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晚間在布里斯本南區，由僑務委員羅富齡、陳秋燕、林淑美和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柯文耀一同籌劃舉辦「昆士蘭僑界歡迎駐澳大使徐佑典伉儷晚會」，號召當地僑界各社團代表積极參与，出席人士包括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范厚祿伉儷、組長吳允仁、副組長林鴻堯、主事許暥妮及昆士蘭台灣中心主任歐陽群，僑務諮詢委員盧淑媛、盧永吉、陳春龍、柯文耀、黃素珍、餘謙謀、徐瑞雲、溫錦文夫人溫邱秀雲、布里斯本市議員黃文毅，及多位僑務榮譽職人員與各社團代表成員，兆豐銀行、玉山銀行與中華、長榮航空公司代表等共約200人盛情出席參與。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當天由澳洲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柯文耀與副秘書長陳瓴薽共同主持，首先邀請昆士蘭國樂協會演奏「寶島頌」為晚會熱烈開場。隨後由僑務委員羅富齡首先致詞，盛讚大使徐佑典的豐富外交經歷，以及對促進台美之間的關係之實質貢獻，她代表陽光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僑胞一同熱情歡迎大使的到來，並持續合作拓展外交，促進台灣走向國際發光發熱。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僑務委員陳秋燕則讚揚大使自8月到任抵達澳洲後，即攜夫人風塵僕僕前來布里斯本與鄉親見面，並提到日前受電視台ABC直播專訪展現智慧談論台澳關係、台灣民主，申請加入CPTPP、台澳FTA、澳洲國會議員訪台等議題，表現外交專業令人敬佩。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僑務委員林淑美上台表示昆士蘭台灣僑胞一向團結，熱情參與晚宴歡迎徐大使的蒞臨，共同展現愛台灣的一條心，支持大使讓台灣走向國際。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處長范厚祿詳細向大家介紹大使的專業外交學經歷，特別推崇大使在北美豐富的外交生涯經驗，期許駐澳辦事處在優秀的新任大使帶領下，不間斷與澳洲政府緊密合作，深化各領域夥伴關係，也歡迎徐佑典能常到訪昆士蘭，感受當地僑胞的熱情，此外並特別感謝昆士蘭僑胞的凝聚力，長期支持拓展外交，繼續讓台灣在國際發聲，拓增良好影響力。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當天晚會徐佑典以「台澳關係展望」為題演講，強調增進與鄰國關係友好緊密的重要，透過強化國際能見度和參與度，說明我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與新思維。其中以2015年時，台灣跟美國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為例。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GCTF是台灣跟美國一起投入人力等相關資源，將我國的強項如數位科技、綠能、婦女賦權、公共衛生、執法合作等議題，舉辦各主題工作坊，邀請其他區域國家來共同參與，這讓國際體認台灣能實質參與國際社會，也有實力幫助其他國家。後來日本已在2019年加入。而在全球疫情期間，2021年澳洲政府也決定加入GCTF，現已形成一個美日澳台正式夥伴，未來台灣也要穩健展現經貿實力，極力爭取澳洲政府支持台灣參與CPTPP。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另外他提到台灣與美國正在進行「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藉由設定高標準的經貿機制，從勞工、環保、農業、數位經濟、貿易便捷化等11項，把台灣的標準拉高，甚至超越國際的標準，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他呼籲僑界與政府一起組成Team Taiwan拼外交，例如澳洲鄉親可以透過選票發聲至聯邦國會議員，使澳洲政府關切並採取行動幫助台灣。並特別鼓勵僑界同胞全力支持辦事處舉辦的各項活動，感謝各僑團持續積極經營僑社。另外期盼僑胞、旅澳台灣人都能分享自身故事，傳達「台灣精神」給更多澳洲當地與各多元文化族群了解，融入澳洲主流社會，大幅提升台灣能見度及國際形象。 台駐澳大使徐佑典（供圖） 在大使精採的外交視野講座後，由投影片介紹昆士蘭各台僑社團，並安排昆士蘭國際傑人會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表演口琴吹出「我的心裡衹有你沒有他、愛情的恰恰、Top of the World」等優美旋律。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晚宴由三位僑務委員羅富齡、陳秋燕與林淑美共同致贈履新紀念品予大使夫婦。同時僑務諮詢委員盧淑媛也準備紀念品贈送，並致詞熱忱歡迎大使首次到訪布里斯本，祈願台灣與澳洲關係在徐佑典的帶領下更加興榮和諧，讓台澳相互交流互惠，發揮台灣重要的民主自由精神。之後，主持人也邀請各僑團會長上台共同以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名義致贈禮物，象徵昆士蘭僑界全體的熱情與支持。 最後，在來賓們享用美食之際，大使夫婦逐桌敬酒親民交流，併合照珍貴留念，讓大使履新歡迎晚宴賓主盡歡，順利落幕。 新聞來源：僑務委員會電子報 歡迎讀者朋友提供各類社區消息，請聯繫我們社區記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儘管倫敦交通局一直在努力鼓勵市民淘汰老舊汽車轉而使用公共交通，但其超低排放區(ULEZ)的汽車報廢計畫並未取得預期效果。最新數據顯示，儘管已經撥付了高達1.6億英鎊的資助，僅有1%的合格駕車者參與了這一計畫。 據估算，倫敦共有260萬駕車者，其中大約100萬的車輛未能通過ULEZ的燃油排放標準。令人震驚的是，衹有約14,000人接受了2,000英鎊的補助並將車輛報廢。 那麼，為什麼這項計畫的吸引力如此有限？首先，提供的補貼遠遠低於車輛的市場價值。