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先驱太阳报》于10月13日报道，在新维两州交界处Albury–Wodonga地区，近2000名患者接受了一名名为刘明（Liu-Ming Schmidt）的华裔医生实施或监督的结肠镜检查，而这些检查被发现存在问题，可能导致检查结果的不准确性。在对这2000名患者进行复诊后，有7人被诊断出患有肠癌。 Safer Care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18年至2022年间，由刘明实施或监督的结肠镜检查被认为存在问题，可能导致近2000名患者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刘明是一名在澳洲医疗从业者注册管理机构（AHPRA）注册为外科医生已有23年的医生，但在今年1月被禁止行医。 随后，相关部门联系了受影响的近2000名患者，对他们进行复检。Safer Care表示，他们与Albury Wodonga Health、Albury Wodonga Private Hospital和Insight Private Hospital密切合作，为受影响的患者提供了1750次临床复查、1443次专家咨询和1084次结肠镜检查的复诊。 然而，在结肠镜检查的复诊中，有7名患者被诊断出患有肠癌。虽然无法确定这些癌症是否在患者最初的肠镜检查中就能发现，还是之后发展起来的，但Safer Care表示，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次令人痛心的经历。这些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并对完全康复充满了希望。 此外，《先驱太阳报》报道称，有一些患者在最初的肠镜检查后不幸去世，但死因与检查无关。
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而邓小平的憎与习近平的爱之强烈对比，更是表现在对虽然不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但却被江青视如己出的毛远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十年过程中在政治上最为依重的三个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别是江青、李讷和毛远新。李讷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而毛远新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一直到毛泽东归西。 比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直接喊江青妈妈，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讷都已经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更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对由他自己下令复出工作，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周恩来的邓小平日渐不满，于是安排了毛远新担任他本人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联络员。 从那以后，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邓小平、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者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邓小平等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之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审判之后，毛远新被审判之前即已经听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过，老邓不会轻饶了毛远新，这家伙当了主席的联络员之后，老邓几次让他安排与毛泽东见面都被拒绝。直到二次下台邓小平都未能再单独见到毛泽东一次。 日后笔者所知道的更为准确的时间线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倒数第二次面见毛泽东。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到访的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被允许陪同。但这两次都不是邓小平单独见到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案组坐实，邓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烦，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重从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一九八六年被军事法庭以数罪并罚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队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籍的处理，以至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地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按“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被宣布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即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如此一来，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旦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后，有中国内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笔者的如上说法，说是毛远新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写关于毛主席的材料，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关节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落下终生腿部残疾。” 