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家早就當作社會現實，但很多人並不知道真實原因的現象： 正在引領全球變革的AI工具，我們一個都用不了。 OpenAI的ChatGPT，用不了； 微軟的Copilot，用不了； 谷歌的Bard，用不了； 用AI繪畫的Midjourney，也用不了。 剛開始內測還沒正式開放的，用AI生成視頻的Sora，我們肯定也用不了。是的，我非常確定，我們肯定用不了。 對的，還沒上市呢，我就知道肯定用不了，而且沒有任何人會對這個結果感到意外。我們只是遠遠地看一眼就能知道，這玩意兒肯定不會給我們用。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用不上這些AI工具呢？ 最直接的答案，當然是開發這些AI工具的公司不讓中國大陸用戶使用。以上我提及的這些AI工具，目前全部都禁止中國大陸用戶註冊使用。當然，它們的說法不是禁止，而是目前尚未開放該區域服務。 那，為什麼呢？ 是中國用戶消費不起嗎？這顯然不可能。 以蘋果手機為例，每年發布的高端機型在中國賣得那叫一個遙遙領先。這些AI工具一年幾百塊的使用費，不存在消費不起。 是擔心中國盜版多嗎？顯然也不是。 以上這些AI工具目前提供的都是實時訪問入口，而不是桌面時代的『軟體』，不存在你盜版複製一份就能拿去賣錢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源代碼被抄襲的可能性。 是為了打壓中國的AI產業故意不給中國人用嗎？ 有些人從晶元領域『卡脖子』聯想到這種可能性，會不會是美國政府給這些企業下了命令，不讓它們給中國用戶提供服務呢？這也不是事實。 首先，美國政府當前並沒有出台法令禁止科技公司向中國市場提供AI服務，這些公司不可能自己層層加碼放棄中國市場。實際上，即便是在晶元領域，相關公司也是一直在與美國聯邦政府角力，希望政府取消對中國市場的出口禁令。 美國政府出台了限制法令，企業當然需要遵守，但政府沒有出台明文法令的時候，是不可能通過『打招呼』『發通知』或者『私下要求』等方式干涉企業經營的。明面上沒有禁止，就是沒有禁止，不需要去盲猜。 然後，即便美國政府在將來某一天出台AI領域針對中國的限制令，那也只會限制面向公司用戶的『技術出口』，而不可能限制面向個人用戶的『產品出口』。 以晶元領域為例，按照美國當前的限制法令，一家中國公司想訂購蘋果手機同款的最新晶元用來生產香蕉手機，那是做不到的。但是作為個人用戶，我們卻能和全球用戶同步買到蘋果的最新款手機，裡面也包含了一顆技術先進的蘋果晶元。這就是區別所在，前者是公司用戶，購買的是技術，後者是個人用戶，購買的是產品。 美國將來有可能會限制AI技術的出口來打壓中國，但不可能限制AI公司向中國個人用戶提供賺錢的服務，那是無意義的自廢武功。美國可能不友好，但人家絕對不蠢。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之後，我們大致能猜到，中國大陸用戶用不了這些AI工具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美國公司能力不行。 按照中國的法規，互聯網公司面向公眾提供AI服務以及信息服務之前，需要事先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滿足相關條件後才可以上線服務。這裡的條件，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各種層面的安全可控。 很顯然，OpenAI、谷歌、微軟，都沒有能力滿足中國監管機構提出的安全要求，所以它們沒有辦法合法地進入中國市場運營。為了避免尷尬，我就不討論它們有沒有興趣滿足這些要求了。 所以，上述公司為了避免在中國市場非法運營，就主動關閉了面向中國大陸用戶的服務。 生物學上有一個概念叫『生殖隔離』： 原本是同一個物種的動物，因為地殼運動被分隔在了不同的大陸板塊，最終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一定時間之後，原本同出一源的後代逐漸產生了生殖隔離，變成了不同物種。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浮誇風」是1958-1960年間大躍進時期的產物。當年，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盲目攀比等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在全民教育普及，人人講科學，講市場規律、自然規律的今天，我原以為當年那種「肥豬賽大象」的曠世奇聞不會再出現，沒想到如今卻又有捲土重來的趨勢。 日前，媒體報道了兩則令人震驚的新聞。 2月19日，《半月談》發文痛批一些地方的農業試驗田測產造假現象。半月談在文章中，某些地方的水稻畝產今天達到1200公斤，明天其他地方也許就能突破1300公斤，高產數據你追我趕，各種「記錄」不斷刷新。 為什麼數據能夠不斷刷新？真的是這些地方下功夫了，用心做事了？通過半月談的進一步報道，我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這一切居然都是假的！ 有些地方刻意擴大水稻種植間距，在水稻收穫前，再悄悄把種在其他地方的同一個品種移植到事先預留好的間距中間去。 有的則是渾水摸魚，比如提前把水稻藏在附近，等到現場檢測場面比較雜亂時，將事先準備的水稻混入測產的稻穀中去。 有的則是喪心病狂，為了實現高產出完全不顧投入成本，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增產劑，安排大量技術人員精細管理。 有的則空手套白狼，直接玩起了文字遊戲，比如直接把秸稈和葉子都算在稻穀實際產量內。 為何各地總是盯著水稻不放？說得好聽點是「浮誇風」，說得難聽點就是為了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畢竟，一旦數據上的產量上去了，那相關企業就可以推銷自己的產品了，順便套取各種補貼資助；而專家們則可以因此收穫各種讚譽和大獎，再拿到高額的諮詢費，可謂名利雙收；某些政府部門和人員則可以將這些當成政績，以實現政治上的進步。 同一天，《新京報》報道了甘肅通渭縣政府召開會議有組織地主導弄虛作假一事。 日前，自然資源部公開通報了這起典型案例。原來，為了確保耕地保有量不低於耕地保護目標任務，去年12月，甘肅通渭縣政府召開會議有組織地主導弄虛作假，將林地錯誤調查為耕地，涉及面積8900畝。 良田好土變成了建設用地，寸草不生的地方卻是基本農田，堂堂一個縣的縣政府居然公開造假、帶頭造假，這膽子不是一般的大！ 善良的人就是都有人性，邪惡的人千奇百怪。 為了所謂的面子，不顧里子；為了一己之私，公然弄虛作假。 半月談在文章中還說到「科研手段怎成政績工程」，個人覺得說得很有道理，但這句話只觸碰到表象，沒有深入內里，因為在現實中，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都正在慢慢演變成某些人的政績工程。 2021年4月，央視曝光了洛南縣扶貧造假一事。 2020年2月，國家級貧困縣陝西洛南縣扶貧攻堅取得成就，率先摘除了貧困縣的帽子。而回過頭來看洛南縣為了摘掉這頂帽子所使用的手段，令人震驚。 為了迎接上級驗收檢查，當地將五保戶集中安置點匆忙修繕完畢，安裝的水管全是擺設。等到洛南縣摘帽脫貧後，五保戶的生活卻無人問津。 本來飲水安全是脫貧攻堅的基本底線，結果當地村民家裡的水龍頭全部都是擺設，竟然出不來水。 面對央視記者的質疑，當地不僅沒有意識到問題和錯誤，反而反問記者「誰是你親戚」？洛南縣水利局工作人員更是直接搶奪記者手機。 更有意思的是，當地的一位領導竟然曾為此去北京領獎。 