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各地將部署卧底警察，那些對女性發出語言騷擾者，一旦被發現將被處以100英鎊罰款。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該計畫目前正在倫敦東部的雷德布里奇區進行，每晚都有穿制服或著便衣的警察巡邏。大都會警察局（Met）總督傑克遜（Louise Jackson）表示，「毫無疑問」她所在的卧底小組將很快在首都各地開展相關行動。 作為「這種情況必須停止」(ThisHasToStop)活動的一部分，雷德布里奇周圍已經豎起警示標語，警告對女性發出語言騷擾「是一種犯罪行為」。 35歲的阿莉娜(Zara Aleena)去年在該行政區被陌生人麥克斯威尼(Jordan McSweeney)謀殺。這位有抱負的律師在回家的路上遭到麥克斯威尼的跟蹤，麥克斯威尼隨後在她家附近將其毆打致死。 負責倫敦東部地區針對婦女和女童暴力問題的傑克遜警官在《標準晚報》表示：「杜絕語言騷擾需要教育和代際變革，我希望這一活動在倫敦所有的行政區都得到推廣，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現在就傳達出這一信息，幾年後它會成為常態。」 雷德布里奇的閉路電視操作員現在專門針對女性進行安全輪班，其中包括識別深夜獨自步行回家的女性、部署警員向可疑人員發出訊問、檢查附近區域是否存在危險情況，以便確保街區安全。 雷德布里奇地方官員表示，最近對該區1,834名女性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91%的女性表示曾遭遇過陌生人的語言騷擾，62%的女性曾被男性跟蹤。 負責執法和社區參與的內閣成員、議員喬杜里(Khayer Chowdhury)表示：「這項運動的重點是改變男性的行為，而不是女性。我們是英國第一個實施此類計畫的地方議會，其他議會也需要跟進，我們已經看到人們的行為發生了變化。」
彷彿變形金剛在現實世界中顯現，一款新型機器人M4在機械領域閃亮登場。M4機器人，全稱為多模態機動變形機器人，具備多種行動模式，猶如一輛可以飛行、行走，甚至翻滾的未來概念車，是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自主系統和技術中心(CAST)研究人員設計的傑作。 M4機器人的設計靈感源自自然界的各種動物。比如，美國西部的一種名為石雞的鳥類可以藉助翅膀的擺動，為其上坡提供額外的動力。貓鼬可以四足行走，或者用兩隻後腳站立以便更好地觀察前方的環境。海獅可以用它們的鰭在水中和陸地上進行多種方式的行動。基於這些觀察，M4的設計者們尋求通過技術手段，將這些優越的生物特性賦予機器人。 M4的形狀像一輛四輪大車的平板矩形車，每個車輪中都裝有一個螺旋槳，可轉變為腿或是推進器。如果M4想要用兩個輪子站立，其他兩個輪子就會摺疊起來，螺旋槳開始旋轉以增加平衡。如果M4需要飛行，所有的車輪都會摺疊起來，螺旋槳使機器人像無人機一樣升空。這些車輪組件還配有關節，使M4有走路的能力，儘管設計者表示這一功能還需要進一步優化。 在M4的設計過程中，研究人員使用了人工智慧技術。通過AI，M4可以感知環境並決定使用哪種行動模式來進行導航。然後，就像變形金剛一樣變形成任何需要的形狀以前進。比如，它可以在平面上用四個輪子滾動，然後停下來，用後輪站立起來以便看到障礙物。如果那個障礙物是水或者其他它無法用輪子穿越的地形，它就可以把輪子轉變成飛行模式。 如今，已經有一些用於搜索和救援的機器人可以在災難現場尋找並幫助人們找回失物。M4在這方面也能發揮類似的作用，它對複雜地形的導航能力在這方面尤其得心應手。設計者表示，M4甚至可以用於探索其他星球，比如，作為一輛具備更多功能的火星漫遊者。這項研究由美國宇航局的噴氣推進實驗室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因此這兩個機構顯然看到了像M4這樣的機器人的可能應用。 論文的合著者、CAST主任Mory Gharib強調了AI在機器人功能中的重要性。他表示，「在遇到未知環境時，只有那些能夠通過人工智慧重塑其多模態組件的機器人才能成功。」
英國衛生安全局(UKHSA)警告稱，除非疫苗接種率大幅提高，否則倫敦面臨麻疹死灰復燃的局面，麻疹可能會感染數萬人並導致數十人死亡。 來自《金融時報》的消息稱，UKHSA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英國共發現54個麻疹病例，今年上半年又有128人確診，其中66%的病例發生在倫敦。 根據數學模型預測，未來確診數字可能會迅速上升，如首都爆發麻疹疫情，會影響到4至16萬人。不過UKHSA表示，麻疹在全國範圍內流行的可能性很低，因為倫敦以外的疫苗接種率要高得多。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兒科感染與免疫學教授坎普曼(Beate Kampmann)表示:「按時接種疫苗比過後重複進行補種的效果要好得多。每1000名感染麻疹的兒童中，就會有一到兩人死亡。需要95%的疫苗接種率才能避免在社區爆發麻疹疫情，並出現重症或死亡病例,但目前的疫苗覆蓋範圍遠低於這個目標。」 根據UKHSA的數據，整個英格蘭的麻疹疫苗接種率約為85%，這主要通過讓幼兒接種MMR（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疫苗來實現。但在倫敦部分地區，這一比例低於70%。 英國衛生保健署(NHS)發起了一項全國性運動，並特別針對首都疫苗接種率最低的社區鼓勵接種MMR疫苗。 UKHSA表示，除了幼兒外，「受2000年代初毫無根據的謠言影響，19至25歲的年輕人對麻疹的易感性特別高」，當時的一個謠言導致MMR接種率大幅下降。 報告稱，這些由未接種疫苗的年輕人組成的「韋克菲爾德群體」在大規模疫情爆發時將是最脆弱的。韋克菲爾德（Andrew Jeremy Wakefield）是一位英國反疫苗活動家，他因在1998年的一項研究中欺騙性地聲稱MMR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聯繫而被吊銷了行醫執照。 麻疹是已知傳染性最強的病毒之一，每個病患都會在未受保護的人群中感染大約15人，而每15個病患中會有1人出現嚴重併發症。 自Covid-19大流行開始以來，這種疾病在全球範圍內呈上升趨勢。非洲和南亞的幾個國家正在發生大規模的麻疹疫情。2023年上半年，奧地利報告了約128例病例，比去年整個歐盟的病例還多。 社區兒童健康顧問埃利曼（David Elliman）表示：「UKHSA發出的警告，加上最近對脊髓灰質炎和白喉疫情的擔憂，對英國的兒童免疫接種的總體狀況敲響了警鐘。」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了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一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一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製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既然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集體化過程勢必也是殘酷的、強制的。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一、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產生於19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弊病，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19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1772-1837）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一詞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佔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佔5/12；資本佔4/12；知識佔3/12。