半辈子的煤油，俺就陷入一阵深深的晕眩。” 然而，这一切身关乎大众健康的严重问题，引起的关注仍远不及去年日本核废水的话题。从微信搜索指数来看，“核废水”在峰值时的指数高达40亿，而食用油的话题今天才突破1亿。 我一位朋友因此感叹：“和自己无关的东西关注那么高，和自己有关的反倒这么低，真是活该不被当人看。”也有人反讽：“我们喝点儿矿物油没事，但是可不能吃日本海鲜啊！” 网络图片 微博用户“握爪三宝”日前说：“这么讲吧，中储粮食用油、工业油油罐混装是最近曝出来的仅次于天灾的人祸，不过我看很多人完全茫然无所谓，也是蛮百感交集的。” 底下不少人冷嘲： “不然呢？能有什么情绪？情绪能解决问题吗？麻木罢了，还活着就行。” “增加致癌率来解决老龄化。” “什么事？哦大家一起减寿啊，那没事了。” “益生菌都不怕，谁还管什么液体黄金啊。” 这并不只是阴阳怪气，还真有人是这么看的。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曹丰泽看来，对这事小题大做，只是中产阶级反应过度，跟普通百姓没关系。 另一位庄志明律师，看来相信“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而不是“吃了没命”），认定这是一个摧毁中国品牌的阴谋，仿佛问题不是油罐车混装，倒是揭露这件事。在他的微博底下，有一条最高赞也不知是真信还是反讽：“没错，都是境外势力想害中国人。” 网络图片 别说这种蠢话了，中国人的命也是命，凭什么就只能吃有毒的地沟油？逼得国人买进口奶的，难道不正是毁掉中国孩子健康和中国品牌声誉的三鹿吗？以为只要掩盖问题，问题就不存在，那是可笑的掩耳盗铃，揭露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实际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别看现在吹嘘无线支付等领域超越发达国家，但至少在食品安全这种问题上，中国跟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处于同一个阶段。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然而在一片繁荣之中也有大量不规范的行业乱象，利润显然比公众健康重要得多了，而食品安全监管无论是法规还是执法力量都远未到位。 1906年，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发表震惊全美的《屠场》，揭露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厂内部极其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令人恶心的生产过程。他的本意是想唤起人们对劳工的同情，没想到却引发了消费者对健康风险的恐惧，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我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 这本书激发公众强烈反应，促使《联邦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火速通过，并最终推动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这些揭露问题的报道不过是为了“流量”，那时的美国人也觉得这些揭露令人不快真相的“扒粪者”只是哗众取宠。起初，《纽约时报》的书评还讥讽此书只是有意耸人听闻，毫无可取之处，根本没料到它在半年内就将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 在美国新闻业，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前些年的畅销书《吃动物》(Eating Animals, 2009）披露，工厂化养殖出来的是“饱受折磨的肉体”：它们是从过度催肥的转基因鸡、牛和猪身上切下来的，这些可怜的动物被塞进肮脏、疫病肆虐的畜棚，从生到死不见天日，遭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而这些都是为了使少数大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当然，在后现代的美国，这本书的主题已经不止是食品安全，还有生态主义和动物伦理。 网络图片 尽管专业的新闻人并不满足于现在的曝光，但公平地说，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之下，能形成爆点，促使公众关注，就已经很难得了。在网络时代，已经不是调查记者查明所有真相，然后递到公众手里，只要公众真心关注，他们会自发地挖掘、追查真相，更具主动性地提前介入进来。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到处都在转：“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因为往往正是这些调查记者才能深度揭露相关行业的内幕，了解公众关切的问题，并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讲述出来。虽然很多人对公众关注能推动多大改变十分悲观，但什么也不做，就指望问题自动解决，那更不现实。 一位朋友说，她打电话和母亲说了油罐车的新闻，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一直吃的是老家油厂的食用油，很干净的。”女儿听完不免感慨，这真是典型的中国式反应：否认和自己有关；沾沾自喜于自己有独特的渠道能幸免于难。 但事实上，食用油面前人人平等，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像这样的行业整体现象，也只有整体改变，才能避免问题，否则谁守法谁吃亏：那些严格按食品安全执行的企业会增加成本，失去市场竞争力，我们不能高估一些国内企业在钻空子上的底线。如果没有公众关注施加的压力，那还有什么能带来改变？ 我们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关注也是力量。这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关注，那谁会帮我们做？不要遗忘，不要原谅，我们要一个说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2021年9月13日，一条名为《活动洗几百个锅、切五百斤土豆、掉进粪坑，卧底记者有多惨？》