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COVID“清零”结束，中国开放边境后不久，张川南(音译，Chuanan Zhang)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会计的工作，她决定探索这个世界。 34岁的张说，“化妆品生意惨淡”，因为疫情期间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下岗后，她花了1400美元参加了在线泰语课程，获得了教育签证，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泰国北部城市清迈。 张是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之一，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为了逃避在严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后，中国竞争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压力和有限的机会。东南亚因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和热带风光而成为热门目的地。 自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重新开放边境以来，还没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数据。但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Xiaohongshu)上，数百人讨论了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许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 今年年初，在清迈帕亚普大学，大约500名中国人开始了在线泰语课程。 曼谷私人语言机构杜克语言学校(Duke Language School)的老板罗伊斯·衡(音译，Royce Heng)表示，每个月约有180名中国人询问签证信息和课程。 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中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份升至21.3%，达历史新高。好工作的稀缺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 纽约奥尔巴尼锡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弗利·阮·汤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表示，对年轻员工来说，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应对当前向下流动时期的方式。 “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泰国，自拍，在海滩上工作几年，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很高，”汤普森说。“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有他们希望的同样机会，他们本可以只是旅行度假。” 在中国疫情期间，张曾一度被关在上海的公寓里几个星期。即使解除封锁，她也担心再次爆发COVID疫情会阻止她在国内四处走动。 “我现在更看重自由，”张说。 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她在泰国的时光，她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也许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 搬到清迈意味着早晨在鸟鸣声中醒来，享受更轻松的生活节奏。与在中国不同，她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购买复古衣服并参加舞蹈课程。 38岁的阿莫尼奥·梁(音译，Armonio Liang)离开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他的Web3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序则招致了警方的骚扰。 搬到巴厘岛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够勉强生活。 “这是我在中国无法得到的，”梁说，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成千上万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涌现。我以前从未如此有创造力。” 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欢迎。 “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我对陌生人微笑，他们会认为我是个白痴，”他说。 不过，海外生活并不全是海滩聊天和友好的邻居。汤普森说，对于大多数年轻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中的插曲。 “他们不能有小孩，因为孩子必须上学，”汤普森说。“他们无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怎么办？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或者被叫回家。” 张说她面临着结婚的压力。梁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搬到巴厘岛。 “这是一个大问题，”梁说。“他们担心离开中国后会感到孤独，担心这里的医疗资源。” 2020年，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32岁的黄万雄(音译，Huang Wanxion)在菲律宾保和岛滞留了七个月，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也就是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 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家，但在政府2021年打击教培行业后，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天驾驶超过16个小时的网约车业务。 “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机器，”黄说。“我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没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现状，向命运投降。” 黄于2月份回到菲律宾，逃离了家人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他与保和岛恢复了友谊，并获得了潜水教练资格。 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教，也没有收入，他于6月再次飞回国。 他仍然希望以潜水员的身份谋生，可能会回到东南亚，尽管他也可能会同意父母的提议，移民到秘鲁，在一家家庭经营的超市工作。 黄回忆说，有一次他从40米(131英尺)的潜水中浮出水面太快，他的双手因缺氧危险而颤抖。他吸取的教训是避免匆忙并保持稳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动之前，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来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 黄说：“我将从岛屿周围的海洋中学到的平静运用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会保持自己的节奏。”
秦刚与傅二奶在美产仔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政府的外事纪律以及“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王毅与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后，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空职的下一个时段，应该是对他所犯错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标题是《要么下基层，要么进秦城，秦刚复出已半点可能》。结果文章发出的次日，中共当局即对外发布了秦刚的外交部长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务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刚接替了这一职务的王毅。 笔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评论文章指出：秦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机接送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受孕，后在洛杉矶产仔的丑闻被傅晓田主动对外曝光后，习近平当局之所以被动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刚免职，并非所谓“任其发酵”，故意丢秦刚的丑，只不过是在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履行一个法律程序。 话说的没错，但至今为止，笔者仍未见到有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为了因应秦刚案的“特殊需要”，而临时召开了会议。 本月3日，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国内部媒体热炒潘功胜“全面接掌央行”时，均没有注意到中组部负责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干部会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刚刚闭幕，会议中决定的人事任免事项无一和国务院有关。 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请听众和读者们特别关注这段中共法规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 正是根据如上中共法律条文，笔者在7月3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断定，无论是否会在未来结束央行的“双首长制”，并由潘功胜再接替央行长行政职务，易纲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刚刚被宣布连任的央行行长职务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见，如果单单是为了“决定”让已经被宣布免除了央行党委副书记职务的易纲把央行行长的行政职务也交给潘公胜，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断没有必要在7月下旬“临时召集会议”，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特殊需要”。 笔者在这再强调一下，依照相关法规，本月25日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易纲的央行行长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减去了一个月。当然这对易纲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反正从潘公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第二天，他易纲已经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网的内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截止前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业务）首长王毅和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接”之前，笔者看到的关于秦刚日后下场的“分析”和“爆料”内容，最猛的莫过于彭丽媛建议“放生”，习近平主张“轻饶”。 而秦刚如今虽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还保留着国务委员的副国级职务—-虽然再没有任何具体分管的事项，仍还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轻饶”的体现。而笔者则认为秦刚被“软着陆”的说法过于武断。 昨天在留园网上读到一篇网贴《为什么没有拿掉秦刚的国务委员》，署名“刀锋”的作者自称是人正在贵阳旅游的“翻墙”者。