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這是我在《有人還在不斷問：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見底了嗎？什麼時候反彈》一文中討論過的一個問題。 那次的討論，主要是邏輯意義上的，目的是為了分清周期性危機與階段性瓶頸這兩種不同的經濟起伏波動。因為在這兩種不同情境之下，對反轉問題的判斷是非常不一樣的。但文章發表之後，還是經常有網友問，孫老師您能不能說得更明確點更具體點？老實說，如果具體到時點，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給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標的意義上，我想可以這樣說： 過剩產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點到來之時。 我想先用一個例子來說。我最近曾關注過碳酸鋰的行情變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鋰是製造鋰電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來，隨著電動汽車的迅猛發展，碳酸鋰的價格扶搖直上。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鋰的價格就從9萬元/噸飆升至50萬元/噸。但不久之後，碳酸鋰的價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萬元/噸。一次吃飯時，我問一位業內人士會跌到哪裡？他回答說6萬。 碳酸鋰價格的起伏，很簡單，就是市場供需關係變化的結果。在電動汽車的發展處於加速的階段時，碳酸鋰供不應求，於是就有了其價格的節節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紛紛擴產，新的項目不斷上馬，甚至大量在國外收購鋰礦項目。這樣一來，市場中的碳酸鋰，嚴重供過於求，這時候價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嗎？相關企業的虧損，不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嗎？ 這時，如果有人問，碳酸鋰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反轉什麼時候會到來？答案不是很明白嗎。 就是過剩產能的出清。所以我們看到，各大企業紛紛採取行動，縮產或者停產。只有出清了過剩產能，才能實現市場新的均衡，才能迎來真正的反轉。於是我們看到，本月11日，一家頭部企業計劃停產的消息傳來，當天碳酸鋰期貨的價格大漲8%。這時，才有分析人士戰戰兢兢地分析說，反轉可能到來。其實，是不是真正的反轉，還要看接下來產能出清的進程。 說到這裡，我想有的朋友已經看出來了，我這裡不是要討論碳酸鋰的問題，我要討論的是碳酸鋰價格的波動對我們思考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啟示。 對於當前經濟的低迷，人們已經有許多的討論。但在最近的幾天里，話題越來越聚焦於通縮的問題，越來越聚焦於如何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加以刺激。 其主要論據顯而易見，2024年8月份我國CPI同比僅上漲0.6%（其中主要還是食品價格的拉動）；出廠價格指數自2022年10月份開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經持續了23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可能會延續目前五個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長江商學院對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項調查顯示，8月份勞動力成本的增長是自疫情以來的最低水平。 於是，就有了人民銀行前行長易綱的呼籲：中國面臨內需疲軟的問題，尤其是在消費和投資方面，中國現在應該把重點放在抵擋通縮壓力上。易剛的呼籲引來國內外眾多論者的響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是，中國的通縮危機已經不能再迴避了，應該儘快出台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解決內需不足和通貨緊縮的問題。 應當說，通貨緊縮是一個客觀現實，其對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沒有不同意見。我想說的是，問題的真正癥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僅僅是內需不足的問題嗎？我們可以來看下面的一組數據：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長6.4%，出口額下降40.2%，出口價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長4.4%，出口額下降13.9%，出口價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長9.4%，出口額下降2.1%，出口價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長3.9%，出口額下降5.3%，出口價下降8.9%；套餐產品出口量增長4.5%，出口額下降14.5%，出口價下降18.2%；鋼材出口量增長20.6%，出口額下降6.8%，出口價下降22.7%；鋁材出口量增長15%，出口額增長10.8%，出口價下降3.7%；手機出口量增長4.6%，出口額下降1.7%，出口價下降6%；家用電器出口量增長23.6%，出口額增長14.7%，出口價下降7.2%；汽車出口量增長27.5%，出口額增長14.7%，出口價下降5.9%。 這組數據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中國產品的價格，不但在國內持續走低，在國際市場也在走低。如果我們從需求端可以解釋國內市場價格走勢的問題，那國際市場中的這個現象如何解釋？如何解決？這提醒我們，我們在需要正視需求問題的同時，更要正視供給端的問題，即嚴重的產能過剩。 前面我們討論了碳酸鋰的問題。碳酸鋰價格的走勢告訴我們，在面臨嚴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出清過剩產能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個問題不解決，根本的供需失衡的問題就解決不了。所以我說，過剩產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點到來之時。 我知道，這樣說，人們可能感覺不舒服，但問題就在那裡，是迴避不了的。 當然，經濟的問題非常複雜，至於那些更深層的問題，就不在這裡討論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孫薦讀
出版圈裡流傳著這樣一個恐怖故事：新編輯入職培訓的重要一課是去參加一場書的「葬禮」——化漿。想像一下，書從傳送帶緩緩進入粉碎機，封面和內頁瞬間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漿池中，隨著攪拌器的旋轉，它們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漸化為一缸紙漿。 在還沒有編纂過任何一本書，沒有體驗過改稿的辛苦、營銷的焦慮或是加印的幸福時，編輯們就先看到了最殘酷的終點。 一位前圖書編輯回憶，入職第一天，同事用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向她介紹了一本書的一生：組稿，三審三校，印刷，上市。運氣好的，上市之後會迎來加印；而那些經年累月賣不出去的滯銷書，等待它們的命運只能是化漿。 沒有人想做滯銷書。圖書編輯大多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喜歡讀書，相信書籍可以連接世界、拓展認知；比起豐厚的物質回饋，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價值。 但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落差。根據圖書諮詢機構「開卷」監測系統統計，2023年銷量小於10本的圖書超過一百萬種——這意味著市場上近一半的書無人問津。 每一本書背後，都是編輯數月甚至數年的心血投入。當冰冷的數字擺在面前，意義感和自我價值該寄託於何處？當新鮮感褪去，工作在循環往複中露出繁瑣、虛無、荒誕的本質，信念能否抵禦倦怠？ 這是圖書編輯的「中場戰事」，也是這個時代下，每一個試圖在變動中重構內心秩序的人無法迴避的命題。 「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 編輯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書上市，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相當於幾乎沒人見過這本書。」她悻悻地說。碩士畢業後，汪淼如願進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職三年，她依舊覺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盡渾身解數。她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書的作者，嘗試向一些有私交的媒體投稿，並聲明「不要稿費」。收到的回復如出一轍：「太小眾，影響閱讀量。」她又找到公司負責新媒體的同事，想把文章發在部門的公眾號上。 「沒有賣點，」同事態度冷淡，「而且現在沒有人看長文。」 最後，汪淼只能把文章發在自己的豆瓣上，並且自掏腰包買了一本書用於轉發抽獎。一位在書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後，為店裡訂購了3本。講到這裡，汪淼擠出一個苦笑：「還不一定能賣掉。」 照目前銷量來看，如無意外，這本首印5000冊的新書大概率會淪為滯銷書——其中大部分將被遺忘在倉庫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漿。 圖片日劇《重版出來！》劇照 汪淼感到無力，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書是分營銷等級的，等級越高，能動用的營銷資源越多。」她逐一解釋，「A級書只能自生自滅；A+級的書，會由部門內的營銷編輯負責推廣；而S+級，則會調動公司所有的營銷力量。」這一次，她的新書只評上A級。原因顯而易見：作者在國內沒什麼名氣，缺乏市場號召力。 剛入職時，她接手的另一本書因閱讀門檻較高，也只是A級。「不過那本書運氣不錯，找准了定位，銷量逐漸超出預期，很快就升級了。」汪淼還做過一本S+級的書，是一位知名藝術家不那麼知名的漫畫作品。「從定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為營銷操心了。」她說，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書順利躋身暢銷書行列，「直到現在偶爾還會掛在一些暢銷榜單上。」 並非所有的書都能如此幸運。「開卷」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數為237.4萬種，若以年銷量小於10本為標準統計，滯銷書達到103.6萬種。某圖書策劃公司將銷量小於1000冊的書視為滯銷書，2023年該公司滯銷書品種數占其在售品種的72.47%。 如何定義滯銷書，行業內並沒有統一標準。不同類別、不同出版機構，無法照搬同一套參照系。 編輯林羽佳的評判標準非常直接：對她來說，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滯銷書。」林羽佳斬釘截鐵地回答。她在一家民營圖書公司做文學編輯，每次新書上市，焦慮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會去刷有多少人在讀，評價怎麼樣。」 她的最好成績是兩次加印，「作為一本小眾文學作品，已經賣得不錯了。」但在公司里，這本書依然不算「暢銷」。同事做出過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女性話題、金句頻出，銷量幾十萬，林羽佳語氣中透著無奈，「那本書給了老闆想像，覺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現在什麼書都沖著爆款去。」 