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家早就当作社会现实，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真实原因的现象： 正在引领全球变革的AI工具，我们一个都用不了。 OpenAI的ChatGPT，用不了； 微软的Copilot，用不了； 谷歌的Bard，用不了； 用AI绘画的Midjourney，也用不了。 刚开始内测还没正式开放的，用AI生成视频的Sora，我们肯定也用不了。是的，我非常确定，我们肯定用不了。 对的，还没上市呢，我就知道肯定用不了，而且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我们只是远远地看一眼就能知道，这玩意儿肯定不会给我们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用不上这些AI工具呢？ 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开发这些AI工具的公司不让中国大陆用户使用。以上我提及的这些AI工具，目前全部都禁止中国大陆用户注册使用。当然，它们的说法不是禁止，而是目前尚未开放该区域服务。 那，为什么呢？ 是中国用户消费不起吗？这显然不可能。 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年发布的高端机型在中国卖得那叫一个遥遥领先。这些AI工具一年几百块的使用费，不存在消费不起。 是担心中国盗版多吗？显然也不是。 以上这些AI工具目前提供的都是实时访问入口，而不是桌面时代的‘软件’，不存在你盗版复制一份就能拿去卖钱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源代码被抄袭的可能性。 是为了打压中国的AI产业故意不给中国人用吗？ 有些人从芯片领域‘卡脖子’联想到这种可能性，会不会是美国政府给这些企业下了命令，不让它们给中国用户提供服务呢？这也不是事实。 首先，美国政府当前并没有出台法令禁止科技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AI服务，这些公司不可能自己层层加码放弃中国市场。实际上，即便是在芯片领域，相关公司也是一直在与美国联邦政府角力，希望政府取消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禁令。 美国政府出台了限制法令，企业当然需要遵守，但政府没有出台明文法令的时候，是不可能通过‘打招呼’‘发通知’或者‘私下要求’等方式干涉企业经营的。明面上没有禁止，就是没有禁止，不需要去盲猜。 然后，即便美国政府在将来某一天出台AI领域针对中国的限制令，那也只会限制面向公司用户的‘技术出口’，而不可能限制面向个人用户的‘产品出口’。 以芯片领域为例，按照美国当前的限制法令，一家中国公司想订购苹果手机同款的最新芯片用来生产香蕉手机，那是做不到的。但是作为个人用户，我们却能和全球用户同步买到苹果的最新款手机，里面也包含了一颗技术先进的苹果芯片。这就是区别所在，前者是公司用户，购买的是技术，后者是个人用户，购买的是产品。 美国将来有可能会限制AI技术的出口来打压中国，但不可能限制AI公司向中国个人用户提供赚钱的服务，那是无意义的自废武功。美国可能不友好，但人家绝对不蠢。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之后，我们大致能猜到，中国大陆用户用不了这些AI工具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公司能力不行。 按照中国的法规，互联网公司面向公众提供AI服务以及信息服务之前，需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满足相关条件后才可以上线服务。这里的条件，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各种层面的安全可控。 很显然，OpenAI、谷歌、微软，都没有能力满足中国监管机构提出的安全要求，所以它们没有办法合法地进入中国市场运营。为了避免尴尬，我就不讨论它们有没有兴趣满足这些要求了。 所以，上述公司为了避免在中国市场非法运营，就主动关闭了面向中国大陆用户的服务。 生物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生殖隔离’： 原本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因为地壳运动被分隔在了不同的大陆板块，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一定时间之后，原本同出一源的后代逐渐产生了生殖隔离，变成了不同物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浮夸风”是1958-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当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盲目攀比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在全民教育普及，人人讲科学，讲市场规律、自然规律的今天，我原以为当年那种“肥猪赛大象”的旷世奇闻不会再出现，没想到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日前，媒体报道了两则令人震惊的新闻。 2月19日，《半月谈》发文痛批一些地方的农业试验田测产造假现象。半月谈在文章中，某些地方的水稻亩产今天达到1200公斤，明天其他地方也许就能突破1300公斤，高产数据你追我赶，各种“记录”不断刷新。 为什么数据能够不断刷新？真的是这些地方下功夫了，用心做事了？通过半月谈的进一步报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一切居然都是假的！ 