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因此當下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其中的關鍵是幫助他們（再）就業。 近年來經濟風雲變幻，各個年齡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其中年輕人遇到的困難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時間，某投資銀行員工跳樓事件引發了廣泛討論。這位員工擁有高學歷，上的又是頂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著高薪，實際上已經衝進了金字塔的頂端了，完全可以說是年輕人的「成功榜樣」，這樣的結局令人唏噓。 01 當年輕人失去奮鬥的動力 近期其他類似事件中的當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歲的高學歷年輕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曾經擁有過薪酬相當豐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業和投資失敗等原因導致個人資產負債表失衡後，卻成了受挫感最強的一個群體，甚至在巨大壓力下崩潰。 這些名校畢業、原本拿著高薪的年輕人的悲劇，之所以特別能夠贏得人們的同情，是因為這種現象讓人產生年輕人「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底層人實現階層躍遷」這種預期破滅的唏噓。 以往，這些優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並定居在大城市，說明還是有可能不憑出身、不靠關係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頭的。 但是連這麼優秀的人也陷入困頓，更何況其他年輕人呢？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要麼拚命考公（考編）求一份安穩工作，要麼躺平甚至啃老。 網路圖片 當然，這與時代變遷有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年輕人只要肯努力並能夠抓住機會，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變階層。現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實現階層躍遷也難上加難。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濟低谷也有可能孕育著新機遇並倒逼創新，因此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 這幾年來，社會對年輕人可能並不是特別友好。年輕人不願意結婚、不願意生育（這尤其表現為嬰兒出生率的腰斬式下降），可能是他們一種無聲的反抗。如何對年輕人「友好」一點？本文試圖從社保制度的一個細節入手分析。不過，在討論之前，為了聚焦問題，可能還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輕人」。 在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只用「年輕人」和「老年人」來說事，許多人實際上是把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都稱為「年輕人」。 但是嚴格來說，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紀出生的人，是屬於不同世代的。王明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說，這幾年雖然人們普遍感覺到過日子都難了，但是對於不同年齡段，難的程度不一樣。退休一代受影響最小，他們旱澇保收拿著養老金，依然逍遙快活地旅遊、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數都有了一定積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時代紅利，即使行業不景氣，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後的起步雖然是殘酷的，但是他們尚年輕，可以從容調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機遇。 受打擊最嚴重的其實是80後和90後。他們積累少，抗打擊能力弱。他們要麼面臨結婚生子，要麼是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最重。他們處於事業關鍵期，如果一個下行周期維持十來年，可能事業黃金期就過去了。 這個分析很有見地，但是有兩點值得商榷。 第一，80後與90後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經44周歲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歲了，而35歲在中國具有眾所周知的特別含義。因此儘管80後仍然可以說還是年輕人，但他們都成了家庭的頂樑柱，屬於最典型的「壓力世代」。相比之下，90後（特別是95後）中有一些人還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頂樑柱，因為他們的父母有不少還是壯年，因此90後萬一失業了，如果放得下身段，還是有後盾支持的。 第二，00後也沒有那麼「從容」。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更難的，因為80後、90後畢竟仍有機會抓住時代的部分紅利（或至少是紅利的尾巴），而00後則更有可能落入類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能躋身精英階層的，是為數不多的、經過激烈競爭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因此無法保持父輩的階層地位。 有研究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日本企業長期奉行的「應屆畢業生集中招聘」，即企業每年統一招聘應屆畢業生、並集中開展職業培訓的僱傭傳統，導致「應屆畢業生」身份成了求職必不可少的敲門磚，年輕人一旦失去了這個身份便很難再找到正式工作。 網路圖片 這種「往屆生困境」在中國同樣存在。 如果不能以應屆生的身份正式就業，那麼以後再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的難度就會成倍增加。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無法在畢業之後立即就業，僱主可能會懷疑他的能力（同時他又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僱主可能會覺得他不如應屆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國的考公（編）、考研熱，也與此相關。 因此，一個制度是不是對「年輕人友好」，也許最集中體現在了它對年輕人中頭尾兩個群體的「態度」上面：一是未能以應屆畢業生身份就業的「頭部年輕人」，二是35歲之後失業的「尾部年輕人」。 02 為什麼說社保或許是促進年輕人就業的障礙？ 上面討論了，「往屆生歧視」和「35歲歧視」的存在，使年輕人中一頭一尾兩個群體的（再）就業遇到了特別大的困難。本節將討論，現有的社保制度，對這兩個年輕人群體的（再）就業可能也不是特別友好的。