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我在《有人还在不断问：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见底了吗？什么时候反弹》一文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那次的讨论，主要是逻辑意义上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波动。因为在这两种不同情境之下，对反转问题的判断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文章发表之后，还是经常有网友问，孙老师您能不能说得更明确点更具体点？老实说，如果具体到时点，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标的意义上，我想可以这样说： 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想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最近曾关注过碳酸锂的行情变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锂是制造锂电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碳酸锂的价格扶摇直上。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锂的价格就从9万元/吨飙升至50万元/吨。但不久之后，碳酸锂的价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万元/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位业内人士会跌到哪里？他回答说6万。 碳酸锂价格的起伏，很简单，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处于加速的阶段时，碳酸锂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了其价格的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纷纷扩产，新的项目不断上马，甚至大量在国外收购锂矿项目。这样一来，市场中的碳酸锂，严重供过于求，这时候价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吗？相关企业的亏损，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这时，如果有人问，碳酸锂目前的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答案不是很明白吗。 就是过剩产能的出清。所以我们看到，各大企业纷纷采取行动，缩产或者停产。只有出清了过剩产能，才能实现市场新的均衡，才能迎来真正的反转。于是我们看到，本月11日，一家头部企业计划停产的消息传来，当天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大涨8%。这时，才有分析人士战战兢兢地分析说，反转可能到来。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转，还要看接下来产能出清的进程。 说到这里，我想有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碳酸锂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碳酸锂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对于当前经济的低迷，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讨论。但在最近的几天里，话题越来越聚焦于通缩的问题，越来越聚焦于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 其主要论据显而易见，2024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仅上涨0.6%（其中主要还是食品价格的拉动）；出厂价格指数自2022年10月份开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2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目前五个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于是，就有了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的呼吁：中国面临内需疲软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易刚的呼吁引来国内外众多论者的响应。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通缩危机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应该尽快出台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应当说，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对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没有不同意见。我想说的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吗？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组数据：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长6.4%，出口额下降40.2%，出口价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长4.4%，出口额下降13.9%，出口价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长9.4%，出口额下降2.1%，出口价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长3.9%，出口额下降5.3%，出口价下降8.9%；套餐产品出口量增长4.5%，出口额下降14.5%，出口价下降18.2%；钢材出口量增长20.6%，出口额下降6.8%，出口价下降22.7%；铝材出口量增长15%，出口额增长10.8%，出口价下降3.7%；手机出口量增长4.6%，出口额下降1.7%，出口价下降6%；家用电器出口量增长23.6%，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7.2%；汽车出口量增长27.5%，出口额增长14.7%，出口价下降5.9%。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产品的价格，不但在国内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也在走低。如果我们从需求端可以解释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的问题，那国际市场中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如何解决？这提醒我们，我们在需要正视需求问题的同时，更要正视供给端的问题，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前面我们讨论了碳酸锂的问题。碳酸锂价格的走势告诉我们，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清过剩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的供需失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说，过剩产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点到来之时。 我知道，这样说，人们可能感觉不舒服，但问题就在那里，是回避不了的。 当然，经济的问题非常复杂，至于那些更深层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孙荐读
出版圈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故事：新编辑入职培训的重要一课是去参加一场书的“葬礼”——化浆。想象一下，书从传送带缓缓进入粉碎机，封面和内页瞬间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浆池中，随着搅拌器的旋转，它们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渐化为一缸纸浆。 在还没有编纂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体验过改稿的辛苦、营销的焦虑或是加印的幸福时，编辑们就先看到了最残酷的终点。 一位前图书编辑回忆，入职第一天，同事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向她介绍了一本书的一生：组稿，三审三校，印刷，上市。运气好的，上市之后会迎来加印；而那些经年累月卖不出去的滞销书，等待它们的命运只能是化浆。 没有人想做滞销书。图书编辑大多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相信书籍可以连接世界、拓展认知；比起丰厚的物质回馈，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系统统计，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超过一百万种——这意味着市场上近一半的书无人问津。 每一本书背后，都是编辑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投入。当冰冷的数字摆在面前，意义感和自我价值该寄托于何处？当新鲜感褪去，工作在循环往复中露出繁琐、虚无、荒诞的本质，信念能否抵御倦怠？ 这是图书编辑的“中场战事”，也是这个时代下，每一个试图在变动中重构内心秩序的人无法回避的命题。 “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 编辑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书上市，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相当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她悻悻地说。硕士毕业后，汪淼如愿进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职三年，她依旧觉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尽浑身解数。她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书的作者，尝试向一些有私交的媒体投稿，并声明“不要稿费”。