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聊的“3年挣102万”外卖小哥，据深蓝财经报，被同行打了。词条里少有同情，更多是说他“吧唧嘴被打，活该。” 注意，他那并不能叫吧唧嘴，这一点可千万别搞错了。 网络图片 所谓“吧唧嘴”，是吃好东西发出聒噪、令人心烦的声音，或是嚣张的炫耀。而吃红薯窝窝头，还发出同样的声音，岂能也叫吧唧嘴？ 那明显属于欺骗。 两者之间区别很大，真正的吧唧嘴无非就是恶心人，难道你因为别人恶心就要打别人？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如上面那种唱红薯窝窝头幸福感的行为，却大有贻误的心思在内了。 甚至他还继续发声，说是平台有限制，否则自己能挣更多，只要足够辛勤，3年不止102万。 你贻误别人，把别人说得全去送外卖，既欺骗式的害了他人，又内卷了同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鼓励祥子努力拉车，以供自己吃喝玩乐的，被打真的不奇怪，尤其是在祥子们几乎到了努力拉车也窘迫的时候。 网络图片 有人曝料说他根本不是靠送外卖挣钱，他们一伙人是卖电瓶车的，把人拉去跑外卖就能赚到“邀请奖”。 一些其他外卖员也发出质疑，称自己累死累活一天12个小时，不过两三百块钱，而他每天赚1000块这可能吗？这种事为什么没有辟谣，反而帮他宣传？ 这种问法就问到了关键上，为什么要帮他宣传？ 送外卖3年挣了102万这个事情，所折射的最重要两个问题，一是如此离谱的话题竟然有人信了，竟然真的能吸引到一大批人踊跃外卖行业。二是如此离谱的话题，竟然有媒体真的去报道（100多家），甚至还找了“专家”背书。 只能说，这两问题相辅相成。正是我们经常看一些无聊且毫无逻辑、明显扯淡的内容，才导致我们在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送外卖3年挣102万这个话题我在上一篇中随便分析一下就得出不可能的结果，那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而仅仅具备小学数学能力和日常生活常识即可。 这能力，可以说但凡是个人都具备，那为什么一大片分不出真假？ 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思考过“这存在虚假性”，他们本能的认为一切“好消息”都为真。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些媒体稍微去说说不好的东西，尤其涉及到国外，他们怀疑的本能就立马暴涨200%了。 反之，一些质疑送外卖3年挣102万的人，还要被他们骂“躺废们妖言惑众”、“自己不上进，只会怀疑别人”。 这是慢慢养成的思维，属于“慢性病”。 比指鹿为马更令人颓唐的，是人们竟不知道那是指鹿为马。他们毫不犹豫，已然认为那根本便是鹿。只存在其中一小部分，看过马儿的雄姿，知道这只是一头鹿。可他们张张嘴，却无力反驳。除非开始逃命的时候，你给了他们一头鹿，硬指那是马，他们才终于抗拒起来。 因为那种时候，你已然不是在指鹿为马，而是在断他人的后路。 被打的外卖员也是，他的行为无疑会让一大群从不思考的人趋之若鹜。而内卷的增加，则只会让外卖平台咧开嘴去笑，让原本真正务实且辛苦的外卖员想哭。 我们很清楚，内卷真正带走的是哪一个群体的利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 “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万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万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万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4770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5333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年、1960年、1961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 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根据表23-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由表23-3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787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300.1万人，1959年为386.8万人，1960年为1833.5万人，1961年为456.7万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万，1959年为803.4万，1960年为921.33万，1961年为1195.1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万人，即6106.6万人。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463万人；1960年为1468万人，1961年为278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776.3万人，1960年为974.9万人，1961年为1155.8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依据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1958年为130.3万，1959年214.0万，1960年1632.8万，1961年721.4万，1962年为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年为237.8万，1959年834.5万，1960年936.2万，1961年1184.1万，1962年为5.25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未完待续）
早晨醒来，惊闻方流芳老师逝世。 网络图片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方老师。不过，在我心中，和江平老师一样，方老师也是一位很有风骨、很受尊敬的法律学者。 在这里，摘抄去年8月以来他在微博上发表的一些言论。透过这些言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方老师是怎样一个人。 网络图片 2023.8.7 暑假期间，世界各地的华人携子女去哈佛观光，早已是一道风景线。看看哈佛铜像的靴子被抚摸得有多光亮，大致可以计算出每天来访的中国游客。不过，那里从不需要预约，出入哈佛学院的Johnson Gate永远开放，无人看守 ——这也许是公立和私立的区别之一吧。 2023.8.8 法治的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须受自己制定的规则约束，而任何规则的合宪性又都是普通人在法庭上可以争辩的问题。走不出这一步，很难启动运动之治到法治的转变。 2023.8.10 清查医药腐败，举国欢呼。如果不是等到积弊成山、深固难徙的时候，再出手撼动，百分之九十的损失都可以避免——即使豁免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一元回扣，给国家和个人造成十元直接经济损失是不会夸张的——放任不仅是人祸之源，而且把人祸的危害放大了若干倍。 2023.8.16 中国要整治医疗腐败，起点就是：官员与平民就医机会平等；中药与西药按同一临床标准评估、统一招标和投标；主治医生的收入、待遇至少与处级官员持平。 2023.8.29 在电视新闻看到了大批从缅北营救回国的被裹挟者，诈骗的手法好像就是一个改良版的“卖猪仔”。这些同胞在何种程度受骗、受裹挟，他们在参与诈骗的过程中，有过痛苦的内心挣扎，还是脑子已经被“想赢就要拼”、“心狠才能发”之类的口号格式化了？ 口号是一种强力洗脑剂，人们会从口号中发现屈服、适应羞辱、告密、检举亲属、杀熟和虐待他人的正当性——“活下去比什么道理都强”。口号让人放弃思考，用苟活代替伦理，这是很可怕的堕落。