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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百）

（接上期）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第二十八章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未完待续）

家访二本学生，我被颠覆的认知

2017年暑假，应学生的邀请，在广州一所二本大学任教的黄灯拜访了学生位于云南腾冲的老家，从此开启了为期5年的家访之旅。在十余年的执教生涯里，黄灯的花名册上已留下了数千位学生的姓名，一种念头愈发强烈：仅从讲台上观察学生，远远不够。在她的课堂上，60%到70%的学生来自于乡村与县城。这些二本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都是不常被关注和理解的沉默的大多数。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换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黄灯从繁华的广州抵达山间、田野和海岸，走过学生自小求学的道路和校园，与他们的父母和亲友交谈。深入具体而稠密的日常，一条条鲜活的成长道路得以在黄灯面前延展开来。她真切地看到，这些家庭和其中的个体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翻滚，拼尽全力在社会夹缝中突围。对农村孩子而言，应试教育是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她也得以重新认识了教育：在趋于同质化的学校教育之外，自我成长的动力和坚韧究竟从何而来？突围之路 2017年底，我和学生张正敏回了她的老家，位于粤西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镇。正敏曾经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之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在正敏家，她从一个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我仔细数了数，里面有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还有接近两百支油墨用尽的圆珠笔——它们是正敏高三一年心血的见证。那是让我极其震撼的一刻。事实上，这样的震撼反复出现在家访的旅途中。做为老师，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学生曾经走过多么艰难的道路。2005年，我进入广东F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大学已经扩招。一条高等教育的歧视链已然清晰。这种歧视逐渐带上了一种道德上的批判和傲慢。我有一种错觉，学生们考大学比我那个时候要容易得多，要考上二本院校，读书不用很苦。网络图片家访颠覆了我的认知。对我的学生而言，读书本身就并非易事。上学之路的艰辛让很多孩子刻骨铭心。莫源盛的家位于广东省西部的郁南县。酷热的夏季，蒸腾的闷热气息中，我和他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年幼的莫源盛，每天在天刚蒙蒙亮时，打着火把走向学校的距离。初中，莫源盛每天凌晨一点睡觉，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吃过妈妈蒸热的冰冻包子，踩一个小时自行车上学校。张正敏的家在山脚下，学校在山顶，每天去上学也要走一个小时上上下下的山路。她最怕下雨天。一路踏过遍布泥巴和碎石的山路，到学校时，一身早已透湿。正敏个子不高，她归结于小时候书包太重，营养也不好。学校没有食堂，妈妈给她准备的午餐常常是稀饭、黄豆或者自己播种的花生。午饭时，简陋的饭菜往往变馊变味，只能挑着吃一点点。历经千辛万苦，孩子们争夺着乡镇中极其稀缺的教育资源。学生何境军家在广东廉江横山镇。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何境军妈妈给他下一个死目标：一定要考上学校初中的两个尖子班。为此，妈妈强制要求他晚上七点以后不准看电视。初中学历的妈妈自己先将教材学会，晚上陪着儿子，一点一点讲解知识点，坚持了整整一年。六年级的寒假，舅舅还将境军接到南宁，从零基础开始补习英语。最后，境军将将挤进了尖子班。很多人都认为应试教育对农村的孩子相对公平，至少给他们提供了读书的路径。但在家访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对农村孩子而言，应试教育是在用极端损耗的方式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和城市孩子一样，农村孩子的创造力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我的学生魏华和我提到，他从小因为爱提问，被老师屡次批评。