有些地方刻意扩大水稻种植间距，在水稻收获前，再悄悄把种在其他地方的同一个品种移植到事先预留好的间距中间去。 有的则是浑水摸鱼，比如提前把水稻藏在附近，等到现场检测场面比较杂乱时，将事先准备的水稻混入测产的稻谷中去。 有的则是丧心病狂，为了实现高产出完全不顾投入成本，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增产剂，安排大量技术人员精细管理。 有的则空手套白狼，直接玩起了文字游戏，比如直接把秸秆和叶子都算在稻谷实际产量内。 为何各地总是盯着水稻不放？说得好听点是“浮夸风”，说得难听点就是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毕竟，一旦数据上的产量上去了，那相关企业就可以推销自己的产品了，顺便套取各种补贴资助；而专家们则可以因此收获各种赞誉和大奖，再拿到高额的咨询费，可谓名利双收；某些政府部门和人员则可以将这些当成政绩，以实现政治上的进步。 同一天，《新京报》报道了甘肃通渭县政府召开会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一事。 日前，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了这起典型案例。原来，为了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去年12月，甘肃通渭县政府召开会议有组织地主导弄虚作假，将林地错误调查为耕地，涉及面积8900亩。 良田好土变成了建设用地，寸草不生的地方却是基本农田，堂堂一个县的县政府居然公开造假、带头造假，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善良的人就是都有人性，邪恶的人千奇百怪。 为了所谓的面子，不顾里子；为了一己之私，公然弄虚作假。 半月谈在文章中还说到“科研手段怎成政绩工程”，个人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句话只触碰到表象，没有深入内里，因为在现实中，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都正在慢慢演变成某些人的政绩工程。 2021年4月，央视曝光了洛南县扶贫造假一事。 2020年2月，国家级贫困县陕西洛南县扶贫攻坚取得成就，率先摘除了贫困县的帽子。而回过头来看洛南县为了摘掉这顶帽子所使用的手段，令人震惊。 为了迎接上级验收检查，当地将五保户集中安置点匆忙修缮完毕，安装的水管全是摆设。等到洛南县摘帽脱贫后，五保户的生活却无人问津。 本来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基本底线，结果当地村民家里的水龙头全部都是摆设，竟然出不来水。 面对央视记者的质疑，当地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和错误，反而反问记者“谁是你亲戚”？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更是直接抢夺记者手机。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的一位领导竟然曾为此去北京领奖。 网络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浮夸风”案例，尤其需要我们警惕和重视，因为它暴露出了太多问题。 首先，浮夸风一旦在社会上形成风气，那各级组织的公信力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弄虚作假已经公开化了，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正是大家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社会知道，但就是某些领导不知道，也许是明明知道，却还要假装不知道。长此以往，当这种不良风气成为常态，影响到的是党和国家的形象，甚至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 其次，这种不良风气很容易导致上层制定政策偏航。 通常情况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调查研究，另一个是专家论证，其中调查研究占据重要作用。 可现实生活中，有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已经严重偏离实际情况，要么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臆想出来的，要么来自所谓的“第三方”，要么就是草草应付了事。殊不知，调查结果出现偏差，弄虚作假，对政策的制定是非常致命的。 网络图片 最后，很容易产生各种不良社会矛盾与问题。 弄虚作假和浮夸风很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产生误解，因此导致各级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判断失误，非但没有让群众获得应有的便利和利益，反而会引起群众的反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之前洛南县在脱贫攻坚中的弄虚作假就是最好的例子。 才吃两顿饱饭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顾礼先生
