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当下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其中的关键是帮助他们（再）就业。 近年来经济风云变幻，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中年轻人遇到的困难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时间，某投资银行员工跳楼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位员工拥有高学历，上的又是顶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着高薪，实际上已经冲进了金字塔的顶端了，完全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成功榜样”，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01 当年轻人失去奋斗的动力 近期其他类似事件中的当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岁的高学历年轻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曾经拥有过薪酬相当丰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业和投资失败等原因导致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后，却成了受挫感最强的一个群体，甚至在巨大压力下崩溃。 这些名校毕业、原本拿着高薪的年轻人的悲剧，之所以特别能够赢得人们的同情，是因为这种现象让人产生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底层人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预期破灭的唏嘘。 以往，这些优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并定居在大城市，说明还是有可能不凭出身、不靠关系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头的。 但是连这么优秀的人也陷入困顿，更何况其他年轻人呢？人们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似乎失去了奋斗和创新的动力，要么拼命考公（考编）求一份安稳工作，要么躺平甚至啃老。 网络图片 当然，这与时代变迁有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年轻人只要肯努力并能够抓住机会，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变阶层。现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实现阶层跃迁也难上加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低谷也有可能孕育着新机遇并倒逼创新，因此对年轻人好一点、重建年轻人的信心至关重要。 这几年来，社会对年轻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这尤其表现为婴儿出生率的腰斩式下降），可能是他们一种无声的反抗。如何对年轻人“友好”一点？本文试图从社保制度的一个细节入手分析。不过，在讨论之前，为了聚焦问题，可能还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轻人”。 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只用“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事，许多人实际上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都称为“年轻人”。 但是严格来说，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出生的人，是属于不同世代的。王明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这几年虽然人们普遍感觉到过日子都难了，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难的程度不一样。退休一代受影响最小，他们旱涝保收拿着养老金，依然逍遥快活地旅游、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数都有了一定积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时代红利，即使行业不景气，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后的起步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尚年轻，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机遇。 受打击最严重的其实是80后和90后。他们积累少，抗打击能力弱。他们要么面临结婚生子，要么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最重。他们处于事业关键期，如果一个下行周期维持十来年，可能事业黄金期就过去了。 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但是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80后与90后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经44周岁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岁了，而35岁在中国具有众所周知的特别含义。因此尽管80后仍然可以说还是年轻人，但他们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属于最典型的“压力世代”。相比之下，90后（特别是95后）中有一些人还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顶梁柱，因为他们的父母有不少还是壮年，因此90后万一失业了，如果放得下身段，还是有后盾支持的。 第二，00后也没有那么“从容”。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更难的，因为80后、90后毕竟仍有机会抓住时代的部分红利（或至少是红利的尾巴），而00后则更有可能落入类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能跻身精英阶层的，是为数不多的、经过激烈竞争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保持父辈的阶层地位。 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应届毕业生集中招聘”，即企业每年统一招聘应届毕业生、并集中开展职业培训的雇佣传统，导致“应届毕业生”身份成了求职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年轻人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便很难再找到正式工作。 网络图片 这种“往届生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 如果不能以应届生的身份正式就业，那么以后再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无法在毕业之后立即就业，雇主可能会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他又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雇主可能会觉得他不如应届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国的考公（编）、考研热，也与此相关。 