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运营不到5年，佛山高明有轨电车线路，最近突然宣布停运。 公开资料显示，高明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2019年12月开通运营，是佛山市首条自主建设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也是世界首条商业运营的氢能源有轨电车；该项目总投资8.38亿元，全长约6.5公里。 顶着“世界首条”的光环落地，为何现在突然停摆？ 官方的说法是，“整个系统的设备进入检修期”。但何时检修完，甚至还能否继续运营，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图/“高明有轨电车”公众号 事实上，放眼全国，已经有多个城市的有轨电车停工、停运，甚至遭遇拆除。 一边是寥寥无几的客流量，一边是沉重的日常运营养护成本，养不起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沉重包袱。 01 2021年1月，珠海有轨电车停运，成为全国首个暂停运营的新建有轨电车项目。 还有的城市，如云南瑞丽，满怀憧憬地开工，结果遭遇审批收紧，项目建设停滞。网友发问进度，官方直言不讳地指出，“可行性论证不够，决策存在盲目性”。 因运营不善而陷入沉寂的这种凄凉景象，和10多年前，地方对有轨电车项目的热情高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10年前后，轨道交通建设浪潮之下，各地纷纷瞄准有轨电车。报道显示，在巅峰时期，全国90多个城市发布了建设有轨电车的计划，其中不乏一些中小城市，如天水、红河等等。 ▲珠海有轨电车（图/视频截图） 地方热衷上马有轨电车，首先当然是基于交通补充的考虑。 相较于公交车，有轨电车运量更大，并且可以作为观光线路。而对比同为轨道交通制式的地铁、轻轨等，有轨电车造价更低，建设周期更短。当然，更重要的是，审批更加灵活。 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有苛刻的建设门槛，要申报建设，在GDP规模、城区人口、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债务等方面，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如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到，地铁、轻轨的建设，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30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 有轨电车建设门槛更为宽松，没有如此严格的指标限制，也因为造价更低，风险更小，申报建设的审批权，并未集中于国家发改委，而是直接下放给了省一级。 于是，在达不到地铁建设标准的背景下，不少城市纷纷退而求其次，寻找有轨电车作为“平替版”。 毕竟，轨道交通不是谁都能建，有门槛，才会成为地方发展实力的象征，它不仅能改善交通，还能够提升地方形象，成为地方主官的政绩。 02 但是，一些重金投入的城市显然高估了自身的客流量，低估了有轨电车的后续运营成本。 从各地的数据来看，有轨电车线路的客流量，不达标成为普遍状态。 2023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0.55万人次/公里·日，其中，有轨电车远在平均水平以下。 以此次停摆的佛山高明有轨电车线路为例，2021年日均客流量约为578人次，2022年以后并未公布。而有乘客体验时发现，“加上乘务员，全部车厢的人可能都不到10人”。 一年几十万元的票价收入，自然无法覆盖动辄上亿元的运营补贴，亏空的部分，只能由地方财政兜底。 有轨电车变成了“有鬼”电车，数亿投资重金砸入，变成来来回回运空椅子，其中当然有线路规划不科学的因素。 比如有的地方建有轨电车，是为了拉动新城、新区发展，所以站点远离市中心，比较偏僻，但城市人口扩张缓慢，新城、新区没发展起来，导致有轨电车线路沦为鸡肋。 另外，很多中小城市的有轨电车，线路只有一两条，比较单一，无法成网，难以达到便捷的出行效果，市民自然很少愿意乘坐，顶多一次性地观光体验一下。 不过，在成本高企、客流稀缺的压力下，多地的有轨电车项目陷入停摆困局，核心问题不在于线路规划或站点选址的科学性，而在于有轨电车项目本身，可能根本就不该在政绩驱动下盲目上马。 图/视频截图 有轨电车的造价更低，只是相对于动辄每公里十亿元的地铁而言，总的来说，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建设下来，也需要花费数亿元资金。对中小城市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为了减轻建设压力，各城市普遍采取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资。看上去地方财政确实没直接花钱，但这种模式，只是将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转移到后期而已。 轨道交通有公益性，票价不可能定价太高，票价包括广告等资源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后期的运营成本。社会资本投资，本身也是奔着获利去的，要维持日常运营，就只能依赖政府补贴。 像报道提到，佛山的这条线路，建设投资8.38亿元，而每年的补贴，就达到上亿元。之前被中央点名批评盲目举债建设的天水有轨电车，一期线路年收入160万元，年运营成本也高达4000万元。 总之一句话，如此烧钱的基础设施，地方建得起，但不一定养得起。 03 前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兴起，“铁公机”（即铁路、公路与机场）领域实现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与优化升级，拉动了经济发展，也为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但事实上，不只是有轨电车，不少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供养”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养不起、养不活的情况未来会越来越普遍。 