文章说：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就关于秦刚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长字样，并且依然保留了国务委员的职务，这就又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而且此次决议还涉及了其他几位部级干部的任免，这就给秦刚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严重性。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会决议，那几位部长起着陪绑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没有使用撤销等词汇，并且也没有撤销其国务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不是最终的处理，因为外交部长不是秦刚的最高职务，他的最高职务是国务委员。没有对其最高职务进行任何处理，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做最后的评估以及做最终的处理，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性。比如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受到对方的掌控，有没有受到政治敲诈而变节？有没有泄露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底牌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完成！等对他的问题做出最后的评估后，自然就会有一个最终的处理，届时一定会出现撤销等字样。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给理由。如果使用撤销词汇，就必须要在公报中给出理由！ 这位墙内作者的逻辑比境外大多数网评人更清楚，文中所说的“公报”，应该是指党内处理的中纪委和监察委的通报。 顺着这位墙内网友的思路分析，笔者认为外界对秦刚事件的炒作实在是有点“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了，特别是出自一些专职网评人的“爆料”内容，楞是认为秦刚和傅晓田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与“火箭军案”扯得上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同时，笔者也承认，虽然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傅晓田本人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毫无疑问的。相信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中共政权的驻外记者没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无论他（她）的工资是由国安系统直接支付还是由其表面记者职务所挂靠的在册媒体支付。 至于秦刚，已经有外界媒体因为他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专业”背景而指证他是中共政权的“职业特务”出身。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称“国关”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创建于1949年，当时还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后，这个外事干部学校划归中共中央调查部领导。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不久，外交学院分院（原外事干部学校部分）又从外交学院分出，以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北京的这所国际关系学院当前的隶属关系并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该学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民间亦有此观点。不过，媒体和该学院称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管理”，亦有称“直属”于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并没有列出国际关系学院。 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实，无需“引经据典”，在中国内地，连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知道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特殊和神秘”。但准确地说，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和它的分支，公开挂牌为“国家安全部直属干部学校的”江南社会学院还是多少有些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相对于江南社会学院的生源无论是来自社会还是本来就是各级国安系统的职员，学业完成后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国家安全系统，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则除了它自己宣传材料中列为毕业生去向之首的“国家政法系统”，还有外交系统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校也开设的国关学院等。 如此说来，秦刚就是属于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外交系统”培养的人才了？也对也不对。 说“也对”，无需过多解释，秦刚毕竟已经坐到了外交部长这一外交系统的最高位阶了。说“不对”，是因为秦刚大学二年级入党之后更进一步“积极要求进步”，1988年毕业分配后就进入了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此时很可能是直接受雇于北京市国安局。 有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可以上网查阅一下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内容介绍，它号称是外交部直属单位，内部只简称它为“服务局”。但如果你进入外交部网站的话，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外交部网站上介绍的它的直属局级机构之一“服务中心”和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驻外机构后勤服务的，所以名称更应该是外交部后勤局。而后者则是专门服务同时管控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领馆的。其中服务的部分，供职人员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隐蔽战线”的机构的雇员，而管控的部分，则隶属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该服务局给外国驻京使馆提供的“中方雇员”里。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即使没有过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或者驻华记者站有过任职经历，也应该从对中共政权的常识了解中体会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历史上曾多次变更上级部门，有时是号称外交部直属，有时又是对外介绍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这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实上就是北京国安局。 而秦刚1988年国关毕业之初进入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身份进入的，所谓“中文秘书“的职位，没有可能是为该局的办公室或者局领导设置的，而是为某外国使馆设置的。 也就是说，当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的秦刚，十有八九应该是以某外国驻华使馆被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中方雇员”的身份开始他对中共政权的效命生涯的。 维基百科对秦刚的介绍内容是：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西欧司随员、三秘…….。 没错，这个秦刚从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开始的前四年是服务局的“中文秘书”，“进入外交部”的时间是1992年。 至于为什么从“隐蔽战线”的特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并不难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联部和国家安全部，以及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甚至军方的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人员隶属的调配再正常不过。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职员中事实上分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两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来自商务部的，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较为公开。另外也还有来自总参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国安部的，真实身份就要保密了。至于秦刚，当然是属于外交部派出的。虽然包括前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部派员在公开外交活动之外也必须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在中共整个外交部的驻外高级外交官里，像他秦刚这样职业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见。 再分析下来，虽然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肯定已经不是职业间谍了，但他对傅晓田的凤凰名记包装之下的秘密身份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此说来，他秦刚和傅晓田在美国产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刚背负上了严重违反党纪党规和国家的外事纪律的“违纪”罪名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也严重触犯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行规。 台湾的明居正老师日前在台湾著名主持人陈凝观女士的“年代向钱看”电视专题节目里分析说：中共间谍系统里有一条“内规”，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这条“线”的间谍不可以和另一条“线”的间谍有来往……。所以，即使傅晓田不是双面间谍（只是单面），秦刚也犯了一条轻罪，即“跨界交流”。 其实，在中共“隐蔽斗争战线”里早就有“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的调侃说法。因为无论是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还是如今的国安部，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纪律限制之一就是绝不容忍内部人员相互发生婚外情。岂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恋情，也都是要组织安排或者组织批准在先。 党和国家培养了傅晓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价值人士并借此拿到要挟把柄的，到头来却是和己方的驻美大使生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从而给了美方要挟的把柄，算是怎么回事啊？ 分析至此，笔者的“初步结论”是：仅仅“就事论事”，把秦刚和傅晓田的事情简单界定为中共政权里司空见惯的“道德败坏”，他秦刚即已经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纪律以及“隐蔽斗争战线”的铁打的组织纪律。 如果调查结果最终止于此，他秦刚的问题较有可能单单被定性为“严重违纪”。