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Tata Group）上个月承诺斥资40亿英镑建设一家英国工厂，为捷豹路虎的电动汽车提供电池，而中国电池制造商AESC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据《金融时报》报导，在宣布这一消息时，塔塔拒绝证实AESC参与了该项目。AESC是一家电池制造商，原名Envision AESC，隶属于中国能源巨头远景能源。 部长们尚未证实中国支持的电池集团是否参与其中。上个月被问及这一问题时，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表示：“这是塔塔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苏纳克的许多国会议员都对中国怀有敌意，因此任何关于为该项目提供5亿英镑国家援助等激励措施最终可能让中国公司受益的说法都会引发极大争议。 塔塔上个月在宣布新建计画时表示，“塔塔集团新的全球项目Agratas将兴建超级工厂，用于设计、开发和制造电池”，但拒绝透露远景能源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不过有消息人士称，远景能源的AESC业务将深度参与其中。据知情人士透露，AESC将为该项目的第一代电池提供技术，并计画从2025年开始为捷豹电动车型提供电池。 这些电池很可能来自桑德兰的AESC电池工厂，该工厂与日产附近的汽车工厂相连。这一安排将有助于填补电池供应缺口，塔塔的超级工厂预计将在本世纪下半叶投产。 AESC曾由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拥有，该公司于2018年将其出售给中国的远景能源。捷豹路虎和塔塔都不愿证实AESC的参与。 上个月，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马德尔（Adrian Mardell）表示，在塔塔工厂投产之前，供应捷豹路虎电池的合同已经“签署”，但他“不会自然说出”供应商的名字。当被问及远景能源是否与塔塔工厂有关时，他说：“我没有资格谈论Agratas项目。” 六月，英国商务大臣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对远景能源在桑德兰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但警告称，英国不能“过度依赖”中国电池技术。 但前保守党领袖伊恩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表示：“英国今后可能更加依赖中国，他们有很多电池工厂，随著英国在2030年逐步停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我们将被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淹没。”
为了减少国民医疗服务系统（NHS）的候诊人数，政府开始向私营部门求助。 据《伦敦标准晚报》报导，英格兰各地将开设13家新的社区诊断中心(CDC)，其中8个由私营部门运营——但服务免费——另外5个由NHS运营。这些设施每年可新进行74.2万次扫瞄、检查和化验。 卫生部长巴克莱（Steve Barclay）表示：“我们必须利用一切资源进行挽救生命的检查，以减轻NHS的压力。 “通过利用独立部门的现有设施，我们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更快地诊断出重大疾病，从而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NHS的等候名单已达747万人，这是自200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 政府表示，私人CDC中心的运作方式与NHS的类似，但工作人员将由私人运营商雇用，这些运营商也拥有这些建筑。 英格兰西南部的CDC中心将由诊疗公司InHealth运营。在绍森德、北安普顿和伯明翰南部，以及布莱顿、北索利赫尔、牛津和索尔福德的私人设施也将开设CDC中心。NHS运营的新诊所则分别位于霍恩彻奇、斯基内斯、林肯、诺丁汉和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等地。 政府承诺到2030年开设160家疾控中心。目前有114家正在运营，自2021年7月以来已进行了460万次检测、检查和扫瞄。 去年12月份成立的“选择性恢复工作组”（Elective Recovery Taskforce）概述了其他一些利用私营部门资源的措施，这其中包括使用私人机构的数据来帮助清理积压的NHS病例，以及通过私营部门培训初级NHS员工。 卫生部长兼“选择性恢复工作组”主席昆斯（Will Quince）补充道：“我们在减少等待名单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几乎消除了18个月的等待时间。选择性康复工作组的工作将增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能力，使患者在接受治疗方面有更多选择。” 然而，工党表示，政府目前没有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能力，自2022年1月以来，有331,000名等待NHS护理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影子卫生部长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表示：“保守党未能利用私营部门的能力，患者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当可以使用的医院床位空著时，没有人应该痛苦地等待。下一届工党政府将利用私营部门的闲置资源让病人更快地得到治疗。” 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今年早些时候誓言要减少患者等候名单，但上个月又表示，NHS的罢工行动使这项任务“更具挑战性”。 初级医生目前正准备在8月11日举行另一场为期四天的罢工，以解决他们与政府在薪酬问题上的争执，顾问医师也将从8月24日起罢工48小时。
（接上期）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未完待续）