一方面，很多基建项目，都是采用PPP模式，这有效减轻了地方政府在项目前期的直接财务负担。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与运营，地方政府后期的补贴压力会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任何基础设施项目，都有一个生命周期，随着时间推移，基建“老龄化”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经过10多年的高强度运行和利用之后，我们正在迎来“基建大维修”的新阶段。 相较于项目前期建设所带来的显著投资拉动效应，“基建大维修”阶段，后期的维护与修复工作，将产生巨额的成本。 比如，铁路相关设备的使用周期，一般在10年左右。像动车组，2013—2017年是招标高峰期，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很多动车组设备将接近其设计使用寿命的尾声，迎来大规模检修更新的阶段。 它利好设备制造、维修的相关行业，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也会产生不菲的成本。 像公路领域，我国高等级公路路面设计年限，一般为15年到20年，而据统计，2021年全国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路龄超过15年的占比超过50%，后期养护成本会越来越大。 图/图虫创意 有人会说，这些基础设施的维修与更新，未必是地方政府直接掏钱。比如铁路设备更新，有国铁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支出压力兜兜转转，还是会转移到地方财政上。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基础设施的供养压力，会带来双重影响： 一方面，基础设施服务涨价，或将越来越普遍，今年以来多条高铁线路陆续涨价，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随着基建维修与维护负担的日益加重，公共财政在其他公共项目上的投入将受到挤压，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福利水平的缩减。 所以相对来说，严重亏空的有轨电车，就让它停摆，或者客流稀少的高铁站，就让它闲置拆除，这可能是相对能及时止损的方式了。继续勉强维持，只会成为一个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当然，它所造成的巨大的资金浪费，依然是沉重的警示： 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必须慎之又慎。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过度超前规划；多一些科学论证，少一些盲目举债上马。只管埋头建设，不管后期运营维护；政绩抢在手里，债务负担留给继任者，这种短视的行为，贻害无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8月13日，《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民政部网站全文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网络图片 其中一条引起了不少争议：婚姻登记，以后不需要户口簿了。简化结婚流程的背后，难道是希望大家的结婚更冲动、更随意，以拉高结婚率吗？ 同一草案上，还有另外一条：离婚冷静期的30天之内，任何一方都可以撤销离婚申请。大大增加离婚难度的背后，难道又是希望拖长离婚过程，以降低离婚率吗？ 可谓用心良苦。 01 《婚姻登记条例》的这个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目的非常明确，提高结婚人数，提高人口生育率。 因为，经过长期的“计划生育”“晚婚晚育”的口号宣传，加上各种社会生存压力的挤压，人们的结婚意愿与生育意愿已经越来越低了。 我国结婚率在2013年达到峰值9.9‰，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全国结婚登记数683.5万对更是1980年以来最低；考虑到疫情影响的因素，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升至768万对，但结婚率也只有5.4‰。 初婚人数，则从最高的2013年的2385.96万人峰值，持续下降至2022年1051.76万人，下降幅度达55.92%。也就是说，过去近10年时间，结婚人数下降超过了一半。 而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飙升到3倍多。2021年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2022年全国的离婚率也为2.0‰）。 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中国短时间内由人口增长大国，变成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已呈现负增长。这将带来一系列不适配与巨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乎，国家需要想出各种办法来促进结婚，促进生育率。这次的“结婚可不用户口簿”就是简化登记的程序，只需要身份证和非重婚非亲属（官方的说法是“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签字声明”即可。 一般来说，促进自由的事，应该是好事；让大家不再受制于一纸“户口”，更能体现个人意愿，不挺好？ 图/视频截图 不过，凡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面来理解。