至于在此前提下为什么暂时还没有被免除或者说罢黜国务委员空职，留等下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金鸡报晓 早年在纽约，我听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像一只报晓的金鸡。我也看过林毅夫写的英文论文，谈到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引述了“三千多万”的数字，与西方学界的评估相当。但不知为什么，在他后来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回国，主张中国人应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后，他的论述就开始有排外的倾向，字里行间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相信“不过半世纪，中国一定强”。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国经济都能维持8%的平均增速。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经济减缓，国务院下调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数字），中共并提出那是“新常态”。但林毅夫仍坚信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 “湘西土匪”易富贤则推断，到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达到美国的85-95%，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27%。《经济学人》近日刊出一篇预测中国GDP增长的报导（2023/6/8），显示一家顶级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预测，与易富贤的推断吻合。联合国则预测，中国15-64岁的人口在2030年代将下降一亿人以上。这对林毅夫的推断也是不利的。当然，林毅夫可以继续表示他不认同“人口红利”的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人口品质红利”论。如前文所述，从人力资源看，在当前中国，要将从未上过高中的70%劳动力，通过教育培养各种现代科学技能，需四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而经济体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华经济论坛上分析经济形势，则是规劝大家不要对人口问题感到焦虑，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准不断上升，到2050年，中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会高达14.66亿，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据何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4.66亿吗？如果没有，那么高达14.66亿的“人力资源总量”是怎么来的呢？要算上机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论说如何能平息焦虑？ 官方已承认，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确实引起普遍焦虑，因为官方许多预估都建立在人口资料上。那可是未来的“韭菜”啊。大陆媒体涌现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求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一孩家庭可获得七千五百元补贴，加生一胎又可获多少补贴。大奶二奶小三情妇，不论有无名分，都鼓励生育。有些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宣告捐精大学生可获四千五百元的补贴，这背后似乎又有优生学的考虑。还有建精子库，扩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医保配套，俨然又是新时期“大干快上”的大跃进2.0思维。不过这一回与上世纪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产”，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 试管婴儿 捐精促孕并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两百万人是经由试管诞生的，每三分钟就有四个试管婴儿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不过这里也有风险。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名医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个婴儿的惊人丑闻。这些婴儿将来有可能发生近亲通婚的伦理问题。鼓励大学生捐精，大学生会读书没错，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领导干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们不免也要发出“徯我后”的不平之鸣？通过试管捐精，老熊维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维尼来延续革命香火。 大陆有些地方还宣布生第三孩可领两万元的补助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国记者走访黑龙江宜春市，见到的宣传看板是两夫妻身旁一孩，婴儿车中一孩，妻子还隆起了肚子。新时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里却看不到年轻人。一个中年大叔叹气说：以前想生不让生，现在让生也生不起了。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源头。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同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越搞越穷，无一例外。不论是自力更生也好，集体自力更生也好，没有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后，中共立刻同美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协定，也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设办事处，邓要迅速掌握眼前难得的国际和平机遇。中国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泽东后知后觉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实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长生育间隔）、少（只生二孩）三个方计的节育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准。联合国人口专家认为，无需再进一步收紧政策。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中国与人口基金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协助中国生产新式安全的避孕产品，并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资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国举办的现代化人口普查，被视为当时的一大盛事。单是运算资料的电脑设备，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给中国。可是对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却没有置啄馀地。 一元化领导 一、在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下，只要是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成为基本国策，必须进行到底，不会轻易转弯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强制避孕结扎的措施 ，以及把妇女当做牲口，强押上手术台堕胎的手段，雷厉风行。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计生干部甚至对怀胎晚期妇女仍然实施强制堕胎，逃跑者被抄家毁屋。种种残忍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三、在东亚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宣传过避孕节育，但基本上都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随著都市化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准的提高，“少子化”已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趋势。政府都在为生育率下降而烦恼。这样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共当局为何毫不觉醒，及早调整政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例子也说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如今开始尝到了人口萎缩的苦果。必须问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按易富贤的说法，早在世纪之交中共就应改弦易辙，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却背负了“破坏基本国策”的罪名。 易富贤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时，他只有11岁。他在受访时表示，当时他了解的实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觉到计划生育的错误。感性的反应是他日后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动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几个月，房子被拆。亲属中有怀胎数月，“准生证”未批下来而被抓去堕胎的。小学初中老师因超生被学校开除。同学的隔邻小孩，母亲被强制堕胎，堕下的胎儿是活的，被扔进垃圾桶，其母将胎儿从垃圾桶里捡起，由窗户递出去，给他父亲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条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贤11岁的童年，使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计画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他在蹲点的农村公社亲眼目睹了妇女被迫结扎和晚期孕妇被强迫堕胎的实况，令他气愤填膺。他用中文在纽约的美洲版时报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见的真相。令中共恼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贿赂手法取得公社的计划生育资料，违反学术伦理。在中方压力下，史丹福校方开除了毛思迪的学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著《破碎的大地──农村中国人》，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描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况，以及强迫堕胎等措施带给妇女的身心创伤。书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切，引起读者很大的共鸣。不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他的细腻观察与生动的文笔，美国人类学学会季刊《美国人类学家》，也刊出书评褒扬这本杰出的人类学著作。 十年后，毛思迪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护士紫安倾述的一生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出《一个母亲的劫难》，也引起巨大轰动，欧洲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多种文字的出版权，著名媒体发表评论。护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贯穿她一生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身份。