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未完待续）
近日，美国国防部展示了其在现代战争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军事策略，尤其是在Replicator计划下的自主战争无人机部署，以应对潜在的战略威胁，其中尤以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为焦点。 “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真正优势在于我们人民的创新和精神，而不仅仅是财务预算，”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她进一步揭示，美军计划在2025年9月之前部署数千架跨越空中、陆地和海洋的自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够协同工作，甚至在断网环境下也能独立完成任务，它们被设计为可消耗的装备。 尽管国际间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定义尚有争议，希克斯重申了对AI武器系统的负责任和道德的使用，并强调了对于道德指导的不断完善。 此外，美国空军的XQ-58A“女武神”实验型战斗无人机近期也在人工智能的指导下完成了首次飞行测试。该飞机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测试和训练中心完成了三小时的飞行。这不仅显示了Skyborg Vanguard计划的成功，也展示了美军对AI技术的高度依赖。 DAF 人工智能测试和实验室的塔克•汉密尔顿上校对此表示：“这次测试显示了AI在现代空战中的巨大潜力。”他还强调了AI技术在解决战术挑战中的作用，并表示这些技能将迅速转移到其他自主项目中。 AFRL指挥官斯科特•凯恩准将进一步补充：“人工智能、自主操作和人机协作现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要素。” 目前，国防部的Replicator计划持续深化，旨在推动军事解决方案更加智能、经济和持续。尽管这个计划仍面临许多未知的挑战，但美国国防部对于它的成功充满了信心。 综上，美国正积极调整其军事策略，加大对AI技术的投入，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挑战。
中国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订在其征求意见阶段引发了网民的极大争议，并遭到法学界人士的普遍反对。这部法律即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争议最大和反对最激烈的是34条新增第二、三款：“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民间视为一部“恶法”，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最早就来自该法。现在新增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内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精准的定义，什么样的言行和物品属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因而该受处罚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规范的行为内涵本身模糊笼统，在执法实践中就很容易沦为“口袋罪”，只要执法者看着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像“寻衅滋事罪”一样。 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 实际上，这两款内容果真变成法律，对大众造成的打压后果可能会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因为后者在一般民众看来，似乎要有一些出格言行，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更多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没有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对不同的人来说，某个行为是否“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感受和体验可以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一个时期大众认可的行为换了一个时空，一部分人就变得不会接受。 比如，过去穿着日本人的和服出现在公共场所，大众不但不反感，还很欣赏，甚至会效仿，但今天倘若还有人敢穿着和服走在诸如公园之类的场所，会遭到相当多人的谩骂，乃至举报，认为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就是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导致穿和服之类本是非常正常的个体行为被放大成一种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现象。而当下，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评价标准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乱时代。 有鉴于此，人们担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两款内容会导致执法中的个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权的扩大，不无道理，正如有法学教授批评的，“‘中华民族精神’由谁确认，按什么程序确认？‘中华民族感情’由谁体认，按什么程序体认和确定？这都是极大的、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现代法律，尤其是针对公民言行的法律，很大程度可以说，执法的程序规范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一个在实践中无法按法治原则操作的法律，必定会有利执法者而不利广大民众。这就是法学界人士普遍反对以及大众质疑它们的缘由。 公开征求意见有利立法当局作秀 不过，如果以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这两款条文只有反对意见没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那就错了。像历次有争议的举动一样，这次官方的征求意见亦引起民众的两极反应，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众无条件支持它的修订，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众则极力反对。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截止目前，赞成此次修订草案的民众要多于反对的民众，但两者的比率相差不大，从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立法当局是否预料到了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知道反对的人很多，特别是法学界的普遍反对，但认为支持它的人更多，因此要借征求意见来展示当局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压根没料到从反对的比率来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赞成这两款内容，特别是法学教授的公开反对出乎其意外？ 出台法案前，向公众征求意见已成中国立法部门的一种作秀，以示当局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公开和透明性。尽管不能说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中官方都不会吸收公众部分合理的意见或建议，但总的来讲，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并不能看到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间对法律草案是如何辩论的。因此，在事关公民权利和当局执法权之间的平衡上，最后出台的法律基本上无例外地偏向和保护当局的执法权，即使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往往也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程序和细节。这同样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上。 法学界反对声音当局始料未及 故立法当局这次很可能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法学界人士不会公开起来反对这部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将反对的矛头指向“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新增条文，民间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态度也不至激烈。现在这种情形当局应始料未及。