文學圖書市場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頂尖的作品，如馬爾克斯、莫言、余華等人的書，銷量常常能達到百萬級別；但在頭部之外，文學圖書市場的另一面是大量銷量平平的書。即便是一些在文學圈內備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銷量也僅有一萬冊左右。 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今年再版發行時，預熱海報上他「纏著繃帶，鼻青臉腫」的模樣，令不少圖書編輯唏噓：連余華賣書都要這麼拚命了，其他作者該怎麼辦呢？ 「滯銷書」編輯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上榜圖書多達上千本，填滿了整整一面牆。有的書到店五年銷量為0，還有的書至今只有員工買過。 書店稱，這些書滯銷原因很難一概而論。除了作者冷門、封面難看這些常見問題之外，大多數滯銷書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編輯看來，有的書從選題策劃階段開始，就註定會滯銷。 「關鍵在於對題材的判斷。」徐逸提到一套小眾且專業的叢書，策劃階段他便預見到讀者群有限，於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滯銷。」從事出版行業近十年，徐逸輾轉過多家出版社和圖書公司。他認為，滯銷書往往是決策失誤的產物，而並非書籍本身小眾的結果。 圖片 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 有時候，書的命運也受制於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書（公共版權書籍，指不受著作權法限制的作家、藝術家及其它人士發布的作品，使用不會侵犯作者的版權），一開始就不是奔著暢銷去的。」編輯鄭越解釋，公版書沒有版權費，理論上成本更低，但傳統出版社容易陷入學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紙、裝幀不計成本，導致定價過高，做出來的書只適合「擺在書房裡珍藏」。 一本書從無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而編輯並不是一年只做一本書，他們常常同時負責四五本書。除了改稿這項傳統意義上的編輯工作，大多數圖書編輯還要策劃選題、協助營銷。徐逸認為，一些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越來越近乎於產品經理的角色，行業內的說法是「全流程編輯」，「各種流程都要參與，瑣碎的事情特別多。」 他舉例，「從外部作者、譯者、設計師，到內部各個環節的同事和領導，編輯要跟所有人溝通。」徐逸負責的第一本書，是一位知名學者的博士論文。他形容當時自己經驗不足，經過多輪溝通、協調，好不容易說服社裡確定了書的封面，沒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溝通、協調、確認。 編輯的工作還會細緻到挑選字體和紙張。汪淼手裡有一個繪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頁都用了不同字體。做中文版時，她和美編、策劃一起反覆推敲合適的字體，既要讓中文清晰易讀，又要符合語境，還要儘可能接近原文的字體，同時保持視覺美感。她花了很長時間，依然沒有挑出最滿意的版本。 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中，後浪出版公司的文學主編朱岳曾展示過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開電腦，然後看看豆瓣，看會兒稿，看看郵箱，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鏡頭之外，圖書編輯的工作遠沒有這麼輕鬆。新冠疫情期間，鄭越居家辦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會議和收發信息中度過，「晚上6點才有時間看書稿，一直看到10點鐘結束。」她粗略計算過，做一本書，前後要填十幾張表格。雖然繁瑣，但好在相對確定，「無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無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劃的第一本書，一度卡在封面設計環節無法推進。最初的設計方案被推翻後，她迅速聯繫設計師出了第二套方案。這一版雖然得到直屬領導的認可，卻被更上一級的領導否決，而設計師也不願再做修改。鄭越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這種不確定性曾經也不動聲色地消磨著徐逸的耐心。「你看著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但你就是推進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種挫敗感不是突然的一記重擊，而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耗費掉你的心力。」 做書的整個過程，如同經歷一場「十月懷胎」。鄭越感嘆，「即便你對這本書有很多不滿意，但新書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內心還是會有一點點波瀾。」然而，當這些書被忽視或滯銷時，他們付出的勞動似乎只能淹沒在無聲的失落中。 理想被現實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鄭越一直自嘲是「滯銷書編輯」。她編過幾十本書，大部分銷量不到5000冊。有時候她也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嗎？」 圖書編輯顯然不是一個高薪職業。鄭越記得自己剛來北京面試時，行業內一家頭部出版公司給她開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塊。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業工作過一段時間，收入是圖書編輯的好幾倍。 「我當時真的滿懷熱忱，覺得只要能滿足基本的溫飽，意義感才是最重要的。」鄭越坦言，自己是抱著「做好書、做暢銷書」的憧憬入行的。「書在我看來是一個傳播的介質，只有做暢銷了，才能抵達更多的人嘛，否則沒有意義。」她常常羨慕米未的員工，能製作《奇葩說》《樂隊的夏天》這樣有影響力的節目，「他們真的好幸福。」 做編輯的頭兩年，鄭越一直面臨著報不出選題的困境。「一大堆書訊裡面沒有一個喜歡的。」她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有的人能一直報，而你連喜歡的都沒有？」 選題會上，她總會被各種質疑困擾。「這個能賣嗎？會不會太小眾？有沒有人感興趣？」鄭越描述當時的場景說，「領導會把你心裡懷疑過的問題，全部拋在你面前，再問一遍。而你無法回答，因為你自己也懷疑。」同事們也常常為此感到沮喪，「有時候連自己都納悶，我又不是作者，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他去辯護？」 圖片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圖物流有限公司的倉庫 更多時候，圖書編輯要在保質和保量之間做出抉擇。 李珩回憶，在出版社工作的前兩年，編輯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書。那時候她的工作狀態還算從容，有幾本書也引起了不錯的反響。後來任務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書，她依然試圖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哪怕是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可她很快意識到，自己似乎在追趕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目標。 「早上9點開始看書稿，中午隨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點鐘，看得整個人都很崩潰，還是看不完。」李珩嘆了口氣，「也許有人覺得完不成KPI無所謂，我也曾試圖這樣想。可是每次開會清點任務時，還是會忍不住感到慌張。」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問題重重的譯著，翻譯錯誤多到離譜。那段時間，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亂想：「要是在路上出個什麼事兒，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覺得諷刺，「剛畢業時的我，是一個多麼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讓書稿的質量變得難以掌控。同事曾勸她不要太較真——一些翻譯問題，如果編輯不去核對原文，質檢幾乎看不出來，讀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試著接受這個建議，「可這麼做了之後，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覺得有問題卻沒有去核實的地方，就睡不著覺。」 她似乎沒辦法那樣放過自己。「既然這樣，我做這份工作有什麼意義呢？是為了掙錢嗎？不是。我就是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饋。如果要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認可的事，真的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在這個直播間賣書只認名家的時代，像鄭越兒時讀到的《哈利·波特》那樣的暢銷奇蹟，幾乎不可能重現。做編輯這些年，挫敗感像一塊無形的砂紙，來來回回磨損著她的熱情。有段時間，她幾乎決定放棄，不再做編輯了。 「如果有一份性價比差不多的工作擺面前，比如人力資源，我會去嗎？」鄭越常常自問。她了解自己，儘管常把人力和後勤掛在嘴邊，但真正面對選擇時，她的內心卻充滿猶豫。 做市場營銷那兩年，要向新朋友介紹自己時，她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市場營銷這個詞籠統而模糊，難以準確傳達她的自我。「但現在，我說我是個圖書編輯，你大概能判斷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喜歡讀書，可能有點兒文藝。」鄭越承認，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被「編輯」這兩個字定義。 「每個編輯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鄭越說，讀書與寫作是她從小到大的愛好。圖書編輯的工作，讓她依然與那個更大、更純粹的文學世界保持著聯繫。「它會讓我覺得我依傍在這個東西周圍，也許未來有一天會『曲線救國』。」 偶爾，鄭越會在書店裡感到一絲滿足。她說，去書店就像續命，看見冷門書籍依然有人翻閱，彷彿找到了些許價值感。 與鄭越一樣，汪淼也在編輯生涯中尋找著自己的價值。雖然她的初心並非源自寫作，而是來自一份更加質樸的願望——她從小在農村長大，沒怎麼看過課外書。大學期間接觸到兒童文學後，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經一樣孤獨，如果他們有機會讀到一些好書，獲得一些安慰，應該會擁有一個更快樂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的新書似乎就有這種「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讓那本書儘可能地被人知曉。 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圖書編輯總是把「行業不景氣」掛在嘴邊。但不景氣到什麼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認清，「當年類似的書，日銷可能就有100多本，現在這本書月銷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賣出去兩本。說實話，聽到這些數據，腦子嗡嗡的。」她忍不住問自己，「圖書行業真的要完蛋了嗎？」 市場逐年收縮，她不是一點沒察覺。剛工作那會兒，書做出來，不用費力卷營銷，就有不少書店和繪本館來訂購，首印量輕而易舉就消化掉了，「現在要四處求爺爺告奶奶。」 「市場情況跟2020年非常不一樣了。當年可以像做雜誌一樣做一個書籍公眾號，但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公眾號閱讀量直線下滑。