内政部（Home Office）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去年除了有54,563名移民乘小船抵达外，估计还有21,000名移民以其它途径非法进入英国。 据《泰晤士报》报导，去年有3万多名申请庇护者表示，他们不是乘小船，而是躲藏在卡车和其他车辆后面，通过渡轮或海峡隧道进入英国的。 官方数据显示，在英国机场、港口和其它地方发现了近9,000名非法移民在没有足够证件的情况下试图进入英国。 “停止小船移民”是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承诺的五个首要任务之一，但今年仍有1.5万人乘著小船进入英国,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12%。 官方数据显示偷渡移民数量有所下降，2021年共发现18,420起偷渡企图，去年这一数字下降了约50%，但货运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与他们掌握的数据“不相符”。 超市或其供应商经常发现，一旦食品运抵超市或仓库，躲藏在货车内的移民会随之现身。据业内人士称，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大约每过十天，Sainsbury’s就要因此扔掉相当于一整货车的新鲜农产品。据贸易杂志《杂货商》透露，去年为了弥补这类损失英国新鲜食品进口量增加了33%。 港口的边检力度也令人感到担心。今年早些时候，内政部大幅提高了卡车和客车运营商的违规罚款金额，每发现一名偷渡者的罚金已从之前的2千英镑上涨到1万英镑。 内政部去年总共受到了89,398份庇护申请，是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这其中有41,188人是乘小船过境，30,000人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其馀18,000人是已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持有学习或工作签证的逾期不归者，他们希望通过申请庇护避免返回自己的祖国。 但内政部审理的数量还不到五分之一，积压案件已达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今年3月，共有172,758起未决案件。 苏纳克承诺今年清理完2022年6月之前积压的92,000份“遗留”案件。而截至今年6月，内政部仍有74,410起未决案件，这意味著年底前每月平均需要处理2,400起案件。官员们上个月告诉国会议员，他们已接近这一进度，并且有信心实现首相的承诺。 内政部提供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在抵达英国的72小时内，有5042人试图在没有足够证件的情况下从机场进入英国，310人从港口进入，3456人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如躲在货车里。 内政部称，他们无法知道英国非正常人口的确切规模，也不可能知道非法进入英国的移民总人数。 一位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我们会对试图非法进入英国的偷渡者穷追不舍，边境部队为此已加强了执法力度。 “2023年第一季度，移民执法队共进行了3,228次执法行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3%，自首相去年12月份提出‘停船计画’以来，逮捕的偷渡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数据显示，在罗素大学集团的一些成员中，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是国内学生的四倍多。 据《泰晤士报》报导，为了应对财务危机，自2015年以来，罗素大学集团招收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因为外国学生的学费年均高达4万英镑。 2015年至去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国际生人数增长了137%，是国内学生（31%）的四倍多。在此期间，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学生人数扩大了105%，而国内学生人数只扩大了20%。 根据谘询公司dataHE的数据，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罗素集团的国际学生录取率平均为16%，去年这一比例升至25%。在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学生目前已占本科招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专家警告说，由于大学会尽量避免减少弱势学生比例，扩大海外招生意味著中产阶层学生名额不断受到挤占。目前，在罗素集团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超过25万，与之相比，英国学生为50万。 自2017年以来，英国国内学生的学费上限为9,250英镑，而由于高通胀，大学开设一门课程的最低成本已升至12,000英镑，他们不得不依靠国际学生的学费来弥补财务漏洞。 2021-22学年的留学费用从每年11,800英镑到67,000英镑不等，其中医学学位最贵。最受欢迎的商业和管理学，每年可吸引21.7万名海外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读。此外，工程与技术、计算机和医学科目也是热门专业。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副校长哈斯班兹(Chris Husbands)表示，高等教育正面临著“生存危机”。虽然目前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但两三年后情况就不会如此了。 他说：“在利率上升和高通胀之前，大学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弥补学费不足。但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学生的增长速度快于本地学生。然而，英国18岁年轻人的数量也在增加，增幅约为15%，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如何资助本国的本科大学生。” 