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COVID「清零」結束，中國開放邊境後不久，張川南(音譯，Chuanan Zhang)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會計的工作，她決定探索這個世界。 34歲的張說，「化妝品生意慘淡」，因為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下崗後，她花了1400美元參加了在線泰語課程，獲得了教育簽證，搬到了風景秀麗的泰國北部城市清邁。 張是越來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之一，他們不一定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是為了逃避在嚴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後，中國競爭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壓力和有限的機會。東南亞因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對低廉和熱帶風光而成為熱門目的地。 自中國結束防疫封控措施並重新開放邊境以來，還沒有關於移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數量的確切數據。但在中國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小紅書(Xiaohongshu)上，數百人討論了他們移居泰國的決定。許多人獲得了學習泰語的簽證，同時制定了下一步計劃。 今年年初，在清邁帕亞普大學，大約500名中國人開始了在線泰語課程。 曼谷私人語言機構杜克語言學校(Duke Language School)的老闆羅伊斯·衡(音譯，Royce Heng)表示，每個月約有180名中國人詢問簽證信息和課程。 遠離家鄉尋找機會的部分原因是中國16至24歲人群的失業率在6月份升至21.3%，達歷史新高。好工作的稀缺增加了長時間工作的壓力。 紐約奧爾巴尼錫耶納學院社會學教授貝弗利·阮·湯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表示，對年輕員工來說，選擇急流勇退是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應對當前向下流動時期的方式。 「在20多歲和30歲出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泰國，自拍，在海灘上工作幾年，感覺自己的生活質量很高，」湯普森說。「假如這些遊子在自己的祖國有他們希望的同樣機會，他們本可以只是旅行度假。」 在中國疫情期間，張曾一度被關在上海的公寓里幾個星期。即使解除封鎖，她也擔心再次爆發COVID疫情會阻止她在國內四處走動。 「我現在更看重自由，」張說。 一筆慷慨的遣散費資助了她在泰國的時光，她正在尋找長期留在國外的方法，也許是通過在線教授中文。 搬到清邁意味著早晨在鳥鳴聲中醒來，享受更輕鬆的生活節奏。與在中國不同，她有時間練習瑜伽和冥想、購買復古衣服並參加舞蹈課程。 38歲的阿莫尼奧·梁(音譯，Armonio Liang)離開中國西部內陸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數字游牧目的地。他的Web3社交媒體初創公司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而他使用的加密貨幣交易應用程序則招致了警方的騷擾。 搬到巴厘島給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這些錢在家鄉可能只夠勉強生活。 「這是我在中國無法得到的，」梁說，他指的是在海灘上用筆記本電腦工作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進行頭腦風暴。「成千上萬的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湧現。我以前從未如此有創造力。」 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歡迎。 「在成都，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如果我對陌生人微笑，他們會認為我是個白痴，」他說。 不過，海外生活並不全是海灘聊天和友好的鄰居。湯普森說，對於大多數年輕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停留將只是他們生活中的插曲。 「他們不能有小孩，因為孩子必須上學，」湯普森說。「他們無法履行對父母的責任。如果年邁的父母需要幫助怎麼辦？因為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去找全職工作，或者被叫回家。」 張說她面臨著結婚的壓力。梁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搬到巴厘島。 「這是一個大問題，」梁說。「他們擔心離開中國後會感到孤獨，擔心這裡的醫療資源。」 2020年，由於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間停止，32歲的黃萬雄(音譯，Huang Wanxion)在菲律賓保和島滯留了七個月，他花時間學習自由潛水，也就是在沒有氧氣瓶的情況下潛水到深處。 他最終飛回了中國南方城市廣州的家，但在政府2021年打擊教培行業後，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輔導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天駕駛超過16個小時的網約車業務。 「那段日子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台機器，」黃說。「我可以接受穩定不變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沒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現狀，向命運投降。」 黃於2月份回到菲律賓，逃離了家人要他在中國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壓力。他與保和島恢復了友誼，並獲得了潛水教練資格。 但由於沒有中國遊客可教，也沒有收入，他於6月再次飛回國。 他仍然希望以潛水員的身份謀生，可能會回到東南亞，儘管他也可能會同意父母的提議，移民到秘魯，在一家家庭經營的超市工作。 黃回憶說，有一次他從40米(131英尺)的潛水中浮出水面太快，他的雙手因缺氧危險而顫抖。他吸取的教訓是避免匆忙併保持穩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動之前，他計劃利用自由潛水員的紀律來應對在中國生活的焦慮。 黃說：「我將從島嶼周圍的海洋中學到的平靜運用到我的現實生活中。」「我會保持自己的節奏。」
秦剛與傅二奶在美產仔一事即使被當局簡單界定為「道德敗壞」，也已經嚴重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政府的外事紀律以及「黨的隱蔽鬥爭戰線」的鐵的組織紀律。王毅與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後，秦剛被暫時保留國務委員空職的下一個時段，應該是對他所犯錯乃至罪行進行繼續調查並最終研究出處理決定的過程，所謂「軟著陸」之說並不準確。 本專欄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標題是《要麼下基層，要麼進秦城，秦剛復出已半點可能》。結果文章發出的次日，中共當局即對外發布了秦剛的外交部長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剛外交部長一職務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剛接替了這一職務的王毅。 筆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評論文章指出：秦剛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機接送鳳凰名記傅曉田到華盛頓受孕，後在洛杉磯產仔的醜聞被傅曉田主動對外曝光後，習近平當局之所以被動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剛免職，並非所謂「任其發酵」，故意丟秦剛的丑，只不過是在等待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時履行一個法律程序。 話說的沒錯，但至今為止，筆者仍未見到有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為了因應秦剛案的「特殊需要」，而臨時召開了會議。 本月3日，筆者在本專欄曾發表《二十大落選中委的潘功勝鹹魚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國內部媒體熱炒潘功勝「全面接掌央行」時，均沒有注意到中組部負責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幹部會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剛剛閉幕，會議中決定的人事任免事項無一和國務院有關。 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請聽眾和讀者們特別關注這段中共法規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 正是根據如上中共法律條文，筆者在7月3日撰寫的這篇文章中斷定，無論是否會在未來結束央行的「雙首長制」，並由潘功勝再接替央行長行政職務，易綱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剛剛被宣布連任的央行行長職務的時間，最早也要等到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見，如果單單是為了「決定」讓已經被宣布免除了央行黨委副書記職務的易綱把央行行長的行政職務也交給潘公勝，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斷沒有必要在7月下旬「臨時召集會議」，因為這實在不是什麼「特殊需要」。 筆者在這再強調一下，依照相關法規，本月25日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本應該是在8月下旬召開的。而就是因為要讓秦剛的「失蹤」儘快「合法」， 這才為王毅和秦剛之間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臨時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易綱的央行行長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減去了一個月。當然這對易綱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反正從潘公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第二天，他易綱已經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網的內容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截止前天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業務）首長王毅和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接」之前，筆者看到的關於秦剛日後下場的「分析」和「爆料」內容，最猛的莫過於彭麗媛建議「放生」，習近平主張「輕饒」。 而秦剛如今雖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長職務，但仍還保留著國務委員的副國級職務—-雖然再沒有任何具體分管的事項，仍還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是「輕饒」的體現。而筆者則認為秦剛被「軟著陸」的說法過於武斷。 昨天在留園網上讀到一篇網貼《為什麼沒有拿掉秦剛的國務委員》，署名「刀鋒」的作者自稱是人正在貴陽旅遊的「翻牆」者。文章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就關於秦剛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長字樣，並且依然保留了國務委員的職務，這就又給大家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而且此次決議還涉及了其他幾位部級幹部的任免，這就給秦剛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嚴重性。