初中的时候，他质疑一道题的答案，老师当场要求他以后不要再问任何问题，并因此导致全班对他的孤立。网络图片更多的孩子在应试中成为了炮灰。当初，何境军一家之所以尽全力帮他考入初中重点班，就是因为何境军妈妈判断，如果初中不编入重点班，就绝无进入高中的可能。在境军的老家，我见到了他的初中同学，在普通班读书的明哥。他告诉我，普通班的学生早就放弃了升学的念想。初一时，明哥班主任就说过一句话，“读不读都无所谓，反正都有毕业证拿”。他所在的普通班，初二第一个学期还有六十人，到第二学期，只剩下三十人，辍学人数高达一半。初中毕业，明哥赴深圳的工厂打工。境军则成功考入了廉江一中。在境军的初中，当年能考上廉江一中的学生仅仅十人。从表面看，境军已经通过努力得到了家乡最好的教育资源，但事实上，面对高考，这种“优势”在地域差异面前不堪一击。境军那一届有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六百名学生，文科生没有一个能够考上一本，理科考得最好的学生，录取的是华南农业大学。我的学生能够从乡村走到二本，大多早熟懂事，从小就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的节点极为敏感。魏华的父母在东莞打工，他曾经在东莞念小学。学校里有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付钱让魏华替他们抄作业。尽管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魏华因此积攒了一笔小金库，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环境的异样，主动向父母提出，学校不好，希望能够换一所。网络图片学生何键的父亲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因此一直留在家乡照顾他，没有出门打工。2008年，家里经济难以为继，是12岁的何健站出来为父亲做了决定。他告诉爸爸：“家里如果没钱，即使将来我读书再好，还是白搭。”他同时向父亲承诺，自己一定会努力考进当地最好的中学。从此，爸爸妈妈将一年的柴火准备好。何健独自种菜，独自做饭。晚上，他不敢在空荡荡的房子睡觉，哪怕大夏天，都要拿被子将眼睛盖住。万般艰难中，何健信守了承诺。在电子产品对农村泛滥侵蚀的大潮里，这个少年抵御住了种种诱惑，用下象棋、打乒乓球、唱歌等爱好排解孤独和寂寞，最后以年级前三，班级第一的排名考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从乡村到二本大学，我的学生的家庭也已为此倾尽所能。家访时，我未必能见到学生的父母，他们往往常年在外打工。即使有幸能够见到，我们的交谈也发生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是在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劳动的间隙中进行的。生存的压力将日复一日的劳作安排得严丝密缝。莫源盛小学三年级时，在外打工的父母将他和姐姐接到身边。在中山市南头镇的一家铝厂，父亲在工厂脏乱的仓库中清理出放一张小木板床的位置，告诉莫源盛：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炼铝涉及污染，每次环保检查，源盛和妈妈就蜷缩躲藏在附近的烟囱里。学生早亮妈妈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十五个小时。1997年，早亮的爸爸养蚝失败。为了支撑家计，妈妈每天早上两点多开始做豆腐，赶在早上六点前到菜场售卖。上午八点，妈妈必须回家料理家务，接着把没有卖掉的白豆腐炸成油豆腐，下午骑着三轮车再去售卖一次。一板豆腐卖十五元钱，平均一天赚一百多元。就是靠着这笔相对稳定的现金收入，一家人慢慢偿还了养蚝欠下的债务，有了养猪的本钱，进而能够用卖猪提供的收入，支付孩子们日渐增多的学费，以及建房、缴纳计生罚款等大额开销。除了奔波于生计，这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母也在以他们朴素的教育观念影响自己的子女。学生魏华记得，爸爸从小逼他练字，不允许书写敷衍潦草，并立下规矩，不准作业没做完，就玩耍看电视。小时候，魏华好动坐不住，爸爸下班再苦再累，每天都会陪伴儿子学习两个小时。初中，魏华从东莞回兴宁老家念书，爸爸毅然放弃东莞的摆摊生意，回到故乡整整陪伴了魏华两年。对一个外出打工、不断漂泊的家庭而言，这显然需要对教育的坚定信念。网络图片她们 5年家访，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能够走入更多女生的家庭。在我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的数量更多。她们比男生更努力：在课堂上，她们坐在前排，而男生们窝在后面。我也不常在补考名单上看到女生的名字。她们往往也对未来有更强烈的期许和愿望。