網路圖片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浮誇風」案例，尤其需要我們警惕和重視，因為它暴露出了太多問題。 首先，浮誇風一旦在社會上形成風氣，那各級組織的公信力將會受到很大影響。 因為大家都知道，弄虛作假已經公開化了，會導致什麼後果。可正是大家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社會知道，但就是某些領導不知道，也許是明明知道，卻還要假裝不知道。長此以往，當這種不良風氣成為常態，影響到的是黨和國家的形象，甚至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 其次，這種不良風氣很容易導致上層制定政策偏航。 通常情況下，國家政策的制定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調查研究，另一個是專家論證，其中調查研究佔據重要作用。 可現實生活中，有些調查研究的結果已經嚴重偏離實際情況，要麼是坐在辦公室里憑空臆想出來的，要麼來自所謂的「第三方」，要麼就是草草應付了事。殊不知，調查結果出現偏差，弄虛作假，對政策的制定是非常致命的。 網路圖片 最後，很容易產生各種不良社會矛盾與問題。 弄虛作假和浮誇風很容易使政策制定者產生誤解，因此導致各級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判斷失誤，非但沒有讓群眾獲得應有的便利和利益，反而會引起群眾的反感，不利於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之前洛南縣在脫貧攻堅中的弄虛作假就是最好的例子。 才吃兩頓飽飯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這是萬萬不可取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顧禮先生
本文選自劉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轉自凹凸鏗鏘微信公眾號。 劉瑜，女，學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著有《民主的細節：當代美國政治觀察》等。 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在近現代社會，常常是觀念的變遷引發制度的變遷——事實上，觀念的力量如此強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經濟利益的考慮、暴力機器的壓制、國際格局的約束，撬動制度的變化。可以說，觀念對於制度，具有一種引力作用。當社會觀念領先制度太多，它會拉動制度前進；當制度超前於觀念太多，社會觀念又會將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種意義上，也只有經由觀念變遷推動的制度變遷才是牢靠的、堅固的。因為如果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制度變革，有可能經濟危機一到來就制度動搖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動的變革，有可能換了一任領導人後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國際格局變動引起的變革，也可能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倒退。只有制度變革是建立在觀念變革的基礎上的，它才是紮實的、可持續的，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當的韌性。 韓國轉型：觀念驅動的變革 為什麼觀念變遷對於制度變遷很重要？觀念變遷如何推動制度變遷？觀念的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從一個國家講起——韓國。確切地說，我想從幾部韓國電影說起。 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可能知道過去十幾年，韓國湧現出了一批反映本國民主轉型的電影。我看過的就有四部：《華麗的假期》《辯護人》《計程車司機》以及《1987》。 其中，《華麗的假期》和《計程車司機》是講1980年的光州事件；《辯護人》講一個本來及時行樂的律師，如何轉變為民權辯護人的故事；《1987》則是講一個大學生朴鍾哲的死，如何點燃了整個社會的變革決心。 說實話，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新興民主國家如此熱衷於拍攝自己的轉型故事。而且，雖然是沉重的政治片，並非什麼娛樂片，但是據說，這些片子在韓國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每出一部，就往往是萬人空巷。可見，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段歷史不僅僅是歷史，而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紀念碑，需要不斷重返、朝拜，以此來理解自身並尋找未來的方向。 網路圖片 為什麼說這幾部電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制度轉型的觀念根源？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幾部電影中的「革命者」是誰。儘管這四部電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師，有的是司機，有的是公訴人，但是，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學生。 在這幾部電影里，學生運動都是電影的背景，但卻是汪洋大海一樣的背景，他們時刻在窗外、在街頭、在電視報紙上涌動，讓所有的人無法扭過頭去。 事實上，大學生是韓國轉型運動的核心推動力。其他人，包括電影里的這些主角，都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旋渦的。不過，大家想想，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韓國，還是比較貧窮的，而在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能上大學的都是什麼人？一般來說，或者來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將成為社會精英。所以，如果這些人純粹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必要去鬧革命嗎？沒必要。他們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像《1987》裡面被打死的朴鍾哲、《華麗的假期》里的那個學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精英。 網路圖片 不但他們個人前程似錦，當時韓國的經濟也是蒸蒸日上。我們往往認為，民眾為什麼會革命？因為民不聊生，對不對？的確，這是很多國家的轉型導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推動了印尼的民主轉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現。 