高等教育部长哈方（Robert Halfon）近日表示，没有提高大学学费的计画，因为在生活成本危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主张提高学费。 代表140所院校的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主席韦斯特(Steve West)表示，一些顶尖大学可能会在今年夏天限制其招生名额。 罗素大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拉德肖（Tim Bradshaw）表示：“自2019年以来，顶尖大学英国学生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国际学生的增长趋于平稳。事实上，鉴于英国学生的学费和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教学成本，来自国际学生的这笔收入至关重要。” 伦敦大学学院表示：“我们为拥有一个蓬勃发展且多元化的学生社区感到自豪，来自英国和其他150多个国家的最聪明的人才选择在这里学习和研究。 “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在2018至2019年度为我们贡献了17亿英镑，估计为英国各地提供了超过12,000个就业岗位。” 教育部表示，罗素集团学生中，国内学生占75%，而且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增加。这是基于2019年至2022年的数据，包括招生受到大流行影响的年份。 一位发言人补充道：“我们将在三年内提供约7.5亿英镑的额外资金，以支持大学的学生资助体系，建设一流的设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课程。”
在2030年禁止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之前，汽车公司从明年开始将面临零排放销售配额，预计中国企业将凭借廉价电动汽车的优势，主导英国市场。因此，英国部长们警告说，为帮助实现零排放目标而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将使中共政府能够监视英国公民，并让英国更依赖中共。 廉价中国汽车将充斥市场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已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2023年第一季度向国外出口107万辆汽车。 与此同时，净零排放规则，计画2030年在英国、2035年在欧洲其他国家，禁止销售汽油车，这一规则为包括上汽、比亚迪和吉利在内的中国品牌，提供了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也为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在未来几年，以前所未有的低价进入英国市场打开了大门。 在大众、福特和丰田等竞争对手争相追赶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准备提供比欧洲、日本和美国竞争对手便宜多达1万欧元（8,600英镑）的汽车。 上个月，独立谘询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Climate Change Committee）首席执行官斯塔克（Chris Stark）在向国会议员发表讲话时说，虽然德国目前是英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国，但“中共国正迅速跃居第二位，并有夺取第一的迹象”。 根据正在征求意见的零排放汽车（ZEV）授权提案，2024年各公司新车销售量的22%必须是零排放车型，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0%。 如果制造商未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将不得不支付罚款，或从达标公司购买“信用额度”，预计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和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汽车将尤其受益。所以，如果英国汽车制造商不能实现逐步淘汰汽油发动机的销售目标，那么他们最终把钱贴给了更便宜的中国汽车。 一些保守党议员敦促苏纳克（Rishi Sunak）对实现2050年的总体目标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淡化ZEV规定的呼声越来越多。据了解，商务大臣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已向内阁同事提出了对该政策广泛影响的担忧。 威胁英欧汽车业 专家、业内人士和高级政治家表示，这种迫在眉睫的转变，威胁著欧洲汽车制造业的生存，也给各国政府带来了令人担忧的安全问题。 他们批评了欧洲的自负，因为欧洲几乎不设置任何贸易壁垒来减缓中国汽车的涌入。英国和欧盟对进口的中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但允许消费者在购买时申请补贴。 这与美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Joe Biden）正在向在美国建立电动汽车工厂的企业提供补贴，并对中国汽车征收27.5%的关税。与中国公司的交易，也受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审查。 安全问题 大量来自中国的汽车进入英国的前景，引发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一位政府高层人士说：“如果汽车是在中共国这样的国家制造的，您能确定它不会成为收集情报和数据的工具吗？如果电动汽车是由那些已经在利用技术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制造的，他们为甚么不会用汽车做同样的事情呢？所以，它们是高风险产品。” 英国政府核心人士也担心，汽车中嵌入的技术可能会被用来获取大量信息，包括位置数据、录音和录像，同时还容易受到远程干扰，甚至被中共破坏而无法使用。 2020年，英国政府禁止华为公司在英国使用5G网路，并规定在2027年底之前淘汰该公司的所有现有设备。