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Tata Group）上個月承諾斥資40億英鎊建設一家英國工廠，為捷豹路虎的電動汽車提供電池，而中國電池製造商AESC將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據《金融時報》報導，在宣布這一消息時，塔塔拒絕證實AESC參與了該項目。AESC是一家電池製造商，原名Envision AESC，隸屬於中國能源巨頭遠景能源。 部長們尚未證實中國支持的電池集團是否參與其中。上個月被問及這一問題時，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表示：「這是塔塔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 蘇納克的許多國會議員都對中國懷有敵意，因此任何關於為該項目提供5億英鎊國家援助等激勵措施最終可能讓中國公司受益的說法都會引發極大爭議。 塔塔上個月在宣布新建計畫時表示，「塔塔集團新的全球項目Agratas將興建超級工廠，用於設計、開發和製造電池」，但拒絕透露遠景能源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不過有消息人士稱，遠景能源的AESC業務將深度參與其中。據知情人士透露，AESC將為該項目的第一代電池提供技術，並計畫從2025年開始為捷豹電動車型提供電池。 這些電池很可能來自桑德蘭的AESC電池工廠，該工廠與日產附近的汽車工廠相連。這一安排將有助於填補電池供應缺口，塔塔的超級工廠預計將在本世紀下半葉投產。 AESC曾由日本汽車製造商日產擁有，該公司於2018年將其出售給中國的遠景能源。捷豹路虎和塔塔都不願證實AESC的參與。 上個月，捷豹路虎首席執行官馬德爾（Adrian Mardell）表示，在塔塔工廠投產之前，供應捷豹路虎電池的合同已經「簽署」，但他「不會自然說出」供應商的名字。當被問及遠景能源是否與塔塔工廠有關時，他說：「我沒有資格談論Agratas項目。」 六月，英國商務大臣巴德諾克(Kemi Badenoch)對遠景能源在桑德蘭發揮的作用表示歡迎，但警告稱，英國不能「過度依賴」中國電池技術。 但前保守黨領袖伊恩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表示：「英國今後可能更加依賴中國，他們有很多電池工廠，隨著英國在2030年逐步停止銷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車，我們將被中國的廉價電動汽車淹沒。」
為了減少國民醫療服務系統（NHS）的候診人數，政府開始向私營部門求助。 據《倫敦標準晚報》報導，英格蘭各地將開設13家新的社區診斷中心(CDC)，其中8個由私營部門運營——但服務免費——另外5個由NHS運營。這些設施每年可新進行74.2萬次掃瞄、檢查和化驗。 衛生部長巴克萊（Steve Barclay）表示：「我們必須利用一切資源進行挽救生命的檢查，以減輕NHS的壓力。 「通過利用獨立部門的現有設施，我們可以為患者提供更廣泛的選擇，更快地診斷出重大疾病，從而做到早發現早治療。」 上個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NHS的等候名單已達747萬人，這是自2007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 政府表示，私人CDC中心的運作方式與NHS的類似，但工作人員將由私人運營商僱用，這些運營商也擁有這些建築。 英格蘭西南部的CDC中心將由診療公司InHealth運營。在紹森德、北安普頓和伯明翰南部，以及布萊頓、北索利赫爾、牛津和索爾福德的私人設施也將開設CDC中心。NHS運營的新診所則分別位於霍恩徹奇、斯基內斯、林肯、諾丁漢和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等地。 政府承諾到2030年開設160家疾控中心。目前有114家正在運營，自2021年7月以來已進行了460萬次檢測、檢查和掃瞄。 去年12月份成立的「選擇性恢復工作組」（Elective Recovery Taskforce）概述了其他一些利用私營部門資源的措施，這其中包括使用私人機構的數據來幫助清理積壓的NHS病例，以及通過私營部門培訓初級NHS員工。 衛生部長兼「選擇性恢復工作組」主席昆斯（Will Quince）補充道：「我們在減少等待名單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幾乎消除了18個月的等待時間。選擇性康復工作組的工作將增強全國範圍內的醫療能力，使患者在接受治療方面有更多選擇。」 然而，工黨表示，政府目前沒有充分利用私人部門的能力，自2022年1月以來，有331,000名等待NHS護理的患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 影子衛生部長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表示：「保守黨未能利用私營部門的能力，患者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當可以使用的醫院床位空著時，沒有人應該痛苦地等待。下一屆工黨政府將利用私營部門的閑置資源讓病人更快地得到治療。」 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今年早些時候誓言要減少患者等候名單，但上個月又表示，NHS的罷工行動使這項任務「更具挑戰性」。 初級醫生目前正準備在8月11日舉行另一場為期四天的罷工，以解決他們與政府在薪酬問題上的爭執，顧問醫師也將從8月24日起罷工48小時。
（接上期）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鄭州、哈爾濱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瀋陽四個城市時，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彙報。鄧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後邊。」1959年12月10日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其中寫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開始進行一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社會組織。」