現在大家更偏向於做小紅書，沒有人在公眾號上再費力了。公司也覺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帶來轉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沒有轉化的內容上。」汪淼說。 一點陣圖書編輯透露，公司最近下達了一個要求：每位編輯都必須註冊一個小紅書賬號，並且要立一個人設，每周三更，內容不限。公司希望藉助社交媒體擴大圖書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個編輯的賬號「突然火了」，成為推廣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發布一篇小紅書筆記，編輯都要把鏈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稱這是「社死」般的體驗，如果忘記更新或者沒有及時同步，就會被點名提醒。 「真的很尷尬，而且浪費時間。」她忍不住吐槽，「四個點贊里可能有三個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麼意義？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時至今日，圖書編輯早已無法置身於市場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兩年前設置了績效考核，那之後，上選題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書的版權費、印製費，包括人力投入，計算出這本書的銷量底線，編輯要根據這些數據判斷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確定能盈利，才能上會。」 作為同時具有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的商品，圖書有著獨特而複雜的特質。它不僅是承載知識的媒介，更是一種文化產品，具備了超越其物質形態的精神價值。 但一本書在市場中的表現，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內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裝、宣傳、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此外，圖書還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一本書在某個人心中無比珍貴，卻可能在他人眼中毫無吸引力。作為商品，圖書既要符合市場需求，又必須保留其文化使命，這種平衡往往是編輯最為頭疼的挑戰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訪了一家書店。書店老闆曾經也是一位編輯，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繪本作家。 聊天過程中，汪淼流露出對市場的擔憂。對方聽了十分驚訝，「可是我覺得編輯不應該去考慮銷售上的事情，它會影響你的編輯眼光。」 這句話瞬間讓汪淼羞愧到了極點，「天吶，完了，我把我們出版行業的遮羞布給揭開了。」 她從心底認同那位書店老闆的觀點。但認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覺得編輯不應該以做一本暢銷書為導向，應該朝著做出好內容努力。但是為了把工作做好，為了不被開除，我也慢慢地學會怎麼樣去加入一點市場的眼光。」汪淼寬慰自己，這是一種「變成熟」的表現，但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依然讓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報選題時，她陷入了自我懷疑。她無法分辨，自己的判斷究竟是基於書的內容還是它的市場前景。一番猶豫後，她還是提交了這份選題表，「畢竟書賣得好，對公司和自己都有好處。」 這幾年，公司一直在裁員、精簡隊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歲被裁員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輩子要怎麼過。」想到這些，汪淼難免焦慮。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林羽佳最近的狀態同樣緊張。上個月，她手頭的一本書剛剛上市，另一本也即將下廠，每天忙到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和汪淼一樣，她經常主動加班——聯繫合適的博主薦書，安排文化類的播客與作者對談。 這樣的付出並不一定能換回對等回報。她觀察到，那些「賣得好」的書，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林羽佳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進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進了一部「大部頭」作品，「做出來有八九百頁」。「這麼厚的書，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則真的很難賣。」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會再做同樣的選擇。 她心裡始終有兩個聲音在搏鬥。「我認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眾情緒的書，我覺得出版是讓大家思考的一個事情，要引進新的東西，推翻我們已有的偏見，或者看到新的邊界。我還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認為好的書。但是事實上，按照市場反饋，書一直賣不好，我會感到，頭頂總有一團烏雲壓著我。」 鄭越已經意識到，一本書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編輯手中。暢銷有賴於很多因素，比如編輯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營銷的策略、市場的行情等等，「個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暢銷書。「現在我們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種級別的暢銷。能讓業內看到這本書就很不錯了，說明你的營銷已經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實有兩本書業內也看到了，某種程度上，我也把這當做一種進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義感寄托在圖書編輯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對我來說談不上賺錢，只是謀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她正在學著坦然面對那個現實——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圖書或許終將化作一缸紙漿，「如果五本書里有一本能讓自己滿意，我已經很滿足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9月13日，網傳廣東高院正在審理的黃雪琴、王建兵案二審遭「秘密宣判」，涉嫌嚴重程序違法。 網路圖片 有關於雪琴的記憶湧上來的時候，我就想起被訊問的時刻——你怎麼認識的黃雪琴，通過誰，她有沒有做什麼事。那是一段會閉口沉默的記憶，當我離開那個空間，才後知後覺地知曉雪琴的失聯。我們的證供，是不是被編織成完全不一樣的雪琴。 第一次見到雪琴的時候，還是多年前的反性騷擾活動，她戴著圓圓的草編帽子走進來，講起她在事件後的追問和思索，言語熱切，是記者氣質。隨後幾年，遠遠見證了她在這個議題上的不斷深入和紮實調查，中國記者的反性騷然調查報告，北航Metoo的連續報道，那個冬天的最光耀時，她站在塞滿許多人的公共錄影棚中演講直播，聚光燈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這條路，雪琴走得一發不可收拾，她的書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無盡的熱情，很多個Metoo案例也在中國爆發得不一發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開始從記者路，跨向了法律，為此勤奮地異地求學，然而很快因為外界阻力而終止。她失聯了兩次，再出現時，還是一樣熱切。第二次的失聯，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擊雪琴這些年的生活與遭遇，我曾經感受到巨大的浪費，多麼好的一個人，她本可以為這世界帶來許多東西。無形的系統卻浪費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堅定的時間和生命，換來被暴力對待，被壓抑被噤聲被限制自由，同樣也不得不與創傷們共存的每個日夜，還要分出力氣來處理沉默和恐懼。雪琴因嚮往公正而學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審判不公，導致二審訴訟駁回，像一個巨大的諷刺。 與雪琴相連的那些瞬間，是很具體的追問：在此刻的世界裡，我們怎樣才能不浪費自己？我們會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在什麼地方站穩和相信？我們會迎來怎樣的世界？ 文章來源：網易
近年來，國家對糧食安全是空前絕後的重視，上了很多政策，當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不過這是從產出端看的，抽絲剝繭的去看投入端，兩端一比，浪費也是空前絕後的。 最近，各地開展了很多糧食實收測產活動，這讓我想起了測不準原理。人家說的測不準，是物理學中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動量無法測准，這是客觀規律決定的無法測准。糧食產量也測不準，不過不是客觀上測不準。 讓種糧農民自己測，測得准，他沒有必要騙自己。讓一群不種糧，還要在糧食產量上求功名的人來測量，那結論一定是高於客觀值。 參與測量的，從基面到上面，以及所謂的第三方專家教授，無一不希望數據好看。這塊田的水稻是在上面政策支持下，基層貫徹落實政策下，以及專家指導有方後的結果，加之地方有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的考核壓力，產量不高，天理不容。 所以，只要這個邏輯不變，測一萬年，它也會比客觀值高。只是現在由於科學的普及，不會發生過去那種畝產上萬斤的喜人局面，但水分一直都在，從未擠干過，不是擠不幹，是不想擠干。 一個農民對自家種的糧食，面積多大？產量多少？一清二楚。如果他有事沒事的逢人便說：我家糧食畝產2000斤。有這必要嗎？他也不會找媒體輪番報道糧食又增產了。他沒有這股閑得蛋疼的力氣，自己產多少糧，多了還是少了？於外人何干？ 他比任何人都關心他的糧食。這群不種糧食的人，到不是真關心糧食問題，他只不過關心的是自己的佛位。在我一方大地之上，雖然是你們生產糧食，但這可是我的功業啊，你的糧食產量低了，那不是說明我管理無方嗎？ 你說減產，那當然可以，局部波動合情合理，不過整體還得連連增長嘛，要有大局觀，是不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道西風冷月