但是，韓國並非如此，很多轉型國家都並非如此。韓國在轉型前，經濟發展態勢應該說很好。朴正熙當政時，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長率是10%。所謂的「漢江奇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時代完成的。 既然個人前程似錦，國家也蒸蒸日上，那為什麼要鬧革命？因為觀念的力量。觀念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是我們詮釋世界的「翻譯軟體」系統。 要理解這個「翻譯軟體」的重要性，我舉兩個例子。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是在極左觀念下叫什麼？「投機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兩個觀念體系里，聽上去會成為道義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個私營企業家投資掙錢了，在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觀念下叫什麼？叫作「剝削剩餘價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詮釋成了褒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觀念的力量——它是我們吸收信息的「意義加工軟體」。 具體到韓國當年，學生們為什麼要放棄大好前程去與威權政府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那種把政治權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價值體系。根據這種價值體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所以，你觀察電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號，不是什麼具體的利益訴求，至少主要不是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工資、養老金、物價、就業、住房，等等，而是什麼？民主權利本身。 網路圖片 如果去觀察韓國轉型史，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爆發，都是與民主選舉有關。1960年的419運動，是因為李承晚選舉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為全斗煥政變奪權，使得朴正熙之死創造的轉型機會被浪費；1987年最終推翻威權體制的百萬人大遊行，也是因為全斗煥6月10日不顧民意，直接指定繼承人，讓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眾再次幻滅。 所以，韓國的轉型本質上是一場觀念驅動的變革。在有些歷史情勢下，革命是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韓國的民主運動，儘管有工人運動的成分，卻很難說是一場階級革命，因為它的核心主體恰恰是既得利益階層。 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歷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麼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 當代世界裡，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麼？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從學生到全民：觀念的擴散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制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 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里，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只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著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 《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計程車司機》里的那個司機，《1987》里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裡面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網路圖片 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志願者，加油站讓所有計程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麼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制度運轉的成本。 但是，真正給舊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制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里，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里，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里，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制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網路圖片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制內人物艱難的掙扎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麼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 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裡，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著。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網路圖片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內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里轉了三圈。我當時非常尷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適吧。