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準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一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1828-1830年間，主辦發行了一個名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Ｒ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一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里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1842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4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里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 「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4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採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 所謂沒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一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一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僱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讚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1954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1954年對21省14334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僱農佔總戶數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為29%，中農由35.8%上升到62.2%，富農由3.6%下降到2.1%。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划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占農村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7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 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10月17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10月14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1954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到1955年底，有7000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18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2900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1億1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1953年那一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一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127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 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一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1955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53000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一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徵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徵購糧食51億斤，佔總產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減少57000多頭，豬減少三分之一，羊減少二分之一，賣傢具、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3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3月25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你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據有關人士介紹，這份電報稿寫成後，鄧子恢曾讓陳伯達（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帶回去請毛主席審閱。 收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電報以後，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並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作了布置。經過壓縮，浙江省的農業合作社由5.3萬個退到3.8萬個。入社農戶由佔總農戶的28%退到18.6%。 毛澤東心愛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萬五千多個，他十分惱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頤年堂找鄧子恢談話，向鄧子恢發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浙江省由於採取「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鄧子恢見情況不妙，急忙作檢查。9月26日，審查鄧子恢準備的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的發言稿時，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為什麼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裡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麼可愛，忍心去挫折它。」「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影響了你們，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你們卻熟視無睹，敢於抹殺，敢於『與此相反，不是去愛護，而是去挫折它』，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業合作社黨組織不僅是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在鄉以下，合作社也是農村的政治組織者。