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聊的「3年掙102萬」外賣小哥，據深藍財經報，被同行打了。詞條里少有同情，更多是說他「吧唧嘴被打，活該。」 注意，他那並不能叫吧唧嘴，這一點可千萬別搞錯了。 網路圖片 所謂「吧唧嘴」，是吃好東西發出聒噪、令人心煩的聲音，或是囂張的炫耀。而吃紅薯窩窩頭，還發出同樣的聲音，豈能也叫吧唧嘴？ 那明顯屬於欺騙。 兩者之間區別很大，真正的吧唧嘴無非就是噁心人，難道你因為別人噁心就要打別人？全世界也沒有這樣的道理。 如上面那種唱紅薯窩窩頭幸福感的行為，卻大有貽誤的心思在內了。 甚至他還繼續發聲，說是平台有限制，否則自己能掙更多，只要足夠辛勤，3年不止102萬。 你貽誤別人，把別人說得全去送外賣，既欺騙式的害了他人，又內卷了同行，增加了他們的壓力。 鼓勵祥子努力拉車，以供自己吃喝玩樂的，被打真的不奇怪，尤其是在祥子們幾乎到了努力拉車也窘迫的時候。 網路圖片 有人曝料說他根本不是靠送外賣掙錢，他們一伙人是賣電瓶車的，把人拉去跑外賣就能賺到「邀請獎」。 一些其他外賣員也發出質疑，稱自己累死累活一天12個小時，不過兩三百塊錢，而他每天賺1000塊這可能嗎？這種事為什麼沒有闢謠，反而幫他宣傳？ 這種問法就問到了關鍵上，為什麼要幫他宣傳？ 送外賣3年掙了102萬這個事情，所折射的最重要兩個問題，一是如此離譜的話題竟然有人信了，竟然真的能吸引到一大批人踴躍外賣行業。二是如此離譜的話題，竟然有媒體真的去報道（100多家），甚至還找了「專家」背書。 只能說，這兩問題相輔相成。正是我們經常看一些無聊且毫無邏輯、明顯扯淡的內容，才導致我們在慢慢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送外賣3年掙102萬這個話題我在上一篇中隨便分析一下就得出不可能的結果，那不需要任何專業知識，而僅僅具備小學數學能力和日常生活常識即可。 這能力，可以說但凡是個人都具備，那為什麼一大片分不出真假？ 因為那些人根本沒有思考過「這存在虛假性」，他們本能的認為一切「好消息」都為真。事實上，如果我們有些媒體稍微去說說不好的東西，尤其涉及到國外，他們懷疑的本能就立馬暴漲200%了。 反之，一些質疑送外賣3年掙102萬的人，還要被他們罵「躺廢們妖言惑眾」、「自己不上進，只會懷疑別人」。 這是慢慢養成的思維，屬於「慢性病」。 比指鹿為馬更令人頹唐的，是人們竟不知道那是指鹿為馬。他們毫不猶豫，已然認為那根本便是鹿。只存在其中一小部分，看過馬兒的雄姿，知道這只是一頭鹿。可他們張張嘴，卻無力反駁。除非開始逃命的時候，你給了他們一頭鹿，硬指那是馬，他們才終於抗拒起來。 因為那種時候，你已然不是在指鹿為馬，而是在斷他人的後路。 被打的外賣員也是，他的行為無疑會讓一大群從不思考的人趨之若鶩。而內卷的增加，則只會讓外賣平台咧開嘴去笑，讓原本真正務實且辛苦的外賣員想哭。 我們很清楚，內卷真正帶走的是哪一個群體的利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上面介紹的是「不全飢餓」的情況。如前所述，在大饑荒期間，部分地區的中國農民處於間斷性「完全飢餓」狀態。「完全飢餓」可分為「飲水全飢餓」和「不飲水全飢餓」，前一種完全飢餓可以喝到水。大饑荒年代的農民都是屬於「飲水全飢餓」。 飲水全飢餓的整個過程通常可分為三期：1，興奮期，約3到4天；2，抑制期，約35-40天；3，麻痹期，約2-3天。 興奮期以消耗機體內儲存的糖原為主；糖原消耗殆盡，就轉為以分解脂肪為主。機體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獲得；到末期時，由於脂肪消耗殆盡，同時代謝調節機能發生了深刻的障礙，組織蛋白質急劇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個時期也可稱為：1，最初適應期；2，最大適應期；3，瀕死前障礙期。 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水腫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發生水鹽喪失。到了後期，當血漿蛋白減少、血液膠體滲透壓降低時可以出現水腫。但它並不是普遍出現的癥狀。 完全飢餓的臟器形態改變沒有不全飢餓明顯，尤其是心臟一般並不萎縮。就各器官的重量喪失程度而言，心臟重量減少得最慢。但是心臟的收縮力的減小與其重量的減輕並不成比例。心臟的重量雖然減少得慢，但心力衰竭並不慢，因為心力還與糖的供應有關。所以，相當多的飢餓者死於心力衰竭。完全飢餓100天時，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腎消耗了25.9%，皮膚消耗了20.6%，腸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經系統消耗了3.9%，心臟消耗了3.6%。最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飢餓相比，完全飢餓時往往體重喪失更多，達40%-50%或50%以上時才死亡。 人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飢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讀者在本書上篇中已經看到，在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期間，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大饑荒發生期間，由於餓死人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級政府極力隱瞞和縮小人口死亡數字，沒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資料。再加上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較混亂，很難用公布的人口數據推算。所以，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一種估計，而各種估計之間相差很大。我在這裡先介紹中外學者的估計，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一章數字計算很多，讀者在讀這一章時必須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最好手拿計算器，一邊看，一邊算，否則一頭霧水。 一、用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結果 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報送的，其根據是戶口登記。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從人口統計數據上看，說是三年大饑荒，實際上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由於饑荒以後的恢復性增長，出生率高於正常的狀態。所以，本書對全國數據的分析計算中，從1958年算起。個別省份的起止年份，視其情況而定。 中國官方對大饑荒期間餓死人的問題諱莫如深。據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由於死亡人口過多，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各省的人口統計數字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的人口數只能五個人看：省委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在這以後，沒有公布人口數字。從生產隊到公社到縣，都儘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少報餓死人口不僅可以減小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還可以領取這些已死的人的口糧，這種「吃空額」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布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1000萬（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萬。這個數字是不是人造的？為此我訪問了公安大學的張慶五教授。張教授從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從事人口統計工作，1986年以後才到公安大學任教。他說，1984年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都來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報。有總戶數、總人口、男、女、城市人口、鄉村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數、遷入數。公安部的數字是各省公安廳所上來的，各省公安廳是各縣公安局上報的。而縣的數字是由公社、大隊、小隊逐級上報的。下面報多少，就寫多少，除了明顯的技術錯誤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對下面來的數據不加改動。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就是根據各省報上來的數字彙總的，沒有進行加工。由於基層幹部怕死人多擔政治責任，不願多報死人數。再加上一個人一份口糧，死一個人口糧就減少一份。所以死亡數是偏小的。在生產隊里並沒有真正的人口統計，大隊要數字，小隊的幾個幹部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會計記錄下來就上報。小隊的總人口是與糧食供應相關的，和出生、死亡數比，相對準確一些。 1983年還公布了歷年的人口總數、死亡率、出生率。詳見表23-1。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說某年餓死多少人，除了當年的死亡率、當年的總人口（由於年初和年終人口數不同，計算時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則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計算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時，有些學者將1957年的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計算的時候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1、由於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計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後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沒有 「大躍進」，1957年和1964年間的人口趨勢是連續的。在這期間，死亡率趨勢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其間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應分布在這條線上。