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九十三）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 “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万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万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万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4770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5333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年、1960年、1961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 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根据表23-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由表23-3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787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300.1万人，1959年为386.8万人，1960年为1833.5万人，1961年为456.7万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万，1959年为803.4万，1960年为921.33万，1961年为1195.1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万人，即6106.6万人。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463万人；1960年为1468万人，1961年为278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776.3万人，1960年为974.9万人，1961年为1155.8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依据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1958年为130.3万，1959年214.0万，1960年1632.8万，1961年721.4万，1962年为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年为237.8万，1959年834.5万，1960年936.2万，1961年1184.1万，1962年为5.25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