前内政大臣帕特尔（Dame Priti Patel）说，中共对汽车的监控也是一个类似于华为的威胁。 国际跨党派联盟“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英国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英国汽车业将面临被中共“削弱至灭亡”的风险。 在一份由保守党议员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麦金利（Craig Mackinlay）、洛顿（Tim Loughton）和西利（Bob Seely），以及工党议员钱皮恩（Sarah Champion）和苏格兰民族党议员麦克唐纳（Stewart McDonald）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该联盟称，英国正在“梦游”，并面临“灾难性的削弱”。 他们说：“到2022年，英国88%的客运里程是由汽车完成的。很难想像，还有比这对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把这样一个关键行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专制国家是绝对错误的。” 该组织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英国将“充斥著”中国汽车和电池，“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安全风险”。 他们补充说，政府需要回答英国如何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实现净零排放，并“解释对依赖中国的安全风险做了哪些评估”。 间谍活动的新前线 北戴河位于北京以东约150英里处，是渤海之滨的海滨度假胜地，这里素有“夏都”之称，已成为中共精英的度假胜地。不过，如果您开的是特斯拉，那您会被禁止进入这里。 习近平访问成都时，也不允许特斯拉进入部分地区。 这些限制措施凸显了人们的担忧，即现代汽车，就是一种利用感测器、麦克风、摄像头和软体程序的车轮上的计算机，有可能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全球间谍活动的新阵地。 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得不考虑一系列漏洞，因为犯罪分子和黑客已经设计出越来越巧妙的方法，来复制汽车钥匙的无线电信号，甚至远程夺取控制权。 在一次著名的实验中，当一名记者驾驶一辆吉普切诺基（Jeep Cherokee）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黑客远程禁用了该车的变速器。这导致了140万辆汽车被召回。 最近，英国的网路安全专家进行了一次演习，结果车辆被远程入侵，蹲在手提电脑键盘后面的黑客夺走了驾驶员的控制权。消息人士称，这些试验揭示了安全“漏洞”。 然而，中共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并不一定来自外部。现代汽车越来越依赖于“云端”软体更新，它们通过汽车内置的手机式SIM卡接收更新。 如果恶意行为者通过被称为“后台”的伺服器进入这些更新系统，他们就可以发送软体，远程监视汽车及其驾驶员。 令人担忧的是，这不仅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也有可能是来自制造商本身，因为中国的制造商受国家安全法的约束，不得不遵守中共的要求。 汽车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的埃米尔（Martin Emele）说：“如果有人能够攻击后台，那么也有可能影响车辆的安全性。” 他说：“所有新车都是如此，无论它们是在中国、欧洲还是美国制造。通过SIM卡，汽车可以像智能手机一样接收更新、新功能和安全补丁。发生碰撞时，汽车会打电话给紧急服务部门。为此，它需要一个麦克风和与外界连接。车内的摄像头可以确保您在开车时没有打瞌睡。” Pen Test Partners公司的安全专家兼道德黑芒罗（Ken Munro）说，如果安全措施松懈，所有这些都可能被用来监视您。“我们对售后的汽车防盗器做了大量研究。我们发现，在许多汽车防盗器中，实际上可以远程启用麦克风，窃听车内人员的声音。” 他认为，伪劣代码比黑客攻击带来的风险更大。上周，学者萨克（Jim Saker）警告，在最坏的情况下，汽车可能会被远程瘫痪，对英国人构成安全风险。 而且，中国技术在西方供应链中的泛滥加剧了这一风险。华为可能已被英国的5G网路踢出局，但该公司在12月向奔驰、奥迪、宝马和保时捷出售了其智能汽车技术，每年有1,500万辆汽车使用华为产品。这个问题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隐形战争 汽车、智能电表、电脑、电动汽车充电器和白色家电等各种现代设备中，都有一种被称为“蜂窝模块”的小型组件，它们被用来建立网络连接，传输有关环境的大量数据。这些模块可监测和控制汽车系统，处理软体更新，以改善汽车的运行状况。但是，它们也有可能受到间谍活动和恶意干扰。 中国主导著全球模块供应市场，非中国公司的产品中也嵌入了来自中国的组件。 英国三军联合研究院（RUSI）高级研究员帕顿（Charles Parton）说，中共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提取“大量数据”，同时还可以向汽车发送指令，使其“恶意运行”。前英国外交官帕顿曾在中国工作了22年。 根据政府的《采购法案》，部长们可以禁止中国公司进入敏感领域，比如提供政府用车。 然而，帕顿表示，如果英国公民的汽车中仍然普遍存在来自中国的蜂窝模块，那么它们仍然会带来安全风险。他说：“假设我买了一辆装有这些中国模块的汽车，而我受邀在国防机构发表演讲。如果那辆车装有摄像头，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模块打开摄像头并获取数据。最终，您必须禁止在任何车辆中使用任何中国模块，而且您必须迅速做到这一点。” 据iNews报导，在一辆用于政府公务的汽车中发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地理定位装置”，这种SIM卡被放置在一个进口的密封部件内，能够传输位置数据，是在一次车辆检查中发现的。中共否认这一说法，称其“毫无根据，纯属谣言”。