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據。 3、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820多萬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數字，我們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實際死亡率。當年的實際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當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324×（11.98-10.47）‰＝98.6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74.4萬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97.94萬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94萬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 此外，在三年大饑荒期間，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大批婦女閉經和子宮脫垂，男子精子減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飢餓使得夫妻生活減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從三年大饑荒的實際情況來看，飢餓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勝於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很少餓死人，但有約14萬正常年景下應當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實際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饑荒少出生的人口數。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為：65324×（35.10-29.22）‰＝385.4萬人。同樣可以計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為687.3萬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為949.9萬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為1127.8萬人。大饑荒期間共少出生人口3150萬人。 也就是說，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由於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1619.9＋3150）萬人，即4770多萬人。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計算三年大饑荒造成全國總人口的減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長率，我們採用計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辦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長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總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底應當有多少人口。而由於大饑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萬人。應有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額，就是大饑荒造成總人口的減少。 我採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兩個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長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萬人為基數，按這個自然增長率，1961年底應有人口為71192萬人。所以，三年大饑荒使全國總人口減少（71192-65859）萬人，即5333萬人。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兩部分。 為什麼用後一種計算辦法得出的總人口減少比分年度計算出來的要多563萬？這是因為，第一，在分年度計算時，由於上一年的影響，1959年、1960年、1961年總人口比正常年景少，總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也就少了。第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總人口的自然增長數和按自然增長率算出來的人口增長數對不上。 以上兩種計算中，都用了總人口數和自然變動數，把原來人口統計中的誤差轉移過來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條形圖的形式直觀地表現某一年人口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的組合圖形。它以縱軸表示年齡，橫軸表示人口數量或比重。橫軸的左邊表示男性人口，橫軸的右邊表示女性人口。年齡最小的放在底層，然後逐一將相鄰各年齡組向上疊加。中國三次人口普查都繪出了人口金字塔圖。從圖23-1中可以看出，在與大饑荒相應的年齡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數據)為例，廣東8.43‰，雲南卻高達16.29‰，而全國平均水平為10.8‰。不考慮地區差別，用統一的標準估計中國全國的情況，必然存在較大誤差。前面我們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了計算，現在，我們用各省數據進行計算。 各省的數據來自《中國人口》這一套書。《中國人口》每省一分冊，包括香港和澳門，共32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冊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1986年以後陸續出版。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我從除了西藏、台灣的28本書中，將各省、市、自治區的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數據抄錄如表23-2。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根據表23-2中的數據，採用本章前面的辦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後三年（1963，1965，1966）的算術平均數。計算結果如表23-3。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由表23-3計算結果可知，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了5318萬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各省的死亡率數據基本上是以官方統計為基礎的。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人們有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少省份對數進行了一些修正。應當比原有的統計數更接近實際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餓死人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有些省份用這些數據計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據，比調查者的數字偏小。例如，中監委李堅當年到安徽調查的估計是，非正常死亡是300萬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回京後對李堅說，安徽餓死500萬人（見本書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計算的結果只有226萬人。薄一波對趙健民說山東餓死300萬人，這裡計算的結果只有184.43萬人。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認為，四川省餓死1200萬人，上表中只有787萬人。《福建黨史月刊》2001年第1期載文認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萬人數為22萬人，少出生65萬人，該文是用省公安廳的數字計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萬人。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當年在省里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幹部，如果八十年代還在該省或在中央擔任要職，他有可能干預這些省份的死亡數據，以減輕其歷史責任。我在調查中發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用各省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雖然比國家統計局的數要接近實際一些，但還是一個比實際情況縮小了的數據。 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著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此圖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三、國外人口學家的研究結果 國外學者對中國大饑荒引起的人口減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種種不同的數字。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科爾認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傑勒德•卡羅特認為，1958-1963年有2700萬人過量死亡，有2900萬嬰兒沒有出生，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重新估算，認為在1960年，死亡人口為4090萬。 