回顾华人移民史，凡是华人移民始祖所到之地——马尼拉、巴达维、加里曼丹、古巴、洛杉矶、缅甸、泰国、越南——几乎都发生过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2023.9.1 援外项目往往是腐败高发区，而且追查难度极大；会计、审计规则的差异，外交政治主导的债务豁免，“不可抗力”以及保险理赔信息不公开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没有人能看明白援外财务是否合规。 2023.9.2 缺乏批判思维，主要原因是缺乏表达自由。由此产生两种人格： 其一，杠精，也就是所谓“反驳型人格”。他们最初听到那些让自己反感的、来自“权威”的话，即使骂在心里，脸上还在装笑、点头，还在一本正经记笔记。久而久之，假装顺应的身体语言就会弄假成真，让人放弃思维和表达。但是，一旦进入说话“无后顾之忧”的场景，长期压抑的抬杠本能就被激活了，杠精的语言特点是反问句主打，没有叙事、不讲逻辑，一个反问句戛然而止——他们似乎是在通过抬杠补偿自己的人生损失。 其二，“歌德”。文革期间，不少人热泪盈眶地呼喊口号，跺脚、踢腿、挥臂、唾沫飞溅，那都是“歌德”荷尔蒙骤然上升的表征。其实，这与在古代的唱和、磕头、山呼“吾皇万岁”都是一个路数。“歌德”的深层结构是站队思维，在“好得很”还是“好个屁”之间选边站队。 思维和表达都是能量，一旦受到压制，能量催生“反驳型人格”和“歌德”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也就不奇怪了。 2023.9.2 体面的大学都非常珍惜自己不可复制的财产——传统、声誉，那里的录取名额供不应求是一个不可改变而令人不快的现实，尽管如此，它们也决不会通过“横向联合”、“品牌特许经营”等方式进行扩张。大学毕竟不是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君悦酒店之类可以通过品牌特许经营而赚取快钱并满足市场需求的行业。 2023.9.21 如今，网路上针对知识分子的语言暴力、仇恨言论已超过文革。“叫兽”、“专家”、“公知”已成一种公开的污名化。即使在文革期间，“臭老九”也不是一个公开的称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们心有不满，不满需要宣泄，而把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作为宣泄对象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 2023.10.4 许家印雄辩地证明了博主20多年前讲课提出的一个命题：成为债务人是一种强大的优势，它代表了债务人转移风险和绑架债权人的能力，这是从法律本身永远无法得到解释的能力。法律解决不了政治问题。 2023.10.6 （“搞科研”）每年都有亿万资金用来“搞科研”。人文社科类的“科研”与命题作文一模一样，出钱的人定下题目，成百上千有志之士蜂拥投标，证明自己是命题作文的最佳写手。这种“成果”能否区分优劣，姑且存疑，出钱的人若捂住口袋，等“成果”面世，有读者、有影响之后再奖赏，也比事先付款订购命题作文稍微靠谱一些——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篇传世之作是赞助人事先付款“搞”成的，以后也不会有。 房地产买卖与抵押贷款，现有合同纰漏百出，也不知是否通过招投标渠道选定。如果政府拿出一百万“科研经费”，让有能力草拟合同的律师竞标，虽然也会有种种弊端，但比事先付款定购命题作文肯定要合算一些。 2023.10.9 在“淘宝”搜索一下，还能找到一些有关恒大的书籍，如：“恒大传奇：解密许家印”，张守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恒大之腾飞”，方志远著，广东经济出版社；恒大许家印：苦难是我的财富，郭弘文、徐亚辉著，台海出版社；许家印，内部讲话，孙琦著，新世界出版社….，想到这些书很快会成为禁书，就像许家印的名字会从校友名单剔除一样，忍不住下单买了几本。尽管这些书籍都是自我吹嘘或肉麻吹捧，但还是保留了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信息，任其随着人事消亡而湮没是一个会让人惋惜的损失。 2023.10.9 许家印是一个热衷政治、欣赏个人崇拜的企业家，与中国公司始祖的趣味迥然有异。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创建“兰芳公司”、“大港公司”、“义兴公司”、“十三条公司”、“义福公司”…..，都是民间力量的聚集，它们总是远离殖民当局，而它们一旦与殖民当局合流之日，就是末日来临之际。 为什么政治和商业总是缠绕在一起？为什么商业公司的发展走不出“官商合流”这样一条“西风瘦马”的千年故道？尽快我并不赞同“一刀切”、一个模式的“政企分开”，但“政企分开”的话语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支点。 可是，“政企分开”流行一阵之后，如今又有许老板的一句掷地有声的大实话“恒大的一切都是D给的”，实际上这话不过是“雨露雷霆，皆为天恩”的翻版而已，但确实生动。 2023.10.9 现有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将购房者置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购房、面积计算、贷款、物业管理在交房前都由卖方单独决定，购房者无从发声。连法律服务也是单方的，购房者个人处于单独或联合都无法聘请法律顾问的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名为“合同”的单元房买卖更为冷酷、露骨的绑架了。 2023.10.10 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有一种生存本能：每当一个与自己沾边的人被“打倒”之后，同事、乡邻、同学立刻与他“划清界限”（摘清自己）、“反戈一击”（选边站队）；对倒下的人不踩一脚、不啐口水，绝对属于季羡林所说的在“公有制单位”很难找到的义人。许家印“博导”、教授、“杰出校友”落马之后的遭遇再次证明了以上现实。教育校友知恩图报，宣传“一生一世F大人”，言说者自己都不信。 2023.10.11 王立军、赖小民、许家印……“教授”、”博导”群前赴后继，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 文革之前，再不顾体面的大学也不会把一个官员、一个商人聘为教授，再贪图虚荣的官员、商人也不会欣然接受“教授”头衔（那时没有“博导”）。如今，跨界“教授”、“博导”层出不穷，而院士却被禁止发表跨界“学术观点”，如此矛盾的政策又意味着什么？ 倘若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顾炎武这样难以割舍传统的“遗民”在世，他们会有何回应？ 2023.10.12 如果哪个高校能写出一份中、英文双语的教授聘用合同，把包括“末位淘汰”、“不当言论”之类的惩治措施说明白，那一定是大学治理的一个奇迹。可以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奇迹不会发生。 现在的大学管理者，多为文革后期的红小兵，该读书的时候，他们都在写大字报、写“小评论”，稍有出息就开始抄袭，抄袭成名就充当“笔杆子”了。红小兵比红卫兵的灵魂更为空虚。 2023.10.14 读完“恒大许家印”和“许家印内部讲话”，发现两本书都是同样的体例，每章开头都是用长方形框摘出一段许家印语录，然后，围绕语录展开诠释，而诠释没有一丁点儿推理、分析、建构、解构，都是宣扬语录带来奇迹、用个案证明“精神变成物质”的道理，与最粗糙的见证神迹的圣经解读是一个套路。许家印1958年出生在一个无神论国家，读小学就开始了文革，当时的小学课本绝对排除了宗教影响。那么，这样的文体、写作套路来自哪里？我以为，还是来自牵动亿万人说话、写作习惯的“活学活用”文体。 从1969-76年，“活学活用”文体曾经是最为流行的范文，如：“用MZD思想指导针灸”、“用MZD思想指引养猪”、“用MZD思想战胜棉铃虫”、“用MZD思想指导计划生育”等等，都曾经耳熟能详。语录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最后又带来立竿见影的“物质”改变——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就是用这样的套路创作他们的“处女作”，一发而不可收拾。 如果进一步解构“恒大许家印”、“许家印内部讲话”的句型、常用词，可以发现：（1）构成中心意思的文句，都是“要如何”、“一定要如何”、“坚决要如何”、“必须要如何”……，这是文革流行的“表决心”体；（2）简单搜索一下，文章使用频率最高（待证伪）的单词是当下流行的正能量词汇——“拼搏”，这大概算是“与时俱进”了；（3）文革期间，还有一类“斗私批修”文体，那就是自我贬抑，用以衬托伟大精神，现在“写检查”的时候还有人用。 