此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比較謹慎，主張「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在大城市中更要從緩，只做醞釀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與這個指示同時下發的還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和河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處參觀學習。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天津會議）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里弄工作情況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報告》，上海市委的報告說：「里弄居民工作還是城市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為數眾多的家庭婦女，和一部分閑散社會勞動力，還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屬還有待於繼續加強改造；一部分個體經濟尚未完全走上集體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員會組織還不純；這和當前已經到來的大躍進形勢極不適應。在1958年里弄整風運動勝利的基礎上，為了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準備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積極態度，但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家屬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規定：第一，除對一些小業主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吸收他們參加公社外，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屬，不要急於讓他們入社；第二，不要動員他們拿出房屋、傢具。即使是自己送來，也應加以勸阻。第三，也不要動員他們進食堂吃飯，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飯時，應當說服他們等到食堂辦好了再說。第四，不要動員他們對公社工業或其它方面投資。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一、關於整頓和純潔幹部隊伍，保證黨對公社各項工作的絕對領導問題；二、關於政社合一和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問題；三、關於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幾個問題；四、關於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產協作、大搞經濟綜合利用問題；五、關於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新形勢下的工會工作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既要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又要反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既要抓生產建設，又要安排生活（即將有限的糧食配給城市人口）。正如《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說的，是希望達到組織生產和生活、振奮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繼續肯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樂觀地認為城市人民公社將把城市人民更加廣泛地組織起來，解放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這不僅有利於生產建設，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生活的徹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華社連續發了系列報道，分別介紹了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華社發了綜合報道《我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報道說，全國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達2000萬人，辦起了工業生產單位56000多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發展，而且能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合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這一時期，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加速，到8月底，全國城市人民公社已達到1077個，公社人口5693萬人，達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縣城鎮人民公社）1032個，其中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組織的417個，以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97個，以街道居民為主體組織的484個。參加公社人口6065萬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區的參加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農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幾點不同：其一，農村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區街政權為依託辦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權的牌子，相當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託大企業、機關、學校組建的，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單位，而不承擔政權機關的職能。