更劲爆的说法还有：“有人还揭发，他（毛远新）的腿其实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毛左的文章还透露说：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立、乔石三人签字同意，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新以“保外就医”的待遇，从那以后毛远新就再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无论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当年也早就透露了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都相信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讨要毛泽东稿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里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报复”，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公心”。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新恨得简直就是无以复加。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与彭丽媛设宴款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时，特别不忘安排毛泽东生前的“秘书”，当年差一点就和江青一起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玉凤作陪。也等于是给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李讷一样接受了很长时间政治审查的张玉凤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而据这个张玉凤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忆：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在落实了确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五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一文，两年多前还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标题用引号强调了这是中国内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会场上讲出的原话。 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攻罪”心有余悸，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新烈士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姓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地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两年多前，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内容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被中国内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却原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被政治整肃之后的习近平就更不用说，即使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当时的幼年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过江青和李讷等毛泽东亲属，毛泽东身边的人他唯只见过只有从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泽东和江青收养的毛远新。 当时被恩准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的习仲勋前妻所生儿子习富平有幸于1954年秋和毛远新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新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以后直到习富平和毛远新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毛远新是习家的常客，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当时尚还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新大哥简直就是满怀敬仰。羡慕极了这个远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这段经历当然也是习近平位高权重之后善待毛远新的因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他习近平厚待李讷，甚至“爱屋及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他习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邓小平憎恶的，他习近平一样要厚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平安驾驶员城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黄土坡片区，自2014年至今承载了昆明乃至云南地区大货车物流集散的工作，被不少卡友称为“云南卡车第一城”。 公开资料显示，位于嵩昆高速和汕昆高速交汇点的平安驾驶员城占地约320亩，除了大货车停车场外，平安驾驶员城内还设餐饮、住宿、汽车维修等多种类型的商户，为来往的大货车驾驶员提供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途经云南进入西藏、贵州、四川等地的大货车驾驶员几乎都到达过平安驾驶员城进行休整和补给。 今年6月8日，赤峰货车司机郝某驾驶挂车驶入平安驾驶员城后，就再也没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直到10月3日，有司机发现，郝某已经在车内死亡多日，经昆明警方调查初步排除案件可能。 如今，郝某的那辆悬挂蒙D牌照的大货车仍然停放在平安驾驶员城内。 滞留停车场3个月？ 郝某的尸体，是被一位江苏籍大货车司机王师傅发现的。王师傅于10月2日进入平安驾驶员城休整，当日下午，他经过一辆悬挂蒙D牌照的大货车时，闻到了臭味。 当时货车驾驶室车窗被遮阳板挡住，两侧玻璃也因深色玻璃膜难以看清车内情况，但王师傅还是通过缝隙看到了驾驶室内的苍蝇。10月3日，王师傅联系了停车场保安和老板后报警。 随后，昆明市呈贡区水海子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通过强光手电发现，一名男子在车内死亡，疑已有多日。 河南籍大货车司机张涛在10月3日收到了朋友发给自己的一段视频，视频为昆明某停车场内一名大货车司机死在车内多日才被发现的情况。张涛将视频发布到了自己的视频账号后，内蒙古赤峰市的一家运输公司负责人联系到张涛。经该运输公司确认，视频中死者为该公司的司机，郝某，今年41岁，和公司已经数月没有联系。 