邓小平说：“教育失败是最大的失败”。这话让我思考了许久。我的领悟是：问题出在迫使人们放弃思考的、“范文”一统天下的语言环境，每个人都在“自觉”地筛选文字，只把那些可以转化为“正能量”的文字放上台面，可对人言的书面和口头语言都充满了文饰。于是，思维与表达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话语权”也就注定成为一句说了玩玩的笑话，这是几代人的宿命。出路在哪里？看来，还是要认真思考邓小平以上那句话，并且记住每个家庭的长辈的教诲“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2023-10-18 这几年，流行硬气说话，诸如：“应管尽管”、“应封尽封”、“应关尽关”，而所谓做事决断就是不惜代价、不留余地，没有商量。 如今，规章禁止“校外培训”，好像学校教育已尽善尽美，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所有需求。学生、家长不满学校教育，但他们毫无怨言，自费补强，这是多么通情达理的人民！如今，这也“非法”了。然而，古今中外，校外学习是任何禁令都无法阻拦的，受损害的只能是那些经济条件比较一般的学生，他们无法承受高昂的培训费——保守估计，京城一个高中生的课外学习费用大约是每月1.5万元。禁令一出，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一对一培训”翻倍涨价。可以预见：禁令只会推动更多的人去海外读书、择机移民，正是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收起 【当天补评】国内高等教育人为地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要，那就只能海外求学，甚至经济能力不足以去欧美日的家庭，还可以考虑泰国、马来西亚等相对便宜点的国家。 …… 方老师的微博上，有很多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摘抄。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方老师千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宪跬刑辩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一样，由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对于赖清德选胜的原因，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点要注意，中国因素，即台湾多数选民特别是绿营选民对中国的恐惧，可能为他们把票投给赖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湾总统选举或许是自政党轮替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蓝绿白三党推出了各自候选人竞逐，在选前的所有民调中，虽然赖清德都要赢过其他两个候选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并不大，两人的得票数也表明了这点，这使得此次选举充满一定悬念。 民进党虽然在台上执政八年，拥有比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更多的资源用于辅选，可客观地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这八年的执政评价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选战初期的民调中，有六成选民希望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事实上，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确实也赢得立法院微弱多数。 中国因素促使选民票投民进党 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政党执政多年，选民普遍会有一种疲劳心态，想换它的对手上台，尤其是执政党若政绩不佳的话，这再正常不过。原因也很简单，除了选民有喜新厌旧的心理，主要是执政党台上时间长了，总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未必是执政党造成的，但因为是你执政，就得背锅。台湾这次选举，国民党猛打民进党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问题，赖清德本人的老宅违建、民进党立委的自拍和偷录等。但是，为什么多数选民尤其是绿营基本盘还把票投给了赖，就值得细细琢磨。 不妨假设，这次选举中国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党攻击民进党的弊案，很难讲它不会对赖清德的绿营支持者产生影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选民虽然会支持本党或者认同的政党候选人，但也会看重他支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品格，倘若在选举中该政党或者候选人被对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会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给他，其实是说不准的。 然而此种情形在本次台湾选举中没有出现，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赖的老宅违建问题可以忽视，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导致的，这就必须说到中国。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国不存在介选，台湾选举要想撇开中国因素，也做不到。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绿营选民最后把票投给赖清德，不是他们容忍民进党的弊案，或者认为赖的违建无关紧要，乃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赖才能确保台湾不被中国“吞并”，免受大陆专制制度的侵袭，而对侯友宜和柯文哲，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 在去年选战开打初期，国民党将本次选举塑造为战争与和平之战，选国民党会带来和平，选民进党会带来战争；民进党则将选举定调为民主与专制之战，选民进党会保住台湾的民主体制，选国民党会给台湾带来专制的灾难。这个口号的喊出，对绿营支持者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因为他们确实担心，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随着两岸交流的加深，台湾会被大陆带坏。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及由这套体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着两岸交流而强势侵入台湾，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活和民心。这是绿营选民不乐见并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专制的中国，台湾本土意识抬头 两岸在过去十几年的渐行渐远以致现在多数台湾人，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总根子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台湾本土意识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国民党放弃戒严，开启民主转型，民进党执政后修改课纲，有意识地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然而，有一个现象必须提及，也就是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后，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加固强化了，让台湾人更体认到，台湾人是台湾人，大陆人是大陆人。 