收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太小众，影响阅读量。”她又找到公司负责新媒体的同事，想把文章发在部门的公众号上。 “没有卖点，”同事态度冷淡，“而且现在没有人看长文。” 最后，汪淼只能把文章发在自己的豆瓣上，并且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用于转发抽奖。一位在书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后，为店里订购了3本。讲到这里，汪淼挤出一个苦笑：“还不一定能卖掉。” 照目前销量来看，如无意外，这本首印5000册的新书大概率会沦为滞销书——其中大部分将被遗忘在仓库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浆。 图片日剧《重版出来！》剧照 汪淼感到无力，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书是分营销等级的，等级越高，能动用的营销资源越多。”她逐一解释，“A级书只能自生自灭；A+级的书，会由部门内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而S+级，则会调动公司所有的营销力量。”这一次，她的新书只评上A级。原因显而易见：作者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缺乏市场号召力。 刚入职时，她接手的另一本书因阅读门槛较高，也只是A级。“不过那本书运气不错，找准了定位，销量逐渐超出预期，很快就升级了。”汪淼还做过一本S+级的书，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不那么知名的漫画作品。“从定级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为营销操心了。”她说，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书顺利跻身畅销书行列，“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挂在一些畅销榜单上。” 并非所有的书都能如此幸运。“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为237.4万种，若以年销量小于10本为标准统计，滞销书达到103.6万种。某图书策划公司将销量小于1000册的书视为滞销书，2023年该公司滞销书品种数占其在售品种的72.47%。 如何定义滞销书，行业内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类别、不同出版机构，无法照搬同一套参照系。 编辑林羽佳的评判标准非常直接：对她来说，没有加印的书就像死了一样。“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滞销书。”林羽佳斩钉截铁地回答。她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做文学编辑，每次新书上市，焦虑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会去刷有多少人在读，评价怎么样。” 她的最好成绩是两次加印，“作为一本小众文学作品，已经卖得不错了。”但在公司里，这本书依然不算“畅销”。同事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女性话题、金句频出，销量几十万，林羽佳语气中透着无奈，“那本书给了老板想象，觉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现在什么书都冲着爆款去。” 文学图书市场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顶尖的作品，如马尔克斯、莫言、余华等人的书，销量常常能达到百万级别；但在头部之外，文学图书市场的另一面是大量销量平平的书。即便是一些在文学圈内备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销量也仅有一万册左右。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年再版发行时，预热海报上他“缠着绷带，鼻青脸肿”的模样，令不少图书编辑唏嘘：连余华卖书都要这么拼命了，其他作者该怎么办呢？ “滞销书”编辑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上榜图书多达上千本，填满了整整一面墙。有的书到店五年销量为0，还有的书至今只有员工买过。 书店称，这些书滞销原因很难一概而论。除了作者冷门、封面难看这些常见问题之外，大多数滞销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编辑看来，有的书从选题策划阶段开始，就注定会滞销。 “关键在于对题材的判断。”徐逸提到一套小众且专业的丛书，策划阶段他便预见到读者群有限，于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滞销。”从事出版行业近十年，徐逸辗转过多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他认为，滞销书往往是决策失误的产物，而并非书籍本身小众的结果。 图片 杭州一家书店的二楼，长期陈列着一个“滞销榜” 有时候，书的命运也受制于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书（公共版权书籍，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它人士发布的作品，使用不会侵犯作者的版权），一开始就不是奔着畅销去的。”编辑郑越解释，公版书没有版权费，理论上成本更低，但传统出版社容易陷入学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纸、装帧不计成本，导致定价过高，做出来的书只适合“摆在书房里珍藏”。 一本书从无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编辑并不是一年只做一本书，他们常常同时负责四五本书。除了改稿这项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大多数图书编辑还要策划选题、协助营销。徐逸认为，一些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越来越近乎于产品经理的角色，行业内的说法是“全流程编辑”，“各种流程都要参与，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他举例，“从外部作者、译者、设计师，到内部各个环节的同事和领导，编辑要跟所有人沟通。”徐逸负责的第一本书，是一位知名学者的博士论文。他形容当时自己经验不足，经过多轮沟通、协调，好不容易说服社里确定了书的封面，没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沟通、协调、确认。 编辑的工作还会细致到挑选字体和纸张。汪淼手里有一个绘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页都用了不同字体。做中文版时，她和美编、策划一起反复推敲合适的字体，既要让中文清晰易读，又要符合语境，还要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字体，同时保持视觉美感。她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挑出最满意的版本。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曾展示过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图片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镜头之外，图书编辑的工作远没有这么轻松。新冠疫情期间，郑越居家办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会议和收发信息中度过，“晚上6点才有时间看书稿，一直看到10点钟结束。”她粗略计算过，做一本书，前后要填十几张表格。虽然繁琐，但好在相对确定，“无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划的第一本书，一度卡在封面设计环节无法推进。最初的设计方案被推翻后，她迅速联系设计师出了第二套方案。这一版虽然得到直属领导的认可，却被更上一级的领导否决，而设计师也不愿再做修改。郑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种不确定性曾经也不动声色地消磨着徐逸的耐心。“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但你就是推进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种挫败感不是突然的一记重击，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耗费掉你的心力。” 做书的整个过程，如同经历一场“十月怀胎”。郑越感叹，“即便你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但新书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波澜。”然而，当这些书被忽视或滞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似乎只能淹没在无声的失落中。 理想被现实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郑越一直自嘲是“滞销书编辑”。她编过几十本书，大部分销量不到5000册。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吗？” 图书编辑显然不是一个高薪职业。郑越记得自己刚来北京面试时，行业内一家头部出版公司给她开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块。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是图书编辑的好几倍。 “我当时真的满怀热忱，觉得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意义感才是最重要的。”郑越坦言，自己是抱着“做好书、做畅销书”的憧憬入行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个传播的介质，只有做畅销了，才能抵达更多的人嘛，否则没有意义。”她常常羡慕米未的员工，能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这样有影响力的节目，“他们真的好幸福。” 做编辑的头两年，郑越一直面临着报不出选题的困境。“一大堆书讯里面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有的人能一直报，而你连喜欢的都没有？” 选题会上，她总会被各种质疑困扰。“这个能卖吗？会不会太小众？有没有人感兴趣？”郑越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领导会把你心里怀疑过的问题，全部抛在你面前，再问一遍。而你无法回答，因为你自己也怀疑。”