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爭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網路圖片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葉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內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歷史過於簡化了，黑白過於分明了。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里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歷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爭，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態，更自然的觀念狀態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 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確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並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的確，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里，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網路圖片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 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儘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朴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爭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爭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贏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贏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只有幾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幾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這個階段，政府開始了對公民社會殘酷的鎮壓，包括綁架金大中、給他判死刑，都是這個階段的事。 但是，這樣的鐵腕統治也就維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殺後，就大致結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後，政府又做了很多讓步，釋放一批政治犯，讓大批被開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1985年還放開了國會選舉。 網路圖片 所以，韓國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些制度縫隙中成長起來的。 在校園裡，除了維新憲法那幾年，學生會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選出來的學生會成為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各種以「學習小組」「興趣小組」面目出現的學生組織也很多。 此外，當時的韓國有宗教自由，教會的成長很快，教會後來也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同盟，所以在這幾部電影里都能看到牧師的身影。工會、農民協會，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也就是說，韓國民主觀念的擴散是一點點擠出來的，一厘米的縫隙被擠成十厘米，一米變十米……直到新制度從舊制度中破繭而出。當然，韓國民主運動也有低潮期，什麼時候？恰恰是政治壓制最深重的維新憲法時代。因為沒有政治機會，就沒有政治運動。 可能有人會問，就算是制度縫隙為民權觀念的擴散提供了槓桿，那韓國人的民權觀念，最初源頭又是哪裡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韓國、中國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歐美國家本身，答案都是類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開始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大家都知道，它所締造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主權在民」。在此之前，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統治者凌駕於被統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後，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民眾，所以被統治者駕馭統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史上只發生了一場革命，就是這場「主權在民」的觀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這場革命的支流而已。 網路圖片 可能有人會困惑，幾百年前的幾個白人男子，什麼洛克、盧梭，他們怎麼就這麼能蠱惑人心？這些韓國的學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民眾，就這麼容易被幾個西方思想家給洗腦了？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思想者很多，能夠引起數百年共鳴的卻沒有幾個。啟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恰恰是因為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所謂啟蒙，未必是把一個外來的什麼思想塞到我們的腦子裡，而是用一盞燈把本來就是我們心靈深處里的東西給照亮而已。 或許電影里的學生和教授讀過啟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裡面的律師、司機、加油站老闆、護士、獄警……哪讀過什麼盧梭、洛克，他們只是知道，刑訊逼供是不對的，文字獄是不對的，拿著警棍四處打人是不對的，死人不讓報道是不對的……這些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讓他們慢慢意識到，除非權力結構改變，這些不對是不能被系統糾正的。 