看起來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會決議，那幾位部長起著陪綁的作用。 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中沒有使用撤銷等辭彙，並且也沒有撤銷其國務委員的職務，這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結，這不是最終的處理，因為外交部長不是秦剛的最高職務，他的最高職務是國務委員。沒有對其最高職務進行任何處理，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還沒有做最後的評估以及做最終的處理，還沒有做最後的定性。比如他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他在美國發生的一些問題，有沒有受到對方的掌控，有沒有受到政治敲詐而變節？有沒有泄露中國外交戰略，特別是對美戰略的底牌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來完成！等對他的問題做出最後的評估後，自然就會有一個最終的處理，屆時一定會出現撤銷等字樣。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給理由。如果使用撤銷辭彙，就必須要在公報中給出理由！ 這位牆內作者的邏輯比境外大多數網評人更清楚，文中所說的「公報」，應該是指黨內處理的中紀委和監察委的通報。 順著這位牆內網友的思路分析，筆者認為外界對秦剛事件的炒作實在是有點「看熱鬧的不嫌事大」了，特別是出自一些專職網評人的「爆料」內容，楞是認為秦剛和傅曉田兩人中至少有一個與「火箭軍案」扯得上關係，筆者對此表示謹慎的懷疑。 同時，筆者也承認，雖然外界關於傅曉田是「雙面間諜」的說法其實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傅曉田本人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毫無疑問的。相信這一點並不需要任何證據，因為中共政權的駐外記者沒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無論他（她）的工資是由國安系統直接支付還是由其表面記者職務所掛靠的在冊媒體支付。 至於秦剛，已經有外界媒體因為他的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的「專業」背景而指證他是中共政權的「職業特務」出身。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簡稱「國關」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創建於1949年，當時還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調查部成立後，這個外事幹部學校劃歸中共中央調查部領導。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不久，外交學院分院（原外事幹部學校部分）又從外交學院分出，以此為基礎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按照維基百科的介紹，北京的這所國際關係學院當前的隸屬關係並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該學院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民間亦有此觀點。不過，媒體和該學院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管理」，亦有稱「直屬」於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名單中並沒有列出國際關係學院。 民間和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學術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國際關係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 其實，無需「引經據典」，在中國內地，連參加高考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也都知道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的「特殊和神秘」。但準確地說，這個國際關係學院和它的分支，公開掛牌為「國家安全部直屬幹部學校的」江南社會學院還是多少有些區別。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相對於江南社會學院的生源無論是來自社會還是本來就是各級國安系統的職員，學業完成後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國家安全系統，而國際關係學院的畢業生則除了它自己宣傳材料中列為畢業生去向之首的「國家政法系統」，還有外交系統和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校也開設的國關學院等。 如此說來，秦剛就是屬於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為「國家外交系統」培養的人才了？也對也不對。 說「也對」，無需過多解釋，秦剛畢竟已經坐到了外交部長這一外交系統的最高位階了。說「不對」，是因為秦剛大學二年級入黨之後更進一步「積極要求進步」，1988年畢業分配後就進入了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此時很可能是直接受雇於北京市國安局。 有興趣的聽眾和讀者可以上網查閱一下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內容介紹，它號稱是外交部直屬單位，內部只簡稱它為「服務局」。但如果你進入外交部網站的話，卻找不到它的蹤影。外交部網站上介紹的它的直屬局級機構之一「服務中心」和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駐外機構後勤服務的，所以名稱更應該是外交部後勤局。而後者則是專門服務同時管控駐北京的各外國使領館的。其中服務的部分，供職人員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隱蔽戰線」的機構的僱員，而管控的部分，則隸屬於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其中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該服務局給外國駐京使館提供的「中方僱員」里。相信本文的讀者和聽眾即使沒有過在外國駐華大使館或者駐華記者站有過任職經歷，也應該從對中共政權的常識了解中體會出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歷史上曾多次變更上級部門，有時是號稱外交部直屬，有時又是對外介紹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這裡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實上就是北京國安局。 而秦剛1988年國關畢業之初進入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僱員身份進入的，所謂「中文秘書「的職位，沒有可能是為該局的辦公室或者局領導設置的，而是為某外國使館設置的。 也就是說，當年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的秦剛，十有八九應該是以某外國駐華使館被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中方僱員」的身份開始他對中共政權的效命生涯的。 維基百科對秦剛的介紹內容是：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1992年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歷任西歐司隨員、三秘…….。 沒錯，這個秦剛從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開始的前四年是服務局的「中文秘書」，「進入外交部」的時間是1992年。 至於為什麼從「隱蔽戰線」的特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並不難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聯部和國家安全部，以及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甚至軍方的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間人員隸屬的調配再正常不過。 中共駐外使領館的職員中事實上分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兩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來自商務部的，來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較為公開。另外也還有來自總參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國安部的，真實身份就要保密了。至於秦剛，當然是屬於外交部派出的。雖然包括前中共駐美國大使秦剛在內的所有中國駐外使領館的外交部派員在公開外交活動之外也必須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但在中共整個外交部的駐外高級外交官里，像他秦剛這樣職業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見。 再分析下來，雖然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肯定已經不是職業間諜了，但他對傅曉田的鳳凰名記包裝之下的秘密身份應該比誰都清楚。如此說來，他秦剛和傅曉田在美國產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剛背負上了嚴重違反黨紀黨規和國家的外事紀律的「違紀」罪名是毫無疑問的，而同時也嚴重觸犯了中共「隱蔽戰線」的重要行規。 台灣的明居正老師日前在台灣著名主持人陳凝觀女士的「年代向錢看」電視專題節目里分析說：中共間諜系統里有一條「內規」，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這條「線」的間諜不可以和另一條「線」的間諜有來往……。所以，即使傅曉田不是雙面間諜（只是單面），秦剛也犯了一條輕罪，即「跨界交流」。 其實，在中共「隱蔽鬥爭戰線」里早就有「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的調侃說法。因為無論是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還是如今的國安部，對其內部人員的嚴格紀律限制之一就是絕不容忍內部人員相互發生婚外情。豈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間發生戀情，也都是要組織安排或者組織批准在先。 黨和國家培養了傅曉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價值人士並藉此拿到要挾把柄的，到頭來卻是和己方的駐美大使生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從而給了美方要挾的把柄，算是怎麼回事啊？ 分析至此，筆者的「初步結論」是：僅僅「就事論事」，把秦剛和傅曉田的事情簡單界定為中共政權里司空見慣的「道德敗壞」，他秦剛即已經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紀律以及「隱蔽鬥爭戰線」的鐵打的組織紀律。 如果調查結果最終止於此，他秦剛的問題較有可能單單被定性為「嚴重違紀」。至於在此前提下為什麼暫時還沒有被免除或者說罷黜國務委員空職，留等下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金雞報曉 早年在紐約，我聽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以抑揚頓挫的腔調講述中國的綜合國力，像一隻報曉的金雞。