但相较而言，她们并没有像男生那样乐意展示自己。一些女生原本也邀请我去家访，可等我要买车票的时候，她们又退却了。我理解这种退却。将复杂的家庭状况和隐蔽的成长路途展示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在有限的几次对女生的家访中，我也已然深刻地感到，相比男生，她们一路走得更为艰辛。在村镇，送男孩读大学通常是一整个家庭的核心目标，而女孩要读大学，普遍的态度是“不反对”。在家访中，听闻学生的成长经历，我会感概，一些原本顽皮、不知上进的男孩尚可能在家庭的要求和支持下扭转人生局面，如果换作女孩，她们可能早已被放弃。成长于乡村脆弱的家庭中，女孩往往是背负最多重担的那个人。正敏的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妈妈是越南新娘。1992年，妈妈被骗到中国贩卖后，被正敏的爸爸以两千八百元的价格买了下来。正敏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这些硬性开支，爸爸不出，都是妈妈外出打工扛下来的。叔叔也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在得知妈妈在支持妹妹读书后，就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这种负担并不会因为读上了大学而消失。在大学里的很长一段时间，正敏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除了恐惧，她还背负着愧疚，因为她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是妈妈历尽艰辛换来的。网络图片正敏说，自己能上大学，都是因为妈妈。一路求学，在每一个命运的节点，妈妈都为她扛起一片天空，让她得以继续走下去。2005年，家里的橘子获得了意外丰收。妈妈不顾爸爸的反对，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东凑西借，筹够了三万多，到镇上去买了一间老瓦房，使正敏得以进入镇里的学校，结束了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中午吃馊饭的生活。正敏爸爸曾说，正敏读高中是等于“把妈妈卖了拿钱读书”。正敏妈妈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作为越南新娘，妈妈没有身份，只能做高强度、高不确定性的散工。 “让妈妈骄傲”成为了正敏一路走来的最强大动力，她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这种母女之间的紧密连接不只发生在正敏身上。学生晓静的老家在潮州饶平。晓静熟悉妈妈的手，上面有做绣珠留下的老茧，也有采茶导致的关节变形。读中学的时候，也是妈妈每周骑着摩托车，往返八十公里，接送晓静和弟弟。晓静妈妈早年在深圳工厂打工，一度很受赏识，曾有机会做管理工作，但因为和晓静爸爸结婚，妈妈回到了饶平的村庄，做了外来媳妇。人生中错失的机会让妈妈遗憾，也深刻影响着妈妈对女儿的期许。家族中有人催婚二十四岁的晓静，妈妈却认为，自己的女儿有比结婚更重要的事情。她也不像其他父母，希望孩子考公务员或者谋一份稳定的职业，而是主张孩子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唯一的要求是尽量在广州或者深圳待下来，凭本事吃饭，摆脱家乡蛛网般的人情关系，去见识更多的人和世界。网络图片决心与出路一次次家访的旅程中，学生和家庭从夹缝中突围的决心和坚韧都让我慨叹。我也得以脱离学校教育的单一视角，重新认识学生们的成长。从前，我以为“90后”“00后”的孩子们在情感上是比较淡漠的。近十年来，我觉得学生们的眼神越来越漫不经心。他们似乎不太关心我在说什么，也懒得告诉我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是打湿的柴禾，点不起火来。但当我走进学生成长的村镇和老屋，我真切触摸到了他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我的学生有不少当过留守儿童，在祖辈的情感滋养中长大。父母对孩子总有要求，但祖辈爱往往是无条件的，尤为可贵。在S县，我和学生廖文瑜一起去看望她奶奶。我印象很深，那天，文瑜很自然地跑进房间里，找来一把黑乎乎的老剪刀，仔细地给老人剪指甲。何境军从小淘气莽撞。但读大学时爷爷中风，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经常坐六七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去看望爷爷。家访的时候，在境军家，我注意到每隔一会儿，他就会到爷爷的房间去，扶着爷爷慢慢地走一走，好让老人能够多活动活动。这种耐心令我自愧弗如。不管是从父母还是从祖辈那里得到过充足的爱，这些情感都在困苦中支撑着孩子们，在某些时候变成他们成长的契机。境军告诉我，高二他十七岁生日那天，爷爷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想回老家建房，遭到了侄子们的拒绝，他们瓜分了爷爷的老宅，没有给老人留任何退路。