8月，闊別祖國六年之後，我和家人回國探親。因為年幼的孩子不適應國內的炎熱天氣，我預先計劃的遊覽項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調趴窩。唯一的一次出門，就是21號去拜訪「貞觀」編輯部。 後來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貞觀」被禁言的第一天。 約訪是一個小小的夙願。和那些動不動發十幾，甚至幾十篇文章的資深作者比較，我只能算是一個醬油黨，這麼多年裡，總共就在那裡發過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歡乃至很尊敬這個公號，理由很簡單：他們是「有態度，有溫度」的集體。 有態度的公號挺多，有溫度的很少。 我在「貞觀」發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節，也是帶著孩子回國探親。春節的西安燈會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內，我們全家把城牆和大唐芙蓉園的燈會都看了。總體說來，我覺得城牆燈會的遊覽感受好過大唐芙蓉園的燈會。閑著也是閑著，回家之後，我從價格，管理和服務，友好程度，彩燈水準，景點標識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難易程度，餐飲娛樂，廁所等方面對兩個景點一一做了評測，並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風格的同學可能發現了，這是bbs老用戶常見的商家打分方式。這篇文章其實沒啥營養，純粹的個人感受。寫完之後，一鍵發送，投給了貞觀公號，然後就踏上了歸途。 在阿姆斯特丹轉機的時候無聊刷手機，發現郵箱里躺著一封郵件，說是這篇稿子被採用了，要我補充一些照片，所以，又從相冊里挖了些照片發過去。來信的人自我介紹是「貞觀」的主編，我們就這樣建立了漫長而平淡的聯繫。 「貞觀」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來好長一段時間不看。標題基本上是每一篇都瀏覽過的。它喜歡在別人仰望月亮的時候，低頭撿拾地上的便士，為此使人分外覺得溫暖。確實如後來的自剖文中所說，「貞觀超過2/3的文章都來自於普通人的日常寫作記述。他們向貞觀投稿，講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這些內容大多立足於陝西、西安，作者也主要來自於陝西，或者與陝西有交集，文章風格各異，內容多元。創立貞觀的出發點，是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記錄真實生活的多元化寫作表達平台，到現在投稿作者過萬，刊發過文章的作者超過2000名。有些作者熱愛寫作，供稿較頻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覺得遇到值得記錄的事，有感而發，進行投稿。」 也正因為這個創立和運營初心，「貞觀」在陝西的讀者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復雲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據說，很多陝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門和官員非常關注「貞觀」。 西安是旅遊城市，文旅事大，「燈會」一文刊發之後引發了小小的影響。小道消息甚至言之鑿鑿地說，大唐芙蓉園的同志們讀完不咋開心，為此，特地到某省級權威媒體發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噠（言下之意是「貞觀」那篇文章是有人別有用心，惡意抹黑），這個回應思路實在非常經典，令人拍案叫絕。 「貞觀」其實發過不少監督類稿件，當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監督類稿件不涉及重大問題，多半是和風細雨萌萌噠。記得有文博專業人士在「貞觀」發文，對陝歷博的展品說明牌內容挑刺，一條條分析，打臉打得「啪啪」響。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們也看出來了，陝歷博的同志們讀完也不咋開心，一些博物館的員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區撕巴起來。對我們普通人來說，那抓頭髮、揪鬍子的群毆場景，兩個字概括：「愛看」。 我忘記後來的結果是怎麼樣了，好像陝歷博領導重視了起來，表示要邀請專家全面排查改進工作。 領導都重視了，那必然是HE了——這簡直是一定的。 然後，「貞觀」繼續挑刺，好像還順手嗶嗶了別的博物館。 又過了好幾年，我又寫了一篇歐洲動物園遊覽記發在了「貞觀」。如果印象沒錯的話，那應該是他們的約稿。那段時間他們批了西安本地的動物園，約稿是為了進行比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看「貞觀」的文章樂趣之一是看讀者留言。有的公號內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號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貞觀」是一個很好的平衡，讀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較高。文章在這裡發表之後，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讀者的留言把他們補齊。「動物園」一文的讀者反響沒有「燈會」一篇那麼大，我記得不少人說這種比較有點強人所難，走都走不穩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為幫朋友買了兩台餃子機，我在朋友圈持續跟蹤它們從河北邢台轉運都柏林的路線，可能這個跟蹤比較有意思，又被主編同學看到了，她又來約稿。我拖了一段時間，總算把一大堆瑣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來。他們把這篇稿件發在首屆「中國—中亞峰會」開幕式的時機，引發了非常大的反響。可能因為角度新穎，讀者好評如潮，後來又入選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並且被選入了《延河》新設立的「新大眾文藝」專欄。 《延河》是這麼表揚我們的：「充滿真情實感，元氣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時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問題，新的語言。它像《詩經》中的『風』，來自廣闊的大地和田野，他們的歌吟，他們的詠嘆，真實自然，鮮活生動，歷千年仍感動人心，有無窮的魅力。」 他們並且熱烈讚美：「我們歡迎這樣的作品！我們期待這樣的文學！」 （照抄這麼多表揚，主要是引用別人的話表揚自己，會顯得自己雖然很謙虛，但實則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貞觀」淺淺的緣分。和這兩天陸續發表回憶錄的各路作者經歷相比，可以說是不值一提。但是，從我被發表的文章題材可以看出，貞觀並非以「追求爆款」為目標。他們更多看重的，是對於普通人生活的具體展現。 愛具體的人，關注具體的生活。 貞觀創業八年半，絕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們在生活中或許因為一個契機，或許有了片刻空閑，把自己的半生凝結為一篇文章，因為表達的衝動，投給了這個公號，才鑄就了貞觀的厚度，深度和廣度。大家寫，大家評，「貞觀」在本地深厚的影響力，是這麼一點一滴培育起來的。 也會做適度的監督工作。有人開玩笑說，「貞觀」暴露的問題，如果能被解決，很快就會解決。如果問題不能被解決，「貞觀」很快就會被解決。 印象中，除了發文，「貞觀」做過不少線下工作，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個，第一個是「西安溫度」活動。 從2017年開始，貞觀聯合西咸新區完成了兩季「西安溫度」活動。他們組織青年設計師團隊，無償為街頭巷尾的小店、攤販乃至於普通人家進行設計改造。這個活動最少完成了20個作品。 來看看他們改造的一家舊書店。 網路圖片 還有這些： 網路圖片 另外一個，就是「黃河邊的課堂」公益支教活動。 網路圖片 黃河對中華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陝西，它從高原而下，流經渭南、延安、榆林等縣市，總面積2.98萬平方公里。在生態治理以及高質量發展的大題目之下，「貞觀」選取了鄉村教育/教育公平這個切口，20年初，邀請了包括學校、科技創業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藝術機構、體育團隊等多家頂級本土機構，100多名支教老師，歷時半個月，沿著陝西境內的黃河流域，從延川永坪鎮小學，到潼關秦東鎮西北村小學，再到合陽縣洽川鎮中心小學，為黃河邊的鄉村孩子們帶去了多樣化的優質課程。 人民網當時的報道說，「每一站的第一堂課，都有專業老師來為學生們講授黃河課，旨在讓學生們了解自身生活的環境以及歷史人文，從黃河的源頭講起，在帶領學生們學習自己的家鄉與黃河有關的內容……『給鄉村孩子們種下一顆理想的種子』。」 有這些機構參與了公益課程：陝西省小天鵝藝術團、西安梁家灘國際學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區灃西一小、長安航空、長安競技俱樂部、藍岸新科技、斑斕繪本、第六鏡科技、周二晚八點、西安雲豹美式橄欖球俱樂部、領心思維、以琳特殊兒童康復中心、西北大學仲夏夢戲劇美育工作室、整個設計…… 毫不保守地說，經由「貞觀」的推動，我們的社會曾經變好了那麼一點點。 那些溫情的歷史已經過去，這個歷史上少見的炎熱夏天，一直耕耘於中華大地一角的「貞觀」，因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國。然後，背負了無數罵名。 「貞觀」的創業者有傳統媒體的背景，他們的專業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認為，正因為長期關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們在面對這篇投稿的時候，沒有充分地意識到它的危險。也就是說，從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後判斷來說，他們輕敵了。 最初的失誤，是在處理稿件的時候，信源標註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說：「（最初的稿子）對事實陳述沒有註明信源，比如『畢業於211』,這是有辦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寫，『辦案mj說，211』,這樣就沒有一點點失實。如果不想在稿子中註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後注釋統一註明，就像今天這篇說明，想必就不會有封號的危險。」 在事實核查方面，他們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說：「殷鑒不遠，這樣的爆款文章如果處理不好，一定會被封號，因為太爆款了。比如說學校名字都搞錯，如果我是編輯或者記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學校名，我也知道這個死者的真實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種簡單方式去驗證這個信息的真偽，並且能夠從死者的大學生活中獲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採訪的旁證。至少只要做一點點，就能立刻證偽單方信源，所以，這難道不是一個寫作者跟一個發布者應該去做的嗎？尤其是一個嚴肅的發布者，而且我看一些採訪，這個公號還是一向有志於做一個嚴肅的發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誘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說，只是他們的常規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為沒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間是很優秀的記者，後來上岸，關注具體的生活去了。我承認他說的都對，專業新聞媒體理應如此。但我還要說，「貞觀」並非一個純新聞媒體。如上文所言，他們更多的是一個表達的平台。他們沒有能像處於風口浪尖上的新聞媒體那樣，時刻張開利齒，豎起耳朵。 長期關注普通人的講述，展現時間線模糊的生活，多少軟化了他們的心態和技能，最終「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 這都是馬後炮。回到21號那天。 選擇中午去，是因為我不想打擾他們下班之後的私人時間。但這也決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長時間。 那段時間，西安熱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間，心情是很愉悅的。不僅僅因為脫離了育兒的負擔，也因為要去見神交已久的老友。車子一路往東，我還在貞觀的讀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裡啊？」 車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辦公樓。老友來接應，一路電梯，就到了編輯部。 那個時候，因為那篇文章，網路上眾議洶洶，正沸反盈天。見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覺那個見面時機實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像里，他們正在四面楚歌，焦頭爛額。