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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一百）

（接上期）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製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一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一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一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既然全社會按照一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雜訊」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視。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里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一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里，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最早將社會主義一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一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一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讚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一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一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一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裡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一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一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讚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一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王權思想藉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第二十八章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1961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一樣的調子。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一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葯，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於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麼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一。半計劃就是無計劃。」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著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未完待續）

家訪二本學生，我被顛覆的認知

2017年暑假，應學生的邀請，在廣州一所二本大學任教的黃燈拜訪了學生位於雲南騰衝的老家，從此開啟了為期5年的家訪之旅。在十餘年的執教生涯里，黃燈的花名冊上已留下了數千位學生的姓名，一種念頭愈發強烈：僅從講台上觀察學生，遠遠不夠。在她的課堂上，60%到70%的學生來自於鄉村與縣城。這些二本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都是不常被關注和理解的沉默的大多數。高鐵、長途客車、電動車、摩托車……換乘著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黃燈從繁華的廣州抵達山間、田野和海岸，走過學生自小求學的道路和校園，與他們的父母和親友交談。深入具體而稠密的日常，一條條鮮活的成長道路得以在黃燈面前延展開來。她真切地看到，這些家庭和其中的個體如何在時代浪潮中翻滾，拼盡全力在社會夾縫中突圍。對農村孩子而言，應試教育是在用極端損耗的方式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她也得以重新認識了教育：在趨於同質化的學校教育之外，自我成長的動力和堅韌究竟從何而來？突圍之路 2017年底，我和學生張正敏回了她的老家，位於粵西南丘陵地帶的一個小鎮。正敏曾經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求學之路：「我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在正敏家，她從一個舊柜子里拖出一個破爛的紙箱。我仔細數了數，裡面有獲獎證書四十一個，獎狀四十九張。還有接近兩百支油墨用盡的圓珠筆——它們是正敏高三一年心血的見證。那是讓我極其震撼的一刻。事實上，這樣的震撼反覆出現在家訪的旅途中。做為老師，我從未意識到我的學生曾經走過多麼艱難的道路。2005年，我進入廣東F學院當老師的時候，大學已經擴招。一條高等教育的歧視鏈已然清晰。這種歧視逐漸帶上了一種道德上的批判和傲慢。我有一種錯覺，學生們考大學比我那個時候要容易得多，要考上二本院校，讀書不用很苦。網路圖片家訪顛覆了我的認知。對我的學生而言，讀書本身就並非易事。上學之路的艱辛讓很多孩子刻骨銘心。莫源盛的家位於廣東省西部的鬱南縣。酷熱的夏季，蒸騰的悶熱氣息中，我和他在一條鄉間小路上足足走了一個多小時。這是年幼的莫源盛，每天在天剛蒙蒙亮時，打著火把走向學校的距離。初中，莫源盛每天凌晨一點睡覺，早上五點半就起床，吃過媽媽蒸熱的冰凍包子，踩一個小時自行車上學校。張正敏的家在山腳下，學校在山頂，每天去上學也要走一個小時上上下下的山路。她最怕下雨天。一路踏過遍布泥巴和碎石的山路，到學校時，一身早已透濕。正敏個子不高，她歸結於小時候書包太重，營養也不好。學校沒有食堂，媽媽給她準備的午餐常常是稀飯、黃豆或者自己播種的花生。午飯時，簡陋的飯菜往往變餿變味，只能挑著吃一點點。歷經千辛萬苦，孩子們爭奪著鄉鎮中極其稀缺的教育資源。學生何境軍家在廣東廉江橫山鎮。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何境軍媽媽給他下一個死目標：一定要考上學校初中的兩個尖子班。為此，媽媽強制要求他晚上七點以後不準看電視。初中學歷的媽媽自己先將教材學會，晚上陪著兒子，一點一點講解知識點，堅持了整整一年。六年級的寒假，舅舅還將境軍接到南寧，從零基礎開始補習英語。最後，境軍將將擠進了尖子班。很多人都認為應試教育對農村的孩子相對公平，至少給他們提供了讀書的路徑。但在家訪中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對農村孩子而言，應試教育是在用極端損耗的方式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公平。和城市孩子一樣，農村孩子的創造力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扼殺。我的學生魏華和我提到，他從小因為愛提問，被老師屢次批評。初中的時候，他質疑一道題的答案，老師當場要求他以後不要再問任何問題，並因此導致全班對他的孤立。網路圖片更多的孩子在應試中成為了炮灰。當初，何境軍一家之所以盡全力幫他考入初中重點班，就是因為何境軍媽媽判斷，如果初中不編入重點班，就絕無進入高中的可能。在境軍的老家，我見到了他的初中同學，在普通班讀書的明哥。他告訴我，普通班的學生早就放棄了升學的念想。初一時，明哥班主任就說過一句話，「讀不讀都無所謂，反正都有畢業證拿」。他所在的普通班，初二第一個學期還有六十人，到第二學期，只剩下三十人，輟學人數高達一半。初中畢業，明哥赴深圳的工廠打工。境軍則成功考入了廉江一中。在境軍的初中，當年能考上廉江一中的學生僅僅十人。從表面看，境軍已經通過努力得到了家鄉最好的教育資源，但事實上，面對高考，這種「優勢」在地域差異面前不堪一擊。境軍那一屆有二十二個班超過一千六百名學生，文科生沒有一個能夠考上一本，理科考得最好的學生，錄取的是華南農業大學。我的學生能夠從鄉村走到二本，大多早熟懂事，從小就對自身的處境和命運的節點極為敏感。魏華的父母在東莞打工，他曾經在東莞念小學。學校里有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付錢讓魏華替他們抄作業。儘管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魏華因此積攢了一筆小金庫，但他敏銳地感覺到了環境的異樣，主動向父母提出，學校不好，希望能夠換一所。網路圖片學生何鍵的父親對他的教育非常重視，因此一直留在家鄉照顧他，沒有出門打工。2008年，家裡經濟難以為繼，是12歲的何健站出來為父親做了決定。他告訴爸爸：「家裡如果沒錢，即使將來我讀書再好，還是白搭。」他同時向父親承諾，自己一定會努力考進當地最好的中學。從此，爸爸媽媽將一年的柴火準備好。何健獨自種菜，獨自做飯。晚上，他不敢在空蕩蕩的房子睡覺，哪怕大夏天，都要拿被子將眼睛蓋住。