这种身份意识的强化并非只出现在绿营，蓝营也有。在两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湾人意识发酵壮大，成为主流民意，尤其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别是三代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变。国民党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主张将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不只是出于同民进党争夺选民的考量。此次总统选举，不少人注意到，蓝绿白三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态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其他人只称自己是台湾人。也许侯友宜和赵少康怕被民进党贴标签，然而，这种怕的心态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为什么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反而越强烈，对中国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频繁让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迥异，担忧中国会借着庞大的体量，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台湾抵挡不住中国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政治生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两岸的大规模交流是在胡锦涛后期和习近平前期，胡虽是弱势总书记，但在他执政后期，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共变得比过去保守和专制。这种情况到习上台进一步强化，当局对思想、言论的压制达到一个空前强度，对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变本加厉，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以来最严重的。习惟我独尊，容不下异己，整个社会的政治风貌完全改观，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那种肃杀状态，没有一点自由的习气。 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痛恨，无法容忍却又不得不容忍，台湾人看在眼里，他们当然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虽然出于发展经贸等现实考量两岸不得不来往，但台湾肯定要设置一套防火墙阻遏大陆的专制制度在两岸交流中渗透台湾，就像大陆设置防火墙阻遏台湾的民主制度渗透大陆一样。当中国当局不把中国民众当人来看待，怎指望台湾人亲近中国？结果只能是，两岸交流越密切，台湾人对中国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没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两岸的紧张态势，终致两岸在不同路径上分道扬镳。 除非中国变革，台湾民意不会认同中国 坦率地说，要想台湾主流民意认同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路径，就是中国大陆必须变革，改变中共的专制体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的民主变革当然首先不是为了统一台湾——相反很可能，由于两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国民主化后，多数台湾人依然不愿和中国统一，而是为14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国民主化后，至少在统一问题上，会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国还处于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严酷体制下，连自己的民众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润出来，逃离中国，去强行统一台湾就缺乏道义支撑，遭到民主国家的反对乃是可以想见的。 故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赖清德的选胜告诉北京当局，中国要想赢得台湾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开启中国的民主化转向，仍行3000年秦制，两岸只会愈行愈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蔡英文在选前之夜为赖清德助讲，提到“明天世界关键字是台湾”，美国各大媒体24小时后，确实都即时报导了台湾投票结果，而“赖清德”则是这些相关新闻的关键字。诸如《华盛顿邮报》以“谁是赖清德，台湾的新任总统？”（Who is Lai Ching-te, Taiwan’s new president？）为标；《时代杂志》也重新汇整之前访问赖清德的内容，刊出“关于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What to Know About Taiwan’s New President-Elect Lai Ching-te）。 过去，台湾在外媒刊登具文宣性质文章，目的在让外国人看到官方所欲呈现的台湾，至于外媒从自己角度撰述的报导，便是让我们理解他们所关注的台湾是什么，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对自己的读者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这时，“看他们怎么看我们”，或可为台湾的定位给出一些座标。 很清楚，台湾选举结果由赖清德胜选后，美媒上相关文章，多以“中台关系”切入，强烈一点，如NBC写著“台湾公然反抗中国，选出了一位被北京贴上分离主义‘麻烦制造者’标签的新总统”；中性一点如npr，其用词为“民进党的赖清德成为台湾新任总统，这将决定此一自治岛屿未来对中国的立场”；《时代杂志》写的是“尽管中国对其（赖清德）主权观点发出警告，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其竞争对手认输后赢得了台湾民主选举，从而使执政的民进党继续掌握第三任期”；《华盛顿邮报》的用词是：“台湾选出赖清德为总统。中国称他为危险的选择”。其他美媒下笔大同小异，概念不出以上。 首先，美媒呈现在当地读者面前的，就是台湾这场选举的结果，必然牵动中国敏感神经，这是美国读者第一个接收到的讯息。随后，在接续阐述台湾地（定）位时，美媒用词也多有雷同，包括“台湾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赖清德这次胜选，或将测试美中近期为改善长期低迷关系所做的努力”、“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赖清德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美国读者收到的第二个明示，就是台美关系现状，以及赖清德亲美立场。 继之，进入“赖清德是谁”，接续中台关系、台美关系，美媒除了描述赖清德曾是“支持台湾独立意志高昂的宣传者”，赖清德本人最受关注（引述）的句子为：“台湾愿意在尊严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对话”、“全球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台海和平”、“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我们将站在民主的一边”。