去之前我再三地問，「沒問題嗎？」「真的不會打擾你們嗎？」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我依然不怎麼放心。 出乎預料的是，編輯部非常安靜。也許是因為午休，光線甚至有些暗。一個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過，「這是陳鏘！」於是我趕快拉住他，強行合了一張影。 陳鏘是貞觀的「頭牌」之一，我這麼說是有群眾基礎的。很多貞觀的老粉說，一看到標題就知道這篇文章又是陳鏘寫的，因為他的文字帶有濃烈的個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無數。貼幾個能搜到的文章標題：《在葫蘆頭店看到女顧客，該怎麼辦》，《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卻意外收穫一個土味景區》，《穿著尼龍襪皮涼鞋的西安老頭，值得你叫一聲北北》，《在陝西吃了個鍋盔，感覺像挨了秦始皇一個嘴錘》。 陳鏘一點兒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樣談笑風生，反而顯得有些拘謹。我覺得他是一個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張合影。 「貞觀」其實有許多優秀作者，雖然不是人人多麼像陳鏘那麼有辨識度，但他們的作品留下了更為深遠的印記。以被《延河》選取的兩篇文章為例，一篇叫《半坡天橋下的日結女工》，一篇叫《西安興隆社區：被裹挾在高新區未來中心的魔幻現實》，都是目光沉降到社會底層的佳作。 網路圖片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這是傳統的嚴肅媒體才會做的深度報道。現在嚴肅媒體死得七七八八了，「貞觀」卻一直在做，光這一點就讓我肅然起敬了。 在編輯部中午留守的人當中，我和上文作者，湯加和鐺鐺匆匆見了一面。她們都是秀氣文靜的女孩子。 編輯部的門口有一個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擺件，裡面有一個奇怪的紀念品：泰山石敢當。貞觀的同學笑言：「是特地放在這裡的……」 因為時間緊迫，吃了頓飯，又馬不停蹄地去了位於曲江創意谷的貞觀books。這裡原來是曉書館，後來歸「貞觀」所有，成為了一個俱樂部一樣的活動空間。這裡很有藝術感，空間感極佳。後來得知，這是日本建築設計師藤本壯介以「知識森林」為概念營造出來的。 網路圖片 陳列的書也比較有特色。 我關注到有一塊地方特別放置了陝西作家的書籍。也許是中午時間，人不多，在文創櫃檯逗留了一會兒，點了兩杯咖啡。 網路圖片 「貞觀」的同學介紹說，這實際上是一個會員制的圖書館，裡面會有活動。記得馬上舉辦的是江蘇省崑劇院的崑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單雯）讀本會」。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動，可惜因為家事羈絆，未能參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說，很高興「貞觀」能借這個機會出圈，沒想到出圈之後卻被圍獵。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問：事情會怎麼樣？會不會導致最終封號？畢竟幾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因為一篇虛構文章導致全盤被封殺。他們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始終保持謹慎樂觀。讀者群里的朋友們知道我在「貞觀」紛紛轉來問候，問他們感覺怎麼樣。「貞觀」的同學帶著一絲無奈說：「都這樣了，還能咋地。」 因為是工作日午間，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兩個多小時，就要離開了。一路又從貞觀Books走回辦公室。許多話，最終凝結成分別時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隨著年歲見長，每次回國見老朋友，我都會想起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滴滴平穩地離開了。看著前方的空曠道路，我回想著我們的對話：「能頂得住嗎？」「沒事。」 但現實是，有事。 後來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貞觀」被禁言的第一天。關注者還能看到文章，沒有關注的人已經搜不到這個號。一時議論四起。我和大多數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覺得它在小黑屋裡呆一段時間還會出來。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貞觀的作者說，被禁言一周之後，貞觀仍然給他發出了一筆稿費。 9月4號，半個月時間到了，「貞觀」也該放了吧？然後，所有的人都看到這個結局： 「貞觀」徹底地消失了。 「貞觀」死了，這多少讓人唏噓。畢竟創業八年，背後的團隊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體式微，短視頻和直播風頭甚勁的今天，對於這個團隊來說，也許不是一件壞事。脫離了舊的殼，也擺脫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裝，繼續向前吧。 去編輯部的時候帶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現在看看，我在扉頁的題詞挺應景的。 網路圖片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終會重逢。 回見！ 文章來源：豆瓣
一輛黑色的賓士車停在酒店樓下。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每天固定坐這輛車，被送到到一個裝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針，做陰超，持續數日，直至醫生判斷她們的卵泡已經成熟，可以手術取卵。 看到新聞曝光號稱「中國北方最大的代孕實驗室」後，GIGI覺得，她當時去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實驗室。從她體內取走的卵子，應該也進入了代孕環節。 GIGI今年25歲。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從未對人提起的隱秘經歷。這個選擇，使她獲得了四萬五千元人民幣的酬勞，成為她在上海立足的「啟動資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如今正在尋找留學美國的機會。 但在新聞面前，她是「堅決抵制」和「代孕入刑」的無條件支持者。 近兩周過去，新聞所曝光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僅發布了一條簡短的通報：「針對網傳該市某生物公司開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中國女權主義者、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指出，地方衛健委所能依據的法規，僅是中國衛生部在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一條沒有匹配懲罰機制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這只是衛生部頒布的一個管理辦法，依法依規，最後可能也只是一個非法行醫的定性。」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而且衛生部頒布的管理辦法，也管不到醫院和醫務人員以外的地方。」 飄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權利、單薄的法律規定，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的喪失，在這個曾倡導計劃生育的國家裡，代孕正處於一個極為複雜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學生兼職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報警。但警察告訴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這條信息時，她即將畢業，想去上海。她需要買車票、租房子以及幾個月的生活費。GIGI說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也去世了，從小到大，她從沒有在經濟上獲得過來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時我覺得，這是我僅有的選擇。」 通過微信，中介問了她身高、體重、愛好、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後，給了她一個價格：四萬五。「最重要的是學歷，我是本科學歷。」 三周之後，中介通知她有買家了，需要在線面試。 買家只有聲音，GIGI需要開攝像頭。買家尤其關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試就失敗在這裡。對方聽說她爺爺和奶奶均在六十歲左右去世後，拒絕了。「中介告訴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實話實說。」於是，第二次面試時，GIGI的回答變成了：全部家庭成員都健在。 她通過了。 中介給她買了去上海的機票，帶她在上海的正規醫院做了體檢。在這裡，她唯一一次見到了買家。「30多歲的女性，挺白的，說話很溫柔，感覺很有文化。」對方很滿意，尤其讚賞GIGI1米70的身高。 體檢結果一切正常，這個巨大的鏈條正式啟動了。 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被安排住進了酒店。女孩們不避諱地討論起價格。她回憶，其中一個非常漂亮，5萬；另一個只有大專學歷，3萬。但她們「捐卵」的目的讓GIGI有些吃驚：一個是想去整容；另一個，只是想去三亞旅遊。 黑色賓士車每天接送她們往返於酒店和「實驗室」，這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有護士，醫生，營養師，手術看起來專業而正規。從手術中蘇醒後，GIGI感到小腹脹痛，之後幾天，她迅速消瘦，沒有食慾。所幸很快又恢復了。不幸的是，另一個女孩取卵後出現了嚴重的腹水現象，在酒店裡連續輸液三天，才勉強康復。 「可能我碰到的這個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們要保證我們身體沒什麼問題，才讓我們離開。」GIGI向自由亞洲電台回憶，「後來還會在微信里問我身體怎麼樣了，也許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買家 GIGI後來還是刪掉了他的聯繫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應該是誰入刑」時，GIGI覺得，第一是買家——儘管她對那位買家印象不錯，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中介排第二，因為他們賺到了錢。 但在美國GSHC代孕中心創始人申佳看來，許多「買家」也是受害者。這家創辦於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個月接待一百餘個諮詢家庭，來自中國的約佔六成。 申佳說，與外國客戶相比，中國「買家」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群體：失獨家庭，或在中國放開生育政策後，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條件已經無法滿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當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體。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報道，2023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約為18.2%，另一個被廣泛傳播的數字是約涉及5000萬人。 但申佳說，不孕不育在中國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很多可以通過治療改善而無需代孕。