因此，一个制度是不是对“年轻人友好”，也许最集中体现在了它对年轻人中头尾两个群体的“态度”上面：一是未能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的“头部年轻人”，二是35岁之后失业的“尾部年轻人”。 02 为什么说社保或许是促进年轻人就业的障碍？ 上面讨论了，“往届生歧视”和“35岁歧视”的存在，使年轻人中一头一尾两个群体的（再）就业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本节将讨论，现有的社保制度，对这两个年轻人群体的（再）就业可能也不是特别友好的。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增长5.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余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应数据，例如2023年，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7.18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9.42万元。 社会平均工资是税前工资，将其换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1.43万元，私营单位税前平均月薪为7800元。 网络图片 社会平均工资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是：国家规定，各省份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对于这个指标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平均工资只是在职人员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说，失业人员是不统计在内的。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低薪员工大量失业，同时保住工作的高薪员工也降薪，但是最终根据仍然在职的人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反而会上升。因此，平均工资的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资核定社保基数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就业。以某直辖市为例，从2023年7月1日起，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定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设一个年轻人为了就业，愿意接受最低工资，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是多少呢？ 根据该市的政策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由雇主承担包括由员工支付的部分在内的全部社保费用，雇主和个人都必须支付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用，雇主还需要支付工伤保险（费率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计），那么雇主需要承担的全部社保费用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这就是说，雇主需要承担的社保费用与员工的工资基本相当。 社保费用占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难鼓励雇主雇佣更多员工。 更一般地说，社保费用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种工薪税，根据平均工资来划定缴费基数，并要求实际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雇主也必须至少按最低基数缴费，相当于对收入较低的人反而要多征税，这也许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么友好的，对实际收入低于最低缴费基数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对年轻人最大的帮助可能是帮助他们（再）就业。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稳定就业上，对稳定中国经济、帮助年轻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许，通过提供财政补助、让社保对年轻人更友好一点来促进就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这阵子，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房屋养老金了。消息稍微滞后一些的读者可能听说了一些“每平米收费100多元”之类的传言，消息稍微灵通一些的读者应该已经看到了有关专家的“辟谣”： 他们说房屋养老金不等于房产税，个人账户以房屋维修基金来建立，公共账户则由政府财政负担，通过各种方式归集。不会向居民收取费用，不会给居民增加额外负担。 一边大力放风，一边大力辟谣，作案手法可以说相当地老辣。 但是不好意思，我这人吧，就喜欢瞎说大实话，也是没有办法。 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房屋养老金现在不是税，但将来一定会变成税。你别管它叫什么名字，名字可以有七十二般变化，但泼猴的本质不会变。 在论证房屋养老金的本质之前，咱们先来看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职工养老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保’。 社保真的是保险吗？ 回忆一下，你买社保之前，有没有销售疯狂给你打骚扰电话？有没有朋友圈里的社保经纪逢年过节给你发祝福信息嘘寒问暖？有各种保险套餐、不同保险公司给你选择吗？ 你生活中所熟悉的保险的这些特征，在社保里统统都是找不到的。因为社保的本质是税，而不是保险。 税收具有三大特征： 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社保，只要你在正规公司，但凡你想要在一座城市享有住房、教育、开车等公共服务，社保你是必须要交的。即便你自己不想交，你公司也不敢不给你交，因为查到就是违法。 社保必须要交，这是强制性。 有人说，社保账户里的钱终归是我的，等我老了还要按月发给我的，所以不是税。这就太天真了。 要记住两点：第一，你什么时候能领养老金，能领多少养老金，规则是由政府定的，而且规则是会变的，规则变化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你同意的。第二，钱是会贬值的，现在的1万元钱并不等于30年后的一万元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你现在交的养老金被现在的老人用掉了，你的账户上有个数字在累积，30年后按这个数字发给你，你连白菜都买不起。 自己交的社保，并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这叫无偿性。 固定性就更好理解了，社保缴纳基数是有最低标准（消费）的，社保缴纳比例有几个档可以选择，但是有最低标准的，你想只交1%意思一下，以后自愿少领退休金，没门儿。 以我所在的广州为例，五险一金的每月最低缴费已经超过1000元（公司➕个人）。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社保，你说它到底是保险还是税？ 再说回房屋养老金： 第一，很显然，等全面铺开之后，一定是所有城镇房屋都必须有一个账户，都得有一笔钱。这就是强制性。 