汽車交易網站Carwow的數據顯示，不達標的車輛的平均價值為5,200英鎊，這意味著許多車主參與這一計畫將面臨經濟損失。此外，複雜的申請程序和難以理解的條款也可能導致車主望而卻步。例如，Shahzad Shiekh擁有一輛價值20,000英鎊的1989年款BMW，這車未達到ULEZ標準。倫敦交通局僅提供了2,000英鎊的補貼，Shiekh稱這個計畫「簡直是個笑話」。 申請報廢計畫的程序相對繁瑣。車主需在倫敦交通局官網創建帳戶並提供眾多詳細信息，隨後車輛還需被送到「授權處理設施」取得「銷毀證明」。完成這些後，車主才能獲得補貼。並且，這個計畫還有資格限制。要申請，車輛必須在倫敦的某個地址上註冊，該地址必須在去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車輛必須有最新的MOT、道路稅和保險。 儘管倫敦交通局為老舊車主提供了各種優惠，如1,600英鎊的補助和12個月的公交與電車通行證，但效果尚不明顯。面對倫敦日益增加的擁堵費，駕車者仍在尋找既經濟又環保的出行方案。儘管如此，倫敦交通局仍鼓勵市民更多使用公共交通。 Jeremy Palliser，來自薩里郡的Oxshott，他住在M25公路以內，離ULEZ區域僅數百碼。這位63歲的退休基金經理表示，擁堵區的擴張使他的燃油費用增加，為避免每日12.5英鎊的費用，他衹能選擇遠離倫敦的路線。他批評說：「倫敦市長Sadiq Khan由於自己的健康問題而對交通擁堵費異常關注，但我，作為同樣的哮喘患者，不認為在倫敦外圍對駕車者收費有何益處。這不過是又一種向我們多收費的方式。」
（接上期）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 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 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 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 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颳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隻，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未完待續）
前不久，某男子疑似發表「辱華」言論被一大姐鎖喉的事引發了不小的輿論，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由於視頻內容並不完整，只記錄了衝突升級之後的畫面，因此很多人好奇該男子到底說了啥。 我也等了好幾天，可始終沒有從任何的媒體或者小道消息中探聽到所謂的「辱華」言論究竟是什麼（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訴我）。 不過這並不重要，畢竟該言論只是引發了兩人言語上的交鋒，大姐既沒報警，也沒動員他人將其趕下列車，一切都在合理範圍之內，之所以動武主要是因為後來的罵戰。 再者，一般情況下中國人真正在意的並非對方所言有沒有道理，是否存在誤解，而是其中所隱含的類似「中國不行」的觀點，哪怕是過度解讀，只要觸發了此類關鍵詞，無論說了啥，肯定沒好果子吃。 其實，比起他到底說了什麼，更令我好奇的是，這樣一個製造大新聞的機會，竟然沒有媒體跟進。 按照某些國內媒體的尿性，不得把該男子的言論連帶他過往的「黑歷史」扒個底朝天，搞個網路「遊街示眾」？這樣既能揭露「漢奸」的醜惡嘴臉，還能來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沒了各路媒體的持續報道，眼看此次事件就要這麼過去了，但就在昨天，「辱華」風波又起。 起因是有網友發現，在蘋果官網Apple Watch Specialist專家一對一選購頁面上，客服竟然是一位扎著辮子的印第安人（疑似，究竟是不是尚待蘋果官方證實）。 蘋果官網客服（蘋果官網截圖） 這又觸發了另一個關鍵詞「辮子」，畢竟在中國人的認知里，辮子不僅象徵著愚昧落後，還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近代的屈辱歷史。睹物思事，以至於有人說，「這辮子咱們都剪掉100年了，還來羞辱我們，居心何在」。 好在群情激憤的網友們很多都去不了美國，否則要是溜達到了印第安保留地，還不得當場爆炸並要求美國政府絞了他們的辮子。 不過說來好笑，其實這位疑似印第安人的客服並非中國特供，在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蘋果官網上也是他。 對於此事，胡錫進的兩個觀點很有意思，值得拿出來說一說。 首先，他認為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國人在「辱華」問題上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和西方公司在做產品宣傳時，多一些細心、謹慎，盡量不要選用有可能引發中國人誤解的圖文，這是他們開展跨文化交流時一份應有的素養和水平。」 確實，一定程度的敏感應該理解，也可以得到包容，但咱們已經不是敏感了，而是應激。看看這些年的「辱華」事件，從個人到團體，從公司到國家，名單長得足夠繞地球一圈了。 如此雷點密布，再怎麼細心、謹慎也沒用。 如果按中國人的標準，世界上哪還有所謂的跨文化交流，怕是整天都要困於罵戰了，今天某部電影辱法，明天某部小說辱美，後天某首歌曲辱日…你能想像這樣的世界嗎？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育碧吧，作為世界知名遊戲公司，旗下的《刺客信條》系列可謂大名鼎鼎，擁有數以億計的擁躉。 該系列幾乎每一部所設定的時代背景都不相同，包括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敘利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獨立戰爭時期的北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等等。 雖說依託著真實的歷史與事件，但劇情內容卻相當魔改，可以說是把這些國家「辱」了個遍，特別是英、美。 中國玩家也一直期待可以有一部關於中國歷史的正統續作，但直到今天，育碧都沒有立項的打算，是因為育碧不想賺錢嗎？