从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列表看，在“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参与人数和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后者不过是区区几百人，而前者的参与人数高达八万多，意见条数更是超十万。几百的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数和意见条数在立法部门看来，才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大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如此超高“人气”的关注，是不正常的，显然，它是由两款新增内容带来的。 事已至此，立法当局会不会索性借此来宣传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因为对当局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合适时机，反对的人很多，但支持的人更多，让两派在舆论场“吵架”，正好可以显示当局听取不同意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非通过打压反对意见来达到立法目的，如果立法当局最后出台的修订法案原封不动保留了这两款内容，或者改动不大，它可以宣称，没有违背民意。 然而，即便立法当局有此用意这样去做，这样一个材料未必适合展示习的“全过程民主”。因为这回的反对人数和反对意见并不能让当局可轻易以支持人数更多从而体现了民意，来对自己的立法目的作辩护。在一个反对和支持的比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假如立法真正要体现民主，尊重民意，就要在法律中显示这部分反对的民意，而如果最后出台的法律还是草案原样或者只有小改动，就谈不上照顾这部分民意。 立法目的实际为了维稳 重要的还在于，反对者的意见是因为这个“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规定如果变成了法律，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限制，而这会让人们广泛怀疑立法当局的目的不是要真的维护“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而是另有企图，即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变相出台一个法律工具来打压它看不顺眼的行为和民众。最后的结果，虽然当局因支持法案人数更多如愿以偿通过了法案，但其代价是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当局的信任，而眼下恰恰是当局最需要民众对它的信任。故而，外界看到，连胡锡进都发文表示理解对这两款法律草案的担忧，主张立法当局对它的内容做进一步完善，针对疑义做出细化，同时在法案正式出台后，公安部门要准确把握立法初衷，不要因为机械和过度执行而触发公众情绪，引发违背立法本意的负效应。 胡锡进的提醒对立法当局可能不会管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应该不会在有太大改动下获得通过。这其实是一桩非常好的观察个案，假如当局摆出一副问计于民的样子以表演它的“全过程民主”，但最后又践踏反对它的民意，这表示它并不顾忌民意，那么，对那些想润的人，还是赶快出去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过去的40年里，来自香港的老资格记者、学者林和立（Willy Lam）博士以他对中国的杰出报道和研究而著称于世界媒体和中国研究学界。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林和立博士，请他谈谈对习近平以及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心得。我们的对话从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开始，书名是《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秘愿景》。作者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得到铺天盖地报道的习近平还能隐藏什么？ 金哲问：林博士大作的英文标题是：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这个标题大致可以翻译为：《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秘愿景》那么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言行得到中国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宣传，让人得以听其言而观其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什么好隐藏，能隐藏的呢？ 林和立答：像习近平的报道光是从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来看是铺天盖地，可是对于不太了解共产党内部运作的人士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而且对习近平本人的图谋或是他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还有很多盲点。 比如说，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后马上就去深圳，在邓小平先生的像前拍照，以显示他是会遵从邓小平的开放路线。然后在过去十多年里，无论在公开的场合，比如说世界经济论坛，或是G20或是其他的场合，习近平跟他的主要官员还是说他们会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开放路线。可是其实习主席本人是比较主张恢复毛泽东式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把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的资源跟重点放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比如说石油、银行、通讯、交通，也包括军事发展。 尤其是去年，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把所有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权力放在党中央那十几个委员会，比如说中央外事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改革委员会等等一些主要的由政治局常委直接控制的委员会。权力就这样集中在习近平跟他7个人的政治局常委手里。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 而且，习近平也修改了不少党章。那些修改在国外没有多少人注意，国内注意的人也不多。比如说，他把“妄议中央”这一条放在党章里面。就是说，一般的党员，包括中高级的干部不可以随便批评最高层。他在2018年跟2020年的时候也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的党章，允许国家主席任期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不设限制。 在去年修改中共党章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党的唯一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些举措有人觉得是等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一言堂”的治国作风。而且，就目前而言，假如我们看20大形成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跟政治局常委，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是习近平的幕僚和亲信，尤其是他曾经在福建跟浙江跟他共事的他很熟悉的人，或者是他的陕西老乡，他都调进去不少人作为国家领导人。 所以在派系方面，习近平相对于毛泽东，更懂得掌控权力。有一些西方批评者也说，习近平实际上是扭曲了、绑架了整个中共。这个跟过去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不一样。（毛江胡）他们起码口头上还提党内民主这个问题。习近平是绝对不同意党内民主的。虽然他最近发了一个新的口号，说是中共要推行所谓全过程民主，他说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优越于西方的民主，但实际上他现在是成功的恢复了毛泽东的“一言堂”。 中国眼下的经济危机是否能让中国逃脱习近平/毛泽东路线？ 金哲问：林博士大作的另一个主题是，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老路能否使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您认为目前仍在发展中的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已经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此路不通”的明确答案？或者是，眼下的危机还不足以使中国逃脱或摆脱习近平/毛泽东路线？ 林和立答：虽然自从去年12月疫情清零政策全面停掉以后，中国恢复了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但我们从1月到8月的经济数字来看，无论是消费还是出口，尤其是美国跟跨国企业投资方面成绩都是不大好，所以很多人怀疑中国今年能不能达到GDP5％增长的预测。 