萬般艱難中，何健信守了承諾。在電子產品對農村泛濫侵蝕的大潮里，這個少年抵禦住了種種誘惑，用下象棋、打乒乓球、唱歌等愛好排解孤獨和寂寞，最後以年級前三，班級第一的排名考進了當地最好的中學。從鄉村到二本大學，我的學生的家庭也已為此傾盡所能。家訪時，我未必能見到學生的父母，他們往往常年在外打工。即使有幸能夠見到，我們的交談也發生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是在鍘豬草、煮豬食、織漁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勞動的間隙中進行的。生存的壓力將日復一日的勞作安排得嚴絲密縫。莫源盛小學三年級時，在外打工的父母將他和姐姐接到身邊。在中山市南頭鎮的一家鋁廠，父親在工廠髒亂的倉庫中清理出放一張小木板床的位置，告訴莫源盛：以後這就是我們的家。煉鋁涉及污染，每次環保檢查，源盛和媽媽就蜷縮躲藏在附近的煙囪里。學生早亮媽媽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十五個小時。1997年，早亮的爸爸養蚝失敗。為了支撐家計，媽媽每天早上兩點多開始做豆腐，趕在早上六點前到菜場售賣。上午八點，媽媽必須回家料理家務，接著把沒有賣掉的白豆腐炸成油豆腐，下午騎著三輪車再去售賣一次。一板豆腐賣十五元錢，平均一天賺一百多元。就是靠著這筆相對穩定的現金收入，一家人慢慢償還了養蚝欠下的債務，有了養豬的本錢，進而能夠用賣豬提供的收入，支付孩子們日漸增多的學費，以及建房、繳納計生罰款等大額開銷。除了奔波於生計，這些文化程度並不高的父母也在以他們樸素的教育觀念影響自己的子女。學生魏華記得，爸爸從小逼他練字，不允許書寫敷衍潦草，並立下規矩，不準作業沒做完，就玩耍看電視。小時候，魏華好動坐不住，爸爸下班再苦再累，每天都會陪伴兒子學習兩個小時。初中，魏華從東莞回興寧老家念書，爸爸毅然放棄東莞的擺攤生意，回到故鄉整整陪伴了魏華兩年。對一個外出打工、不斷漂泊的家庭而言，這顯然需要對教育的堅定信念。網路圖片她們 5年家訪，我最大的遺憾之一是沒有能夠走入更多女生的家庭。在我的學生中，女生比男生的數量更多。她們比男生更努力：在課堂上，她們坐在前排，而男生們窩在後面。我也不常在補考名單上看到女生的名字。她們往往也對未來有更強烈的期許和願望。但相較而言，她們並沒有像男生那樣樂意展示自己。一些女生原本也邀請我去家訪，可等我要買車票的時候，她們又退卻了。我理解這種退卻。將複雜的家庭狀況和隱蔽的成長路途展示出來需要極大的勇氣。在有限的幾次對女生的家訪中，我也已然深刻地感到，相比男生，她們一路走得更為艱辛。在村鎮，送男孩讀大學通常是一整個家庭的核心目標，而女孩要讀大學，普遍的態度是「不反對」。在家訪中，聽聞學生的成長經歷，我會感概，一些原本頑皮、不知上進的男孩尚可能在家庭的要求和支持下扭轉人生局面，如果換作女孩，她們可能早已被放棄。成長於鄉村脆弱的家庭中，女孩往往是背負最多重擔的那個人。正敏的爸爸是粵西山區的農民，媽媽是越南新娘。1992年，媽媽被騙到中國販賣後，被正敏的爸爸以兩千八百元的價格買了下來。正敏高中每年的學費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個月的生活費需要五百元。這些硬性開支，爸爸不出，都是媽媽外出打工扛下來的。叔叔也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念書沒什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在得知媽媽在支持妹妹讀書後，就明目張胆地找妹妹要錢。這種負擔並不會因為讀上了大學而消失。在大學裡的很長一段時間，正敏處於無邊的恐懼中：她害怕媽媽去越南探親不回來：害怕哥哥無休無止地要錢；害怕媽媽生病讓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貴的人；害怕大學同學知道家裡的情況傷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學畢業找不到好工作滿足不了家人的期待……除了恐懼，她還背負著愧疚，因為她相對自由的大學生活是媽媽歷盡艱辛換來的。網路圖片正敏說，自己能上大學，都是因為媽媽。一路求學，在每一個命運的節點，媽媽都為她扛起一片天空，讓她得以繼續走下去。2005年，家裡的橘子獲得了意外豐收。媽媽不顧爸爸的反對，拿著身上僅有的兩萬塊錢，東湊西借，籌夠了三萬多，到鎮上去買了一間老瓦房，使正敏得以進入鎮里的學校，結束了每天走兩小時山路，中午吃餿飯的生活。正敏爸爸曾說，正敏讀高中是等於「把媽媽賣了拿錢讀書」。正敏媽媽種橘子、上山砍木頭、為紙廠砍竹子、卷鞭炮、織蠶架、去黑工廠打小工、去飯店當服務員、到工地攪拌水泥、打包廢紙裝車、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場頂著烈日採茶葉。作為越南新娘，媽媽沒有身份，只能做高強度、高不確定性的散工。「讓媽媽驕傲」成為了正敏一路走來的最強大動力，她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來，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往前跑。」