中国是执行实户籍制度的国家，户口与身份认证、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相关联。 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就是结婚要看户口，生孩子要上户口，上学要看户口，买房买车，甚至很多工作单位都要看户口。打开户口簿，你将看到一家人的人口结构与关系。 如果结婚与户口解绑了，那孩子的上学要不要跟户口解绑？买房买车要不要跟户口解绑？那些限京籍、限沪籍的工作单位要不要解绑？ 在执行层面有影响的，是那些没有得到父母祝福的年轻人，可以仓促领证。还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女性，会在年龄大的男性的怂恿与诱骗之下，匆匆结婚。 如果年轻人在“头脑发热”之下做出不理性的决定，结婚率是提高了，但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呢？ 真正麻烦的是这个补丁：离婚冷静期。30天的离婚冷静期出台的时候，已经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一次的草案，更是提出：30天内，只要一方提出，就可以撤销离婚申请。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结婚是容易了，想离婚则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就算是揭了几层皮，都离不了。 如果说，简化结婚程序是为了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但为什么没有“离婚自由”？ 02 大家有见过捕蟹笼吗？它像一个圆形的长筒，由鱼网或竹篾编成，一边是一个漏斗型的网，开口很大，螃蟹轻松地爬进去；但是，里面出来的口却极小，螃蟹怎么也爬不出来了，只能束手就擒。 一个进去极容易，出来极难的制度，就是一个“捕蟹笼”。而正常的婚姻，应该是双方都有钥匙的房间，来去自由。 从提出离婚的70%以上都是女性来看，“捕蟹笼”想困住的，正是想离婚的女性。离婚冷静期，只会让很多陷入家暴当中、难以离婚的女性雪中加霜。 离婚冷静期实施这几年来，新闻中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案例，女性被丈夫杀死于这30天当中。——因为还没离婚，还是夫妻关系，法院还会因此而考虑减刑。 简直就是对女性的“双杀”。 图/图虫创意 这时，有必要来普及一下历史了。“离婚自由”是新中国成立后，付出了很多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自由。 新中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不是宪法，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48年，中央委托邓颖超等中央妇委领导制定新的《婚姻法》，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 据调查材料表明，申请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至92%。 全国妇联档案处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在中妇委会议发言摘要邓颖超同志对于婚姻法内“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意见：我主张这一条。 1950年1月初，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进一步讨论《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说： 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 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 我看到一个资料，从1950年开始，连续3年有70000—80000女性因为争取婚姻自主而被杀和自杀的；而这些会以“病死、意外死亡、失踪、离家”等理由消失。 当然，这些是历史了，现在的社会文明了许多。但人性是相通的，获益者，总是不愿受奴役的人离开自己，制度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有经验的网购者都会知道，如果一家店设置的退换货门槛很低，7天无理由退换，那大家就很轻松就下单了，有试错机制嘛。但如果这家店设置的退换门槛是，买主要三刀六洞、来回滚钉板，才能退货，那么谁还敢买？ 是啊，谁还敢结婚？ 03 其实，结婚与离婚的程序问题，除了让人更加害怕婚姻之外，并不是解决结婚率的核心问题。 关键有两点： 一是，很多现代人，找不到结婚的必要性。生孩子并不能养老，反而耗资巨大，得不偿失。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人生，并不是父母的养老工具。于是，结婚不再与生育绑定了。 再说了，手机不好玩吗？漫画不好看吗？自己一个人happy 哪里不可以happy？大伙儿都是单身，一起打排位不爽吗？为什么要找一个人来约束自己？男男女女都不想做饭伺候人，叫个外卖搞定一切。 不结婚，一样生活多姿多彩。 二是，现代人，对幸福和亲密关系的要求高了。没有人不喜欢蜜里调油的恋爱，携手共进的婚姻啊，但是，太少了。 确实，由于现代人知识水平的提高，精神与物质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好的伴侣，应该是价值观相近、性格合适、家境接近、经济水平相仿、外貌匹配、性和谐、品味接近、消费水平相当的人，哪一个差异巨大，以后都可能爆雷。但是，这几十个维度都满足的两个人要遇上，是多么困难！ 宁缺勿滥，不能增益，至少不添堵。 其实反过来想，这是一件好事。 独立，自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不是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需要的好品质吗？