而美媒（《华盛顿邮报》）针对上述相关用字的诠释是：“赖清德没有试图取悦北京，而是表示他将专注于通过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来确保台湾的全球地位。” 以上字句尽管分散在不同媒体报导，排序容有不一，论述逻辑倒是一致的。则对美国读者来说，针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所呈现出的样貌，即台湾民主选举由具台独色彩的赖清德胜选，中国很不喜欢赖清德，赖清德亲美立场明确，同时，他已释出愿意和中国在尊严平等下对话。 透过这样的归类和简要整理，对台湾人来说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对美国当地读者来说，台湾如斯，却不尽然是一个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样态。唯经由几个事实，遂有了“在赖清德亲美、中国反赖下，台湾平和顺利完成了2024年第一场民主国家选举”的理解。其中，美媒（NBC）曾写下“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而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说这一段话已是美国社会过去八年在蔡英文执政下，对台湾已然的普遍认识，并不为过。至于赖清德的胜出，则无论对前段“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还是后段“台湾亦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都有强化印象效果。赖清德过去“独派色彩”，确实会更令北京严以待之，而台湾又一次的投票结果（在北京强烈反对下），却也同时再次彰显了一地的民主坚韧。 蔡英文执政期间，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日增，在2023年8月皮耶基金会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二（65%）美国人表示对台湾持有好感，调查时空背景，正值赖清德以副总统身分访问巴拉圭，并中停过境美国。可以说，美国人过去几年对台湾好感提升，主因正是透过当地媒体字里行间的陈述，而这一回，美国民众自媒体上浏览到的赖清德，就大致轮廓上来说，应该仍是他们所认为，并易于接受的台湾领导者形象。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四成选票当选总统，国会席次没过半，民进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赖清德就是依宪当选的总统，他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行政院长，就算立法院没有过半支持，他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施政；最坏的状况就是回到2000年到2008年陈水扁少数执政，“再怎么野蛮”对决“再怎么鸭霸”，4年后再让选民做出裁判。。 但从国家人民的角度，绝不希望朝野继续无日无之的对抗与争执。就此，赖清德只有一条路，就是沟通、让权，以及合作。只是，怎么沟通？如何让权？所谓“联合政府”到底可不可行？由于在台湾从没有任何先例，只能从做中学。 不同于一般内阁制国家的多数联盟组阁的概念，台湾总统直选，在没有被倒阁之前，行政权的权力基础全来自于直选的总统。以新国会绿营51席，蓝营52席，白营8席的席次分布来看，若基于执政的需要想组成国会多数联盟，由于绿白阵营的支持者较容易互相流动，也符合“最小获胜联盟”的权力分享原则，民进党自然必须把合作的对象锁定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身上。 朝野合作的形式有很多，最单纯的作法是在立法院的合作，包括立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会召委选举，以及立院法案预算的攻防投票。对民进党支持者而言，与其看到韩国瑜坐上国会议长席，还不如让黄珊珊，甚至黄国昌坐上那个位置；关键在于立法院长必须保持议事中立，将折损仅有8席立委的民众党团战力，对白营而言未必划算。 为了稳固立法院的合作，双方也可以进一步架构其他的平台，包括定期的党政协商、两党主席的定期会商等等。若要再深化合作，甚至可以依“先政策，再人事”的原则，进行内阁的席次分配。例如柯文哲宣称他最重视“年轻人处境”与“公开透明”，那就可以考虑把NCC、金管会部分委员的提名权，甚至劳委会、内政部的人事交付予他；条件是，双方必须在往后的立法院重大议案表决有共同的合作默契。 至于未来到底是单纯的立法院合作，或要扩及到内阁席次与政策合作？关键在柯文哲的民众党要什么？要不要得起？事实上“政党合作”、“联合政府”在台湾其实都是崭新的概念，过去无法落实，原因未必是总统所属政党不愿分权，更在于在野党基于未来发展与选举考量而不愿为执政者背书。此所以柯文哲在选举夜宣称：“未来民众党将扮演关键少数，不会固定只跟谁合作。” 对绿营基层而言，柯文哲民众党向来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不过，少数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会多数联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的问题，这无关乎政党之间的政治仇怨，却是一个应该被努力建立的宪政惯例。 其实不只绿白合作，应该也包括绿蓝合作，只是基于“最小获胜联盟”的理论，所谓绿白合作的机会应该更大一点。形式包括定期的政党主席会面或私下拜会，甚至是重大政策征询，并承诺不推动朝野有重大分歧的政策。 如何面对国会少数的困境？是赖清德形塑其政治风格的第一项试炼。过程中，不能非友即敌，不能坚壁清野，否则不但合作不成，反而让激化在野阵营形成一个稳定反对联盟。这一切，都在考验新总统的政治手腕。 （全文转自上报）
王和岩，财新传媒主笔，业界人称“三姐”，部分原因是岁月让她到了“大姐”的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对她的业务、人品的认可和尊敬。在“调查记者”日渐稀缺以致可以成为招牌的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从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闻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每一篇都体现着记者的价值，独家、独到。 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开花期”持续了20多年？每一篇独家报道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坚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认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前媒体人刘万永对话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听一听一位调查记者的热爱、困惑和希望。 01 做调查记者契合我 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刘万永：你在甘肃当了10年公务员，后来怎么当了记者？ 王和岩：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肃陇南地委党校。那个年代，党校是很边缘的一个单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报到的第一天，教务处用的布沙发，硬得像铁一样，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 硬件条件差是其次，关键在于无所事事。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迎头撞击的却是无比郁闷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职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杂志当记者，历经辗转，2001年5月到《中国商报》，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 刘万永：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而不是创业？