這種母女之間的緊密連接不只發生在正敏身上。學生曉靜的老家在潮州饒平。曉靜熟悉媽媽的手，上面有做綉珠留下的老繭，也有採茶導致的關節變形。讀中學的時候，也是媽媽每周騎著摩托車，往返八十公里，接送曉靜和弟弟。曉靜媽媽早年在深圳工廠打工，一度很受賞識，曾有機會做管理工作，但因為和曉靜爸爸結婚，媽媽回到了饒平的村莊，做了外來媳婦。人生中錯失的機會讓媽媽遺憾，也深刻影響著媽媽對女兒的期許。家族中有人催婚二十四歲的曉靜，媽媽卻認為，自己的女兒有比結婚更重要的事情。她也不像其他父母，希望孩子考公務員或者謀一份穩定的職業，而是主張孩子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唯一的要求是盡量在廣州或者深圳待下來，憑本事吃飯，擺脫家鄉蛛網般的人情關係，去見識更多的人和世界。網路圖片決心與出路一次次家訪的旅程中，學生和家庭從夾縫中突圍的決心和堅韌都讓我慨嘆。我也得以脫離學校教育的單一視角，重新認識學生們的成長。從前，我以為「90後」「00後」的孩子們在情感上是比較淡漠的。近十年來，我覺得學生們的眼神越來越漫不經心。他們似乎不太關心我在說什麼，也懶得告訴我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就好像是打濕的柴禾，點不起火來。但當我走進學生成長的村鎮和老屋，我真切觸摸到了他們內心的柔軟角落。我的學生有不少當過留守兒童，在祖輩的情感滋養中長大。父母對孩子總有要求，但祖輩愛往往是無條件的，尤為可貴。在S縣，我和學生廖文瑜一起去看望她奶奶。我印象很深，那天，文瑜很自然地跑進房間里，找來一把黑乎乎的老剪刀，仔細地給老人剪指甲。何境軍從小淘氣莽撞。但讀大學時爺爺中風，他不顧家人的勸阻，經常坐六七個小時的長途車回去看望爺爺。家訪的時候，在境軍家，我注意到每隔一會兒，他就會到爺爺的房間去，扶著爺爺慢慢地走一走，好讓老人能夠多活動活動。這種耐心令我自愧弗如。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從祖輩那裡得到過充足的愛，這些情感都在困苦中支撐著孩子們，在某些時候變成他們成長的契機。境軍告訴我，高二他十七歲生日那天，爺爺打電話告訴他，自己想回老家建房，遭到了侄子們的拒絕，他們瓜分了爺爺的老宅，沒有給老人留任何退路。想到爺爺半生的勞作和付出換得如此結果，境軍躲在教室大哭了一場。這場家庭糾紛成為了他告別少年時代的隱秘成年禮。他由此發誓要好好讀書，讓爺爺獲得更多尊嚴。在高三一年，境軍把理科綜合的考分從80多提升到了130分。最後總分距離本科僅差4分。網路圖片高三暑假，境軍和同伴跑去東莞打工。他們驚訝地發現，曾經熱鬧的工業區，早已變得空空蕩蕩。境軍原本以為找工作很容易，逛了幾天，發現沒有合適的崗位。站在東莞的街頭，他第一次感到迷茫，人生的路，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那時，境軍已經收到了一所職業院校的錄取通知書，但最終他堅定了復讀的信念。他說：「爺爺奶奶總說家裡要有個大學生，弟弟尚未懂事，我作為大哥，不考上大學，怎麼帶動弟弟努力呢?」復讀一年，境軍接受了學校類似衡水模式的管理，將成績提高了80多分，最終考入了廣東F學院的法律系。從教近二十年，觀察和思考教育中的方方面面，讓我有一個感觸：今天的教育中的一大問題，是學生的成長捆綁於課業之上，許多孩子極度缺乏真實的生活經驗，對生活的真相懵懂無知。而我的這些二本學生從小跟隨家庭在謀生的道路上摸爬滾打，接受生活大潮真實的洗禮。在勞動中，他們體會過切膚的痛苦，也得以品嘗切膚的快樂。這些經歷往往會讓他們格外堅韌和有力量。在我的學生里，魏華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絕大多數學生在進入大學時都會經歷一場不小的「危機」：高中時代對大學的美好憧憬會迅速被學歷貶值，就業壓力等信息所取代，從而陷入一段時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魏華不一樣。一入大學，他不逃課，不帶手機，不看朋友圈，沒有淘寶賬號，也不用太多社交軟體。一入校，魏華就聚焦學校的各類比賽，認定通過一些比賽可能為畢業後的創業提供動力。他把各類文件、制度研究透徹，對重要比賽的時間節點了如指掌。他還很早就意識到團隊建設的重要，堅信大學是孕育出團隊的雛形：「三個人湊一起，應該搞點事情出來，而不是吃個飯」。大學期間，魏華先後參加過互聯網、攀登計劃、挑戰杯等各類競賽。「挑戰杯」兩年一屆，難度大、含金量高，他大一嘗試申報過，以失敗告終，到大三申報時，因為有清晰的目標、深入的思考和前期經驗的積累，很快立項。作為法律系的學生，他不滿足模擬的法庭訓練。大二時，魏華就就留意到校門口快遞公司收取滯納金是違法的。大三，他收集好證據，向法院提起了訴訟。後來他才知道，他完成的是全國第一樁起訴快遞公司非法收取滯納金的案例。畢業後，魏華迅速就拉起團隊，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網路圖片魏華強大的行動力部分來源於他不安分的天性。他告訴我，他從小就有一種「改變世界」的強烈願望。