但是有一点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以及外国的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这就是，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这当然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一点。他们认为，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尽可能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安全要凌驾于经济发展。 当然，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假如经济发展会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话，那么北京还是觉得要尽量注重国家安全。 所以我们近几个月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比如说国际经济论坛，或者是去年的G20这样的重要会议上，中国的官员都是竭力表示希望外资企业多投资在中国，保留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不要把它们的工厂转移到印度、越南或泰国等等。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安全部门对中国的经济数据很敏感。这让对经济数字做调查的外国公司，包括全世界四大会计公司，也包括处理调查中国经济数据的一些跨国公司都受到了安全部门的很大困扰。 在反间谍法生效以后，习近平跟他的主要幕僚在讲话当中也三番五次呼吁中国人要加强警惕外国人包括外国商人在中国有没有进行所谓的颠覆行动。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很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兴趣，他对这一点的重视是高于经济发展的。 既然是用枪杆子说话，还需要民众的支持吗？ 金哲问：《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秘愿景》一书探讨了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情况下继续得到14亿中国人的支持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前任、中国的前独裁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坦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中共从来都是用枪杆子来说话。那么，中共维持它的政权有必要得到14亿人或14亿人当中的多数人支持吗？ 林和立答：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出口，包括消费，包括外国投资都在减弱的情况。而且，中国尤其是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半私营的企业债台高筑，负债率频频高升。假如中国不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它通过‘一带一路’那些投资庞大的跨国基建计划的影响力无可否认地都会减少。所以目前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方面确实面对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假如中国经济增长不行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利用这方面的资源在全世界加强影响力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不过从习近平个人跟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发表的讲话来看，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对所谓的‘东升西降’，也就是中国在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下降，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他今年3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的时候也强调说：我们中国跟俄国都面对一个一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好机会来增强我们的国力跟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所以，从习近平的观点来讲，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但他对实现中国梦，推行中国梦，使中国重新成为全世界的中心这个目标他是不会改变的。 那些宏大的目标。虽然可能跟一般市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习近平是觉得那些大的项目足以稳住他作为所谓21世纪的毛泽东的地位。这对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成就，包括对于台海问题，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最终的解决方案也是足以使他拿来当作他作为中国的永久领袖的重要资本。 利用网络监控全社会并非始于习近平 金哲问：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习近平利用人工智能、利用互联网高技术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监控。那么在您看来，在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全面监控这方面，习近平都做法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林和立答：全国的维稳监控系统在胡锦涛、温家宝当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自从大概2000年，2005、2006年以后已经大规模扩展。所以，全国的监控我们知道不是习近平发明的。可是，由于科技尤其是AI（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突飞猛进，今天监控系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覆盖全中国。 这个系统有所有那些异议分子、那些反对中共、反对政府、维权人士的信息。那些维权人士跟异议分子都在当局这个监控系统掌握之中。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公安跟安全系统马上知道。他们不可能消逝于这个监控网之中。 当然，这些人可不可以出国，有没有其他办法离开中国，这也是受到严密的监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觉得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如人意，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经济跟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财富跟荣誉受损而表示不满，但习近平还是觉得国家还是很稳定，在中国不会有另外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挑战中共这个唯一可能调配国家资源、唯一可以调配这个权力、唯一可以控制军队警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集团。 要保障这安全那安全，究竟是要保谁的安全？ 金哲问：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说法，如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许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常常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更具体的说就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安全。那么，习近平的这种安全观对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林和立答：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重点关注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这个地位，尤其是他个人作为中共永久核心的地位，他要保持这个地位千秋百世不变。他提出的那些漂亮的口号，就是说捍卫中国主权，捍卫中国的文化安全、制度安全、道路安全等等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实重点就是维护中共执政、尤其是他作为中共的永远核心的执政权力不会给削弱。 因为习近平很明白苏联跟俄国的历史。1991年苏共倒台的时候，习近平是吃了一惊。所以他跟他的幕僚下定决心，就是说，中共不会走苏共的道路。假如中共要保持它从1949年来享有的不受挑战的权力的话，就只有加强国家安全、加强维稳行动。 