我也看過林毅夫寫的英文論文，談到大躍進運動後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引述了「三千多萬」的數字，與西方學界的評估相當。但不知為什麼，在他後來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回國，主張中國人應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後，他的論述就開始有排外的傾向，字裡行間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他相信「不過半世紀，中國一定強」。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國經濟都能維持8%的平均增速。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經濟減緩，國務院下調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國家羨慕的數字），中共並提出那是「新常態」。但林毅夫仍堅信中國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可能在2030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GDP總量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 「湘西土匪」易富賢則推斷，到2035年中國的GDP總量才達到美國的85-95%，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2-27%。《經濟學人》近日刊出一篇預測中國GDP增長的報導（2023/6/8），顯示一家頂級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與易富賢的推斷吻合。聯合國則預測，中國15-64歲的人口在2030年代將下降一億人以上。這對林毅夫的推斷也是不利的。當然，林毅夫可以繼續表示他不認同「人口紅利」的觀點，繼續堅持他的「人口品質紅利」論。如前文所述，從人力資源看，在當前中國，要將從未上過高中的70%勞動力，通過教育培養各種現代科學技能，需四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而經濟體本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華經濟論壇上分析經濟形勢，則是規勸大家不要對人口問題感到焦慮，因為「平均受教育水準不斷上升，到2050年，中國人力資源的總量會高達14.66億，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據何在。到2050年，中國人口還有14.66億嗎？如果沒有，那麼高達14.66億的「人力資源總量」是怎麼來的呢？要算上機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論說如何能平息焦慮？ 官方已承認，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確實引起普遍焦慮，因為官方許多預估都建立在人口資料上。那可是未來的「韭菜」啊。大陸媒體湧現的建議五花八門，有的要求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來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一孩家庭可獲得七千五百元補貼，加生一胎又可獲多少補貼。大奶二奶小三情婦，不論有無名分，都鼓勵生育。有些城市開始號召有償捐精。雲南昆明一家醫院宣告捐精大學生可獲四千五百元的補貼，這背後似乎又有優生學的考慮。還有建精子庫，擴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醫保配套，儼然又是新時期「大幹快上」的大躍進2.0思維。不過這一回與上世紀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產」，真的是要促進生孩子。 試管嬰兒 捐精促孕並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是經由試管誕生的，每三分鐘就有四個試管嬰兒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個新生嬰兒中，就有一個試管嬰兒。不過這裡也有風險。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名醫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個嬰兒的驚人醜聞。這些嬰兒將來有可能發生近親通婚的倫理問題。鼓勵大學生捐精，大學生會讀書沒錯，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領導幹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們不免也要發出「徯我後」的不平之鳴？通過試管捐精，老熊維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維尼來延續革命香火。 大陸有些地方還宣布生第三孩可領兩萬元的補助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國記者走訪黑龍江宜春市，見到的宣傳看板是兩夫妻身旁一孩，嬰兒車中一孩，妻子還隆起了肚子。新時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裡卻看不到年輕人。一個中年大叔嘆氣說：以前想生不讓生，現在讓生也生不起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源頭。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同美國作對的國家都是越搞越窮，無一例外。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集體自力更生也好，沒有外來直接投資（FDI）經濟難以發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中共立刻同美國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與文化交流協定，也邀請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設辦事處，鄧要迅速掌握眼前難得的國際和平機遇。中國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澤東後知後覺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實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長生育間隔）、少（只生二孩）三個方計的節育政策，已經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總和生育率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準。聯合國人口專家認為，無需再進一步收緊政策。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毫不理睬。中國與人口基金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資金，協助中國生產新式安全的避孕產品，並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資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國舉辦的現代化人口普查，被視為當時的一大盛事。單是運算資料的電腦設備，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給中國。可是對於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卻沒有置啄餘地。 一元化領導 一、在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傳統下，只要是最高領導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帶有某種神聖性，成為基本國策，必須進行到底，不會輕易轉彎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強制避孕結紮的措施 ，以及把婦女當做牲口，強押上手術台墮胎的手段，雷厲風行。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指標，計生幹部甚至對懷胎晚期婦女仍然實施強制墮胎，逃跑者被抄家毀屋。種種殘忍的做法令人無法理解。 三、在東亞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也曾宣傳過避孕節育，但基本上都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隨著都市化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準的提高，「少子化」已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趨勢。政府都在為生育率下降而煩惱。這樣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現，中共當局為何毫不覺醒，及早調整政策，也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例子也說明，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四、如今開始嘗到了人口萎縮的苦果。必須問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按易富賢的說法，早在世紀之交中共就應改弦易轍，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卻背負了「破壞基本國策」的罪名。 易富賢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實施一胎化政策時，他只有11歲。他在受訪時表示，當時他了解的實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覺到計劃生育的錯誤。感性的反應是他日後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動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幾個月，房子被拆。親屬中有懷胎數月，「准生證」未批下來而被抓去墮胎的。小學初中老師因超生被學校開除。同學的隔鄰小孩，母親被強制墮胎，墮下的胎兒是活的，被扔進垃圾桶，其母將胎兒從垃圾桶里撿起，由窗戶遞出去，給他父親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條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賢11歲的童年，使我想起我們那個時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計畫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生。他在蹲點的農村公社親眼目睹了婦女被迫結紮和晚期孕婦被強迫墮胎的實況，令他氣憤填膺。他用中文在紐約的美洲版時報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見的真相。令中共惱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賄賂手法取得公社的計劃生育資料，違反學術倫理。在中方壓力下，史丹福校方開除了毛思迪的學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論著《破碎的大地──農村中國人》，以他的田野調查為依據，描述當地農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強迫墮胎等措施帶給婦女的身心創傷。書中流露的悲憫情懷與人道關切，引起讀者很大的共鳴。不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讚他的細膩觀察與生動的文筆，美國人類學學會季刊《美國人類學家》，也刊出書評褒揚這本傑出的人類學著作。 十年後，毛思迪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護士紫安傾述的一生經歷，以第一人稱寫出《一個母親的劫難》，也引起巨大轟動，歐洲亞洲國家的出版社購買了多種文字的出版權，著名媒體發表評論。