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先驅太陽報》於10月13日報道，在新維兩州交界處Albury–Wodonga地區，近2000名患者接受了一名名為劉明（Liu-Ming Schmidt）的華裔醫生實施或監督的結腸鏡檢查，而這些檢查被發現存在問題，可能導致檢查結果的不準確性。在對這2000名患者進行複診後，有7人被診斷出患有腸癌。 Safer Care在今年1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2018年至2022年間，由劉明實施或監督的結腸鏡檢查被認為存在問題，可能導致近2000名患者沒有獲得準確的結果。劉明是一名在澳洲醫療從業者註冊管理機構（AHPRA）註冊為外科醫生已有23年的醫生，但在今年1月被禁止行醫。 隨後，相關部門聯繫了受影響的近2000名患者，對他們進行複檢。Safer Care表示，他們與Albury Wodonga Health、Albury Wodonga Private Hospital和Insight Private Hospital密切合作，為受影響的患者提供了1750次臨床複查、1443次專家諮詢和1084次結腸鏡檢查的複診。 然而，在結腸鏡檢查的複診中，有7名患者被診斷出患有腸癌。雖然無法確定這些癌症是否在患者最初的腸鏡檢查中就能發現，還是之後發展起來的，但Safer Care表示，對於這些患者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次令人痛心的經歷。這些患者正在接受治療，並對完全康復充滿了希望。 此外，《先驅太陽報》報道稱，有一些患者在最初的腸鏡檢查後不幸去世，但死因與檢查無關。
本專欄上篇文章《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和對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而鄧小平的憎與習近平的愛之強烈對比，更是表現在對雖然不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但卻被江青視如己出的毛遠新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知道毛澤東在整個文革十年過程中在政治上最為依重的三個自己的家庭成員分別是江青、李訥和毛遠新。李訥是文革初期的毛澤東「聯絡員」，而毛遠新則是文革後期的毛澤東「聯絡員」一直到毛澤東歸西。 比李訥年輕不到一歲的毛遠新因為小時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為毛澤東家庭中的一員，直接喊江青媽媽，與李訥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後一樣被「隔離審查」。只是毛遠新被「隔離審查」的時間長達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訥都已經在楊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遠新卻被鄧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據中共官方黨史文章介紹說：1975年春節過後，毛澤東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更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對由他自己下令復出工作，基本上已經取代了周恩來的鄧小平日漸不滿，於是安排了毛遠新擔任他本人與鄧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們的聯絡員。 從那以後，毛遠新成了發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這更為顯赫的是，舉凡鄧小平、華國鋒，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員在內者需要反映到毛澤東那兒的事情，均由毛遠新代為傳達，他在毛的面前怎樣彙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的決策。 當時毛遠新口袋裡經常性地裝著一個精製筆記本，這是一個裝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寶葫蘆」，只要他拿出筆記本傳達什麼，任何人都得遵照執行。鄧小平當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澤東逝世前的八個月當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會議，第一項內容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鄧小平等 所有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聽。在討論時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辦理。如此權勢遮天，難怪毛遠新曾對親信驕橫地說：「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 相關史料記載，此時正是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開始進行「全面整頓」時期，當江青等人向毛澤東表示了對鄧小平所作所為之擔憂之後，毛澤東追問毛遠新社會上是否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毛遠新在毛澤東耳邊吹枕邊風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從那以後毛澤東便開始越來越後悔對鄧小平的重新啟用。