但通過家訪，我也清晰地看到了日常生活對魏華的歷練。魏華的父母在東莞做小商販。父母忙不過來時，魏華只要有空，就會去守攤、收錢或者招攬客人。從年幼學會算數開始，他就留意到了地攤經濟學的秘密。他也會觀察形形色色的人，哪些人是混得好，哪些人是混得不好，背後有哪些經驗和教訓。這些接觸社會的經驗讓他樂於在與成年人的鏈接中，歷練自己的辦事能力和洞察能力。大學時，魏華喜歡打車。他會在車上和士司機聊天，下車前，他大都能和司機達成共識：「司機不收打車費，我承擔他們所有的法律諮詢」。上大學前，魏華已經嘗試過各種各樣的事情。高一時，他辦過一個雜誌，「不是很理想」。高二，他把自己攢下的錢借給大伯養鱷魚龜，失敗了。高三，他和父母養小雞，「兩百多隻，只存活了三十多隻」。這些嘗試讓他習慣於直面挫折：「要失敗就趕緊失敗，失敗多了，成功自然來臨」。進入大學他沒有太多的焦慮和內耗。在東莞的生活魏華他形成了一個樸素的觀念：不少普普通通的打工仔都能通過努力在東莞立足，自己根本就沒必要擔心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總會有飯吃。如此一來，不如踏實打磨自己的能力，「在不知道該幹嗎時，將能幹的事情先幹了」。我的多數學生不像魏華一樣創業做公司，他們能夠踏實的生活，內心安定和自洽，同樣也得益於生活的歷煉。在學生早亮的家，他媽媽告訴我，早亮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第二天，她就叫早亮下田插秧。鄰居說：「考上大學不用插田喔！」媽媽的回答：「考上大學還要吃飯呢。」早亮媽媽說，她親眼看見村裡一個女孩，考上大專後被父母愈發嬌慣，夫妻倆哪怕在田裡勞作到下午兩點，待在家中的女兒也不主動做飯。女孩大學畢業後，輾轉東莞、珠海、湛江，甚至遠赴湖南、黑龍江，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事實上，讓孩子切實承擔家庭責任是早亮媽媽一直以來的樸素觀念。作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並未得到過額外的寵愛。他從七歲開始就學著做飯，和姐姐輪流負責家裡的午飯晚飯。家裡放鵝和放牛的任務，也一般都由早亮獨自承擔。收割蔬菜的季節，早亮要負責鏟草、拔菜，還要拿到溪邊清洗。天黑時，一家人回到家也各司其職：早亮負責做晚餐，爸爸要去餵豬，媽媽要綁好洗乾淨的菜，以便第二天一早，到鎮上售賣豆腐時順便拿去賣。網路圖片由於二本大學的學歷，我的大多數學生在畢業時都難以迅速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往往需要兜兜轉轉幾年，才能慢慢穩定下來。文瑜不一樣。2019年畢業前，她已經手握兩份工作邀約。一個來自廣州的一家國企，另一個來自佛山一家郵政企業。在當時的就業環境下，兩個選擇都算不錯，但都不是文瑜心儀的去處。在此以前，她投遞過廣州公共運輸部門的一家企業，可惜沒有進入面試。文瑜最後的決定是鼓起勇氣給心儀的運輸企業領導打電話，詢問是否能安排一次面試機會。她最終通過爭取來的面試，獲得了想要的崗位。文瑜的「好運」和勇氣並不出乎我意料。在同齡人中，她的沉穩、能幹和骨子裡的擔當格外亮眼。家訪時，我得知，文瑜的親生父母早年離異。繼母像親生母親一樣養育了幾個孩子。事實上，文瑜得以擁有機會念大學，最為關鍵的因素就來自繼母的堅持。一方面，媽媽要求孩子用功讀書，另一方面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她也一直堅持帶著幾個孩子做零工，補貼家用。文瑜記得，小時候，她不想父母因為經濟拮据而吵架，「從小就知道，現狀只能靠自己改變。」初一暑假，媽媽帶文瑜第一次來到深圳，跟隨表姑在一家手袋廠打工，每天的日程從晚上八點開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初三暑假，文瑜再次進廠，「每個小時的工資是七元」。同行的一個女孩受不了工廠的勞動強度，做了十幾天，哭哭啼啼要回家了。文瑜幫她妥善處理的辭工的事，自己則整整幹了六十天，攢下四千多元。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能幹的人」。在大學階段，文瑜依舊堅持了中學時代的打工習慣。「通過兼職，養活自己」是文瑜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園打零工。由於給老闆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闆就會力邀她幫忙，保證假期的三倍工資。整個大學，文瑜去奶茶店打過短工，在超市做過導購，做過課外託管，也當過翻譯。她自食其力，沒有向家中要過一分錢。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

首爾的春天和曾經東亞的底線|八部半