本文选自刘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转自凹凸铿锵微信公众号。 刘瑜，女，学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著有《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等。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 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网络图片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 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网络图片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 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 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网络图片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 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网络图片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网络图片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 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网络图片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 网络图片 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 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 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网络图片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 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 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网络图片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 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网络图片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 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 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本论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截止2023年12月，地产行业失业人数已超40万。其中有近超过一半的人是80后。我——一个从地产人离开的80后，在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不自觉地后背发凉了一下。上世纪90年代，父辈经的“下岗潮”居然又一次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切，如同轮回一般，避之不及却又在劫难逃。 离职前，我曾是个地产策划，主攻投拓拿地，其实就是帮公司囤地。老板若是相中一块地，我和我的团队会第一时间考察土地及周边配套情况、了解片区规划、估算土地价值，然后快速出具一份项目投资计划书，一边跟土地主管单位提案、汇报，一边协助投拓部门同事融资、找寻合作伙伴。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那几年，每个人手里都会同时推进好几个项目，加班、出差、熬通宵几乎是家常便饭。 网络图片 2021年开始，地产业逐渐走向低谷，知名开发商一个接一个爆雷，我所供职的小房企融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负责的几个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停滞。随之而来的是，主业工作越来越少、非岗位职责的事务越来越多、奖金越来越少，不过，基础薪资倒是还有保障。有段时间，地产大神、经济学家、知名企业家都在唱衰这个行业，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担心突然失业，没了收入来源。于是，开始关注其他工作机会，前后面试了几家企业，无奈薪水实在太低，只好选择在原岗位上继续观望。下半年，全员降薪10%，年底甚至一毛钱年终奖都没发，大家私下叫苦，却几乎没人主动辞职。 2022年开春之后，公司开始裁员，隔三差五就有人离职，我所在的部门也有同事被“优化”。暂时还没丢工作的人们，像是在等待楼上邻居即将扔出的第二只靴子，焦虑程度可想而知。整个2022年，公司一直在进行薪酬改革，一会儿降低底薪提高绩效比例、一会儿要为大家“暂时保管”绩效工资，总之是变着法的降薪。我自知这个行业不宜久留，努力尝试跳槽，然而，直至年底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处。好在运气还行，在原岗位上扛过了2022年。时间之河在流入2023年之后，不少行业迎来了春天，但地产业却未等来哪怕一丝的转机与起色。我，在这一年的春天失业了！ 想来，我失业的引爆点实在是荒谬——有段时间，部门负责人的精神状态好像极度糟糕，隔三差五就要把同事们叫去会议室痛骂一顿，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有人顶撞、有人心平气和问缘由，得到的回应往往是更加不堪入耳的脏话。