如果有幸运儿能找到完美伴侣拥有完美爱情，值得祝福；普通人能把自己的一生过好，无愧于心，也很美好。 过去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经济一定是向上的，人口一定是增长的，婚是一定要结的，孩子是一定要生的……现在这些都翻篇了，不讲这样的故事了，自己过得好，才是真的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雨天里的巨响 1栋大堂门口，也是快递车日常停放点。下午5点半，快递员徐彬刚把包裹送上楼，回到车旁查看新订单，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他回头看见3米远处，一个年轻的外卖员倒在地上。 那个瞬间，60多岁的梁小清正在1栋西侧的幼儿园值班，以为园里的桌子或床倒了，四处检查。看见保安都从后门往外跑，她也寻着动静，赶到1栋南侧。 外卖员躺在地上，砖块大大小小，有巴掌大的，有比头还大的，散落在潮湿的路面，电动车横倒一边。很快，幼儿园的老师、路过的邻居围上来。这些是梁小清现在能想起的画面。 人群里，快递员徐彬喊来物业和保安，看物业打了120，他就没在现场继续停留，“3栋的客户还等着我取退货。”他不敢打急救或报警电话，怕后续各种调查，会影响到自己送货的时间。后来，梁小清见有人拿来担架，她也回家去了。 多名业主讲述，海伦先生小区总共三栋楼，呈三角形分布，1栋是写字楼，在东北角上，早晚高峰有不少上班族进出，2栋和3栋是住宅。不同性质的建筑物间没有分隔，在它们中间有贯通的露台，可以互相穿行。 事故第二天，梁小清才敢像往常一样，下了班去1栋南侧露台旁的空地上待一阵。她喜欢到花坛边的铁制长椅上，跟邻居坐着聊天。“真不容易。”她逢人就念叨几句新闻里看来的消息，“19岁，农村养一个儿子养到19岁，考上大学……”邻居也跟她感叹逝者家属的克制、体面。“他们只在那天晚上过来收拾了一下遗物，凌晨给孩子烧了纸……”大家互相交换从业主群里听说的消息。 是在8月2日20点左右，41岁的老邓才得知儿子邓少雄出事。妻子接到电话后，喊他一起赶到医院，儿子正在抢救。两人待了一个多小时，“儿子走了。”按照家乡村里的习俗，他们买了纸钱，凌晨1点左右去到儿子倒地的位置。碎瓷砖还散在地上，老邓夫妻待到了大约凌晨4点。 邓少雄被砸中的下午，老邓也在外面送外卖。他是全职骑手，接长距离的订单，通常满城跑。那天下雨，大风刮过，雨迎面拍在脸上，老邓回忆。晚高峰时段，他一次性接了5个市中心五华区的订单，就在距离儿子3公里左右的人民西路穿行。直到接起噩耗电话，老邓一共送了11单，跑了40多公里路。 多年来的送餐经验告诉老邓，这份工作的单量并不固定，有时需要看运气，所以要想挣够钱，必须“坚守岗位送满18个小时”，这样平均下来每天能跑40多单。由于睡眠时间过少，白天吃饭不规律，老邓长年有胃病，他总觉得儿子是不是听自己抱怨过劳累，才提出要送外卖。 邓少雄刚在西南林业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大一，趁假期做了兼职骑手。老邓后来在儿子手机里看到，8月2日下午5点左右有一单海伦先生小区1栋的外卖，客户点了一份干拌面和一碗贵妃醪糟。按5点43完成订单的时间，老邓估算，儿子大概是5点45分从电梯下来，走出大楼后被脱落的外墙砖砸中。 在儿子送外卖前，老邓把经验都教给他，“第一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第二是新手不能同时接超过3个订单，这样才有比较宽裕的时间送餐。”老邓也送过海伦先生小区，从西北侧的门进入，有一条电动车、机动车都可以走的斜坡，爬上坡道左拐，电动车会停在1栋写字楼大堂的入口——就是儿子这次出事的位置。他每次都进出匆忙，没想过这里会有风险。 类似的砖墙掉落，业主梁小清在去年遇到过。也是夏天，她和儿子一起去自己开办的幼儿园上班，她主要负责后勤，20多岁的儿子管财务，两人刚走到西侧入口，1栋楼一排外墙装饰砖砸落在他们身后。梁小清看到，入口外的楼梯台阶被砸出了小坑。她说，自己立刻喊来物业清理，要求他们把墙上剩余的装饰砖都拆下来，防止有继续脱落的风险。 去年夏天，幼儿园入口脱落的外墙砖。讲述者供图 梁小清在2017年成为业主，她看中这里的学区，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很充足。据房天下统计，小区直线距离3公里以内有90所幼儿园、32所小学和28所中学，背靠两家医院，一下楼就是地铁4号线。1栋的写字楼也让她有了盘算，当时就想好可以开一家幼儿园，跟物业谈拢后，她一家四口住了进来。 在这生活的七年，梁小清每天跟丈夫、儿子，还有90多岁的妈妈一起度过。去年那次砖墙掉落后，她担心家人的安危，反映之后，她印象中物业只清走了幼儿园门前的碎砖块，又派人用竹竿敲了敲剩余的外墙装饰砖，说是不存在安全问题，拆除的事就没了下文。之后没再遇到这类情况，梁小清也逐渐忘了那次事故。直到这次外卖员身亡，又发生在1栋，她去仔细数过，“外墙砖是从四层左右脱落的。” 那天晚上，快递员徐彬在社交媒体里刷到事故照片，才感到后怕，“我当时站在大堂门口，三层左右的高处伸出一个平面，是挡雨的门檐，那个外卖小哥就是在这个门檐西边三米的地方被砸中。”他在这一带送了两年快递，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小区，看到过墙根散落的碎砖块，但从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 危险的墙 8月2号下午，2栋的钱雨兮正在家里戴着耳机休息，她没有听见那声巨响，但在业主群里看到，“外墙砖砸中了人……”她是一名外科医生，当天晚上从医院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抢救失败的消息。 “建议外墙砖全部拆除”，是事故发生后业主群里最普遍的声音。钱雨兮在聊天记录里搜索“外墙砖”，发现最早的事故出现在2020年3月，物业管理人员在群里通报过，1栋写字楼的外挂石材脱落。她根据这些关键词统计，2020年至今，1栋外墙砖掉落过三次，2栋掉落过三次，3栋掉落过一次。 还有不少业主在群里反映，公寓楼内部的空间也常有东西掉下来，比如走廊里的瓷砖、安全出口应急灯。据他们后来所知，物业的处理方法是，用胶带把它们贴了回去。 指示灯和砖墙掉落后，被胶带粘回原位。讲述者供图 前三年的脱落很少伤人，钱雨兮想过，可能是那段时间大家的外出活动比现在少。