《1987》裡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 心太痛了，可以說，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那個小女孩當然說不過他，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他：你沒想到民主運行的經濟條件嗎？你沒想過轉型後的裂痕動員嗎？你沒想過革命的時機和策略嗎？你沒想過國家能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嗎？…… 但是，到最後，我發現，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你會發現，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澱、所有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芒，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本論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截止2023年12月，地產行業失業人數已超40萬。其中有近超過一半的人是80後。我——一個從地產人離開的80後，在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不自覺地後背發涼了一下。上世紀90年代，父輩經的「下崗潮」居然又一次發生在了我們的身上。這一切，如同輪迴一般，避之不及卻又在劫難逃。 離職前，我曾是個地產策劃，主攻投拓拿地，其實就是幫公司囤地。老闆若是相中一塊地，我和我的團隊會第一時間考察土地及周邊配套情況、了解片區規劃、估算土地價值，然後快速出具一份項目投資計劃書，一邊跟土地主管單位提案、彙報，一邊協助投拓部門同事融資、找尋合作夥伴。地產業發展勢頭迅猛的那幾年，每個人手裡都會同時推進好幾個項目，加班、出差、熬通宵幾乎是家常便飯。 網路圖片 2021年開始，地產業逐漸走向低谷，知名開發商一個接一個爆雷，我所供職的小房企融資難度也越來越大，我負責的幾個項目因為資金問題被迫停滯。隨之而來的是，主業工作越來越少、非崗位職責的事務越來越多、獎金越來越少，不過，基礎薪資倒是還有保障。有段時間，地產大神、經濟學家、知名企業家都在唱衰這個行業，我也開始為自己的前途擔憂——擔心突然失業，沒了收入來源。於是，開始關注其他工作機會，前後面試了幾家企業，無奈薪水實在太低，只好選擇在原崗位上繼續觀望。下半年，全員降薪10%，年底甚至一毛錢年終獎都沒發，大家私下叫苦，卻幾乎沒人主動辭職。 2022年開春之後，公司開始裁員，隔三差五就有人離職，我所在的部門也有同事被「優化」。暫時還沒丟工作的人們，像是在等待樓上鄰居即將扔出的第二隻靴子，焦慮程度可想而知。整個2022年，公司一直在進行薪酬改革，一會兒降低底薪提高績效比例、一會兒要為大家「暫時保管」績效工資，總之是變著法的降薪。我自知這個行業不宜久留，努力嘗試跳槽，然而，直至年底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去處。好在運氣還行，在原崗位上扛過了2022年。時間之河在流入2023年之後，不少行業迎來了春天，但地產業卻未等來哪怕一絲的轉機與起色。我，在這一年的春天失業了！ 想來，我失業的引爆點實在是荒謬——有段時間，部門負責人的精神狀態好像極度糟糕，隔三差五就要把同事們叫去會議室痛罵一頓，大家覺得莫名其妙，有人頂撞、有人心平氣和問緣由，得到的回應往往是更加不堪入耳的髒話。三月，我在連續加班數周之後，後背疼痛難耐，想請假去看醫生，上司非但不批假，還把我拉去一間小會議室罵了個狗血噴頭。聽她吼叫了數分鐘，我才瀝青了挨罵的理由——她認為我找她請假的時候，說話口氣不太禮貌，對她「不敬」。我為自己辯駁了幾句，她變得愈加瘋癲，罵人罵得更狠了。時至今日，我早已忘記她那日罵過我的話語，可她猙獰的面孔、歇斯底里的咆哮聲，卻依然記憶猶新。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沮喪至極——地產業毫無未來，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我該何去何從？想到自己挨罵時被踐踏的尊嚴、快要抑鬱的心理狀態和疼痛難耐的脖頸與後背，我安慰自己：要不然，辭職休息一陣子吧，反正還有一點餘糧，餓不死的。 第二天上班後，我花了不到兩分鐘寫了一份辭職報告，下午便辦理手續回家了。離職的過程順利、高效地超乎想像。 網路圖片 離職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到有同事失業的消息。後來，聽說前東家換了辦公地點、改了公司名稱、增加了降薪幅度、老員工走的所剩無幾……而我，待業在家，閑來無事，拿前東家開涮，寫了一篇關於前東家在辦公區設佛堂的文章，發表於貞觀之後，收到了失業前同事們的一致讚揚，甚至有人發紅包給我，要求我多寫幾篇文章，揭露一下前東家的醜行。 我在家待業了快半年，終於在下半年的時候，上岸了一家快消品公司。出於意料的是，入職第一天，居然遇見了地產公司的老同事，兩個！一個此前是招商崗，一個是報建崗，現在都是這家快消品企業的銷售。在驚訝於世界之小之餘，不得不驚訝地產這座大廈的傾倒速度。 網路圖片 我們仨撞見之後，一起吃了一頓飯，說起各自從前東家離職的經過，真是一個比一個離譜、荒誕。 報建崗的同事說，她負責的一個項目因為融資困難不得不擱置，公司卻又想迅速拿回競標時繳納的好幾千萬土地保證金，於是給她定了一項KPI——一個月內，讓政府退回保證金，否則，辭職走人。不出意外，她的kpi沒有完成，工作自然也就沒有保住。公司辭退她的時候，一分錢賠償金都沒給，找她談話的人事部負責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說：「你要是不服，也可以去申請勞動仲裁，反正公司現在一身官司。」 招商崗的同事是在外地出差期間接到部門解散通知的，等他出差回來，報銷完差旅費便被迫離職了。失業之後，他去一家養老地產企業工作過一段時間，試用期滿後不給他轉正，離職了，待業了一陣子，實在找不到靠譜的工作，轉行做快消品銷售了。 聊起未來，我們三個年過三十的中年人一個比一個茫然。經濟低迷的現在，快消品也並不好做。目前的企業，人員流動性極大，誰也不知道手中的這個飯碗能不能捧穩。恍惚間，我想起了90年代——那時候，我們的父輩，跟今天的我們一樣，接二連三的被行業和單位拋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貞觀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獄中猝逝後，震驚全球政壇，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的反思。雖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調查，但多位中國異議人士認為，普京和俄羅斯獄方要負最大的責任。他們說，納瓦爾尼之死「很可能是謀殺」，也恐反映出獨裁者的恐懼。至於中國網民興起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聲浪，一位異議人士說，那是中共「愚民統治下的民自愚」。 年僅47歲的納瓦爾尼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頭號政敵，正值壯年的他於獄中猝死後，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普京的譴責和追責聲浪，不過，中國社媒上卻有大批時評人和網民反而同情起普京，還把矛頭指向西方國家。 