農業合作社對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都進行著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實際是中央政權對鄉村控制的基層組織。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特別到了高級農業社，集體經濟組織已基本上掌握了農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在《大社的優勢性》一文的按語中寫道：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小社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樣的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一個社，當然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1955年到1957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1960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1959年完成，後來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道很多。從已有的報道中給人一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一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里同志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 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4個高級社，入社農戶佔總農戶55.86%都是初級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88.15%，1957年春天達到91%。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22%。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1956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錢，平均為3角3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251個鄉幹部中，有74人吊打過人；23具鄉鎮1117個黨員中，有貪污行為的48名，佔4.7%。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後，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縣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入社農戶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幹部107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發生鬧事63起，涉及4具區，25個鄉，4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1.3萬人。7月份，事態進一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2000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人，傷12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12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一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278個高、初級社，700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66人，拉走牲畜4946頭，私分糧食12.5萬斤，種子2.4萬餘斤，油料390多斤，農具200多件，柴火5.2萬餘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後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後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後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後發展到一個生產隊、一個社或一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40%，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1個月。中牟縣劉庄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喂，7天死了11頭。 據不完全統計，到1957年8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65個鄉，210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10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個鄉，600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9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多戶，已退社的有4000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2000多人到縣裡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佔60%-70%。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 1956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減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一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裡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一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裡。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一場政治運動。大辯論一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乾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一主題。在這場運動中，一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11個鄉6個人被打，7人被拉，2人遊街，7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時右派帽子滿天飛。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陝西咸陽縣鬥爭了158人，有79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10多人。