當然不是，人家可能只是害怕咱們，萬一遊戲出來落下個「辱華」的罪名，別說銷量大打折扣，說不定還會遭到抵制，被驅逐出中國市場。 除此之外，胡錫進還認為「國人不應沉浸在過去的經驗和悲情中」「不應放任自己的敏感，在遇到一些模糊不清、可能有多種解釋的情況時，我們要讓理性佔上風」「互相都不要扣帽子」。 這番道理固然沒錯，可出自他之口卻顯得格外荒誕，當初煽風點火的是他，現在好言相勸的又是他，雖說皆是位置使然，但從他的態度轉變中也能看出來，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如今已顯現出其破壞性的一面了。 其實，「辱華」一詞最早被大眾所熟知可以追溯到2000年，當時法國巴黎的NESLES劇院正在上演一出名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新話劇。 該話劇是由同名小說改編，原作書名的靈感來自於作者在北京見到的一塊為了使人們不忘歷史而保留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雖然原小說屬於超現實主義範疇，內容也與侮辱中國人毫無關係，但劇名還是引起了當地法國華人的憤怒，他們要求院方改名。 北京青年報為此寫了一篇名為《長篇報道：巴黎街頭辱華事件始末》的文章，也就是從這兒開始，「辱華」成了之後此類事件的代名詞。 而「辱華」事件背後所呈現的本質上是一種自尊、反歧視的心理，成因則源自鴉片戰爭之後。無論是「東亞病夫」的蔑稱，還是白澳政策、排華法案都能從客觀上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形成這種心理的必然性。 不過與特殊歷史時期的真辱華相比，如今的「辱華」一詞已經被嚴重扭曲與濫用了，過度的敏感使其內化成了一種近似於妄想的癥狀，除非將其扔進歷史的垃圾桶，否則是無葯可治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牌惡棍）
「我就是中國人，我就是不允許你說我們中國不行！」 「你就是個舔狗，你就是其他國家的舔狗！」 9月13日，火車上，女子單手鎖喉一名男子，霸道而有力。 那一刻，她和民族精神融為一體，成為正義的化身。 關於此事，視頻的標題大差不差： 「男子火車上嘴賤惹眾怒被大姐鎖喉按牆上」 「男子車廂內侮辱中國惹眾怒，女乘客憤然出手單臂鎖喉怒喝」 「男子在火車上發表過激言論，引起整個車廂的憤怒，大姐大哥紛紛站起來指責」 事實似乎顯而易見： 一名男子在火車上說了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一名女子挺身而出，卡了他的脖子。 然而，該男子到底說了什麼，到底如何傷害了中國人感情，無論是官媒，還是自媒體，都沒有報道。 我只看到鎖喉女的義憤填膺，看到男子罵女子是「雞」，然後看到卡脖子。 我還看到有網友言之鑿鑿地說「什麼叫危害民族感情危害民族精神，那個男子的言行就叫危害民族精神和感情」，然而，他都不知道人家說了什麼，就給他的言論判了刑。 但他們的理由很充分，「車子上的民眾群起而攻之，說明群眾的眼晴是雪亮的」，「這個人要反思，為什麼整個車廂的人都要打他」。 根據幾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感受，而不是根據事實，就可以給人扣這麼大一頂帽子，給人判了刑，這讓人不安。 根據鎖喉女子的話，該男子應該是在說中國不行，而別的國家很行。至於哪些國家行，又在哪些方面行，全都不得而知。 只要願意麵對事實，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國家雖然有悠久而燦爛的歷史和文化，在改革開放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不是事事領先，時時領先。我們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敞開懷抱向他人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從來不是晚清才需要的口號。 所以，在我看來，說中國某一方面不太行，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不一定就是在傷害民族感情。 我是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如果有人說「中國現當代小說有啥好看的，要看還是得看俄國小說，或者法國小說」。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我願意聽聽他的理由。 如果有人說「中國人邏輯不太行，還是西方人邏輯性更強」，雖然覺得這個說法太武斷，但我也願意聽聽他的理由。 很多言論，本質上都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技巧和觀念是不是落後，中國文化和教育中是不是缺乏形式邏輯的傳統和訓練，都是可以且值得討論的話題。 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只要是涉及到中國和外國的全稱所指，就變成了不容討論的政治正確，當他人揮舞起大旗，你就只有承認的份，沒有討論的餘地。 只要你敢在這種全稱所指中，說了某些不合時宜的話，你就會變成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被舉報，被討伐，甚至被開除。 沒有人敢用「這是可以討論的話題」為你辯護，公共討論的日趨逼仄，已經容不下這麼奢侈的辯護理由。在一場涉及民族、國家、歧視等等大詞的討伐中，你只有100%的清白無辜，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還記得，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學院的老師在講課中說日本人精益求精，被學生當場罵娘和舉報，老師再怎麼為自己辯護都沒用，之後被學校強行轉崗，當起了一名圖書管理員。 再想想今年5月，蘭州大學歷史院老師被舉報抹黑抗美援朝，之所以能躲過一劫，幸免於難，只是因為那是栽贓陷害。 回到本文開頭的那位男子，他說中國不行，舔外國，這當然是不自信，沒骨氣。鎖喉女要是跟他辯論，有理有據地將之駁倒，倒也是一段佳話。 但在那段掐頭去尾的視頻里，我們沒看到這樣的理智和風度，只看到氣勢洶洶的語氣，直挺挺戳人的手指，那是一種不容辯駁的姿態，一種戰無不勝的姿態。 可是，一個人如果觸犯了法律，也應該被法律制裁，而不應該打著愛國的旗號，對其施行私刑。 如果憑藉個人的道德判斷，打著愛國的旗號，就可以隨意對他人造成人身侵害，那麼要警察幹什麼？要法律幹什麼？ 如果是這樣，那麼鎖喉女認為該男子的話傷害了民族感情，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鎖喉女打人而不受懲罰，讓外國人誤以為中國沒有法律，也嚴重破壞了國人的形象呢？ 愛國，首先就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 遵紀守法，比喊任何愛國口號都更重要。 不能因為打著愛國的旗號，就逃過法律的制裁。 如果不追究「鎖喉女」的違法行為，下一個被鎖喉的，可能就是你！ —The End—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亮見）