当然这跟经济发展是有矛盾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中国最近已经颁发了反间谍法，反泄露国家机密法等等，还有中国曾经拘留过不少外国的商人。所以，假如习近平继续强调国家安全凌驾于改革开放的话，跨国企业会不会对中国市场有信心？这个是一个大的问号。 而且，这也妨碍很多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不要忘记，虽然习近平主张把中国经济的主要资源投资在国有企业，可是市场经济即私营企业是提供了差不多全国70%的人就业机会，它们也提供了超过60%的GDP增长。所以维持正统，维持所谓听从党中央指挥，而且要与中共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做生意方面也要保持跟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核心全面配合的话，那么，这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可能永远地沉默下去。 我叫邓海燕。我的笔名叫做“二大爷”。 这是我太太给我取的一个绰号。她在家里管我的女儿叫作“大爷”，把我叫作“二大爷”，其实就是讽刺我们俩人啥活不干，就像大爷一样。后来我就把它顺带用来做自己的笔名了。 【时间：2019年10月9日 地点：中共广州市黄埔区纪检监委】 “我们是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今天我们过来这边主要的一个工作，目的就是像你宣布我们的处分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党籍处分的一个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公职的一个处分决定。” 解说：这是邓海燕2019年秘密拍摄的一段被“喝茶”的视频。他曾是一名刑警，做过公务员，还是一名中共党员。如今他举家润到美国，投身自媒体行业。 “粉红刑警”的觉醒之路 解说：邓海燕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毕业于中国公安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是他的军人父亲为他设定的人生轨迹。 大学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小粉红。我曾经去参加过反美游行，去砸过美国大使馆。那时候我跟现在所有国内的粉红一样，对美国充满了仇视，对西方也有很大的敌意，就是一个在标准的中国教育环境里面出来的。 那个时候环境还比较宽松，有很多思想比较开明的老师。大学的图书馆也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可以接触到很多西方原版的书籍和期刊。那这个过程中，思想就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哲学史啊、宪政史这些，那个时候就心里产生了一种向往，就觉得民主宪政这个东西还是人类的潮流。虽然还是个小粉红，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国家、社会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埋下了这种转变的种子。当然真正的转变是在工作之后。 解说：毕业后，邓海燕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做过七年刑警。他说，这是自己从“粉红”转向“反贼”的全面觉醒时期。 一入职，他就被要求入党。 我工作第一年，领导就告诉我，你必须交入党申请，要体现你的积极性。 对于我来说，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自己干这份工作，当时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觉悟，既然有这种要求，那就入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入了党。 因为警察说到本质，它就是中共的一个打手部门。 它是不允许你不受党的控制的，所以基本上90%以上的同事我们都是要入党的。公安这个部门由不得你选不选的问题。 刑警这个工作呢，它有一个好处，它接触的是真正的社会底层。 社会最黑暗的，平时不为人所见的那一面。我接触了这一年之后加深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就是中国在光鲜的表面之外原来还生活着这么多底层，为了一两块钱要去抢劫，要去杀人这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方面，刑警呢你会接触体制内的一些黑暗的东西，一些三教九流，社会上的一些老板，黑社会啊。你会了解到这个体制和丑恶相勾结的一些很丑恶的一面，加深你对这个体制，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解说：邓海燕喜欢研读历史，看了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黑历史”。 在工作之余读书我会有意识地去收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材料去研读。当时的氛围还比较宽松。在正规的出版的渠道上还有一些所谓的禁书，就像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之类的，还有包括以前的延安回忆那些，现在当然是都已经禁书了，当时还在市面上流通。 我有时候就会把这些书买回来看，对我的冲击就特别特别大，因为里面所说的东西完全和历史书上是南辕北辙两回事。 我是不是受骗了？ 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受骗了？ 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我要离开这个体制。 其实呢，我跟所有的中国普通青年一样，在觉醒之前，我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 我也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平平淡淡地就过完这一生，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在三十岁之前都是这样。所以从我加入警察的第一天我甚至认为，我以后就干这个了。 真正的觉悟发生是你的知识和你的阅历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有几个点是对我冲击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工作后不久，我就在网络上，也在我们内部文件上看过胡锦涛的一段话。 他就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我们要学习朝鲜。朝鲜是一贯正确的。这段话对我冲击特别大。因为尽管当时我还算有点粉红，但是我和所有人一样，都觉得朝鲜这个体制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是反人类的体制。你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的领导人你去歌颂这样的（体制），那中国以后要走向何方呢？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死了那么多同胞，那么惨。但是呢，中共我们从内部了解到的东西，大量的精力依然是花在维稳上，怎么去抓像谭作人这样的维权人士，去抓一些要求追责的学生家长父母之类的。 后面开了一场很盛大的奥运会对我冲击非常大。 你叫民众捐钱，但是你自己到处撒钱，开一个这么奢侈的奥运会。而且整个过程中没有对死亡民众的一个纪念环节，这是让我没办法接受的。 解说： 因为擅长写作，邓海燕被调离刑警部门，进入黄埔区政府办公室。十年公务员生涯让他深刻地了解中国官场。 被开除党籍是我的荣耀 解说：2010年，邓海燕开始用笔名在网上发文。他把写作形容为“布道”，希望把同官史大相径庭的中共党史和普世价值传播给更多被蒙蔽的人。 我是个很普通的青年，我刚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我也知道这个文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我也在公安嘛，我知道是怎么处理这些异见人士的。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很清楚。这也是我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不断地去变换笔名的缘故。我也恐惧啊，我也害怕别人知道是我写的。 但是我知道，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我知道我就是那样的人。我闭不住嘴。 我很想说。我不可能永远地沉默下去。 解说：当他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时，铁拳砸了下来。 从2018年9月8号开始第一次喝茶，到2019年的10月8号终止。 在过程中总共喝了14次茶，抄了两次家。 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监控，那个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在网上流传得很广。 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秘密地在调查我了，包括调查我的个人背景、家庭背景、我的通话记录、我的邮件记录、个人隐私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查得很清楚。 