同事们也常常为此感到沮丧，“有时候连自己都纳闷，我又不是作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他去辩护？” 图片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库 更多时候，图书编辑要在保质和保量之间做出抉择。 李珩回忆，在出版社工作的前两年，编辑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书。那时候她的工作状态还算从容，有几本书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后来任务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书，她依然试图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哪怕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可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似乎在追赶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 “早上9点开始看书稿，中午随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点钟，看得整个人都很崩溃，还是看不完。”李珩叹了口气，“也许有人觉得完不成KPI无所谓，我也曾试图这样想。可是每次开会清点任务时，还是会忍不住感到慌张。”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问题重重的译著，翻译错误多到离谱。那段时间，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乱想：“要是在路上出个什么事儿，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觉得讽刺，“刚毕业时的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让书稿的质量变得难以掌控。同事曾劝她不要太较真——一些翻译问题，如果编辑不去核对原文，质检几乎看不出来，读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试着接受这个建议，“可这么做了之后，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觉得有问题却没有去核实的地方，就睡不着觉。” 她似乎没办法那样放过自己。“既然这样，我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挣钱吗？不是。我就是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馈。如果要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认可的事，真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图片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截图 在这个直播间卖书只认名家的时代，像郑越儿时读到的《哈利·波特》那样的畅销奇迹，几乎不可能重现。做编辑这些年，挫败感像一块无形的砂纸，来来回回磨损着她的热情。有段时间，她几乎决定放弃，不再做编辑了。 “如果有一份性价比差不多的工作摆面前，比如人力资源，我会去吗？”郑越常常自问。她了解自己，尽管常把人力和后勤挂在嘴边，但真正面对选择时，她的内心却充满犹豫。 做市场营销那两年，要向新朋友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市场营销这个词笼统而模糊，难以准确传达她的自我。“但现在，我说我是个图书编辑，你大概能判断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读书，可能有点儿文艺。”郑越承认，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被“编辑”这两个字定义。 “每个编辑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郑越说，读书与写作是她从小到大的爱好。图书编辑的工作，让她依然与那个更大、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保持着联系。“它会让我觉得我依傍在这个东西周围，也许未来有一天会‘曲线救国’。” 偶尔，郑越会在书店里感到一丝满足。她说，去书店就像续命，看见冷门书籍依然有人翻阅，仿佛找到了些许价值感。 与郑越一样，汪淼也在编辑生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虽然她的初心并非源自写作，而是来自一份更加质朴的愿望——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怎么看过课外书。大学期间接触到儿童文学后，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经一样孤独，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一些好书，获得一些安慰，应该会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个月只卖了十几本的新书似乎就有这种“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让那本书尽可能地被人知晓。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图书编辑总是把“行业不景气”挂在嘴边。但不景气到什么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认清，“当年类似的书，日销可能就有100多本，现在这本书月销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两本。说实话，听到这些数据，脑子嗡嗡的。”她忍不住问自己，“图书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吗？” 市场逐年收缩，她不是一点没察觉。刚工作那会儿，书做出来，不用费力卷营销，就有不少书店和绘本馆来订购，首印量轻而易举就消化掉了，“现在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市场情况跟2020年非常不一样了。当年可以像做杂志一样做一个书籍公众号，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公众号阅读量直线下滑。现在大家更偏向于做小红书，没有人在公众号上再费力了。公司也觉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带来转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没有转化的内容上。”汪淼说。 一位图书编辑透露，公司最近下达了一个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注册一个小红书账号，并且要立一个人设，每周三更，内容不限。公司希望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图书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个编辑的账号“突然火了”，成为推广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发布一篇小红书笔记，编辑都要把链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称这是“社死”般的体验，如果忘记更新或者没有及时同步，就会被点名提醒。 “真的很尴尬，而且浪费时间。”她忍不住吐槽，“四个点赞里可能有三个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意义？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图片 电影《书店》剧照 时至今日，图书编辑早已无法置身于市场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两年前设置了绩效考核，那之后，上选题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书的版权费、印制费，包括人力投入，计算出这本书的销量底线，编辑要根据这些数据判断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确定能盈利，才能上会。” 作为同时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商品，图书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它不仅是承载知识的媒介，更是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精神价值。 但一本书在市场中的表现，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装、宣传、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图书还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一本书在某个人心中无比珍贵，却可能在他人眼中毫无吸引力。作为商品，图书既要符合市场需求，又必须保留其文化使命，这种平衡往往是编辑最为头疼的挑战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访了一家书店。书店老板曾经也是一位编辑，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绘本作家。 聊天过程中，汪淼流露出对市场的担忧。对方听了十分惊讶，“可是我觉得编辑不应该去考虑销售上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编辑眼光。” 这句话瞬间让汪淼羞愧到了极点，“天呐，完了，我把我们出版行业的遮羞布给揭开了。” 她从心底认同那位书店老板的观点。但认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觉得编辑不应该以做一本畅销书为导向，应该朝着做出好内容努力。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为了不被开除，我也慢慢地学会怎么样去加入一点市场的眼光。”汪淼宽慰自己，这是一种“变成熟”的表现，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依然让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报选题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她无法分辨，自己的判断究竟是基于书的内容还是它的市场前景。一番犹豫后，她还是提交了这份选题表，“毕竟书卖得好，对公司和自己都有好处。”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裁员、精简队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岁被裁员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辈子要怎么过。”