（接上期）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1958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凈，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準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準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裡再作些補充：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1958年7月1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彙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裡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彙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 劉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干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壠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鍊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鍊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 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9月27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20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1000斤，他就來一個畝產2000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干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裡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鍊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 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34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里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颳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裡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 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颳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50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彙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 ，十四句話， 也搞了六條指示 ，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厲害，1958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1957年是2400萬，1958年是4400萬，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萬，合計比1957年增加2600萬。 （未完待續）
近日，美國國防部展示了其在現代戰爭中應用人工智慧的軍事策略，尤其是在Replicator計划下的自主戰爭無人機部署，以應對潛在的戰略威脅，其中尤以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行動為焦點。 「我們在中國問題上的真正優勢在於我們人民的創新和精神，而不僅僅是財務預算，」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在一次演講中明確表示。她進一步揭示，美軍計劃在2025年9月之前部署數千架跨越空中、陸地和海洋的自主無人機。這些無人機不僅能夠協同工作，甚至在斷網環境下也能獨立完成任務，它們被設計為可消耗的裝備。 儘管國際間對致命自主武器系統的定義尚有爭議，希克斯重申了對AI武器系統的負責任和道德的使用，並強調了對於道德指導的不斷完善。 此外，美國空軍的XQ-58A「女武神」實驗型戰鬥無人機近期也在人工智慧的指導下完成了首次飛行測試。該飛機在佛羅里達州埃格林測試和訓練中心完成了三小時的飛行。這不僅顯示了Skyborg Vanguard計劃的成功，也展示了美軍對AI技術的高度依賴。 DAF 人工智慧測試和實驗室的塔克•漢密爾頓上校對此表示：「這次測試顯示了AI在現代空戰中的巨大潛力。」他還強調了AI技術在解決戰術挑戰中的作用，並表示這些技能將迅速轉移到其他自主項目中。 AFRL指揮官斯科特•凱恩准將進一步補充：「人工智慧、自主操作和人機協作現已成為現代戰爭的關鍵要素。」 目前，國防部的Replicator計劃持續深化，旨在推動軍事解決方案更加智能、經濟和持續。儘管這個計劃仍面臨許多未知的挑戰，但美國國防部對於它的成功充滿了信心。 綜上，美國正積極調整其軍事策略，加大對AI技術的投入，準備應對未來的軍事挑戰。