来自诺丁汉郡科林厄姆的一对退休夫妇发现一种独特的方式，既能满足他们的爱宠情怀，又能辅助他们的退休收入，并为他们节省一些日常生活开支。贝尔夫妇通过提供宠物看护服务，每年额外收入数百英镑。 每年，他们平均提供10次看护宠物的服务，时间从一个周末至两周不等。如今，贝尔夫妇发现这个收入源不仅帮助他们在其爱犬去世后填补情感的空洞，而且有助于增加他们的退休金，同时减少他们的水电费用。 “我们在失去了14岁的西高地梗犬后开始提供家政服务，”贝尔先生对《每日快报》表示，“我们非常喜欢狗，但由于已经接近退休，我们并不想再承担起长期养狗的责任。因此，提供宠物看护成为我们理想的解决方案。” 他们照看一些狗的过程中，每天可以赚取约30英镑，一周总共可以赚到约210英镑。这些额外的收入对于他们的退休金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们还发现在冬天执行任务更能省钱，因为他们到别人家里去看护狗狗，自己家里的暖气就不用开的温度那么高了。 他们通过Homesitters寻找宠物看护的机会。贝尔夫妇说，他们喜欢直接与Homesitters联系，因为该公司提供全天候的支持服务。并且，在紧急情况下，Homesitters可以安排其他人来接手任务。 此外，他们对于新的家庭寄宿生活方式非常享受。他们会利用晚上的时间阅读或做填字游戏和数独拼图。“度过夜晚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狗狗在你的膝盖上或脚边抚摸，”贝尔先生表示，“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有许多创新的方式可以帮助退休老人提高生活的质量并保持稳定的收入。对于贝尔夫妇来说，他们通过提供家政服务，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既能享受到与宠物相处的乐趣，又能保持稳定的收入，并节省了一部分生活费用。
01 中华慈善总会曾评出过很多慈善人物： 其中就有四川扛把子刘汉，扶贫协会副会长丁书苗，上海慈善家张荣坤……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进去了。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些坏人做慈善都那么努力，那好人该怎么办呢？ 最近，各地洪涝频发，红十字会就颁布了筹款账户，说要为灾区筹措600万善款。 可几天过去了，才募集到130多万。 大量爱心人士竟然只给了1分钱，还要骂两句，简直就是恶意捐款嘛！ 网络图片 还有些群众，也是毫无大局观。 一些网友质疑： 我们无偿捐给黑哥们几千个亿，为啥自己受灾时，黑哥们不给我们捐款? 网络图片 世道无常，黄钟毁弃。 要是刘汉这些人还在，说不定大手一挥，直接就给了。 可这些人却恶意要求红会打开仓库，而不是打开账户。 这届群众的眼睛，怎就如此雪亮？ 02 当前捐助爱心的主要矛盾，就是群众日渐雪亮的眼睛，和龃龉不前的爱心绑架能力不匹配。 灾难后，很多网红跑到灾区拍小视频： “有爱心的就转”、“有良知的就转”、“有正义感的就转”。 前几年，这种手法堪称流量密码，但现在，家人们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并且群众的智商也提升了很多，除了个别人说是美国的气象武器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正常的。 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网上的批评者是在添乱了。 忙着捐款捐物的人，也知道避开红会一类的组织了。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这可能是一种进步。 当然，也有一种退步，就是往往发生灾害后，过去很多明星都是表态要捐款的。 档次差点的，也要祈个福。 然而这次，无论是捐款的，还是祈福的，人数都大大减少。 难道是被自己千篇一律的抒情搞麻木了吗？ 也许吧。 这么多灾难过后，我们依然擅长于“抢救”，但似乎还不擅长预防灾难的发生。 前几天卢沟桥引桥（小清河桥）垮塌，桥上还有几辆车掉了下去。 800多年前的老卢沟桥没事，新建的桥却出问题了。 这是祈福能解决的吗？ 危急时刻，有领导说公章被水泡丢失了，无法给救灾队伍开通关文牒。 还有站在干岸上大声疾呼，说要当好护城河。 秋风岂必关人事，自是衰翁感慨深。 真正地深情款款，不是在雨伞下高呼口号，不是公布捐款帐号煽情诉说，不是发布一些 “感人”事迹。 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发钱。 发钱这个过程不要太多程序，就像许老板那样，回到老家，看到一个老乡就给一沓子钱，一切都在镜头的记录下完成。 拿外国借来的钱做慈善，把房子留给售楼小姐，把债务留给自己，怪不得许老板年年拿慈善奖。 03 洪水之后，容易滋生瘟病。 有些地方为了防患于未然，坚持不懈地大兴方舱医院。 《第一财经》发布了一篇文章，说全国多地仍在为方舱医院招标，部分中标公司成立不到一年。 黑龙江的佳木斯，花4200万建方舱。 面对群众的质疑，有关人员如此回复： “国家给的钱，你就必须要求建这个东西，不建不行啊。” 省会哈尔滨，三期方舱项目招标完成，上面拨款13798.61万元，地方自筹5000万元。 其中有个500万的呼吸机仪器标，被一个叫河南先领的公司拿下了。 这家公司成立时间，是今年3月23日，据说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日程，仅用了一天。 这种速度，不去救灾可惜了。 而在另一边，还有的地方在拆方舱。 比如海南儋州，这个闲置了许老板大量烂尾楼的地方，前两年花了2.1654亿建成3家方舱医院。 今年，又要花1340万招标拆医院。 同一时间，黑龙江花钱建方舱，海南花钱拆方舱。 山川异域，不共戴天。 洪水也好，瘟疫也好，要怪怪老天爷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灾肆虐之际，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军方丑闻扑朔迷离。当中的主角为习近平的军中重器火箭军，还有已被罢官的外长秦刚。而国安系统近期颇为高调，公开宣传其“隐蔽战线”。于此之际，习亲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开始。 北戴河休假式会议或牵涉秦刚和火箭军 中共新华社8月3日消息称，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与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政协副主席姜信治。 过去历年，当主管组织人事的中共高层现身北戴河慰问，就被视为传统的北戴河休假式会议的开始。尽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无一人现身灾区，党媒记录的最新的国内活动，是习近平和李强在8月1日对于洪灾的批示。