三月，我在连续加班数周之后，后背疼痛难耐，想请假去看医生，上司非但不批假，还把我拉去一间小会议室骂了个狗血喷头。听她吼叫了数分钟，我才沥青了挨骂的理由——她认为我找她请假的时候，说话口气不太礼貌，对她“不敬”。我为自己辩驳了几句，她变得愈加疯癫，骂人骂得更狠了。时至今日，我早已忘记她那日骂过我的话语，可她狰狞的面孔、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却依然记忆犹新。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沮丧至极——地产业毫无未来，这份工作也岌岌可危，我该何去何从？想到自己挨骂时被践踏的尊严、快要抑郁的心理状态和疼痛难耐的脖颈与后背，我安慰自己：要不然，辞职休息一阵子吧，反正还有一点余粮，饿不死的。 第二天上班后，我花了不到两分钟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下午便办理手续回家了。离职的过程顺利、高效地超乎想象。 网络图片 离职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有同事失业的消息。后来，听说前东家换了办公地点、改了公司名称、增加了降薪幅度、老员工走的所剩无几……而我，待业在家，闲来无事，拿前东家开涮，写了一篇关于前东家在办公区设佛堂的文章，发表于贞观之后，收到了失业前同事们的一致赞扬，甚至有人发红包给我，要求我多写几篇文章，揭露一下前东家的丑行。 我在家待业了快半年，终于在下半年的时候，上岸了一家快消品公司。出于意料的是，入职第一天，居然遇见了地产公司的老同事，两个！一个此前是招商岗，一个是报建岗，现在都是这家快消品企业的销售。在惊讶于世界之小之余，不得不惊讶地产这座大厦的倾倒速度。 网络图片 我们仨撞见之后，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起各自从前东家离职的经过，真是一个比一个离谱、荒诞。 报建岗的同事说，她负责的一个项目因为融资困难不得不搁置，公司却又想迅速拿回竞标时缴纳的好几千万土地保证金，于是给她定了一项KPI——一个月内，让政府退回保证金，否则，辞职走人。不出意外，她的kpi没有完成，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保住。公司辞退她的时候，一分钱赔偿金都没给，找她谈话的人事部负责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你要是不服，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反正公司现在一身官司。” 招商岗的同事是在外地出差期间接到部门解散通知的，等他出差回来，报销完差旅费便被迫离职了。失业之后，他去一家养老地产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试用期满后不给他转正，离职了，待业了一阵子，实在找不到靠谱的工作，转行做快消品销售了。 聊起未来，我们三个年过三十的中年人一个比一个茫然。经济低迷的现在，快消品也并不好做。目前的企业，人员流动性极大，谁也不知道手中的这个饭碗能不能捧稳。恍惚间，我想起了90年代——那时候，我们的父辈，跟今天的我们一样，接二连三的被行业和单位抛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贞观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狱中猝逝后，震惊全球政坛，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的反思。虽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调查，但多位中国异议人士认为，普京和俄罗斯狱方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们说，纳瓦尔尼之死“很可能是谋杀”，也恐反映出独裁者的恐惧。至于中国网民兴起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声浪，一位异议人士说，那是中共“愚民统治下的民自愚”。 年仅47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政敌，正值壮年的他于狱中猝死后，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普京的谴责和追责声浪，不过，中国社媒上却有大批时评人和网民反而同情起普京，还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 纳瓦尔尼是遭谋杀的政治烈士? 对此，中国异议人士说，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尤其纳瓦尔尼之死背后恐“有阴谋的”，这样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恐惧。 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纳瓦尔尼的死因还有待确认，但异议反对人士在狱中遭独裁者谋杀或凌虐致死的前例屡见不鲜，因此，外界很难不将纳瓦尔尼之死朝政治阴谋联想。 张小刚说:“这个是极权社会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第一，异议声音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异议人士，只要你有影响力，就一定要被压制、被想办法给干掉，干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么像这种在监狱里边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种谋杀，只不过证据力很难找到。” 