納瓦爾尼是遭謀殺的政治烈士? 對此，中國異議人士說，這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尤其納瓦爾尼之死背後恐「有陰謀的」，這樣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獨裁者的恐懼。 位於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國陣線澳大利亞分部監事張小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雖然納瓦爾尼的死因還有待確認，但異議反對人士在獄中遭獨裁者謀殺或凌虐致死的前例屢見不鮮，因此，外界很難不將納瓦爾尼之死朝政治陰謀聯想。 張小剛說:「這個是極權社會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就是，第一，異議聲音是不容易發出來的。異議人士，只要你有影響力，就一定要被壓制、被想辦法給幹掉，幹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麼像這種在監獄裡邊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種謀殺，只不過證據力很難找到。」 張小剛說，普京發動入侵烏克蘭後，已有好幾名俄羅斯大富豪傳出離奇死亡。另與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納僱傭軍首領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於去年8月墜機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導彈襲擊、還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飛機內手榴彈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獨裁者的恐懼 他說，普京若為納瓦爾尼之死的幕後黑手，他之所以把頭號政敵幹掉，就是害怕這樣有影響力的少數異議人士會去影響多數的俄羅斯民眾，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並促成他的獨裁政權垮台。但這種獨裁者的恐懼和政治暗殺，以史為鑒，從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維持或長或短的政權。 張小剛說，俄羅斯雖經過政治轉型，以民主國家自居、也標榜自由選舉和新聞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壓統治下，根本和中國一樣，仍是專制極權國家。 他說，中國的政治環境比俄羅斯還嚴峻，不僅人民沒有選舉或參政權，連網路或媒體都無法見容異議言論，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長期被洗腦後，自己也懶得動腦，反而以官方意見為意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時評人或網民這兩天一反國際主流聲浪，竟為普京抱不平，甚至無端指控美國才是幕後黑手。 中國人民的自愚愚人 張小剛說:「全民的被洗腦、愚民化的結果呢？有的人就開始自愚了，我就聽政府的，政府說什麼就是對的。(中國著名畫家)陳丹青說過一句話，他說，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實際上是官方對老百姓進行愚民教育和恐嚇結合起來，最後很多人就變成一種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國社媒上)這麼一種現實，當然這些是很可悲的。」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中國官方尚未表態。不過，張小剛說，中俄的友好關係建立在利益的短暫結合，隨著普京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後、現「處於過不去的狀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國內經濟衰退、黨內矛盾和外部壓力劇增下，「出問題也是隨時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夥伴關係還能維持多久，不無疑問。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兩位中國境內的異議人士也認同西方國家對普京和獄方的追責。 一個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外界對俄羅斯國內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難判斷，但「俄羅斯當局鎮壓政治活動人士和新聞記者也是眾所周知的。」 王全璋:普京和俄羅斯獄方應被問責 位於北京的中國知名人權律師王全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聽到納瓦爾尼這樣一位同道中人，年齡相近、同是律師出身、也有爭取民權的共同價值觀，竟不幸死於獄中，「內心很受震撼、很難受」。 他說，就法論法，俄羅斯獄方對納瓦爾尼之死要負一定的責任。 王全璋說:「任何一個人被羈押，監管機關同時就賦予了管理這個被監管人的義務，還有保證他的人、還有健康的義務。這個人在(監獄)裡邊，不管是病死的、還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獄方)都要負一個倒置的舉證責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說明，你對他的死沒有責任，那麼你就應該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法學基本的舉證責任的一個分配原則。」 他還說，雖然納瓦爾尼的具體死因不明，但普京作為執政當局也應負起政治責任。 王全璋說:「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人士，他在文明社會裡邊不應該被這樣對待，這是最基本的，一個社會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你怎麼樣去對待你的反對者。」 王全璋說，自90年代以來，俄羅斯歷經過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轉型，但為何仍會出現新的威權統治、或像納瓦爾尼這樣的反對人士仍持續受到迫害，讓他深感不解。 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恐比俄羅斯更嚴峻 納瓦爾尼之死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處境之艱難的反思。 但王全璋說，中俄兩國的政治文明無法類比，因為中國不僅能組織化的反對者都不存在，也未開啟任何民主的轉型進程。相反地，當局還擴大對社會的維穩控制，包括緊縮言論自由，輕則以尋釁滋事、重則以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來治罪。 王全璋說:「我們現在就是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強、一點一點地收緊，無論從過去所謂的政治領域、現在到泛政治的領域，什麼教育、經濟、金融，都上升到所謂的政權安全的一個高度。」 