其二，農村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製為主（雖然一度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但還是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城市人民公社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為國營工廠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國營工廠下放的部分產品。其三，從分配製度上看，農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實物供給和少量的工資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則基本是實行工資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帶動下建立起來的，其目標是增加城市的共產主義因素，削弱或者消滅「資產階級」對城市的影響。但是，由於與大饑荒同時發生的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實亡，無疾而終。 城市人民公社雖然消失，它留下了三個結果，一是留下了區街工業，一些不能到大工業就業的人，在這裡就業；二是「對舊城市進行了改造」，即對舊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關係進行了較深入的掃蕩。三是消滅了在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城市個體工商者，他們有的進入了街道工廠，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簡中，被下放到農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1958年夏秋之間，停於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紹。但對於大饑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辟一章。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麼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 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里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佔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裡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託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19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佔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麼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做飯，現在只要40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200人做飯變成了40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麼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 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9800多個，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萬人，佔全省農業總人口的90%左右。《寧夏日報》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區152個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23.485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5000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1959年7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 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10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布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裡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託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里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84萬人口，有住房70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萬間，其中又有31000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萬間。 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面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託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捲、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1955年11月9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 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5%。 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 （未完待續）
內政部（Home Office）高級消息人士透露，去年除了有54,563名移民乘小船抵達外，估計還有21,000名移民以其它途徑非法進入英國。 據《泰晤士報》報導，去年有3萬多名申請庇護者表示，他們不是乘小船，而是躲藏在卡車和其他車輛後面，通過渡輪或海峽隧道進入英國的。 官方數據顯示，在英國機場、港口和其它地方發現了近9,000名非法移民在沒有足夠證件的情況下試圖進入英國。 「停止小船移民」是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承諾的五個首要任務之一，但今年仍有1.5萬人乘著小船進入英國,僅比去年同期減少了約12%。 官方數據顯示偷渡移民數量有所下降，2021年共發現18,420起偷渡企圖，去年這一數字下降了約50%，但貨運業對此表示懷疑，因為這與他們掌握的數據「不相符」。 超市或其供應商經常發現，一旦食品運抵超市或倉庫，躲藏在貨車內的移民會隨之現身。據業內人士稱，為了確保食品安全，大約每過十天，Sainsbury』s就要因此扔掉相當於一整貨車的新鮮農產品。據貿易雜誌《雜貨商》透露，去年為了彌補這類損失英國新鮮食品進口量增加了33%。 港口的邊檢力度也令人感到擔心。今年早些時候，內政部大幅提高了卡車和客車運營商的違規罰款金額，每發現一名偷渡者的罰金已從之前的2千英鎊上漲到1萬英鎊。 內政部去年總共受到了89,398份庇護申請，是自2002年以來的最高值，這其中有41,188人是乘小船過境，30,000人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其餘18,000人是已在英國呆了一段時間，持有學習或工作簽證的逾期不歸者，他們希望通過申請庇護避免返回自己的祖國。 但內政部審理的數量還不到五分之一，積壓案件已達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截至今年3月，共有172,758起未決案件。 蘇納克承諾今年清理完2022年6月之前積壓的92,000份「遺留」案件。而截至今年6月，內政部仍有74,410起未決案件，這意味著年底前每月平均需要處理2,400起案件。官員們上個月告訴國會議員，他們已接近這一進度，並且有信心實現首相的承諾。 內政部提供的另一份數據顯示，在抵達英國的72小時內，有5042人試圖在沒有足夠證件的情況下從機場進入英國，310人從港口進入，3456人通過其他方式進入，如躲在貨車裡。 內政部稱，他們無法知道英國非正常人口的確切規模，也不可能知道非法進入英國的移民總人數。 一位英國內政部發言人表示：「我們會對試圖非法進入英國的偷渡者窮追不捨，邊境部隊為此已加強了執法力度。 「2023年第一季度，移民執法隊共進行了3,228次執法行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3%，自首相去年12月份提出『停船計畫』以來，逮捕的偷渡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數據顯示，在羅素大學集團的一些成員中，國際學生人數的增長速度是國內學生的四倍多。 據《泰晤士報》報導，為了應對財務危機，自2015年以來，羅素大學集團招收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因為外國學生的學費年均高達4萬英鎊。 2015年至去年，格拉斯哥大學的國際生人數增長了137%，是國內學生（31%）的四倍多。在此期間，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際學生人數擴大了105%，而國內學生人數只擴大了20%。 根據諮詢公司dataHE的數據，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羅素集團的國際學生錄取率平均為16%，去年這一比例升至25%。在倫敦大學學院和倫敦經濟學院，國際學生目前已佔本科招生人數的一半以上。 專家警告說，由於大學會盡量避免減少弱勢學生比例，擴大海外招生意味著中產階層學生名額不斷受到擠占。目前，在羅素集團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超過25萬，與之相比，英國學生為50萬。 自2017年以來，英國國內學生的學費上限為9,250英鎊，而由於高通脹，大學開設一門課程的最低成本已升至12,000英鎊，他們不得不依靠國際學生的學費來彌補財務漏洞。 2021-22學年的留學費用從每年11,800英鎊到67,000英鎊不等，其中醫學學位最貴。最受歡迎的商業和管理學，每年可吸引21.7萬名海外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讀。此外，工程與技術、計算機和醫學科目也是熱門專業。 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副校長哈斯班茲(Chris Husbands)表示，高等教育正面臨著「生存危機」。雖然目前他們的財務狀況良好，但兩三年後情況就不會如此了。 他說：「在利率上升和高通脹之前，大學可以通過提高效率來彌補學費不足。但現在的情況是，國際學生的增長速度快於本地學生。然而，英國18歲年輕人的數量也在增加，增幅約為15%，因此我們正進入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問題的核心是我們如何資助本國的本科大學生。」 高等教育部長哈方（Robert Halfon）近日表示，沒有提高大學學費的計畫，因為在生活成本危機的情況下，他「不可能」主張提高學費。 代表140所院校的英國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UK)主席韋斯特(Steve West)表示，一些頂尖大學可能會在今年夏天限制其招生名額。 羅素大學集團首席執行官布拉德肖（Tim Bradshaw）表示：「自2019年以來，頂尖大學英國學生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國際學生的增長趨於平穩。事實上，鑒於英國學生的學費和助學金不足以支付教學成本，來自國際學生的這筆收入至關重要。」 倫敦大學學院表示：「我們為擁有一個蓬勃發展且多元化的學生社區感到自豪，來自英國和其他150多個國家的最聰明的人才選擇在這裡學習和研究。 「數據顯示，國際學生在2018至2019年度為我們貢獻了17億英鎊，估計為英國各地提供了超過12,000個就業崗位。」 教育部表示，羅素集團學生中，國內學生佔75%，而且近年來這一比例有所增加。這是基於2019年至2022年的數據，包括招生受到大流行影響的年份。 一位發言人補充道：「我們將在三年內提供約7.5億英鎊的額外資金，以支持大學的學生資助體系，建設一流的設施，提供更多高質量的課程。」