10月4日，该运输公司相关人员抵达昆明，见到了郝某的那辆红色大货车。 10月10日，该运输公司处理此事的相关负责人刘立（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警方已经对郝某的尸体进行了尸检，排除了他杀和自杀的可能，尸体已经于10月9日在当地进行了火化。 刘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停车场的监控显示，郝某是于今年6月8日驾车驶入平安驾驶员城的，此后他的大货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至今，郝某仍然欠平安驾驶员城5000余元停车费。 中国新闻周刊询问多家平安驾驶员城内商户，商户均表示，几个月间没有注意到过郝某曾长期滞留在此的情况。 刘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警方的调查中，平安驾驶员城内一个餐饮企业老板表示，9月初郝某曾来过自己店内就餐，但并未与郝某有过更多交流。 河北籍驾驶员军哥，常年跑云南、贵州、西藏的线路送货，他曾在9月13日进入平安驾驶员城，因为车辆出现故障，在平安驾驶员城修车4天。巧合的是，军哥的车就停在郝某的红色货车旁边。 “4天内，那个车一动不动，也没有司机上下车，我以为司机是去住店了，忙着修车也就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间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军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张涛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大货车在停车场长期“趴窝”，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长期找不到货源，所以没有活计可做；另外一种则是，司机将车辆放置在此处，临时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 但军哥表示，大量的车会经过平安驾驶员城前往西藏、贵州等地，这条线路上的运货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运费不高，但很少出现一连几周甚至几个月找不到货的可能。 至于住店休息，军哥表示，由于近年来油价上涨、运费降低，货车司机一般来说舍不得那几十元钱的旅馆钱，基本上都是在货车内睡觉，只有非常疲惫或身体出现不适时，才会选择花钱住店。而平安驾驶员城内提供驾驶员住宿的旅店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郝某并没有入住的登记记录。 “回过头想，几乎没有货车司机会一连4天住店，我当时确实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军哥说。 刘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郝某此前也是跑西藏、云南的线路，军哥表示，常跑这几条线的司机大家或多或少都脸熟，要么是认识人，要么是认识车。“但对于郝某的车和人，我却完全没有印象。” 采访中，刘立提到，郝某此前在西藏运货时曾经认识一个老板，那位老板如今把生意转到了昆明，郝某是否前来昆明寻找那位老板谋生，尚未可知。 关于郝某的死因，10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昆明市呈贡区水海子派出所，接线民警表示，自己不便透露案件相关内容。 刘立介绍称，郝某此前身体有一些基础性疾病，这或许是造成他在货车内意外离世的原因。 “失联”的郝某 郝某的大货车，是他自己于2017年购买的，2020年经担保人介绍，他将车辆卖给了刘立所在的公司，当时的价格为28万元人民币。 随后公司通过以租代购的形式，将货车作价25万元，又反租给了郝某，根据合同，郝某每个月应向公司还款13200元。 刘立回忆，自从和公司签订合同至今，郝某按月足额还款的月份仅有2个月，此外的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不按期还款，要么是只能还上三四千元。 刘立介绍称，自己公司是个私营小型运输公司，司机大部分都是本地同乡，这些年来行业不景气，大货车司机的生活确实困难，所以从公司来说很少用力追缴司机们的欠款。 “到日子了，队长会打电话提醒一下，真的交不上，我们也就先算了，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刘立说。 今年3月3日，公司收到最后一笔郝某的还款后，郝某就再也没有向公司账户打过一分钱，到了8月份，公司甚至完全联系不上郝某。 “当时公司还是没多想，就觉得郝某应该是实在没钱还了，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索性就躲了。”刘立说。 按照法律要求，每辆运行行驶的大货车都要安装北斗定位系统，一方面可以监测司机是否疲劳驾驶，一方面可以定位司机的位置。但是北斗系统是需要驾驶员自己按年度续费，郝某的北斗系统就是因为没有按时续费，所以公司失去了对于郝某和货车位置的监控。 按照通常的情况，一辆大货车如果“趴窝”时间太久，是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定位并且及时处理的，按照公司合同计算的情况，如今郝某仍然欠公司13万余元的款项。 在郝某死亡后，刘立代表公司抵达昆明处理后续问题时，曾遇到郝某的姐姐。 郝某今年41岁，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他曾经有过家庭，和前妻育有一女，女儿约14岁，但在孩子出生后不久，郝某便和妻子离婚，至今独自生活。 “公司联系不上他就算了，怎么家里人也不联系他？”刘立曾质问郝某的姐姐，但没有得到答复 张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大货车司机中离异的情况不在少数，自己和郝某一样，也是自己一个人上路，一个人生活，平日家里几乎不与自己联系。 但因为跑车送货，张涛认识了不少同行客户，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每日互相都会联系。自己车队的队友，如果1个小时之内没有呼应，大家都会相互打电话联系，“开卡车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张涛说。 郝某意外去世后，诸多的短视频中，郝某只是卡友们口中那位“在昆明死亡了数十日没人发现的司机”。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卡友为他燃起香烟送行，有卡友为他落泪唏嘘，有卡友因他死去而感慨自己的职业难做。 生活拮据的“失信人” 郝某的身份信息显示，他的居住地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大三家村。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询问该村民证实，郝某确为该村居民，在昆明意外离世的事情，村中已经得到消息。 之前有媒体报道提到郝某家中仅剩一名老父亲，但该村民称郝某的父亲已经不在世，家中仅剩老母亲和两个已经出嫁了的姐姐。 和郝某同岁的村民宋先生，是郝某的同乡，也是郝某的同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多年没有在村里见过郝某，前些年买车的时候偶然碰到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宋先生表示，郝某生活拮据，此前的很长时间都靠跑车为生，欠了身边不少人的钱，家人朋友和他平日也不常联系。