河北省邢台縣王快村400多戶，摸出65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230多人當中，有18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1950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 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捲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 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麼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是一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麼，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後，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 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
英國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向工會發起挑戰，宣布公共部門工人加薪5%至7%，並堅稱再多的罷工也不會改變他的這一「最終」提議。 據《金融時報》報導，在財政大臣亨特（Jeremy Hunt）向蘇納克保證，無需藉助可能導致更高通脹的額外政府借貸就能為加薪提供資金後，7月13日，蘇納克完全接受了獨立薪酬審查機構的上述薪酬建議。 亨特表示，部長們「今年必須從部門預算中額外撥款20億英鎊，明年再撥款30億英鎊，才能為今天的決定提供資金」，但白廳沒有詳細說明如何籌集到這部分資金。 英國財政部表示，通過提高移民工人的簽證費以及將年度NHS「附加費」提高66%至1,035英鎊，兩年內可再籌集到14億英鎊。 部長們私下承認，拒絕接受薪酬審查機構的建議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但蘇納克堅持認為工會應該「做正確的事情，並知道何時「與政府達成一致」。 「今天的報價是最終報價，」蘇納克在唐寧街表示。「政府不會再就薪酬問題與工會進行談判。再多的罷工也不會改變這個決定。」 根據部長們接受的審查機構的建議，警察將在2023-24年加薪7%；教師加薪6.5%；NHS高級職員加薪6%；初級醫生加薪6%，外加1,250英鎊綜合付款；武裝部隊人員加薪5%，外加1,000英鎊綜合付款。 政府已向超過100萬NHS工作人員（包括護士和救護人員）提供2023-24年加薪5%的方案，並為去年提供一次性付款。 教育工會立即批准了政府的加薪提議，並暫停了其成員在英格蘭的罷工行動。但加薪提議在初級醫生那裡卻遭到了冷遇。英國醫學協會（BMA）表示，蘇納克錯過了與他們達成「可信協議的機會」。 在與Sunak的聯合聲明中，教學工會NEU、NASUWT、NAHT和ASCL均表示將向會員推薦政府的薪酬方案，他們稱「這項協議能讓教師和學校領導取消罷工行動，恢復與政府的正常關係」。 蘇納克直接向BMA提出挑戰，要求結束初級醫生罷工，他說：「繼續採取破壞性的罷工行動怎麼可能會是正確的呢？尤其是這些罷工將導致每天數以萬計的患者預約被取消。」 BMA回應道：「政府的這一加薪提議正是為什麼這麼多醫生感到別無選擇，只能採取罷工行動的原因，因為他們多年來一直在遭受著低於通脹率的加薪。」 作為BMA成員的初級醫生於7月13日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為期五天的罷工行動。 公共部門的薪酬現在可能開始跟上物價的上漲步伐。宏觀經濟指標調查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預計，2023年英國消費者物價的平均通脹率為7.3%，到2024年將降至3.2%。 蘇納克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將目前8.7%的通脹率減至5%左右。
被指控干涉議會，為中共服務的李貞駒(Christine Lee)正在反控軍情五處（MI5），以『討還清白』。該指控可能讓英國納稅人損失數百萬英鎊。 據《每日郵報》報導，59歲的李貞駒指控MI5給她貼上了「特工標籤」，毀了她的生活，為此她發起了一項大膽的法律訴訟，並要求賠償損失，金額可能高達數百萬美元。 去年，她被指控參與「干預議會」，代表中共向英國的政黨、議員捐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伯明翰律師主張賠償的理由是她「不能再去中國、參與政治活動或向英國政黨捐款」。 李貞駒堅稱自己「不是中共特工」。2022年1月事件發生後，她一直被拘禁在自己價值985,000英鎊的家中。 在這一前所未有的法律挑戰中，她希望MI5交出多年來收集到的有關她的情報，如果成功，這可能對中共當局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李貞駒指責間諜指控讓她面臨「死亡、卑鄙的種族主義、仇華性虐待以及人身傷害威脅」，而將她的照片公之於眾侵犯了她的人權。 李在法律文件中控訴說，她遭受了「相當於軟禁的隔離生活，而且非常害怕受到公眾攻擊」。訴狀稱：她受到了公眾的誹謗，並被社區排斥。MI5發出的干預警報（interference alert）破壞了她的個人和職業聲譽，並對她的生意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她的個人和商業銀行授信額度已被撤銷。 她的兒子威爾克斯(Daniel Wilkes)曾為工黨議員加德納(Barry Gardiner)工作，在其母親向這位前工黨黨魁候選人捐贈超過50萬英鎊的行為受到質疑後，他也向MI5發起訴訟。 李貞駒總共向工黨和自由民主黨捐贈了超過64萬英鎊，並遊說了480多名議員。李還與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關係密切，是卡梅倫2010年訪華商務代表團中唯一的中國成員。 2019年，她受到唐寧街的歡迎，並接受時任首相梅（Theresa May）頒發的獎項，以表彰她對促進英中關係做出的貢獻。 她曾擔任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和中國僑務辦公室法律顧問，中國僑務辦公室是中共的海外統戰機構，受中共統戰部監管。 李貞駒的行動引起了MI5的警覺，後者發出警告：李貞駒向內閣部長和前首相示好的舉動是在干涉英國民主。雖然不是特務，而是某種更模糊的東西，一個「影響力間諜」，進行「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活動」。 但李貞駒的律師穆曼（Tony Muman）說：「她否認自己是中共特工。」 這位移民律師要求調查權力法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迫使MI5披露對她的指控細節。 代表MI5的律師辯稱，MI5不需要披露任何信息，因為發出警報的目的是保護民主，並聲稱：「這是安全部門在合法行使權力，以保護英國的議會民主免受外國政治干預。」 預計法庭將在大約四個星期內就MI5是否應移交敏感情報做出裁決。法庭還將於今年晚些時候舉行一次聽證會，以裁定李貞駒的損害賠償要求。