護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貫穿她一生的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計生政策的嚴密監控，使女性變成一個個毫無隱私、毫無人格尊嚴的生產工具，一旦行為越軌（超生），家中親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都會受到連坐處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實描述，令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在「不願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寫醫師殺嬰的情節，更是驚心動魄，讓人毛骨悚然。 當年在養兒防老的觀念下，農村還出現過溺嬰潮。還有選擇性的自動墮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控制人口，到頭來究竟所為何來？得到了什麼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現在中國社會在「躺平」和「潤」的氛圍里，對年輕人來說，就業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響應共產黨「生產」報國的號召？不要說住房負擔不起，連嬰孩奶粉錢也不易張羅。日益嚴厲的社會控制，有誰還願意把孩子生在越來越專制的環境？易富賢的調查發現，與亞洲鄰國比起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 也許中共官方會宣布，人口負增長是「新常態」。 鄧老爺子闖了禍。醫學博士易富賢的理性批判，被開除學籍的毛思迪的人道關懷，兩者相得益彰。 哎，厲害了我的國。「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誰傾訴？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全文轉自上報）
「逆空心化」 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頭不同，發現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還挺熱鬧。好似困擾鄉村多年的空心化開始好轉。 當然不是。 分析下來，原因大致分幾方面： 一面是經過多年發展，本土縣鄉級工業園區，對青壯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對比傳統外出打工，青壯年寧願選擇在家鄉就業。因為，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基本形成，同樣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鄉就業，收入其實差不多。因此，許多青壯年選擇返鄉就業。 二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大量60後，年滿55歲以上，幾乎很難找到正規企業的穩定工作。以往，他們還可以耗在溫州、福建等沿海地區（多在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隨著沿海就業形勢的同步惡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鄉。 三是，近年整體就業形勢問題。「穩定就業」日益壓縮，大量勞動力從「穩定就業」轉向「靈活就業」，而「靈活就業」轉向打零工，打零工則活計越來越不好找。一層層卷下來，退回來，在家窩著的人，越來越多…… 挨家挨戶細究起來，更發現不少問題。研究一個村莊，或足以管中窺豹。 速描 家鄉小村，屬於我經常說的「80%的大多數」——地處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區，但離城市也不近因而遠離城市化，缺乏資源和稟賦，人均土地1畝多，不窮也不富，日子不至於過不下去（不會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麼希望。 村莊有36戶人家，人口數為160多，曆數下來，大概可以分以下幾類： 第一種，城市化人口，標準是進城買房落戶。 算上我家在內，有7戶，佔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後同齡人A在外打工，跟對老闆，在廣東惠州買房安家；一位70後末期的族親B，通過讀書-教書-考軍校-分配工作，落戶廣州；一位同齡人C，在杭州開飯館，後來參與炒幣賺到錢，安家杭州。 其餘三戶，都在附近縣城。其中一戶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裝修小包工頭，由於工作環境因素，長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況很麻煩，全家陷入困境，將來可能要退回鄉村。 除我們7戶人家外，還有3戶在90年代陸續搬到縣城，因為缺乏專業技能、生病或後人不爭氣（如賭博、在縣城做小混混之類），都城市化失敗，舉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類。 第二類，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這類人家，這些年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屬於「鄉村中產」，再努努力，有希望躍升進城（縣城）。有兩戶，佔比5.5%。 其中一戶是我堂兄，近年跑長途客運。他買了輛二手小轎車和麵包車，在微信群接單，專跑老家到廣州、深圳、東莞一帶，跑一趟可賺上千元，平均算下來，月入七八千不是問題。 另一戶人家是我鄰居E，一位同齡人，在溫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廠從打工人做到管理層，進入當地圈層。有進城實力，但寧願選擇在家建一棟四層的小樓房，小日子過得不錯，不思城市化。 第三類，既看不到什麼希望，日子又勉強過得下去。混日子。 這類人家占絕大多數。本地縣城房價7000左右（新城區更是破萬），一套房動輒七八十萬上百萬。且農民一般沒有社保、銀行信用（甚至工資條都沒有），也沒有抵押物，貸不到款，所以要買房只能全款。這些人家，大致進城無望。 所以不是農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還沒有城市化的大多數中國農民，依然缺乏主動城市化的能力——這裡講的城市化，應當以買房、社保、安家落戶為標準，而非僅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將來退回鄉村——你去問問農民、市民，進城打個工謀個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寬口徑的城市化率，現實指導意義並沒有那麼強。 可想而知，中國的城市化，同步中國經濟降速，必然也會同步降速，後面每提升一個點，困難程度都將超過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還將留在鄉村，鄉村必然長期、客觀存在，鄉村振興亦勢在必行。 第四類，生活困難群體。 這類人家，只有2戶了。一戶是前面所述的包工頭D，因為患病，處境堪憂。城市生活壓力大，他們家可能會退回鄉村。 另一戶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進城的村民F。這戶人家孤兒寡母，由於缺乏專業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難。兩個兒子又走上歪路，大兒子偷竊小兒子做小混混還染上毒癮，城市無法安身，繼而退回老家。好在故鄉房子還在，村民們也很包容。 後來，這戶人家的大兒子在溫州打工，醉酒後與人打架，被打破頭渾然不知，半夜死在這座城市的某間出租屋。不久，其老母親患上癌症去世，兩個兒子家庭都支離破碎，只剩下小兒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這一戶，其實只剩一人，他無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無牽無掛的閃電。 所以，困難群眾，在鄉下也很少了。 就業 綜上，順利逃離鄉村（城市化）的村民佔19%，他們的就業狀況反映在城市。我們來談剩下的80%。 他們的就業狀況，大體可以分以下五類： 第一類，鄉村小老闆。 其中有三戶村民創業。一戶是70年代生人G，創業較早，現在在外地開鋸板廠，還算穩定。兩戶是80後同齡人：其中一戶H開了個養雞場，雖問題不斷，但還在勉力支撐，以進城買房標準看，離成功相距甚遠； 另一戶 I ，在上述落戶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來在溫州鞋廠的管理經驗，在老家鎮上開了家鞋料加工廠。 沿海的鞋廠都舉步維艱，I 的工廠可想而知。上游貨款遲遲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資、各項支出又必須實打實地按時支付。因此，這兩年，他都是在循環刷信用卡中撐過來的。還能刷多久？誰也不知道。 第二類，鄉村個體。 本地經商氛圍不強。搞個體，主要是買貨車跑貨運。他們屬於鄉村領域的專業技術崗，相當於城市中產。 五年前，開大貨車還是鄉村高薪職業之一，即便給人打工，月入也可輕鬆過萬，更不用說自己買車，村裡70、80後兩代人里，有十餘人從事過這個職業。但是，大貨車一開就是七八個小時，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屬於高強度、高危行業（村裡就有一位年輕人車禍去世），因而堅持下來的很少。 更根本的，還是經濟衝擊。貨車司機，可能是近年就業衝擊最慘、落差最大的群體。 中國造車能力實在太強，汽車金融又發達、買車「創業」門檻越來越低，迅速導致供過於求。 另一端，2018年以來，中國製造業、房地產出現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縮。此時，物流互聯網平台迅速發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時，不斷壓制貨車司機們的議價能力，司機們逐漸從有獨立個體演變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戶安家縣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貨車司機6人（戶），依然佔全村就業1/6。其中三戶自己買車，三戶給別人開。 三戶自購車輛的人家，一戶掛靠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與快遞公司合作，還有一些穩定生意，但油價、高速費、保險費、平台費、掛靠費等各項費用不斷高漲，而貨運費日益走低，兩相擠壓，出車利潤微薄，只能勉力維持。剩下兩戶獨立個體，通過互聯網平台獲取訂單，基本呈現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局面，以至於村民哪天沒看到他們，都為他們慶幸——XX終於出車去了。 另一種個體，是種糧承包戶。據抽樣調查，本地每畝雙季稻純收入約470元，單季稻約750元——對種植戶來說，由於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傾向於種單季稻。按國家權威部門指導的小農家庭作業種植面積10公頃（150畝）算，收入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種，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還有其他成本，實際上到不了），相當於進城打工。 收入低，風吹日晒，勞心勞力，鄉下人自然覺得不划算。還好有農業補貼，本地政策，種植50畝以上，每畝補貼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畝合22500元，這就相當於「激勵因子」。 此外還有各種農機補貼，但補貼存在較大區間，其中存在大量「關係」因素——比如，購買一台收割機，上面有關係的，可以頂格補貼，沒有關係，只能獲得最低補貼，中間相差數萬元。 另外，近兩年許多地方財政困難，補貼並不好拿，大戶們的積極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從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來，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給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願意承包，是因為其有一個遠親是縣財政局局長，補貼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該局長被抓，這項補貼要拿到手，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較發愁。 