接下來，批評鄧小平、要求鄧小平檢討的幾次會議都是毛遠新主持的，毛澤東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從「批評幫助」到徹底否定鄧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遠新傳達的。而正是在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中令毛澤東感覺到了毛遠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還介紹說：江青及其「四人幫」利用毛遠新特殊的地位，對復出後領導全面整頓的鄧小平進行一再的打擊。毛遠新在毛澤東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實的彙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毛澤東最忌諱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遠新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向鄧小平捅軟刀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遠新在向毛澤東遞交的書面報告中寫到：「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闢謠。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活人……」 筆者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審判之後，毛遠新被審判之前即已經聽熟知內情的人士說過，老鄧不會輕饒了毛遠新，這傢伙當了主席的聯絡員之後，老鄧幾次讓他安排與毛澤東見面都被拒絕。直到二次下台鄧小平都未能再單獨見到毛澤東一次。 日後筆者所知道的更為準確的時間線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後，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沒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而這次會議是鄧小平一生中倒數第二次面見毛澤東。最後一次是毛澤東於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到訪的美國福特總統，鄧小平被允許陪同。但這兩次都不是鄧小平單獨見到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開始毛遠新被「隔離審查」了整整十年之後鄧小平還是堅決不同意對他「免予刑事處分」。 當時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緩，王洪文、姚文遠及手下眾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經被完成審判的好幾年之後，毛遠新的具體罪行仍然不能被專案組坐實，鄧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煩，親自指示對毛遠新的司法處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從重從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後立刻給隸屬總政領導的解放軍軍事法院下達「政治任務」，要求限期完成對毛遠新案的處理。於是，毛遠新於一九八六年被軍事法庭以數罪併罰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從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時間算起。比較搞笑的是，當時的毛遠新雖然是被軍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軍隊方面卻沒人提醒要同時對毛遠新宣布施以開除軍籍的處理，以至毛遠新刑滿出獄之後仍然還有理有據地給總政治部寫信，要求軍隊方面出面對他按「轉業幹部」的相關政策處理。此乃後話。 日後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關於如何對毛遠新定罪處理的討論過程中，當時的最高法院內部有意見認為審判「四人幫」的特別法庭已經完成了任務，當時在特別法庭的工作過程中沒有把毛遠新也列入被審判者之一，日後當然不能專門再為毛遠新單獨成立一個「特別法庭」。而如果把毛遠新當成一個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來審判，就不應該由最高院出面。聽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對此感覺「棘手」的情況彙報之後，鄧小平才指示由軍事法院出面「問題就簡易化了」。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被宣布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進秦城監獄後，毛遠新即患了嚴重的疾病，因為拖延治療而一條腿落下殘疾。如此一來，鄧小平才沒有否定毛遠新的生母，時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朱旦華為自己兒子的求情信，默許了監獄方面為毛遠新安排了保外就醫，至此他已經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後，有中國內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筆者的如上說法，說是毛遠新進入秦城監獄服刑之後，「不願意服從鄧小平命令寫關於毛主席的材料，鄧小平就惡化服刑環境，入獄之後的伙食待遇、醫療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幾個檔次, 以至於在獄中因為嚴重關節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落下終生腿部殘疾。」 