张小刚说，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后，已有好几名俄罗斯大富豪传出离奇死亡。另与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纳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于去年8月坠机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导弹袭击、还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飞机内手榴弹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独裁者的恐惧 他说，普京若为纳瓦尔尼之死的幕后黑手，他之所以把头号政敌干掉，就是害怕这样有影响力的少数异议人士会去影响多数的俄罗斯民众，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促成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但这种独裁者的恐惧和政治暗杀，以史为鉴，从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维持或长或短的政权。 张小刚说，俄罗斯虽经过政治转型，以民主国家自居、也标榜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压统治下，根本和中国一样，仍是专制极权国家。 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比俄罗斯还严峻，不仅人民没有选举或参政权，连网络或媒体都无法见容异议言论，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长期被洗脑后，自己也懒得动脑，反而以官方意见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时评人或网民这两天一反国际主流声浪，竟为普京抱不平，甚至无端指控美国才是幕后黑手。 中国人民的自愚愚人 张小刚说:“全民的被洗脑、愚民化的结果呢？有的人就开始自愚了，我就听政府的，政府说什么就是对的。(中国著名画家)陈丹青说过一句话，他说，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实际上是官方对老百姓进行愚民教育和恐吓结合起来，最后很多人就变成一种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国社媒上)这么一种现实，当然这些是很可悲的。”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中国官方尚未表态。不过，张小刚说，中俄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利益的短暂结合，随著普京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后、现“处于过不去的状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衰退、党内矛盾和外部压力剧增下，“出问题也是随时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伙伴关系还能维持多久，不无疑问。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两位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也认同西方国家对普京和狱方的追责。 一个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外界对俄罗斯国内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难判断，但“俄罗斯当局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也是众所周知的。” 王全璋:普京和俄罗斯狱方应被问责 位于北京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听到纳瓦尔尼这样一位同道中人，年龄相近、同是律师出身、也有争取民权的共同价值观，竟不幸死于狱中，“内心很受震撼、很难受”。 他说，就法论法，俄罗斯狱方对纳瓦尔尼之死要负一定的责任。 王全璋说:“任何一个人被羁押，监管机关同时就赋予了管理这个被监管人的义务，还有保证他的人、还有健康的义务。这个人在(监狱)里边，不管是病死的、还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狱方)都要负一个倒置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说明，你对他的死没有责任，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法学基本的举证责任的一个分配原则。” 他还说，虽然纳瓦尔尼的具体死因不明，但普京作为执政当局也应负起政治责任。 王全璋说:“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人士，他在文明社会里边不应该被这样对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社会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反对者。” 王全璋说，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历经过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转型，但为何仍会出现新的威权统治、或像纳瓦尔尼这样的反对人士仍持续受到迫害，让他深感不解。 