中國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訂在其徵求意見階段引發了網民的極大爭議，並遭到法學界人士的普遍反對。這部法律即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其中爭議最大和反對最激烈的是34條新增第二、三款：「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的」和「製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的」行為。 《治安管理處罰法》被民間視為一部「惡法」，臭名昭著的「尋釁滋事罪」可能最早就來自該法。現在新增的「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兩款內容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沒有精準的定義，什麼樣的言行和物品屬於「有損中華民族精神」或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因而該受處罰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規範的行為內涵本身模糊籠統，在執法實踐中就很容易淪為「口袋罪」，只要執法者看著不順眼的行為，都可以往裡裝，像「尋釁滋事罪」一樣。 比「尋釁滋事罪」更惡劣 實際上，這兩款內容果真變成法律，對大眾造成的打壓後果可能會比「尋釁滋事罪」更惡劣。因為後者在一般民眾看來，似乎要有一些出格言行，而「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更多是一個主觀評價的問題，沒有相對明確的客觀標準，對不同的人來說，某個行為是否「有損中華民族精神」或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感受和體驗可以完全不同。不僅如此，一個時期大眾認可的行為換了一個時空，一部分人就變得不會接受。 比如，過去穿著日本人的和服出現在公共場所，大眾不但不反感，還很欣賞，甚至會效仿，但今天倘若還有人敢穿著和服走在諸如公園之類的場所，會遭到相當多人的謾罵，乃至舉報，認為傷害了他們的民族感情。這就是國內政治狀況的變化導致穿和服之類本是非常正常的個體行為被放大成一種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現象。而當下，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評價標準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亂時代。 有鑒於此，人們擔憂《治安管理處罰法》這兩款內容會導致執法中的個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權的擴大，不無道理，正如有法學教授批評的，「『中華民族精神』由誰確認，按什麼程序確認？『中華民族感情』由誰體認，按什麼程序體認和確定？這都是極大的、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現代法律，尤其是針對公民言行的法律，很大程度可以說，執法的程序規範決定了法律的內容和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程度，一個在實踐中無法按法治原則操作的法律，必定會有利執法者而不利廣大民眾。這就是法學界人士普遍反對以及大眾質疑它們的緣由。 公開徵求意見有利立法當局作秀 不過，如果以為《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的這兩款條文只有反對意見沒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那就錯了。像歷次有爭議的舉動一樣，這次官方的徵求意見亦引起民眾的兩極反應，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大眾無條件支持它的修訂，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民眾則極力反對。根據一些網站的調查，截止目前，贊成此次修訂草案的民眾要多於反對的民眾，但兩者的比率相差不大，從而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立法當局是否預料到了現在這種情況，雖然知道反對的人很多，特別是法學界的普遍反對，但認為支持它的人更多，因此要借徵求意見來展示當局的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還是壓根沒料到從反對的比率來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贊成這兩款內容，特別是法學教授的公開反對出乎其意外？ 出台法案前，向公眾徵求意見已成中國立法部門的一種作秀，以示當局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有一定的公開和透明性。儘管不能說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中官方都不會吸收公眾部分合理的意見或建議，但總的來講，這種公開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並不能看到立法者的立法過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間對法律草案是如何辯論的。