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情況。全國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義增長5.8％；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義增長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餘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應數據，例如2023年，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17.18萬元，城鎮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9.42萬元。 社會平均工資是稅前工資，將其換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1.43萬元，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7800元。 網路圖片 社會平均工資在中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其中一個特別關鍵的作用是：國家規定，各省份應以本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加權計算的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個人繳費基數上下限。 對於這個指標有兩點需要說明。 首先，平均工資只是在職人員的平均工資，也就是說，失業人員是不統計在內的。因此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低薪員工大量失業，同時保住工作的高薪員工也降薪，但是最終根據仍然在職的人統計出來的平均工資反而會上升。因此，平均工資的上漲本身並不一定意味著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基數可能會進一步抑制就業。以某直轄市為例，從2023年7月1日起，該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標準定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設一個年輕人為了就業，願意接受最低工資，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是多少呢？ 根據該市的政策規定，這種情況下需要由僱主承擔包括由員工支付的部分在內的全部社保費用，僱主和個人都必須支付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費用，僱主還需要支付工傷保險（費率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計），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全部社保費用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這就是說，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與員工的工資基本相當。 社保費用佔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難鼓勵僱主僱傭更多員工。 更一般地說，社保費用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一種工薪稅，根據平均工資來劃定繳費基數，並要求實際工資低於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僱主也必須至少按最低基數繳費，相當於對收入較低的人反而要多徵稅，這也許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麼友好的，對實際收入低於最低繳費基數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輕人尤其如此。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對年輕人最大的幫助可能是幫助他們（再）就業。把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到穩定就業上，對穩定中國經濟、幫助年輕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許，通過提供財政補助、讓社保對年輕人更友好一點來促進就業，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思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這陣子，相信大家都聽說過房屋養老金了。消息稍微滯後一些的讀者可能聽說了一些「每平米收費100多元」之類的傳言，消息稍微靈通一些的讀者應該已經看到了有關專家的「闢謠」： 他們說房屋養老金不等於房產稅，個人賬戶以房屋維修基金來建立，公共賬戶則由政府財政負擔，通過各種方式歸集。不會向居民收取費用，不會給居民增加額外負擔。 一邊大力放風，一邊大力闢謠，作案手法可以說相當地老辣。 但是不好意思，我這人吧，就喜歡瞎說大實話，也是沒有辦法。 我要明確地告訴大家： 房屋養老金現在不是稅，但將來一定會變成稅。你別管它叫什麼名字，名字可以有七十二般變化，但潑猴的本質不會變。 在論證房屋養老金的本質之前，咱們先來看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職工養老保險，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社保』。 社保真的是保險嗎？ 回憶一下，你買社保之前，有沒有銷售瘋狂給你打騷擾電話？有沒有朋友圈裡的社保經紀逢年過節給你發祝福信息噓寒問暖？有各種保險套餐、不同保險公司給你選擇嗎？ 你生活中所熟悉的保險的這些特徵，在社保里統統都是找不到的。因為社保的本質是稅，而不是保險。 稅收具有三大特徵： 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 社保，只要你在正規公司，但凡你想要在一座城市享有住房、教育、開車等公共服務，社保你是必須要交的。即便你自己不想交，你公司也不敢不給你交，因為查到就是違法。 社保必須要交，這是強制性。 有人說，社保賬戶里的錢終歸是我的，等我老了還要按月發給我的，所以不是稅。這就太天真了。 要記住兩點：第一，你什麼時候能領養老金，能領多少養老金，規則是由政府定的，而且規則是會變的，規則變化的時候是不需要經過你同意的。第二，錢是會貶值的，現在的1萬元錢並不等於30年後的一萬元錢，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你現在交的養老金被現在的老人用掉了，你的賬戶上有個數字在累積，30年後按這個數字發給你，你連白菜都買不起。 自己交的社保，並不是用在自己身上，這叫無償性。 固定性就更好理解了，社保繳納基數是有最低標準（消費）的，社保繳納比例有幾個檔可以選擇，但是有最低標準的，你想只交1%意思一下，以後自願少領退休金，沒門兒。 以我所在的廣州為例，五險一金的每月最低繳費已經超過1000元（公司➕個人）。 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社保，你說它到底是保險還是稅？ 再說回房屋養老金： 第一，很顯然，等全面鋪開之後，一定是所有城鎮房屋都必須有一個賬戶，都得有一筆錢。這就是強制性。 第二，住建部已經說了，房屋養老金分為公共賬戶和個人賬戶，很顯然，無論是哪個賬戶，錢怎麼花你都沒有發言權，是不是總在你的房子上也不一定。