第二，住建部已经说了，房屋养老金分为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很显然，无论是哪个账户，钱怎么花你都没有发言权，是不是总在你的房子上也不一定。这就是无偿性。 第三，钱不会凭空产生，政府财政的钱也不会凭空产生，最终肯定是依照房屋情况确定一定的交费比例，无论是买房子的时候交还是持有房屋的每年交，总之会有固定比例。这就是固定性。 那你说，房屋养老金，是不是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昨天写了一篇爆款，《从给储户赋红码的张琳琳身上，我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到两小时就突破了十万加，然后就被删了。 删的很强势，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给抹杀了。处理依据是“互联网用户公众账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去读了这项规定，把那些条款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给自己买保险都没有这么仔细过，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到底错哪了？ 我写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违反规定了？ 无论是张琳琳给1000多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还是她升任郑州文旅局一把手，这都是公开新闻，我只是忠实的描述出来，不行吗？ 她犯下了那么大的错，把健康码拿来做武器，做枷锁，做限制公民合法出行的工具，做讨好上级替领导分忧的手段，简直人神共愤。但组织上依旧没有放弃她，还提拔她成了郑州文旅局一把手——我从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不行吗？ 这些事都赤裸裸地发生在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了，然后老百姓就事论事地说两句话，不行吗？ 难道非要把平台弄成老舍先生的《茶馆》，到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才开心？ 更可况，我谈的还不是什么“国事”，只是一个被违规提拔的女官员而已，怎么就让那么多人心惊肉跳？ 如果说违规，那请问：张琳琳的提拔走的是什么程序？ 有媒体报道，在今年5月份，张琳琳便以郑州市文旅游局党组书记的身份出席活动。 甚至还有郑州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象中张琳琳书记是3月上任的。” 而张琳琳被处分的通报时间是2022年6月22日。无论她是今年5月份还是3月份上任，都还不到两年，也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4个月。换句话说，她的提拔，是犯法的。 不是违规，是犯法，触犯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哎，事情就这么吊诡，犯法的人步步高升，成了文旅局一把手；守法的人不能张嘴，否则就是违反规定。 还踏马申诉无门。这个憋屈。 也许有人说，我的笔锋只能写到张琳琳这里，不应该攀扯她的上级——但诸位，两年前的张琳琳只是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的一个副部长，她即将要给一千多名储户赋红码——如果没有上面的授意，别说她敢不敢拍板做这个决定，她连这一千多名储户是谁都不知道，如何精准的给每个人赋红码？ 这一千多名储户，又不是去她家里讨钱，她为啥要火急火燎地给这些人赋红码，让他们寸步难行？ 但最后事情追究下来，张琳琳默默扛下了所有，没有多说一句废话，没有攀咬一个上级，这份坚定和忠诚，领导们全都看在了眼里。 俗话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为领导背锅者不可使其沉没于官场。所以张琳琳才有了今天的回报。 但不管多么感人，你们的提拔是违法的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怎么，现在连抨击违法犯罪都要被限制吗？ 好，那我不说了行吗？祝郑州文旅在一个犯罪分子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虬髯客好忙
近几年来，常看到有人把中国戏称为“你国”，起初颇感不惯，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触，但我现在倒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毫无疑问，“你国”一词是对戏仿自历来惯称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动员机制，多诉诸一种“我们感”（we feeling），即强调国民人人有责、且责无旁贷，务必为集体无私献身，以救亡图存、共克时艰。所谓“主人翁精神”、“人民当家做主”云云，固有一定的权利赋予，但究其实仍是动员手段。 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每个人都被假定应当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必须深明大义地“舍小家，为大家”。甚至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也须一再强调彼此一家，“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强化这种人我不分的意识。既然彼此一家，无私奉公，那么个体利益也无正当性可言，故此须“狠斗私字一闪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既要你发挥主动性，却又“严禁突出个人”，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答案是：这里的“我”，不是作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为集体一份子的我”，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换言之，这需要人们将社会的角色规范完全内化，自觉自愿地完成被赋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话西游》就能明白这一点：孙悟空本来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经，对师父唐三藏更是难以忍受，然而他最终开悟，戴上金箍，决意不顾艰险，承担起取经的重任。在儒家传统中，这被视为“成人”的必由之路：个体放下无约束的自我意识，主动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只是头衔而已，而是一种角色规范，用俗话说便是“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也要有儿子的样子”。 “我国”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着“我主动认同为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还隐含着“做一个合格国民”这层意思。不仅如此，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所说到的中国家庭政治中一样，每个人都要积累“道德资本”，也就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须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是有益于集体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网络图片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我们感”的唤起，本身需要激发人们认同奋斗目标，自视为其中一分子，国族自豪感、集体主义视角（“国家也不容易”之类）都由此而生。