反而是失獨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開後，希望再生育的人，由於自身年齡較大，不具備孕產的條件，成為了代孕的「剛需」群體。 至於因為害怕影響事業而選擇代孕的明星群體，申佳說：有，但非常少。 從本科到博士後，從北大清華到加州理工，申佳學的都是藥理學。直到有個中國朋友委託她在美國尋找代孕幫助，她轉了行。 聽到「代孕入刑」的說法後，申佳說，「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你怎麼能夠去批評別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類受中國生育政策影響的群體，無法估計數量。同樣無法預估的，還有同性戀群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為，至少將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討論的。「畢竟他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為什麼不能提供多一個選擇？」 但在上官正義——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來，這個口子一開，勢必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代孕一定會帶來倒賣出身證明，一定會帶來販賣嬰兒」。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斬釘截鐵地說。 上官正義是個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願者，在網路上追蹤拐賣兒童線索時，發現了代孕產業鏈，卧底了上百個微信群後，終於揭開了層層面紗。青島地下代孕實驗室，就是他向媒體提供的線索。 販賣是一步步演變的。上官正義舉例說：你想要一個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兩個胚胎，最後兩個都活了，要麼，你再掏七十萬買下第二個，要麼，中介「送」掉第二個，有償。 申佳認為，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國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帶來的是准入機制，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如果所有環節都沒有標準和規範，在金錢的誘惑下，一定會發生變異。她說，在美國，不可能發生為了保證成活率而植入多個胚胎的事情，「因為首要因素是保證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後果是增加風險」，這是違反操作流程和規範的。 如果委託方最後無法撫養孩子，在美國成熟的收養機制下，也能夠為孩子找到一個收養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這樣的例子。代孕媽媽在孕29周時發生了一點意外，申佳判斷，這個意外帶來嚴重後果的風險不大。但委託方在情感上無法接受孩子出生後還可能需要手術，希望終止妊娠。但這對申佳和代孕母親來說，也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最終，是美國這套「收養制度」使三方達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現在，申佳為這個努力感到欣慰，因為「孩子大概率是沒有問題的」。 李思磐則說她有點「騎牆」。她認為代孕有很多倫理問題，同時，她覺得中國社會應該增加更多調劑手段，比如領養，比如放棄血緣上的執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規醫院的生殖輔助中心，看看另一個真實的女性世界。「許多中國女性為了生育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醫院，吃藥，打針，用盡一切辦法，那麼卑微，那麼無可奈何。」 「我想說的是，多數中國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養育。 如果我們全面禁止一個事情的目的是保護女性，我們是否想過，事實上的結果可能是什麼？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這場討論中，這些女性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和考量。」 賣家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國女性可能面臨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貧窮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備了生育能力，就會淪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僱主的挑選。 「在資本的刺激下，會使更多的人鋌而走險。」一個名為「新洞察」的自媒體寫道：「家庭條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沒錢娶老婆？你當姐姐的去代個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賭不掙錢，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給老子掙錢！」 這個場景使GIGI感到恐懼。「你知道嗎？湖北有一個代孕村，村裡的婦女被丈夫、婆婆逼著出去做代孕賺錢。」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實驗室所在省——山東電視台曝光的。但多數受訪者面對鏡頭時都表示這是自願的。 一位姓練的老太太介紹，種田掙不到錢，而代孕來錢又多又快。她的女兒、兒媳婦都靠「生孩子」賺到了錢。兒媳婦已經四十五六歲了，她怕有危險，「但媳婦自己想要生，沒辦法」。 《中國新聞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調查中，也講述了一位代孕媽媽的經歷。她只有初中畢業，每月打工只有兩三千塊錢。丈夫跑運輸欠了債，聽說代孕後，她動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個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後，她用代孕賺的20萬，還了債，蓋起了新房。沒錢裝修？這次丈夫沒有反對。她出來時，還帶上了幾個村裡的姐妹。 網友的預測雖然誇張，但張菁說，代孕媽媽的自願中確實也有一種無奈。「這個社會給女性提供的機會是不夠的，但支撐家庭的責任仍然落在了每個已婚女性身上。我們試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如果務農的收入足夠，這些農村女性是不是還必然會做出這種『自願』的選擇？可能是不會的。」 即便是真實的「自願」，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風險。申佳說，「在這麼長的孕育時間裡，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從保護代孕媽媽的角度來說，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規範這個漫長鏈條的所有細節。比如：如何保證代母能按約定拿到酬勞；懷孕過程如果發生意外，代母的醫療費用由誰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體損害，應該如何賠償；如果孩子生產後發生了問題，又應該由誰來說費用…… 「如果我們無法完全在中國禁止代孕，與其一邊喊反對，一邊忽略所有細節，不如將這些可能產生糾紛的環節全部提前規範好。」申佳說。 GSHC普通代孕的價格中位數是十四萬美元，約有一半將成為代孕媽媽的補償費，放在由律所掌握的託管賬戶里，在整個代孕的過程中按合同分階段支付。另一個避免糾紛的手段，是為代母及新生兒購買全方位的保險，包括醫療、切除器官、人壽等。 而這些舉措，在一個無法公開討論、也不能從法律角度規範的環境里，無法強制實施。 自由亞洲電台試圖聯絡多家自稱地處中國的代孕機構，了解其運作過程，以及如何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效保護代孕媽媽及新生兒的權益，均沒有獲得回應。 複雜的輿論場 在李思磐看來，對代孕這樣複雜問題的公共討論顯然不夠：到底應該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還是全部合法化，其實有非常多的層次的。 而網路發聲是有門檻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數據，微博平台用戶中，90後和00後佔比接近80%，女性用戶顯著多於男性用戶，主要生活在北上廣深及東部沿海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她們顯然不會成為代孕媽媽，也沒有生兒育女的固有觀念。相反，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秉持著是不婚不育的觀點。 「我當然認為代孕是對貧窮女性的一種剝削，會使女性子宮成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說，「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權更多的國家暴力，國家很可能會加倍地行使這個權利，我覺得那是更可怕的。本來資本和權力都應該批判，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只知道資本是應該批判的。」 這個場景曾在鄰國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將代孕視為買賣人口，買賣同罪。委託方——許多是中國同性戀——被判刑入獄，數十名代孕媽媽也因販賣自己所生的嬰兒被捕。獲得緩刑的條件是媽媽們必須撫養孩子。這些本來渴望通過代孕擺脫經濟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離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國南方一家著名的報業集團工作十餘年，2017年後，中國女權運動受到壓制，言論空間緊縮，她選擇去學校教書，低調地生活，疫情後，又到了美國。在她看來，中國對公共言論的管控，對民間力量的壓制，以及社交媒體平台為了避免危險，有目的地扶持消費、娛樂、搞笑等內容，使得在公共空間理性討論問題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態，都是情緒」，後果則是輿論的極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達，甚至從內容中獲得名望和經濟利益的人聲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體關注的弱勢人群的聲音，卻因為新聞業的式微和社交媒體的篩選機制而更加聽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與代孕相關的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已經23年未變了。 張菁認為，中國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於「沒有把人的個性和多樣性放在第一位」。「他們希望的是，讓你生你就生，不讓你生你就別生，不要提什麼額外的要求，這其實才是對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則擔心：「這樣熱鬧的討論，如果最終指向不是推動政策和制度的改變，只是變成一部分女性對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責和傷害，那真是太遺憾了。 25歲的GIGI有時確實感到混亂。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過去的經歷，她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剝削。「他們照顧我們還照顧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著錢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沒什麼感覺。」 她支持保護女性的生育權，但當女性選擇代孕時，她又有些「恨鐵不成鋼」：為什麼一定要生？也可以選擇不生！ 