解说：一年多的调查审讯后，邓海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包括发表大量“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及言论”和“超计划生育”。听到这个结果的当下，他说自己“悲喜交加”。 所谓的悲凉就是，没想到他们折磨了我这一年多，最后还是给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结果，非常荒唐的结果。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写的我那些内容，给我定罪的那些词语都是文革式的定调。在2019年的这个年代里面出现一个文革式的用语，我觉得很悲哀。 喜的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我想要的。 特别是他开除我党籍这个结果，我真的是当场想笑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实话，就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一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茫然无知， 给自己添加了这么一个麻烦的事，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事，那么现在你主动给我去掉了，我觉得挺好。你用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话语，把我开除出了这个队伍，这不是我的耻辱啊，这是我的荣耀。 我自由了 我在中国是不可能闭嘴的，但我不闭嘴的下场就可能一定是跟现在的“编程随想”是一样的，肯定是坐牢。所以他们在宣布开除我之后我就立马着手，我要走。 当时我要回来我的护照，从被双开之后我就是个自由人了嘛。而且喝茶那一整年，虽然我没有认罪，但我在行为上是很低调的，我没有写任何一篇文章、一个字。我这个表现可能也让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服软了，所以也就取消了对我的边控。 解说：2019年底，邓海燕只身踏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我的计划是我先走，到了美国安顿好之后，我的妻子和孩子再走。 为了防止发生变故，我并没有提前买票，我是离开广州前几个小时才临时买票出发。 我的去向只有我妻子一个人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的妻子以前从来不送机，那天破天荒地送我。因为她怕我在机场被人扣下来的话没有人知道。 我就跟她约定，如果我顺利登机，我就给你发一个表情符号。如果我被扣下来了，你不要管，你自己回家就好了。剩下的事我自己来承担。她眼睁睁地看着我走过安检通道才回头，真的是心怀忐忑，无言以对。 最终我还是顺利地登机到达了美国。在到达洛杉矶海关，抬头看见美国国旗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想过我有一天会来美国，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美国。” （节选自邓海燕油管视频） 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我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不是财富方面的，就是自由方面的，那种真真切切的自由。 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写文章，我想说什么说什么了。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想法写出来，不用再去指桑骂槐了，我就指着槐骂槐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把我自己内心中的一些积压多年的东西可以表达出来了，做回一个真正的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这对我的人生是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体制内没有菁英，只有废品 解说：邓海燕当年的同窗如今大多在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但是对于那个吞噬人的体制，他没有丝毫留恋。 我并不羡慕他们，他们看我呢，可能他们会羡慕我。 因为他们有的东西我曾经有过，而且并不是我真正想拥有的。但是我有的东西呢，可能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就像我现在一样自由自在，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难了。 他们在体制内作为一个衙役、一个打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中层，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一定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是那种生活我想并不是人人都追求的。 那种压抑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有一些不为人道的苦衷。 解说：7月，我们与邓海燕在洛杉矶会面的几个小时前，突然爆出中国失踪三个星期的新任外长秦刚被免职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新闻正好能体现这个中共这几十年以来黑帮政治的一种特点：它的所有的政治运作的规则都不是写在明面上的，都是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外人是不能理解。他只是给你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 你去猜测这样的结果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呢最终导致这些结果的都是权力背后那些黑暗的规则。 他没有道理可讲，很可能就是领袖的一念之间而已。 像秦刚这种位置啊，其实已经身不由己了。 表面上，他看起来是很风光一个副国级的大员。他可以在今年内从一个驻美大使连升三级到国务委员，他也可以在七个月后就立马被拿下。他人身没有自由，他说话也没有自由。他只是这个强大体制的一颗螺丝钉。秦刚只不过是这个绞肉机上最先被绞出来的那一个肉沫。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这十年的政府的经历让我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逆淘汰的机制。 逆向淘汰，你只要是一个有想法，有点正气或者说还有点改革。意愿的这种人，那么你一定是在这个体制中被淘汰的那一部分。你是不可能爬上去的。能够爬上去的一定是符合他的要求的。偶尔可能有一些看上去比较有能力的人，他其实也不过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工具。 开店的是武大郎的话，高过武大郎的可能都要被辞退，就是这样，你不可能表现出比你领导更聪明的一面。 这是很忌讳的在官场上。 就像习近平一样啊，你如果表现出比他更英明更伟大，那你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啊，非常危险的。 这种体制里面你一定要表现出横竖比领导差，唯唯诺诺，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那种人身依附的意愿，才有可能在这个体制内好好地活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菁英，最后走上前台的走上金字塔顶端的其实都是满足他这条生产线要求的废品。 解说：对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邓海燕非常乐观。 我觉得二十年以内，我甚至可以提出这么一个猜想，因为像中共它这样的统治模式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的。他现在的这种维稳模式，要养军队，养警察，养各种各样的爪牙。 （需要）社会经济基础的。 这件事儿说白了，就是要有钱才能干的，但是现在目前他在习近平这些胡干蛮干之下，这种基础正在崩溃。 他的经济基础正在急速的崩溃，特别是这两年来不足以支撑他过往的这种维稳模式统治模式。 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是越来越差的基础，这种矛盾呢，只会导致他到某个节点的时候突然崩塌，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节点很快就可能会到来了。随着这个目前中共国内这种经济形势的恶化，很可能就是一个黑天鹅、一个灰犀牛的事件就发生。