英國國會議員在一份嚴厲的報告中指出，歷屆政府都「幾乎不分青紅皂白的」輕易接受中共的資金，這使國家安全面臨嚴重威脅。 據《泰晤士報》報導，情報與安全委員會(ISC)稱，政界和產業界對中共構成的威脅認識遲緩，應對中共威脅的政策正在以「蝸牛速度」前進。 他們的結論是，英國面臨著中共控制敏感的國家基礎設施的「噩夢場景」，包括核電站、大學和技術部門。 ISC負責監督情報機構，由保守黨議員劉易斯爵士（Sir Julian Lewis）擔任主席。 中共的投資 ISC最嚴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政府願意讓經濟利益凌駕於嚴重的安全問題之上。他們說，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中共的資金「很容易被接受……幾乎不質疑任何問題」。 中共獲得了戰略優勢，「購買並試圖控制和影響英國的工業和能源行業」。他們指出，英國正在輸掉技術競賽。 ISC說：「如果不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我們將陷入噩夢般的境地，即中共竊取設計藍圖、制定標準和製造產品，並在每一步都施加政治和經濟影響。這有可能對自由民主制度構成生存威脅。」 情報部門負責人在秘密聽證會上，為這份長達207頁、歷時四年編撰的報告提供了證據。軍情五處（MI5）局長麥卡勒姆(Ken McCallum)說，中共對我國經濟的投資與「間諜」竊取的知識產權一樣構成威脅。 ISC稱，然而政府卻在「對敏感的投資交易進行有意義的審查」上裹足不前。ISC的結論是，中共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的野心構成了英國的「國家安全威脅」。 敏感的基礎設施 中共尋求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在民用核電領域的大量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優勢。ISC稱，中共決心成為英國核領域「永久的重要參與者」。 國會議員們說：「如果政府認為，允許中共的公司對英國民用核能和能源行業施加影響並不是將控制權拱手讓給中國共產黨，那就太天真了。」 投資水平已經如此廣泛，可能無法將核工業從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考慮中分離出來，這使得英國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施加壓力變得更加困難。 他們批評政府，對敏感的國家基礎設施投資，「不考慮更廣泛的安全風險」的做法。ISC說：「我們對中共在英國民用核領域的參與，為間諜活動提供了動力和機會，表示嚴重關切。」 它警告說，中共政府可能會英國的電網進行「勒索」。 學術影響 英國大學已被證明是中共尋求知識產權和軍事技術的「富饒的覓食地」。一些大學對這種風險「視而不見」，接受了中共的資金。 報告發現，中共一直在利用其在校園中的影響力獲取知識產權。中共還「對院校、英國學者和中國學生施加影響」。 大學被認為是一個容易的選擇，因為大學的知識產權可能「比私營部門或國防部受到的保護更少」。委員會成員指責政府，對學術界就這些問題發出的警告「興趣索然」。 報告稱，由於美國收緊了學術限制，「更多的中國學生更有可能到英國大學學習」。報告還批評了政府在阻止中共「千人計畫」方面缺乏行動。「千人計畫」是指，與西方科學家在中共感興趣的科學領域開展合作。 《泰晤士報》去年披露，英國大學接受了來自中共公司和機構的2.4億英鎊的資助，其中6,000萬英鎊來自目前被美國政府制裁的向中共軍方提供戰鬥機、技術和導彈的來源。 報告還發現，英國科學家與中共軍隊關係密切的機構之間的研究合作數量，在六年內增加了兩倍，達到1,000多項。 學者們與來自與共軍有聯繫的中國大學的教授合作進行敏感的「軍民兩用」研究，涉及的技術既可用于軍事目的，也可用於良性的民用目的。 國會議員們對政府未能解決這一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並指出，「仍然沒有一份全面的清單來列出需要保護的英國敏感研究領域」。 英國議會 ISC發現，中共「經常以英國現任和前任公務員為目標」。中共政府支持的個人，正在謀求英國的政治職務，中共機構與政黨捐款有關聯。 ISC在之前的一份報告中稱，俄羅斯寡頭在英國社會中根深蒂固，「太多的政治家」無法就投資案件做出決定，因為他們從於投資案有關的人那裡，收到了太多的錢。因此，報告詢問，「中共這邊，是否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 他們引用了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英中投資基金。ISC還對英國前官員被中共公司聘用表示擔憂。議員們說：「我們質疑政府與某些中共公司之間，是否存在『旋轉門問題』（Revolving door）。」 中共間諜活動 中共間諜活動十分猖獗，其「網路間諜活動日益老練」。據《泰晤士報》了解，中共政府甚至曾試圖將其一名情報人員被招入英國情報機構，但未獲成功。 政府通信總部(GCHQ)稱，中共經常以國會議員、高級官員和軍事領導人為目標。它說中共「幾乎肯定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情報機構」。 情報安全委員會稱，專門用於應對中共「整個國家」做法的資源水平不足。雖然在2012年就發現了資源短缺的問題，但卻將精力轉移到了敘利亞的威脅上。 它說，2020年增加對華任務的資金是值得歡迎的，但這僅為期一年。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能以這種短期計畫進行戰略思考或規劃」。 ISC敦促部長們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立法並頒布反國家威脅法案。它還呼籲，內閣辦公室對情報機構是否實現了應對中共挑戰的目標進行審查。 安全部長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說：「本屆政府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都更加重視國家威脅和中國的挑戰。很明顯，首相對此非常重視。」
中共央行行長易綱在被宣布連任第二屆的三個多月後即因新黨委書記的任命而大權旁落，面臨著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運。而他始終未取得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眾說紛紜，當年美國政府為中國在美學人發放的「六四綠卡」是否算是易綱的「政治污點」，值得討論。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美國財長宣布了中國央行新行長的任命？》中已經介紹過了日前到訪北京的美國財長耶倫與中國央行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的會面標誌著仍然還是央行行長的易綱事實上已經交權並等讓位。雖然潘功勝正式接替易綱中國央行「行政一把手」職務，恢復央行首長黨政「一肩挑」的預期的實現，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為需要一個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全過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之後的副行長行政頭銜即被取消，目的顯然是要對內對外彰顯潘功勝和他的央行上任黨委書記郭樹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樹清在被宣布任命為央行黨委書記的同時也被宣布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長的行政職務的會議上，親自到會的時任中組部長陳希特別宣布了郭樹清出任央行的黨委書記、副行長，負責黨委職責範圍內工作(人事、行政、黨務和改革等)，易綱負責央行的全面工作。會議上也還特彆強調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行長領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副行長協助行長工作。郭樹清也當場表態「全力支持易綱同志履行行長職責」。 由此可見，5年前任命郭樹清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樣的「雙首長制」，而如今任命潘功勝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恰恰相反，是為了向把央行已經施行了5年時間的「雙首長制」恢復為「單一首長制」或者說黨政「一肩挑」過度。 說到中共外交部長期以來一直施行的「雙首長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經神隱20天之久，原因仍不確定是陰溝翻船還只是新冠復陽的秦剛。 