想到爷爷半生的劳作和付出换得如此结果，境军躲在教室大哭了一场。这场家庭纠纷成为了他告别少年时代的隐秘成年礼。他由此发誓要好好读书，让爷爷获得更多尊严。在高三一年，境军把理科综合的考分从80多提升到了130分。最后总分距离本科仅差4分。网络图片高三暑假，境军和同伴跑去东莞打工。他们惊讶地发现，曾经热闹的工业区，早已变得空空荡荡。境军原本以为找工作很容易，逛了几天，发现没有合适的岗位。站在东莞的街头，他第一次感到迷茫，人生的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时，境军已经收到了一所职业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他坚定了复读的信念。他说：“爷爷奶奶总说家里要有个大学生，弟弟尚未懂事，我作为大哥，不考上大学，怎么带动弟弟努力呢?”复读一年，境军接受了学校类似衡水模式的管理，将成绩提高了80多分，最终考入了广东F学院的法律系。从教近二十年，观察和思考教育中的方方面面，让我有一个感触：今天的教育中的一大问题，是学生的成长捆绑于课业之上，许多孩子极度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对生活的真相懵懂无知。而我的这些二本学生从小跟随家庭在谋生的道路上摸爬滚打，接受生活大潮真实的洗礼。在劳动中，他们体会过切肤的痛苦，也得以品尝切肤的快乐。这些经历往往会让他们格外坚韧和有力量。在我的学生里，魏华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绝大多数学生在进入大学时都会经历一场不小的“危机”：高中时代对大学的美好憧憬会迅速被学历贬值，就业压力等信息所取代，从而陷入一段时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魏华不一样。一入大学，他不逃课，不带手机，不看朋友圈，没有淘宝账号，也不用太多社交软件。一入校，魏华就聚焦学校的各类比赛，认定通过一些比赛可能为毕业后的创业提供动力。他把各类文件、制度研究透彻，对重要比赛的时间节点了如指掌。他还很早就意识到团队建设的重要，坚信大学是孕育出团队的雏形：“三个人凑一起，应该搞点事情出来，而不是吃个饭”。大学期间，魏华先后参加过互联网、攀登计划、挑战杯等各类竞赛。“挑战杯”两年一届，难度大、含金量高，他大一尝试申报过，以失败告终，到大三申报时，因为有清晰的目标、深入的思考和前期经验的积累，很快立项。作为法律系的学生，他不满足模拟的法庭训练。大二时，魏华就就留意到校门口快递公司收取滞纳金是违法的。大三，他收集好证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来他才知道，他完成的是全国第一桩起诉快递公司非法收取滞纳金的案例。毕业后，魏华迅速就拉起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网络图片魏华强大的行动力部分来源于他不安分的天性。他告诉我，他从小就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但通过家访，我也清晰地看到了日常生活对魏华的历练。魏华的父母在东莞做小商贩。父母忙不过来时，魏华只要有空，就会去守摊、收钱或者招揽客人。从年幼学会算数开始，他就留意到了地摊经济学的秘密。他也会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哪些人是混得好，哪些人是混得不好，背后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这些接触社会的经验让他乐于在与成年人的链接中，历练自己的办事能力和洞察能力。大学时，魏华喜欢打车。他会在车上和士司机聊天，下车前，他大都能和司机达成共识：“司机不收打车费，我承担他们所有的法律咨询”。上大学前，魏华已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高一时，他办过一个杂志，“不是很理想”。高二，他把自己攒下的钱借给大伯养鳄鱼龟，失败了。高三，他和父母养小鸡，“两百多只，只存活了三十多只”。这些尝试让他习惯于直面挫折：“要失败就赶紧失败，失败多了，成功自然来临”。进入大学他没有太多的焦虑和内耗。在东莞的生活魏华他形成了一个朴素的观念：不少普普通通的打工仔都能通过努力在东莞立足，自己根本就没必要担心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总会有饭吃。如此一来，不如踏实打磨自己的能力，“在不知道该干吗时，将能干的事情先干了”。我的多数学生不像魏华一样创业做公司，他们能够踏实的生活，内心安定和自洽，同样也得益于生活的历炼。在学生早亮的家，他妈妈告诉我，早亮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她就叫早亮下田插秧。邻居说：“考上大学不用插田喔！”妈妈的回答：“考上大学还要吃饭呢。”早亮妈妈说，她亲眼看见村里一个女孩，考上大专后被父母愈发娇惯，夫妻俩哪怕在田里劳作到下午两点，待在家中的女儿也不主动做饭。