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对淘金没概念，我最爱干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我对记者最早的认知是在高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学，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教师。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时，学校要表彰这些老教师，要求给每个先进教师写篇小传，我写作文还可以，就被挑上写其中两位老师。 写小传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绞尽脑汁去编，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采访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快乐，写起来也很顺利。 后来跟语文老师汇报，我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问题都提前写在本上，再去问他们。老师说，你这样不对。但我这个人比较胆怯，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不对。 后来看电影《十字街头》，赵丹扮演在报馆工作的老赵，他去采访，想不起问题来回翻采访本，很笨拙的样子。可能老师觉得我像那个人一样很笨。 刘万永：你觉得你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什么开始的？ 王和岩：《中国商报》吧。虽然在杂志时也采访过，但那时候主要是做编辑，写的稿子基本是随笔。到《中国商报》以后，才有了比较合格的新闻作品。 有一年，内蒙古金川酒业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寿，还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来研究，觉得很多说法没法自圆其说。 比如，他们说喝了啤酒的那一组小白鼠，寿命比其他没喝的长。可我觉得从小白鼠到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怀疑：有医生说，酒精对人体有害无益，这是公认的结论；还有专家说，如果是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试验，取得这样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还近一点，从小白鼠一下类比到人，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 材料里附有一份实验报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电话找到那家研究所，对方说报告只是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来源他们不管。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后来，我写了一篇报道，表示质疑。后来对方找到我，承认报道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报道了。 刘万永：你去当记者，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会不会有各种不适应，有没有后悔过？ 王和岩：我进入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厌倦公务员的工作，我很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在机关，普通小职员唯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很乏味。 作记者，可以对社会发言，可以满足你内心最朴素的正义感。记者这个职业捍卫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有公共关怀，也有启蒙作用。每发表一篇稿子，无论干预现实还是记录历史，或者两者兼备，都让你感到它有价值和意义。这是公务员生活所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编辑，不是一开始就做高强度的突发报道和调查报道，也就没有太多出稿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觉得采访特别让我快乐。 在《中国贫困地区》杂志时，要去特别穷的农村采访，因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会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觉得特别兴奋。 后来，我在《中国商报》专门做调查报道，经常出差。一位副总编曾半开玩笑说，来报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访户的，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做那种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题，我倒是挺喜欢做。 那个时候我频繁出差，乐此不疲。记得一个同事说，感觉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里面了。其实我自己反而浑然不觉。 刘万永：怎么就一步步走到调查记者了？ 王和岩：我明确知道调查记者这个词是2004年。当时我也面临着一些职业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记者，和我同龄的很多都要做编辑了。 那时候读了展江老师的书，了解到原来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里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饭，西方很多调查记者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一线做调查，很敬仰他们 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做调查记者，要求一个记者要很踏实、很执着、很专注，可能对写作要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这个比较契合我对职业的热爱，就想去做调查报道。 02 要坦率地告诉采访对象：我需要你的帮助 刘万永：很多记者会焦虑，没选题时焦虑选题，有选题时焦虑怎么做。你焦虑吗？ 王和岩：我不是一个想的特别远的记者，比如说拿到一个选题我不大会先想怎么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远的事情，只想眼前怎么找人。 面对一个选题，要是坐在家里想，可能永远都想不出来。还是要走出家门，到现场去；拿起电话，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伟案中案》，就是一点一点跑出来的。 2006年4月下旬，《财经》杂志刊发了《程伟案中案》，这是我入职《财经》后发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会计程伟，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2005年夏天，程伟出逃，引出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并连环牵出检察机关反贪官员受贿大案。 这篇一万多字的调查报道，起源于一则特别模糊的传闻：《财经》的一名编辑听人说，“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把执行款挪用了6000万，跑了。” 这个题最后派给了我。编辑安慰我说，我们在天津没有任何资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压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门，就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搜集、确认信息，终于摸清了情况。 