按照法廣最新報道的說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外長相關會議的中國外長秦剛，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別會見斯里蘭卡外長薩布里與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之後便銷聲匿跡。中國牆內盛傳他與一位涉間諜案的鳳凰衛視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紀委約談。也有網文提醒說，有關秦剛被雙面女諜拉下水的流言蓋住了中國火箭軍司令和副司令先後被抓和涉嫌自殺的勁爆消息。 香港明報7月13日的報道說：「幾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秦剛是否健康有事時回答稱『沒有聽說』」。該報說，「如果秦剛真如傳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較為嚴重的病例，畢竟現在中招的人，逾兩周仍無法康復的個案較為罕見」。 總之，如果僅僅是新冠復陽的話，那麼總有轉陰康復的一天，但如果確是是陰溝翻船的話，秦大官人官場上還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後的秦剛會怎麼樣，反正自從他神隱至今的這段日子裡， 外交部里的業務工作黨委書記齊玉無法代勞，原因就是齊玉是外交部歷任黨委書記里的唯一一個純黨務幹部，中組部副部長出身。而在齊玉之前，外交部的歷任黨委書記都是在部內的業務幹部中產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間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長臨時出狀況時即可代行部長職務。 回過頭來繼續討論央行的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及暫時還被保留著行長職務的易綱。 正如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紹的那樣，如果是從「國際背景」考慮的話，如今央行黨委的潘書記只在國外做過一年「博士後」研究，外加幾個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短期培養班的「國際化」，與現成的央行行長，不但是美國培養的博士而且還曾經是美國的大學終身教授的易綱完全不能相提並論。而易綱的前美國大學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習近平完全放心的說法如果切中事實真相的話，那易綱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們不妨先對比一下去年10月產生的中共新一屆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與易綱年齡相仿以及比他還年長的所有領導成員截止目前的黨齡。習近平49年，李強40年，趙樂際48年，王滬寧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綱黨齡則是44年。 也就是說，七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黨齡比易綱長。至於其他所有二十屆政治局委員里，也是大部分人的黨齡都短於易綱。至於易綱的公開簡歷里一直沒有特別註明他的入黨時間1979年，是因為不願被人憶起他當年「留美地下黨」的那段歷史。 易綱的官方公開簡歷里說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1994年回國與人共同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1997年步入中共官場……。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綱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體以《「美國通」易綱接替周小川 中國貨幣政策料走穩》報道之，說是「曾在美國學習工作14年之久的易綱當選中國央行行長標誌著中國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定」。 與此同時，中國牆內網民們的質疑聲四起，圍繞易剛在美國求學和工作期間的身份展開討論。對於其中質疑易綱當時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說法，筆者傾向於不相信，但他在美國期間持有「綠卡」是肯定的。至於是否是「六四綠卡」，筆者聽到過不同的說法和分析。 關於所謂「六四綠卡」的由來，如今的中國大陸牆內的百度網站上居然還能查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詞條，內容是「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英語：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簡稱「CSPA」）是一項由時任美國聯邦眾議員的加利福尼亞州籍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給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 此法案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國擁有合法身分或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提供了「天賜的綠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請永久居留身分前，連續在美國居留、短期出國或回中國大陸不超過90天者，都被視為連續在美國居留，都有機會取得「六四綠卡」。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至少有8萬之眾，加上他們的配偶和年齡未滿21歲、當時仍在大陸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遠遠不止8萬人。 日後有人指責說：「六四綠卡」所保護的當時的公費留學生、訪問學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費留學生和訪問人員在內，他們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共產黨政權的寵兒和既得利益者，他們還是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激烈地為利益競爭取得優勢才公費留美深造，他們獲得了「六四綠卡」又一個既得利益之後，下一個追求的利益目標就是將來回中國不要跟中國政府有麻煩，能夠體面地回國安全地投資和購置產業，或「葉落歸根」，等等。其中為數不多者曾經回國後成為中共政權的高官顯貴。 5年前易綱當了央行行長後，筆者曾與仍留在美國的易綱當年在美國的舊識們討論過易綱的在美身份問題。其中一種說法是易綱在「六四」事件的前兩年即已經有了美國教職，取得綠卡的時間可能會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種說法是，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絕大部分持有J1交換學者簽證，易綱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事件，這類人是不可能在美國學成之後直接獲得綠卡的，除非申請政治庇護。 持這一說法的人士認為：因為J1簽證有學成後回國服務兩年的要求，中國政府便利用這種簽證對公派學生加以控制。根據美國政府的規定，J1持有人在學成後不得留在美國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實習期)。所以除了極個別特殊情況（例如部長州長出面）可以豁免兩年回國服務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轉H1或者直接申請綠卡。 