多少年過去了，在鄉村創點業、做點事，依然還得靠「關係」。 第三類，穩定就業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國範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已初步形成，同樣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鄉，收入本質上沒什麼差別。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過溫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幾十人的鞋廠、服飾廠、金屬製品廠為主。這些工廠的特點是按勞分配、相對自由，往往有活乾的時候，加班加點，一個月能賺七八千、上萬元，但訂單少的時候，大半個月呆在出租屋，賺的錢房租、吃飯都不夠。 這幾年，訂單少成為常態，在外打工收入銳減。大致調研下來，（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費用，再怎麼節儉，也只能存個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鄉鞋廠、服飾廠的工資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級別）。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農民工返鄉，成為近年中國就業市場一大趨勢。 但這些廠子之所以願意遷到內地小縣，看重的還是當地的勞動力便宜、容許不規範用工，自然不願意給打工人漲工資、交社保。由於缺乏歸屬感，且年輕人越來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動率特別高。所以，家鄉工業園各種小廠，雖然生意說不上怎麼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見，對鄉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來說，是有相對穩定的就業市場的。只是，這些就業質量不高，越來越吸引不了青壯年穩定就業。 第四類，「靈活就業」。 說白了，就是打零工。這類群體，主要是從「穩定就業」中淘汰下來的中老年群體。 除了北京、上海、蘇南等少數區域，中國農民沒有社保、養老金（家鄉農保為每月100多元），即便過了退休年齡，也必須努力就業以支撐自身的養老保障。但是正規就業市場已經不招，怎麼辦？ 一種是繼續耗在打工地，非正規就業。一方面，城市就業也很難，可想而知他們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駐紮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終還要返鄉），才會選擇這種方式。 另一種是回鄉，家門口附近區域打打零工，建築工地、修路、鋸板廠、農民建房之類。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再遠離縣城的鄉鎮，則在80-100元。只是，隨著近年來房地產、基礎設施投資的萎縮，用工量大減。 可見的是，中國鄉村勞動力市場嚴重供過於求，地方用工企業也越來越「挑」。10年前，不收55歲以上年紀的群體，今年，不少企業直接打出35歲年齡的界限。因此，這類半就業、半失業的「靈活用工」群體，基數還在不斷擴大。更要命的是，隨著1962-1975年中國史上最大「嬰兒潮」變「退休潮」，這個問題正日趨嚴重。 鄉村「靈活就業」的底線是做髮夾、扎彩燈之類的來料加工——我們見過的一串串彩燈，就是他們手工一個個裝起來的，並沒有什麼科技含量——一天可賺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進無希望，退也不至於活不下去，村裡多數50歲以上中老年人，心態日趨大同，「反正每個月再怎麼搞，也能賺個千把塊，餓不死就行了」…… 第五類，失業人口。 按政府統計口徑算，除70歲以上完全老年人，本村失業只有2人。 一位是上述F家的「閃電兄」，因不願就業，另一位是今年剛畢業的大學生K，他讀的是一所職業高校，考不了研，而應屆大學生就業的情況，大家都很清楚。 小結 綜上，從數據上看，小村的就業並沒有很差，畢竟，真正的失業人口只有2人。但從質量上看，肯定不能算好： 一是，隨著製造業整體困局，鄉村「穩定就業」的基數在下降，勞動力不斷從「穩定就業」向「靈活就業」，再向「打零工」擠壓，內卷也很厲害，且越來越不穩定； 二是，「靈活就業」市場不斷萎縮，哪怕打零工，也找不到新的就業增長點； 三是，鄉村難再提供實現「階（進）層（城）躍升」的高質量就業，比如，裝修小包工頭D，以及還沒有進城的另外五位貨車司機； 四是，市場經濟多少年了，鄉村「創業」（包含搞個體）環境依然不樂觀，營商環境長年缺乏改善，「關係」依然是創業的核心考量點…… 管中窺豹，我們在討論城市就業的同時，也不可忽視鄉村就業形勢的衰退。譬如，各界在統計、研究失業問題時，只研究「城鎮就業數據」「城鎮失業人口」，而基本不研究鄉村。 我們的穩就業工作，還要做得更踏實。 作者：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書。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在這樣的爛尾樓事件中，如果徵信成了逼迫購房者為開發商、銀行的失信埋單的工具，那麼顯然有失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發育的作用。 房子爛尾，遲遲拿不到房，可是按揭還不能停，這公平嗎？ 廣西南寧藍光雍錦瀾灣業主王琦（化名）起訴中國農業銀行南寧分行（以下簡稱南寧分行）案，引發了媒體和輿論的關注。 01 「爛尾樓」是怎麼造成的 《北京青年報》報道了該案件的來龍去脈： 2019 年 4 月，王琦的媽媽購買了「雍錦瀾灣」的一套商品房，同年 5 月23日，購房者、開發商、南寧分行簽訂《個人購房擔保借款合同》。主貸人為王琦媽媽，王琦作為擔保人，貸款金額 57.5 萬元，期限 30 年。 合同規定，房子應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 2021年8月，業主看到開發商寫給住建局的關於使用監管資金的信函里提到，樓盤銷售資金全部被開發商總部轉走佔用，總部無任何資金返回南寧項目繼續建設。同年 11 月，開發商發布了交房時間順延的告知函。至今房子仍未完成施工。 王琦發現，房屋的貸款沒有劃入《南寧市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約定的預售資金監管賬戶，取而代之的是開發商的另一個賬戶。 她認為，農業銀行南寧分行違規放貸，也沒有履行對開發商挪用賬戶資金的監管義務，應該為工程項目爛尾、房子延期交付承擔責任。 於是，在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在交房之前，銀行停貸停息，不增加任何額外費用。 2023 年 6 月 2 日，王琦收到開庭通知。7 月 3 日，農業銀行南寧分行的代理律師在庭上回應稱，銀行將貸款支付至非監管賬戶，與房屋能否按期交付，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房屋不能如期交付責任也並不在銀行。 庭審從上午 9 點半開始，歷時2小時，法院未當庭宣判。 根據報道所述，這個案子的基本情況並不複雜。購房者貸款買的是期房，進入銀行專項賬戶的錢，在銀行眼皮底下被轉入非監管賬戶，然後被開發商總部佔用。 項目沒錢了，房子就爛尾了。購房者拿不到房，因此提出銀行監管責任，要求銀行在交房前停貸停息。 專項賬戶形同虛設，開發商轉移佔用購房款「盡享絲滑」，是標準的爛尾樓製造流程。這種事，在今天的中國樓市裡，屢有發生。這位南寧購房者應該感到「慶幸」的是，事件性質還算單純，沒有「一房多賣」之類的坑中坑。 購房款被房地產商挪用了，銀行監管的專項賬戶變成了「轉向賬戶」，購房者卻要為遙遙無期的「期房」承擔房貸，否則就會被銀行列為「失信人」。 拿錢不造房的沒失信，該監管的不監管沒失信，花錢買了個空氣的卻失信了。這是對「信用」二字的莫大諷刺。而這恰恰是預售制的弊端——所有交易風險都被轉嫁到了購房者的頭上。 02 購房者的風險局 熟悉房地產的朋友都知道，我們的預售制學的是香港的「賣樓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的預售制是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創造性學習」。 香港房地產交易的「樓花」，相當於這邊預售制的「首付」。然而，香港購房者繳完「樓花」後，在整個預售階段都不用付款，也就不必向銀行申請貸款，當然也不用還按揭了。直到項目開發收尾，開發商向政府繳清地價後交房，購房者再拿著房契向銀行申請貸款。 在交房前，銀行向開發商發放的開發貸、購地貸，和購房者的按揭貸款無關。如果項目爛尾了，銀行要承擔相應的風險。而我們這邊的預售制，購房者按揭貸款被前置到項目開發階段。 等於房子沒造好，開發商就拿到了全部購房款。購房者的債務包和開發商的錢袋子，只隔了層「專項賬戶」的牛皮紙。 這個「專項賬戶」的監管實際上也就是一張紙。這張「紙」可以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不可撤銷申請並授權貸款直接劃扣入以下賬戶」的陷阱條款。說白話就是在借款合同中，借款者（購房者）同意把貸款打入指定的非監管賬戶中——當然，合同條款是不會明示那是「非監管賬戶」，作為簽約一方的銀行對此視而不見。 這次南寧藍光雍錦瀾灣訴訟就涉及這種情況，「借貸人自願打款非監管賬戶」是銀行代理律師的辯護依據。能把明顯誤導欺騙的合同條款說得如此堂而皇之、理直氣壯，讓人想起了唐國強老師的經典表情包「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這張讓購房者資金脫離的監管的「紙」，還可以是住建部門的文件指示。這也是我國預售制資金監管的一大特色，行政監管部門的強勢存在。 只要開發商提出的資金使用申請，通過了住建局進行審核認定，一紙文件就可以繞過銀行的監管機制。也就是本案中銀行代理律師所說的，「即使將貸款資金真正存放到預售資金監管賬戶，開發商也有可能通過虛假材料申請使用監管資金」。 名義上為嚴格監管設立的專項賬戶，實際操作的「行業慣例」卻是四處漏風的「轉向賬戶」。這套預售制的機制設計、資金監管流程，簡直成了為購房者量身定做的風險局。 本來是預付款性質的「樓花」，在我們預售制中，成了全款購買還沒有造出來的「空氣房」。本來應該嚴格監管的專項賬戶，成了權責不清、四面漏風的灰色錢袋子。 所有的信用風險都由購房者承擔。房子爛尾了，名義上的監管者不會因為監管不力承擔任何損失。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早就拿到手了，銀行照收按揭、本息一分錢不少。只有購房者倒霉認栽，如果不乖乖為「空氣房」按月還貸，就要上徵信黑名單。 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徵信」，有何信用可言？ 在這起訴訟中，購房者選擇了不埋單。媒體報道中寫道：停貸三個月後，王琦的媽媽發現自己上了徵信黑名單，但比起「每個月花幾千元買一個徵信」，王琦和媽媽都覺得「停貸」值得，「老百姓是為一口飯而活，不是為徵信。」 在這樣的爛尾樓事件中，如果徵信成了逼迫購房者為開發商、銀行的失信埋單的工具，那麼顯然有失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發育的作用。 制度工具不應該成為壓迫弱勢者的工具，否則將會造成連鎖反應。房地產領域頻發的司法訴訟升級，已經有了這樣的跡象。最高人民檢察院5月9日公布數據顯示，2023年一季度共辦理房屋買賣合同類民事訴訟監督案件800餘件。 03 誰來埋單？ 中國房地產的很多問題都出在不合理的預售制設計上。本來付個定金減少開發商資金壓力的「賣樓花」，卻成了坑害購房者的風險轉嫁機制。 放貸的銀行不承擔相應的交易風險，風險卻甩給了購房者。 這套乾坤大挪移的玩法，在房地產市場繁榮、房企資金渠道豐富時，還能保持脆弱的平衡。房子爛尾了，房地產商還有渠道借錢填坑，地方政府拿出一點土地收入騰挪填坑。就算爛尾一段時間，購房者還抱有希望，不會輕易選擇停貸。因此，很多矛盾還能遮掩過去。 然而，在房地產市場走弱、房企流動性乾涸的退潮期，上游無力填坑，下游不願背鍋，矛盾就會放大、激化。這類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很為難。很多不利於購房者陳規陋法執行多年，「依法審判」很難還購房者一個公道。 社會輿論影響下的「人情判」，也不是司法審判的應有之義。再加上一些「法外因素」，增加了訴訟的困難。因此造成了受理難、審判難。 在南寧的這場訴訟中，購房者從2022 年 7 月 18 日提起訴訟，直到將近一年後才第一次庭審，至今沒有判決。購房者發出「什麼辦法都用完了」的聲音，令人唏噓。 中國房地產到了今天的局面，很多問題都需要檢討反思。既需要制度設計、法律法規的治本，也需要化解當前矛盾的治標。從制度設計上治本，涉及產權等深層次問題，現在談為時太早，先過了「治標」的這一關再說吧。 地方行政部門和銀行至少應該為自己的失職埋單，而不是一味把鍋甩給購房者和社會。 去年8月，南寧市設立了以「平穩房地產」為目的的房地產私募投資基金，首期規模 30 億元，看上去有模有樣。