在2030年禁止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車之前，汽車公司從明年開始將面臨零排放銷售配額，預計中國企業將憑藉廉價電動汽車的優勢，主導英國市場。因此，英國部長們警告說，為幫助實現零排放目標而進口中國電動汽車，將使中共政府能夠監視英國公民，並讓英國更依賴中共。 廉價中國汽車將充斥市場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已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出口國，2023年第一季度向國外出口107萬輛汽車。 與此同時，凈零排放規則，計畫2030年在英國、2035年在歐洲其他國家，禁止銷售汽油車，這一規則為包括上汽、比亞迪和吉利在內的中國品牌，提供了搶佔市場份額的機會。也為中國產的電動汽車，在未來幾年，以前所未有的低價進入英國市場打開了大門。 在大眾、福特和豐田等競爭對手爭相追趕的情況下，中國企業準備提供比歐洲、日本和美國競爭對手便宜多達1萬歐元（8,600英鎊）的汽車。 上個月，獨立諮詢機構氣候變化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首席執行官斯塔克（Chris Stark）在向國會議員發表講話時說，雖然德國目前是英國最大的汽車供應國，但「中共國正迅速躍居第二位，並有奪取第一的跡象」。 根據正在徵求意見的零排放汽車（ZEV）授權提案，2024年各公司新車銷售量的22%必須是零排放車型，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80%。 如果製造商未能達到這一目標，他們將不得不支付罰款，或從達標公司購買「信用額度」，預計中國電動汽車公司和中國生產的特斯拉汽車將尤其受益。所以，如果英國汽車製造商不能實現逐步淘汰汽油發動機的銷售目標，那麼他們最終把錢貼給了更便宜的中國汽車。 一些保守黨議員敦促蘇納克（Rishi Sunak）對實現2050年的總體目標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淡化ZEV規定的呼聲越來越多。據了解，商務大臣巴德諾克（Kemi Badenoch）已向內閣同事提出了對該政策廣泛影響的擔憂。 威脅英歐汽車業 專家、業內人士和高級政治家表示，這種迫在眉睫的轉變，威脅著歐洲汽車製造業的生存，也給各國政府帶來了令人擔憂的安全問題。 他們批評了歐洲的自負，因為歐洲幾乎不設置任何貿易壁壘來減緩中國汽車的湧入。英國和歐盟對進口的中國汽車徵收10%的關稅，但允許消費者在購買時申請補貼。 這與美國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拜登（Joe Biden）正在向在美國建立電動汽車工廠的企業提供補貼，並對中國汽車徵收27.5%的關稅。與中國公司的交易，也受到美國政府越來越多的審查。 安全問題 大量來自中國的汽車進入英國的前景，引發了人們對安全問題的擔憂。一位政府高層人士說：「如果汽車是在中共國這樣的國家製造的，您能確定它不會成為收集情報和數據的工具嗎？如果電動汽車是由那些已經在利用技術進行間諜活動的國家製造的，他們為甚麼不會用汽車做同樣的事情呢？所以，它們是高風險產品。」 英國政府核心人士也擔心，汽車中嵌入的技術可能會被用來獲取大量信息，包括位置數據、錄音和錄像，同時還容易受到遠程干擾，甚至被中共破壞而無法使用。 2020年，英國政府禁止華為公司在英國使用5G網路，並規定在2027年底之前淘汰該公司的所有現有設備。前內政大臣帕特爾（Dame Priti Patel）說，中共對汽車的監控也是一個類似於華為的威脅。 國際跨黨派聯盟「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的英國警告說，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英國汽車業將面臨被中共「削弱至滅亡」的風險。 在一份由保守黨議員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麥金利（Craig Mackinlay）、洛頓（Tim Loughton）和西利（Bob Seely），以及工黨議員錢皮恩（Sarah Champion）和蘇格蘭民族黨議員麥克唐納（Stewart McDonald）共同簽署的聲明中，該聯盟稱，英國正在「夢遊」，並面臨「災難性的削弱」。 他們說：「到2022年，英國88%的客運里程是由汽車完成的。很難想像，還有比這對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基礎設施了，把這樣一個關鍵行業的控制權，拱手讓給專制國家是絕對錯誤的。」 該組織表示，如果不採取行動，英國將「充斥著」中國汽車和電池，「隨之而來的是所有安全風險」。 他們補充說，政府需要回答英國如何在不「依賴中國」的情況下實現凈零排放，並「解釋對依賴中國的安全風險做了哪些評估」。 間諜活動的新前線 北戴河位於北京以東約150英里處，是渤海之濱的海濱度假勝地，這裡素有「夏都」之稱，已成為中共精英的度假勝地。不過，如果您開的是特斯拉，那您會被禁止進入這裡。 習近平訪問成都時，也不允許特斯拉進入部分地區。 這些限制措施凸顯了人們的擔憂，即現代汽車，就是一種利用感測器、麥克風、攝像頭和軟體程序的車輪上的計算機，有可能像智能手機一樣成為全球間諜活動的新陣地。 近年來，汽車製造商不得不考慮一系列漏洞，因為犯罪分子和黑客已經設計出越來越巧妙的方法，來複制汽車鑰匙的無線電信號，甚至遠程奪取控制權。 在一次著名的實驗中，當一名記者駕駛一輛吉普切諾基（Jeep Cherokee）在美國高速公路上行駛時，黑客遠程禁用了該車的變速器。這導致了140萬輛汽車被召回。 最近，英國的網路安全專家進行了一次演習，結果車輛被遠程入侵，蹲在手提電腦鍵盤後面的黑客奪走了駕駛員的控制權。消息人士稱，這些試驗揭示了安全「漏洞」。 然而，中共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脅並不一定來自外部。現代汽車越來越依賴於「雲端」軟體更新，它們通過汽車內置的手機式SIM卡接收更新。 如果惡意行為者通過被稱為「後台」的伺服器進入這些更新系統，他們就可以發送軟體，遠程監視汽車及其駕駛員。 令人擔憂的是，這不僅容易受到黑客的攻擊，也有可能是來自製造商本身，因為中國的製造商受國家安全法的約束，不得不遵守中共的要求。 汽車信息共享與分析中心的埃米爾（Martin Emele）說：「如果有人能夠攻擊後台，那麼也有可能影響車輛的安全性。」 