北京大學新聞網上曾刊登的《易綱：學者本色，天下情懷》一文中寫道：「22歲的易綱又被時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為77級北大經濟系第一位公費赴美留學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在美國十餘年的奮鬥生涯。」 所以，無論日後是如何轉換，當年的易綱是持J1簽證的中國公派留學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認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一時間在美中國留學生無人願意回國。當時對於一部分學生來說，當務之急還不是在綠卡申請上，而是J1回國服務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國會兩院獲得高票通過，但是當時的布希政府卻否決了這一提案。布希耍了個滑頭，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對J1中國學生回國服務條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簽證逾期者也不會被驅逐出境等條文，這樣等於給很多中國J1學生開了找工作的綠燈。 如此說來，事實上還沒等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易綱即已經取得了在美國合法工作的政府許可。而接下來的「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對於易綱這樣本來就找到了在美國工作機會的人來說，則是解決了綠卡排期的難題。他的妻子如果當時還沒有工作的話，則是直接拿綠卡。 除了依何種途徑拿到綠卡的問題，5年前的易綱一經就任中國央行行長，牆內網上的非議之聲也還集中他兒子的事情上。 當時有外媒綜合牆內網文爆料內容，說是「易綱兒子易般非『一般』，美國百萬置業一次付清」。詳細內容為，有網民25日（即5年前易綱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長的5天之後）將易的妻子和兒子的姓名、身份、職業悉數公開。易綱的30歲兒子雖名為易般，但其身家卻絕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資100萬美元在西雅圖購入一個單位，而且是一次過付清。 被網民公開的資料同時顯示，在美國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和麻州理工學院就讀，擁有後者的工管碩士後，曾先後在微軟和亞馬遜工作。 當時網民還披露說：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圖單位之外，易般同時被指在麻州波士頓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諾沃克市分別持有兩個街號相連的物業及一棟公寓，後者估值200萬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驚人。 至於易綱的妻子郭京平，當時的相關報道引述爆料者指稱，她和易綱同樣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畢業，拿的是經濟學碩士，曾在印第安納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過中國高階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迴流北京，曾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高層；中投主要負責營運中國主權基金。郭2011年離開中投，轉投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金）。 由這段內容可以看出，當年的易綱先是獨自一人回國，而其妻顯然是繼續留在美國陪伴兒子，直到兒子在美國學業有成，才轉而「回國發展」。 網民指易綱2009年任央行外匯管理局局長，負責外匯業務監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總經理，被指負責營運歐美基金，並提出疑問：「根據公務員迴避規定，涉及親屬利害關係時，公務員應迴避，易行長，你迴避了嗎？」 總之，關於易綱不被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說法之一是他易綱雖然當年在美國的政治表現，包括對「六四」鎮壓的態度都經受住了黨的考驗，但他畢竟也還是中共政權的所有正部長級以上官員中，唯一個在美國取得過「六四綠卡」者，政治上就顯得沒那麼「清白」了。另一種說法就是關於他妻兒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經被反映到了中紀委，查證結果雖不至於讓他本人受到處分，但仕途無疑還是受到了影響。至於他本人在情願讓位給潘功勝之後，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夠平安降落，但日後是否會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後帳，也都還是問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Terry Gou註定是個話題人物，台灣這邊還在繼續炒賣他將於7月23日宣布連署參選台灣下屆總統，大陸那邊卻多少帶點幸災樂禍意味在講述郭台銘富士康集團兵敗印度的故事，只因還希望富士康繼續在大陸發展，緩解就業難題，不算大罵，只算小修理。 那麼，郭台銘投資印度究竟失算在哪裡？印度外資究竟面臨什麼問題？ 移師印度的底氣：富士康養活了中國人 郭台銘的發跡是在大陸。攜1600萬新台幣去深圳發展終成擁有凈資產76億美元的巨富，個人能力當然赤金足色。這能力主要體現在善於把握機會，一是知道政府公關技巧，要與工廠所在地的政府搞好關係；二是對大陸員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後來傍上蘋果公司這棵電子產品業界大樹，郭台銘迎來了事業的黃金時代，成了「萬億代工帝國」。因為這個帝國太大，帶來的就業機會多，就算2010年發生了工人十三連跳這種惡性事件，郭台銘也安然度過，中國不少內陸省份非常歡迎他去建廠。在這種情況下，郭台銘說出了那句飽受大陸人詬病的「大陸離不開富士康」。 郭台銘對大陸的二心萌芽於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郭台銘最大的「東家」蘋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惡的風險，開始重組供應鏈。老闆有命，郭台銘不能不從。蘋果公司CEO庫克為什麼看好印度？據報導，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項價值100億美元的激勵計畫，向符合條件的顯示器和半導體製造商提供高達項目成本50%的財政支援，以吸引半導體和顯示器製造商，將印度建成全球電子產品生產中心。最終，這項100億美元激勵計畫共收到3份建廠申請。它們分別來自韋丹塔-富士康合資公司、跨國財團ISMC公司（該財團把塔爾半導體公司視為技術夥伴），以及總部位於新加坡的IGSS風險投資公司。 其中兩個進展不順，英特爾2022年收購Tower半導體，ISMC的30億美元項目陷入停滯。IGSS想重新提交申請，30億美元計畫也暫時停止。只有郭台銘的富士康投資繼續進行。當時大陸盛傳，郭台銘決定解僱32萬大陸員工，將生產中心向印度轉移，並稱富士康要轉走3000億產能赴印建廠。大陸輿論一片罵聲，說富士康依中國而富，現在卻要投靠印度，忘恩負義。但很多人沒注意到這條消息：郭台銘在滿足蘋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石的同時，拿出30億在河南鄭州建新廠，為自己留了條後路。 在過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動印度製造，然而結果卻證明印度製造並未能如願推進。