的视频在B站火了，获得368.2万次播放量，26.7万次点赞。 视频的UP主“丧心病狂的周公子”讲述了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从业经历： “他是我从业十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既能吃苦，长得又像民工，又能忍受低工资，还热爱卧底暗访的人。他是天生的调查记者……” 2024年7月2日，一篇报道《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发布，一开始是小涟漪式的影响，经过几天发酵成了惊天骇浪，这篇报道正出自韩福涛以及2个实习生。 有人说，他是真正能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为什么AI替代不了记者，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1 今天全网的热搜，是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曝光了罐车化工油食用油混装。 谁也想不到，街边加油站的油罐车的另一个功能，居然是装我们炒菜的食用油。 运完煤油的车，车里还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的煤油（一级致癌物）呢，但中间无需清洗！无缝衔接！ 更让人震惊的是，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而中间无人管，无人问，“卖油的厂家不怎么管，买油的公司不知情，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 这样的行业乱象，如果不是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长期追踪调查，或许我们永远蒙在鼓里。 网络图片 这绝对是一篇值得点赞的调查报道，从报道中就可以看到新京报记者为此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5月16日，一辆车牌号为冀E**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新京报记者假借咨询行情与司机攀谈……之后，新京报记者一直在附近观察这辆罐车的动向。 5月20日下午，这辆罐车重新发动，在傍晚时分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第二天上午十点，这辆罐车顺利驶入了汇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 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内，一辆车牌号为冀E76W的罐车，也在等待运输食用油。……这辆罐车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_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天津。司机透露，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未洗罐。** 5月24日，一名等待进厂装油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验罐也是走过场 6月7日，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 …… 这篇调查报道是7月2日发在新京报上，意味着记者从开始调查事件到发表报道，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背后遇到过什么样的阻挠、与采访对象怎么斗智斗勇，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要感谢韩福涛，是他坚持不懈的跟踪、潜伏、调查，才揭开了食品安全运输如此丑陋、人神共愤的一幕。 此次调查“罐车运油”乱象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是一位调查老兵。对他来说，暗访调查就是他过去10几年的人生，他曾应聘过十几种工作，拥有各种卧底打工的丰富经历，比如应聘星巴克的咖啡师，暗访星巴克的工作间；也扮演过赌徒，深入地下赌场调查。 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比如《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苏南地下赌场调查》《安徽太和多家医院欺诈骗保调查》和《卧底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煲》等。 作为媒体人，我非常清楚，做“罐车运油”乱象这个选题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能全国90%的媒体在选题环节就将其毙掉了。 因为他触碰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公众敏感神经，还有涉事的公司并不是普通企业。全文实名曝光，不带一点马赛克。 就像自媒体友调侃的，“新京报这次把5位大佬得罪了”，包括： 中储粮和汇福粮油、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其相关企业、 一些食用油生产企业、 一些罐车运输行业的人、 一些监管部门。 涉事的企业汇福粮油、中储粮下属天津分公司，都大有来头。 中储粮集团，央企，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最大、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农产品储备集团，肩负着守护大国粮仓的重任，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及执行国家调控任务。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则是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汇福粮油集团，同样是一家大公司，始建于1999年10月，是以大豆加工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自2004年以来，连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国食品工业十强企业”。