计生政策的严密监控，使女性变成一个个毫无隐私、毫无人格尊严的生产工具，一旦行为越轨（超生），家中亲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会受到连坐处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实描述，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不愿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写医师杀婴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让人毛骨悚然。 当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农村还出现过溺婴潮。还有选择性的自动堕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控制人口，到头来究竟所为何来？得到了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现在中国社会在“躺平”和“润”的氛围里，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响应共产党“生产”报国的号召？不要说住房负担不起，连婴孩奶粉钱也不易张罗。日益严厉的社会控制，有谁还愿意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环境？易富贤的调查发现，与亚洲邻国比起来，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 也许中共官方会宣布，人口负增长是“新常态”。 邓老爷子闯了祸。医学博士易富贤的理性批判，被开除学籍的毛思迪的人道关怀，两者相得益彰。 哎，厉害了我的国。“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谁倾诉？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著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全文转自上报）
“逆空心化” 近期回了一次老家。跟以往年头不同，发现不少村民都呆在家，一早一晚聚在村口聊天，还挺热闹。好似困扰乡村多年的空心化开始好转。 当然不是。 分析下来，原因大致分几方面： 一面是经过多年发展，本土县乡级工业园区，对青壮年的吸附力在提升。对比传统外出打工，青壮年宁愿选择在家乡就业。因为，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形成，同样普工，在沿海打工跟在家乡就业，收入其实差不多。因此，许多青壮年选择返乡就业。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量60后，年满55岁以上，几乎很难找到正规企业的稳定工作。以往，他们还可以耗在温州、福建等沿海地区（多在这些地方打工十多年以上），但随着沿海就业形势的同步恶化，大量中老年人不得不返乡。 三是，近年整体就业形势问题。“稳定就业”日益压缩，大量劳动力从“稳定就业”转向“灵活就业”，而“灵活就业”转向打零工，打零工则活计越来越不好找。一层层卷下来，退回来，在家窝着的人，越来越多…… 挨家挨户细究起来，更发现不少问题。研究一个村庄，或足以管中窥豹。 速描 家乡小村，属于我经常说的“80%的大多数”——地处江西省中西部，不是山区，但离城市也不近因而远离城市化，缺乏资源和禀赋，人均土地1亩多，不穷也不富，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不会自然淘汰），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村庄有36户人家，人口数为160多，历数下来，大概可以分以下几类： 第一种，城市化人口，标准是进城买房落户。 算上我家在内，有7户，占比19%。除我之外，一位80后同龄人A在外打工，跟对老板，在广东惠州买房安家；一位70后末期的族亲B，通过读书-教书-考军校-分配工作，落户广州；一位同龄人C，在杭州开饭馆，后来参与炒币赚到钱，安家杭州。 其余三户，都在附近县城。其中一户人家D，男主人原本在外做装修小包工头，由于工作环境因素，长年累月下，患上血液病，情况很麻烦，全家陷入困境，将来可能要退回乡村。 除我们7户人家外，还有3户在90年代陆续搬到县城，因为缺乏专业技能、生病或后人不争气（如赌博、在县城做小混混之类），都城市化失败，举家搬回老家，因此不列入此类。 第二类，有能（希）力（望）城市化的家庭。 这类人家，这些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属于“乡村中产”，再努努力，有希望跃升进城（县城）。有两户，占比5.5%。 其中一户是我堂兄，近年跑长途客运。他买了辆二手小轿车和面包车，在微信群接单，专跑老家到广州、深圳、东莞一带，跑一趟可赚上千元，平均算下来，月入七八千不是问题。 另一户人家是我邻居E，一位同龄人，在温州打工多年，在一家鞋厂从打工人做到管理层，进入当地圈层。有进城实力，但宁愿选择在家建一栋四层的小楼房，小日子过得不错，不思城市化。 第三类，既看不到什么希望，日子又勉强过得下去。混日子。 这类人家占绝大多数。本地县城房价7000左右（新城区更是破万），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上百万。且农民一般没有社保、银行信用（甚至工资条都没有），也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所以要买房只能全款。这些人家，大致进城无望。 所以不是农民不想城市化，而是此前还没有城市化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依然缺乏主动城市化的能力——这里讲的城市化，应当以买房、社保、安家落户为标准，而非仅仅在城市打工、“常住人口”，将来退回乡村——你去问问农民、市民，进城打个工谋个生，就算城市化了？因此宽口径的城市化率，现实指导意义并没有那么强。 可想而知，中国的城市化，同步中国经济降速，必然也会同步降速，后面每提升一个点，困难程度都将超过以往。 因此，大量人口还将留在乡村，乡村必然长期、客观存在，乡村振兴亦势在必行。 第四类，生活困难群体。 这类人家，只有2户了。一户是前面所述的包工头D，因为患病，处境堪忧。城市生活压力大，他们家可能会退回乡村。 另一户是前面提到的，90年代进城的村民F。这户人家孤儿寡母，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和背景，在城市生活困难。两个儿子又走上歪路，大儿子偷窃小儿子做小混混还染上毒瘾，城市无法安身，继而退回老家。好在故乡房子还在，村民们也很包容。 后来，这户人家的大儿子在温州打工，醉酒后与人打架，被打破头浑然不知，半夜死在这座城市的某间出租屋。不久，其老母亲患上癌症去世，两个儿子家庭都支离破碎，只剩下小儿子一人孑然一身。因此这一户，其实只剩一人，他无所事事、有一天混一天，倒活成了一道无牵无挂的闪电。 所以，困难群众，在乡下也很少了。 就业 综上，顺利逃离乡村（城市化）的村民占19%，他们的就业状况反映在城市。我们来谈剩下的80%。 他们的就业状况，大体可以分以下五类： 第一类，乡村小老板。 其中有三户村民创业。一户是70年代生人G，创业较早，现在在外地开锯板厂，还算稳定。两户是80后同龄人：其中一户H开了个养鸡场，虽问题不断，但还在勉力支撑，以进城买房标准看，离成功相距甚远； 另一户 I ，在上述落户杭州的村民C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原来在温州鞋厂的管理经验，在老家镇上开了家鞋料加工厂。 沿海的鞋厂都举步维艰，I 的工厂可想而知。上游货款迟迟拿不到，而本地工人的工资、各项支出又必须实打实地按时支付。因此，这两年，他都是在循环刷信用卡中撑过来的。还能刷多久？谁也不知道。 第二类，乡村个体。 本地经商氛围不强。搞个体，主要是买货车跑货运。他们属于乡村领域的专业技术岗，相当于城市中产。 五年前，开大货车还是乡村高薪职业之一，即便给人打工，月入也可轻松过万，更不用说自己买车，村里70、80后两代人里，有十余人从事过这个职业。但是，大货车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注意力需高度集中，又容易出交通事故，属于高强度、高危行业（村里就有一位年轻人车祸去世），因而坚持下来的很少。 更根本的，还是经济冲击。货车司机，可能是近年就业冲击最惨、落差最大的群体。 中国造车能力实在太强，汽车金融又发达、买车“创业”门槛越来越低，迅速导致供过于求。 另一端，201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房地产出现困局，需求端日益萎缩。此时，物流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时，不断压制货车司机们的议价能力，司机们逐渐从有独立个体演变成“平台打工者”。 算上前面一户安家县城的村民，本村只剩货车司机6人（户），依然占全村就业1/6。其中三户自己买车，三户给别人开。 三户自购车辆的人家，一户挂靠较大型物流公司，可以与快递公司合作，还有一些稳定生意，但油价、高速费、保险费、平台费、挂靠费等各项费用不断高涨，而货运费日益走低，两相挤压，出车利润微薄，只能勉力维持。剩下两户独立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基本呈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局面，以至于村民哪天没看到他们，都为他们庆幸——XX终于出车去了。 另一种个体，是种粮承包户。据抽样调查，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对种植户来说，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倾向于种单季稻。按国家权威部门指导的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10公顷（150亩）算，收入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还有其他成本，实际上到不了），相当于进城打工。 收入低，风吹日晒，劳心劳力，乡下人自然觉得不划算。还好有农业补贴，本地政策，种植50亩以上，每亩补贴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亩合22500元，这就相当于“激励因子”。 此外还有各种农机补贴，但补贴存在较大区间，其中存在大量“关系”因素——比如，购买一台收割机，上面有关系的，可以顶格补贴，没有关系，只能获得最低补贴，中间相差数万元。 另外，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补贴并不好拿，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近年来，本村土地大多集中给村民J承包。而他之所以愿意承包，是因为其有一个远亲是县财政局局长，补贴不怕拿不到手。不料去年底，该局长被抓，这项补贴要拿到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今年他也比较发愁。 多少年过去了，在乡村创点业、做点事，依然还得靠“关系”。 第三类，稳定就业者。 主要是打工。如前文所述，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同样是打工，沿海城市和家乡，收入本质上没什么差别。 本地人，基本上都去过温州、福建等地打工，以几十人的鞋厂、服饰厂、金属制品厂为主。这些工厂的特点是按劳分配、相对自由，往往有活干的时候，加班加点，一个月能赚七八千、上万元，但订单少的时候，大半个月呆在出租屋，赚的钱房租、吃饭都不够。 这几年，订单少成为常态，在外打工收入锐减。大致调研下来，（普工）月收入平均在4500元左右，刨除租房、生活等费用，再怎么节俭，也只能存个三千元左右。 三千元，正好是家乡鞋厂、服饰厂的工资水平（上4000元，基本上得做到主管级别）。很多打工人一算，上有老下有小，不如回家打工。因此，农民工返乡，成为近年中国就业市场一大趋势。 但这些厂子之所以愿意迁到内地小县，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劳动力便宜、容许不规范用工，自然不愿意给打工人涨工资、交社保。由于缺乏归属感，且年轻人越来越耐不住性子，因此流动率特别高。所以，家乡工业园各种小厂，虽然生意说不上怎么好，但一年四季都在招工。 可见，对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是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市场的。只是，这些就业质量不高，越来越吸引不了青壮年稳定就业。 第四类，“灵活就业”。 说白了，就是打零工。这类群体，主要是从“稳定就业”中淘汰下来的中老年群体。 除了北京、上海、苏南等少数区域，中国农民没有社保、养老金（家乡农保为每月100多元），即便过了退休年龄，也必须努力就业以支撑自身的养老保障。但是正规就业市场已经不招，怎么办？ 一种是继续耗在打工地，非正规就业。一方面，城市就业也很难，可想而知他们的境遇。另一方面，只有在所在城市驻扎了很久的“常住人口”（最终还要返乡），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回乡，家门口附近区域打打零工，建筑工地、修路、锯板厂、农民建房之类。本地零工，每天在120元左右，而再远离县城的乡镇，则在80-100元。只是，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的萎缩，用工量大减。 可见的是，中国乡村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地方用工企业也越来越“挑”。