他们大有可能已携家属前往北戴河。 过去中共前后任高层会在北戴河发生围绕人事决斗。笔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尽管政经陷乱局，天怒人怨，现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对习“妄议”，今年的北戴河将是无会、没戏。加上许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锦涛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但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 中共现在内部麻烦不少。在党内斗争方面，比如被免外长的秦刚，其国务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军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员，要不要除名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但因为比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时抽空讨论解决。 7月31日，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晋升上将军衔。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职，外界认为坐实此前爆出的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泄露机密情报，多人被查的传闻。 另一桩引发国际轰动的事件，是中共外长秦刚消失一个月后，7月25日被免职，只剩国务委员空衔。秦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习近平赏识的秦刚，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为最受关注的政坛新星。56岁的他直接晋升中央委员，同年底打破惯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长。今年3月，秦刚更兼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关于秦刚突然失势的原因，最初传出是生活作风问题，传说他在某大外宣媒体任职的情妇本身就是“双面间谍”。然而也有指与他在驻美大使任内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关。据称秦刚与火箭军高层过从甚密。 秦刚情妇是否“双面间谍”虽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作为驻外记者，其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有极大可能的。而秦刚如果和军方有勾连，却不同寻常。 “特工”秦刚 秦刚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早已被认为是中共“职业特工”出身。 简称“国关学院”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UIR）创建于1949年，当时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归中共中央调查部管。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之后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1964年，基于该校作为特种作战人员训练基地的重要地位，国关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起被列为“重点高校”。但到1978年，这家学校被悄悄地从“重点高校”名单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部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下称国安部）。国关学院自然归国安部，但是对外称受教育部管理。 国关学院地处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称为“特务大学”，但其实也分有特务专业和非特务专业。 今年1月15日，美国退休外交官谭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当局要注意中共“特务外交”，因为新任外长秦刚是从事“情报”工作出身。 谭慎格表示，美国和澳洲的几位学者都证实了国关学院与中共国安系统的关系。其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警告，国关学院“因为与中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安部有从属关系，而被认定为风险极高”。 秦刚毕业后被分发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DSB）任职，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谭慎格说，他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各地领事馆工作过，与“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指派来的年轻毕业生共事。他发现这些人总是早到晚退，渴望尽可能地了解美方办公室的动态。而美方驻本地雇员中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员”，都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 谭慎格写道，“他们非常高明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报导的有趣发展。这些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排的雇员，都是在国安部的指导下工作，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现职官员。” 