因此，在事關公民權利和當局執法權之間的平衡上，最後出台的法律基本上無例外地偏向和保護當局的執法權，即使有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往往也是原則性的規定，缺乏程序和細節。這同樣體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草案上。 法學界反對聲音當局始料未及 故立法當局這次很可能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法學界人士不會公開起來反對這部法律的修訂，特別是將反對的矛頭指向「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兩款新增條文，民間雖然會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態度也不至激烈。現在這種情形當局應始料未及。從全國人大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列表看，在「正在徵求意見」的五個法律草案中，《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的參與人數和意見條數都遠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後者不過是區區幾百人，而前者的參與人數高達八萬多，意見條數更是超十萬。幾百的參與徵求意見的人數和意見條數在立法部門看來，才是一種「正常」現象，而大眾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如此超高「人氣」的關注，是不正常的，顯然，它是由兩款新增內容帶來的。 事已至此，立法當局會不會索性藉此來宣傳習近平的「全過程民主」？因為對當局來說，這看起來是個合適時機，反對的人很多，但支持的人更多，讓兩派在輿論場「吵架」，正好可以顯示當局聽取不同意見，「不偏不倚」的態度，而非通過打壓反對意見來達到立法目的，如果立法當局最後出台的修訂法案原封不動保留了這兩款內容，或者改動不大，它可以宣稱，沒有違背民意。 然而，即便立法當局有此用意這樣去做，這樣一個材料未必適合展示習的「全過程民主」。因為這回的反對人數和反對意見並不能讓當局可輕易以支持人數更多從而體現了民意，來對自己的立法目的作辯護。在一個反對和支持的比率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假如立法真正要體現民主，尊重民意，就要在法律中顯示這部分反對的民意，而如果最後出台的法律還是草案原樣或者只有小改動，就談不上照顧這部分民意。 立法目的實際為了維穩 重要的還在於，反對者的意見是因為這個「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規定如果變成了法律，是對公民基本人權的限制，而這會讓人們廣泛懷疑立法當局的目的不是要真的維護「中華民族精神和感情」，而是另有企圖，即當局出於維穩目的，變相出台一個法律工具來打壓它看不順眼的行為和民眾。最後的結果，雖然當局因支持法案人數更多如願以償通過了法案，但其代價是進一步削弱民眾對當局的信任，而眼下恰恰是當局最需要民眾對它的信任。故而，外界看到，連胡錫進都發文表示理解對這兩款法律草案的擔憂，主張立法當局對它的內容做進一步完善，針對疑義做出細化，同時在法案正式出台後，公安部門要準確把握立法初衷，不要因為機械和過度執行而觸發公眾情緒，引發違背立法本意的負效應。 胡錫進的提醒對立法當局可能不會管用，《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應該不會在有太大改動下獲得通過。這其實是一樁非常好的觀察個案，假如當局擺出一副問計於民的樣子以表演它的「全過程民主」，但最後又踐踏反對它的民意，這表示它並不顧忌民意，那麼，對那些想潤的人，還是趕快出去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過去的40年里，來自香港的老資格記者、學者林和立（Willy Lam）博士以他對中國的傑出報道和研究而著稱於世界媒體和中國研究學界。美國之音最近採訪了林和立博士，請他談談對習近平以及對中國政治的最新研究心得。我們的對話從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開始，書名是《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秘願景》。作者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得到鋪天蓋地報道的習近平還能隱藏什麼？ 金哲問：林博士大作的英文標題是：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這個標題大致可以翻譯為：《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秘願景》那麼我們知道，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他的言行得到中國官方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宣傳，讓人得以聽其言而觀其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有什麼好隱藏，能隱藏的呢？ 林和立答：像習近平的報道光是從中國國內的官方媒體來看是鋪天蓋地，可是對於不太了解共產黨內部運作的人士來說，他們還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而且對習近平本人的圖謀或是他的治國方略和外交政策還有很多盲點。 比如說，習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後馬上就去深圳，在鄧小平先生的像前拍照，以顯示他是會遵從鄧小平的開放路線。然後在過去十多年裡，無論在公開的場合，比如說世界經濟論壇，或是G20或是其他的場合，習近平跟他的主要官員還是說他們會繼續奉行鄧小平的開放路線。可是其實習主席本人是比較主張恢復毛澤東式的計劃經濟。也就是說，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把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的資源跟重點放在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比如說石油、銀行、通訊、交通，也包括軍事發展。 