在澳洲，买了新房后，很多人都喜欢对房子进行装修，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千万别忘了一点重要的规定——给council（地方政府）“打报告”后才能开始动工，否则你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 最近，墨尔本的一对夫妇，其中一位是著名澳大利亚歌手Tones，以及她的丈夫，就因为非法改建位于Frankston的一处房产，而面临了严重的法律问题。他们的公司和个人被指控共计16项罪行，其中最高罚款可能超过30万澳币！ 这对夫妇在早些年购买了一处房子作为投资，并以明星妻子的首张单曲来命名它。然而，他们在收房后决定对房子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包括更换地板、门廊、外部楼梯和内部承重墙。 问题出在某一天，council的代表前来检查房子，才发现了这一系列非法工程。当月，房屋内的工程被勒令停工，但这对夫妇似乎没有打算停下来，他们请来的分包商继续进行翻修工作。 七月底，Tones的丈夫Bedford先生出席法庭应对指控。法院指出，Bedford先生曾经经营一家砌砖公司长达10年，从事建筑业务，因此他不可能不清楚房屋改建和翻修需要council的许可。显然，夫妻二人的行为属于明知故犯。 更令人担忧的是，夫妇二人将非法翻修后的房子租给了一名租客，这位租客在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子内居住了整整一年！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罪行。 尽管最后部分指控被撤销，但歌手Tones的公司已承认三项指控，Bedford先生的一项指控仍然存在。法官也对此开出罚款，共计25,000澳币。 这一案例再次提醒了所有在澳大利亚进行房屋翻修或建筑工程的人，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向地方政府报告并获得必要的批准，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麻烦和高额罚款。最重要的是，确保房子的改建和装修是安全的，不仅让居住者开心，还要让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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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9月12号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鼓励台湾人在福建买房置业、鼓励台湾民间机构在福建设立办事机构；支持厦门与金门、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14号，中华民国政府对此作出回应，称其为中共对台统战措施，是北京一厢情愿的做法，并要求北京尊重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与尊严的坚持。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又宣布将推进闽台基础设施对接计划，“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 这一系列对台政策的隆重出台引发大陆网友热议。网友@编号3869发帖说：这是正宗的温水煮青蛙啊。什么是温水煮青蛙？你拿一锅滚烫的热水，然后把青蛙丢进去，青蛙会立刻跳上来，因为那个温度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极限，他受不了，自然作出反应，但是，如果你直接把青蛙放到凉水里，他会感觉很舒服，然后呢，你在锅下面加上柴火，给他缓慢加热，温度是逐渐上升，他有了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水温不会觉得热，只会觉得舒服，等到他想要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出不去了。台湾就是那只蛙。先把桥架过去，再把高铁通上，两岸的连接，除了历史层面，还有了物理层面，这是第一步，消除戒心，路都通了，来往起来自然容易，大陆的人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过去，台湾省的人也可以过来，这是第二步，建立融合，来往多了，自然可以在当地定居，开展事业，学习、生活，这是第三步，彻底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面想分开，都很难分开了。这是一个逐步渗透的过程，在渗透过程中，对方不会感觉到紧张，甚至被冒犯，他会逐步接受你的存在，直到最后，无法分开。 网友@问君之名发帖说：不用设想的那么远，现在就有已经实现了的，现成的港珠澳大桥，联通着已经回归的香港特区和珠三角经济带。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很多年了。请问两地民众可以轻松跨过了吗？请问可以开着车跨过吗？桥上有车吗？我至今别说跨过了，桥都没法走到跟前看一眼。 网友@郑云潇发帖说：想起我在华科的一个学弟，政治光谱和我差不多。他们班有个从台湾来的同学，也是个键政人。有一天他俩和别人一起键政，台湾同学邀请他去台湾玩，他答应了。第三人出于对他政治立场的了解直接问了句是不是坐装甲车去，他觉得这么说攻击性有些太强了，马上说我打算坐高铁去。先列几组数据：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五十五公里。全世界最长的跨海高铁是杭州湾高铁，三十公里。全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是青菡隧道，五十三公里。而台湾海峡有多宽呢，最窄处一百三十公里，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把高铁修过去，这项工程都将打破多项纪录，难度也可想而知。我国官方的表态一向谨慎，绝对不会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满嘴跑火车。发改委既然这样表态，就说明项目已经至少通过了可行性论证。港珠澳大桥和杭州湾高铁都是亲自建的，想必积累了经验，而目前全长十五公里的胶州湾隧道也已经开工，想必是为了海底隧道版京台高铁做技术和经验准备。什么，你说把高铁通到台湾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和军事问题，那我觉得就得分类讨论了。统一无非两种形式：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台湾直接投降，和平统一；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把战场摆到其他地方，爆发世界大战。如果是前者那可以直接开建，如果是后者那你还想高铁的问题干什么？ 网友@世界树的影子发帖说：我们国家的宣传部门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代表对方，或者喜欢假装自己能代表对方，比如“两国人民怎么怎么样”，或者“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都认为怎么怎么样”，我猜测这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利于把一小撮敌人和群众切割开，有助于建立统一战线什么的，而且还有对内宣传上的好处，至少看起来就是敌人只有一小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非常有利于提振己方信心。但是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就这么宣传，这就挺尴尬挺讽刺的，让对方觉得“睁着眼睛说瞎话、停留在自己的幻想中”或者“你算老几，你凭啥代表我”。比如台湾通高铁，那个岛上哪有几个人想坐高铁来大陆、哪有几个人期盼什么“基础设施直接联通”呀，人家从上到下普遍反华、普遍台独，人家的当前版本是“去中国化”好不好，人家恨不得能用行星发动机把台湾岛推到太平洋对岸呢。所以这时候还不如直接说：历史的高铁滚滚向前，希望台湾同胞早日认清现实，不要妄图螳臂挡车，徒增笑尔。想来更能震慑台独分子，也更能提振内部声势。 网友@不要看我头发发帖说：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还继续走下坡路，青年失业率还是低到不敢公布，你觉得台湾民众会觉得坐高铁去大陆是件了不起的事吗？ 网友@大怪兽发帖说：下一个增长点找到了，先举全国之力填海，拉动经济和内需。代号：精卫填海 。 （全文转自法广）
每有中国高官被抓，总有人要引伸出权力斗争之说，硬给弄出一个党内高层反习同盟。但李尚福被抓，真与权力斗争无关，只因军火采购这条食物链极其腐败，影响到中国军队战力，这不需要“熟悉官场的某内部消息人士”告知世界，据公开资讯就可以梳理出大致梗概。 习近平“军事强国”重在治军与军事现代化 习近平在军队的“铁腕反腐”一以贯之，在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万馀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与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最初确实是清理江系人马，反腐也不算诬陷，因为军队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等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军委副主席一系狱一在审查中病死，接下来被抓的就各有因由，其中不少是习近平任期内被提拔上来的。本文只谈这轮清理李尚福-军工集团的来龙去脉。 习近平多次谈过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每次涉及军队现代化的讲话中，必谈“武器装备现代化”，2017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李尚福接替张又侠出任部长，算是委以重任。李任部长期间，中央军委曾于2021年4月开展过一轮军工反腐，海军少将原副参谋长宋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宋学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与军工系统有著长期接触，握有采购大权。此外还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此之前，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退休近两年后被查。 习近平的“军事强国”思想还体现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上。