但是，以南寧房地產的現狀，能夠指望私募投資基金解決爛尾樓問題嗎？ 吃土地財政的飯時是真香，解決爛尾問題時，財政怎麼扭捏起來了呢？ 至於農業銀行南寧分行，既然「出台了延遲還本付息的紓困政策」，那就大大方方和借款人共度時艱，還留個變相收利息的「資金占用費」，仍然是太雞賊了。 「上黑名單」之類的做法，對退無可退的購房者會越來越沒有震懾力了，有關方面該承擔的風險，還是大大方方地承擔吧。隨便拿捏購房者的好日子已經到頭了，是該直面困境的時候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胎盤是人類在短暫時間內成長出來的一個令人驚嘆的器官，然而，它對人類的健康具有意想不到的長期影響。研究人員現在正在開發工具，以發現胎盤問題並改善未來嬰兒的生活。 新生兒來到地球，都失去了胎盤，它為胎兒提供氧氣和營養，清除廢物並阻止病原體侵犯。這個關鍵的器官後來可能被丟進了垃圾桶。 你可能會說，這沒關係。畢竟，胎盤本來就是臨時器官。沒有人想要帶著一個看起來像肉質、寬20厘米的蘑菇狀組織的臍帶在肚臍上度過一生。人類過去一直是這麼認為，但我們錯了。人類現在了解到，胎盤在失去幾十年後，可能對你的健康有出奇地大的影響。心臟病、肥胖、哮喘、多種形式的癌症，所有這些病症的長期風險，可能都受到胎盤生長方式的影響。 這個消息對已經出生的人來說來得太遲了。但如果能開發出工具，在懷孕期間找出不健康的胎盤並對任何問題進行新的治療，未來的幾代人都可能會受益。由於這些工具有望改善人類健康，研究人員現在正爭先恐後地開發它們，在過去的12個月里，他們的努力已經開始取得成果。那麼，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讓未來的寶寶有更好的機會享受健康的生活？ 胎盤開始從胚胎的細胞中發展出來，大約在受孕後的10天。隨著胚胎髮展成胎兒，胎盤成為胎兒和母體的介面，為發育中的胎兒提供氧氣和營養，並且單槍匹馬地完成所有在出生後需要肺、肝和腎等器官協調完成的工作。為了實現這一壯舉，胎盤負責監督子宮附近150條螺旋動脈的全面重塑，這些小型、纏繞的血管供應給胎盤血液。然而，這個過程並不總是順利進行。 胎盤是人類在很短的時間內成長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奇特和神奇的器官，但是它的成長過程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會導致母體或胎兒的健康處於危險之中。 例如，子癲前症每年導致70,000名婦女死亡，也是導致500,000例死胎的一個因素。雖然子癲前症的確切原因仍在爭議中，但它出現的時候，由胎盤重塑的螺旋動脈沒有正確地擴寬，使胎兒缺氧。胎兒會通過向母體的血液中輸送如雌激素和一種叫做可溶性FLT-1的蛋白來反應。最終導致血管收縮和血壓上升。如果子癲前症不受控制，可能對父母的大腦、心臟、肝臟和腎臟造成傷害，也會讓胎兒處於危險之中。 胎盤植入也是種嚴重的病況，新形成的胎盤在侵入子宮後不停止生長。在嚴重的情況下，它會穿透子宮壁，進入相鄰的器官，包括膀胱或腸。然後，當寶寶出生時，「胎盤不能像正常那樣脫落，因為它太深入了，母體就會失血過多，威脅生命。 胎盤問題 還有人認為，多達66%的早產可能是由胎盤問題導致的，而早產婦女在多年後發展出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增高。對於極早產的婦女——在懷孕22至27周間，早產過程本身可能引發炎症，增加了後期心臟病的風險。 其他孕期併發症也可能對長期健康產生影響。一項研究認為子癲前症可能在那些懷孕的人中，引發加速衰老的過程，影響多年後的健康。 胎兒的長期健康也面臨風險。這種證據在20世紀末開始出現，英國英安普頓大學的醫生David Barker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出生時體重接近2.3公斤的人，在成年後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比出生時體重接近4公斤的人高三到五倍。 後續的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出生時體重過輕，他們將面臨更大的中風、高血壓、2型糖尿病、哮喘和某些形式的癌症風險。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許多健康問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 這個觀點，也被稱為胎兒起源假說或Barker假說，並且在近幾十年里，這個想法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該假說的支持者包括與Barker合作過一些研究的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Kent Thornburg。他說，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在出生之前就已經確定了，比出生後的生活方式選擇影響更大，「胎盤實際上影響你的健康一生」。 隨著這種假說的受歡迎程度增加，一些研究人員已經開始探討胎盤如何可能影響胎兒的發育和長期健康。一種觀點是，功能不佳的胎盤可能會在內臟器官如心臟和腎臟正在成長的時刻減少向胎兒提供的營養。這可能危及這些器官的發育，並使它們在以後的生活中更易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 符合這種觀點的研究顯示，9歲的孩子如果在胎兒期間經歷了生長受限，他們供血到心臟的動脈比沒有經歷生長受限的9歲孩子小。其他研究顯示，出生體重較輕的嬰兒，其腎臟含有的腎小體——過濾血液製造尿液的結構——的數量比正常數量少。 通過動物——尤其是羊——的實驗，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更多可能的發育問題。如果羊在子宮中缺乏營養，它們的動脈中彈性組織較少，而且他們的肺和肝也可能受到損害。此外，一項在老鼠上進行的研究顯示，在胚胎期間營養不良可以減少胰腺中能生產胰島素的β細胞的數量——這可能解釋人類中出生體重與2型糖尿病之間的聯繫。 劍橋大學的Abigail Fowden說：「在人生的某個時期，你可能由於在子宮中經歷的某些事情而消耗掉胰島素，導致你發展成糖尿病。」 目前的研究 這一研究成果的總體表明，懷孕期間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照顧好胎盤，讓人們在整個生命中保持健康。但我們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 在2020年的一項研究中，Thornburg及其同事審查了先前發表的數據，並得出結論：如果懷孕的人經歷了慢性「毒性」壓力，胎兒的生長速度會降低。這種壓力與種族主義、住房不安全、食品不安全和伴侶暴力相關。 Thornburg說，這個發現的重要性不應被誤解。「母親並不應該為寶寶的大小或胎盤的生長狀況負責，」他說。相反，結果顯示，社會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在懷孕期間保護和支持人們。 其他研究人員正在超越社會因素的研究。去年，劍橋大學的Gordon Smith及其同事分析了4200名正在經歷首次懷孕的女性的血液樣本，並確定了子癇前症和胎兒生長限制都與一種名為可溶性FLT-1的蛋白與一種名為胎盤生長因數的蛋白的比例過高有關。今年，Smith的團隊報告說，這種高比例也與自然早產相關。 確定那些可能面臨風險的人只是開始。更廣泛的希望是，我們最終將有技術以前所未有的詳細程度監測胎盤，這是「人類胎盤計劃」的一個主要目標，該計劃是2015年開始的一項持續的研究工作。這應該讓我們能確切地發現誰的胎盤功能不佳，以便他們可以得到所需的護理。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Nadav Schwartz表示，胎盤監測技術應該重點關注一件事。「我想，如果你問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位產科醫生，關於胎盤測量的聖杯是甚麼，他們會說是氧氣，」他說。去年，Schwartz和他的同事們展示了一種新的工具，該工具使用激光光和超聲波來監測胎盤的氧氣含量。在涉及24名女性的原則驗證試驗中，該工具確定了其中一部分人的胎盤含氧量較低，並且後來發展出懷孕併發症。Schwartz說，以前根本無法對胎盤獲得這種程度的洞察。「能夠終於衡量到這一點，這真是令人興奮。」 該領域的進展速度很快，並且提供有關胎盤更多信息的工具正變得可用。例如，去年在另一項研究中，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團隊，用機器學習工具分析了五名後來發展出懷孕併發症的女性的標準MRI掃瞄。他們發現用演演算法能夠以一種方式解讀數據，以精確地定位胎盤內氧氣含量低於預期的區域。 下一步將是開發允許治療被識別為功能不良的胎盤的技術，比如治療性超聲，這已經被用於人體其他部位，通過幫助增加血流量將更多的氧氣帶入組織，可能也適用於胎盤，但這個想法需要進一步的測試。 如今，人們更加意識到胎盤對我們的健康有深遠且長期的影響。 最後，還需要看到，胎盤是胎兒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其基因組與子宮細胞的基因組不同。胎兒基因可能會努力從母體獲取儘可能多的營養，而母體基因可能會保持母體有足夠的健康以支持未來的懷孕，這兩者之間有衝突。現在的研究人員日益達成共識，認為一些最為人所知的懷孕併發症，如子癇前症、妊娠糖尿病、流產和早產，可能最好通過檢查基因衝突來解釋。
英國大部分地區的房市逐漸降溫，然而還有沒有房價依然維持熱度的地方？我們來看一看這些依舊火的地區：布里斯托，紐卡斯爾，雷丁和威倫霍爾，為甚麼這些地方的房市依然熱度不減？讓我們一起揭開這些謎團。 布里斯托樓市依舊火爆 在英國的房地產市場中，布里斯托市是目前最火爆的地區。根據PropCast的研究，該市六個郵區均位列全國前十大最熱門的房地產市場，而其中BS5區——包括Easton,Moorfields,Whitehall和Speedwell等地——是全英最炙手可熱的市場。 Angie Clifford是Easton區的St Marks Road的Hunters房地產中介公司的員工。St Marks Road因其多元文化的美食、節日和街頭派對，於2020年的Urbanism獎項中被評為全英最佳街道。「如果我有十套房源，我可能在幾個月內就能把它們全部賣出，」Clifford說。 位於布里斯托Beminster區的Factory No.1（原煙草廠）的公寓起價為25萬英鎊。在這個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區，購房者可以找到比市中心更大的歷史悠久的房產。Easton區街道兩旁的五彩斑斕的維多利亞式排屋以及其他幾個位列前十的布里斯托社區——包括Bedminster,Bishopston,Redland和Hanham的零碳新建築——對於受到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制約的首次購房者來說更加容易入手。 據房地產門戶網站Zoopla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中，BS5區的平均售價為337,211英鎊。Easton區的公寓平均售價約為213,239英鎊，而排屋的售價接近360,585英鎊。 布里斯托市的房價在過去的12個月中增長了3.1%，根據官方統計，「但今年的市場已經穩定下來，我們沒有遇到太多瘋狂的競標戰，」Clifford說。 她猜測，來自布里斯托本地的人和正在和倫敦過來的人競爭，後者現在可以遠程工作，並且正在尋找一種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離卡迪夫，伯明翰和倫敦的通勤距離都很近。 Clifford提到，Devon Road，Bruce Road和Gratitude Road都非常受歡迎，因為這些街道旁邊有時髦的咖啡館和酒吧，且背靠布里斯托和巴斯的鐵路自行車道。這裡有一個充滿活力的植物性食品場景，而且布里斯托經常出現在英國最綠色城市的名單上。 「我的堂兄，例如，住在倫敦，她必須開很長的路才能到達一個很棒的海灘。我們只需要一個半小時的路程，」Clifford說，「我們擁有倫敦所有的東西，甚至更多——但沒有倫敦那樣的價格。」 購房中介Recoco的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Nigel Bishop表示，他也注意到了他稱之為「逃離倫敦市場」的增長。「沒有其他地方像布里斯托爾這樣，離倫敦近但幾乎提供相同的東西，」他說。即使是在高檔的Clifton區，市場也非常火爆。Bishop最近有一位客戶在24小時內未上市就將他們在這個山頂熱點的430萬英鎊的房子賣出。 紐卡斯爾的郊區——High Heaton 紐卡斯爾附近的的High Heaton是一片尚未被廣泛發現的房產熱點。這個位置便利的社區距離紐卡斯爾市中心僅有10分鐘的車程，12分鐘的地鐵旅程，或者不足一小時的步行時間。根據房產網站Zoopla的數據，High Heaton郵編NE7，平均房價為249,398英鎊，這比整個紐卡斯爾的平均房價198,068英鎊高出一大截，而且相較於去年，High Heaton的房價還增長了7.6%。 