在「富士康養活中國人」的良好自我感覺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許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會勢力有多強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廠不小心出現員工食物中毒、員工抗議加班太多卻給太少的工資等問題之時，他沒料到會導致印度工廠停擺。再加上印度工廠產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終iPhone的產能靠中國大陸的工廠支撐。 從今年初開始，傳出郭台銘將退出印度，這消息傳了半年，終於成真。7月10日，富士康發布聲明，已退出與印度韋丹塔集團（Vedanta）價值195億美元（約合1410億元人民幣）的半導體合資公司。隨後，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發布聲明表示，後續將不再參與雙方的合資公司運作。 高盛彩筆描就印度燦爛前景 說完了郭台銘「兵敗」印度並從那撤軍的首尾，接下來還得為他辯護一下，因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絕非郭一人，比如蘋果庫克也算是企業精英中的翹楚，人家就特別看好印度。這當然與西方投行界翹楚高盛（Goldman Sachs）這些年對印度的持續看好有關。吉姆·奧尼爾（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以及經濟、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間，發明了「金磚四國」（BRIC）這個詞。他也沒想到BRIC擴展得很快，加進了South Africa，成為BRICS之後，發展成地球南方國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選獲勝後成為印度總理，奧尼爾還預測2015年後印度將發生重大的政策改進，經濟增速將達到7.5%，比中國更快。儘管印度經濟增長率並不穩定，2020年還呈-6.6%，但由於疫情期間中國經濟下滑，2019年之後中美關係持續惡化，跨國資本為了避險，印度確實成了跨國資本包括中國資本的投資寶地，2022年，印度GDP增長6.7％，高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率3%；按美元計算的2022年名義GDP達到約3.38萬億美元，超過英國，接近日本的8成。 這種情況下，看好印度是國際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國高盛乾脆發表一個研究報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美國將下降為第三名。屆時，印度的GDP總量將達到52.5萬億美元，比同期美國的GDP總量高出一萬億美元，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是印度經濟學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這份報告中說，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億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優勢之外，資本投資預計也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屈指一算，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預測的是52年以後的世界經濟願景，屆時聽到這預測的人大多數已經不在人世，誰也沒辦法證偽。 印度的前景雖然燦爛，此刻還是跨國公司的墳場 那麼，印度的現實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還是被稱為「跨國公司的墳場」。 印度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從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註冊的外國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約佔在印跨國公司的六分之一，撤離的公司包括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美國摩托車製造商哈雷大衛森和美國汽車公司福特等。由於外企在印度頻頻遭遇打壓，印度也被稱作「跨國公司的墳場」。據專家分析，外資企業在印度遭受的各種調查、處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個字來概括：「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 據專家分析，高標準立法並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術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達到的標準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體就有近30章500條，基本每一條後面都跟著罰金、監禁等違法後果，而印度的執法部門一般不會主動通知企業更正其不合規行為，一旦違法行為被行政執法部門發現，其就會從違規第一日起開始計算罰金。 種種因素堆疊下，印度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依舊被認為是 「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 在印度投資失敗的企業不止郭台銘，僅中國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這些企業都被罰以鉅款。據印度《經濟時報》13日報導，印度政府要求中國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職位。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製造工作委託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製造流程，並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如果認為這只是對中國公司的特殊關照，那就請看看微軟、三星等的遭遇：在嚴格監管外資企業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對待。2008年，印度稅務部門給微軟開了張70億盧比的「罰單」，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當地監管部門要求補交535.7億盧布欠稅稅款，摺合8.66億美元。據稱，印度監管部門認為IBM謊報了2009財年的營收。 三星電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處罰。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罰稅2億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稅收情報局指控三星對遠端無線電頭錯誤分類，試圖規避172.8億盧比進口關稅，約合2.12億美元。 郭台銘左顧右望深感茫然 郭台銘目前正站一個十字路口上：左顧是競選台灣總統，右顧是繼續經商。從政對他是個挑戰，但對一生喜歡冒險的郭台銘來說，很有吸引力。但台灣選民支持他的人實在不算多，估計除了發生奇蹟，大概率他還得繼續經商。去哪裡呢？印度撤出了，美國也嘗試過了。這些地方無論是勞動力成本之高還是工會勢力之強大，都是他在馳騁中國大陸時沒遇到過的，可能還是回歸大陸最為輕車熟路。當年郭台銘曾說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建廠是為了給大陸人一口飯吃，這話引起痛詬。不過這不成為障礙，因為郭本來就在大陸留了根，最多被大陸人反嘲幾句「還是富士康離不開中國」，這些言論，秘書不傳遞就等於不存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