如果以現在的年紀再回到當時，GIGI說肯定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但她又強調，這個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就是一個那麼幼稚的小姑娘，思考問題不成熟，身邊連一個可以商量的人都沒有。」 她提到，同時「捐卵」的另一個女孩也是父母離異，和奶奶相依為命，她說那種感覺很「孤單」：周圍的朋友，大多有溫暖的家庭，家庭有穩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為孩子的夢想買單，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換取同情，「感覺這個選擇也是一種獨立」。 那麼，現在的GIGI，會覺得過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種人嗎？她說，她要想想。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二審宣判。經過了三年兩輪審判，原告徐棗棗敗訴，她要求北大婦產醫院提供凍卵服務的請求，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這也招來不少冷嘲熱諷：你為什麼要凍卵，是不是想著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過去，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仍未公布，公眾的關心正慢慢降溫。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後，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產業鏈仍然在肆意運行，這似乎在宣告另一種形式的『合法』……我們又能怎麼辦？」中國綜藝奇葩說辯手詹青雲在微博上寫道，「有時我看得見希望，有時看不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啟智增慧、培養道德的重要途徑……這樣的表述，出現在初一的語文書里，我作為家長，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在北京工作的張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她也是看到中國媒體的報道後，才注意到自己孩子的教科書里確實有提到習近平：「教育孩子少年讀書正當時是好的，問題在於他也不是什麼大學問家，拿一個政治人物的說法做論據，沒有說服力。而且什麼是總書記？我還得費時間給孩子解釋。」 不管個人觀感怎樣，張女士和中國的家長們，將很快看到中國教材里越來越多地出現「習近平」三個字：習近平不只是教孩子怎樣讀書，教科書里的習近平還會在經濟、法治、文化等多個層面展示他的思想。 教材「含習量」飆升 在北京工作的張女士所提到的報道，指的是中國教育部發布的消息：9月開學，中國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已啟用新修訂的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統編三科教材，到2026年，這三科教材將覆蓋義務教育階段的所有年級。所謂統編教材，指的是由中國官方統一編寫、統一審查、統一發行的教材。 中國教育部教材局負責人告訴中國央媒，此次修訂歷時兩年多時間，中國國家教材委員會進行了嚴格的初審、複審和多輪複核，通過後報國家教材委員會審核，修訂的「首要任務是全面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進教材」。 以道德與法治教材為例，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說法，修訂後的版本全面呈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並結合相關學習主題介紹習近平經濟、法治、文化、生態文明、強軍、外交等六大思想。 以語文為例，修訂後的教材從《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選取《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課文，並在教材相關欄目中引用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論述，「讓學生讀原著、學原文，深刻領會殷殷囑託」。 張女士告訴美國之音：「仔細想起來，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這樣的書，這一兩年都已經走進了小學和中學，那教材有變動其實也就不奇怪了。」 張女士提到的這一讀本，在新冠疫情期間的2021年秋季進入中小學，一共四冊，鼓勵學生「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起領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獨特魅力，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照亮奔向遠方的新征程」。 回顧與對比：中國教材的演變 中國學界認為中國教材建設經歷了四個階段。從1949年到1966年，中共全面整頓、統一教科書，呼喚群眾運動，灌輸統一、集體、階級，引導人們擁護共產黨政權。文革十年對正統意義的教科書進行了徹底革命，意識形態的演繹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極端。而中國改革開放後，教科書逐步走向多樣化，教材內容的泛政治化也有所放緩和改觀。 而習時代教科書「含習量」的快速增加，讓中國的教材建設看上去走上了回頭路。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顯然是想學習毛澤東，從娃娃抓起，對國人全面洗腦。」 當然，「含習量」和當年的「含毛量」是否有一比，似乎需要更多研究。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出版《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該書對毛時代的教材建設有專章研討。 該書作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余敏玲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因為興趣轉向和收集大陸資料益加困難等原因，她沒有追蹤習近平時代的教科書。「我在書中說毛時代的中國真正實現了黨化教育，這是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做比較，」她說。 國家安全教育強化引發擔憂 國家安全教育升級，也是此次中小學統編教材修訂的另一特點。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消息，歷史教材新增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和對越邊境自衛還擊戰等內容，「讓學生深入領會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的道理」。 在高校層面，由中國教育部和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編寫的《國家安全教育大學生讀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並將很快進入學校。根據中國央媒的報道，這一讀本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主要意圖是「推動總體國家安全觀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國家安全教育大學生讀本》引發受訪教師的擔憂。廣東一省屬高校不願具名的副教授告訴美國之音，現在教材還沒有到學生手上，但老師之間有了議論：「比如教材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很複雜很尖銳，西方國家一直在策劃顏色革命和西化中國等等這樣的提法，很容易讓涉世未深的學生變得敏感和狂躁。我們現在擔心，舉報大風暴會不會來，因為讀本到了學生手上，他們會有更多去舉報老師的依據。」 這位副教授介紹，在9月10日教師節當天，中國社科院教授於建嶸寫的一篇文章讓很多知識分子頗有感觸：「於教授說最難受的就是被學生舉報和被官員訓斥，如果學生可以舉報教師而且受到鼓勵，如果官員可以高高在上訓斥教師，天天是教師節也沒有用。於教授表達了我們的心聲。如今老師上課都照本宣科了，不願意也不敢自由發揮了，怕哪一句沒說好，學生就去舉報。」 分析人士認為，強化各個年齡段學生的國家安全教育，是意料之中的。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政大法學博士、龍華科大助理教授賴榮偉告訴美國之音：「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治理上等等，習近平現在所有的做法，就是在維護中共政權的穩定。」 賴榮偉表示：「習近平和中共高層應該會感受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對中共政權所主張的政策、信仰，是完全不信任的，所以他們會有極度的不安全感。在教育層面，教材的變化、更強調安全，其實就是為了中共的長期執政，就是為了習近平的長期執政。至於中國教材里的歡迎台灣小朋友等等這樣的文章，包裝得好像蜜糖一樣，但是蜜糖裡面總會有毒藥，台灣人很清楚這一點。」 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告訴美國之音：「教材的變化，中共的目的只為保住政權。無奈今非昔比，習式春夢必然落空，成為歷史笑柄。」 家長的困境與出路 廣州、深圳兩位家長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教育給他們的感覺是越來越左。在廣州工作的家長表示：「我們孩子在越秀區讀書，這個區是老牌的教育強區，在廣東甚至在中國的名氣都很大。但現在教育出現了大問題。一是抓鈔票，廣州公辦學校在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成立了幾十個教育集團，集團里不少是私立學校高收費；二是抓政治，習近平思想翻來覆去地學，老師學也就算了，學生也要學。又搞錢又搞黨化教育，是說只要聽黨的話、有些人就可以明目張胆搞錢嗎？真是不倫不類。」 一位家長表示：「深圳經濟發達，風氣也開化，但現在學校是越來越左。開學搞儀式，也鼓勵孩子紅心向黨。習近平剛在全國教育大會上講話，家長委員會就被建議抓緊學習。作為家長，我們內心肯定是反感的，經濟發達地方怎麼和經濟落後地方一個樣了。但說實話，我們也沒有辦法。」 誠如家長所言，要擺脫教材和學校的負面影響，看上去辦法確實不多。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政大法學博士、龍華科大助理教授賴榮偉透過美國之音強調：「考慮到中國現在的土壤，對於沒有被洗腦、有開放心胸的家長們，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你必須讓孩子去接觸外國，必須到台灣來住，或者是到國外去住，或者是到國外去留學。」 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告訴美國之音：「家長要保持清醒頭腦，如果不想害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在家中舉些當年毛時代的類似例子。記住，在現代社會，所有的專制獨裁政體都不會長久。如果家長記得當年毛時代全民學俄語、一邊倒的下場，對眼前的情況就再清楚不過了。」 邱家軍特別建議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以擺脫中國教科書的負面影響：「看一些批判性思維的書籍，還有邏輯學、歷史學，當然現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還有，可以做比較教育，比如東西德、南北韓、海峽兩岸的中國等等。」 上述廣東一省屬高校副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她博士畢業，曾經出國訪學，所以對教育有發言權：「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強調的是發散性思維，不應該去束縛孩子。不是所有家長都有能力或者意願移民，所以要擺脫泛政治化的教育，家長自己得多花時間，有空多問問孩子在學校學了什麼，給孩子找更多的資料，不能讓孩子活在一種聲音里。當然，如果家長自己都無所謂，那其實更簡單了。」