2022年年初，住在2栋的张丹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带着张丹的女儿在2栋西侧的花坛附近玩，花坛瓷砖突然脱落，倒下砸到了孩子的脚，大拇指红肿出血。 张丹赶紧下楼，也喊来了物业人员。对方提议让她带着孩子去医院拍片，张丹忙着安抚孩子，判断没有骨折，只是淤血，就没继续理论。几天后，2022年3月29日，她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反映2栋电动车入口高处的外墙砖出现裂缝，才跟着发了一句，“是要好好排查下，我家小孩之前被低处的砖砸到大脚趾，现在乌黑的指甲都没掉完，假如是高处的砖伤人，可想而知伤害得有多严重。” 经历过高处外墙砖脱落的梁小清当面问过物业经理，“为什么不直接大面积拆除全部外墙砖？”她记得对方说，“你这个话我不好答复。”现在，梁小清出入单元门时常要抬头望望，小跑穿行。有时她看家人站在墙根底下，也会着急，喊他们站开一点。她教90多岁的妈妈怎么注意安全，老人不以为意，说自己“一把年纪，要命一条”。 消息很快传到已经搬离小区的业主那里。外墙砖砸死外卖员的第二周，钱雨兮和其他几位业主找到曾经住在二栋的卢天宇，提出希望能再次成立业委会，“如果有了业委会，就能启动公共维修基金，把外墙砖统一拆下来。” 他们曾经在2018年、2023年两次筹措业委会，全都失败了。卢天宇是小区里带头组建业委会的人，2017年，他刚准备搬进小区时，就和怀孕的老婆经历过一次电梯事故。卢天宇说，找物业经理要求更换电梯，但没有看到改变。老婆生产的前一周，一家三口搬离这里，去跟爸爸同住。他起初想干脆把房子卖掉，又不舍得这套精装修的婚房，先把它租了出去。 2018年，卢天宇和业主们把成立业委会的通告贴在电梯告示板上，没过几个小时，就被保洁员撕下来。昆明都市频道报道过当时的纠纷，物业管理人员在节目里解释，撕通告的原因是为了响应创建文明城市，禁止乱贴乱画小广告。 2023年末，小区再次出现墙砖脱落和电梯事故，又有邻居找卢天宇，“他们拜托我再站出来一次试试。”卢天宇在2019年曾经组织多名业主，起诉开发商逾期违约——消防验收时间晚于房屋形式上的交付时间，法院以调解撤诉的形式，判开发商赔偿每位参与诉讼的业主上千元。这让卢天宇在邻居中建立了威望。 那一回，卢天宇带着几个业主一起扫楼，筹集了2栋3栋共300多户业主的签名，希望单独成立业委会，但没能实现。据云南房网，小区最初的开发商公司在2014年5月被广东海伦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原本名为“学府翰院”的项目更名为现在的“海伦先生小区”。 卢天宇等业主在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宗地规划图中看到，“学府翰院”项目仅包含2栋3栋的高层住宅楼，1栋写字楼并未划定在项目之内。这让卢天宇等人猜测，现在小区物业管理把1栋囊括在内，是开发商易手后出现的混乱情况。而在卢天宇看来，要想把1栋也动员进来组织业委会，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1栋是写字楼，全都租出去了，房东是谁根本找不到。” 外卖员事故发生前，海伦先生小区业主最后一次提醒物业安全问题是在7月27日。一位业主注意到小区公寓楼的墙上再次出现裂缝，大于一块砖的厚度，于是在业主群发了消息，“3栋楼下快递站的墙砖，说了一年了，裂得都肉眼可见的斜了！”物业回复说，7月29日会展开大检查。 2栋住宅楼内掉落的墙砖。讲述者供图 我们梳理了近两年来，国内有公开记录的13起外墙砖脱落事故。其中，4起出现在降雨或极端天气中，而绝大多数外墙砖脱落事故都由自然侵蚀、建筑工艺等原因造成，极端天气会加速外立面脱落的进程。 贵州广播电视台报道，去年8月7日，四川南充一小区外墙瓷砖在雨后突然掉落，砸穿底商的玻璃顶棚后，又砸伤了顶棚下方一位老人。海峡都市报刊载，去年8月2日，福州一个小区的住宅发生大范围外立面脱落，砸毁2楼露台的铁皮棚和空调外机，导致一名正在洗衣服的居民当场身亡。 人民网问政平台显示，今年之内，湖北黄冈、河南永城、四川宜宾、广东中山等多地小区都有居民反映，外墙砖多次脱落，而物业只进行局部维修或统一排查，不开展大面积维修。双方拉扯的原因，均围绕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权责不清等问题上。 少数已解决的案例中，小区外立面脱落问题通常依靠动用维修基金的方式排除隐患，花费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没有像海伦先生小区这样持续四年之久。 买平安扣的男孩 出事以来的两周，老邓一直忙于儿子的后事和处理家庭状况中。上高一的女儿变得沉默，妻子时常情绪崩溃、失眠，这些都需要他随时在旁边安抚。 送儿子火化、回村办白事的时候，老邓一直穿着儿子送他的深蓝色外套。今年寒假，邓少雄用送外卖挣的钱，给爸爸买了这件“阿迪达斯”。老邓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64块。后来妻子杨英告诉老邓，其实儿子花了198块。老邓就舍不得穿，把它叠起来保存在衣柜里。 邓少雄去世后，杨英在他的外卖软件里看到，从寒假到暑假，儿子一共挣了近3000块钱，还没提出来花过。出事那天中午，他送完午餐时段的4个订单，回到家休息。杨英也跑了那天午高峰的外卖，一点左右才回来给孩子们做饭。 杨英记得，邓少雄帮她洗了碗，又弹了一下午的琴——用尤克里里给弟弟妹妹翻唱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喊她帮忙录音。杨英知道儿子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说唱，上个月还用打工挣的钱去贵阳参加了一场音乐节，7月中旬回到昆明后，就一直在兼职送外卖。 家中三个孩子，邓少雄是长子。老邓想起他跟自己算过一笔账，如果每个孩子一个月要1500块钱生活费，三个人就是4500块，相当于老邓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去年夏天，好朋友李晨喊邓少雄去大理看洱海，作为高中的毕业旅行，但被婉拒了，“他说要去蜜雪冰城打工，赚够旅费再跟我们一起出发。” 收拾遗物时，杨英发现在那次奶茶店的兼职里，儿子攒出了4000块。她心情复杂，念叨这二十年家里最好的吃穿用，已经在尽力给他了。那辆倒在地上的电动车，是杨英上个月刚买的。