想到这些，汪淼难免焦虑。 图片 电影《书店》剧照 林羽佳最近的状态同样紧张。上个月，她手头的一本书刚刚上市，另一本也即将下厂，每天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和汪淼一样，她经常主动加班——联系合适的博主荐书，安排文化类的播客与作者对谈。 这样的付出并不一定能换回对等回报。她观察到，那些“卖得好”的书，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林羽佳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进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进了一部“大部头”作品，“做出来有八九百页”。“这么厚的书，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则真的很难卖。”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 她心里始终有两个声音在搏斗。“我认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众情绪的书，我觉得出版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事情，要引进新的东西，推翻我们已有的偏见，或者看到新的边界。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认为好的书。但是事实上，按照市场反馈，书一直卖不好，我会感到，头顶总有一团乌云压着我。” 郑越已经意识到，一本书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编辑手中。畅销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编辑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营销的策略、市场的行情等等，“个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畅销书。“现在我们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种级别的畅销。能让业内看到这本书就很不错了，说明你的营销已经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实有两本书业内也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也把这当做一种进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义感寄托在图书编辑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对我来说谈不上赚钱，只是谋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她正在学着坦然面对那个现实——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图书或许终将化作一缸纸浆，“如果五本书里有一本能让自己满意，我已经很满足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9月13日，网传广东高院正在审理的黄雪琴、王建兵案二审遭“秘密宣判”，涉嫌严重程序违法。 网络图片 有关于雪琴的记忆涌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起被讯问的时刻——你怎么认识的黄雪琴，通过谁，她有没有做什么事。那是一段会闭口沉默的记忆，当我离开那个空间，才后知后觉地知晓雪琴的失联。我们的证供，是不是被编织成完全不一样的雪琴。 第一次见到雪琴的时候，还是多年前的反性骚扰活动，她戴着圆圆的草编帽子走进来，讲起她在事件后的追问和思索，言语热切，是记者气质。随后几年，远远见证了她在这个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扎实调查，中国记者的反性骚然调查报告，北航Metoo的连续报道，那个冬天的最光耀时，她站在塞满许多人的公共录影棚中演讲直播，聚光灯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这条路，雪琴走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的书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无尽的热情，很多个Metoo案例也在中国爆发得不一发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开始从记者路，跨向了法律，为此勤奋地异地求学，然而很快因为外界阻力而终止。她失联了两次，再出现时，还是一样热切。第二次的失联，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击雪琴这些年的生活与遭遇，我曾经感受到巨大的浪费，多么好的一个人，她本可以为这世界带来许多东西。无形的系统却浪费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坚定的时间和生命，换来被暴力对待，被压抑被噤声被限制自由，同样也不得不与创伤们共存的每个日夜，还要分出力气来处理沉默和恐惧。雪琴因向往公正而学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审判不公，导致二审诉讼驳回，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与雪琴相连的那些瞬间，是很具体的追问：在此刻的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不浪费自己？我们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站稳和相信？我们会迎来怎样的世界？ 文章来源：网易
近年来，国家对粮食安全是空前绝后的重视，上了很多政策，当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过这是从产出端看的，抽丝剥茧的去看投入端，两端一比，浪费也是空前绝后的。 最近，各地开展了很多粮食实收测产活动，这让我想起了测不准原理。人家说的测不准，是物理学中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测准，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无法测准。粮食产量也测不准，不过不是客观上测不准。 让种粮农民自己测，测得准，他没有必要骗自己。让一群不种粮，还要在粮食产量上求功名的人来测量，那结论一定是高于客观值。 参与测量的，从基面到上面，以及所谓的第三方专家教授，无一不希望数据好看。这块田的水稻是在上面政策支持下，基层贯彻落实政策下，以及专家指导有方后的结果，加之地方有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考核压力，产量不高，天理不容。 所以，只要这个逻辑不变，测一万年，它也会比客观值高。只是现在由于科学的普及，不会发生过去那种亩产上万斤的喜人局面，但水分一直都在，从未挤干过，不是挤不干，是不想挤干。 一个农民对自家种的粮食，面积多大？产量多少？一清二楚。如果他有事没事的逢人便说：我家粮食亩产2000斤。有这必要吗？他也不会找媒体轮番报道粮食又增产了。他没有这股闲得蛋疼的力气，自己产多少粮，多了还是少了？于外人何干？ 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他的粮食。这群不种粮食的人，到不是真关心粮食问题，他只不过关心的是自己的佛位。在我一方大地之上，虽然是你们生产粮食，但这可是我的功业啊，你的粮食产量低了，那不是说明我管理无方吗？ 你说减产，那当然可以，局部波动合情合理，不过整体还得连连增长嘛，要有大局观，是不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道西风冷月
8月，阔别祖国六年之后，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因为年幼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炎热天气，我预先计划的游览项目基本上全部取消，改成在家吹空调趴窝。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21号去拜访“贞观”编辑部。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正巧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 约访是一个小小的夙愿。和那些动不动发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的资深作者比较，我只能算是一个酱油党，这么多年里，总共就在那里发过三篇文章。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乃至很尊敬这个公号，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有态度，有温度”的集体。 有态度的公号挺多，有温度的很少。 我在“贞观”发第一篇文章是在2017年。那年春节，也是带着孩子回国探亲。春节的西安灯会很著名，不可不看。一周之内，我们全家把城墙和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都看了。总体说来，我觉得城墙灯会的游览感受好过大唐芙蓉园的灯会。闲着也是闲着，回家之后，我从价格，管理和服务，友好程度，彩灯水准，景点标识清晰度，地理位置／交通难易程度，餐饮娱乐，厕所等方面对两个景点一一做了评测，并且打了分。熟悉古早bbs风格的同学可能发现了，这是bbs老用户常见的商家打分方式。这篇文章其实没啥营养，纯粹的个人感受。写完之后，一键发送，投给了贞观公号，然后就踏上了归途。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无聊刷手机，发现邮箱里躺着一封邮件，说是这篇稿子被采用了，要我补充一些照片，所以，又从相册里挖了些照片发过去。来信的人自我介绍是“贞观”的主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漫长而平淡的联系。 “贞观”的文章挺好看，但我不是每篇都看，忙起来好长一段时间不看。标题基本上是每一篇都浏览过的。它喜欢在别人仰望月亮的时候，低头捡拾地上的便士，为此使人分外觉得温暖。确实如后来的自剖文中所说，“贞观超过2/3的文章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日常写作记述。他们向贞观投稿，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感所遇所思，这些内容大多立足于陕西、西安，作者也主要来自于陕西，或者与陕西有交集，文章风格各异，内容多元。创立贞观的出发点，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和记录真实生活的多元化写作表达平台，到现在投稿作者过万，刊发过文章的作者超过2000名。有些作者热爱写作，供稿较频繁，更多的陌生作者是觉得遇到值得记录的事，有感而发，进行投稿。” 