國外學者在研究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時，首先用人口學的方法，對《中國統計年鑒》上的人口數據進行修正。 《中國統計年鑒》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的，具體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處（戶政處）提供的。戶政處有關人口的數字是省公安廳和縣公安局逐級報上來的。據當年在公安部戶政處工作的張慶五和王維志向本書作者介紹，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他們不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上報的數字就不太準確。當時生產隊人口報表上有總人口，出生數，死亡數，遷出、遷入數。總人口是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顧的：生產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所以，按糧、油、布的供應人口統計的總人口數相對準確一些，但死人過多的年份總人口有多報的情況。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據上述三個數字計算出來的。考慮人口調出和調入以後，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減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是，各省報上來的這兩個數字彙總後卻有不小的差別。見表23-4。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統計年鑒》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數漏報。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人口漏報較多。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他的仕途。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王維志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裡、省里以後，上面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這就造成自然增長人口（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高於總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資源統計的，相對準確一些）的增長。 鑒於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不準確，人口學家則採用人口學的方法來修正。 相對於年度人口數據（即戶籍數）而言，人口普查數據要準確得多。中國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項目較少，主要調查年齡、姓別、民族等基本特徵。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成為九項。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比前兩次規模更大，普查項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之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結果。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有了幾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調查數據，人口學家們就採用人口學的方法，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修正。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國際著名的人口學家。據李成瑞和她接觸時的印象，這位學者沒有政治偏見，對中國比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調查的數據，重新對出生率進行估計。並用人口普查數據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總趨勢。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對估計中國三年大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基礎數據。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對中國人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書上。他依據我國計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樣調查資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重估歷年出生率。再根據他推算出來的歷年出生人數，減去實際存活人口，重新估計了死亡率。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Calot）（又譯傑.卡羅特）也用他自己的辦法重新修訂了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現將幾位人口學家對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訂結果列如表23-5。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學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數，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計算辦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數作為起始點，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數為另一點。如果不發生三年大饑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連續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這兩個點的連線上。為簡單起見，取這兩個點的平均數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數據計算：正常死亡率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減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後的總人口數字，見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為300.1萬人，1959年為386.8萬人，1960年為1833.5萬人，1961年為456.7萬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87.1萬人。 同樣辦法，計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萬，1959年為803.4萬，1960年為921.33萬，1961年為1195.1萬。四年共少出生人口總數為3119.5萬人。 用班久蒂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期間中國人口減少總數為（2987.1＋3119.5）萬人，即6106.6萬人。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用同樣的辦法，根據科爾修訂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6.2‰，正常出生率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爾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科爾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計算出這幾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463萬人；1960年為1468萬人，1961年為278萬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81萬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萬人，同樣可以算出1959年為776.3萬人，1960年為974.9萬人，1961年為1155.8萬人。四年少出生人口為3068.3萬人。 用科爾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總影響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萬人。 用卡洛修訂後出出率和死亡率，計算出他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訂的總人口數(以1954年底總人口60266萬為基數)。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依據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總人口為基數，用卡洛的自然增長率，計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結果是，正常死亡率為15.96‰，正常出生率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1958年為130.3萬，1959年214.0萬，1960年1632.8萬，1961年721.4萬，1962年為152.4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1958年為237.8萬，1959年834.5萬，1960年936.2萬，1961年1184.1萬，1962年為5.25萬）。 用卡洛修訂的數據計算，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總影響為上述兩項加，即6048.8萬人。 現將依據三位國外學者的的修訂數據計算的結果列下表。 中國大饑荒年代示意圖（圖片來源：網路） （未完待續）