High Heaton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居民提供了豐富的生活便利。社區擁有眾多綠地，包括Paddy Freeman’s Park和佔地1000英畝的Town Moor。當地的教育資源也非常豐富，擁有紐卡斯爾男子學校和紐卡斯爾女子高中等優質私立學校，以及被Ofsted評為優秀的West Jesmond小學。此外，High Heaton距離美麗的Whitley Bay海岸也僅有20分鐘車程。 該郊區深受Freeman Hospital的醫生和工作與養老金部公務員的歡迎，醫院隔壁的Benton Park View設有數字中心。住房存量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的帶有凸窗的半獨立式住宅，售價在25萬至35萬英鎊之間。 在該地區長大、在牛頓路上經營Jack Harrison Estates的房地產經紀人Jack Harrison表示，前地方當局大樓也「特別受歡迎」。這座前議會大廈「建造得很堅固」，而且「價格只有一半或至少便宜三分之一」。 Harrison說，在大流行之前，買家會熱衷於裝修以增加價值，但勞動力和裝修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大多數人現在更願意花更多的錢購買房產本身」。High Heaton已經成為了Gosforth和Jesmond等知名但價格較高的社區的有力競爭者。 雷丁的郊區綠洲：Woodley 位於雷丁外圍的Woodley，是受到人們廣泛歡迎的住宅郊區，房產供不應求的現象令人矚目。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的數據，雷丁的房價在過去的一年中上漲了5.4%，平均價格現在為327,738英鎊，比2022年6月的數據有所增長。 然而，在Woodley，房價更高。據房地產網站Zoopla的數據，Woodley的平均房價達到了458,409英鎊，其中公寓的售價通常為248,788英鎊，而半獨立式住宅則達到了467,711英鎊。這個郊區以其每周兩次的市場，以及即使在工作日也往往爆滿的Bosco Lounge餐廳，贏得了人們的喜愛。 這個地區的房產需求來自兩部分人群：一部分是當地居民希望升級為更大的房子，另一部分是來自倫敦西部如豪恩斯洛和斯勞的遷入者，他們希望離家更近。Winkworth房地產代理公司雷丁分部的Michael Foldvari解釋說：「與Twyford和Charvil等地相比，Woodley的價格更為親民，而且在交通方面可能稍微優越一些。」附近的Earley車站距離雷丁不過10分鐘的路程，而通過新伊麗莎白線，只需要22分鐘就可以直接到達倫敦帕丁頓車站。 Foldvari進一步指出，許多潛在買家已經坐等Woodley的房產上市，許多人甚至還沒有真正踏入市場。此外，Sandford Lane作為鄰近的Sandford一部分，是一個人們夢寐以求的地方，那裡有大房子，蜿蜒的街道穿過風景如畫的湖泊和溪流，無疑是Woodley這個綠洲中的明珠。 Foldvari說，潛在買家坐在房地產經紀人的賬簿上等待Woodley的房產出現，所以大多數人甚至都沒有進入市場。 曼城的Stretford：投資熱點 在十大熱銷房市中，有兩個正在嶄露頭角的地點已經成為了投資者、首次購房者以及準備換房的人們的競爭焦點。其中一個地方就是位於大曼徹斯特的Stretford。 Stretford，一個具有豐富歷史的曼城Stretford區的小鎮，被當地媒體《曼徹斯特晚報》稱為「新的崛起之地」。它在排行榜中位列第六，最近的投資活動包括對Stretford購物中心的改建以及Stretford美食大廳的新開張。 在2021年，該鎮提交了一項重建市中心的計劃，旨在改善交通、增加綠化空間、提升娛樂設施，並且計劃建設800套新住宅。而且，斯Stretford擁有由英國教育標準局（Ofsted）高度評價的維多利亞公園小學以及鎮上自己的文法學校，吸引了很多希望從市中心搬遷的年輕專業人士和家庭。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的數據，曼城的平均房價為230,046英鎊，比去年上漲了6.1%。據Zoopla的報告，Stretford的平均房價為272,231英鎊。其中，公寓的平均售價約為160,871英鎊，對於打算出租房產的業主來說，這是一個相對較低的入門價格，而半獨立的住宅的售價則為301,084英鎊。 因此，無論你是投資者，還是正在尋找新家的購房者，Stretford都值得你仔細研究。 Willenhall：升值潛力與投資機會 在英格蘭西米德蘭茲郡的Willenhall，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遠超其他地區。根據Zoopla的報告，這個位於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第四大賣家市場的房屋平均售價僅為198,527英鎊。過去一年，公寓的售價通常略高於97,783英鎊，而半獨立式住宅則稍低於203,042英鎊。 Willenhall地理位置優越，位於Wolverhampton和Walsall，這兩個快速發展的城市之間，房源種類豐富，包括適合退休人員的平房和為擴大家庭設計的新建住宅區。 今年初，Willenhall獲得了政府2000萬英鎊的平整基金，成為Black Country僅有的兩個成功競標地區之一。這筆資金將用於支付高速公路改造費用，並在Moat Street 和 Villiers Street建造106棟房屋。此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十年重建計劃正在進行中，旨在建造更多的房屋、公園和火車站。 Paul Carr房地產經紀公司的Mark Shakespeare強調了Willenhall的投資價值。他表示：「如果有人希望投資一個未來有升值潛力的地區，那麼Willenhall絕對是首選。」如果您是賣家，那麼您會發現這個郊區的房地產市場仍然火熱，這對投資者來說無疑是一個良好的信號。 布里斯托的活力密碼：咖啡、房地產與美食 在英國最炙手可熱的房產區域之一，布里斯托的一條大街上，有一家名叫No12 Easton的咖啡館，它是由39歲的Madeline Andrews經營。從美國移居到蘭開夏郡已經有二十年的她，因工作的原因在八年前搬到了布里斯托。 Madeline與她的丈夫彼得一同運營這家咖啡館已經有五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他們提供的早午餐、酸麵包和自製香腸卷深受當地人喜愛。她親眼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家庭開始搬入這個距離市中心僅需20分鐘步行的社區。 「這對於一些在那裡生活了很長時間的當地人來說，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你知道，中產階級化。有些人並不喜歡這個變化。但對於房價的增長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利好。」她說，「對於那些喜歡美味咖啡和早午餐的人來說，現在有更多的選擇。」 安德魯斯猜測，她位於伊斯頓的房子自八年前購買以來，價格已經翻了一番，而她的朋友最近也在該地區以40萬英鎊的價格購入了一套三卧室聯排別墅。「甚至在五年前，這個數字也可能接近30萬英鎊。」她補充。 在封鎖期間，安德魯斯開設了Spiegel&Peach，一家專註於未知地區葡萄酒的公司，她表示業務發展「非常好」。她說：「布里斯托有許多獨特的公司，他們為布里斯托的餐廳提供產品，因此我們正在此地打造一個獨特的餐飲場景。」 對於雷德蘭這個地區，露西．湯普森（Lucy Thompson）將其視為投資的首選。五年前，她以265,000英鎊的價格購入了一套經過改造的房屋。幾年後，這套房子的估價已經上漲到了305,000英鎊，現在她已經把它租出去了。 在威爾士邊境的門迪普斯的布萊格登，34歲的湯普森與她的農民伴侶一起生活。儘管她每天需要花費半小時的通勤時間進城工作，但她仍然享受這個過程，並且喜歡在義大利餐廳Bianchis和Pasta Loco享用美食，在下班後還會在Chandos路的Snobby’s喝一杯葡萄酒。 「我曾在倫敦生活了一年，我討厭在那裡花費太多時間才能到達鄉村。在布里斯托，交通便利，你可以在半小時內到達蒙茅斯郡，科茨沃爾德也近在咫尺。感覺就像你永遠都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呼吸空間。」湯普森總結道。
金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這誰都知道。中國的金融領域有幾個敏感話題，銀行安危、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它們都涉及專業知識，許多人不甚了了，但這三個話題，大家又不得不關心。當今的時代，民眾誰不在乎自己的存款安全？企業運營會有涉外業務，匯率振蕩就直接影響到企業生存；外匯存底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經濟地位是否穩固的象徵，可中國的真假外匯儲備讓許多專家頭痛。 最近，與中國相關的這三個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引起了多番關注。中國的銀行系統為地方財政的巨額債務兜底，引發中國幾大銀行的國際評級降到底；銀行的潛在金融危機和企業所欠外債無力償還，讓華爾街對中國上萬億美金的金融投資開始撤離；外資撤離使得人民幣匯率趨貶，同時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水落石出」；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進一步分析就發現，中國的外債非常沉重。這些金融問題集中到一起，將進一步造成外資對中國經濟信心的下降，使中共無法再依靠外商的金融投資來「輸血」。 一、銀行存款送政府 今年6月26日中國審計署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提到，國家審計署「重點審計了18個省本級及36個市縣共54個地區的財政收支管理情況……70個地區通過『自賣自買』國有資產、虛構土地交易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861.3億元，其中67.5%發生在縣級」。6月2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報道，標題是，「中國地方政府通過『自賣自買』，虛增財政收入」。 據《華爾街日報》6月12日的報道，中國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規模，去年9月就已經達到GDP的295%。而其他媒體披露的消息是，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已高達80萬億人民幣，債務雪球正越滾越大。 中國政府應付這個債務雪球的辦法是，讓銀行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券，變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轉移給銀行去承擔。地方政府負債過度、財政收入因賣地困難而有枯竭之虞，所以欠下巨額債務而無力償還。中共當局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不惜把國有的主力銀行拖進壞賬泥坑。 中國今年5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銀行持有地方政府債券43.7萬億元，占債券總額的七成，主要是六大國有銀行承擔了地方政府的債券。7月4日中國的金融圈傳出一條消息，近幾個月來，中國的頂尖銀行正在給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貸款，幫這些融資平台還舊債，這等於是讓大銀行給地方政府的爛賬買單兜底；而且，為了幫地方政府緩解財政困境，這些貸款前4年免息。 二、民眾取款麻煩多 雖然中共高層讓銀行為各級地方政府送錢救急，但今後這些地方政府幾乎不可能歸還銀行的借款。而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民眾的存款，這些錢借出去打了水漂，民眾就沒辦法提取存款了。 由於政府從銀行大量取走現金，放給地方政府的大筆貸款都是「肉包子打狗」，產生了銀行的巨額壞賬，這當然會危及銀行的生存；更糟糕的是，銀行為財政負債兜底，還造成銀行的銀根特緊，金庫里可以支用的現金很容易見底。這種狀況下，存款多的客戶來提存，銀行就沒錢讓客戶提取現金。 最近半年來，香港民眾紛紛湧入深圳的各大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但提款過程越來越「艱辛」。我的錢，你銀行都不讓我取，很多香港人對此敢怒不敢言。深圳的各大銀行限制香港人提取存款的做法，大致有以下幾種：首先是取款上限卡在2萬元；其次，提取大額現金要求提前預約，但銀行的預約客服電話無人接，讓預約無法完成；再次，銀行故意縮減櫃檯服務人員的人數，櫃檯上只留一人處理現金交易；為防止客戶把存款轉出，銀行會無端凍結客戶的銀行賬號。 