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恐比俄罗斯更严峻 纳瓦尔尼之死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处境之艰难的反思。 但王全璋说，中俄两国的政治文明无法类比，因为中国不仅能组织化的反对者都不存在，也未开启任何民主的转型进程。相反地，当局还扩大对社会的维稳控制，包括紧缩言论自由，轻则以寻衅滋事、重则以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来治罪。 王全璋说:“我们现在就是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强、一点一点地收紧，无论从过去所谓的政治领域、现在到泛政治的领域，什么教育、经济、金融，都上升到所谓的政权安全的一个高度。” 中国于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发动大抓捕，王全璋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师之一，他于前三年多的监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药，经2018年底的秘密庭审后，他于2019年初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王全璋于2020年4月出狱后，仍持续受到国保的监控或政治报复，包括北京住所曾被无故断水断电、儿子被拒入学、一家三口更长达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发美国国务院的关切。 位于澳大利亚的张小刚说，中共的高压统治只会制造一代又一代的异议人士，从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刘晓波到709律师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轻学子。虽然他们在中国境内受到的打压和迫害越来越强，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若强到让习近平感到权力受到威胁，或能为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带来转机。
算起来，这应该是恒大许老板第一次在看守所过年。 想到许家印，还是因为字节张一鸣的新闻。 说张一鸣的老家乡亲给他立了个“功德碑”，详细记录了张一鸣一家的牛逼之处。 夸他是亿万青年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功德无量，福报无疆。 网络图片 如果字节现在上市，很有可能会问鼎中国首富。 但这几年，首富都不敢高调了，相比以往，连公开拜年，给乡亲们发红包的镜头都没了。 想当年，许老板也是首富，也是有功德碑的。 但现在的恒大和许老板，基本穷途末路了。 按照我国的司法程序，被刑事拘留后，许老板应该住在看守所里。 所里的工作人员任务很重，每天都要看着，怕他自杀。 而外面有不少人，则是希望许老板能把一些秘密带到棺材里。 有传闻说，许老板在所里的牙关挺硬，对几个关键问题缄默不语： 1 你的保护伞是谁？ 2你获得巨额贷款，转移巨资，谁给你提供的帮助？ 3 你利用你的歌舞团，拿下哪些重要人物？ 许老板在中国曾经的叱咤风云，没有后台的大佬帮忙，显然不太科学。 至于歌舞团、游艇会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当年赖昌星的落马，就有不少关于厦门红楼的故事。 房地产能成功拿地的诀窍，就是找资源，抱大腿。 跟着大腿，大步流星，直上青云，就像当年胡雪岩抱着王有领、左宗棠的腿成为“红顶商人”一样。 网络图片 恒大早年的高管，都知道内部有个“恒大宝典”，这是一个用意大利牛皮做成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币、银币。 逢年过节，许老板都会带着陈年茅台和“恒大宝典”四处奔走。 就连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威廉王子，都被许家老板拿下。 不过今年过年，许老板就没办法给一些大人物送礼了，手下的人也办法给他送礼 当年抱着许家印这条大腿不松手的人，到最后发现，这是一条奔向地狱的腿。 网络图片 一鲸落，万物不一定生，甚至可能跟着倒霉。 香港法院在1月29日对恒大集团清盘，法官说对恒大的是“enough is enough”（对你们忍无可忍了）。 恒大无力偿还债务，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恒大一旦被清盘，最受影响的就是600万恒大“烂尾楼”的业主。 一旦内地认可香港的法院判决，那么在强制清盘期间，公司债项偿付的优先次序是：员工工资、有担保债权人、清盘的开支（包括清盘人的薪酬）、无担保债权人。 作为烂尾楼的业主，最大的希望，就是指望政府接盘，慢慢消化，确保烂尾楼盘得以完成。 当然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运气。 作为泄愤，许家印老家周口高贤乡的那块功德碑，已经遭到人为的破坏。 “流芳百世”四个字，已经被人抹去，村里人也不打算再修补这四个字。 也许现在许家印在所里最痛苦的事，就是想着“怎留清白在人间”？ 网络图片 2年前，恒大暴雷之际，市场上都在问“下一个是谁”？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剩下的还有谁”？ 碧桂园，佳兆业，华夏幸福，融创，富力⋯⋯当初玩这个游戏的人，现在都瑟瑟发抖。 在这场漫长消亡中，倒霉的不仅是耗尽所有积蓄，换来的仅是烂尾房的业主。 还有围绕房地产上下游，无数要不回钱的供应商、金融机构、包工头⋯⋯ 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后续的震荡已非人力所能控制。 