早晨醒來，驚聞方流芳老師逝世。 網路圖片 可能很多人並不是很了解方老師。不過，在我心中，和江平老師一樣，方老師也是一位很有風骨、很受尊敬的法律學者。 在這裡，摘抄去年8月以來他在微博上發表的一些言論。透過這些言論，我們大致可以看到方老師是怎樣一個人。 網路圖片 2023.8.7 暑假期間，世界各地的華人攜子女去哈佛觀光，早已是一道風景線。看看哈佛銅像的靴子被撫摸得有多光亮，大致可以計算出每天來訪的中國遊客。不過，那裡從不需要預約，出入哈佛學院的Johnson Gate永遠開放，無人看守 ——這也許是公立和私立的區別之一吧。 2023.8.8 法治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須受自己制定的規則約束，而任何規則的合憲性又都是普通人在法庭上可以爭辯的問題。走不出這一步，很難啟動運動之治到法治的轉變。 2023.8.10 清查醫藥腐敗，舉國歡呼。如果不是等到積弊成山、深固難徙的時候，再出手撼動，百分之九十的損失都可以避免——即使豁免醫療事故的賠償責任，一元回扣，給國家和個人造成十元直接經濟損失是不會誇張的——放任不僅是人禍之源，而且把人禍的危害放大了若干倍。 2023.8.16 中國要整治醫療腐敗，起點就是：官員與平民就醫機會平等；中藥與西藥按同一臨床標準評估、統一招標和投標；主治醫生的收入、待遇至少與處級官員持平。 2023.8.29 在電視新聞看到了大批從緬北營救回國的被裹挾者，詐騙的手法好像就是一個改良版的「賣豬仔」。這些同胞在何種程度受騙、受裹挾，他們在參與詐騙的過程中，有過痛苦的內心掙扎，還是腦子已經被「想贏就要拼」、「心狠才能發」之類的口號格式化了？ 口號是一種強力洗腦劑，人們會從口號中發現屈服、適應羞辱、告密、檢舉親屬、殺熟和虐待他人的正當性——「活下去比什麼道理都強」。口號讓人放棄思考，用苟活代替倫理，這是很可怕的墮落。回顧華人移民史，凡是華人移民始祖所到之地——馬尼拉、巴達維、加里曼丹、古巴、洛杉磯、緬甸、泰國、越南——幾乎都發生過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2023.9.1 援外項目往往是腐敗高發區，而且追查難度極大；會計、審計規則的差異，外交政治主導的債務豁免，「不可抗力」以及保險理賠信息不公開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沒有人能看明白援外財務是否合規。 2023.9.2 缺乏批判思維，主要原因是缺乏表達自由。由此產生兩種人格： 其一，杠精，也就是所謂「反駁型人格」。他們最初聽到那些讓自己反感的、來自「權威」的話，即使罵在心裡，臉上還在裝笑、點頭，還在一本正經記筆記。久而久之，假裝順應的身體語言就會弄假成真，讓人放棄思維和表達。但是，一旦進入說話「無後顧之憂」的場景，長期壓抑的抬杠本能就被激活了，杠精的語言特點是反問句主打，沒有敘事、不講邏輯，一個反問句戛然而止——他們似乎是在通過抬杠補償自己的人生損失。 其二，「歌德」。文革期間，不少人熱淚盈眶地呼喊口號，跺腳、踢腿、揮臂、唾沫飛濺，那都是「歌德」荷爾蒙驟然上升的表徵。其實，這與在古代的唱和、磕頭、山呼「吾皇萬歲」都是一個路數。「歌德」的深層結構是站隊思維，在「好得很」還是「好個屁」之間選邊站隊。 思維和表達都是能量，一旦受到壓制，能量催生「反駁型人格」和「歌德」精神的潛移默化的力量也就不奇怪了。 2023.9.2 體面的大學都非常珍惜自己不可複製的財產——傳統、聲譽，那裡的錄取名額供不應求是一個不可改變而令人不快的現實，儘管如此，它們也決不會通過「橫向聯合」、「品牌特許經營」等方式進行擴張。大學畢竟不是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君悅酒店之類可以通過品牌特許經營而賺取快錢並滿足市場需求的行業。 2023.9.21 如今，網路上針對知識分子的語言暴力、仇恨言論已超過文革。「叫獸」、「專家」、「公知」已成一種公開的污名化。即使在文革期間，「臭老九」也不是一個公開的稱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人們心有不滿，不滿需要宣洩，而把一盤散沙的知識分子作為宣洩對象是不會有任何風險的。 2023.10.4 許家印雄辯地證明了博主20多年前講課提出的一個命題：成為債務人是一種強大的優勢，它代表了債務人轉移風險和綁架債權人的能力，這是從法律本身永遠無法得到解釋的能力。法律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2023.10.6 （「搞科研」）每年都有億萬資金用來「搞科研」。人文社科類的「科研」與命題作文一模一樣，出錢的人定下題目，成百上千有志之士蜂擁投標，證明自己是命題作文的最佳寫手。這種「成果」能否區分優劣，姑且存疑，出錢的人若捂住口袋，等「成果」面世，有讀者、有影響之後再獎賞，也比事先付款訂購命題作文稍微靠譜一些——古往今來，世界上沒有一篇傳世之作是贊助人事先付款「搞」成的，以後也不會有。 房地產買賣與抵押貸款，現有合同紕漏百出，也不知是否通過招投標渠道選定。如果政府拿出一百萬「科研經費」，讓有能力草擬合同的律師競標，雖然也會有種種弊端，但比事先付款定購命題作文肯定要合算一些。 2023.10.9 在「淘寶」搜索一下，還能找到一些有關恆大的書籍，如：「恆大傳奇：解密許家印」，張守剛著，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恆大之騰飛」，方誌遠著，廣東經濟出版社；恆大許家印：苦難是我的財富，郭弘文、徐亞輝著，台海出版社；許家印，內部講話，孫琦著，新世界出版社….，想到這些書很快會成為禁書，就像許家印的名字會從校友名單剔除一樣，忍不住下單買了幾本。儘管這些書籍都是自我吹噓或肉麻吹捧，但還是保留了獨一無二的、不可複製的信息，任其隨著人事消亡而湮沒是一個會讓人惋惜的損失。 2023.10.9 許家印是一個熱衷政治、欣賞個人崇拜的企業家，與中國公司始祖的趣味迥然有異。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移民在東南亞創建「蘭芳公司」、「大港公司」、「義興公司」、「十三條公司」、「義福公司」…..，都是民間力量的聚集，它們總是遠離殖民當局，而它們一旦與殖民當局合流之日，就是末日來臨之際。 為什麼政治和商業總是纏繞在一起？為什麼商業公司的發展走不出「官商合流」這樣一條「西風瘦馬」的千年故道？儘快我並不贊同「一刀切」、一個模式的「政企分開」，但「政企分開」的話語至少可以成為一個研究的支點。 可是，「政企分開」流行一陣之後，如今又有許老闆的一句擲地有聲的大實話「恆大的一切都是D給的」，實際上這話不過是「雨露雷霆，皆為天恩」的翻版而已，但確實生動。 2023.10.9 現有的商品房預售合同將購房者置於任人擺布的地位，購房、面積計算、貸款、物業管理在交房前都由賣方單獨決定，購房者無從發聲。連法律服務也是單方的，購房者個人處於單獨或聯合都無法聘請法律顧問的狀態。沒有什麼比這種名為「合同」的單元房買賣更為冷酷、露骨的綁架了。 2023.10.10 在「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有一種生存本能：每當一個與自己沾邊的人被「打倒」之後，同事、鄉鄰、同學立刻與他「劃清界限」（摘清自己）、「反戈一擊」（選邊站隊）；對倒下的人不踩一腳、不啐口水，絕對屬於季羨林所說的在「公有制單位」很難找到的義人。許家印「博導」、教授、「傑出校友」落馬之後的遭遇再次證明了以上現實。教育校友知恩圖報，宣傳「一生一世F大人」，言說者自己都不信。 2023.10.11 王立軍、賴小民、許家印……「教授」、”博導”群前赴後繼，究竟傳遞了什麼信息？ 文革之前，再不顧體面的大學也不會把一個官員、一個商人聘為教授，再貪圖虛榮的官員、商人也不會欣然接受「教授」頭銜（那時沒有「博導」）。如今，跨界「教授」、「博導」層出不窮，而院士卻被禁止發表跨界「學術觀點」，如此矛盾的政策又意味著什麼？ 倘若還有王國維、陳寅恪、顧炎武這樣難以割捨傳統的「遺民」在世，他們會有何回應？ 2023.10.12 如果哪個高校能寫出一份中、英文雙語的教授聘用合同，把包括「末位淘汰」、「不當言論」之類的懲治措施說明白，那一定是大學治理的一個奇蹟。可以斷言：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奇蹟不會發生。 現在的大學管理者，多為文革後期的紅小兵，該讀書的時候，他們都在寫大字報、寫「小評論」，稍有出息就開始抄襲，抄襲成名就充當「筆杆子」了。紅小兵比紅衛兵的靈魂更為空虛。 2023.10.14 讀完「恆大許家印」和「許家印內部講話」，發現兩本書都是同樣的體例，每章開頭都是用長方形框摘出一段許家印語錄，然後，圍繞語錄展開詮釋，而詮釋沒有一丁點兒推理、分析、建構、解構，都是宣揚語錄帶來奇蹟、用個案證明「精神變成物質」的道理，與最粗糙的見證神跡的聖經解讀是一個套路。許家印1958年出生在一個無神論國家，讀小學就開始了文革，當時的小學課本絕對排除了宗教影響。那麼，這樣的文體、寫作套路來自哪裡？我以為，還是來自牽動億萬人說話、寫作習慣的「活學活用」文體。 從1969-76年，「活學活用」文體曾經是最為流行的範文，如：「用MZD思想指導針灸」、「用MZD思想指引養豬」、「用MZD思想戰勝棉鈴蟲」、「用MZD思想指導計劃生育」等等，都曾經耳熟能詳。語錄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最後又帶來立竿見影的「物質」改變——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都在重複同樣的故事，「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就是用這樣的套路創作他們的「處女作」，一發而不可收拾。 如果進一步解構「恆大許家印」、「許家印內部講話」的句型、常用詞，可以發現：（1）構成中心意思的文句，都是「要如何」、「一定要如何」、「堅決要如何」、「必須要如何」……，這是文革流行的「表決心」體；（2）簡單搜索一下，文章使用頻率最高（待證偽）的單詞是當下流行的正能量辭彙——「拼搏」，這大概算是「與時俱進」了；（3）文革期間，還有一類「鬥私批修」文體，那就是自我貶抑，用以襯托偉大精神，現在「寫檢查」的時候還有人用。 鄧小平說：「教育失敗是最大的失敗」。這話讓我思考了許久。我的領悟是：問題出在迫使人們放棄思考的、「範文」一統天下的語言環境，每個人都在「自覺」地篩選文字，只把那些可以轉化為「正能量」的文字放上檯面，可對人言的書面和口頭語言都充滿了文飾。於是，思維與表達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話語權」也就註定成為一句說了玩玩的笑話，這是幾代人的宿命。出路在哪裡？看來，還是要認真思考鄧小平以上那句話，並且記住每個家庭的長輩的教誨「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2023-10-18 這幾年，流行硬氣說話，諸如：「應管儘管」、「應封盡封」、「應關盡關」，而所謂做事決斷就是不惜代價、不留餘地，沒有商量。 如今，規章禁止「校外培訓」，好像學校教育已盡善盡美，能夠滿足不同學生的所有需求。學生、家長不滿學校教育，但他們毫無怨言，自費補強，這是多麼通情達理的人民！如今，這也「非法」了。然而，古今中外，校外學習是任何禁令都無法阻攔的，受損害的只能是那些經濟條件比較一般的學生，他們無法承受高昂的培訓費——保守估計，京城一個高中生的課外學習費用大約是每月1.5萬元。禁令一出，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一對一培訓」翻倍漲價。可以預見：禁令只會推動更多的人去海外讀書、擇機移民，正是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收起 【當天補評】國內高等教育人為地不能滿足學生們的需要，那就只能海外求學，甚至經濟能力不足以去歐美日的家庭，還可以考慮泰國、馬來西亞等相對便宜點的國家。 …… 方老師的微博上，有很多內容。限於篇幅，這裡不再摘抄。感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方老師千古。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憲跬刑辯