中國於2015年7月9日對維權律師發動大抓捕，王全璋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師之一，他於前三年多的監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藥，經2018年底的秘密庭審後，他於2019年初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王全璋於2020年4月出獄後，仍持續受到國保的監控或政治報復，包括北京住所曾被無故斷水斷電、兒子被拒入學、一家三口更長達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發美國國務院的關切。 位於澳大利亞的張小剛說，中共的高壓統治只會製造一代又一代的異議人士，從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劉曉波到709律師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輕學子。雖然他們在中國境內受到的打壓和迫害越來越強，但來自西方國家的外部壓力若強到讓習近平感到權力受到威脅，或能為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帶來轉機。
算起來，這應該是恆大許老闆第一次在看守所過年。 想到許家印，還是因為位元組張一鳴的新聞。 說張一鳴的老家鄉親給他立了個「功德碑」，詳細記錄了張一鳴一家的牛逼之處。 誇他是億萬青年頂禮膜拜的精神偶像，功德無量，福報無疆。 網路圖片 如果位元組現在上市，很有可能會問鼎中國首富。 但這幾年，首富都不敢高調了，相比以往，連公開拜年，給鄉親們發紅包的鏡頭都沒了。 想當年，許老闆也是首富，也是有功德碑的。 但現在的恆大和許老闆，基本窮途末路了。 按照我國的司法程序，被刑事拘留後，許老闆應該住在看守所里。 所里的工作人員任務很重，每天都要看著，怕他自殺。 而外面有不少人，則是希望許老闆能把一些秘密帶到棺材裡。 有傳聞說，許老闆在所里的牙關挺硬，對幾個關鍵問題緘默不語： 1 你的保護傘是誰？ 2你獲得巨額貸款，轉移巨資，誰給你提供的幫助？ 3 你利用你的歌舞團，拿下哪些重要人物？ 許老闆在中國曾經的叱吒風雲，沒有後台的大佬幫忙，顯然不太科學。 至於歌舞團、遊艇會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當年賴昌星的落馬，就有不少關於廈門紅樓的故事。 房地產能成功拿地的訣竅，就是找資源，抱大腿。 跟著大腿，大步流星，直上青雲，就像當年胡雪岩抱著王有領、左宗棠的腿成為「紅頂商人」一樣。 網路圖片 恆大早年的高管，都知道內部有個「恆大寶典」，這是一個用義大利牛皮做成的箱子，裡面裝滿了金幣、銀幣。 逢年過節，許老闆都會帶著陳年茅台和「恆大寶典」四處奔走。 就連英國的安德魯王子、威廉王子，都被許家老闆拿下。 不過今年過年，許老闆就沒辦法給一些大人物送禮了，手下的人也辦法給他送禮 當年抱著許家印這條大腿不鬆手的人，到最後發現，這是一條奔向地獄的腿。 網路圖片 一鯨落，萬物不一定生，甚至可能跟著倒霉。 香港法院在1月29日對恆大集團清盤，法官說對恆大的是「enough is enough」（對你們忍無可忍了）。 恆大無力償還債務，這是不爭的事實。 而恆大一旦被清盤，最受影響的就是600萬恆大「爛尾樓」的業主。 一旦內地認可香港的法院判決，那麼在強制清盤期間，公司債項償付的優先次序是：員工工資、有擔保債權人、清盤的開支（包括清盤人的薪酬）、無擔保債權人。 作為爛尾樓的業主，最大的希望，就是指望政府接盤，慢慢消化，確保爛尾樓盤得以完成。 當然這需要漫長的時間和運氣。 作為泄憤，許家印老家周口高賢鄉的那塊功德碑，已經遭到人為的破壞。 「流芳百世」四個字，已經被人抹去，村裡人也不打算再修補這四個字。 也許現在許家印在所里最痛苦的事，就是想著「怎留清白在人間」？ 網路圖片 2年前，恆大暴雷之際，市場上都在問「下一個是誰」？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了「剩下的還有誰」？ 碧桂園，佳兆業，華夏幸福，融創，富力⋯⋯當初玩這個遊戲的人，現在都瑟瑟發抖。 在這場漫長消亡中，倒霉的不僅是耗盡所有積蓄，換來的僅是爛尾房的業主。 還有圍繞房地產上下游，無數要不回錢的供應商、金融機構、包工頭⋯⋯ 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倒塌的時候，後續的震蕩已非人力所能控制。 這個年，和恆大有關係的人，過得好嗎？ 網路圖片 江湖再無許家印，但黃四郎依在。 也許今年許老闆的事就會出結果，但其負面衝擊之大，造成的危機之深，已經難以估量。 功德碑是記錄功績的，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功德碑，而是懺悔錄。 恆大的興衰，背後是有形之手的過度放縱，是商業潛規則的盛行，是監管的嚴重缺失，是保護傘的依舊強大，是消費者的依然弱勢。 優良的市場，乃國民之福。 許家印們得以暴富，是這個市場畸形的表徵。 恆大已死，然萬億債務仍在。 望手持市場權柄者，能順規律、不擅權，不為一己之私而賣家國未來。 至於許老闆，可以在春節期間把自己的歷程寫下來，給中國人看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01 普通人被宰，也就是被宰了。 但奧運選手呢？ 17日，游泳健將傅園慧發文求助： 她在長白山包車被司機半路要求加錢買票，不同意就不開車。 網路圖片 司機可能很少看新聞，不知道車裡坐了尊「大佛」，習以為常地開啟宰客模式。 而「大佛」有數百萬粉絲，這一吆喝，吉林文旅部門很快就介入了，說問題已經解決。 最後，該司機被處以行政處罰3萬……事情到此結束。 網路圖片 我覺得這件事，吉林還是「講人情」的，因為事件很有可能涉嫌「敲詐勒索」，這就不是罰款的問題了，是坐牢的問題。 當然，也折射了東北長期以來宰客現象的嚴重。 老天給了東北最好的白雲黑土，沃野大河，但東北「投資不出山海關」的名聲卻越來越廣。 就連央視都點名批評過雪鄉的宰客之嚴重，讓人瞋目結舌： 烤腸15元/根，一碗泡麵賣到60元，導遊對旅遊項目強買強賣，商家坐地起價，預定好的房間說取消就取消，甚至把遊客的行李扔出門外…… 當時還有女導遊直言：「雪鄉九個月磨刀，三個月宰羊」，「羊」就是遊客。 網路圖片 好玩的是，當時有家東北官媒面對批判，不改傲慢，說自己很「冤」： 「有人嫌烤腸貴，並由此陳芝麻爛穀子地引發「回憶殺」，藉此翻炒舊聞……蹭熱度者有之、博眼球者有之、賺流量者有之」。 挨了不僅不立正，還要到處咬人，甩鍋「個別人」。 網路圖片 好在，哈爾濱今年破釜沉舟，開始抓罰款，立典型了。 大量網紅為東北文旅站台，地方融媒體全力配合，潑天的流量也給到了東北。 沒有質疑，沒有負面消息，到處都是鶯歌燕舞，兄友弟恭。 很多「南方小土豆」通過短視頻等平台種草，來到東北觀光。 其中就包括浙江少女傅園慧。 不過，褪去那陣宣傳熱之後，我們似乎又見到了真實平常的一幕： 冠軍來了，都要被宰。 花重金鼓吹了，但東北，對得起這場「潑天的流量」嗎？ 02 東北，確實需要「潑天的流量」。 近20年，東北進入了一個停滯和失望的時代。 不少優秀的人才大量出走，甚至不少人自嘲，海口才是東北的省會。 面對人口空心化，民營經濟式微的現實，確實需要一波營銷來提振士氣。 但是，治標的核心，在於治本。 網友們批判東北宰客，不是為了黑東北，而是希望東北及時採取措施，解決根本問題，才能讓經濟真正光明起來。 網路圖片 知乎上關於東北的一些回答是這樣的： 東北的軟環境比較惡劣，實際情況同新聞報道的差不多。契約精神缺乏，以交情取代平等，以人情代替競爭。 