更勁爆的說法還有：「有人還揭發，他（毛遠新）的腿其實是被鄧小平派來的人打斷的。」 毛左的文章還透露說：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發生學潮的同時，一向對毛家後代都持較為同情態度的楊尚昆未經請示鄧小平，說服趙紫陽和胡啟立、喬石三人簽字同意，安排給確實病得比較嚴重的毛遠新以「保外就醫」的待遇，從那以後毛遠新就再沒有回過秦城監獄。 無論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與事實是否相符，筆者當年也早就透露了毛遠新被鄧小平施以「重手」之後，即使中共內部人士也都相信鄧小平的長子在毛澤東和江青發動的「文革」中落下終身嚴重殘疾，所以鄧小平才把這股子怨氣發在了毛澤東和江青均視如己出的毛遠新身上。 事實上雖然鄧小平也確實在對待江青和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討要毛澤東稿費的過程中的絕情一度令楊尚昆都私下裡感慨「明擺著是個人報復」，但他鄧小平對毛遠新的憎惡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還是出自政治層面，或者說是「出以公心」。從當年鄧小平與華國鋒的一段對話中，就足以看出鄧小平對毛遠新恨得簡直就是無以復加。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習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後，與彭麗媛設宴款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時，特別不忘安排毛澤東生前的「秘書」，當年差一點就和江青一起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玉鳳作陪。也等於是給毛澤東去世之後與李訥一樣接受了很長時間政治審查的張玉鳳徹底恢復了政治名譽。 而據這個張玉鳳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憶：鄧小平二次下台之後，毛澤東在一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時，提出自己身後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依序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在落實了確有這份名單之後，鄧小平在自己最後一次與華國鋒當面談話對他進行嚴厲指責之後還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說到底還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時粉碎了『四人幫』的反黨篡權陰謀，你我現在的位置都會坐在毛遠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一文，五年多前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一文，兩年多前還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標題用引號強調了這是中國內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紅二代蘇鐵山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會場上講出的原話。 在中國大陸，上了點歲數的人只要還對當年的「惡攻罪」心有餘悸，就不會不知道曾經被中共政權大力宣傳其英勇事迹的張志新烈士曾經的悲慘遭遇，而曾經親自下令對已經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張志新立即執行死刑並在押赴刑場之前對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澤東侄子，當時最高職務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則因此而成為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日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句老話也曾經在毛遠新身上得到應驗，他在秦城監獄裡曾經的日子過得比如今的薄熙來、王立軍以及薄谷開來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習近平上台開始把鄧小平否定的東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為十年探索之後，「毛」姓又在中國大陸上重新「尊貴」起來， 毛遠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駕到韶山祭祖，而後是周遊北京等地對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民間自發紀念活動」的籌備表示「堅決支持」。毛氏後代甚至還故作神秘地對外放風，說是2007年習近平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後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要切實做好對革命烈士親屬毛遠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實」工作，提高待遇，而且還秘密接見過毛遠新，當面鼓勵他「忘掉歷史的不愉快記憶」，「繼續與黨同心同德。 