邓少雄考上的西南林业大学在山上，上课要走几公里路，他觉得累，跟爸爸妈妈说过，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电动车。去年由于入学交了一笔两万块钱的费用，杨英当时没同意，今年夏天邓少雄又提了一次，才得到它。 8月12日，有外卖员停在1栋大堂入口的警戒线旁。讲述者供图 老邓和杨英结婚后，在老家种了一年地，收入太低，就一起从曲靖会泽来到昆明打工。初中学历的老邓送过矿泉水，摆过地摊。杨英只上过小学，就在昆明的商场里卖衣服，在超市做售货员。八年前，老邓开始送外卖，发现这份工作收入不错，一个月少说能挣六千，而且多劳多得。 家里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杨英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能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也开始送外卖。夫妻俩分工明确，老邓每天工作18小时，承担主要的经济收入，杨英送外卖也可以补贴一部分，但她更多时间负责家里的事。如果会泽老家的村里有红白喜事，也都是她带着孩子回乡露面，老邓留在昆明打工挣钱。 因为租住在城中村的平房里，这一家人常被搬迁追着跑，换过十多次落脚地。2018年，老邓问亲戚借了4万块钱，用12万的首付买下一间54平米的二手房。那是他二十年来，除儿子考上大学以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上大学后，邓少雄想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今年五一假期，他用6个多小时，独自环滇骑行了100公里，还在旅行中喜欢上了摄影，常分享自己拍下的风景，准备攒钱买二手的镜头和相机。朋友李晨听邓少雄说过，想去重庆读研究生，觉得能多去外面走走，还有最喜欢的重庆火锅。除了给父母减轻负担，挣钱也是为了做更多想做的事，这是李晨对邓少雄的了解。 邓少雄讲话时有种自带的幽默，语气像动画片里的光头强，朋友们就开玩笑管他叫“光光”。光光是个心思细腻的朋友，李晨有段时间考试压力太大，喜怒无常，邓少雄就给他买了一本心理学书籍，教他“如何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他去兼职奶茶店找邓少雄时，这位朋友会打上一杯奶茶，把小料装得满满当当。高考前，邓少雄还给同学们带去事事如意的平安扣。 邓少雄走后，老邓穿着他买的那件外套，去海伦先生小区找过了物业。业主卢天宇一直想联系到老邓一家，要把关于物业的证据提供给他们，但老邓不愿再有更多麻烦，觉得善后的事已经十分吃力，外卖公司那边的处理还未解决。 在工作中的自我保护，快递员徐彬这几天跟同行聊过，“停放快递车时一定要避开墙根，宁可停在路中间，也要离墙边远一点，送2栋3栋的件就直接把车停到地下一层的车库里。”他没想过换工作。以前在KTV做服务员，昼夜颠倒，后来去工地上干过体力活，送快递是他最体面又轻松的一份工作，有五险一金，一个月还能拿七八千块钱，“什么工作不危险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都要向前看。 回顾中国的GDP，不难发现，1978年之后增长并不快。到了1996年后斜率还降低了，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才开始突飞向上猛进。 这是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时间的起点，离现在并不远。 1 现在都说中国治安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久。 广西天等县有一个叫温江的村子，村不大，却有100多名青壮年被抓。 他们就是著名的砍手党。 当年村民中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警察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我还算是迟的。” 网络图片 砍手党2000年后出现广州、深圳等地，暴徒团伙多来自广西天等县，其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在抢劫手机和财物时，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将手臂砍断，造成了无数人的黑暗余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除了砍手党，飞车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在珠三角，他们用摩托车进行抢劫偷盗，令人谈之色变。 网络图片 2006年5月，钟南山就被抢了电脑包。 当年不少广州市民，都亲眼见过便衣警察狂追飞车党的场面。 当时广州的治安队员，都配备了专门对付飞车党的钩镰枪。 网络图片 飞车党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治安，2007年1月1日开始，广州全面禁摩，至今没有恢复。 失去生存土壤的飞车党，逐渐销声匿迹。下图：治安员用钩镰枪对付飞车党。 网络图片 不管是有财力加强治安，还是年轻人有了出路，最终都是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如果从禁摩那一年，2007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17年。 2 对农村出生的70和80后来说，应该“三提五统”还记忆犹新。 网络图片 三提留，指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的费用，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五统筹，指乡统筹，是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年的“三提五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人回忆，1998年，家里4亩地，“三提五统”交了整整204元，公粮交了527斤，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如果家贫或供孩子读书，则更是难上难。 