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它们品牌的油，这完全是所有普通人都避不开的事。 2 有意思的是，这篇调查报道发出后，一些人怀疑这是“假记者”“假报道”，期待着事件会反转，甚至算着这篇报道不能“存活”多长时间。 不过，仍然有许多人力挺新京报的调查记者，网上出现了一大奇观——排队给新京报“打赏”，希望以此表达对坚持调查报道记者的敬意。 网络图片 一位博主说：“向跟踪调查的记者致敬。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这个报道能发出来也属于珍惜资料了”。 到目前为止，涉事的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均已做了回应。 中储粮集团称，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开展专项大排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依法终止运输合作。 全文没有一句道歉！没有召回！整整6天了，也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 网络图片 汇福粮油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正在等官方通报。“这个油罐车不是我们单位的油罐车，涉及我们公司‘汇福’品牌的油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该工作人员称。 难道是临时车？ 这样的回应，显然未能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而且靠企业自查能查出什么？ 今天，央视网终于看不下去了，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评论——《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直接发出14亿人的灵魂一问：与投毒何异？ 在这篇评论中，极其罕见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板子重重落下： _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坚称“不验罐是因为没办法分辨”，则完全令人咋舌。_相信这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虐。 网络图片 甚至，对监管部门也相当不客气： _要感谢曝光此事的媒体，让我们看到了食品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但让人痛心的是，这么多年，没有行业内的人站出来，而是靠记者得到线索追查出来，_媒体干了监管的活。食品安全，要不得的是形式主义。哪有那么多草台班子，凡事只怕“认真”二字。 正因为真相揭露得不容易，我们更要珍惜。 后续的监管动作要跟上，才是对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最好的尊重。 3 事实上，在中国推动食品安全的路上，新闻媒体一直是关键的力量。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冲在最前面的总有调查记者的身影。尤其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标志性事件，可载入中国新闻史。 当年 9 月 11 日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报道顶着巨大压力，第一次明确点了三鹿的名字。当天晚上，三鹿集团宣布召回约700吨奶粉产品，但已有近30万儿童患病，6名婴孩因毒奶死亡。三鹿轰然倒下，负责销售三聚氰胺、制作带毒原奶的三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网络图片 后来，曾有人问起简光洲，当时你怎么敢将“点名”三鹿？他说： “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 我看到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 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 护士们在婴儿的头多次地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 此后每一年的记者节，人们都会想起简光洲，致敬媒体的良知和勇气。“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年中国传媒的良心”。 回顾这些年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是在食品安全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 此外，还有“皮革奶”、“瘦肉精”、“塑化剂”、“工业明胶”、“甜蜜素”、“神农丹”、“亚硝酸钠”……五花八门，令人震惊。就在这两年，央视还曝光了老坛酸菜包“脚踩土坑酸菜”、禹州红薯粉条造假等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也在一次次的舆论监督中逐渐提升。根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中国在107个国家中的总得分排名，已经从最低45名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25名。 不过，“质量与安全”这一项的得分，依然只能排在第46名，比起十年前，甚至还有所下降。 网络图片 食品安全，任重而道远。 4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当食品安全问题还远远没能放心，我们可能已经面临调查记者凋零的现状了。 去年，有一部张颂文主演的电影《不止不休》上映，这是一部致敬调查记者的作品，却收获了极为惨淡的票房。凭借张颂文在《狂飙》后的超强号召力，其内地票房也仅仅是突破了： 5000万。 