兩年多前，筆者還在本專欄發表過《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內容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裡曾經多次被中國內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卻原來，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已被政治整肅之後的習近平就更不用說，即使在這之前的幾年時間裡，當時的幼年習近平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沒有見過江青和李訥等毛澤東親屬，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唯只見過只有從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澤東和江青收養的毛遠新。 當時被恩准到北京和習仲勛及齊心夫婦一起生活的習仲勛前妻所生兒子習富平有幸於1954年秋和毛遠新雙雙從北京育英學校畢業後被保送進了北京101中學成為同班同學。習富平日後還成了毛遠新的入團介紹人。 從那天以後直到習富平和毛遠新分別進入了中國科技大學和哈軍工，毛遠新是習家的常客，習富平也成了習家近距離面見毛主席次數最多的一個。而當時尚還年幼的習近平，對常來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異母長兄一起溫習功課寫作業的遠新大哥簡直就是滿懷敬仰。羨慕極了這個遠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說話」。 這段經歷當然也是習近平位高權重之後善待毛遠新的因素之一，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和他習近平厚待李訥，甚至「愛屋及烏」至張玉鳳身上一樣，那就是凡是鄧小平否定的，他習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鄧小平憎惡的，他習近平一樣要厚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平安駕駛員城位於昆明市呈貢區黃土坡片區，自2014年至今承載了昆明乃至雲南地區大貨車物流集散的工作，被不少卡友稱為「雲南卡車第一城」。 公開資料顯示，位於嵩昆高速和汕昆高速交匯點的平安駕駛員城佔地約320畝，除了大貨車停車場外，平安駕駛員城內還設餐飲、住宿、汽車維修等多種類型的商戶，為來往的大貨車駕駛員提供服務。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途經雲南進入西藏、貴州、四川等地的大貨車駕駛員幾乎都到達過平安駕駛員城進行休整和補給。 今年6月8日，赤峰貨車司機郝某駕駛挂車駛入平安駕駛員城後，就再也沒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麼。直到10月3日，有司機發現，郝某已經在車內死亡多日，經昆明警方調查初步排除案件可能。 如今，郝某的那輛懸掛蒙D牌照的大貨車仍然停放在平安駕駛員城內。 滯留停車場3個月？ 郝某的屍體，是被一位江蘇籍大貨車司機王師傅發現的。王師傅於10月2日進入平安駕駛員城休整，當日下午，他經過一輛懸掛蒙D牌照的大貨車時，聞到了臭味。 當時貨車駕駛室車窗被遮陽板擋住，兩側玻璃也因深色玻璃膜難以看清車內情況，但王師傅還是通過縫隙看到了駕駛室內的蒼蠅。10月3日，王師傅聯繫了停車場保安和老闆後報警。 隨後，昆明市呈貢區水海子派出所民警到達現場後通過強光手電筒發現，一名男子在車內死亡，疑已有多日。 河南籍大貨車司機張濤在10月3日收到了朋友發給自己的一段視頻，視頻為昆明某停車場內一名大貨車司機死在車內多日才被發現的情況。張濤將視頻發布到了自己的視頻賬號後，內蒙古赤峰市的一家運輸公司負責人聯繫到張濤。經該運輸公司確認，視頻中死者為該公司的司機，郝某，今年41歲，和公司已經數月沒有聯繫。 10月4日，該運輸公司相關人員抵達昆明，見到了郝某的那輛紅色大貨車。 10月10日，該運輸公司處理此事的相關負責人劉立（化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警方已經對郝某的屍體進行了屍檢，排除了他殺和自殺的可能，屍體已經於10月9日在當地進行了火化。 劉立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停車場的監控顯示，郝某是於今年6月8日駕車駛入平安駕駛員城的，此後他的大貨車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裡。至今，郝某仍然欠平安駕駛員城5000餘元停車費。 中國新聞周刊詢問多家平安駕駛員城內商戶，商戶均表示，幾個月間沒有注意到過郝某曾長期滯留在此的情況。 劉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警方的調查中，平安駕駛員城內一個餐飲企業老闆表示，9月初郝某曾來過自己店內就餐，但並未與郝某有過更多交流。 河北籍駕駛員軍哥，常年跑雲南、貴州、西藏的線路送貨，他曾在9月13日進入平安駕駛員城，因為車輛出現故障，在平安駕駛員城修車4天。巧合的是，軍哥的車就停在郝某的紅色貨車旁邊。 「4天內，那個車一動不動，也沒有司機上下車，我以為司機是去住店了，忙著修車也就沒多想，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間人可能已經不在了。」軍哥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張濤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稱，大貨車在停車場長期「趴窩」，可能有幾種情況，第一就是長期找不到貨源，所以沒有活計可做；另外一種則是，司機將車輛放置在此處，臨時去做一些更掙錢的工作。 但軍哥表示，大量的車會經過平安駕駛員城前往西藏、貴州等地，這條線路上的運貨需求還是比較大的，雖然運費不高，但很少出現一連幾周甚至幾個月找不到貨的可能。 至於住店休息，軍哥表示，由於近年來油價上漲、運費降低，貨車司機一般來說捨不得那幾十元錢的旅館錢，基本上都是在貨車內睡覺，只有非常疲憊或身體出現不適時，才會選擇花錢住店。