10年前，不收55岁以上年纪的群体，今年，不少企业直接打出35岁年龄的界限。因此，这类半就业、半失业的“灵活用工”群体，基数还在不断扩大。更要命的是，随着1962-1975年中国史上最大“婴儿潮”变“退休潮”，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 乡村“灵活就业”的底线是做发夹、扎彩灯之类的来料加工——我们见过的一串串彩灯，就是他们手工一个个装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一天可赚二三十元，夫妻二人五六十元，家庭月收入一千五百元左右。 进无希望，退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村里多数50岁以上中老年人，心态日趋大同，“反正每个月再怎么搞，也能赚个千把块，饿不死就行了”…… 第五类，失业人口。 按政府统计口径算，除70岁以上完全老年人，本村失业只有2人。 一位是上述F家的“闪电兄”，因不愿就业，另一位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K，他读的是一所职业高校，考不了研，而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小结 综上，从数据上看，小村的就业并没有很差，毕竟，真正的失业人口只有2人。但从质量上看，肯定不能算好： 一是，随着制造业整体困局，乡村“稳定就业”的基数在下降，劳动力不断从“稳定就业”向“灵活就业”，再向“打零工”挤压，内卷也很厉害，且越来越不稳定； 二是，“灵活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哪怕打零工，也找不到新的就业增长点； 三是，乡村难再提供实现“阶（进）层（城）跃升”的高质量就业，比如，装修小包工头D，以及还没有进城的另外五位货车司机； 四是，市场经济多少年了，乡村“创业”（包含搞个体）环境依然不乐观，营商环境长年缺乏改善，“关系”依然是创业的核心考量点…… 管中窥豹，我们在讨论城市就业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乡村就业形势的衰退。譬如，各界在统计、研究失业问题时，只研究“城镇就业数据”“城镇失业人口”，而基本不研究乡村。 我们的稳就业工作，还要做得更踏实。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在这样的烂尾楼事件中，如果征信成了逼迫购房者为开发商、银行的失信埋单的工具，那么显然有失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的作用。 房子烂尾，迟迟拿不到房，可是按揭还不能停，这公平吗？ 广西南宁蓝光雍锦澜湾业主王琦（化名）起诉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分行（以下简称南宁分行）案，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 01 “烂尾楼”是怎么造成的 《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该案件的来龙去脉： 2019 年 4 月，王琦的妈妈购买了“雍锦澜湾”的一套商品房，同年 5 月23日，购房者、开发商、南宁分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主贷人为王琦妈妈，王琦作为担保人，贷款金额 57.5 万元，期限 30 年。 合同规定，房子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 2021年8月，业主看到开发商写给住建局的关于使用监管资金的信函里提到，楼盘销售资金全部被开发商总部转走占用，总部无任何资金返回南宁项目继续建设。同年 11 月，开发商发布了交房时间顺延的告知函。至今房子仍未完成施工。 王琦发现，房屋的贷款没有划入《南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取而代之的是开发商的另一个账户。 她认为，农业银行南宁分行违规放贷，也没有履行对开发商挪用账户资金的监管义务，应该为工程项目烂尾、房子延期交付承担责任。 于是，在 2022 年 7 月 18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交房之前，银行停贷停息，不增加任何额外费用。 2023 年 6 月 2 日，王琦收到开庭通知。7 月 3 日，农业银行南宁分行的代理律师在庭上回应称，银行将贷款支付至非监管账户，与房屋能否按期交付，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房屋不能如期交付责任也并不在银行。 庭审从上午 9 点半开始，历时2小时，法院未当庭宣判。 根据报道所述，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并不复杂。购房者贷款买的是期房，进入银行专项账户的钱，在银行眼皮底下被转入非监管账户，然后被开发商总部占用。 项目没钱了，房子就烂尾了。购房者拿不到房，因此提出银行监管责任，要求银行在交房前停贷停息。 专项账户形同虚设，开发商转移占用购房款“尽享丝滑”，是标准的烂尾楼制造流程。这种事，在今天的中国楼市里，屡有发生。这位南宁购房者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事件性质还算单纯，没有“一房多卖”之类的坑中坑。 购房款被房地产商挪用了，银行监管的专项账户变成了“转向账户”，购房者却要为遥遥无期的“期房”承担房贷，否则就会被银行列为“失信人”。 拿钱不造房的没失信，该监管的不监管没失信，花钱买了个空气的却失信了。这是对“信用”二字的莫大讽刺。而这恰恰是预售制的弊端——所有交易风险都被转嫁到了购房者的头上。 02 购房者的风险局 熟悉房地产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预售制学的是香港的“卖楼花”。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预售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创造性学习”。 香港房地产交易的“楼花”，相当于这边预售制的“首付”。然而，香港购房者缴完“楼花”后，在整个预售阶段都不用付款，也就不必向银行申请贷款，当然也不用还按揭了。直到项目开发收尾，开发商向政府缴清地价后交房，购房者再拿着房契向银行申请贷款。 在交房前，银行向开发商发放的开发贷、购地贷，和购房者的按揭贷款无关。如果项目烂尾了，银行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我们这边的预售制，购房者按揭贷款被前置到项目开发阶段。 等于房子没造好，开发商就拿到了全部购房款。购房者的债务包和开发商的钱袋子，只隔了层“专项账户”的牛皮纸。 这个“专项账户”的监管实际上也就是一张纸。这张“纸”可以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不可撤销申请并授权贷款直接划扣入以下账户”的陷阱条款。说白话就是在借款合同中，借款者（购房者）同意把贷款打入指定的非监管账户中——当然，合同条款是不会明示那是“非监管账户”，作为签约一方的银行对此视而不见。 这次南宁蓝光雍锦澜湾诉讼就涉及这种情况，“借贷人自愿打款非监管账户”是银行代理律师的辩护依据。能把明显误导欺骗的合同条款说得如此堂而皇之、理直气壮，让人想起了唐国强老师的经典表情包“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张让购房者资金脱离的监管的“纸”，还可以是住建部门的文件指示。这也是我国预售制资金监管的一大特色，行政监管部门的强势存在。 只要开发商提出的资金使用申请，通过了住建局进行审核认定，一纸文件就可以绕过银行的监管机制。也就是本案中银行代理律师所说的，“即使将贷款资金真正存放到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开发商也有可能通过虚假材料申请使用监管资金”。 名义上为严格监管设立的专项账户，实际操作的“行业惯例”却是四处漏风的“转向账户”。这套预售制的机制设计、资金监管流程，简直成了为购房者量身定做的风险局。 本来是预付款性质的“楼花”，在我们预售制中，成了全款购买还没有造出来的“空气房”。本来应该严格监管的专项账户，成了权责不清、四面漏风的灰色钱袋子。 所有的信用风险都由购房者承担。房子烂尾了，名义上的监管者不会因为监管不力承担任何损失。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早就拿到手了，银行照收按揭、本息一分钱不少。只有购房者倒霉认栽，如果不乖乖为“空气房”按月还贷，就要上征信黑名单。 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征信”，有何信用可言？ 在这起诉讼中，购房者选择了不埋单。媒体报道中写道：停贷三个月后，王琦的妈妈发现自己上了征信黑名单，但比起“每个月花几千元买一个征信”，王琦和妈妈都觉得“停贷”值得，“老百姓是为一口饭而活，不是为征信。” 在这样的烂尾楼事件中，如果征信成了逼迫购房者为开发商、银行的失信埋单的工具，那么显然有失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育的作用。 制度工具不应该成为压迫弱势者的工具，否则将会造成连锁反应。房地产领域频发的司法诉讼升级，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9日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共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类民事诉讼监督案件800余件。 03 谁来埋单？ 中国房地产的很多问题都出在不合理的预售制设计上。本来付个定金减少开发商资金压力的“卖楼花”，却成了坑害购房者的风险转嫁机制。 放贷的银行不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风险却甩给了购房者。 这套乾坤大挪移的玩法，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企资金渠道丰富时，还能保持脆弱的平衡。房子烂尾了，房地产商还有渠道借钱填坑，地方政府拿出一点土地收入腾挪填坑。就算烂尾一段时间，购房者还抱有希望，不会轻易选择停贷。因此，很多矛盾还能遮掩过去。 然而，在房地产市场走弱、房企流动性干涸的退潮期，上游无力填坑，下游不愿背锅，矛盾就会放大、激化。这类官司打到法院，法院也很为难。很多不利于购房者陈规陋法执行多年，“依法审判”很难还购房者一个公道。 社会舆论影响下的“人情判”，也不是司法审判的应有之义。再加上一些“法外因素”，增加了诉讼的困难。因此造成了受理难、审判难。 在南宁的这场诉讼中，购房者从2022 年 7 月 18 日提起诉讼，直到将近一年后才第一次庭审，至今没有判决。购房者发出“什么办法都用完了”的声音，令人唏嘘。 中国房地产到了今天的局面，很多问题都需要检讨反思。既需要制度设计、法律法规的治本，也需要化解当前矛盾的治标。从制度设计上治本，涉及产权等深层次问题，现在谈为时太早，先过了“治标”的这一关再说吧。 地方行政部门和银行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失职埋单，而不是一味把锅甩给购房者和社会。 去年8月，南宁市设立了以“平稳房地产”为目的的房地产私募投资基金，首期规模 30 亿元，看上去有模有样。但是，以南宁房地产的现状，能够指望私募投资基金解决烂尾楼问题吗？ 吃土地财政的饭时是真香，解决烂尾问题时，财政怎么扭捏起来了呢？ 至于农业银行南宁分行，既然“出台了延迟还本付息的纾困政策”，那就大大方方和借款人共度时艰，还留个变相收利息的“资金占用费”，仍然是太鸡贼了。 “上黑名单”之类的做法，对退无可退的购房者会越来越没有震慑力了，有关方面该承担的风险，还是大大方方地承担吧。随便拿捏购房者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是该直面困境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胎盘是人类在短暂时间内成长出来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器官，然而，它对人类的健康具有意想不到的长期影响。研究人员现在正在开发工具，以发现胎盘问题并改善未来婴儿的生活。 新生儿来到地球，都失去了胎盘，它为胎儿提供氧气和营养，清除废物并阻止病原体侵犯。这个关键的器官后来可能被丢进了垃圾桶。 你可能会说，这没关系。毕竟，胎盘本来就是临时器官。没有人想要带著一个看起来像肉质、宽20厘米的蘑菇状组织的脐带在肚脐上度过一生。人类过去一直是这么认为，但我们错了。人类现在了解到，胎盘在失去几十年后，可能对你的健康有出奇地大的影响。心脏病、肥胖、哮喘、多种形式的癌症，所有这些病症的长期风险，可能都受到胎盘生长方式的影响。 这个消息对已经出生的人来说来得太迟了。但如果能开发出工具，在怀孕期间找出不健康的胎盘并对任何问题进行新的治疗，未来的几代人都可能会受益。由于这些工具有望改善人类健康，研究人员现在正争先恐后地开发它们，在过去的12个月里，他们的努力已经开始取得成果。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让未来的宝宝有更好的机会享受健康的生活？ 胎盘开始从胚胎的细胞中发展出来，大约在受孕后的10天。随著胚胎发展成胎儿，胎盘成为胎儿和母体的接口，为发育中的胎儿提供氧气和营养，并且单枪匹马地完成所有在出生后需要肺、肝和肾等器官协调完成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一壮举，胎盘负责监督子宫附近150条螺旋动脉的全面重塑，这些小型、缠绕的血管供应给胎盘血液。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进行。 