女孩大学毕业后，辗转东莞、珠海、湛江，甚至远赴湖南、黑龙江，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事实上，让孩子切实承担家庭责任是早亮妈妈一直以来的朴素观念。作为家中的唯一男孩，早亮并未得到过额外的宠爱。他从七岁开始就学着做饭，和姐姐轮流负责家里的午饭晚饭。家里放鹅和放牛的任务，也一般都由早亮独自承担。收割蔬菜的季节，早亮要负责铲草、拔菜，还要拿到溪边清洗。天黑时，一家人回到家也各司其职：早亮负责做晚餐，爸爸要去喂猪，妈妈要绑好洗干净的菜，以便第二天一早，到镇上售卖豆腐时顺便拿去卖。网络图片由于二本大学的学历，我的大多数学生在毕业时都难以迅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往往需要兜兜转转几年，才能慢慢稳定下来。文瑜不一样。2019年毕业前，她已经手握两份工作邀约。一个来自广州的一家国企，另一个来自佛山一家邮政企业。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两个选择都算不错，但都不是文瑜心仪的去处。在此以前，她投递过广州公共运输部门的一家企业，可惜没有进入面试。文瑜最后的决定是鼓起勇气给心仪的运输企业领导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安排一次面试机会。她最终通过争取来的面试，获得了想要的岗位。文瑜的“好运”和勇气并不出乎我意料。在同龄人中，她的沉稳、能干和骨子里的担当格外亮眼。家访时，我得知，文瑜的亲生父母早年离异。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养育了几个孩子。事实上，文瑜得以拥有机会念大学，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来自继母的坚持。一方面，妈妈要求孩子用功读书，另一方面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她也一直坚持带着几个孩子做零工，补贴家用。文瑜记得，小时候，她不想父母因为经济拮据而吵架，“从小就知道，现状只能靠自己改变。” 初一暑假，妈妈带文瑜第一次来到深圳，跟随表姑在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天的日程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初三暑假，文瑜再次进厂，“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元”。同行的一个女孩受不了工厂的劳动强度，做了十几天，哭哭啼啼要回家了。文瑜帮她妥善处理的辞工的事，自己则整整干了六十天，攒下四千多元。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在大学阶段，文瑜依旧坚持了中学时代的打工习惯。“通过兼职，养活自己”是文瑜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园打零工。由于给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板就会力邀她帮忙，保证假期的三倍工资。整个大学，文瑜去奶茶店打过短工，在超市做过导购，做过课外托管，也当过翻译。她自食其力，没有向家中要过一分钱。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首尔的春天和曾经东亚的底线|八部半

春节期间看了五部电影，三部国产（热辣、红毯、20条），两部日韩（怪物、首尔之春）。纯东亚style。但今天不打算写影评。只想借韩国的那部说说普通人如何通过喜闻乐见的影视方式汲取历史养分。的确，绝大多数历史史实（未必是信史，仅为一段时期内被公认的某种比较确定的说法）其实都存在于搜索引擎中、图书馆蒙尘的故纸堆里，以及某些影视剧作品中。《首尔之春》无疑是帮助后来者了解1980年代前后，首尔（当时还叫汉城）曾经遭遇的春天、悸动、挣扎和幻灭。暂时不具备自省的我们，还是先看看邻家的传奇罢。电影聚焦在1979年12月12日前后，全斗焕及其追随者（军中秘密组织“一心会”）谋权上位的故事。具体发了什么，电影基本做了忠实描述——当然也有文艺的夸张，例如最后广场对决正邪面对面的事情历史上并未发生。问度娘：全斗焕，基本可知事情经过。在此不赘述。只说点余音。网络图片郑雨盛扮演的首都警备司令李泰信的原型是张泰玩将军。电影最后，李泰信被捆绑在椅子上，显然受到刑求。但实际上原型张泰玩并未被杀害，而是活到了2010年，因肺癌去世，享年79岁。电影里被绑架的参谋总长最后也善终，两人在韩国民主化之后还联手状告过全斗焕。比较凄惨的恪守军人职责一身正气的“李泰信”因此事家破人亡：其父在儿子抵抗失败数月后自杀，原因“奸臣当道，忠臣岂能苟活”；其子在事发两年后离奇失踪后被害，案件至今未破；电影里给李泰信包里塞围巾的妻子，在丈夫因病去世两年后跳楼自尽。网络图片相比正角的多舛人生，全先生分明妥妥的人生赢家。事变不到半年，他通过政变上台，任韩国总统。