香港有財經專欄作家認為，擔心銀行有不少壞帳，導致資產質素出現問題，「可能跟大陸樓市或債市有關，市場都知道這方面不太對頭……如果銀行體系都有事，到這個程度都不能不防，（情況）會急轉直下」。 三、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成「蹺蹺板」 華爾街最近一直在關注中國地方政府無法償還的嚴重債務負擔，中共讓銀行兜底的做法，關係到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策略選擇和盈虧。今年6月初彭博社報道，「投資者歸零，中國地方債務爆發，視為亞洲最大風險」，這「投資者歸零」的說法，指的是西方對中國的投資者正在「歸零」，外資持續撤資；6月5日彭博社又報道，「中國對地方債務飆升的保證，未能緩解擔憂」。 7月5日華爾街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一份給客戶的報告中，下調了中國頂級銀行的評級，把中國農業銀行的評級從「中性」下調成「賣出」，把中國工商銀行和興業銀行的評級從「買入」下調至「賣出」。這家投行表示，擔心中資銀行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銀行承接此類債務帶來的盈利風險以及銀行的命運。當天，中國的銀行股在香港就馬上暴跌。這個負面金融消息會加快國際資本從中國外逃，而外資撤離就導致人民幣不斷貶值，從今年1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路滑坡。 中共為了穩住外資，希望他們回頭，從7月開始採取措施，拉抬人民幣匯率。其辦法是，讓中國的頂尖銀行把在國外的外匯頭寸調回央行，買進人民幣，於是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暫緩。這是一個長期有效的穩定匯率的辦法嗎？當然不是，因為，這樣做會傷及中國的主力銀行之生存。 其結果是，匯率政策和銀行穩定政策互相對立，形成了一個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度的「蹺蹺板」：要穩匯率，銀行的安全度就下降；要穩定銀行，防止客戶對銀行不放心而大量提存，匯率就會貶值。這樣，匯率穩定和銀行穩定兩者就此消彼長；雖然「蹺蹺板」在短期內可能上下擺動，但從長期看，銀行穩定性關係到中國經濟和政權的安危，其重要性遠遠大於人民幣匯率，所以，人民幣匯率就難以固守。 四、商業銀行風險大 商業銀行在國外的外匯頭寸，是中國頂尖銀行的國外分行日常為中外貿易和服務辦理結算時收到的外匯，也就是銀行在國外的櫃檯業務每日外匯收付結算之結餘累積數。這個累積數有多大？從2015年的金融機構信貸收支平衡表來看，大約在2千到3千億美元左右。 為什麼我只講2015年的數額，因為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當然不是說，中國所有商業銀行櫃檯和金庫里的外匯頭寸，一夜之間全都突然消失了，這些外匯頭寸依然存在。至於央行為什麼要在賬面上「清零」，其中的貓膩，下一節會交代。 中國的商業銀行手裡的外匯頭寸，有一部分不能動，必須應付每日收付外匯的需要；但有一部分是可以機動使用的。當商業銀行總行在國內的資金緊張，或者央行強化商業銀行外匯結餘的及時結算紀律，商業銀行會把外匯頭寸的一部分賣給央行，增加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同時買進人民幣資金在國內使用，這樣做就拉抬了人民幣匯率。 為什麼中國的商業銀行拉抬人民幣匯率，就影響銀行的安全呢？因為，中國的央行為了拉動經濟，維持著低利率，而美國聯儲會為了壓制通脹而不斷升息；到今年7月19日，美中之間的貸款利率已經拉大到5個百分點，美國的貸款利率是8.25%，而中國是3.55%。這個巨大又難得的利率差，對面臨地方政府壞賬沉重壓力的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講，誘惑力實在太大了。 中國的商業銀行有一個生死線，即存貸款利率必須大於1.8%，這樣才能有足夠的利潤來維持銀行的生存。而現在中國銀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平均是1.65%，一年以上的定存利率更高，存貸利率差已經縮小到1.9%以下，位於銀行生死線上。對銀行來講，如果能盡量用外匯頭寸在美國放款，可以賺到比國內放貸多幾倍的利潤，這些錢可以幫助它們國內的總行大大緩解經營壓力，增加銀行的安全度。因此，眼下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當然不願意把外匯多賣給央行了。但是，央行是商業銀行的監管上級，「老闆」下令拉抬人民幣匯率，商業銀行只能服從，代價是商業銀行的安全面臨危險。 五、外匯儲備：假作真時真亦假 為什麼說，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而實際上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並沒消失？這其實關係到中共的外匯儲備的真假大戲。所謂真假，有兩層意思，其一，現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匯儲備里，有一部分是假的；其二，中共之所以要作假，是希望外國金融機構不要看穿一個關鍵問題，中共並沒有足夠的外匯來持續拉抬匯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當年下半年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主要是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造成國家外匯儲備明顯下降。為掩蓋真相，2016年初，央行把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全部划到自己名下，在統計數據上製造出一個外匯儲備未曾下降的假象。所以，從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貨幣當局官方儲備資產」，其實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匯了，還「吃進了」全部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即用後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所謂的「貨幣當局」是指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並非可以操縱貨幣政策的「貨幣當局」。因此，用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來部分冒充央行的外匯儲備，自從201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而各家商業銀行手中的外匯頭寸，在公開的金融統計資料中成了「隱型存在」。 從2016年到現在，中共公布的國家外匯儲備數額一直是3萬億美元多一點。中國有一些外行人議論說，有這麼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豈有外匯之憂，甚至可以拋售美國債券來打擊美國。其實，過去8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沒怎麼增長，但外債卻急速增長；不懂中國的外債現狀，就不知道中共的外匯儲備有多緊張。 中國的外匯儲備存在國外，總不能是銀行存款吧，那樣利息上吃虧太大，而且風險更大，因為國外的銀行一破產，外匯儲備就會泡湯。比較安全的方法是，買經濟大國的國債，不怕倒賬。但是，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國債數量有限，容納不下中國保存外匯儲備的需要，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半只能投入美國的金融市場。目前，中共的外匯儲備當中，一半多是美國的國債和公司債券。中國國內那種拋售美國國債的論調，純屬無稽之談，乃殺敵一百、自傷一千之舉。 六、增長靠借錢，債多豈不愁？ 從中國外匯儲備總量似乎穩定的局面，其實完全看不出外匯儲備的緊缺程度。就象今天中國很多家庭，雖然銀行里還有一些存款，但房貸債務過於沉重，以致於很多家庭只能節約家庭日常開支來度日。中共的外匯儲備也是同樣的情況，不了解中國所欠外債的數量增長，就不知道那3萬億美金外匯儲備是少了、還是多了。 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據去年底中國發布的《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2021年底中國的對外負債達到了73,410億美金，比2015年增長了62%；而2021年中國的GDP比2015年只增長61%。可以講，這6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靠對外借債來支撐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何況借了大筆的錢，哪能債多不愁？ 僅僅看中共2021年底的對外負債總量，就高達7.3萬億美金之數；再看今年6月底的外匯儲備，只有不到3.2萬億美金而已。償還外債是要用外匯的，現在中國的對外負債已經超過外匯儲備的2.3倍了。換句話說，就算所有外債只有一半到期，若還清一半外債，就會花掉現有的外匯儲備；那剩下的一半外債，拿什麼來還呢？明白了這種處境，現在誰還敢說，中國的外匯儲備綽綽有餘？ 如果外匯儲備還債花光了，那意味著什麼？至少就沒錢進口石油，私家車就不必開了；吃飯也只能當素食主義者了，因為飼養生豬家禽的飼料大部分靠進口；海外留學生的學費生活費當然也斷頓了。僅舉這幾例就可以說明，外債暴增，對國內家家戶戶的民生，將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七、債多錢緊，外匯緊缺 當然了，償還外債一事，上面所說的只是個大而化之的講法，事實上不那麼簡單。討論還外債之前，還得具體分析一下，中國這些年欠下的新外債，主要是欠誰的？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的數據，這2021年73,410億美金的外債，大頭是外企和外國投行。其中，35,238億是外企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外企撤離中國的時候，按道理中國必須讓人家換取外匯拿錢走，儘管現實中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刁難撤資的外企；另外還有21,544億美金，是外商在中國的證券投資，從中國的證券市場上撤離，比關廠賣設備撤資容易得多。 7.3萬億美金的外債，是歷年累計數。從2015年到2021年，中國的對外負債一共增加了28,157億美金，其中，外企直接投資為9,275億，外商證券投資是12,971億。這個負債結構說明，過去幾年外國在中國的投資，從直接投資實體經濟轉變成了金融投資。既然金融投資進入中國的證券市場比較容易，撤離也就相對簡單，因此，金融投資的高流動性使得此類外資撤資時，對中國外匯儲備的衝擊會比較大。現在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佔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單是這部分高流動性外資撤離，中共的外匯儲備就壓力巨大。所以，中共才要穩住人民幣匯率，其根本目的是穩住外商的金融投資。 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大體上分三類，中國的債券、股票和私募基金。《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公布的數據顯示，單是中國的企業、商業銀行及其他機構發行的美元債權，總額就高達1.2萬億美金，這些債券多半都是短期的。目前恆大上千億美金的債券已經成為爛賬，看到這個警號後，華爾街肯定希望購買的其他中國債券到期後能收回投資，同時不敢再買中國的企業債券。這1萬多億外商的金融投資如果真撤離中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打半折了。 現在華爾街高度關注中國的地方政府財政危機、銀行為地方財政債務兜底等問題，原因就在於，西方各投資銀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會受到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和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中共當前仍然在設法維持西方金融圈對中共的信心，防止外資撤資造成外匯儲備崩盤，但中共的財政金融困境日益加深，已經成了一個國際上的關注熱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