中国国务院现有四位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其中，张国清和刘国中具有在军工企业任职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张国清硕士毕业后，进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从专案经理起步，曾长期参与该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业务；历任该公司驻伊朗德黑兰代表处总代表助理，驻中东地区处长；后出任北方公司副总裁。另一位副总理刘国中于1978年在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1982年任军工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干部，其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压力加工专业读硕士研究生。这两位都算是军工产业的内行，无论是与国防部协调，还是与军工集团协调，都有经验。习近平一心一意要打造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军事强国”，必须先用对人。 军工采购历来是腐败重灾区 放眼全世界，军事采购都会出现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近年来印度频繁曝出国防采购腐败案，采购官员在军事采购过程中为获取巨额利润，将采购来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导致品质不过关，百亿美元军购订单效能大打折扣。2019年美国国防部的云计算项目“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被怀疑存在不当或腐败行为，于8月被冻结。这些曝光的只是同类案件的少数，有研究结果显示，被查处的腐败案不到真实腐败的8-10%，90%成为“腐败黑数”。 中国军队腐败本来就相当严重，在军事采购这快肥肉面前，群狼围啮并非意料之外。习近平将李尚福放在军备发展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出于信任。李的“军工反腐成绩”强化了这一信任，得以今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两人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就进入“东窗事发”阶段。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到广东湛江视察南部战区海军后，发表讲话，除了强调“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准”等之外，具体提到“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项”。连续几个提高，当时就让我猜疑，视察结果无论是战力还是军事装备，令他很不满意。习近平并非军备内行，大概率应该是演习时发生了令习切齿的乌龙事件。 习近平回京后大概就悄悄布置人马调查。7月26日，隶属于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资讯网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公告提到“为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生态，将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追溯自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公告称，公众若在过去六年间发现以下情况，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主动泄密、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应向该部提供线索——这日期正好与李尚福上任日期相吻合，公告公布之时，应该是调查中掌握了大量军事采购方面的腐败证据，准备收网了。 该公告非常具体，称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以来寻求消除内部贪污腐败，曾在2019年的军用资讯系统装备招标采购代理业务工作座谈培训会上强调过“严格规范招标采购管理秩序”，且已在每个专案成立监督组监督招标工作开展；谈判询价环节录音录影以备案备查；畅通投标单位反映问题管道，以促进公正采购。紧接著，军队采购网在7月27日公布了十项评标专家违规问题记录，内容主要包括评标专家评审失误，让不应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企业通过了审查、或者应该废标不废标，不用废标却强制废标等问题。还有9位评标专家未曾报告企业的围串标行为（三家企业共用同一个MAC位址和加密锁）而被警告处罚。 李尚福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8月30日至9月3日之间，他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9月3日，中国通知越南，中国国防部取消了李尚福对越南的访问，李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出席中越两国年度防务会议。就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两个星期，被查传闻越演越烈之际。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X（即Twitter）上爆料，多位中共军工要员被抓，包括刘石泉（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航太科工集团董事长）、陈国瑛（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谭瑞松（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书记，2023年3月被罢免）。各种猜疑等路透社9月15日报导“李尚福及军委装备发展部8官员因采购遭调查”一出，称“据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人士称，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中国军方采购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八名高级官员也在接受调查”，传言落地。 无独有偶的是，今年7月中国火箭军高层指挥官出现重大人事变更后，8月份，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内领导人的反腐调查。因为这是军内调查，详情如何，大概率不会对外公布。 对台湾来说，这是一条好消息，因为军队战力的建设并非短期可成，电子时代的战争讲究一击而中，快速高效，没有十成把握时最好不要冒险。再结合“福建对台21条”的颁布，说明近五年之内，大陆对台是“文攻（渗透拉拢）武吓”策略为主，只要台湾不自乱阵脚，保持现状应该能够做到。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算是巧合，贵州茅台近日因联名咖啡“酱香拿铁”热销之际，多个与茅台酒有关的官场故事凑在一起了： 9月11日，港媒曝北京的“高级政商俱乐部”“茅台会”被曝人去楼空。 9月11日，一度显赫的茅台前老总袁仁国，在贵州狱中传出死讯。 9月12日，习近平早年会见袁仁国，自曝嗜饮茅台，李强一旁吹捧的旧事曝光。 在今年4月青海党校夜饮喝死高官后，近日各地官场发禁酒令… 从这些新闻或旧事中疏理得到的信息是，尽管形势变幻，不变的是中共红朝权贵延续的豪喝茅台酒的传统，哪管民生多艰？ 前朝权贵风流云散，“茅台会”人去楼空 落马被囚的贵州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已去世。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近日已免费开放。当年的“茅台会”逐渐人去楼空。 “茅台会”是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旗下的会所。2009年12月茅台的兴盛，集结了一众政商权贵，据说会员六百馀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当年“茅台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贵州茅台董事长季克良、总经理袁仁国分别担任茅台会首届正副理事长。名誉会长包括原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是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参者者还有原空军司令员乔清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刘永治、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还有原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超、富力地产主席张力等。 我们知道，这些人物中，除了袁仁国下狱后日前猝死，刘长乐已失势，马云被习近平打压过后变得低调，张力官司缠身。 2015年，茅台会副理事长、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被中纪委带走，至今杳无音信。 “茅台会”真正的操盘人，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贾庆林在京城势力深厚。 习近平2014年怒批吃喝腐败，点名部分私人会所。但北京茅台会一直暗中运作，因为后台“很硬”。