任内韩国成功主办1986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奥运会也是他任内获得主办权。与此同时，韩国经济腾飞。他还向国民大力倡导3S计划：Sport、Screen和Sex。中间那个S，为韩国电影工业的今日成就埋下伏笔——或许也正是今日人们之所以看到这部《首尔之春》之因。全上台后，韩国境内皿煮运动频仍。那段时间我正上小学，新闻联播里经常可以见到韩国（当时还叫南曹县）大学生在街头狂扔“莫洛托夫鸡尾酒”的镜头。 1987年，在汉城奥运会前一年，压力山大的全斗焕接受卢泰愚（电影中他最得力的支持者）的建议，辞职下野，随后卢泰愚通过竞选，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民选总统。次年2月全、卢和平交权。下台后全斗焕曾携妻子去雪岳山百潭寺隐居。韩剧《请回答1988》里大哥在庙里看到的老头就是全斗焕。之后多年，任内全家族疯狂捞金的全斗焕家族遭受清算。他毒菜期间尚留有一定底线，对在野的几位金先生仅做监禁未予杀害（想起昨天的俄国故事）。于是，对他的清算亦算底线清晰，法庭认为全当初也算是和平交权，相当于投降输一半，所以按照古训“杀降不祥”，将死刑改为无期，但须追缴2000亿+韩元的罚款。1997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特赦全斗焕。任内“腮帮塞得满满”的全斗焕夫妇拖拖拉拉直到2013年才全部缴清罚金，追缴时间长达16年。期间多次被媒体拍到祖孙三代和和美美幸福聚会。每次重新启动对他的调查，丫就装老年痴呆，但随后又被拍到在高尔夫球场潇洒挥杆。 2006年，卢武铉（就是电影《辩护人》的原型）政府以全斗焕镇压光州皿煮运动为由，收回全斗焕卢泰愚两人历史上获得的所有勋章。哼哈二将坚决拒绝上交，最后不了了之。全斗焕晚年还被判过一次缓刑，但也只有字面意义的羞辱。此时距离他去世不到两年。全斗焕和张泰玩同岁。很难想象，他居然活到了2021年的11月。在打过一针新冠辉瑞miumiu没多久，11月23日上午，他在首尔西大门延禧洞的私宅去世，得年90岁。他曾在中国吉林念过几年小学。据说晚年还被东北有关方面请回去“指导”过教育工作。电影里老全讲，失败了才是叛乱，成功了就是革命。不得不说，在对垒双方的草台班子里，他是唯一的枭雄。春天，就是被用来碾碎的。无论是首尔，还是布拉格，还是爱普若。在看完大多数恶棍（电影的，现实的）的生平之后，如果有得选，还有多少好人会选来世做一个好人呢？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费里尼码字了

《首尔之春》，我劝你别看……

这阵子，可能很多读者都被推荐过一部电影，叫《首尔之春》，拍的是韩国1979年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拿了韩国票房冠军但注定不可能引进中国的片子。网络图片我昨晚看了，个人评价属于‘影史留名’级别的好电影。但我强烈建议朋友们不要去找来看，真的，劝你别看。太伤了…… 伤到什么程度，我试着量化一下。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国家天天普及基本常识，到现在好几年了人还没疯，心理承受能力算比较强的吧？就我这样的，看一遍《首尔之春》至少得3个月才能缓过来。这电影后劲儿有多大你可以自己掂量一下。上回有类似感受还是大学时看那部不能说的纪录片，人生头一回也是唯一一次因为一部作品嚎啕大哭，三观塑造受到巨大冲击，之后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算走出虚无主义的阴影。当然，一个是本国，一个是他国，一个是纪录片，一个是历史电影创作，代入程度终究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受到《首尔之春》的冲击会相对轻一些。但也是锥心之痛啊。如果你也一样，对社会公共议题抱有热忱，相信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美好未来值得努力追寻，那真的不建议去看《首尔之春》这部电影，会被重锤爆击。网络图片《首尔之春》展现的是一个人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更少有人敢于直面的常识：历史不仅充满艰难困苦，不仅会停滞不前，它还会倒退。是的，历史会倒退。已经拥有的，还可能被夺走，正在变好的，还可能突然崩溃，已经看到曙光的，还会被无情摧毁。《首尔之春》就是把这个历史倒退的过程，毫无保留、毫不遮掩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在眼看就要春暖花开的首尔刮起一场不见尽头的漫天风雪。网络图片最痛的，就是这个看不到尽头。当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历史是螺旋上升，曲折前进，哪怕暂时有跌落、暂时有倒退，它终究会迈过那道坎，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可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呢？