春節期間看了五部電影，三部國產（熱辣、紅毯、20條），兩部日韓（怪物、首爾之春）。純東亞style。但今天不打算寫影評。只想借韓國的那部說說普通人如何通過喜聞樂見的影視方式汲取歷史養分。的確，絕大多數歷史史實（未必是信史，僅為一段時期內被公認的某種比較確定的說法）其實都存在於搜索引擎中、圖書館蒙塵的故紙堆里，以及某些影視劇作品中。《首爾之春》無疑是幫助後來者了解1980年代前後，首爾（當時還叫漢城）曾經遭遇的春天、悸動、掙扎和幻滅。暫時不具備自省的我們，還是先看看鄰家的傳奇罷。電影聚焦在1979年12月12日前後，全斗煥及其追隨者（軍中秘密組織「一心會」）謀權上位的故事。具體發了什麼，電影基本做了忠實描述——當然也有文藝的誇張，例如最後廣場對決正邪面對面的事情歷史上並未發生。問度娘：全斗煥，基本可知事情經過。在此不贅述。只說點餘音。網路圖片鄭雨盛扮演的首都警備司令李泰信的原型是張泰玩將軍。電影最後，李泰信被捆綁在椅子上，顯然受到刑求。但實際上原型張泰玩並未被殺害，而是活到了2010年，因肺癌去世，享年79歲。電影里被綁架的參謀總長最後也善終，兩人在韓國民主化之後還聯手狀告過全斗煥。比較凄慘的恪守軍人職責一身正氣的「李泰信」因此事家破人亡：其父在兒子抵抗失敗數月後自殺，原因「奸臣當道，忠臣豈能苟活」；其子在事發兩年後離奇失蹤後被害，案件至今未破；電影里給李泰信包里塞圍巾的妻子，在丈夫因病去世兩年後跳樓自盡。網路圖片相比正角的多舛人生，全先生分明妥妥的人生贏家。事變不到半年，他通過政變上台，任韓國總統。任內韓國成功主辦1986年漢城亞運會，1988年奧運會也是他任內獲得主辦權。與此同時，韓國經濟騰飛。他還向國民大力倡導3S計劃：Sport、Screen和Sex。中間那個S，為韓國電影工業的今日成就埋下伏筆——或許也正是今日人們之所以看到這部《首爾之春》之因。全上台後，韓國境內皿煮運動頻仍。那段時間我正上小學，新聞聯播里經常可以見到韓國（當時還叫南曹縣）大學生在街頭狂扔「莫洛托夫雞尾酒」的鏡頭。 1987年，在漢城奧運會前一年，壓力山大的全斗煥接受盧泰愚（電影中他最得力的支持者）的建議，辭職下野，隨後盧泰愚通過競選，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的民選總統。次年2月全、盧和平交權。下台後全斗煥曾攜妻子去雪岳山百潭寺隱居。韓劇《請回答1988》里大哥在廟裡看到的老頭就是全斗煥。之後多年，任內全家族瘋狂撈金的全斗煥家族遭受清算。他毒菜期間尚留有一定底線，對在野的幾位金先生僅做監禁未予殺害（想起昨天的俄國故事）。於是，對他的清算亦算底線清晰，法庭認為全當初也算是和平交權，相當於投降輸一半，所以按照古訓「殺降不祥」，將死刑改為無期，但須追繳2000億+韓元的罰款。1997年，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特赦全斗煥。任內「腮幫塞得滿滿」的全斗煥夫婦拖拖拉拉直到2013年才全部繳清罰金，追繳時間長達16年。期間多次被媒體拍到祖孫三代和和美美幸福聚會。每次重新啟動對他的調查，丫就裝老年痴呆，但隨後又被拍到在高爾夫球場瀟洒揮杆。 2006年，盧武鉉（就是電影《辯護人》的原型）政府以全斗煥鎮壓光州皿煮運動為由，收回全斗煥盧泰愚兩人歷史上獲得的所有勳章。哼哈二將堅決拒絕上交，最後不了了之。全斗煥晚年還被判過一次緩刑，但也只有字面意義的羞辱。此時距離他去世不到兩年。全斗煥和張泰玩同歲。很難想像，他居然活到了2021年的11月。在打過一針新冠輝瑞miumiu沒多久，11月23日上午，他在首爾西大門延禧洞的私宅去世，得年90歲。他曾在中國吉林念過幾年小學。據說晚年還被東北有關方面請回去「指導」過教育工作。電影里老全講，失敗了才是叛亂，成功了就是革命。不得不說，在對壘雙方的草台班子里，他是唯一的梟雄。春天，就是被用來碾碎的。無論是首爾，還是布拉格，還是愛普若。在看完大多數惡棍（電影的，現實的）的生平之後，如果有得選，還有多少好人會選來世做一個好人呢？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費里尼碼字了

《首爾之春》，我勸你別看……

這陣子，可能很多讀者都被推薦過一部電影，叫《首爾之春》，拍的是韓國1979年的歷史事件，是一部拿了韓國票房冠軍但註定不可能引進中國的片子。網路圖片我昨晚看了，個人評價屬於『影史留名』級別的好電影。但我強烈建議朋友們不要去找來看，真的，勸你別看。太傷了…… 傷到什麼程度，我試著量化一下。大家都知道，我在這個國家天天普及基本常識，到現在好幾年了人還沒瘋，心理承受能力算比較強的吧？就我這樣的，看一遍《首爾之春》至少得3個月才能緩過來。這電影后勁兒有多大你可以自己掂量一下。上回有類似感受還是大學時看那部不能說的紀錄片，人生頭一回也是唯一一次因為一部作品嚎啕大哭，三觀塑造受到巨大衝擊，之後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算走出虛無主義的陰影。當然，一個是本國，一個是他國，一個是紀錄片，一個是歷史電影創作，代入程度終究還是有所區別的，所以受到《首爾之春》的衝擊會相對輕一些。但也是錐心之痛啊。如果你也一樣，對社會公共議題抱有熱忱，相信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的美好未來值得努力追尋，那真的不建議去看《首爾之春》這部電影，會被重鎚爆擊。網路圖片《首爾之春》展現的是一個人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更少有人敢於直面的常識：歷史不僅充滿艱難困苦，不僅會停滯不前，它還會倒退。