這就是無償性。 第三，錢不會憑空產生，政府財政的錢也不會憑空產生，最終肯定是依照房屋情況確定一定的交費比例，無論是買房子的時候交還是持有房屋的每年交，總之會有固定比例。這就是固定性。 那你說，房屋養老金，是不是稅？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昨天寫了一篇爆款，《從給儲戶賦紅碼的張琳琳身上，我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不到兩小時就突破了十萬加，然後就被刪了。 刪的很強勢，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直接就給抹殺了。處理依據是「互聯網用戶公眾賬戶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於是，我認認真真地去讀了這項規定，把那些條款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給自己買保險都沒有這麼仔細過，然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到底錯哪了？ 我寫的哪一句話，哪一個字違反規定了？ 無論是張琳琳給1000多名村鎮銀行儲戶賦紅碼，還是她升任鄭州文旅局一把手，這都是公開新聞，我只是忠實的描述出來，不行嗎？ 她犯下了那麼大的錯，把健康碼拿來做武器，做枷鎖，做限制公民合法出行的工具，做討好上級替領導分憂的手段，簡直人神共憤。但組織上依舊沒有放棄她，還提拔她成了鄭州文旅局一把手——我從中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不行嗎？ 這些事都赤裸裸地發生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了，然後老百姓就事論事地說兩句話，不行嗎？ 難道非要把平台弄成老舍先生的《茶館》，到處都貼著「莫談國事」的牌子才開心？ 更可況，我談的還不是什麼「國事」，只是一個被違規提拔的女官員而已，怎麼就讓那麼多人心驚肉跳？ 如果說違規，那請問：張琳琳的提拔走的是什麼程序？ 有媒體報道，在今年5月份，張琳琳便以鄭州市文旅遊局黨組書記的身份出席活動。 甚至還有鄭州文旅局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印象中張琳琳書記是3月上任的。」 而張琳琳被處分的通報時間是2022年6月22日。無論她是今年5月份還是3月份上任，都還不到兩年，也就不符合法律規定的24個月。換句話說，她的提拔，是犯法的。 不是違規，是犯法，觸犯了《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 哎，事情就這麼弔詭，犯法的人步步高升，成了文旅局一把手；守法的人不能張嘴，否則就是違反規定。 還踏馬申訴無門。這個憋屈。 也許有人說，我的筆鋒只能寫到張琳琳這裡，不應該攀扯她的上級——但諸位，兩年前的張琳琳只是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社會管控指導部的一個副部長，她即將要給一千多名儲戶賦紅碼——如果沒有上面的授意，別說她敢不敢拍板做這個決定，她連這一千多名儲戶是誰都不知道，如何精準的給每個人賦紅碼？ 這一千多名儲戶，又不是去她家裡討錢，她為啥要火急火燎地給這些人賦紅碼，讓他們寸步難行？ 但最後事情追究下來，張琳琳默默扛下了所有，沒有多說一句廢話，沒有攀咬一個上級，這份堅定和忠誠，領導們全都看在了眼裡。 俗話說，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為領導背鍋者不可使其沉沒於官場。所以張琳琳才有了今天的回報。 但不管多麼感人，你們的提拔是違法的呀，這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怎麼，現在連抨擊違法犯罪都要被限制嗎？ 好，那我不說了行嗎？祝鄭州文旅在一個犯罪分子的領導下，越辦越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虯髯客好忙
近幾年來，常看到有人把中國戲稱為「你國」，起初頗感不慣，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觸，但我現在倒漸漸覺得，這或許是一種新的國家意識。 毫無疑問，「你國」一詞是對戲仿自歷來慣稱的「我國」。自近代以來，中國各政治組織的動員機制，多訴諸一種「我們感」（we feeling），即強調國民人人有責、且責無旁貸，務必為集體無私獻身，以救亡圖存、共克時艱。所謂「主人翁精神」、「人民當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權利賦予，但究其實仍是動員手段。 在這樣的集體主義氛圍下，每個人都被假定應當無條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必須深明大義地「舍小家，為大家」。甚至統治精英與人民之間，也須一再強調彼此一家，「軍民魚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強化這種人我不分的意識。既然彼此一家，無私奉公，那麼個體利益也無正當性可言，故此須「狠斗私字一閃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既要你發揮主動性，卻又「嚴禁突出個人」，那麼究竟應該怎麼做才對？答案是：這裡的「我」，不是作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為集體一份子的我」，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換言之，這需要人們將社會的角色規範完全內化，自覺自愿地完成被賦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話西遊》就能明白這一點：孫悟空本來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經，對師父唐三藏更是難以忍受，然而他最終開悟，戴上金箍，決意不顧艱險，承擔起取經的重任。在儒家傳統中，這被視為「成人」的必由之路：個體放下無約束的自我意識，主動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不只是頭銜而已，而是一種角色規範，用俗話說便是「做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也要有兒子的樣子」。 「我國」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著「我主動認同為其中一份子的那個國」，還隱含著「做一個合格國民」這層意思。不僅如此，就像吳飛在《浮生取義》中所說到的中國家庭政治中一樣，每個人都要積累「道德資本」，也就是「一個家庭中被公認為對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說，個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須使自己的所作所為看上去是有益於集體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網路圖片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我們感」的喚起，本身需要激發人們認同奮鬥目標，自視為其中一分子，國族自豪感、集體主義視角（「國家也不容易」之類）都由此而生。這被激發之後，的確強大無匹，但如今個體主義興起、階層分化、上層又未能及時響應權利意識，越來越多人遂察覺到這種「我們感」其實是極具欺騙性的——「你」和「我」並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聲聲說「一心為公」的，其實也都難免帶有主觀傾向和自身利益。 