那些满腔赤诚竭尽全力去推动历史向前，却眼睁睁看着历史全面倒退的人们，又怎么知道哪一天才能春暖花开呢？又有几个，能活着熬到那一天呢？这才是锥心之痛。因为我们的当下，也是正在流淌的历史，而你我，都身在其中。抱歉我真的不能多写一句了。别看，太痛。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谁“谋杀”了纳瓦尼？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死于狱中，在俄国内引发震动，在西方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欧美政治人物都把矛头指向普京，认为普京必须为纳氏之死负责。从一般的道德意义上说，普京确实要为纳瓦尼的猝死负起重要责任。因为正是他领导的政权把纳瓦尼投入狱中，才导致这个后果的。但是责任分两种，一种是政治责任，一种是刑事责任。普京无疑要负政治责任，可如果说普京要负刑事责任，就必须有证据证明纳瓦尼是他下令谋杀的。假设这事是普京下令干的，在俄罗斯还由普京当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独立调查机构去调查，以应付外界压力，也很可能调查只是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既然从证据上要坐实普京的责任很难，不妨从动机上来推定普京是否觉得有必要把纳瓦尼干掉。后者长期批评普京，是普京最尖锐的反对者，这导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来，并判刑投入监狱。到他死前，纳氏已在监狱服刑近3年，据说去年底才刚被俄当局转移到靠近北极圈的最偏远的流放地。但纳瓦尼虽是普京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可要撼动普京地位，从现实的政治角度看，几乎做不到，因为普京在俄国内的名望还是很高的，尽管打了三年的俄乌战争，然而要在俄罗斯推出一个能和普京匹敌的政治人物，目前还没有。再说纳氏被关在监狱里，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坛上特别是反普京的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力，3年的牢狱也会把这种影响力稀释掉大半，因此，理论上讲，普京没有必要把一个对自己不构成有力挑战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下令干掉。特别是考虑俄罗斯3月要面临大选，普京是不太有动机在这个时候去暗杀他，这样做只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效果适得其反。 3月17日俄罗斯要举行大选，普京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可从目前俄国内的政治动态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罗斯统一党的背书以及权力结构的支援，再次当选没有什么悬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暗杀一个在监狱里、对大选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反对派领导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则，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个本来对自己有利的选举弄出麻烦来。因为一般人都能够想到，倘若纳瓦尼有什么不测，俄国内反对派和西方舆论第一时间就会将矛头指向他，普京怎么会看不到这点？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纳氏干掉，反正外界都会认为是他干的。普京应该还是不会这么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纳瓦尼对他没有太大威胁下，他为什么要让选举横生枝节？坐在台上的当权派，要除掉国内的反对派或政治对手，肯定是感受到来自后者的巨大压力，让他觉得不行此极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将纳氏投入监狱后，后者已经不对普京构成这种压力。还有人说，普京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在选举前震慑其他的反对派不要生事，但是，从目前候选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竞选对手；况且，用这种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对派不要生事，这不符合事情的逻辑。