网络图片 电影的原型之一，是2003年报道《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的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韩福东。这篇文章，改变了1亿乙肝患者在就业和上学等方面遭遇的歧视。然而，韩福东也早已离开了记者的岗位。 简光洲也在2012年离开了东方早报，走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意犹未尽，心有不甘。 2018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在微博上写到，“支持一个人去做调查记者的，不是钱，是被尊重感、荣誉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可以感觉自己很酷”。 学者张志安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研究中核定的全国调查记者数量，仅有175名，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网络图片 不过，他们的平均从业年限，从8年上升到10年。 这可能就调查记者这个行业的缩影：人数越来越少，但老兵不死，他们依然顽强。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正是这样一位留守的老兵。 在暗访“胖哥俩”后厨的时候，他一家家联系门店面试、应聘进入后厨，在切菜、配菜的岗位上干了四五天。 夏季的北京，室外超过30度，后厨间里十个灶台，没有独立空调。韩福涛穿一层自己的衣服，再套上员工服，最外面围上一条不透气的皮围裙，没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有时候实在热得不行了，会去冷菜间和杀蟹间凉快会儿。” 就这样，他扎扎实实地掌握了“胖哥俩”食材变质的证据。 网络图片 在视频下的评论中，有人说调查记者是最接近超级英雄的职业。韩福涛却表示自己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只是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才显得稀缺。如果时间再往回十几年，在纸媒的黄金年代，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他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干调查记者，脚踏实地，吃得了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锻炼”。 今天，韩福涛笔下的调查报道，再次一鸣惊人，震动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但他许下的这个愿望，不知道还有多大机会实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
油罐车装完煤油后不洗罐，直接运装食用油的事情太热门了，聊几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一， 大家都在讨论装煤油后不洗罐，可难道那个罐子洗一洗就可以直接装食用油卖给人们去吃了吗？这就好比一个存有多环芳烃致癌化学物的容器，说洗一洗给你盛饭吃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视觉冲击上不比直接用洗过的粪瓢舀水喝，但在危害上，甚至远超前者。 而且连洗没洗他们都监督不过来，你觉得“洗没洗干净”是个怎样的命题？ 网友扒出了2005年南国早报披露罐车清洗难，拉完危险化学品又拉食品的新闻，那里面就提到了洗罐点直接从水沟里抽水洗罐的场景，店老板甚至还为此洋洋得意：我都10多年没用过要付钱的水啦。 别问良心云云，妄想用道德限制利润，本就是愚蠢的行为。 所以在我看来，那个罐子根本就不是洗不洗的问题，而是拉完煤制油，就不能用来拉食用油。运输速度可以放慢，频率可以加高，但混用极不安全。人们应该去分清，晚一个小时吃饭和吃发了霉的饭这两个行为之间，谁更可取。 二， 还是我常说的现象，物价不断降低，并不见得是好事。真正的好事，是工资不断提高。相反，如果工资不涨，物价更是下降，那必然是坏事。原因很简单，别人也是要赚钱的，你猜降低的物价，是从哪里扣出来的利润？ 油罐车不洗就是这个逻辑，最基础的食用油价格如果降低，成本分摊出去当然要包括运输的费用，可过路费没降，油价还涨了，司机为了赚钱，必然要“研究”出来新的野路子，且司机们为了能维持，必然就心照不宣，将那些“野路子”变成媒体所说的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逻辑是相通的，毕竟利润也需要守恒嘛。 所以当你嘲笑发达国家物价高的时候，发达国家的那些人也在嘲笑你傻。物价高的同时伴随着收入也高，那么这个高物价绝对是健康的标配。韩国的西瓜确实贵，但你也要看到韩国的洗碗阿姨一天能挣500块，韩国的快递员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 三， 有的部门现在已经是每天拿着望远镜研究天文的状态了，催一下，动一下。罐车这个问题发生后，直到现在还是中储粮在自查，这就显得挺搞笑的。档次跟三聚氰胺几乎半斤八两的问题，居然不是公安部门直接介入。 目前为止，我唯一看到介入的市监局只有廊坊，回应称要调查。这级别是很低的，也只能调查当地问题。看吧，更大的部门，包括其他地方上的市场监管局，都在等着有人带头呢。 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共识，就像那句“这话是能说的吧”一样。 有此种心态，还谈“监督”，属实显得搞笑了。只能向下监督，向上断然不太可能，毕竟他们还要等被监督的人发个话先：来，你来你来。 这种现象下，人们可能会察觉到一种新的气氛，就好像什么事都有人管，事无巨细。可又好像什么事都没人管，无影无踪。 举个例子，今天上午有条热搜说，CoCo员工被曝切西瓜时吃掉瓜心。我当时还和朋友调侃，别人CoCo又没说明卖给你的奶茶是用瓜心做的吧，这也要上个热搜？ 然后下午新的新闻，执法人员突击检查CoCo涉事门店，公司回应涉事员工停职之类。 简直就是速度与激情第十八部。 网络图片 这得多讽刺，西瓜心比起沾染煤油的食用油而言，优先级竟高到了这种程度。文化不高，此刻只能拍案叫绝，直呼牛逼。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