「中國式現代化」現在是習近平政權的頭牌節目，已經成為中共當今治國路線的總概括。那麼，這個說法的涵義究竟是什麼呢？此處文短，難以系統陳述論據來做深入探討，但將之放到人類歷史上「現代化」的來龍去脈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許還是有幫助的。 稍加分析之後，你會看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作為一個說法在修辭上自相矛盾，無法成立，而且作為治國路線就是一個陷阱——用流行語言說，那就是一個坑，一個大坑。為什麼習近平熱衷於挖這麼一個大坑呢？咱們也會連帶說及。 中共官媒新華社2024年7月18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出席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現代化」來自哪裡？ 本欄曾經提到，中共幾年來連篇累牘宣揚「中國式現代化」，但卻鮮少提及什麼是現代化。這個現象本身很有意思：連「現代化」是什麼都不清楚，再弄這式那式的種種花樣，還不都是無本之木嗎？ 我這裡也不想給「現代化」下定義。一則，在自由的學術研究中，每個概念都可以有多種定義，我再多給一個定義又有什麼意思？第二，有人喜歡指責本欄「立場先行」或「從概念出發」，咱接受批評，盡量少談一些概念。當然，公平起見，希望這些人也能去指責習近平和中共當局：你們總是大談「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概念，說什麼都先把「堅持中共領導」的立場挺在前面，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有人批評你們的做法呢？那些堅持中國制度優越的人，為什麼偏偏要來享受美國之音的言論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麼是現代化，其實背後也是這個邏輯：現代化起源於歐洲，首先成就於西方。這是歷史事實，無關立場或概念。「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本身，已經暗含了這一事實。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經做過的事情，偏偏還要反西方，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的自相矛盾。這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來指責美國之音發表批評中共的言論是一樣的荒謬邏輯。 既然以西方已經實現的現代化為他要爭取做到的目標，那說明他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好事情。可是，西方現代化中有的東西他不想要，於是扭曲出來這麼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法。他不想要什麼呢？搞懂了這個，大約也就可以明白「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為什麼「中國式」是陷阱？ 大體來說，西歐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進入現代化進程。當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個歷史階段，但對這裡的分析來說這並不重要，因為再早也是在西歐，包括南歐、西南歐，反正不是在中國。 不錯，中國那時候在世界上還是挺先進的，但正是從那之後被歐洲迅速地遠遠甩在了後面，以至如中共所說，到了19世紀中葉就處在所謂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地步了。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所謂「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隨後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目前還在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奮鬥目標。 西方為什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並取得成功呢？這是理解最近幾百年來人類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撇開各種爭論不說，仍然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西方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大體說來是伴隨發展出來的憲政民主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後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延展到世界各國。 那麼，有沒有不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而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呢？答案很肯定：沒有。有沒有不走憲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現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沒有那麼肯定，因為也許有幾個可以爭論的邊緣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個大國也沒有。 這樣的歷史事實是什麼含義呢？很簡單，實現現代化，第一離不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一般稱之為市場經濟），第二不可以不發展憲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說，取一而不取二的話，一個大國就要分裂為很多小國，各國同時還是要搞一點哪怕很不到家的憲政民主，也許也可以實行現代化，當然也可能禍亂連連。 以上三條，中共絕對不要第二條；至於第三條嗎，中共原來根本不懂：鄧小平拿新加坡當樣板，他願意看到中國分裂成250個規模相當於新加坡的國家嗎？既然不願意，還侈談什麼新加坡模式，就說明不懂得「規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許另找機會來談。現在習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國式現代化」就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可是，習近平較之鄧小平，又退到了甚至連第一條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種物質成果，甚至還想超過人家的物質發展水平。「中國式現代化」就意味著：不要現代化的制度條件，只要現代化的物質成就。天上掉餡餅兒的事，很多嗎？反正習近平有這份自信：天下獨一份，這餡餅就會掉在他頭上！ 我也相信餡餅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只不過我知道那餡餅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民眾血汗勞動干出來的。為什麼中國民眾的血汗成果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呢？那就是「中國奇蹟」了：因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壟斷了中國的權力，可以任意掠奪中國人的財富。 有人會說，西方的現代化就那麼好嗎？現代化怎麼能等於西方化呢？這問得都很有道理，這個咱們下次談。今天先說清楚一點：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著「中國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著「中國式」的不會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共專制權貴獨享的現代化，也就是中共權貴坐享餡餅，中國老百姓跌進陷阱。
2002年韓日世界盃，仗著東亞鄰國日本和韓國是東道主少了兩位強勁對手，中國男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進入FIFA世界盃決賽圈。 但在韓日世界盃上，國足除了踢中一次門柱之外，一球未進。 當時有球迷調侃：丟人丟到了世界，感覺國足就是去東亞鄰國開了個國際玩笑。 但二十幾年過去了，現在回頭看或許你會發現，那屆球員或許是近二十年來國足最強的一批球員。 孫繼海、范志毅、邵佳一、楊晨、于根偉……近一二十年間都沒有再出現能夠和他們比肩的球員湧現出來。 所以，國足磕磕絆絆進了18強賽，先是被日本隊7:0橫掃，繼而在家門口在多一人的情況下被沙特隊絕殺，也不足為奇。 畢竟無論戰術、競技水平和精神屬性層面，在國足身上都看不到一絲獲勝的希望。 見證國家隊在主場輸球的球迷，賽後高喊「伊萬下課」！這只是球迷壓抑心情的宣洩，明眼人都清楚，中國足球環境的現狀，這壓根就不是換教練就能解決的問題。 里皮來過，結果又能怎樣呢。 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教練所能改變的。 說到底，就是土壤問題，生態問題，體系問題。 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過一組數據，這數據是當時還未進去的原足協大領導親自透露的：中超俱樂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聯賽的三倍多，韓國K聯賽的十倍多。 再看看球員工資，平均是日本J聯賽的5.8倍，韓國K聯賽的11.67倍。 但是從成績來看，明顯是「拿錢不幹活」。 中國男足各級國家隊，已經十幾二十年沒有進入到各級世界大賽了。 有球迷曾戲謔道，對於國足用三句話來說：「中國男子足球」，前面兩個字侮辱了這個偉大的國家，中間兩個字侮辱了這個性別，後面兩個字侮辱了這項運動。 別說衝出亞洲，現在在亞洲範圍內都已徹底淪為魚腩球隊，甚至見了越南、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都得繞著走。 如此羸弱，歸根到底是中國的足球生態系統，完全被一干人搞亂套了。 看看過去那幾年，大搞特稿的「金元足球」，撒錢拿了幾個亞冠後，只留下一地雞毛。 估計很多資深球迷還有印象，某著名足球評論員在一次直播時爆料：「你們知道嗎？曾經，想進國家隊，有人可以直接明碼實價！甚至給你一張銀行卡，想出場是吧，來，往裡打錢，想出幾場給幾場的錢！」 國足如此黑，足球風氣如此，青訓自然好不到哪裡去。此前，一位足球圈人士曾爆料，當初「金元足球」時代，北方某個有頂級聯賽俱樂部的城市，僅是青訓足校就有十來家，但是不到十年時間幾乎都黃了。 主要原因就是：不職業。 小球員想進隊要交錢，想上場得交錢，想進更高級別的梯隊更要交錢。 更有甚者，據說某個由聯賽球員開設的足校，不僅收費還要小球員媽媽陪睡！ 不僅如此，還有人在網上拿身邊的人舉例：「我弟弟，在某中超球隊預備隊踢球，教練直接明碼要價，想上場就要多少多少錢，你要想在一線隊踢上球，花得更多！」 對於中國足球的現狀，記者趙宇的評價很是中肯： 「在這樣一個糟透了的足球體系之中，總有環環相扣的利益，總有撇不開的人情世故。慾望與金錢綁定在一起，再加上不健全的體系，不職業的做事方式，烏煙瘴氣的環境，不出問題才怪。都說假賭黑在任何足球環境中都存在，哪怕歐洲五大聯賽。但如此大規模的情況，恐怕也不多見。或許我們不能把中國足球成績糟糕的原因歸結於此，可它恰恰是在用一個又一個的實際例子告訴我們：這樣的中國足球，是沒有希望的。」 問題在根兒上，問題在「上樑」，競技體育講的是職業，是專業，不能只講政治正確。 我們只思考一點，作為奧運金牌大戶，作為體育大國，可是我們在國際範圍內有影響力的運動員，無非也就姚明、李娜等幾人。 他們之所以獲得巨大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賦與努力之外，還在於後期的「徹底職業化」。 姚明進入了生態體系完整的NBA聯盟，李娜則單飛出去打上了職業賽。 說回足球，又是整治，又是2035目標，但根本問題在於，在「搶救中國足球」的過程中，既然電擊、除顫、人工呼吸等手段都用上了，為何就是不嘗試徹底鬆開掐著脖子的手？ 徹底職業化、聯盟化，去掉行政干預，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兒，中國足球或許還能有救。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大象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