胎盘是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和神奇的器官，但是它的成长过程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导致母体或胎儿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例如，子癫前症每年导致70,000名妇女死亡，也是导致500,000例死胎的一个因素。虽然子癫前症的确切原因仍在争议中，但它出现的时候，由胎盘重塑的螺旋动脉没有正确地扩宽，使胎儿缺氧。胎儿会通过向母体的血液中输送如雌激素和一种叫做可溶性FLT-1的蛋白来反应。最终导致血管收缩和血压上升。如果子癫前症不受控制，可能对父母的大脑、心脏、肝脏和肾脏造成伤害，也会让胎儿处于危险之中。 胎盘植入也是种严重的病况，新形成的胎盘在侵入子宫后不停止生长。在严重的情况下，它会穿透子宫壁，进入相邻的器官，包括膀胱或肠。然后，当宝宝出生时，“胎盘不能像正常那样脱落，因为它太深入了，母体就会失血过多，威胁生命。 胎盘问题 还有人认为，多达66%的早产可能是由胎盘问题导致的，而早产妇女在多年后发展出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高。对于极早产的妇女——在怀孕22至27周间，早产过程本身可能引发炎症，增加了后期心脏病的风险。 其他孕期并发症也可能对长期健康产生影响。一项研究认为子癫前症可能在那些怀孕的人中，引发加速衰老的过程，影响多年后的健康。 胎儿的长期健康也面临风险。这种证据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英国英安普顿大学的医生David Barker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出生时体重接近2.3公斤的人，在成年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出生时体重接近4公斤的人高三到五倍。 后续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出生时体重过轻，他们将面临更大的中风、高血压、2型糖尿病、哮喘和某些形式的癌症风险。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许多健康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 这个观点，也被称为胎儿起源假说或Barker假说，并且在近几十年里，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该假说的支持者包括与Barker合作过一些研究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Kent Thornburg。他说，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比出生后的生活方式选择影响更大，“胎盘实际上影响你的健康一生”。 随著这种假说的受欢迎程度增加，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探讨胎盘如何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和长期健康。一种观点是，功能不佳的胎盘可能会在内脏器官如心脏和肾脏正在成长的时刻减少向胎儿提供的营养。这可能危及这些器官的发育，并使它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 符合这种观点的研究显示，9岁的孩子如果在胎儿期间经历了生长受限，他们供血到心脏的动脉比没有经历生长受限的9岁孩子小。其他研究显示，出生体重较轻的婴儿，其肾脏含有的肾小体——过滤血液制造尿液的结构——的数量比正常数量少。 通过动物——尤其是羊——的实验，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更多可能的发育问题。如果羊在子宫中缺乏营养，它们的动脉中弹性组织较少，而且他们的肺和肝也可能受到损害。此外，一项在老鼠上进行的研究显示，在胚胎期间营养不良可以减少胰腺中能生产胰岛素的β细胞的数量——这可能解释人类中出生体重与2型糖尿病之间的联系。 剑桥大学的Abigail Fowden说：“在人生的某个时期，你可能由于在子宫中经历的某些事情而消耗掉胰岛素，导致你发展成糖尿病。” 目前的研究 这一研究成果的总体表明，怀孕期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照顾好胎盘，让人们在整个生命中保持健康。但我们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Thornburg及其同事审查了先前发表的数据，并得出结论：如果怀孕的人经历了慢性“毒性”压力，胎儿的生长速度会降低。这种压力与种族主义、住房不安全、食品不安全和伴侣暴力相关。 Thornburg说，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应被误解。“母亲并不应该为宝宝的大小或胎盘的生长状况负责，”他说。相反，结果显示，社会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在怀孕期间保护和支持人们。 其他研究人员正在超越社会因素的研究。去年，剑桥大学的Gordon Smith及其同事分析了4200名正在经历首次怀孕的女性的血液样本，并确定了子痫前症和胎儿生长限制都与一种名为可溶性FLT-1的蛋白与一种名为胎盘生长因数的蛋白的比例过高有关。今年，Smith的团队报告说，这种高比例也与自然早产相关。 确定那些可能面临风险的人只是开始。更广泛的希望是，我们最终将有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详细程度监测胎盘，这是“人类胎盘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该计划是2015年开始的一项持续的研究工作。这应该让我们能确切地发现谁的胎盘功能不佳，以便他们可以得到所需的护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Nadav Schwartz表示，胎盘监测技术应该重点关注一件事。“我想，如果你问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位产科医生，关于胎盘测量的圣杯是甚么，他们会说是氧气，”他说。去年，Schwartz和他的同事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工具，该工具使用激光光和超声波来监测胎盘的氧气含量。在涉及24名女性的原则验证试验中，该工具确定了其中一部分人的胎盘含氧量较低，并且后来发展出怀孕并发症。Schwartz说，以前根本无法对胎盘获得这种程度的洞察。“能够终于衡量到这一点，这真是令人兴奋。” 该领域的进展速度很快，并且提供有关胎盘更多信息的工具正变得可用。例如，去年在另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团队，用机器学习工具分析了五名后来发展出怀孕并发症的女性的标准MRI扫瞄。他们发现用演算法能够以一种方式解读数据，以精确地定位胎盘内氧气含量低于预期的区域。 下一步将是开发允许治疗被识别为功能不良的胎盘的技术，比如治疗性超声，这已经被用于人体其他部位，通过帮助增加血流量将更多的氧气带入组织，可能也适用于胎盘，但这个想法需要进一步的测试。 如今，人们更加意识到胎盘对我们的健康有深远且长期的影响。 最后，还需要看到，胎盘是胎儿的一部分，这意味著其基因组与子宫细胞的基因组不同。胎儿基因可能会努力从母体获取尽可能多的营养，而母体基因可能会保持母体有足够的健康以支持未来的怀孕，这两者之间有冲突。现在的研究人员日益达成共识，认为一些最为人所知的怀孕并发症，如子痫前症、妊娠糖尿病、流产和早产，可能最好通过检查基因冲突来解释。
英国大部分地区的房市逐渐降温，然而还有没有房价依然维持热度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依旧火的地区：布里斯托，纽卡斯尔，雷丁和威伦霍尔，为甚么这些地方的房市依然热度不减？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谜团。 布里斯托楼市依旧火爆 在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布里斯托市是目前最火爆的地区。根据PropCast的研究，该市六个邮区均位列全国前十大最热门的房地产市场，而其中BS5区——包括Easton,Moorfields,Whitehall和Speedwell等地——是全英最炙手可热的市场。 Angie Clifford是Easton区的St Marks Road的Hunters房地产中介公司的员工。St Marks Road因其多元文化的美食、节日和街头派对，于2020年的Urbanism奖项中被评为全英最佳街道。“如果我有十套房源，我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把它们全部卖出，”Clifford说。 位于布里斯托Beminster区的Factory No.1（原烟草厂）的公寓起价为25万英镑。在这个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购房者可以找到比市中心更大的历史悠久的房产。Easton区街道两旁的五彩斑斓的维多利亚式排屋以及其他几个位列前十的布里斯托社区——包括Bedminster,Bishopston,Redland和Hanham的零碳新建筑——对于受到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制约的首次购房者来说更加容易入手。 据房地产门户网站Zoopla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中，BS5区的平均售价为337,211英镑。Easton区的公寓平均售价约为213,239英镑，而排屋的售价接近360,585英镑。 布里斯托市的房价在过去的12个月中增长了3.1%，根据官方统计，“但今年的市场已经稳定下来，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疯狂的竞标战，”Clifford说。 她猜测，来自布里斯托本地的人和正在和伦敦过来的人竞争，后者现在可以远程工作，并且正在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离卡迪夫，伯明翰和伦敦的通勤距离都很近。 Clifford提到，Devon Road，Bruce Road和Gratitude Road都非常受欢迎，因为这些街道旁边有时髦的咖啡馆和酒吧，且背靠布里斯托和巴斯的铁路自行车道。这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植物性食品场景，而且布里斯托经常出现在英国最绿色城市的名单上。 “我的堂兄，例如，住在伦敦，她必须开很长的路才能到达一个很棒的海滩。我们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Clifford说，“我们拥有伦敦所有的东西，甚至更多——但没有伦敦那样的价格。” 购房中介Recoco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Nigel Bishop表示，他也注意到了他称之为“逃离伦敦市场”的增长。“没有其他地方像布里斯托尔这样，离伦敦近但几乎提供相同的东西，”他说。即使是在高档的Clifton区，市场也非常火爆。Bishop最近有一位客户在24小时内未上市就将他们在这个山顶热点的430万英镑的房子卖出。 纽卡斯尔的郊区——High Heaton 纽卡斯尔附近的的High Heaton是一片尚未被广泛发现的房产热点。这个位置便利的社区距离纽卡斯尔市中心仅有10分钟的车程，12分钟的地铁旅程，或者不足一小时的步行时间。根据房产网站Zoopla的数据，High Heaton邮编NE7，平均房价为249,398英镑，这比整个纽卡斯尔的平均房价198,068英镑高出一大截，而且相较于去年，High Heaton的房价还增长了7.6%。 High Heaton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便利。社区拥有众多绿地，包括Paddy Freeman’s Park和占地1000英亩的Town Moor。当地的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拥有纽卡斯尔男子学校和纽卡斯尔女子高中等优质私立学校，以及被Ofsted评为优秀的West Jesmond小学。此外，High Heaton距离美丽的Whitley Bay海岸也仅有20分钟车程。 该郊区深受Freeman Hospital的医生和工作与养老金部公务员的欢迎，医院隔壁的Benton Park View设有数字中心。住房存量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带有凸窗的半独立式住宅，售价在25万至35万英镑之间。 在该地区长大、在牛顿路上经营Jack Harrison Estates的房地产经纪人Jack Harrison表示，前地方当局大楼也“特别受欢迎”。这座前议会大厦“建造得很坚固”，而且“价格只有一半或至少便宜三分之一”。 Harrison说，在大流行之前，买家会热衷于装修以增加价值，但劳动力和装修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大多数人现在更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房产本身”。High Heaton已经成为了Gosforth和Jesmond等知名但价格较高的社区的有力竞争者。 雷丁的郊区绿洲：Woodley 位于雷丁外围的Woodley，是受到人们广泛欢迎的住宅郊区，房产供不应求的现象令人瞩目。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雷丁的房价在过去的一年中上涨了5.4%，平均价格现在为327,738英镑，比2022年6月的数据有所增长。 