他說：「所有新車都是如此，無論它們是在中國、歐洲還是美國製造。通過SIM卡，汽車可以像智能手機一樣接收更新、新功能和安全補丁。發生碰撞時，汽車會打電話給緊急服務部門。為此，它需要一個麥克風和與外界連接。車內的攝像頭可以確保您在開車時沒有打瞌睡。」 Pen Test Partners公司的安全專家兼道德黑芒羅（Ken Munro）說，如果安全措施鬆懈，所有這些都可能被用來監視您。「我們對售後的汽車防盜器做了大量研究。我們發現，在許多汽車防盜器中，實際上可以遠程啟用麥克風，竊聽車內人員的聲音。」 他認為，偽劣代碼比黑客攻擊帶來的風險更大。上周，學者薩克（Jim Saker）警告，在最壞的情況下，汽車可能會被遠程癱瘓，對英國人構成安全風險。 而且，中國技術在西方供應鏈中的泛濫加劇了這一風險。華為可能已被英國的5G網路踢出局，但該公司在12月向賓士、奧迪、寶馬和保時捷出售了其智能汽車技術，每年有1,500萬輛汽車使用華為產品。這個問題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政策制定者面臨的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 隱形戰爭 汽車、智能電錶、電腦、電動汽車充電器和白色家電等各種現代設備中，都有一種被稱為「蜂窩模塊」的小型組件，它們被用來建立網路連接，傳輸有關環境的大量數據。這些模塊可監測和控制汽車系統，處理軟體更新，以改善汽車的運行狀況。但是，它們也有可能受到間諜活動和惡意干擾。 中國主導著全球模塊供應市場，非中國公司的產品中也嵌入了來自中國的組件。 英國三軍聯合研究院（RUSI）高級研究員帕頓（Charles Parton）說，中共可以利用這種技術提取「大量數據」，同時還可以向汽車發送指令，使其「惡意運行」。前英國外交官帕頓曾在中國工作了22年。 根據政府的《採購法案》，部長們可以禁止中國公司進入敏感領域，比如提供政府用車。 然而，帕頓表示，如果英國公民的汽車中仍然普遍存在來自中國的蜂窩模塊，那麼它們仍然會帶來安全風險。他說：「假設我買了一輛裝有這些中國模塊的汽車，而我受邀在國防機構發表演講。如果那輛車裝有攝像頭，他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模塊打開攝像頭並獲取數據。最終，您必須禁止在任何車輛中使用任何中國模塊，而且您必須迅速做到這一點。」 據iNews報導，在一輛用於政府公務的汽車中發現了一個中國製造的「地理定位裝置」，這種SIM卡被放置在一個進口的密封部件內，能夠傳輸位置數據，是在一次車輛檢查中發現的。中共否認這一說法，稱其「毫無根據，純屬謠言」。
來自諾丁漢郡科林厄姆的一對退休夫婦發現一種獨特的方式，既能滿足他們的愛寵情懷，又能輔助他們的退休收入，並為他們節省一些日常生活開支。貝爾夫婦通過提供寵物看護服務，每年額外收入數百英鎊。 每年，他們平均提供10次看護寵物的服務，時間從一個周末至兩周不等。如今，貝爾夫婦發現這個收入源不僅幫助他們在其愛犬去世後填補情感的空洞，而且有助於增加他們的退休金，同時減少他們的水電費用。 「我們在失去了14歲的西高地梗犬後開始提供家政服務，」貝爾先生對《每日快報》表示，「我們非常喜歡狗，但由於已經接近退休，我們並不想再承擔起長期養狗的責任。因此，提供寵物看護成為我們理想的解決方案。」 他們照看一些狗的過程中，每天可以賺取約30英鎊，一周總共可以賺到約210英鎊。這些額外的收入對於他們的退休金有很大的幫助。而且，他們還發現在冬天執行任務更能省錢，因為他們到別人家裡去看護狗狗，自己家裡的暖氣就不用開的溫度那麼高了。 他們通過Homesitters尋找寵物看護的機會。貝爾夫婦說，他們喜歡直接與Homesitters聯繫，因為該公司提供全天候的支持服務。並且，在緊急情況下，Homesitters可以安排其他人來接手任務。 此外，他們對於新的家庭寄宿生活方式非常享受。他們會利用晚上的時間閱讀或做填字遊戲和數獨拼圖。「度過夜晚最好的方式就是讓狗狗在你的膝蓋上或腳邊撫摸，」貝爾先生表示，「這讓我們感到非常滿足。」 有許多創新的方式可以幫助退休老人提高生活的質量並保持穩定的收入。對於貝爾夫婦來說，他們通過提供家政服務，發現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既能享受到與寵物相處的樂趣，又能保持穩定的收入，並節省了一部分生活費用。
01 中華慈善總會曾評出過很多慈善人物： 其中就有四川扛把子劉漢，扶貧協會副會長丁書苗，上海慈善家張榮坤……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進去了。 這就留給我們一個啟發：這些壞人做慈善都那麼努力，那好人該怎麼辦呢？ 最近，各地洪澇頻發，紅十字會就頒布了籌款賬戶，說要為災區籌措600萬善款。 可幾天過去了，才募集到130多萬。 大量愛心人士竟然只給了1分錢，還要罵兩句，簡直就是惡意捐款嘛！ 網路圖片 還有些群眾，也是毫無大局觀。 一些網友質疑： 我們無償捐給黑哥們幾千個億，為啥自己受災時，黑哥們不給我們捐款? 網路圖片 世道無常，黃鐘毀棄。 要是劉漢這些人還在，說不定大手一揮，直接就給了。 可這些人卻惡意要求紅會打開倉庫，而不是打開賬戶。 這屆群眾的眼睛，怎就如此雪亮？ 02 當前捐助愛心的主要矛盾，就是群眾日漸雪亮的眼睛，和齟齬不前的愛心綁架能力不匹配。 災難後，很多網紅跑到災區拍小視頻： 「有愛心的就轉」、「有良知的就轉」、「有正義感的就轉」。 前幾年，這種手法堪稱流量密碼，但現在，家人們越來越不好忽悠了。 並且群眾的智商也提升了很多，除了個別人說是美國的氣象武器之外，大部分人還是正常的。 也沒有多少人認為網上的批評者是在添亂了。 忙著捐款捐物的人，也知道避開紅會一類的組織了。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這可能是一種進步。 當然，也有一種退步，就是往往發生災害後，過去很多明星都是表態要捐款的。 檔次差點的，也要祈個福。 然而這次，無論是捐款的，還是祈福的，人數都大大減少。 難道是被自己千篇一律的抒情搞麻木了嗎？ 也許吧。 這麼多災難過後，我們依然擅長於「搶救」，但似乎還不擅長預防災難的發生。 前幾天盧溝橋引橋（小清河橋）垮塌，橋上還有幾輛車掉了下去。 800多年前的老盧溝橋沒事，新建的橋卻出問題了。 這是祈福能解決的嗎？ 危急時刻，有領導說公章被水泡丟失了，無法給救災隊伍開通關文牒。 還有站在干岸上大聲疾呼，說要當好護城河。 秋風豈必關人事，自是衰翁感慨深。 真正地深情款款，不是在雨傘下高呼口號，不是公布捐款帳號煽情訴說，不是發布一些 「感人」事迹。 而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發錢。 發錢這個過程不要太多程序，就像許老闆那樣，回到老家，看到一個老鄉就給一沓子錢，一切都在鏡頭的記錄下完成。 拿外國借來的錢做慈善，把房子留給售樓小姐，把債務留給自己，怪不得許老闆年年拿慈善獎。 03 洪水之後，容易滋生瘟病。 有些地方為了防患於未然，堅持不懈地大興方艙醫院。 