是的，歷史會倒退。已經擁有的，還可能被奪走，正在變好的，還可能突然崩潰，已經看到曙光的，還會被無情摧毀。《首爾之春》就是把這個歷史倒退的過程，毫無保留、毫不遮掩地展示在觀眾面前，在眼看就要春暖花開的首爾颳起一場不見盡頭的漫天風雪。網路圖片最痛的，就是這個看不到盡頭。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來看歷史的時候，都知道歷史是螺旋上升，曲折前進，哪怕暫時有跌落、暫時有倒退，它終究會邁過那道坎，進入到全新的階段。可是，身處歷史之中的人呢？那些滿腔赤誠竭盡全力去推動歷史向前，卻眼睜睜看著歷史全面倒退的人們，又怎麼知道哪一天才能春暖花開呢？又有幾個，能活著熬到那一天呢？這才是錐心之痛。因為我們的當下，也是正在流淌的歷史，而你我，都身在其中。抱歉我真的不能多寫一句了。別看，太痛。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誰「謀殺」了納瓦尼？

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死於獄中，在俄國內引發震動，在西方輿論也引起很大反響，歐美政治人物都把矛頭指向普京，認為普京必須為納氏之死負責。從一般的道德意義上說，普京確實要為納瓦尼的猝死負起重要責任。因為正是他領導的政權把納瓦尼投入獄中，才導致這個後果的。但是責任分兩種，一種是政治責任，一種是刑事責任。普京無疑要負政治責任，可如果說普京要負刑事責任，就必須有證據證明納瓦尼是他下令謀殺的。假設這事是普京下令乾的，在俄羅斯還由普京當政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找到證據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去調查，以應付外界壓力，也很可能調查只是走過場，最後不了了之。既然從證據上要坐實普京的責任很難，不妨從動機上來推定普京是否覺得有必要把納瓦尼幹掉。後者長期批評普京，是普京最尖銳的反對者，這導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來，並判刑投入監獄。到他死前，納氏已在監獄服刑近3年，據說去年底才剛被俄當局轉移到靠近北極圈的最偏遠的流放地。但納瓦尼雖是普京政權最尖銳的批評者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可要撼動普京地位，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幾乎做不到，因為普京在俄國內的名望還是很高的，儘管打了三年的俄烏戰爭，然而要在俄羅斯推出一個能和普京匹敵的政治人物，目前還沒有。再說納氏被關在監獄裡，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壇上特別是反普京的民眾中有很大影響力，3年的牢獄也會把這種影響力稀釋掉大半，因此，理論上講，普京沒有必要把一個對自己不構成有力挑戰的反對派政治人物，下令幹掉。特別是考慮俄羅斯3月要面臨大選，普京是不太有動機在這個時候去暗殺他，這樣做只會把自己弄得很被動，效果適得其反。 3月17日俄羅斯要舉行大選，普京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可從目前俄國內的政治動態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羅斯統一黨的背書以及權力結構的支援，再次當選沒有什麼懸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暗殺一個在監獄裡、對大選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的反對派領導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則，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個本來對自己有利的選舉弄出麻煩來。因為一般人都能夠想到，倘若納瓦尼有什麼不測，俄國內反對派和西方輿論第一時間就會將矛頭指向他，普京怎麼會看不到這點？有人會說，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納氏幹掉，反正外界都會認為是他乾的。普京應該還是不會這麼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納瓦尼對他沒有太大威脅下，他為什麼要讓選舉橫生枝節？坐在台上的當權派，要除掉國內的反對派或政治對手，肯定是感受到來自後者的巨大壓力，讓他覺得不行此極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將納氏投入監獄後，後者已經不對普京構成這種壓力。還有人說，普京這樣做也有可能是在選舉前震懾其他的反對派不要生事，但是，從目前候選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競選對手；況且，用這種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對派不要生事，這不符合事情的邏輯。