然而，在Woodley，房价更高。据房地产网站Zoopla的数据，Woodley的平均房价达到了458,409英镑，其中公寓的售价通常为248,788英镑，而半独立式住宅则达到了467,711英镑。这个郊区以其每周两次的市场，以及即使在工作日也往往爆满的Bosco Lounge餐厅，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这个地区的房产需求来自两部分人群：一部分是当地居民希望升级为更大的房子，另一部分是来自伦敦西部如豪恩斯洛和斯劳的迁入者，他们希望离家更近。Winkworth房地产代理公司雷丁分部的Michael Foldvari解释说：“与Twyford和Charvil等地相比，Woodley的价格更为亲民，而且在交通方面可能稍微优越一些。”附近的Earley车站距离雷丁不过10分钟的路程，而通过新伊丽莎白线，只需要22分钟就可以直接到达伦敦帕丁顿车站。 Foldvari进一步指出，许多潜在买家已经坐等Woodley的房产上市，许多人甚至还没有真正踏入市场。此外，Sandford Lane作为邻近的Sandford一部分，是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那里有大房子，蜿蜒的街道穿过风景如画的湖泊和溪流，无疑是Woodley这个绿洲中的明珠。 Foldvari说，潜在买家坐在房地产经纪人的账簿上等待Woodley的房产出现，所以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进入市场。 曼城的Stretford：投资热点 在十大热销房市中，有两个正在崭露头角的地点已经成为了投资者、首次购房者以及准备换房的人们的竞争焦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大曼彻斯特的Stretford。 Stretford，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的曼城Stretford区的小镇，被当地媒体《曼彻斯特晚报》称为“新的崛起之地”。它在排行榜中位列第六，最近的投资活动包括对Stretford购物中心的改建以及Stretford美食大厅的新开张。 在2021年，该镇提交了一项重建市中心的计划，旨在改善交通、增加绿化空间、提升娱乐设施，并且计划建设800套新住宅。而且，斯Stretford拥有由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高度评价的维多利亚公园小学以及镇上自己的文法学校，吸引了很多希望从市中心搬迁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家庭。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曼城的平均房价为230,046英镑，比去年上涨了6.1%。据Zoopla的报告，Stretford的平均房价为272,231英镑。其中，公寓的平均售价约为160,871英镑，对于打算出租房产的业主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入门价格，而半独立的住宅的售价则为301,084英镑。 因此，无论你是投资者，还是正在寻找新家的购房者，Stretford都值得你仔细研究。 Willenhall：升值潜力与投资机会 在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的Willenhall，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远超其他地区。根据Zoopla的报告，这个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第四大卖家市场的房屋平均售价仅为198,527英镑。过去一年，公寓的售价通常略高于97,783英镑，而半独立式住宅则稍低于203,042英镑。 Willenhall地理位置优越，位于Wolverhampton和Walsall，这两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之间，房源种类丰富，包括适合退休人员的平房和为扩大家庭设计的新建住宅区。 今年初，Willenhall获得了政府2000万英镑的平整基金，成为Black Country仅有的两个成功竞标地区之一。这笔资金将用于支付高速公路改造费用，并在Moat Street 和 Villiers Street建造106栋房屋。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十年重建计划正在进行中，旨在建造更多的房屋、公园和火车站。 Paul Carr房地产经纪公司的Mark Shakespeare强调了Willenhall的投资价值。他表示：“如果有人希望投资一个未来有升值潜力的地区，那么Willenhall绝对是首选。”如果您是卖家，那么您会发现这个郊区的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热，这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布里斯托的活力密码：咖啡、房地产与美食 在英国最炙手可热的房产区域之一，布里斯托的一条大街上，有一家名叫No12 Easton的咖啡馆，它是由39岁的Madeline Andrews经营。从美国移居到兰开夏郡已经有二十年的她，因工作的原因在八年前搬到了布里斯托。 Madeline与她的丈夫彼得一同运营这家咖啡馆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提供的早午餐、酸面包和自制香肠卷深受当地人喜爱。她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开始搬入这个距离市中心仅需20分钟步行的社区。 “这对于一些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你知道，中产阶级化。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变化。但对于房价的增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利好。”她说，“对于那些喜欢美味咖啡和早午餐的人来说，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安德鲁斯猜测，她位于伊斯顿的房子自八年前购买以来，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她的朋友最近也在该地区以40万英镑的价格购入了一套三卧室联排别墅。“甚至在五年前，这个数字也可能接近30万英镑。”她补充。 在封锁期间，安德鲁斯开设了Spiegel&Peach，一家专注于未知地区葡萄酒的公司，她表示业务发展“非常好”。她说：“布里斯托有许多独特的公司，他们为布里斯托的餐厅提供产品，因此我们正在此地打造一个独特的餐饮场景。” 对于雷德兰这个地区，露西．汤普森（Lucy Thompson）将其视为投资的首选。五年前，她以265,000英镑的价格购入了一套经过改造的房屋。几年后，这套房子的估价已经上涨到了305,000英镑，现在她已经把它租出去了。 在威尔士边境的门迪普斯的布莱格登，34岁的汤普森与她的农民伴侣一起生活。尽管她每天需要花费半小时的通勤时间进城工作，但她仍然享受这个过程，并且喜欢在义大利餐厅Bianchis和Pasta Loco享用美食，在下班后还会在Chandos路的Snobby’s喝一杯葡萄酒。 “我曾在伦敦生活了一年，我讨厌在那里花费太多时间才能到达乡村。在布里斯托，交通便利，你可以在半小时内到达蒙茅斯郡，科茨沃尔德也近在咫尺。感觉就像你永远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呼吸空间。”汤普森总结道。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谁都知道。中国的金融领域有几个敏感话题，银行安危、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它们都涉及专业知识，许多人不甚了了，但这三个话题，大家又不得不关心。当今的时代，民众谁不在乎自己的存款安全？企业运营会有涉外业务，汇率振荡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生存；外汇存底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经济地位是否稳固的象征，可中国的真假外汇储备让许多专家头痛。 最近，与中国相关的这三个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多番关注。中国的银行系统为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兜底，引发中国几大银行的国际评级降到底；银行的潜在金融危机和企业所欠外债无力偿还，让华尔街对中国上万亿美金的金融投资开始撤离；外资撤离使得人民币汇率趋贬，同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水落石出”；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分析就发现，中国的外债非常沉重。这些金融问题集中到一起，将进一步造成外资对中国经济信心的下降，使中共无法再依靠外商的金融投资来“输血”。 一、银行存款送政府 今年6月26日中国审计署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提到，国家审计署“重点审计了18个省本级及36个市县共54个地区的财政收支管理情况……70个地区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861.3亿元，其中67.5%发生在县级”。6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报道，标题是，“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自卖自买’，虚增财政收入”。 据《华尔街日报》6月12日的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规模，去年9月就已经达到GDP的295%。而其他媒体披露的消息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已高达80万亿人民币，债务雪球正越滚越大。 中国政府应付这个债务雪球的办法是，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变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移给银行去承担。地方政府负债过度、财政收入因卖地困难而有枯竭之虞，所以欠下巨额债务而无力偿还。中共当局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财政，不惜把国有的主力银行拖进坏账泥坑。 中国今年5月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券43.7万亿元，占债券总额的七成，主要是六大国有银行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券。7月4日中国的金融圈传出一条消息，近几个月来，中国的顶尖银行正在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贷款，帮这些融资平台还旧债，这等于是让大银行给地方政府的烂账买单兜底；而且，为了帮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境，这些贷款前4年免息。 二、民众取款麻烦多 虽然中共高层让银行为各级地方政府送钱救急，但今后这些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归还银行的借款。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众的存款，这些钱借出去打了水漂，民众就没办法提取存款了。 由于政府从银行大量取走现金，放给地方政府的大笔贷款都是“肉包子打狗”，产生了银行的巨额坏账，这当然会危及银行的生存；更糟糕的是，银行为财政负债兜底，还造成银行的银根特紧，金库里可以支用的现金很容易见底。这种状况下，存款多的客户来提存，银行就没钱让客户提取现金。 最近半年来，香港民众纷纷涌入深圳的各大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但提款过程越来越“艰辛”。我的钱，你银行都不让我取，很多香港人对此敢怒不敢言。深圳的各大银行限制香港人提取存款的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取款上限卡在2万元；其次，提取大额现金要求提前预约，但银行的预约客服电话无人接，让预约无法完成；再次，银行故意缩减柜台服务人员的人数，柜台上只留一人处理现金交易；为防止客户把存款转出，银行会无端冻结客户的银行账号。 香港有财经专栏作家认为，担心银行有不少坏帐，导致资产质素出现问题，“可能跟大陆楼市或债市有关，市场都知道这方面不太对头……如果银行体系都有事，到这个程度都不能不防，（情况）会急转直下”。 三、人民币汇率与银行安全成“跷跷板” 华尔街最近一直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无法偿还的严重债务负担，中共让银行兜底的做法，关系到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策略选择和盈亏。今年6月初彭博社报道，“投资者归零，中国地方债务爆发，视为亚洲最大风险”，这“投资者归零”的说法，指的是西方对中国的投资者正在“归零”，外资持续撤资；6月5日彭博社又报道，“中国对地方债务飙升的保证，未能缓解担忧”。 