尤其是去年，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以後，習近平把所有的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的權力放在黨中央那十幾個委員會，比如說中央外事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全面改革委員會等等一些主要的由政治局常委直接控制的委員會。權力就這樣集中在習近平跟他7個人的政治局常委手裡。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中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媒體見面。 而且，習近平也修改了不少黨章。那些修改在國外沒有多少人注意，國內注意的人也不多。比如說，他把「妄議中央」這一條放在黨章裡面。就是說，一般的黨員，包括中高級的幹部不可以隨便批評最高層。他在2018年跟2020年的時候也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共產黨的黨章，允許國家主席任期可以無限延續下去，不設限制。 在去年修改中共黨章的時候，他也把自己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作為黨的唯一的指導思想。他的這些舉措有人覺得是等於恢復了毛澤東時代的那個時候的「一言堂」的治國作風。而且，就目前而言，假如我們看20大形成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跟政治局常委，他們的成員大部分是習近平的幕僚和親信，尤其是他曾經在福建跟浙江跟他共事的他很熟悉的人，或者是他的陝西老鄉，他都調進去不少人作為國家領導人。 所以在派系方面，習近平相對於毛澤東，更懂得掌控權力。有一些西方批評者也說，習近平實際上是扭曲了、綁架了整個中共。這個跟過去毛澤東時代、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不一樣。（毛江胡）他們起碼口頭上還提黨內民主這個問題。習近平是絕對不同意黨內民主的。雖然他最近發了一個新的口號，說是中共要推行所謂全過程民主，他說這個全過程民主是優越於西方的民主，但實際上他現在是成功的恢復了毛澤東的「一言堂」。 中國眼下的經濟危機是否能讓中國逃脫習近平/毛澤東路線？ 金哲問：林博士大作的另一個主題是，習近平重走毛澤東的老路能否使中國維持經濟增長，並且在國際舞台上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您認為目前仍在發展中的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否已經給這個問題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明確答案？或者是，眼下的危機還不足以使中國逃脫或擺脫習近平/毛澤東路線？ 林和立答：雖然自從去年12月疫情清零政策全面停掉以後，中國恢復了疫情之後的經濟發展。但我們從1月到8月的經濟數字來看，無論是消費還是出口，尤其是美國跟跨國企業投資方面成績都是不大好，所以很多人懷疑中國今年能不能達到GDP5％增長的預測。 但是有一點是很多人包括中國以及外國的專家都沒有注意到的，這就是，從習近平的觀點來講，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這當然也是毛澤東非常關注的一點。他們認為，一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儘可能地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安全要凌駕於經濟發展。 當然，經濟發展是重要的。但假如經濟發展會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話，那麼北京還是覺得要盡量注重國家安全。 所以我們近幾個月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就是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場合，比如說國際經濟論壇，或者是去年的G20這樣的重要會議上，中國的官員都是竭力表示希望外資企業多投資在中國，保留在中國的生產規模，不要把它們的工廠轉移到印度、越南或泰國等等。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的安全部門對中國的經濟數據很敏感。這讓對經濟數字做調查的外國公司，包括全世界四大會計公司，也包括處理調查中國經濟數據的一些跨國公司都受到了安全部門的很大困擾。 在反間諜法生效以後，習近平跟他的主要幕僚在講話當中也三番五次呼籲中國人要加強警惕外國人包括外國商人在中國有沒有進行所謂的顛覆行動。這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其實習近平很可能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興趣，他對這一點的重視是高於經濟發展的。 既然是用槍杆子說話，還需要民眾的支持嗎？ 金哲問：《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秘願景》一書探討了習近平掌控的中國共產黨能否在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地緣政治挑戰的情況下繼續得到14億中國人的支持這個問題，我們知道習近平的前任、中國的前獨裁者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非常坦白。毛澤東說，「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也就是說，中共從來都是用槍杆子來說話。那麼，中共維持它的政權有必要得到14億人或14億人當中的多數人支持嗎？ 林和立答：目前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多問題，就是我剛才講的包括出口，包括消費，包括外國投資都在減弱的情況。