普京出身克格勃，當然不是一個善茬，對待反對派會用很嚴厲的手段，這點不用懷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個為了權力，就什麼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領導人。政治人物的行為都出於理性的利益計算，賠本的買賣一般是不做的，儘管不排除在這個利益的計算中會有失算的時候。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國投資界有名的投資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談到納瓦尼之死時，也質疑普丁為什麼要這樣暗殺納氏？他說，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問這個問題，只要相信普京有戰略眼光即可。在他看來，普京如果要殺納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選在目前美國的新保守派尋求煽動道義憤慨以支持烏克蘭資助的時候，國會正在討論 60億美元的烏克蘭新援助，普京這樣做豈不給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時機，讓納瓦尼的死對推動國會通過援烏法案具有負面的宣傳價值？那麼，假如不是普京下令乾的，又會是誰？有兩種可能，一是納瓦尼在獄中受到折磨，身體受到很大損害，「猝死」於獄中。考慮到他被轉移到寒冷的北極地帶，監獄條件肯定惡劣，病痛會得不到治療，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當然，從這個角度說，普京也是要負很大責任的，甚至說普京謀殺了他在這個意義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羅斯當權者內部對普京不滿的強硬派，他們認為俄烏戰爭打了三年，弄成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就是普京對烏克蘭不夠強硬。所以他們要借俄羅斯大選即將舉行的時機，謀殺納瓦尼，然後嫁禍於普京，一石二鳥，讓俄羅斯民眾尤其反普京的勢力起來造反，在大選前或大選中製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選下去，即使沒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讓他的當選缺乏正當性。在我提出這個看法後，有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如果俄國內強硬派要嫁禍普京，普京怎麼可能會允許他們去謀殺納瓦尼？合理的解釋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權內的強硬派要幹掉納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幹掉納氏的情報，但未必阻止得了。在這方面，同樣不要把普京看作是個能力超群的領導人，要不，他為什麼不知道去年他的親信瓦格納僱傭軍首領普里戈津率兵造反？說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樣蹊蹺，至今是件懸案，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原因，認為普京就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在他當政的這麼多年，讓很多反對他的人神秘失蹤或死亡。在這些被害人中，確實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謀殺的，但我們不能由此就斷定，多殺少殺一個反對派對普京無所謂，納瓦尼一定是他乾的。我在動機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謀殺了納瓦尼，只是提供一種可能的分析思路。對於一個真相不易獲得的事件，我們需要從多種可能性去探討，而不是認定這事發生在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就一定是獨裁者指使做的一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對納氏之死負很大政治責任。雖然普京政權在俄羅斯的統治尚未達到習近平在中國的極權統治那種程度，然其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同樣不手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共犯。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