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和此前民調顯示的一樣，由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對於賴清德選勝的原因，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點要注意，中國因素，即台灣多數選民特別是綠營選民對中國的恐懼，可能為他們把票投給賴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灣總統選舉或許是自政黨輪替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藍綠白三黨推出了各自候選人競逐，在選前的所有民調中，雖然賴清德都要贏過其他兩個候選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並不大，兩人的得票數也表明了這點，這使得此次選舉充滿一定懸念。 民進黨雖然在台上執政八年，擁有比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更多的資源用於輔選，可客觀地說，台灣民眾對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評價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選戰初期的民調中，有六成選民希望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事實上，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確實也贏得立法院微弱多數。 中國因素促使選民票投民進黨 民主國家，如果一個政黨執政多年，選民普遍會有一種疲勞心態，想換它的對手上台，尤其是執政黨若政績不佳的話，這再正常不過。原因也很簡單，除了選民有喜新厭舊的心理，主要是執政黨台上時間長了，總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未必是執政黨造成的，但因為是你執政，就得背鍋。台灣這次選舉，國民黨猛打民進黨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問題，賴清德本人的老宅違建、民進黨立委的自拍和偷錄等。但是，為什麼多數選民尤其是綠營基本盤還把票投給了賴，就值得細細琢磨。 不妨假設，這次選舉中國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如果國民黨攻擊民進黨的弊案，很難講它不會對賴清德的綠營支持者產生影響。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選民雖然會支持本黨或者認同的政黨候選人，但也會看重他支持的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品格，倘若在選舉中該政黨或者候選人被對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會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給他，其實是說不準的。 然而此種情形在本次台灣選舉中沒有出現，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賴的老宅違建問題可以忽視，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導致的，這就必須說到中國。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國不存在介選，台灣選舉要想撇開中國因素，也做不到。從這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認為，綠營選民最後把票投給賴清德，不是他們容忍民進黨的弊案，或者認為賴的違建無關緊要，乃是在他們看來，只有賴才能確保台灣不被中國「吞併」，免受大陸專制制度的侵襲，而對侯友宜和柯文哲，他們可能就沒有這種信心。 在去年選戰開打初期，國民黨將本次選舉塑造為戰爭與和平之戰，選國民黨會帶來和平，選民進黨會帶來戰爭；民進黨則將選舉定調為民主與專制之戰，選民進黨會保住台灣的民主體制，選國民黨會給台灣帶來專制的災難。這個口號的喊出，對綠營支持者有極大的鼓動作用，因為他們確實擔心，如果國民黨上台執政，隨著兩岸交流的加深，台灣會被大陸帶壞。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由這套體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著兩岸交流而強勢侵入台灣，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活和民心。這是綠營選民不樂見並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專制的中國，台灣本土意識抬頭 兩岸在過去十幾年的漸行漸遠以致現在多數台灣人，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總根子在於中國的專制體制。台灣本土意識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國民黨放棄戒嚴，開啟民主轉型，民進黨執政後修改課綱，有意識地推進文化台獨，去中國化等。然而，有一個現象必須提及，也就是在兩岸恢復交流，特別是在兩岸直航三通後，經貿、文化、旅遊交流的頻繁並沒有弱化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反而加固強化了，讓台灣人更體認到，台灣人是台灣人，大陸人是大陸人。 這種身份意識的強化並非只出現在綠營，藍營也有。在兩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灣人意識發酵壯大，成為主流民意，尤其是40歲以下的中青年，絕大多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別是三代已經完成了身份轉變。國民黨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不只是出於同民進黨爭奪選民的考量。此次總統選舉，不少人注意到，藍綠白三對正副總統候選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態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其他人只稱自己是台灣人。也許侯友宜和趙少康怕被民進黨貼標籤，然而，這種怕的心態不正好說明問題了嗎？ 為什麼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反而越強烈，對中國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頻繁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的迥異，擔憂中國會借著龐大的體量，在兩岸交流中變得強勢，台灣抵擋不住中國專制體制的侵襲，從而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態，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兩岸的大規模交流是在胡錦濤後期和習近平前期，胡雖是弱勢總書記，但在他執政後期，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面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中共變得比過去保守和專制。這種情況到習上台進一步強化，當局對思想、言論的壓制達到一個空前強度，對維權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的打壓變本加厲，對黨內和社會的控制是自毛以來最嚴重的。習惟我獨尊，容不下異己，整個社會的政治風貌完全改觀，重新回到毛時代的那種肅殺狀態，沒有一點自由的習氣。 大陸人對習近平的極端專制都非常痛恨，無法容忍卻又不得不容忍，台灣人看在眼裡，他們當然害怕大陸的這套體制對台灣自由民主的侵害。雖然出於發展經貿等現實考量兩岸不得不來往，但台灣肯定要設置一套防火牆阻遏大陸的專制制度在兩岸交流中滲透台灣，就像大陸設置防火牆阻遏台灣的民主制度滲透大陸一樣。當中國當局不把中國民眾當人來看待，怎指望台灣人親近中國？結果只能是，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對中國的排斥越強烈，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沒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兩岸的緊張態勢，終致兩岸在不同路徑上分道揚鑣。 除非中國變革，台灣民意不會認同中國 坦率地說，要想台灣主流民意認同中國，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唯一的可能路徑，就是中國大陸必須變革，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兩岸和平統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中國的民主變革當然首先不是為了統一台灣——相反很可能，由於兩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國民主化後，多數台灣人依然不願和中國統一，而是為14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嚴，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國民主化後，至少在統一問題上，會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國還處於習近平極權統治的嚴酷體制下，連自己的民眾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潤出來，逃離中國，去強行統一台灣就缺乏道義支撐，遭到民主國家的反對乃是可以想見的。 故而，從中國的角度看，賴清德的選勝告訴北京當局，中國要想贏得台灣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開啟中國的民主化轉向，仍行3000年秦制，兩岸只會愈行愈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蔡英文在選前之夜為賴清德助講，提到「明天世界關鍵字是台灣」，美國各大媒體24小時後，確實都即時報導了台灣投票結果，而「賴清德」則是這些相關新聞的關鍵字。諸如《華盛頓郵報》以「誰是賴清德，台灣的新任總統？」（Who is Lai Ching-te, Taiwan』s new president？）為標；《時代雜誌》也重新彙整之前訪問賴清德的內容，刊出「關於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What to Know About Taiwan』s New President-Elect Lai Ching-te）。 