而平安駕駛員城內提供駕駛員住宿的旅店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郝某並沒有入住的登記記錄。 「回過頭想，幾乎沒有貨車司機會一連4天住店，我當時確實沒有往這個方向去思考。」軍哥說。 劉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郝某此前也是跑西藏、雲南的線路，軍哥表示，常跑這幾條線的司機大家或多或少都臉熟，要麼是認識人，要麼是認識車。「但對於郝某的車和人，我卻完全沒有印象。」 採訪中，劉立提到，郝某此前在西藏運貨時曾經認識一個老闆，那位老闆如今把生意轉到了昆明，郝某是否前來昆明尋找那位老闆謀生，尚未可知。 關於郝某的死因，10月11日，中國新聞周刊致電昆明市呈貢區水海子派出所，接線民警表示，自己不便透露案件相關內容。 劉立介紹稱，郝某此前身體有一些基礎性疾病，這或許是造成他在貨車內意外離世的原因。 「失聯」的郝某 郝某的大貨車，是他自己於2017年購買的，2020年經擔保人介紹，他將車輛賣給了劉立所在的公司，當時的價格為28萬元人民幣。 隨後公司通過以租代購的形式，將貨車作價25萬元，又反租給了郝某，根據合同，郝某每個月應向公司還款13200元。 劉立回憶，自從和公司簽訂合同至今，郝某按月足額還款的月份僅有2個月，此外的大部分時間，要麼是不按期還款，要麼是只能還上三四千元。 劉立介紹稱，自己公司是個私營小型運輸公司，司機大部分都是本地同鄉，這些年來行業不景氣，大貨車司機的生活確實困難，所以從公司來說很少用力追繳司機們的欠款。 「到日子了，隊長會打電話提醒一下，真的交不上，我們也就先算了，誰都有遇到難處的時候。」劉立說。 今年3月3日，公司收到最後一筆郝某的還款後，郝某就再也沒有向公司賬戶打過一分錢，到了8月份，公司甚至完全聯繫不上郝某。 「當時公司還是沒多想，就覺得郝某應該是實在沒錢還了，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我們，索性就躲了。」劉立說。 按照法律要求，每輛運行行駛的大貨車都要安裝北斗定位系統，一方面可以監測司機是否疲勞駕駛，一方面可以定位司機的位置。但是北斗系統是需要駕駛員自己按年度續費，郝某的北斗系統就是因為沒有按時續費，所以公司失去了對於郝某和貨車位置的監控。 按照通常的情況，一輛大貨車如果「趴窩」時間太久，是可以通過北斗系統定位並且及時處理的，按照公司合同計算的情況，如今郝某仍然欠公司13萬餘元的款項。 在郝某死亡後，劉立代表公司抵達昆明處理後續問題時，曾遇到郝某的姐姐。 郝某今年41歲，家中還有兩個姐姐，他曾經有過家庭，和前妻育有一女，女兒約14歲，但在孩子出生後不久，郝某便和妻子離婚，至今獨自生活。 「公司聯繫不上他就算了，怎麼家裡人也不聯繫他？」劉立曾質問郝某的姐姐，但沒有得到答覆 張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大貨車司機中離異的情況不在少數，自己和郝某一樣，也是自己一個人上路，一個人生活，平日家裡幾乎不與自己聯繫。 但因為跑車送貨，張濤認識了不少同行客戶，並和他們成為了朋友，每日互相都會聯繫。自己車隊的隊友，如果1個小時之內沒有呼應，大家都會相互打電話聯繫，「開卡車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張濤說。 郝某意外去世後，諸多的短視頻中，郝某隻是卡友們口中那位「在昆明死亡了數十日沒人發現的司機」。在短視頻平台上，有卡友為他燃起香煙送行，有卡友為他落淚唏噓，有卡友因他死去而感慨自己的職業難做。 生活拮据的「失信人」 郝某的身份信息顯示，他的居住地為赤峰市元寶山區平庄鎮大三家村。中國新聞周刊通過詢問該村民證實，郝某確為該村居民，在昆明意外離世的事情，村中已經得到消息。 之前有媒體報道提到郝某家中僅剩一名老父親，但該村民稱郝某的父親已經不在世，家中僅剩老母親和兩個已經出嫁了的姐姐。 和郝某同歲的村民宋先生，是郝某的同鄉，也是郝某的同學，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多年沒有在村裡見過郝某，前些年買車的時候偶然碰到後，就再也沒見過了。 宋先生表示，郝某生活拮据，此前的很長時間都靠跑車為生，欠了身邊不少人的錢，家人朋友和他平日也不常聯繫。「上學的時候他叫另外一個名字，後來改名了，上學時性格挺好，朋友也不少。這些年和大家聯繫得雖然不多，但沒聽說過他染上過賭博等不良習慣。」宋先生說。 「現在村中都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他母親歲數也很大了，以後的生活可能會成問題，村裡的傳統是老人的養老都要靠兒子。」宋先生說。 另一名郝某的同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郝某的貨車是此前和親戚共同出資購買的，但後來親戚因故撤資。 根據最高法院下設的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顯示，在2016至2020年間，郝某曾多次成為失信被執行人，涉及金額從1萬餘元至6萬餘元不等，至今郝某仍在限制消費人員名單上。檢索《內蒙古法制報》此前刊登的法院公告信息中，也可以看到郝某此前因各類借貸產生糾紛的民事判決書。 「到昆明這些天，昆明一直在下雨，郝某的大貨車就一直那麼停在平安駕駛員城裡，我心裡很不好受。」劉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表示，近日將配合警方與郝某家屬將事情處理完，把車子洗刷乾淨後開回內蒙古。 「這一次的事情也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未來車輛定位必須通暢，司機和貨車出現任何情況，公司必須第一時間協助處理，不能再出現這樣的情況，生命沒法補救。」劉立說。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