也正因为这个创立和运营初心，“贞观”在陕西的读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文既出，回复云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很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政府部门和官员非常关注“贞观”。 西安是旅游城市，文旅事大，“灯会”一文刊发之后引发了小小的影响。小道消息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大唐芙蓉园的同志们读完不咋开心，为此，特地到某省级权威媒体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棒棒哒（言下之意是“贞观”那篇文章是有人别有用心，恶意抹黑），这个回应思路实在非常经典，令人拍案叫绝。 “贞观”其实发过不少监督类稿件，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监督类稿件不涉及重大问题，多半是和风细雨萌萌哒。记得有文博专业人士在“贞观”发文，对陕历博的展品说明牌内容挑刺，一条条分析，打脸打得“啪啪”响。那一次不用小道消息，我们也看出来了，陕历博的同志们读完也不咋开心，一些博物馆的员工甚至都不掩藏自己的身份，一哄而上，在留言区撕巴起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抓头发、揪胡子的群殴场景，两个字概括：“爱看”。 我忘记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好像陕历博领导重视了起来，表示要邀请专家全面排查改进工作。 领导都重视了，那必然是HE了——这简直是一定的。 然后，“贞观”继续挑刺，好像还顺手哔哔了别的博物馆。 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写了一篇欧洲动物园游览记发在了“贞观”。如果印象没错的话，那应该是他们的约稿。那段时间他们批了西安本地的动物园，约稿是为了进行比较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贞观”的文章乐趣之一是看读者留言。有的公号内容很有水平但留言很少，有的公号留言很多但是泥沙俱下。“贞观”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读者留言很多水平比较高。文章在这里发表之后，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是读者的留言把他们补齐。“动物园”一文的读者反响没有“灯会”一篇那么大，我记得不少人说这种比较有点强人所难，走都走不稳就不要想跑了。 第三篇文章就是在去年。因为帮朋友买了两台饺子机，我在朋友圈持续跟踪它们从河北邢台转运都柏林的路线，可能这个跟踪比较有意思，又被主编同学看到了，她又来约稿。我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把一大堆琐碎的朋友圈文案整理了出来。他们把这篇稿件发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开幕式的时机，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因为角度新颖，读者好评如潮，后来又入选了“豆瓣”2023年度故事，并且被选入了《延河》新设立的“新大众文艺”专栏。 《延河》是这么表扬我们的：“充满真情实感，元气淋漓，可以看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也能看到新的问题，新的语言。它像《诗经》中的‘风’，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历千年仍感动人心，有无穷的魅力。” 他们并且热烈赞美：“我们欢迎这样的作品！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 （照抄这么多表扬，主要是引用别人的话表扬自己，会显得自己虽然很谦虚，但实则很牛逼） 以上就是我和“贞观”浅浅的缘分。和这两天陆续发表回忆录的各路作者经历相比，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我被发表的文章题材可以看出，贞观并非以“追求爆款”为目标。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具体展现。 爱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生活。 贞观创业八年半，绝大部分作者是普通人。他们在生活中或许因为一个契机，或许有了片刻空闲，把自己的半生凝结为一篇文章，因为表达的冲动，投给了这个公号，才铸就了贞观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大家写，大家评，“贞观”在本地深厚的影响力，是这么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 也会做适度的监督工作。有人开玩笑说，“贞观”暴露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很快就会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被解决，“贞观”很快就会被解决。 印象中，除了发文，“贞观”做过不少线下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西安温度”活动。 从2017年开始，贞观联合西咸新区完成了两季“西安温度”活动。他们组织青年设计师团队，无偿为街头巷尾的小店、摊贩乃至于普通人家进行设计改造。这个活动最少完成了20个作品。 来看看他们改造的一家旧书店。 网络图片 还有这些： 网络图片 另外一个，就是“黄河边的课堂”公益支教活动。 网络图片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陕西，它从高原而下，流经渭南、延安、榆林等县市，总面积2.98万平方公里。在生态治理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题目之下，“贞观”选取了乡村教育/教育公平这个切口，20年初，邀请了包括学校、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公司、文化艺术机构、体育团队等多家顶级本土机构，100多名支教老师，历时半个月，沿着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从延川永坪镇小学，到潼关秦东镇西北村小学，再到合阳县洽川镇中心小学，为黄河边的乡村孩子们带去了多样化的优质课程。 人民网当时的报道说，“每一站的第一堂课，都有专业老师来为学生们讲授黄河课，旨在让学生们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以及历史人文，从黄河的源头讲起，在带领学生们学习自己的家乡与黄河有关的内容……‘给乡村孩子们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有这些机构参与了公益课程：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曲江二小、西咸新区沣西一小、长安航空、长安竞技俱乐部、蓝岸新科技、斑斓绘本、第六镜科技、周二晚八点、西安云豹美式橄榄球俱乐部、领心思维、以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西北大学仲夏梦戏剧美育工作室、整个设计…… 毫不保守地说，经由“贞观”的推动，我们的社会曾经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温情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个历史上少见的炎热夏天，一直耕耘于中华大地一角的“贞观”，因为一篇文章，突然火遍全国。然后，背负了无数骂名。 “贞观”的创业者有传统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正因为长期关注普通人的故事，使得他们在面对这篇投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危险。也就是说，从爆款文章出台的前后判断来说，他们轻敌了。 最初的失误，是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信源标注不足。如一位朋友所说：“（最初的稿子）对事实陈述没有注明信源，比如‘毕业于211’,这是有办案人的信源的。如果在稿子中写，‘办案mj说，211’,这样就没有一点点失实。如果不想在稿子中注明信源，也可以在文章最后注释统一注明，就像今天这篇说明，想必就不会有封号的危险。” 在事实核查方面，他们的工作也有疏漏。朋友分析说：“殷鉴不远，这样的爆款文章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被封号，因为太爆款了。比如说学校名字都搞错，如果我是编辑或者记者或者作者，得到了学校名，我也知道这个死者的真实姓名，那一定有很多种简单方式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并且能够从死者的大学生活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甚至可以摸到很多采访的旁证。至少只要做一点点，就能立刻证伪单方信源，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跟一个发布者应该去做的吗？尤其是一个严肃的发布者，而且我看一些采访，这个公号还是一向有志于做一个严肃的发布者的。可能在爆款的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或者说，只是他们的常规做法以前不出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爆款。” 朋友早年间是很优秀的记者，后来上岸，关注具体的生活去了。我承认他说的都对，专业新闻媒体理应如此。但我还要说，“贞观”并非一个纯新闻媒体。如上文所言，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表达的平台。他们没有能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媒体那样，时刻张开利齿，竖起耳朵。 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讲述，展现时间线模糊的生活，多少软化了他们的心态和技能，最终“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都是马后炮。回到21号那天。 选择中午去，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但这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停留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西安热得要死。打上滴滴的瞬间，心情是很愉悦的。不仅仅因为脱离了育儿的负担，也因为要去见神交已久的老友。车子一路往东，我还在贞观的读者群里嘚瑟：“猜猜我要去哪里啊？” 车到旺座曲江，烈日炎炎中找到了办公楼。老友来接应，一路电梯，就到了编辑部。 那个时候，因为那篇文章，网络上众议汹汹，正沸反盈天。