而且，中國尤其是地方政府，還有一些半私營的企業債台高築，負債率頻頻高升。假如中國不能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它在全球的影響力，包括它通過『一帶一路』那些投資龐大的跨國基建計劃的影響力無可否認地都會減少。所以目前習近平在國內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方面確實面對一個很嚴重的挑戰。假如中國經濟增長不行的話，那麼中國可以利用這方面的資源在全世界加強影響力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 不過從習近平個人跟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發表的講話來看，我們注意到習近平對所謂的『東升西降』，也就是中國在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下降，還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他今年3月跟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的時候也強調說：我們中國跟俄國都面對一個一百年來從沒有過的好機會來增強我們的國力跟我們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所以，從習近平的觀點來講，雖然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但他對實現中國夢，推行中國夢，使中國重新成為全世界的中心這個目標他是不會改變的。 那些宏大的目標。雖然可能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可是習近平是覺得那些大的項目足以穩住他作為所謂21世紀的毛澤東的地位。這對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就，包括對於台海問題，對於南中國海問題的最終的解決方案也是足以使他拿來當作他作為中國的永久領袖的重要資本。 利用網路監控全社會並非始於習近平 金哲問：這本書的一個主題是習近平利用人工智慧、利用互聯網高技術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的監控。那麼在您看來，在對中國人、對中國社會全面監控這方面，習近平都做法有什麼特別令人印象深刻之處？ 林和立答：全國的維穩監控系統在胡錦濤、溫家寶當政的時候已經開始了。自從大概2000年，2005、2006年以後已經大規模擴展。所以，全國的監控我們知道不是習近平發明的。可是，由於科技尤其是AI（人工智慧）等等技術突飛猛進，今天監控系統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地覆蓋全中國。 這個系統有所有那些異議分子、那些反對中共、反對政府、維權人士的信息。那些維權人士跟異議分子都在當局這個監控系統掌握之中。他們去了什麼地方，公安跟安全系統馬上知道。他們不可能消逝於這個監控網之中。 當然，這些人可不可以出國，有沒有其他辦法離開中國，這也是受到嚴密的監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覺得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如人意，雖然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經濟跟社會地位、對自己的財富跟榮譽受損而表示不滿，但習近平還是覺得國家還是很穩定，在中國不會有另外一個權力機構可以挑戰中共這個唯一可能調配國家資源、唯一可以調配這個權力、唯一可以控制軍隊警察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政治集團。 要保障這安全那安全，究竟是要保誰的安全？ 金哲問：我們知道，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關於國家安全的說法，如國家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許多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宣傳班子常常直言不諱地說，他的安全觀的核心就是共產黨政權的安全，更具體的說就是習近平權力地位的安全。那麼，習近平的這種安全觀對中國內政和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麼？ 林和立答：習近平上台以來，他重點關注的所謂國家安全其實就是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的這個地位，尤其是他個人作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這個地位千秋百世不變。他提出的那些漂亮的口號，就是說捍衛中國主權，捍衛中國的文化安全、制度安全、道路安全等等可能只是一個借口，其實重點就是維護中共執政、尤其是他作為中共的永遠核心的執政權力不會給削弱。 因為習近平很明白蘇聯跟俄國的歷史。1991年蘇共倒台的時候，習近平是吃了一驚。所以他跟他的幕僚下定決心，就是說，中共不會走蘇共的道路。假如中共要保持它從1949年來享有的不受挑戰的權力的話，就只有加強國家安全、加強維穩行動。 當然這跟經濟發展是有矛盾的。剛才我已經講過了。中國最近已經頒發了反間諜法，反泄露國家機密法等等，還有中國曾經拘留過不少外國的商人。所以，假如習近平繼續強調國家安全凌駕於改革開放的話，跨國企業會不會對中國市場有信心？這個是一個大的問號。 而且，這也妨礙很多私營企業的發展。我們不要忘記，雖然習近平主張把中國經濟的主要資源投資在國有企業，可是市場經濟即私營企業是提供了差不多全國70%的人就業機會，它們也提供了超過60%的GDP增長。所以維持正統，維持所謂聽從黨中央指揮，而且要與中共黨中央在思想上行動上保持一致，在做生意方面也要保持跟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全面配合的話，那麼，這對於私營企業的發展也會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