四年严格的见习工作后，秦刚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外交部工作。谭慎格认为，秦刚以“外交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谭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刚两度被派往英国担任新闻官员，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过，他和中共国安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插在所有外国外交公共事务部门以及所有外国媒体驻北京分社里的线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隐蔽战线”选人内幕 新上线的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强调搞反间谍“全社会动员”。不少观察者认为，这是打著维护国安旗号的政治整肃运动。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曾在国安系统会议上，则要求各地方支持隐蔽战线工作。 所谓中共的隐蔽战线由来已久，早期有地下党，中共特务打进国军高层，近年国安机构在中共各个驻外机构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商务人员和留学生群体中，都安插或发展有特务，他们都算是非专职的。 中共国安特务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点，国安系统到相关高校挑选人员已是惯例。当事人如果在参加工作前就被国安选中，一日受训，终身不能脱离国安。 国关学院只是中共国安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共国安部也在其他大学寻找合适人选。 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法外机构中央“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国安隐秘身份。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个秘密身份——国安部人员。吴仁华说，彭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级学生，与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学毕业时，被中共国安部（当时国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选中，并在国安部接受了两年的“专业培训”。 资深媒体人郭军曾撰文谈到他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学毕业时曾受过特务训练。 事实上，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务或特工，后来多数都是非专职的，他们有社会上的表现更像相应的社会成员，别人基本看不出来。 笔者在大陆有位老朋友，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进入北京国安局，随后外派西藏神秘部门，后又转到广东的合资企业作为中方代表，再任市属企业老总。他本身就是国安人员。 从他口中，我知道了这种非专职国安特工的一点内幕：在社会上各行业，都安插有国安人员。比如国内有个很有名的民营网际网路平台企业大老板就是。甚至街上开出租车的、摆摊的，也有被国安早年就收罗的人员，只是编制和待遇不同。这类人一日进入狼窝，终生必须随时服从特殊任务安排，特别是党国认为的非常时期。 “隐蔽战线”的特工可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如秦刚。中共外交部、中联部、统战部和国安部的官员，甚至联参部情报局、战略支援部队网路系统部、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军改前称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经过习近平挂帅的国安委的特别审核，他们之间的人员也可以会相互调配。 国安内斗掀下秦刚？ 火箭军一帮高层出事，特别是前军方情报头目吴国华自杀，是否与同样有特工背景的秦刚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秦刚到底是因为性丑闻被内部人举报，还是因为卷入间谍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报部门之间的内斗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扑朔迷离。 中共国安内斗过去在习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敌对派系之间进行。比如习上台后拿下了曾分管国安的周永康，又拿下亲曾庆红的国安副部长马建。今年3月，中共国安部强调要“全面彻底肃清马建、孙力军等流毒影响”。 今年1月，中共国安部原党委委员、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也被判死缓。刘彦平之前落马当天，中共国安部曾开会，强调国安机关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 自习近平两届任期过去，中共二十大上习家军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马被收编，现在国安系统一边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马，但更多的是效忠于习的人搞窝里斗。 今年1月28日，赴国安部上任不久的习近平亲信陈一新，要求整治国安官员“五不”问题，其中对习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陈一新6月在党媒发文，强调要设专门机构，盯紧隐蔽战线“加强监督”，实际上就是为了及时发现不忠者。 中共媒体整天讲打击“两面人”，习近平整天在防范有人反习，那些习家军为他四处布防。但习近平这些身边人，自己也随时会出事，秦刚就是一例。习近平不可能自打脸，自己去揪秦刚的问题，秦刚很可能是被隐蔽战线的“战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