见面之前，我一直忐忑，感觉那个见面时机实在不是很好。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正在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去之前我再三地问，“没问题吗？”“真的不会打扰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依然不怎么放心。 出乎预料的是，编辑部非常安静。也许是因为午休，光线甚至有些暗。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匆匆走过，“这是陈锵！”于是我赶快拉住他，强行合了一张影。 陈锵是贞观的“头牌”之一，我这么说是有群众基础的。很多贞观的老粉说，一看到标题就知道这篇文章又是陈锵写的，因为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地域特色，所以圈粉无数。贴几个能搜到的文章标题：《在葫芦头店看到女顾客，该怎么办》，《本想去岐山看妲己蹦迪，却意外收获一个土味景区》，《穿着尼龙袜皮凉鞋的西安老头，值得你叫一声北北》，《在陕西吃了个锅盔，感觉像挨了秦始皇一个嘴锤》。 陈锵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文章中那样谈笑风生，反而显得有些拘谨。我觉得他是一个i人，只是逃走未遂才被迫留下了一张合影。 “贞观”其实有许多优秀作者，虽然不是人人多么像陈锵那么有辨识度，但他们的作品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印记。以被《延河》选取的两篇文章为例，一篇叫《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一篇叫《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都是目光沉降到社会底层的佳作。 网络图片 在我的印象中，一二十年之前，这是传统的严肃媒体才会做的深度报道。现在严肃媒体死得七七八八了，“贞观”却一直在做，光这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了。 在编辑部中午留守的人当中，我和上文作者，汤加和铛铛匆匆见了一面。她们都是秀气文静的女孩子。 编辑部的门口有一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小摆件，里面有一个奇怪的纪念品：泰山石敢当。贞观的同学笑言：“是特地放在这里的……” 因为时间紧迫，吃了顿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位于曲江创意谷的贞观books。这里原来是晓书馆，后来归“贞观”所有，成为了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活动空间。这里很有艺术感，空间感极佳。后来得知，这是日本建筑设计师藤本壮介以“知识森林”为概念营造出来的。 网络图片 陈列的书也比较有特色。 我关注到有一块地方特别放置了陕西作家的书籍。也许是中午时间，人不多，在文创柜台逗留了一会儿，点了两杯咖啡。 网络图片 “贞观”的同学介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员制的图书馆，里面会有活动。记得马上举办的是江苏省昆剧院的昆曲“《1699.桃花扇》（施夏明、单雯）读本会”。美人在前令我非常心动，可惜因为家事羁绊，未能参加。 爆款文面世之初，很多老粉说，很高兴“贞观”能借这个机会出圈，没想到出圈之后却被围猎。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疑问：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会导致最终封号？毕竟几年前某知名大v就是在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因为一篇虚构文章导致全盘被封杀。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始终保持谨慎乐观。读者群里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贞观”纷纷转来问候，问他们感觉怎么样。“贞观”的同学带着一丝无奈说：“都这样了，还能咋地。” 因为是工作日午间，一切都非常匆匆，呆了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了。一路又从贞观Books走回办公室。许多话，最终凝结成分别时的一句，“加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随着年岁见长，每次回国见老朋友，我都会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滴滴平稳地离开了。看着前方的空旷道路，我回想着我们的对话：“能顶得住吗？”“没事。” 但现实是，有事。 后来才知道，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贞观”被禁言的第一天。关注者还能看到文章，没有关注的人已经搜不到这个号。一时议论四起。我和大多数人一起，依然抱有幻想，觉得它在小黑屋里呆一段时间还会出来。 有意思的是，有一位贞观的作者说，被禁言一周之后，贞观仍然给他发出了一笔稿费。 9月4号，半个月时间到了，“贞观”也该放了吧？然后，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结局： “贞观”彻底地消失了。 “贞观”死了，这多少让人唏嘘。毕竟创业八年，背后的团队投入了很多。但是在如今文字媒体式微，短视频和直播风头甚劲的今天，对于这个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脱离了旧的壳，也摆脱了桎梏，那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吧。 去编辑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的一本新作。现在看看，我在扉页的题词挺应景的。 网络图片 理想不死。 心中有光的人终会重逢。 回见！ 文章来源：豆瓣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酒店楼下。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每天固定坐这辆车，被送到到一个装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针，做阴超，持续数日，直至医生判断她们的卵泡已经成熟，可以手术取卵。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 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说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这样的表述，出现在初一的语文书里，我作为家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也是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后，才注意到自己孩子的教科书里确实有提到习近平：“教育孩子少年读书正当时是好的，问题在于他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家，拿一个政治人物的说法做论据，没有说服力。而且什么是总书记？我还得费时间给孩子解释。” 不管个人观感怎样，张女士和中国的家长们，将很快看到中国教材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习近平不只是教孩子怎样读书，教科书里的习近平还会在经济、法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示他的思想。 教材“含习量”飙升 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所提到的报道，指的是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消息：9月开学，中国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已启用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三科教材，到2026年，这三科教材将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年级。所谓统编教材，指的是由中国官方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发行的教材。 中国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告诉中国央媒，此次修订历时两年多时间，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进行了严格的初审、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修订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 以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说法，修订后的版本全面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并结合相关学习主题介绍习近平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文明、强军、外交等六大思想。 以语文为例，修订后的教材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选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课文，并在教材相关栏目中引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让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深刻领会殷殷嘱托”。 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仔细想起来，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这样的书，这一两年都已经走进了小学和中学，那教材有变动其实也就不奇怪了。” 张女士提到的这一读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秋季进入中小学，一共四册，鼓励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起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魅力，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照亮奔向远方的新征程”。 回顾与对比：中国教材的演变 中国学界认为中国教材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中共全面整顿、统一教科书，呼唤群众运动，灌输统一、集体、阶级，引导人们拥护共产党政权。