最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确有其事，但有关部门明确说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 了解了大体案情后，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经联系，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面露难色，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递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 采访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刘万永：记得你采访时伪装了一个身份，但被采访对象识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好像在天津开发区某小区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我装作买房人，程伟的别墅前转时，一名男子来开房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 这个人自称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过了两天再联系，他推说自己很忙，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们在酒店咖啡厅见面，寒暄后他突然说：“你是记者吧？” 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盯着我说，“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 我决定豁出去了，说：“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 我解释，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说出真实身份，是怕他有顾虑不肯说。 一番说服后，我心一横，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也尊重你的决定。”那时，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他笑了：“其实，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这么大的事，不是程伟一个人的问题。”他又介绍了一些程伟涉案的情况，并称共有11人涉案。 后来，经过不断的找人、采访，终于落实了11名涉案者个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刘万永：我们常说记者怎么去突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幸运因素的。 王和岩：对，是有幸运因素。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真诚对待别人，比如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记者，对方会问，你不是记者问这个干嘛？ 实际上，你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以后，对方反而会对你放心。最坏的结局就是拒绝你。如果对方不愿意说，一方面要理解对方，另一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对方。 刘万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说，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终于承认这也不是他的原创）。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你是怎样让你的采访对象开口说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现场，和采访对象见面，不要试图在电话里说服对方。 我不是一个善于当面拒绝别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觉得一个人去当面拒绝另外一个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碍，不像电话里说可以立马挂了。 我很少在电话里说服对方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如果对方不同意跟你见面，你就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采访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个是我要找到你，第二个就是告诉你我的诚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样，距离案发现场最近，你就最有可能获得关键信息。 另外，不要讳言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帮助，但又不愿意讲。我会直截了当告诉采访对象，我在这边采访，很不顺利，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也不认识人，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像这种开诚布公地求助，我是没有心理负担的。有时，也需要让采访对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价值，因为朴素的正义感，人皆有之。 刘万永：做记者，除了你的这种突破，韧性、抗压性也很重要。财新关于谷俊山的报道，应该是你采访时间最长，定稿后等待时间最长的报道了吧？ 王和岩：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水有多深，料有多丰富。只是凭直觉和简单的判断，选题重大。随着采访的深入，神经会越来越兴奋。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这个题能做出来多少。 动身去濮阳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忐忑，我对部队系统很陌生，去的时候还是有畏难情绪的。编辑说，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刚到河南濮阳，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就问司机：你们这好像出过一个将军？他说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说对，他有个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他说，东白仓村。 我一下子就觉得不像一始那么茫然了。随着不断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东白仓村，我看见几个村民站着聊天，就过去问了，一听说我打听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几个人的神情一愣，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北京来的记者，为什么强调是北京来的？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当地的，他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而且那么远跑来，可见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 他们说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记者证给他们看。