这个年，和恒大有关系的人，过得好吗？ 网络图片 江湖再无许家印，但黄四郎依在。 也许今年许老板的事就会出结果，但其负面冲击之大，造成的危机之深，已经难以估量。 功德碑是记录功绩的，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功德碑，而是忏悔录。 恒大的兴衰，背后是有形之手的过度放纵，是商业潜规则的盛行，是监管的严重缺失，是保护伞的依旧强大，是消费者的依然弱势。 优良的市场，乃国民之福。 许家印们得以暴富，是这个市场畸形的表征。 恒大已死，然万亿债务仍在。 望手持市场权柄者，能顺规律、不擅权，不为一己之私而卖家国未来。 至于许老板，可以在春节期间把自己的历程写下来，给中国人看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01 普通人被宰，也就是被宰了。 但奥运选手呢？ 17日，游泳健将傅园慧发文求助： 她在长白山包车被司机半路要求加钱买票，不同意就不开车。 网络图片 司机可能很少看新闻，不知道车里坐了尊“大佛”，习以为常地开启宰客模式。 而“大佛”有数百万粉丝，这一吆喝，吉林文旅部门很快就介入了，说问题已经解决。 最后，该司机被处以行政处罚3万……事情到此结束。 网络图片 我觉得这件事，吉林还是“讲人情”的，因为事件很有可能涉嫌“敲诈勒索”，这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是坐牢的问题。 当然，也折射了东北长期以来宰客现象的严重。 老天给了东北最好的白云黑土，沃野大河，但东北“投资不出山海关”的名声却越来越广。 就连央视都点名批评过雪乡的宰客之严重，让人瞋目结舌： 烤肠15元/根，一碗泡面卖到60元，导游对旅游项目强买强卖，商家坐地起价，预定好的房间说取消就取消，甚至把游客的行李扔出门外…… 当时还有女导游直言：“雪乡九个月磨刀，三个月宰羊”，“羊”就是游客。 网络图片 好玩的是，当时有家东北官媒面对批判，不改傲慢，说自己很“冤”： “有人嫌烤肠贵，并由此陈芝麻烂谷子地引发“回忆杀”，借此翻炒旧闻……蹭热度者有之、博眼球者有之、赚流量者有之”。 挨了不仅不立正，还要到处咬人，甩锅“个别人”。 网络图片 好在，哈尔滨今年破釜沉舟，开始抓罚款，立典型了。 大量网红为东北文旅站台，地方融媒体全力配合，泼天的流量也给到了东北。 没有质疑，没有负面消息，到处都是莺歌燕舞，兄友弟恭。 很多“南方小土豆”通过短视频等平台种草，来到东北观光。 其中就包括浙江少女傅园慧。 不过，褪去那阵宣传热之后，我们似乎又见到了真实平常的一幕： 冠军来了，都要被宰。 花重金鼓吹了，但东北，对得起这场“泼天的流量”吗？ 02 东北，确实需要“泼天的流量”。 近20年，东北进入了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 不少优秀的人才大量出走，甚至不少人自嘲，海口才是东北的省会。 面对人口空心化，民营经济式微的现实，确实需要一波营销来提振士气。 但是，治标的核心，在于治本。 网友们批判东北宰客，不是为了黑东北，而是希望东北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根本问题，才能让经济真正光明起来。 网络图片 知乎上关于东北的一些回答是这样的： 东北的软环境比较恶劣，实际情况同新闻报道的差不多。契约精神缺乏，以交情取代平等，以人情代替竞争。 同样是3000万资金，南方的同学们用来研究AI和5G的时候，北方的同学们却在讨论哪辆摩托跑得快（长春为交警配备10辆36万元的哈雷摩托车）。 发展经济，从来就没有捷径。 东北经济不振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有人抹黑，或者什么西方唱衰。 网友们抱怨东北宰客，并不能在抱怨中得到好处，不满情绪背后，是希望看到东北能有所改观。 网络图片 就傅园慧被勒索的问题，不要袒护，罚款了事。 也就是傅园慧捉虫了，如果没捉到呢？ 3万块，多宰几个和傅园慧一样，但不出名的土豪，或许也就回来了。 很多“同行”见了，可能只是觉得被抓包的司机“运气不好而已”。 作为比较，丽江最近也发生了类似导游宰客问题，但他们是直接刑事立案的。 不刑事不足以震人心，正纲纪。 网络图片 03 我还想说的是，傅园慧被宰客，不能光光去看宰客。 近期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把文旅当成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大造舆论。 网络图片 但数据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顶级城市是靠旅游搞起来的。 光倚重旅游，很难把地方经济做到TOP级。 网络图片 至于把城市发展的重心押注在旅游上，我只能说三个字： 糊鬼呢。 淄博就是一个代表，其实今年淄博对外宣传的重点，就已经主动回避“烧烤”了。 原因是旅游经济对地方的GDP增加，实在作用不明显。 数据报告一出，尴尬点就出来了。 但为什么还要追求“网红城市”？ 说白了，还是因为沉下心来改善营商环境比较难，不如搞热点，搞网红，能快速出“成绩”，能让“上面”看到。 把营造“网红城市”当成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期，很多地方的文旅局长都出来努力带货的原因。 网络图片 这种发展理念，和当初拼命搞房地产，又有什么两样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的地方主政者应该明白，发展经济，不是追求当什么网红城市。 而是追求商业环境的突破。 缅甸自然风光也很出众，但为什么没啥正经资本敢去？ 搞好营商环境，才是一个地区发力的重中之重！ 怎么能让投资过山海关？ 除了舆论造势、营造乐观向上的氛围，更重要的是： 市长要敢于给民营商人端洗脚水！