文革十年对正统意义的教科书进行了彻底革命，意识形态的演绎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而中国改革开放后，教科书逐步走向多样化，教材内容的泛政治化也有所放缓和改观。 而习时代教科书“含习量”的快速增加，让中国的教材建设看上去走上了回头路。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显然是想学习毛泽东，从娃娃抓起，对国人全面洗脑。” 当然，“含习量”和当年的“含毛量”是否有一比，似乎需要更多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出版《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该书对毛时代的教材建设有专章研讨。 该书作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余敏玲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兴趣转向和收集大陆资料益加困难等原因，她没有追踪习近平时代的教科书。“我在书中说毛时代的中国真正实现了党化教育，这是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做比较，”她说。 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引发担忧 国家安全教育升级，也是此次中小学统编教材修订的另一特点。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消息，历史教材新增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内容，“让学生深入领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道理”。 在高校层面，由中国教育部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将很快进入学校。根据中国央媒的报道，这一读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主要意图是“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引发受访教师的担忧。广东一省属高校不愿具名的副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教材还没有到学生手上，但老师之间有了议论：“比如教材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西方国家一直在策划颜色革命和西化中国等等这样的提法，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学生变得敏感和狂躁。我们现在担心，举报大风暴会不会来，因为读本到了学生手上，他们会有更多去举报老师的依据。” 这位副教授介绍，在9月10日教师节当天，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写的一篇文章让很多知识分子颇有感触：“于教授说最难受的就是被学生举报和被官员训斥，如果学生可以举报教师而且受到鼓励，如果官员可以高高在上训斥教师，天天是教师节也没有用。于教授表达了我们的心声。如今老师上课都照本宣科了，不愿意也不敢自由发挥了，怕哪一句没说好，学生就去举报。” 分析人士认为，强化各个年龄段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意料之中的。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治理上等等，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做法，就是在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 赖荣伟表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应该会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中共政权所主张的政策、信仰，是完全不信任的，所以他们会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在教育层面，教材的变化、更强调安全，其实就是为了中共的长期执政，就是为了习近平的长期执政。至于中国教材里的欢迎台湾小朋友等等这样的文章，包装得好像蜜糖一样，但是蜜糖里面总会有毒药，台湾人很清楚这一点。” 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告诉美国之音：“教材的变化，中共的目的只为保住政权。无奈今非昔比，习式春梦必然落空，成为历史笑柄。” 家长的困境与出路 广州、深圳两位家长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教育给他们的感觉是越来越左。在广州工作的家长表示：“我们孩子在越秀区读书，这个区是老牌的教育强区，在广东甚至在中国的名气都很大。但现在教育出现了大问题。一是抓钞票，广州公办学校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几十个教育集团，集团里不少是私立学校高收费；二是抓政治，习近平思想翻来覆去地学，老师学也就算了，学生也要学。又搞钱又搞党化教育，是说只要听党的话、有些人就可以明目张胆搞钱吗？真是不伦不类。” 一位家长表示：“深圳经济发达，风气也开化，但现在学校是越来越左。开学搞仪式，也鼓励孩子红心向党。习近平刚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家长委员会就被建议抓紧学习。作为家长，我们内心肯定是反感的，经济发达地方怎么和经济落后地方一个样了。但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诚如家长所言，要摆脱教材和学校的负面影响，看上去办法确实不多。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透过美国之音强调：“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土壤，对于没有被洗脑、有开放心胸的家长们，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必须让孩子去接触外国，必须到台湾来住，或者是到国外去住，或者是到国外去留学。” 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告诉美国之音：“家长要保持清醒头脑，如果不想害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在家中举些当年毛时代的类似例子。记住，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专制独裁政体都不会长久。如果家长记得当年毛时代全民学俄语、一边倒的下场，对眼前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了。” 邱家军特别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以摆脱中国教科书的负面影响：“看一些批判性思维的书籍，还有逻辑学、历史学，当然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还有，可以做比较教育，比如东西德、南北韩、海峡两岸的中国等等。” 上述广东一省属高校副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她博士毕业，曾经出国访学，所以对教育有发言权：“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强调的是发散性思维，不应该去束缚孩子。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能力或者意愿移民，所以要摆脱泛政治化的教育，家长自己得多花时间，有空多问问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给孩子找更多的资料，不能让孩子活在一种声音里。当然，如果家长自己都无所谓，那其实更简单了。”
“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是习近平政权的头牌节目，已经成为中共当今治国路线的总概括。那么，这个说法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此处文短，难以系统陈述论据来做深入探讨，但将之放到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许还是有帮助的。 稍加分析之后，你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作为一个说法在修辞上自相矛盾，无法成立，而且作为治国路线就是一个陷阱——用流行语言说，那就是一个坑，一个大坑。为什么习近平热衷于挖这么一个大坑呢？咱们也会连带说及。 中共官媒新华社2024年7月18日发布照片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出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现代化”来自哪里？ 本栏曾经提到，中共几年来连篇累牍宣扬“中国式现代化”，但却鲜少提及什么是现代化。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连“现代化”是什么都不清楚，再弄这式那式的种种花样，还不都是无本之木吗？ 我这里也不想给“现代化”下定义。一则，在自由的学术研究中，每个概念都可以有多种定义，我再多给一个定义又有什么意思？第二，有人喜欢指责本栏“立场先行”或“从概念出发”，咱接受批评，尽量少谈一些概念。当然，公平起见，希望这些人也能去指责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你们总是大谈“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概念，说什么都先把“坚持中共领导”的立场挺在前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有人批评你们的做法呢？那些坚持中国制度优越的人，为什么偏偏要来享受美国之音的言论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么是现代化，其实背后也是这个逻辑：现代化起源于欧洲，首先成就于西方。这是历史事实，无关立场或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暗含了这一事实。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经做过的事情，偏偏还要反西方，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说法的自相矛盾。这和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来指责美国之音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是一样的荒谬逻辑。 既然以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为他要争取做到的目标，那说明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个好事情。