到了2002年，这笔钱才取消。 网络图片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税收终结了，距今18年。 3 当年，催钱和计划生育，是农村的主要矛盾。 强制引产，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时间也不长。 网络图片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人工流产或者引产手术。” 也就是说胎儿不管几个月了，都要流产，大月份就是强制引产，先在子宫内sha死胎儿，因为生出来就不能sha了。 网络图片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表述已经被删除。 又过了十年，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从法律意义上，禁止大月份引产。 但实际上，直到2012年，仍有大月份胎儿被强制引产。 网络图片 4 农业税走了，低保来了。 现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会饿死，这是因为有低保制度。 1999年9月底，中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 网络图片 2002年，对城镇下岗职工实行城市低保政策。到2006年，农村低保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医保和低保，几乎同时开始。 医保开始于1998年12月，到现在才26年。而且，这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就是说，有工作的人才有。 覆盖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推迟到12之后，从2010年才全国铺开的，到现在才14年。 网络图片 医保和低保是民生底线的兜底网，民生的另一个大头是教育。 现在很多人争论时喜欢说，“都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实际上，很可能，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机会享受到免费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开始于1986年7月1日。但那时的义务教育，只是免除了学费，家长仍然要交学杂费，也就是书本、教学用具、班费等等。这个费用仍然导致了很多人失学。 网络图片 那个时候，很多农村的学校，很早就要开始收下学期的学杂费。很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体罚，罚抄写。 直到20年后，也就是2006年，才实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义务教育，到现在，18年。 谈到教育，现在很多人反对学英语，其实全民学英语的历史也不长。建国后，中国主要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 19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后，开始选择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特别是1983年以后，英语才在高考中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样同等对待。 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5 1994年以前，中国法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天。 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在周日干，那时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网络图片 1994年2月8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从当年的3月1日起，职工实行每天八小时，平均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也就是五天半。 所以，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调换为一天休息，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则只休星期日。 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进一步修改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双休制开始了。到如今，其实也才29年。 只要比90后大，那么在上班、上学中，都经历过一周6天的辛苦。 网络图片 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要到处走走。 在1995年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前，百姓出行办事，住酒店，都是需要介绍信的。 介绍信是一个人的通行证，然而，到单位、派出所开介绍信，必然要说自己要去哪里，去做什么，而身份证则不需要。 所以，身份证制度，扩展了中国人的自由，到现在也才29年。 是的，哪怕现在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绍信的年代。 网络图片 可仅仅有身份证，还不够… 2003年3月17日晚，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一家网吧被当作“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 20日凌晨，孙志刚被同病房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 网络图片 2003年8月1日起，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说，想走就走，带上灵魂去流浪，去当三和大神。