於是，人們開始對這些話語產生動搖、懷疑，進而免疫，或覺所謂「我們」，其實和「我」無關；你說的「我們」，常常也並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國」、「被代表」等嘲諷性的話，無不隱含這層自我意識。在一個主體性覺醒了的自我個體面前，要想再去訴諸這種「我們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 所謂「你國」，意味著這個「國」不再像家庭那樣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樣一個自己可以選擇的組織：如果它沒有考慮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難對它產生認同感，那是你們的國，不是我的。在這裡，已經不是「無論父母對你做什麼，總歸你是父母」那樣無條件的認同，而變成了有條件的忠誠。 這種疏離感和主動認同的意識，對中國而言是非常現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戰爭後的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才開始萌生。康梁雖然主張變法，但康有為的學生何樹齡就曾將「大清」改稱為「大濁國」，這可謂是這種用戲仿來表示自己在國家認同上的疏離感的先聲。 但更為普遍的，則是一種特殊的自我意識，那就是「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1979年，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轟動一時，後來據此改編的電影卻遭禁演，就是因為它直白地表明了這一痛苦。楊奎松曾說，這段話「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後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但這畢竟是意識分化的第一步。 這種「愛」，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發紐帶（就像我們本能地「愛父母」），也可以說是一種主動認同。對於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人來說，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歸屬於某處和『參與』有實質的關係」——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沒有參與的權利，那就很難有歸屬感，不會覺得這是「我的」，因為這牽涉到一個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與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會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她是剛從外面到達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沒有資格進入，是否覺得自己屬於其中的一份子，事關一個人的理性選擇和複雜互動。一個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國心」，雖然廣受讚揚，但其實和「祖國的陌生人」一樣，都是對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歸屬感。正如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所言：「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 網路圖片 常常為人所忽視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即便是「我國」，其內在的意味也變了：它已經未必僅僅是個人無條件認同為其一份子的那個集體，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替換為新的內涵，體現出一種新的權利意識——「既然是我們的國家，那就應當響應我們的權利訴求」。 在當下撕裂的社會輿論場中，這一點可能很難被接受，遑論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將集體傾向的年輕人簡單地貼上「小粉紅」的標籤了事，但卻未能解釋這樣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為何一方面是年輕人中個人主義興起、權利意識高漲，但另一方面卻又更「粉紅」了？即便僅僅看看周圍，都能看到這兩者在很多人身上交疊出現。 這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心理變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說，這正指示著中國政治構造的重要調整，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正面臨著從原先那種傳統的模式向更具彈性的模式轉變的關口。 在此不妨對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歷史學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書中指出：美國獨立戰爭時，站在英帝國一邊的效忠派雖然選擇了對國王效忠、對帝國盡責，但他們構成複雜多樣，作出效忠的邏輯也大不相同，他們「顯然並非無條件地擁護英國統治者」，相反，他們在流亡英屬北美等地時，對當地總督們提出了各種政治代表權要求，「其詭異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他們的愛國者同胞們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亂表明，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國愛國者一樣，與帝國官方徹底決裂。 英國是世界史上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許可以說正是後發國家也要經歷的困境：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大眾的權利意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難免有些人激進，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說沒有自己的權利訴求，他們只是覺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滿足這些訴求。他們的差別只是尋求在體制外還是體制內來達成。 問題是，如果這個框架真的毫無變動的話，其實是無法響應其權利訴求的。也就是說，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勢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滿足其支持者。事實上，忠誠者所帶來的挑戰也許更嚴重，也更有可能實現：它意味著一種全新的訴求，那就是從內部變革制度框架，來響應自己的訴求。這將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問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