很久沒有聽到「罷工」這個詞了。 在我的印象中，「罷工」這個詞，只應該出現在歷史書中，只會出現在水深火熱的西方社會和舊社會，那是工人階級對抗資本家的武器。 沒想到它會出現在當下，更沒想到它會和「公職人員」掛鉤，而且還是集體罷工。 10月11日，一張掛在臨汾市生態環境局隰（xí）縣分局門口的橫幅相片在網路上熱傳，橫幅上赫然寫著： 臨汾市生態環境局隰縣分局31名在崗職工集體罷工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這一幕可有點意思了。 按理說，「體制內」的「鐵飯碗」，是多少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爭搶的稀缺資源。考公這麼費勁，好好的鐵飯碗，說不要就不要了？ 就連普通的公司，你見過幾個集體罷工的，何況是政府部門？到底是什麼過不去的坎，逼得公職人員採取這種極端的方式維權？ 有不少網友分析：這幾年地方財政緊張，很多地方的在編人員欠薪非常嚴重。這些人之所以罷工，最大的可能就是欠薪。 有網友猜測，這31人是不是政府外聘編外人員，現在不需要那麼多職工，就把他們解聘，導致不滿？ 還有網友推測，不是發不出工資，而可能是沒能及時漲工資。 你說他們沒錢吧，隰縣分局蓋得富麗堂皇，5層半的大樓，每層約20個房間；31個員工罷工，加上領導，隰縣分局就算40個人，每個人平均兩間辦公室以上。這也不像缺錢的樣子啊！ 你說他們有錢吧，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隰縣財政收入僅為1.2億元，而支出卻達到了11.8億元。發不出工資，也不是不能理解。 到底怎麼回事，記者致電隰縣生態環境分局、臨汾市生態環境局、隰縣政府辦，要麼不清楚具體情況，要麼說刷到了圖片、領導在研究。 10月11日，隰縣宣傳部一工作人員介紹，「縣上正在開會研究，具體情況得開完會後(才能知曉)。」 然後他又補充道，上午就已經在開會討論了，「有關情況將在隰縣融媒上發布官方通報。」 10月12日，九派新聞聯繫到了臨汾市生態環境局隰縣分局。一名工作人員表示，網上流傳的圖片是PS的，不存在集體罷工。 此外再無更多消息。 原來，開會討論了一天，真相居然是這個。 網友設想了各種可能，可萬萬沒想到會是這樣。 但你不得不承認，這真是妙招，屬於釜底抽薪了這是。 妙是妙，只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些新問題。 不是說沒有PS的可能，只是，都不存在集體罷工現象，那麼開會討論的是啥啊？圖片是PS的，這件事還需要開會討論嗎？不是到門口瞄一眼就能知道的事嗎？ 而且，如果是PS的，那是誰PS的？如此造謠抹黑官方形象的行為，難道不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嗎？PS的人還能逍遙法外嗎？ 但官方都這麼回應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們只能信了。 只是我很好奇，到底是誰P的圖，能P那麼真切，好想跟他學習PS技術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亮見）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7日突襲以色列，規模、時機、地點、手段皆震驚全球，美國尤其。一方面，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標誌；二方面，至2020年統計，猶太裔人口已約佔美國的2.4%，不只人口數達750萬，他們更透過商業、媒體、政治和學術，相當程度反過來形塑了今日美國（一般多認為是正面的）。大多數美國人對以色列老弱婦孺遭哈瑪斯的野蠻攻擊自然非常憤慨。 哈瑪斯的恐怖行徑並非一天兩天，除了極端反猶太主義，很難有人會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但論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鋒，美國民間、學界確實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當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東耶路撒冷大規模建造新住房，並不斷透過武力擴展「猶太人定居點」，連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凱瑞都曾將中東和談裹足不前，歸咎以色列「對土地胃口的不滿足」。而那段期間，也曾發生哈瑪斯（又是哈瑪斯）公然綁架和殺害以色列青少年，還表現出非讓以色列徹底消失的態度，以色列同樣是以空襲回敬。今天的衝突畫面，彷彿一路以來雙方爭鬥的增強版。 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1967年「六日戰爭」，到2014年定居點衝突，兼及巴勒斯坦極端組織不為文明世界接受的種種暴力，兩方人民恩怨已是糾纏不清，而美國方面無論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瑪斯），其實是心知肚明，要以、巴兩方共存在毫無有效屏障的緊鄰土地（加薩邊境六英里內的以色列社區小學、醫院和民宅都在哈馬斯火箭射程範圍），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難度。不只宗教，舉凡一個人出生後的家庭教養、價值觀到生而為人的目的，他們簡直就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進而過去才有「看到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感嘆，因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部分孩子就這樣長成了哈瑪斯。 根據1922年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約75萬，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猶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後，也就是在1947年聯合國劃分巴勒斯坦託管地之前，當地人口已增長到近180萬，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變化，穆斯林降至60%，猶太教（人）則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後，猶太人在大規模移民（主要來自前蘇聯）和高出生率下，讓以色列建國從一開始的130萬人，一路攀升到20世紀末的600萬人，比同一時期的300萬巴勒斯坦人還多一倍。 