《第一財經》發布了一篇文章，說全國多地仍在為方艙醫院招標，部分中標公司成立不到一年。 黑龍江的佳木斯，花4200萬建方艙。 面對群眾的質疑，有關人員如此回復： 「國家給的錢，你就必須要求建這個東西，不建不行啊。」 省會哈爾濱，三期方艙項目招標完成，上面撥款13798.61萬元，地方自籌5000萬元。 其中有個500萬的呼吸機儀器標，被一個叫河南先領的公司拿下了。 這家公司成立時間，是今年3月23日，據說辦理醫療器械經營許可證的日程，僅用了一天。 這種速度，不去救災可惜了。 而在另一邊，還有的地方在拆方艙。 比如海南儋州，這個閑置了許老闆大量爛尾樓的地方，前兩年花了2.1654億建成3家方艙醫院。 今年，又要花1340萬招標拆醫院。 同一時間，黑龍江花錢建方艙，海南花錢拆方艙。 山川異域，不共戴天。 洪水也好，瘟疫也好，要怪怪老天爺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災肆虐之際，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軍方醜聞撲朔迷離。當中的主角為習近平的軍中重器火箭軍，還有已被罷官的外長秦剛。而國安系統近期頗為高調，公開宣傳其「隱蔽戰線」。於此之際，習親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開始。 北戴河休假式會議或牽涉秦剛和火箭軍 中共新華社8月3日消息稱，受習近平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與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國務委員諶貽琴，全國政協副主席姜信治。 過去歷年，當主管組織人事的中共高層現身北戴河慰問，就被視為傳統的北戴河休假式會議的開始。儘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無一人現身災區，黨媒記錄的最新的國內活動，是習近平和李強在8月1日對於洪災的批示。他們大有可能已攜家屬前往北戴河。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發生圍繞人事決鬥。筆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儘管政經陷亂局，天怒人怨，現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對習「妄議」，今年的北戴河將是無會、沒戲。加上許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錦濤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中共現在內部麻煩不少。在黨內鬥爭方面，比如被免外長的秦剛，其國務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軍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員，要不要除名處理。這些問題當然可以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但因為比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時抽空討論解決。 7月31日，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晉陞上將軍銜。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職，外界認為坐實此前爆出的火箭軍高層向美國泄露機密情報，多人被查的傳聞。 另一樁引發國際轟動的事件，是中共外長秦剛消失一個月後，7月25日被免職，只剩國務委員空銜。秦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習近平賞識的秦剛，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為最受關注的政壇新星。56歲的他直接晉陞中央委員，同年底打破慣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長。今年3月，秦剛更兼任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關於秦剛突然失勢的原因，最初傳出是生活作風問題，傳說他在某大外宣媒體任職的情婦本身就是「雙面間諜」。然而也有指與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關。據稱秦剛與火箭軍高層過從甚密。 秦剛情婦是否「雙面間諜」雖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作為駐外記者，其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有極大可能的。而秦剛如果和軍方有勾連，卻不同尋常。 「特工」秦剛 秦剛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早已被認為是中共「職業特工」出身。 簡稱「國關學院」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UIR）創建於1949年，當時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歸中共中央調查部管。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之後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1964年，基於該校作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但到1978年，這家學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成立國家安全部（下稱國安部）。國關學院自然歸國安部，但是對外稱受教育部管理。 國關學院地處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稱為「特務大學」，但其實也分有特務專業和非特務專業。 今年1月15日，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當局要注意中共「特務外交」，因為新任外長秦剛是從事「情報」工作出身。 譚慎格表示，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國關學院與中共國安系統的關係。