過去，台灣在外媒刊登具文宣性質文章，目的在讓外國人看到官方所欲呈現的台灣，至於外媒從自己角度撰述的報導，便是讓我們理解他們所關注的台灣是什麼，以及在台灣問題上，他們對自己的讀者又做出了什麼樣的解釋。這時，「看他們怎麼看我們」，或可為台灣的定位給出一些座標。 很清楚，台灣選舉結果由賴清德勝選後，美媒上相關文章，多以「中台關係」切入，強烈一點，如NBC寫著「台灣公然反抗中國，選出了一位被北京貼上分離主義『麻煩製造者』標籤的新總統」；中性一點如npr，其用詞為「民進黨的賴清德成為台灣新任總統，這將決定此一自治島嶼未來對中國的立場」；《時代雜誌》寫的是「儘管中國對其（賴清德）主權觀點發出警告，但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在其競爭對手認輸後贏得了台灣民主選舉，從而使執政的民進黨繼續掌握第三任期」；《華盛頓郵報》的用詞是：「台灣選出賴清德為總統。中國稱他為危險的選擇」。其他美媒下筆大同小異，概念不出以上。 首先，美媒呈現在當地讀者面前的，就是台灣這場選舉的結果，必然牽動中國敏感神經，這是美國讀者第一個接收到的訊息。隨後，在接續闡述台灣地（定）位時，美媒用詞也多有雷同，包括「台灣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問題之一，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賴清德這次勝選，或將測試美中近期為改善長期低迷關係所做的努力」、「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賴清德承諾將與美國密切合作」…美國讀者收到的第二個明示，就是台美關係現狀，以及賴清德親美立場。 繼之，進入「賴清德是誰」，接續中台關係、台美關係，美媒除了描述賴清德曾是「支持台灣獨立意志高昂的宣傳者」，賴清德本人最受關注（引述）的句子為：「台灣願意在尊嚴和對等的基礎上與中國對話」、「全球和平與穩定取決於台海和平」、「在民主和威權主義之間，我們將站在民主的一邊」。而美媒（《華盛頓郵報》）針對上述相關用字的詮釋是：「賴清德沒有試圖取悅北京，而是表示他將專註於通過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來確保台灣的全球地位。」 以上字句儘管分散在不同媒體報導，排序容有不一，論述邏輯倒是一致的。則對美國讀者來說，針對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所呈現出的樣貌，即台灣民主選舉由具台獨色彩的賴清德勝選，中國很不喜歡賴清德，賴清德親美立場明確，同時，他已釋出願意和中國在尊嚴平等下對話。 透過這樣的歸類和簡要整理，對台灣人來說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對美國當地讀者來說，台灣如斯，卻不盡然是一個他們所熟悉的國家樣態。唯經由幾個事實，遂有了「在賴清德親美、中國反賴下，台灣平和順利完成了2024年第一場民主國家選舉」的理解。其中，美媒（NBC）曾寫下「台灣地位是兩個超級大國(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之一，而台灣亦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之一」。說這一段話已是美國社會過去八年在蔡英文執政下，對台灣已然的普遍認識，並不為過。至於賴清德的勝出，則無論對前段「台灣地位是兩個超級大國(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之一」，還是後段「台灣亦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之一」，都有強化印象效果。賴清德過去「獨派色彩」，確實會更令北京嚴以待之，而台灣又一次的投票結果（在北京強烈反對下），卻也同時再次彰顯了一地的民主堅韌。 蔡英文執政期間，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度日增，在2023年8月皮耶基金會的調查中，有三分之二（65%）美國人表示對台灣持有好感，調查時空背景，正值賴清德以副總統身分訪問巴拉圭，並中停過境美國。可以說，美國人過去幾年對台灣好感提升，主因正是透過當地媒體字裡行間的陳述，而這一回，美國民眾自媒體上瀏覽到的賴清德，就大致輪廓上來說，應該仍是他們所認為，並易於接受的台灣領導者形象。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四成選票當選總統，國會席次沒過半，民進黨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局面？從權力的角度來看，賴清德就是依憲當選的總統，他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長，就算立法院沒有過半支持，他還是可以在有限的範圍里施政；最壞的狀況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少數執政，「再怎麼野蠻」對決「再怎麼鴨霸」，4年後再讓選民做出裁判。。 但從國家人民的角度，絕不希望朝野繼續無日無之的對抗與爭執。就此，賴清德只有一條路，就是溝通、讓權，以及合作。只是，怎麼溝通？如何讓權？所謂「聯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於在台灣從沒有任何先例，只能從做中學。 不同於一般內閣制國家的多數聯盟組閣的概念，台灣總統直選，在沒有被倒閣之前，行政權的權力基礎全來自於直選的總統。以新國會綠營51席，藍營52席，白營8席的席次分布來看，若基於執政的需要想組成國會多數聯盟，由於綠白陣營的支持者較容易互相流動，也符合「最小獲勝聯盟」的權力分享原則，民進黨自然必須把合作的對象鎖定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單純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長及委員會召委選舉，以及立院法案預算的攻防投票。對民進黨支持者而言，與其看到韓國瑜坐上國會議長席，還不如讓黃珊珊，甚至黃國昌坐上那個位置；關鍵在於立法院長必須保持議事中立，將折損僅有8席立委的民眾黨團戰力，對白營而言未必划算。 為了穩固立法院的合作，雙方也可以進一步架構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黨政協商、兩黨主席的定期會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則，進行內閣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稱他最重視「年輕人處境」與「公開透明」，那就可以考慮把NCC、金管會部分委員的提名權，甚至勞委會、內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條件是，雙方必須在往後的立法院重大議案表決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於未來到底是單純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擴及到內閣席次與政策合作？關鍵在柯文哲的民眾黨要什麼？要不要得起？事實上「政黨合作」、「聯合政府」在台灣其實都是嶄新的概念，過去無法落實，原因未必是總統所屬政黨不願分權，更在於在野黨基於未來發展與選舉考量而不願為執政者背書。此所以柯文哲在選舉夜宣稱：「未來民眾黨將扮演關鍵少數，不會固定只跟誰合作。」 對綠營基層而言，柯文哲民眾黨向來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對象。不過，少數政府試圖建立一個穩定的國會多數聯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該不該的問題，這無關乎政黨之間的政治仇怨，卻是一個應該被努力建立的憲政慣例。 其實不只綠白合作，應該也包括綠藍合作，只是基於「最小獲勝聯盟」的理論，所謂綠白合作的機會應該更大一點。形式包括定期的政黨主席會面或私下拜會，甚至是重大政策徵詢，並承諾不推動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對國會少數的困境？是賴清德形塑其政治風格的第一項試煉。過程中，不能非友即敵，不能堅壁清野，否則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讓激化在野陣營形成一個穩定反對聯盟。這一切，都在考驗新總統的政治手腕。 （全文轉自上報）
王和岩，財新傳媒主筆，業界人稱「三姐」，部分原因是歲月讓她到了「大姐」的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對她的業務、人品的認可和尊敬。在「調查記者」日漸稀缺以致可以成為招牌的今天，她始終保持著一貫的低調，從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聞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報道、武長順系列報道，每一篇都體現著記者的價值，獨家、獨到。 人生總會有順流、逆流，是什麼支撐著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聞是青春的職業，她如何讓自己的「開花期」持續了20多年？每一篇獨家報道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堅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認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前媒體人劉萬永對話財新傳媒主筆王和岩，聽一聽一位調查記者的熱愛、困惑和希望。 01 做調查記者契合我 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劉萬永：你在甘肅當了10年公務員，後來怎麼當了記者？ 王和岩：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肅隴南地委黨校。那個年代，黨校是很邊緣的一個單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報到的第一天，教務處用的布沙發，硬得像鐵一樣，據說還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 硬體條件差是其次，關鍵在於無所事事。我剛參加工作，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迎頭撞擊的卻是無比鬱悶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職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雜誌當記者，歷經輾轉，2001年5月到《中國商報》，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財經》雜誌。2009年參與創辦財新。 劉萬永：為什麼要選擇記者，而不是創業？