7月5日华尔街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下调了中国顶级银行的评级，把中国农业银行的评级从“中性”下调成“卖出”，把中国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评级从“买入”下调至“卖出”。这家投行表示，担心中资银行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银行承接此类债务带来的盈利风险以及银行的命运。当天，中国的银行股在香港就马上暴跌。这个负面金融消息会加快国际资本从中国外逃，而外资撤离就导致人民币不断贬值，从今年1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路滑坡。 中共为了稳住外资，希望他们回头，从7月开始采取措施，拉抬人民币汇率。其办法是，让中国的顶尖银行把在国外的外汇头寸调回央行，买进人民币，于是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暂缓。这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稳定汇率的办法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及中国的主力银行之生存。 其结果是，汇率政策和银行稳定政策互相对立，形成了一个人民币汇率与银行安全度的“跷跷板”：要稳汇率，银行的安全度就下降；要稳定银行，防止客户对银行不放心而大量提存，汇率就会贬值。这样，汇率稳定和银行稳定两者就此消彼长；虽然“跷跷板”在短期内可能上下摆动，但从长期看，银行稳定性关系到中国经济和政权的安危，其重要性远远大于人民币汇率，所以，人民币汇率就难以固守。 四、商业银行风险大 商业银行在国外的外汇头寸，是中国顶尖银行的国外分行日常为中外贸易和服务办理结算时收到的外汇，也就是银行在国外的柜台业务每日外汇收付结算之结余累积数。这个累积数有多大？从2015年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来看，大约在2千到3千亿美元左右。 为什么我只讲2015年的数额，因为从2016年起，中国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所有商业银行柜台和金库里的外汇头寸，一夜之间全都突然消失了，这些外汇头寸依然存在。至于央行为什么要在账面上“清零”，其中的猫腻，下一节会交代。 中国的商业银行手里的外汇头寸，有一部分不能动，必须应付每日收付外汇的需要；但有一部分是可以机动使用的。当商业银行总行在国内的资金紧张，或者央行强化商业银行外汇结余的及时结算纪律，商业银行会把外汇头寸的一部分卖给央行，增加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同时买进人民币资金在国内使用，这样做就拉抬了人民币汇率。 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拉抬人民币汇率，就影响银行的安全呢？因为，中国的央行为了拉动经济，维持着低利率，而美国联储会为了压制通胀而不断升息；到今年7月19日，美中之间的贷款利率已经拉大到5个百分点，美国的贷款利率是8.25%，而中国是3.55%。这个巨大又难得的利率差，对面临地方政府坏账沉重压力的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讲，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中国的商业银行有一个生死线，即存贷款利率必须大于1.8%，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利润来维持银行的生存。而现在中国银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平均是1.65%，一年以上的定存利率更高，存贷利率差已经缩小到1.9%以下，位于银行生死线上。对银行来讲，如果能尽量用外汇头寸在美国放款，可以赚到比国内放贷多几倍的利润，这些钱可以帮助它们国内的总行大大缓解经营压力，增加银行的安全度。因此，眼下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当然不愿意把外汇多卖给央行了。但是，央行是商业银行的监管上级，“老板”下令拉抬人民币汇率，商业银行只能服从，代价是商业银行的安全面临危险。 五、外汇储备：假作真时真亦假 为什么说，从2016年起中国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而实际上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并没消失？这其实关系到中共的外汇储备的真假大戏。所谓真假，有两层意思，其一，现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汇储备里，有一部分是假的；其二，中共之所以要作假，是希望外国金融机构不要看穿一个关键问题，中共并没有足够的外汇来持续拉抬汇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当年下半年中国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主要是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造成国家外汇储备明显下降。为掩盖真相，2016年初，央行把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全部划到自己名下，在统计数据上制造出一个外汇储备未曾下降的假象。所以，从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货币当局官方储备资产”，其实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汇了，还“吃进了”全部商业银行的柜台外汇，即用后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所谓的“货币当局”是指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并非可以操纵货币政策的“货币当局”。因此，用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来部分冒充央行的外汇储备，自从201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各家商业银行手中的外汇头寸，在公开的金融统计资料中成了“隐型存在”。 从2016年到现在，中共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数额一直是3万亿美元多一点。中国有一些外行人议论说，有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岂有外汇之忧，甚至可以抛售美国债券来打击美国。其实，过去8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没怎么增长，但外债却急速增长；不懂中国的外债现状，就不知道中共的外汇储备有多紧张。 中国的外汇储备存在国外，总不能是银行存款吧，那样利息上吃亏太大，而且风险更大，因为国外的银行一破产，外汇储备就会泡汤。比较安全的方法是，买经济大国的国债，不怕倒账。但是，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国债数量有限，容纳不下中国保存外汇储备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半只能投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共的外汇储备当中，一半多是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中国国内那种抛售美国国债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乃杀敌一百、自伤一千之举。 六、增长靠借钱，债多岂不愁？ 从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似乎稳定的局面，其实完全看不出外汇储备的紧缺程度。就象今天中国很多家庭，虽然银行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房贷债务过于沉重，以致于很多家庭只能节约家庭日常开支来度日。中共的外汇储备也是同样的情况，不了解中国所欠外债的数量增长，就不知道那3万亿美金外汇储备是少了、还是多了。 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据去年底中国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2021年底中国的对外负债达到了73,410亿美金，比2015年增长了62%；而2021年中国的GDP比2015年只增长61%。可以讲，这6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对外借债来支撑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何况借了大笔的钱，哪能债多不愁？ 仅仅看中共2021年底的对外负债总量，就高达7.3万亿美金之数；再看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只有不到3.2万亿美金而已。偿还外债是要用外汇的，现在中国的对外负债已经超过外汇储备的2.3倍了。换句话说，就算所有外债只有一半到期，若还清一半外债，就会花掉现有的外汇储备；那剩下的一半外债，拿什么来还呢？明白了这种处境，现在谁还敢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绰绰有余？ 如果外汇储备还债花光了，那意味着什么？至少就没钱进口石油，私家车就不必开了；吃饭也只能当素食主义者了，因为饲养生猪家禽的饲料大部分靠进口；海外留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当然也断顿了。仅举这几例就可以说明，外债暴增，对国内家家户户的民生，将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七、债多钱紧，外汇紧缺 当然了，偿还外债一事，上面所说的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讲法，事实上不那么简单。讨论还外债之前，还得具体分析一下，中国这些年欠下的新外债，主要是欠谁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的数据，这2021年73,410亿美金的外债，大头是外企和外国投行。其中，35,238亿是外企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外企撤离中国的时候，按道理中国必须让人家换取外汇拿钱走，尽管现实中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刁难撤资的外企；另外还有21,544亿美金，是外商在中国的证券投资，从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撤离，比关厂卖设备撤资容易得多。 7.3万亿美金的外债，是历年累计数。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的对外负债一共增加了28,157亿美金，其中，外企直接投资为9,275亿，外商证券投资是12,971亿。这个负债结构说明，过去几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从直接投资实体经济转变成了金融投资。既然金融投资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比较容易，撤离也就相对简单，因此，金融投资的高流动性使得此类外资撤资时，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冲击会比较大。现在外商在中国的金融投资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单是这部分高流动性外资撤离，中共的外汇储备就压力巨大。所以，中共才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其根本目的是稳住外商的金融投资。 外商在中国的金融投资大体上分三类，中国的债券、股票和私募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单是中国的企业、商业银行及其他机构发行的美元债权，总额就高达1.2万亿美金，这些债券多半都是短期的。目前恒大上千亿美金的债券已经成为烂账，看到这个警号后，华尔街肯定希望购买的其他中国债券到期后能收回投资，同时不敢再买中国的企业债券。这1万多亿外商的金融投资如果真撤离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打半折了。 现在华尔街高度关注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银行为地方财政债务兜底等问题，原因就在于，西方各投资银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和银行潜在的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共当前仍然在设法维持西方金融圈对中共的信心，防止外资撤资造成外汇储备崩盘，但中共的财政金融困境日益加深，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上的关注热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