能过这种生活，不被打扰，不被抓走挖沙，也才21年。 有了身份证，不必担心被收容，旅游就兴起了。 以前人们多是借着出差走一走，到了1999年，开始有了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很大程度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热持续升温，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距今，也才20多年。 人们不仅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 从1994年开始，中国公民才可以因私出国，但需要申请护照、获得审批，还必须参加旅行团。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方便以后出国。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仅仅10天后，中国实行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扩大口岸签证点等多项改革措施。 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 又过了5年，到了2006年，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 王思聪曾嘲讽说，都2020年了，还有人没出过国？但即便如他一样有钱，想去伦敦喂鸽子，说走就走，也才18年光景。 6 王思聪1988年出生，或许还知道票证。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凭票供应，粮票、粮本、油票、肉票、自行车票、酒票等等。 网络图片 年长的亲身经历过，年幼的多少听说过，所有人都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但这个记忆并不准确。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中国才正式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 网络图片 提到90后，前几年网络创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都喜欢捧90后，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在物质丰裕时代，长在技术爆发之中，从不知匮乏，所以敢于创新。 这个集体记忆是不正确的，严格地说，他们仍然是票证一代。 物质逐渐从匮乏走向丰裕。 2001年，别克赛欧正式上市，整个市场为之轰动，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场景历历在目，中国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全民家轿的时代。 伊兰特、凯越等合资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纳。 买一辆车成为中国人的目标，也才23年。 7 物质丰富了，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 从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一直有进口影片上映，但除了影片交换等非商业性发行之外，是“买断”发行，用来“买断”国外影片的通行价格是2万美元。 网络图片 这个价格很低，买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过很久的影片。 1994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持续萧条，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 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就批准了这个建议，提出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网络图片 1994年11月中旬，第一部票房分账形式发行的哈里逊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在上海、天津、北京、郑州、重庆、广州6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首轮放映，观众人次达到了139万，票房达到了2500万，创造了进口大片的第一个票房奇迹。 当时几部比较有名的电影至今仍是很多90后的童年记忆，比如，施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基努李维斯的《生死时速》，动画片《狮子王》。 说起来，中国人可以较多的看外国电影也才30年。 8 这一切改变，都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后的迅猛发展。在市场经济改革中，GDP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了。 从1952到1981年，中国采用的是苏联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 到了1985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MPS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中国开始实行MPS体系与SNA体系并存。 到了1993年，中国取消MPS体系，正式采用GDP。这个词才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