贾庆林是前党魁江泽民的铁杆盟友。 中国女富商段伟红前夫沈栋的《红色赌盘》一书，揭露了大量红朝权贵的秘辛。沈栋说，有一次他走进茅台会，遇到了一个男孩，是新面孔，他自称是阿尔文（Alvin）。后来才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根据贵州茅台集团的公告，李伯潭2014年12月担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2020年12月才辞职。 茅台集团本身经过大清洗，除了原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1.1亿人民币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还有茅台两任原总经理刘自力、乔洪，原副总经理高守洪、房国兴、谭定华，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原董事长聂永等。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祥彬，于2021年12月在家中4楼坠楼身亡。 据财经网报导，袁仁国被查与贵州前副省长王晓光和贵州前省委副书记王三运的落马有关。“袁仁国走的就是官场路线，给官员上供，也养官员，‘养’就是帮官员行贿使其高升。” 不少落马高官牵涉到茅台腐败。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自述说：“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据称酷爱喝酒，只喝茅台，且酒量惊人。 茅台酒收藏最多的则可能是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谷俊山落马后，在其河南濮阳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 茅台酒在近年反腐运动中成为官场不祥之物，但红色权贵家族似乎被网开一面。 李伯潭和袁仁国共同开创茅台会，两人还合著《红色茅台》一书，大肆推广茅台。但袁仁国落马，对李伯潭看来没有多少影响。 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去年9月6日刊登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长文，指1990年代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曾经接受习母的请托，帮助习近平崛起。后来习近平掌权后，贾庆林家族安然度过习的反腐运动。 习近平嗜饮茅台的故事 袁仁国传出在狱中死亡之后，社交平台X（原推特）帐号“中日政经评论”9月12日发出一张书册内页照片，是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记者杜艳的报导《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见季克良、袁仁国一行》。 当中记述：6月20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西湖国宾馆接见并宴请了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党委书记、总经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一行。袁仁国向习介绍了茅台酒的发展情况。在谈到茅台酒能喝出健康来时，习接过话说，他一直非常喜欢喝茅台酒，去年（2004年）还用八十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泽民夫妇一行，到现在还能说出八十年茅台酒的零售价。 这时坐在一旁的秘书长（应是李强，李强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打趣说，“我们习书记的身体这么健康，都是长期喝茅台酒的缘故，不仅有国酒的醇香，更有习书记对茅台集团和谐发展，以及对人文、绿色、健康理念的关注。” 以袁仁国和习近平的交集，应该说相互印象不错，日后也有互相支持，少不了中间有些权钱交易。在全党腐败的机制下，袁仁国腐败是必定的了，但是可能他不经意得罪了习。问题就出在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这篇报导，记录了习的好酒。当年习还是省委书记好说，当习近平成为中南海一哥，一上台就要打击舌尖腐败，还要在官场禁酒，茅台这篇报导等于是对习的负面宣传。 有关习近平好酒，旅澳知名学者袁红冰6月曾在《菁英论坛》节目，披露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和习近平成为酒友的故事。 198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们，能接触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包括国家一级的官员和司局级干部，也有像习近平这种一个外地边远地区的副市长。 袁红冰说习近平是一个酒鬼，每次来都要找胡德平喝酒，胡德平本身是不怎么爱喝酒，所以胡德平不胜其扰，就说我也给你找一个酒鬼吧，于是就把袁介绍给了习近平。这样袁和习就开始了八个月以上的酒友关系。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带两瓶茅台酒，一般的情况下是他出酒，我出这个饭菜了，大多数是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那里，一块喝酒谈话。我从内蒙来的嘛，我在年轻的时候自认为自己酒量无敌，但是在习近平面前，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如他了，两瓶茅台酒，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饮，几乎是同时喝完。习近平的特点是什么？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说话，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只要这茅台酒喝不过一半以上，他的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打开。” 李强说习近平喝茅台才健康，习自己也肯定认为“酒是个好东西”。但自从他上台后，确实多次批官员饮酒，2014年讲过“整天喝得醉醺醺，舒服吗？”这些话从习的口中说出来，令人有些怀疑是否真话。 酒是不是好东西，身体最能说明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法国时“脚步不稳”，6月习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在离场时突然跌倒，幸好俄方保镳马上将他扶住。 网传习近平可能痛风，从医学方面说，喝酒的确和痛风关系极大。 官场酗酒频出事，首先因为习自己 中共官场频频出现酗酒死亡丑闻。去年年底，青海省举办高级干部学习二十大精神培训班，省政府秘书长师存武与5名高官在党校宿舍豪饮，导致一名藏族州委书记醉死。这宗丑闻在今年4月才获官方通报，震惊全国，各地开始整肃党校。 近日，湖南省纪委监委也通报了湘西州11名领导干部在学习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期间违规吃喝问题。指他们白天上课，晚上约酒。 一干人等“官帽”纷纷掉落，是不是彻底“醒酒”了？不是，这说明这个酒不是官帽被摘就能够吓阻的。 军中酗酒也一直屡禁不绝，出过不少事。2015年底，中共国防部证实26军军长张岩在军部与39军两位原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张岩后被撤正军、降至副军免职。2017年9月，东海舰队052D型导弹驱逐舰南京号的政委黄红飞，醉酒窒死。 前述丑闻中，官方都没有说前边违规的官员喝什么酒，但要说他们最顶级的追求，自然也是茅台了。 自古酒色祸国。据说习近平曾痛斥中共高官，“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习看著官场处处酒池肉林，眼看著这个党就要烂掉垮台，不得不急。 不过，中共现在根本禁不了酒，正因为习近平自己也是个酒鬼，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南海保健医生，在酒场又有亲信护驾，这样喝下去，他也可能倒下。至于日后如果习的身体喝出大问题，那是会亡党亡国的事。 茅台酒今成官场祸水，还因为有红色传统 香港《星岛日报》9月11日报导说，记者到访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一幅周恩来总理桌前摆著茅台酒的照片。 确实，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爱，是中共国宴用酒。中共高层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有饮食特供。其中周恩来好饮茅台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记录，即使百姓哀鸿遍野，中共总理周恩来还畅饮茅台。 文章说：“60年代的自然灾害（注：中共将实为人祸的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据香港《明报》报导，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十二章提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场的“习马会”上，习近平透露，中共前总理周恩来酒量是一斤茅台，每当喝到一斤，身为副手的习仲勋就要“上阵”，晚上常踉跄著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长大了些，“才懂得这是父亲的工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