“上学的时候他叫另外一个名字，后来改名了，上学时性格挺好，朋友也不少。这些年和大家联系得虽然不多，但没听说过他染上过赌博等不良习惯。”宋先生说。 “现在村中都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他母亲岁数也很大了，以后的生活可能会成问题，村里的传统是老人的养老都要靠儿子。”宋先生说。 另一名郝某的同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郝某的货车是此前和亲戚共同出资购买的，但后来亲戚因故撤资。 根据最高法院下设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在2016至2020年间，郝某曾多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及金额从1万余元至6万余元不等，至今郝某仍在限制消费人员名单上。检索《内蒙古法制报》此前刊登的法院公告信息中，也可以看到郝某此前因各类借贷产生纠纷的民事判决书。 “到昆明这些天，昆明一直在下雨，郝某的大货车就一直那么停在平安驾驶员城里，我心里很不好受。”刘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表示，近日将配合警方与郝某家属将事情处理完，把车子洗刷干净后开回内蒙古。 “这一次的事情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未来车辆定位必须通畅，司机和货车出现任何情况，公司必须第一时间协助处理，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生命没法补救。”刘立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很久没有听到“罢工”这个词了。 在我的印象中，“罢工”这个词，只应该出现在历史书中，只会出现在水深火热的西方社会和旧社会，那是工人阶级对抗资本家的武器。 没想到它会出现在当下，更没想到它会和“公职人员”挂钩，而且还是集体罢工。 10月11日，一张挂在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xí）县分局门口的横幅相片在网络上热传，横幅上赫然写着：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集体罢工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这一幕可有点意思了。 按理说，“体制内”的“铁饭碗”，是多少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争抢的稀缺资源。考公这么费劲，好好的铁饭碗，说不要就不要了？ 就连普通的公司，你见过几个集体罢工的，何况是政府部门？到底是什么过不去的坎，逼得公职人员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维权？ 有不少网友分析：这几年地方财政紧张，很多地方的在编人员欠薪非常严重。这些人之所以罢工，最大的可能就是欠薪。 有网友猜测，这31人是不是政府外聘编外人员，现在不需要那么多职工，就把他们解聘，导致不满？ 还有网友推测，不是发不出工资，而可能是没能及时涨工资。 你说他们没钱吧，隰县分局盖得富丽堂皇，5层半的大楼，每层约20个房间；31个员工罢工，加上领导，隰县分局就算40个人，每个人平均两间办公室以上。这也不像缺钱的样子啊！ 你说他们有钱吧，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隰县财政收入仅为1.2亿元，而支出却达到了11.8亿元。发不出工资，也不是不能理解。 到底怎么回事，记者致电隰县生态环境分局、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政府办，要么不清楚具体情况，要么说刷到了图片、领导在研究。 10月11日，隰县宣传部一工作人员介绍，“县上正在开会研究，具体情况得开完会后(才能知晓)。” 然后他又补充道，上午就已经在开会讨论了，“有关情况将在隰县融媒上发布官方通报。” 10月12日，九派新闻联系到了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流传的图片是PS的，不存在集体罢工。 此外再无更多消息。 原来，开会讨论了一天，真相居然是这个。 网友设想了各种可能，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 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真是妙招，属于釜底抽薪了这是。 妙是妙，只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不是说没有PS的可能，只是，都不存在集体罢工现象，那么开会讨论的是啥啊？图片是PS的，这件事还需要开会讨论吗？不是到门口瞄一眼就能知道的事吗？ 而且，如果是PS的，那是谁PS的？如此造谣抹黑官方形象的行为，难道不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吗？PS的人还能逍遥法外吗？ 但官方都这么回应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只能信了。 只是我很好奇，到底是谁P的图，能P那么真切，好想跟他学习PS技术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7日突袭以色列，规模、时机、地点、手段皆震惊全球，美国尤其。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二方面，至2020年统计，犹太裔人口已约占美国的2.4%，不只人口数达750万，他们更透过商业、媒体、政治和学术，相当程度反过来形塑了今日美国（一般多认为是正面的）。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老弱妇孺遭哈玛斯的野蛮攻击自然非常愤慨。 哈玛斯的恐怖行径并非一天两天，除了极端反犹太主义，很难有人会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但论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锋，美国民间、学界确实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当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东耶路撒冷大规模建造新住房，并不断透过武力扩展“犹太人定居点”，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凯瑞都曾将中东和谈裹足不前，归咎以色列“对土地胃口的不满足”。而那段期间，也曾发生哈玛斯（又是哈玛斯）公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青少年，还表现出非让以色列彻底消失的态度，以色列同样是以空袭回敬。今天的冲突画面，仿佛一路以来双方争斗的增强版。