猶太人因為二戰屠殺陰霾而相當看重「增產報國」，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長期能維持在1.8%左右，遠超過歐美水準，人口平均年齡曾僅有30歲，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組成相當常見，直到今天都還是如此，讓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望塵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過930萬，一世紀前，此地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不過8萬餘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當然也有「人數」上的壓力。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勝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斷追趕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婦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婦女則是四個。當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齡為30歲時，巴勒斯坦則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滿18。 偏偏雙方歷史傷痕並沒有因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結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有多少孩子是在迴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長。最主要原因，無非在既有土地上，「兩個世界的人口」不斷增加，然後在雙方几無緩衝地帶的現實條件下，衝突、刺激只有進一步堆疊，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這樣被倒向極端暴力行動，對方亦復如是。這就是「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來由。 倘若以、巴衝突能給台灣和中國些許警示，或在台灣人、中國人雖有本質上價值信仰的矛盾，卻尚不至出現以、巴之間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從沒住在一起」，誰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關（西藏、新疆則否）。兩地人民過去長達70餘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擔心出門聽場音樂會就被死敵綁架、機槍掃射和遊街示眾，再多的厭惡感，和眼睜睜看著自己親人血肉模糊死在懷裡，感受當是天壤之別。1949年，台灣人口從600萬增長到2300萬，中國則從5億餘激增到14億，雙邊人民日常維持「相安無事」，沒有翻個牆、拐個彎就碰上遭遇戰的壓力，如此不知幸運地避開了多少血淚，要像以、巴兩國每個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還得了。過去曾有一說：「台灣和中國之間最可貴的是那道台灣海峽」，今日以、巴衝突再又顯得這句話確實意味深遠。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雖然度假旅客經常認為Airbnb和Vrbo的租金比酒店便宜，但根據消費者權益組織Which?的發現，這通常不是事實。 Which?研究對比了數千家酒店與30萬家Airbnb和Vrbo的一房價格，調查範圍從三藩市至南港，結果顯示在50個目的地中，有38個地方的私人出租房價高於酒店平均價。研究中發現，私人出租住宿平均每晚£120，而酒店房間的價格為£101。 例如，位於希臘的聖托里尼島，Airbnb和Vrbo的一房平均租金為£203，高出酒店住宿£119的71%。這意味著，住宿酒店一周的遊客可以平均節省高達£588。 另外，於葡萄牙的Almancil鎮，遊客選擇酒店，每晚£63，比私人出租的每晚£144，節省高達£81，是研究中的第二大價格差距。而在英國Suffolk郡的美麗海濱小鎮Southwold，一晚的酒店房價平均為£155，但仍遠低於該鎮的Vrbo或Airbnb平均£223的價格，價格差距高達44%，也就是£68。 而在美國，三藩市的酒店價格差異最大，酒店每晚£53，私人出租則為£163，住宿酒店每晚可節省£36。至於在澳洲的雪梨，私人租賃的價格為每晚£121，而酒店為£87，節省£34。 Which?發現，相比於Airbnb和Vrbo，許多亞洲城市的酒店價格也相對較低。例如在香港，一房的租金平均高出酒店£45，每晚為£98，而酒店只需£53。 儘管如此，並非所有地方的酒店都比私人租賃便宜。在法國，私人租賃供應量僅次於美國，研究中的七個目的地中有五個的Airbnb和Vrbo價格低於或等同於酒店。 Which?還指出，由於疫情影響，私人出租的受歡迎程度上升，這也可能推高了價格。不過，酒店住宿在許多目的地可能比租房更划算，但酒店價格也在快速上升。 結論是，計划下一趟旅行時，不應假設酒店價格一定較高，而應在不同平台上檢查價格。對於需要更多房間和空間的大團體，私人租賃在價格上仍可能比酒店更具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