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對淘金沒概念，我最愛乾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我對記者最早的認知是在高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來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學，有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教師。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時，學校要表彰這些老教師，要求給每個先進教師寫篇小傳，我寫作文還可以，就被挑上寫其中兩位老師。 寫小傳就要了解人家，要採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絞盡腦汁去編，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據。 採訪的過程讓我感覺很快樂，寫起來也很順利。 後來跟語文老師彙報，我還得意洋洋地說，我把問題都提前寫在本上，再去問他們。老師說，你這樣不對。但我這個人比較膽怯，也不好意思問為什麼不對。 後來看電影《十字街頭》，趙丹扮演在報館工作的老趙，他去採訪，想不起問題來回翻採訪本，很笨拙的樣子。可能老師覺得我像那個人一樣很笨。 劉萬永：你覺得你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什麼開始的？ 王和岩：《中國商報》吧。雖然在雜誌時也採訪過，但那時候主要是做編輯，寫的稿子基本是隨筆。到《中國商報》以後，才有了比較合格的新聞作品。 有一年，內蒙古金川酒業在北京開新聞發布會，說他們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壽，還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來研究，覺得很多說法沒法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說喝了啤酒的那一組小白鼠，壽命比其他沒喝的長。可我覺得從小白鼠到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後來我又採訪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都很懷疑：有醫生說，酒精對人體有害無益，這是公認的結論；還有專家說，如果是在靈長類動物身上試驗，取得這樣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還近一點，從小白鼠一下類比到人，缺乏足夠的科學驗證。 材料里附有一份實驗報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電話找到那家研究所，對方說報告只是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樣本來源他們不管。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結論。後來，我寫了一篇報道，表示質疑。後來對方找到我，承認報道沒問題，但希望不要再報道了。 劉萬永：你去當記者，特別是最初的那些年，會不會有各種不適應，有沒有後悔過？ 王和岩：我進入記者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很厭倦公務員的工作，我很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在機關，普通小職員唯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觀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務性的工作，沒有創造性，很乏味。 作記者，可以對社會發言，可以滿足你內心最樸素的正義感。記者這個職業捍衛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有公共關懷，也有啟蒙作用。每發表一篇稿子，無論干預現實還是記錄歷史，或者兩者兼備，都讓你感到它有價值和意義。這是公務員生活所無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編輯，不是一開始就做高強度的突發報道和調查報道，也就沒有太多出稿的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行業充滿了熱情和新鮮感，覺得採訪特別讓我快樂。 在《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時，要去特別窮的農村採訪，因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會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覺得特別興奮。 後來，我在《中國商報》專門做調查報道，經常出差。一位副總編曾半開玩笑說，來報社的人，只要是看著像上訪戶的，就是來找我的。因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願意做那種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題，我倒是挺喜歡做。 那個時候我頻繁出差，樂此不疲。記得一個同事說，感覺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裡面了。其實我自己反而渾然不覺。 劉萬永：怎麼就一步步走到調查記者了？ 王和岩：我明確知道調查記者這個詞是2004年。當時我也面臨著一些職業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輕的記者，和我同齡的很多都要做編輯了。 那時候讀了展江老師的書，了解到原來在西方國家，調查記者是新聞職業裡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飯，西方很多調查記者白髮蒼蒼依然還在一線做調查，很敬仰他們 我不是一個在寫作上有天賦的人。做調查記者，要求一個記者要很踏實、很執著、很專註，可能對寫作要求不是那麼高。我覺得這個比較契合我對職業的熱愛，就想去做調查報道。 02 要坦率地告訴採訪對象：我需要你的幫助 劉萬永：很多記者會焦慮，沒選題時焦慮選題，有選題時焦慮怎麼做。你焦慮嗎？ 王和岩：我不是一個想的特別遠的記者，比如說拿到一個選題我不大會先想怎麼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遠的事情，只想眼前怎麼找人。 面對一個選題，要是坐在家裡想，可能永遠都想不出來。還是要走出家門，到現場去；拿起電話，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偉案中案》，就是一點一點跑出來的。 2006年4月下旬，《財經》雜誌刊發了《程偉案中案》，這是我入職《財經》後發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會計程偉，涉嫌貪污、挪用6000萬元公款和執行款。2005年夏天，程偉出逃，引出1949年以來中國司法領域涉案金額最大的腐敗案，並連環牽出檢察機關反貪官員受賄大案。 這篇一萬多字的調查報道，起源於一則特別模糊的傳聞：《財經》的一名編輯聽人說，「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們那邊有一個會計，把執行款挪用了6000萬，跑了。」 這個題最後派給了我。編輯安慰我說，我們在天津沒有任何資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壓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門，就像拼圖一樣，一點一點搜集、確認信息，終於摸清了情況。 最初，我通過朋友了解到確有其事，但有關部門明確說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輾轉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對方一聽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頭搖得像撥浪鼓。幾經寒暄，對方答應說幾句話，好讓我回單位交差。 了解了大體案情後，尋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經聯繫，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答應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面露難色，一味東拉西扯，跟案情有關的話一句也不說。三個多小時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我只好起身告辭。這時，他小心翼翼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有兩個人名：程偉、劉曉環。「這是涉案的會計和出納，我能幫你的只有這個。」 採訪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 劉萬永：記得你採訪時偽裝了一個身份，但被採訪對象識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聽採訪對象說程偉好像在天津開發區某小區有棟別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決定去那裡碰碰運氣。我裝作買房人，程偉的別墅前轉時，一名男子來開房門，他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是替老闆來看房，他問老闆是做什麼生意的？我看著米色的牆隨口胡謅：「做塗料的。」 這個人自稱與程偉認識多年。聊天中，我獲得了程偉出逃前後的一些情況。 過了兩天再聯繫，他推說自己很忙，感覺比較抵觸。我試著堅持：「我還是想再和你見面討論下買房的事。如果下午沒時間，晚上也行。」起先，他說沒時間，我都不抱希望了。誰知他又說，五點鐘給你打電話吧。 後來我們在酒店咖啡廳見面，寒暄後他突然說：「你是記者吧？」 我一下子心虛了：「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他盯著我說，「感覺你不像買房子的，更像是記者。」 我決定豁出去了，說：「對不起，我是記者。我為此前所說的假話向你道歉。」 我解釋，約他見面第一是為了工作，第二自己沒有做壞事，第三不會傷害他。之所以沒有說出真實身份，是怕他有顧慮不肯說。 一番說服後，我心一橫，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但也尊重你的決定。」那時，真有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 他笑了：「其實，你告訴我你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這麼大的事，不是程偉一個人的問題。」他又介紹了一些程偉涉案的情況，並稱共有11人涉案。 後來，經過不斷的找人、採訪，終於落實了11名涉案者個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劉萬永：我們常說記者怎麼去突破，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有幸運因素的。 王和岩：對，是有幸運因素。