（旁边不要搞摆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据9News报导，在 TikTok播放了一系列的宣传欺诈并试图招募参与者的视频后，澳大利亚税务局（ATO）发现了大量可疑的所得税和消费税退税以及虚假企业和虚假身份，并发现至少有 150 名税务局工作人员涉嫌参与了20亿元 TikTok 消费税欺诈案。 据报道，在2022年4月至2023年6月期间，有 57000 多人从税务局骗走了20 亿元。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发现，截至 2023 年 10 月，约有 150 名税务局工作人员涉嫌参与该骗局。 其中有12人在涉嫌诈骗时还在税务局工作。税务局对他们采取了行动，包括终止合同、行政处罚和刑事起诉。其余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前承包商和雇员，在涉嫌欺诈时并未在税务局工作。 “由于我们的行动，目前在澳大利亚税务局工作的人，没有任何人涉嫌欺诈”。税务局表示说。 社交媒体上的诈骗宣传导致诈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该欺诈案件调查已导致 100 人被捕，16 人被定罪。已开出的罚单超过 1.2 亿澳元。 税务局表示，社交媒体上对欺诈行为的宣传导致犯罪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 “蔓延。 “我们已经对涉案的 57,000 多人采取了一系列纠正行动”，税务局说：”这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将犯罪所得移交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并发出离境禁令，以防止欠下巨额税款的人离开澳大利亚。” 税务局坚称，它已加强了对税务欺诈行为的防范，并已采取措施防止未来的税务欺诈行为。 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在其报告中提出了五项建议，税务局已完全同意。
冲着“减肥100斤”的卖点，去看了贾玲的《热辣滚烫》。 看完之后觉得剧情很熟悉，好像在哪里看过。 后来查了下，果然，翻拍的是日本导演武正晴的《百元之恋》。 网络图片 原版的剧情是32岁女主丑小鸭，被同事强奸、被男友劈腿，然后通过拳击，找到了生命的慰藉。 相比于日版，贾玲版要“和谐”很多，这也是国情使然。 但我不理解的是，电影宣发的时候，怎么只字不提是“翻拍”呢？ 后来再查了一下，春节档还有个电影也是翻拍的，宁浩的《红毯先生》，借鉴的是奥斯特伦德的2017年金棕榈奖电影《方形》。 相较于《红毯先生》，原版的讽刺更深刻，对应的评分也更高。 网络图片 我不是批判翻拍，美国很多电影公司也喜欢翻拍。 大陆的《西游记》、香港的《无间道》、日本的《午夜凶铃》……包括买下贾玲《你好，李焕英》的翻拍版权。 商业行为，有市场，照合同办事就行。 好的作品合法借鉴，也不损商业道德。 但我有点感慨的是，怎么现在一些国产电影在翻拍别人的时候，已经开始规避提及版权了呢？ 全程都是铺天盖地地制造噱头，宣发中几乎没有提及电影是翻拍的，似乎自己就是原创。 网络图片 印象中，这股风气似乎是陈思诚带起来的。 因为他之前的《误杀》放映的时候，宣发中就提到了翻拍的是印度的《误杀瞒天记》。 可到了《消失的她》的时候，就不怎么提翻拍的事儿了。 后来看别人的影评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构来自法国戏剧《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所改编的苏联电影，故事原型参考了真实的孕妇泰国坠崖案。 而且很多看过电影的朋友也知道，里面大量借鉴了美国电影《消失的爱人》、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中的很多元素。 陈思诚很善于糅合一些悬疑电影的桥段和社会议题，虽然原创性极其薄弱，但几部翻拍也都很卖座。 而且越是后面的翻拍，越是在宣发中刻意回避“翻拍”的致敬，整的就像原创一样。 网络图片 “质疑思诚，理解思诚，成为思诚”。 这是陈思诚的类型片火了之后，豆瓣网友的评价。 但现在看来，国内的一些导演似乎正在往这个方向去了。 而且在电影的命名上，也不再致敬原版采用同样或类似的名字，而是另起炉灶，更容易让人以为是本土的原创剧情。 翻拍国外的卖座经典，最小化本土的商业风险，我能理解。 但规避提及原创，闷声发大财，我隐约觉得不妥。 往小了说，这是商业道德有亏。 往大了说，总靠着别人的东西撑面子挣钱，不注重本土电影内容的创作，只会让我们的电影产业变得浮躁、空洞。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日本的《百元之恋》通过巧妙的构思，避开了传统励志电影中，泛滥的馊鸡汤味。 把失败者的拼尽全力之后失败作为刻画重点，这种创意是很难想到的。 搞文艺工作的也都知道，一个文艺作品的精髓，往往就是靠作者的几个精妙构思。 比如阿加莎的《无人生还》，就被誉为“当代密室杀人”的始祖，而她本人则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 网络图片 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对版权的保护一直不够。 唐代诗人宋之问曾看到外甥刘希夷写的一句诗，感到惊为天人，想占为己有。 但刘希夷不同意，没想到宋之问直接把他外甥绑在土袋里活埋了。 这句诗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翻拍别人的作品，避免商业投资打水漂，这是聪明之举。 但千万不要搞上瘾了，搞得没有商业道德了。 商业是很文明的事情，导演们也都是几十亿票房的文明人，要懂得创作致富光荣，翻拍不宣可耻。 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在新年总要搞点新气象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