可是，西方现代化中有的东西他不想要，于是扭曲出来这么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法。他不想要什么呢？搞懂了这个，大约也就可以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为什么“中国式”是陷阱？ 大体来说，西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进入现代化进程。当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个历史阶段，但对这里的分析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再早也是在西欧，包括南欧、西南欧，反正不是在中国。 不错，中国那时候在世界上还是挺先进的，但正是从那之后被欧洲迅速地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如中共所说，到了19世纪中叶就处在所谓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地步了。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所谓“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随后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目前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 西方为什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取得成功呢？这是理解最近几百年来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撇开各种争论不说，仍然看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大体说来是伴随发展出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后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延展到世界各国。 那么，有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呢？答案很肯定：没有。有没有不走宪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现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也许有几个可以争论的边缘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个大国也没有。 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含义呢？很简单，实现现代化，第一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一般称之为市场经济），第二不可以不发展宪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说，取一而不取二的话，一个大国就要分裂为很多小国，各国同时还是要搞一点哪怕很不到家的宪政民主，也许也可以实行现代化，当然也可能祸乱连连。 以上三条，中共绝对不要第二条；至于第三条吗，中共原来根本不懂：邓小平拿新加坡当样板，他愿意看到中国分裂成250个规模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家吗？既然不愿意，还侈谈什么新加坡模式，就说明不懂得“规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许另找机会来谈。现在习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国式现代化”就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可是，习近平较之邓小平，又退到了甚至连第一条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种物质成果，甚至还想超过人家的物质发展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就意味着：不要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只要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天上掉馅饼儿的事，很多吗？反正习近平有这份自信：天下独一份，这馅饼就会掉在他头上！ 我也相信馅饼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只不过我知道那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民众血汗劳动干出来的。为什么中国民众的血汗成果会自动来到习近平的饭碗里呢？那就是“中国奇迹”了：因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权力，可以任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 有人会说，西方的现代化就那么好吗？现代化怎么能等于西方化呢？这问得都很有道理，这个咱们下次谈。今天先说清楚一点：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着“中国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着“中国式”的不会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专制权贵独享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共权贵坐享馅饼，中国老百姓跌进陷阱。
2002年韩日世界杯，仗着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是东道主少了两位强劲对手，中国男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FIFA世界杯决赛圈。 但在韩日世界杯上，国足除了踢中一次门柱之外，一球未进。 当时有球迷调侃：丢人丢到了世界，感觉国足就是去东亚邻国开了个国际玩笑。 但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或许你会发现，那届球员或许是近二十年来国足最强的一批球员。 孙继海、范志毅、邵佳一、杨晨、于根伟……近一二十年间都没有再出现能够和他们比肩的球员涌现出来。 所以，国足磕磕绊绊进了18强赛，先是被日本队7:0横扫，继而在家门口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被沙特队绝杀，也不足为奇。 毕竟无论战术、竞技水平和精神属性层面，在国足身上都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见证国家队在主场输球的球迷，赛后高喊“伊万下课”！这只是球迷压抑心情的宣泄，明眼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环境的现状，这压根就不是换教练就能解决的问题。 里皮来过，结果又能怎样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教练所能改变的。 说到底，就是土壤问题，生态问题，体系问题。 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这数据是当时还未进去的原足协大领导亲自透露的：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 再看看球员工资，平均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 但是从成绩来看，明显是“拿钱不干活”。 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进入到各级世界大赛了。 有球迷曾戏谑道，对于国足用三句话来说：“中国男子足球”，前面两个字侮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中间两个字侮辱了这个性别，后面两个字侮辱了这项运动。 别说冲出亚洲，现在在亚洲范围内都已彻底沦为鱼腩球队，甚至见了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得绕着走。 如此羸弱，归根到底是中国的足球生态系统，完全被一干人搞乱套了。 看看过去那几年，大搞特稿的“金元足球”，撒钱拿了几个亚冠后，只留下一地鸡毛。 估计很多资深球迷还有印象，某著名足球评论员在一次直播时爆料：“你们知道吗？曾经，想进国家队，有人可以直接明码实价！甚至给你一张银行卡，想出场是吧，来，往里打钱，想出几场给几场的钱！” 国足如此黑，足球风气如此，青训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此前，一位足球圈人士曾爆料，当初“金元足球”时代，北方某个有顶级联赛俱乐部的城市，仅是青训足校就有十来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几乎都黄了。 主要原因就是：不职业。 小球员想进队要交钱，想上场得交钱，想进更高级别的梯队更要交钱。 更有甚者，据说某个由联赛球员开设的足校，不仅收费还要小球员妈妈陪睡！ 不仅如此，还有人在网上拿身边的人举例：“我弟弟，在某中超球队预备队踢球，教练直接明码要价，想上场就要多少多少钱，你要想在一线队踢上球，花得更多！” 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记者赵宇的评价很是中肯： “在这样一个糟透了的足球体系之中，总有环环相扣的利益，总有撇不开的人情世故。欲望与金钱绑定在一起，再加上不健全的体系，不职业的做事方式，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出问题才怪。都说假赌黑在任何足球环境中都存在，哪怕欧洲五大联赛。但如此大规模的情况，恐怕也不多见。或许我们不能把中国足球成绩糟糕的原因归结于此，可它恰恰是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问题在根儿上，问题在“上梁”，竞技体育讲的是职业，是专业，不能只讲政治正确。 我们只思考一点，作为奥运金牌大户，作为体育大国，可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无非也就姚明、李娜等几人。 他们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赋与努力之外，还在于后期的“彻底职业化”。 姚明进入了生态体系完整的NBA联盟，李娜则单飞出去打上了职业赛。 说回足球，又是整治，又是2035目标，但根本问题在于，在“抢救中国足球”的过程中，既然电击、除颤、人工呼吸等手段都用上了，为何就是不尝试彻底松开掐着脖子的手？ 彻底职业化、联盟化，去掉行政干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中国足球或许还能有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