但還是應該儘可能真誠對待別人，比如他問我是不是記者，我告訴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訴他是記者，對方會問，你不是記者問這個幹嘛？ 實際上，你告訴對方真實身份以後，對方反而會對你放心。最壞的結局就是拒絕你。如果對方不願意說，一方面要理解對方，另一方面還是要儘可能說服對方。 劉萬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說，採訪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終於承認這也不是他的原創）。也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個是把別人兜里的錢拿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讓別人把不願意說的話說出來。你是怎樣讓你的採訪對象開口說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現場，和採訪對象見面，不要試圖在電話里說服對方。 我不是一個善於當面拒絕別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覺得一個人去當面拒絕另外一個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礙，不像電話里說可以立馬掛了。 我很少在電話里說服對方接受我的採訪。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跟你見面，你就沒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採訪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個是我要找到你，第二個就是告訴你我的誠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樣，距離案發現場最近，你就最有可能獲得關鍵信息。 另外，不要諱言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但又不願意講。我會直截了當告訴採訪對象，我在這邊採訪，很不順利，因為我是第一次來，也不認識人，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像這種開誠布公地求助，我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有時，也需要讓採訪對象了解記者這個職業對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與價值，因為樸素的正義感，人皆有之。 劉萬永：做記者，除了你的這種突破，韌性、抗壓性也很重要。財新關於谷俊山的報道，應該是你採訪時間最長，定稿後等待時間最長的報道了吧？ 王和岩：一開始，你並不知道這個事情裡面水有多深，料有多豐富。只是憑直覺和簡單的判斷，選題重大。隨著採訪的深入，神經會越來越興奮。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這個題能做出來多少。 動身去濮陽的時候，我確實比較忐忑，我對部隊系統很陌生，去的時候還是有畏難情緒的。編輯說，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當時焦慮到什麼程度，剛到河南濮陽，打車去酒店的路上就問司機：你們這好像出過一個將軍？他說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說對，他有個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他說，東白倉村。 我一下子就覺得不像一始那麼茫然了。隨著不斷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東白倉村，我看見幾個村民站著聊天，就過去問了，一聽說我打聽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幾個人的神情一愣，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為什麼強調是北京來的？我想讓他們明白我不是當地的，他們就有一種信任感。而且那麼遠跑來，可見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 他們說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記者證給他們看。一個村民說，你跟我來，我就跟在他後面，在個小衚衕裡面拐了幾個彎，然後拐到他家，另外兩個農民後來也過來，給我講了谷三的一些劣跡。 劉萬永：那個稿子最後刊發也是等了很長時間，中間有沒有這種很焦灼的心態？ 王和岩：也有，一開始舒立說這個稿子先放一下，我原來就想著是一兩個月，沒想到是一年。期間，我不斷打聽谷俊山案的調查情況。 我一開始做調查的時候，這個案子前景並不明朗，雖然他的職務被免了，但人還可以自由活動，會客見人都沒什麼問題。 當時，官方對他的調查實際上是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漫長等待的幾個月里官方對谷俊山的調查由最初的軍隊內部處理，逐漸變成有中央紀委參與，直至轉向司法審理。 那時候，我不斷找人打聽，有一點消息就趕快給編輯部發郵件，讓財新編輯部知道刊發這篇報道的風險在不斷降低。 等的過程中也在完善內容。比如涉及釣魚台5號院的部分內容，就是後來不斷完善補充的。 03 做新聞需要一種執念 劉萬永：做記者這麼多年，你覺得你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王和岩：劣勢是不善於隨機應變。很多記者很機智，別人一質問，立馬就能想出一套說辭，把對方糊弄過去。我基本上是實話實說，或者部分實話實說。 優勢可能是我對職業的執念。我特別愛看兩種題材的視頻，一種是考古發掘，我覺得像做調查，過程充滿發現，充滿奇蹟，充滿讓你驚奇的東西；還有一個是警匪片，我覺得特別好玩，特別刺激。 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鬱悶，但做記者會帶來很多生活的快樂。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我想調查監獄黑幕，還有就是走私、販賣軍火這種隱秘故事。故事越隱秘，陰謀越幽深，對我越有吸引力。 劉萬永：回想我自己的報道，平衡、剋制方面可以說沒啥問題，最大的問題可讀性差。你有沒有反思，自己的報道在文本上有沒有問題？ 王和岩：當然有了。我經常做一些法制報道，涉及大量的法律術語，寫得比較硬。那種法言法語，我會儘可能通俗化、簡潔化，變成自己的語言。 但是我跟編輯還是有些不同意見，編輯認為我們做的報道都是高對抗性的，當你對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語言進行改寫，力圖用公眾能聽懂的語言闡述，可能會面臨比較高各種風險。編輯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較偷懶的行為，我還是希望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之上，儘可能用簡潔通曉的語言去表達。當然，準確是第一位的，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可讀性要讓位於真實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喧賓奪主。我們做的很多選題比較重大，細節過多會沖淡主題。在主幹清晰的基礎上，增加一些細節，增強可讀性，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受眾，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讀者，只能吸引目標讀者。 作為一個記者，對文字的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但還是要認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時候你只能承認現實，就吸引這一部分讀者。 劉萬永：你說的對抗性，一是採訪本身，二是報道發表後可能有人找你公關，甚至引起訴訟。你這麼多年有沒有打過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過官司，在《中國商報》的時候就有過一次。我當時寫的安徽交通廳廳長貪腐的案子，當時安徽交通系統抓了好多人，一個地級市的交通局局長協助調查了，但是我寫被紀委給帶走了。 那個稿子大概是9000字，關於他的表述是11個字，因為這11個字，對方把我們告上法庭，我們敗訴了。 做報道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和吸取教訓的過程。 有的報道，對方確實來找過，但沒有找出稿子的問題來，指不出硬傷。 但是商報的事情，還是讓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實，最終呈現跟採訪之間，也要是一個不斷縮小的過程。掌握8分的證據，最多說6分的話。表達除了嚴謹，也要剋制。 劉萬永：通緝犯金毅當上河北唐山財政局副局長的報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個報道，就十幾分鐘。有沒有挫敗感？ 王和岩：10分鐘，10分鐘就被刪掉了，我自己都沒看到。 我跟德國同行交流時也被問到這個事。他們說你會不會很沮喪？我就說，當時很生氣，後來想想，有10分鐘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就是中國記者要面臨的環境，你沒法改變。 劉萬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辭職兩年了，也就說你到目前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測會繼續超越我的記錄。對還在做調查記者這行的，你有什麼想說的？ 王和岩：前兩天，有一個實習生結束實習後問我：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對這個職業有沒有過厭倦？是什麼讓你堅持到底？我跟她說，我也有過倦怠感，任何一個職業從事的久了，都會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職業相比，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有意思。 她說：「我明白了，沒有任何行業是理想鄉。 是的，沒有一個職業讓你永遠信心滿滿、激情澎湃。 劉萬永：有沒有無力感？ 王和岩：這肯定是伴隨著這個職業終身的，因為很多事情報道後，會發現於事無補，而且你說的好多話，都是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說過的話，比如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但你還是要堅持。 劉萬永：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貸還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友多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