普京出身克格勃，当然不是一个善茬，对待反对派会用很严厉的手段，这点不用怀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个为了权力，就什么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赔本的买卖一般是不做的，尽管不排除在这个利益的计算中会有失算的时候。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国投资界有名的投资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谈到纳瓦尼之死时，也质疑普丁为什么要这样暗杀纳氏？他说，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问这个问题，只要相信普京有战略眼光即可。在他看来，普京如果要杀纳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选在目前美国的新保守派寻求煽动道义愤慨以支持乌克兰资助的时候，国会正在讨论 60亿美元的乌克兰新援助，普京这样做岂不给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时机，让纳瓦尼的死对推动国会通过援乌法案具有负面的宣传价值？那么，假如不是普京下令干的，又会是谁？有两种可能，一是纳瓦尼在狱中受到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害，“猝死”于狱中。考虑到他被转移到寒冷的北极地带，监狱条件肯定恶劣，病痛会得不到治疗，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当然，从这个角度说，普京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甚至说普京谋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罗斯当权者内部对普京不满的强硬派，他们认为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就是普京对乌克兰不够强硬。所以他们要借俄罗斯大选即将举行的时机，谋杀纳瓦尼，然后嫁祸于普京，一石二鸟，让俄罗斯民众尤其反普京的势力起来造反，在大选前或大选中制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选下去，即使没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让他的当选缺乏正当性。在我提出这个看法后，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如果俄国内强硬派要嫁祸普京，普京怎么可能会允许他们去谋杀纳瓦尼？合理的解释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权内的强硬派要干掉纳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干掉纳氏的情报，但未必阻止得了。在这方面，同样不要把普京看作是个能力超群的领导人，要不，他为什么不知道去年他的亲信瓦格纳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率兵造反？说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样蹊跷，至今是件悬案，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原因，认为普京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在他当政的这么多年，让很多反对他的人神秘失踪或死亡。在这些被害人中，确实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谋杀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定，多杀少杀一个反对派对普京无所谓，纳瓦尼一定是他干的。我在动机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谋杀了纳瓦尼，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对于一个真相不易获得的事件，我们需要从多种可能性去探讨，而不是认定这事发生在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就一定是独裁者指使做的一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对纳氏之死负很大政治责任。虽然普京政权在俄罗斯的统治尚未达到习近平在中国的极权统治那种程度，然其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同样不手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共犯。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