其中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秦剛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譚慎格說，他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來的年輕畢業生共事。他發現這些人總是早到晚退，渴望儘可能地了解美方辦公室的動態。而美方駐本地僱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 譚慎格寫道，「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僱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四年嚴格的見習工作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譚慎格認為，秦剛以「外交掩護」從事情報工作。 譚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剛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過，他和中共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隱蔽戰線」選人內幕 新上線的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8月1日發文強調搞反間諜「全社會動員」。不少觀察者認為，這是打著維護國安旗號的政治整肅運動。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清曾在國安系統會議上，則要求各地方支持隱蔽戰線工作。 所謂中共的隱蔽戰線由來已久，早期有地下黨，中共特務打進國軍高層，近年國安機構在中共各個駐外機構的外交官，新聞記者，商務人員和留學生群體中，都安插或發展有特務，他們都算是非專職的。 中共國安特務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點，國安系統到相關高校挑選人員已是慣例。當事人如果在參加工作前就被國安選中，一日受訓，終身不能脫離國安。 國關學院只是中共國安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共國安部也在其他大學尋找合適人選。 主導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外機構中央「610」辦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國安隱秘身份。 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個秘密身份——國安部人員。吳仁華說，彭波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77級學生，與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學畢業時，被中共國安部（當時國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選中，並在國安部接受了兩年的「專業培訓」。 資深媒體人郭軍曾撰文談到他當年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學畢業時曾受過特務訓練。 事實上，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務或特工，後來多數都是非專職的，他們有社會上的表現更像相應的社會成員，別人基本看不出來。 筆者在大陸有位老朋友，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先進入北京國安局，隨後外派西藏神秘部門，後又轉到廣東的合資企業作為中方代表，再任市屬企業老總。他本身就是國安人員。 從他口中，我知道了這種非專職國安特工的一點內幕：在社會上各行業，都安插有國安人員。比如國內有個很有名的民營網際網路平台企業大老闆就是。甚至街上開計程車的、擺攤的，也有被國安早年就收羅的人員，只是編製和待遇不同。這類人一日進入狼窩，終生必須隨時服從特殊任務安排，特別是黨國認為的非常時期。 「隱蔽戰線」的特工可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如秦剛。中共外交部、中聯部、統戰部和國安部的官員，甚至聯參部情報局、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軍改前稱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經過習近平挂帥的國安委的特別審核，他們之間的人員也可以會相互調配。 國安內鬥掀下秦剛？ 火箭軍一幫高層出事，特別是前軍方情報頭目吳國華自殺，是否與同樣有特工背景的秦剛有關，目前還不得而知。秦剛到底是因為性醜聞被內部人舉報，還是因為捲入間諜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報部門之間的內鬥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撲朔迷離。 中共國安內鬥過去在習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敵對派系之間進行。比如習上台後拿下了曾分管國安的周永康，又拿下親曾慶紅的國安副部長馬建。今年3月，中共國安部強調要「全面徹底肅清馬建、孫力軍等流毒影響」。 今年1月，中共國安部原黨委委員、中紀委駐國安部紀檢監察組原組長劉彥平也被判死緩。劉彥平之前落馬當天，中共國安部曾開會，強調國安機關把講忠誠作為第一標準。 自習近平兩屆任期過去，中共二十大上習家軍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馬被收編，現在國安系統一邊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馬，但更多的是效忠於習的人搞窩裡斗。 今年1月28日，赴國安部上任不久的習近平親信陳一新，要求整治國安官員「五不」問題，其中對習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陳一新6月在黨媒發文，強調要設專門機構，盯緊隱蔽戰線「加強監督」，實際上就是為了及時發現不忠者。 中共媒體整天講打擊「兩面人」，習近平整天在防範有人反習，那些習家軍為他四處布防。但習近平這些身邊人，自己也隨時會出事，秦剛就是一例。習近平不可能自打臉，自己去揪秦剛的問題，秦剛很可能是被隱蔽戰線的「戰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