这被激发之后，的确强大无匹，但如今个体主义兴起、阶层分化、上层又未能及时响应权利意识，越来越多人遂察觉到这种“我们感”其实是极具欺骗性的——“你”和“我”并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声声说“一心为公”的，其实也都难免带有主观倾向和自身利益。 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些话语产生动摇、怀疑，进而免疫，或觉所谓“我们”，其实和“我”无关；你说的“我们”，常常也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国”、“被代表”等嘲讽性的话，无不隐含这层自我意识。在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自我个体面前，要想再去诉诸这种“我们感”，变得比以前困难多了。 所谓“你国”，意味着这个“国”不再像家庭那样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样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组织：如果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难对它产生认同感，那是你们的国，不是我的。在这里，已经不是“无论父母对你做什么，总归你是父母”那样无条件的认同，而变成了有条件的忠诚。 这种疏离感和主动认同的意识，对中国而言是非常现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战争后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才开始萌生。康梁虽然主张变法，但康有为的学生何树龄就曾将“大清”改称为“大浊国”，这可谓是这种用戏仿来表示自己在国家认同上的疏离感的先声。 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1979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轰动一时，后来据此改编的电影却遭禁演，就是因为它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痛苦。杨奎松曾说，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但这毕竟是意识分化的第一步。 这种“爱”，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发纽带（就像我们本能地“爱父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认同。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来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归属于某处和‘参与’有实质的关系”——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很难有归属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与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她是刚从外面到达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没有资格进入，是否觉得自己属于其中的一份子，事关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复杂互动。一个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国心”，虽然广受赞扬，但其实和“祖国的陌生人”一样，都是对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归属感。正如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所言：“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 网络图片 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即便是“我国”，其内在的意味也变了：它已经未必仅仅是个人无条件认同为其一份子的那个集体，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替换为新的内涵，体现出一种新的权利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就应当响应我们的权利诉求”。 在当下撕裂的社会舆论场中，这一点可能很难被接受，遑论得到理解。很多人只是将集体倾向的年轻人简单地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了事，但却未能解释这样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为何一方面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兴起、权利意识高涨，但另一方面却又更“粉红”了？即便仅仅看看周围，都能看到这两者在很多人身上交叠出现。 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心理变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这正指示着中国政治构造的重要调整，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正面临着从原先那种传统的模式向更具弹性的模式转变的关口。 在此不妨对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历史学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书中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站在英帝国一边的效忠派虽然选择了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但他们构成复杂多样，作出效忠的逻辑也大不相同，他们“显然并非无条件地拥护英国统治者”，相反，他们在流亡英属北美等地时，对当地总督们提出了各种政治代表权要求，“其诡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爱国者同胞们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里敦殖民地的叛乱表明，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国爱国者一样，与帝国官方彻底决裂。 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许可以说正是后发国家也要经历的困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的权利意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难免有些人激进，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他们只是觉得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诉求。他们的差别只是寻求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来达成。 问题是，如果这个框架真的毫无变动的话，其实是无法响应其权利诉求的。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势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满足其支持者。事实上，忠诚者所带来的挑战也许更严重，也更有可能实现：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诉求，那就是从内部变革制度框架，来响应自己的诉求。这将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