同樣是3000萬資金，南方的同學們用來研究AI和5G的時候，北方的同學們卻在討論哪輛摩托跑得快（長春為交警配備10輛36萬元的哈雷摩托車）。 發展經濟，從來就沒有捷徑。 東北經濟不振的問題，不是所謂的有人抹黑，或者什麼西方唱衰。 網友們抱怨東北宰客，並不能在抱怨中得到好處，不滿情緒背後，是希望看到東北能有所改觀。 網路圖片 就傅園慧被勒索的問題，不要袒護，罰款了事。 也就是傅園慧捉蟲了，如果沒捉到呢？ 3萬塊，多宰幾個和傅園慧一樣，但不出名的土豪，或許也就回來了。 很多「同行」見了，可能只是覺得被抓包的司機「運氣不好而已」。 作為比較，麗江最近也發生了類似導遊宰客問題，但他們是直接刑事立案的。 不刑事不足以震人心，正綱紀。 網路圖片 03 我還想說的是，傅園慧被宰客，不能光光去看宰客。 近期一段時間，很多地方把文旅當成發展經濟的突破口，大造輿論。 網路圖片 但數據告訴我們： 沒有一個頂級城市是靠旅遊搞起來的。 光倚重旅遊，很難把地方經濟做到TOP級。 網路圖片 至於把城市發展的重心押注在旅遊上，我只能說三個字： 糊鬼呢。 淄博就是一個代表，其實今年淄博對外宣傳的重點，就已經主動迴避「燒烤」了。 原因是旅遊經濟對地方的GDP增加，實在作用不明顯。 數據報告一出，尷尬點就出來了。 但為什麼還要追求「網紅城市」？ 說白了，還是因為沉下心來改善營商環境比較難，不如搞熱點，搞網紅，能快速出「成績」，能讓「上面」看到。 把營造「網紅城市」當成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這也是最近一段時期，很多地方的文旅局長都出來努力帶貨的原因。 網路圖片 這種發展理念，和當初拚命搞房地產，又有什麼兩樣呢？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的地方主政者應該明白，發展經濟，不是追求當什麼網紅城市。 而是追求商業環境的突破。 緬甸自然風光也很出眾，但為什麼沒啥正經資本敢去？ 搞好營商環境，才是一個地區發力的重中之重！ 怎麼能讓投資過山海關？ 除了輿論造勢、營造樂觀向上的氛圍，更重要的是： 市長要敢於給民營商人端洗腳水！（旁邊不要搞擺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據9News報導，在 TikTok播放了一系列的宣傳欺詐並試圖招募參與者的視頻後，澳大利亞稅務局（ATO）發現了大量可疑的所得稅和消費稅退稅以及虛假企業和虛假身份，並發現至少有 150 名稅務局工作人員涉嫌參與了20億元 TikTok 消費稅欺詐案。 據報道，在2022年4月至2023年6月期間，有 57000 多人從稅務局騙走了20 億元。 澳大利亞國家審計署發現，截至 2023 年 10 月，約有 150 名稅務局工作人員涉嫌參與該騙局。 其中有12人在涉嫌詐騙時還在稅務局工作。稅務局對他們採取了行動，包括終止合同、行政處罰和刑事起訴。其餘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前承包商和僱員，在涉嫌欺詐時並未在稅務局工作。 “由於我們的行動，目前在澳大利亞稅務局工作的人，沒有任何人涉嫌欺詐”。稅務局表示說。 社交媒體上的詐騙宣傳導致詐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 該欺詐案件調查已導致 100 人被捕，16 人被定罪。已開出的罰單超過 1.2 億澳元。 稅務局表示，社交媒體上對欺詐行為的宣傳導致犯罪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 “蔓延。 “我們已經對涉案的 57,000 多人採取了一系列糾正行動”，稅務局說：”這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將犯罪所得移交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並發出離境禁令，以防止欠下巨額稅款的人離開澳大利亞。” 稅務局堅稱，它已加強了對稅務欺詐行為的防範，並已採取措施防止未來的稅務欺詐行為。 澳大利亞國家審計署在其報告中提出了五項建議，稅務局已完全同意。
沖著「減肥100斤」的賣點，去看了賈玲的《熱辣滾燙》。 看完之後覺得劇情很熟悉，好像在哪裡看過。 後來查了下，果然，翻拍的是日本導演武正晴的《百元之戀》。 網路圖片 原版的劇情是32歲女主醜小鴨，被同事強姦、被男友劈腿，然後通過拳擊，找到了生命的慰藉。 相比於日版，賈玲版要「和諧」很多，這也是國情使然。 但我不理解的是，電影宣發的時候，怎麼隻字不提是「翻拍」呢？ 後來再查了一下，春節檔還有個電影也是翻拍的，寧浩的《紅毯先生》，借鑒的是奧斯特倫德的2017年金棕櫚獎電影《方形》。 相較於《紅毯先生》，原版的諷刺更深刻，對應的評分也更高。 網路圖片 我不是批判翻拍，美國很多電影公司也喜歡翻拍。 大陸的《西遊記》、香港的《無間道》、日本的《午夜凶鈴》……包括買下賈玲《你好，李煥英》的翻拍版權。 商業行為，有市場，照合同辦事就行。 好的作品合法借鑒，也不損商業道德。 但我有點感慨的是，怎麼現在一些國產電影在翻拍別人的時候，已經開始規避提及版權了呢？ 全程都是鋪天蓋地地製造噱頭，宣發中幾乎沒有提及電影是翻拍的，似乎自己就是原創。 網路圖片 印象中，這股風氣似乎是陳思誠帶起來的。 因為他之前的《誤殺》放映的時候，宣發中就提到了翻拍的是印度的《誤殺瞞天記》。 可到了《消失的她》的時候，就不怎麼提翻拍的事兒了。 後來看別人的影評才知道，這個電影的結構來自法國戲劇《為單身漢設下的陷阱》所改編的蘇聯電影，故事原型參考了真實的孕婦泰國墜崖案。 而且很多看過電影的朋友也知道，裡面大量借鑒了美國電影《消失的愛人》、西班牙電影《看不見的客人》中的很多元素。 陳思誠很善於糅合一些懸疑電影的橋段和社會議題，雖然原創性極其薄弱，但幾部翻拍也都很賣座。 而且越是後面的翻拍，越是在宣發中刻意迴避「翻拍」的致敬，整的就像原創一樣。 網路圖片 「質疑思誠，理解思誠，成為思誠」。 這是陳思誠的類型片火了之後，豆瓣網友的評價。 但現在看來，國內的一些導演似乎正在往這個方向去了。 而且在電影的命名上，也不再致敬原版採用同樣或類似的名字，而是另起爐灶，更容易讓人以為是本土的原創劇情。 翻拍國外的賣座經典，最小化本土的商業風險，我能理解。 但規避提及原創，悶聲發大財，我隱約覺得不妥。 往小了說，這是商業道德有虧。 往大了說，總靠著別人的東西撐面子掙錢，不注重本土電影內容的創作，只會讓我們的電影產業變得浮躁、空洞。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日本的《百元之戀》通過巧妙的構思，避開了傳統勵志電影中，泛濫的餿雞湯味。 把失敗者的拼盡全力之後失敗作為刻畫重點，這種創意是很難想到的。 搞文藝工作的也都知道，一個文藝作品的精髓，往往就是靠作者的幾個精妙構思。 比如阿加莎的《無人生還》，就被譽為「當代密室殺人」的始祖，而她本人則被譽為「推理小說女王」。 網路圖片 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上對版權的保護一直不夠。 唐代詩人宋之問曾看到外甥劉希夷寫的一句詩，感到驚為天人，想佔為己有。 但劉希夷不同意，沒想到宋之問直接把他外甥綁在土袋裡活埋了。 這句詩就是後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翻拍別人的作品，避免商業投資打水漂，這是聰明之舉。 但千萬不要搞上癮了，搞得沒有商業道德了。 商業是很文明的事情，導演們也都是幾十億票房的文明人，要懂得創作致富光榮，翻拍不宣可恥。 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在新年總要搞點新氣象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