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到2014年定居点冲突，兼及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不为文明世界接受的种种暴力，两方人民恩怨已是纠缠不清，而美国方面无论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玛斯），其实是心知肚明，要以、巴两方共存在毫无有效屏障的紧邻土地（加萨边境六英里内的以色列社区小学、医院和民宅都在哈马斯火箭射程范围），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难度。不只宗教，举凡一个人出生后的家庭教养、价值观到生而为人的目的，他们简直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进而过去才有“看到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感叹，因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部分孩子就这样长成了哈玛斯。 根据1922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约75万，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犹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托管地之前，当地人口已增长到近180万，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变化，穆斯林降至60%，犹太教（人）则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后，犹太人在大规模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和高出生率下，让以色列建国从一开始的130万人，一路攀升到20世纪末的600万人，比同一时期的300万巴勒斯坦人还多一倍。 犹太人因为二战屠杀阴霾而相当看重“增产报国”，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长期能维持在1.8%左右，远超过欧美水准，人口平均年龄曾仅有30岁，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组成相当常见，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让大多数已开发国家望尘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过930万，一世纪前，此地犹太人（信仰犹太教）不过8万馀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当然也有“人数”上的压力。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胜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断追赶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妇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妇女则是四个。当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龄为30岁时，巴勒斯坦则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满18。 偏偏双方历史伤痕并没有因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结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有多少孩子是在回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长。最主要原因，无非在既有土地上，“两个世界的人口”不断增加，然后在双方几无缓冲地带的现实条件下，冲突、刺激只有进一步堆叠，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这样被倒向极端暴力行动，对方亦复如是。这就是“两方人口愈成长，和平愈无望”的来由。 倘若以、巴冲突能给台湾和中国些许警示，或在台湾人、中国人虽有本质上价值信仰的矛盾，却尚不至出现以、巴之间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从没住在一起”，谁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关（西藏、新疆则否）。两地人民过去长达70馀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担心出门听场音乐会就被死敌绑架、机枪扫射和游街示众，再多的厌恶感，和眼睁睁看著自己亲人血肉模糊死在怀里，感受当是天壤之别。1949年，台湾人口从600万增长到2300万，中国则从5亿馀激增到14亿，双边人民日常维持“相安无事”，没有翻个墙、拐个弯就碰上遭遇战的压力，如此不知幸运地避开了多少血泪，要像以、巴两国每个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还得了。过去曾有一说：“台湾和中国之间最可贵的是那道台湾海峡”，今日以、巴冲突再又显得这句话确实意味深远。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虽然度假旅客经常认为Airbnb和Vrbo的租金比酒店便宜，但根据消费者权益组织Which?的发现，这通常不是事实。 Which?研究对比了数千家酒店与30万家Airbnb和Vrbo的一房价格，调查范围从三藩市至南港，结果显示在50个目的地中，有38个地方的私人出租房价高于酒店平均价。研究中发现，私人出租住宿平均每晚£120，而酒店房间的价格为£101。 例如，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Airbnb和Vrbo的一房平均租金为£203，高出酒店住宿£119的71%。这意味著，住宿酒店一周的游客可以平均节省高达£588。 另外，于葡萄牙的Almancil镇，游客选择酒店，每晚£63，比私人出租的每晚£144，节省高达£81，是研究中的第二大价格差距。而在英国Suffolk郡的美丽海滨小镇Southwold，一晚的酒店房价平均为£155，但仍远低于该镇的Vrbo或Airbnb平均£223的价格，价格差距高达44%，也就是£68。 而在美国，三藩市的酒店价格差异最大，酒店每晚£53，私人出租则为£163，住宿酒店每晚可节省£36。至于在澳洲的雪梨，私人租赁的价格为每晚£121，而酒店为£87，节省£34。 Which?发现，相比于Airbnb和Vrbo，许多亚洲城市的酒店价格也相对较低。例如在香港，一房的租金平均高出酒店£45，每晚为£98，而酒店只需£53。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地方的酒店都比私人租赁便宜。在法国，私人租赁供应量仅次于美国，研究中的七个目的地中有五个的Airbnb和Vrbo价格低于或等同于酒店。 Which?还指出，由于疫情影响，私人出租的受欢迎程度上升，这也可能推高了价格。不过，酒店住宿在许多目的地可能比租房更划算，但酒店价格也在快速上升。 结论是，计划下一趟旅行时，不应假设酒店价格一定较高，而应在不同平台上检查价格。对于需要更多房间和空间的大团体，私人租赁在价格上仍可能比酒店更具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