一个村民说，你跟我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在个小胡同里面拐了几个弯，然后拐到他家，另外两个农民后来也过来，给我讲了谷三的一些劣迹。 刘万永：那个稿子最后刊发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这种很焦灼的心态？ 王和岩：也有，一开始舒立说这个稿子先放一下，我原来就想着是一两个月，没想到是一年。期间，我不断打听谷俊山案的调查情况。 我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前景并不明朗，虽然他的职务被免了，但人还可以自由活动，会客见人都没什么问题。 当时，官方对他的调查实际上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官方对谷俊山的调查由最初的军队内部处理，逐渐变成有中央纪委参与，直至转向司法审理。 那时候，我不断找人打听，有一点消息就赶快给编辑部发邮件，让财新编辑部知道刊发这篇报道的风险在不断降低。 等的过程中也在完善内容。比如涉及钓鱼台5号院的部分内容，就是后来不断完善补充的。 03 做新闻需要一种执念 刘万永：做记者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和岩：劣势是不善于随机应变。很多记者很机智，别人一质问，立马就能想出一套说辞，把对方糊弄过去。我基本上是实话实说，或者部分实话实说。 优势可能是我对职业的执念。我特别爱看两种题材的视频，一种是考古发掘，我觉得像做调查，过程充满发现，充满奇迹，充满让你惊奇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警匪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刺激。 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郁闷，但做记者会带来很多生活的快乐。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调查监狱黑幕，还有就是走私、贩卖军火这种隐秘故事。故事越隐秘，阴谋越幽深，对我越有吸引力。 刘万永：回想我自己的报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说没啥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读性差。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报道在文本上有没有问题？ 王和岩：当然有了。我经常做一些法制报道，涉及大量的法律术语，写得比较硬。那种法言法语，我会尽可能通俗化、简洁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跟编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编辑认为我们做的报道都是高对抗性的，当你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语言进行改写，力图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阐述，可能会面临比较高各种风险。编辑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较偷懒的行为，我还是希望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用简洁通晓的语言去表达。当然，准确是第一位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读性要让位于真实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喧宾夺主。我们做的很多选题比较重大，细节过多会冲淡主题。在主干清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增强可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读者，只能吸引目标读者。 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但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时候你只能承认现实，就吸引这一部分读者。 刘万永：你说的对抗性，一是采访本身，二是报道发表后可能有人找你公关，甚至引起诉讼。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打过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过官司，在《中国商报》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当时写的安徽交通厅厅长贪腐的案子，当时安徽交通系统抓了好多人，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局局长协助调查了，但是我写被纪委给带走了。 那个稿子大概是9000字，关于他的表述是11个字，因为这11个字，对方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败诉了。 做报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的过程。 有的报道，对方确实来找过，但没有找出稿子的问题来，指不出硬伤。 但是商报的事情，还是让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实，最终呈现跟采访之间，也要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掌握8分的证据，最多说6分的话。表达除了严谨，也要克制。 刘万永：通缉犯金毅当上河北唐山财政局副局长的报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个报道，就十几分钟。有没有挫败感？ 王和岩：10分钟，10分钟就被删掉了，我自己都没看到。 我跟德国同行交流时也被问到这个事。他们说你会不会很沮丧？我就说，当时很生气，后来想想，有10分钟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中国记者要面临的环境，你没法改变。 刘万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辞职两年了，也就说你到目前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测会继续超越我的记录。对还在做调查记者这行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和岩：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问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过厌倦？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底？我跟她说，我也有过倦怠感，任何一个职业从事的久了，都会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职业相比，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有意思。 她说：“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行业是理想乡。 是的，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永远信心满满、激情澎湃。 刘万永：有没有无力感？ 王和岩：这肯定是伴随着这个职业终身的，因为很多事情报道后，会发现于事无补，而且你说的好多话，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比如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但你还是要坚持。 刘万永：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贷还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友多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