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湖南省委下發通知，在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引發各界關注。不過，網友在仔細閱讀通知後發現有哪裡不對，通知說，「開展大討論活動，是鞏固拓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成果，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內在要求」。 網友@致知發帖說：這就好比給78年的大討論加上服務於兩個凡是一樣。 網友@Mogicman發帖說：只要堅持統一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人不可能拽著自己的頭髮飛上天空。 網友@Astrid發帖說：既要解放思想，又要高度統一思想，還要大膽創新。一貫的精神分裂，病情穩定。 網友@參知政事發帖說：對於解放思想的大討論，我覺得有幾個問題可以探討。一個是參與討論的範圍問題。文件上寫的是縣級以上機關單位，個人認為不妥，鄉鎮基層是接觸人民群眾的真正一線，我有時會和省廳的幹部吃飯，個個都是理論家，一口一個出發點是好的，口口聲聲基層基礎薄弱，說他不接地氣都是給面子了。二是討論的重點應該是「實事求是」。中國人太會玩套路了，特別是最近幾年，大家都怕自己給自己挖坑，所以都學會了「如何巧妙地以一切為了人民之名行虛浮作假之實」，文件發出來，都是心繫人民的，但是到了基層，誰都在罵，為什麼？因為虛，浮，假，大，空，落到老百姓頭上沒實惠，老百姓自然就不買賬。三是解決政績觀問題。當前領導幹部政績評價體系不科學，應該改革。四是推動優化幹部選拔機制。與其想讓所有幹部的思想都同步提升，不如考慮把思想先進、敢於開拓創新的幹部用在合適的崗位。沒有突破，沒有創新，就無法推動體制的真正改革。幹部競聘上崗應該推廣，增加民主考評機制，考試、演講、群眾評價，別藏著掖著，搞一套綜合性更強、更公開透明的幹部選拔制度比什麼都強。其實，解放思想，關鍵還是要解決人的問題，讓想幹事的人上去，而不是讓想上去的人上去。 網友@錢言發帖說：…不幸的事正在發生：引領全球變革的AI工具，中國一個都用不了—-僅僅因為怕西方文化和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築牢防火牆，心甘情願孤立於外界？我們應該真正自信起來，充分相信人民群眾有是非辯別力，開放網禁，有利於吸收外部世界的先進科技知識和技術。如果這一輪在AI（人工智慧）方面跑輸西方，對未來發展的差距，比大清跑輸工業革命還慘。 正巧，近日，中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唐大傑先生就「解放思想」話題與人工智慧軟體ChatGPT進了一次人機對話。唐先生問ChatGPT：昨天有人撰文提出解放思想的呼籲，但在文章中表達的是統一認識，加強管治。在我看來，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開放思想市場，讓思想在公平環境下自由競爭。請你闡述一下，在一個自由度尚不充分的國度里，開放思想市場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開放思想市場。 讓我們來聽聽ChatGPT的回答：在一個自由度尚不充分的國度里，開放思想市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思想市場的開放有利於社會的創新，是進步的動力，也是一國融入全球化進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需。開放思想市場的重要性包括：1.促進創新與進步：思想的自由流動與競爭是激發創新的關鍵。 一個自由度高的思想市場能夠鼓勵人們提出新觀點、新技術和新方法，這些都是推動經濟和社會跨越性進步的基石。2. 增強社會活力：讓各種思想得到表達和辯論可以增加社會的包容性，適應性，更好地對抗單一思維導致的僵化和落後。3. 提高國際競爭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不僅是經濟的競爭，更是文化和思想的競爭。 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國際規則，提高國際話語權。4. 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需要多元思想的參與和碰撞，找到最合理的解決方案。開放的思想市場可以吸納各類智慧，促使社會治理方式更加現代化和科學化。5. 維護社會穩定：適度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表達權可以作為社會的安全閥，有助於緩解社會矛盾，減少潛在的政治和社會風險。 接下來ChatGPT給出了如何開放思想市場的幾點具體辦法，其中包括1.保障言論和出版自由。2.教育體制改革：在教育體制中注重培養批判性思維。3.建立開放的學術與研究環境。4.消除行政對思想市場的不當干預：尊重專業評價和公眾選擇。5.營造多元文化氛圍：加深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尊重。6.立法保障思想表達的權利，為言論自由提供法律框架，同時設立公正的監督和裁判系統來處理可能出現的濫用問題。7.支持媒體的多元化，保證媒體獨立性，讓不同聲音能夠公正地在媒體上表達。 總而言之，開放思想市場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 這不僅促進國家持續進步，也有助於個體價值的實現和人類文明的共同繁榮。雖然開放可能伴隨著短期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但從長遠來看，它能夠為社會帶來更加深遠和積極的影響。 全文轉自法廣
中國警方正在調查一起未經授權且極不尋常的網路文件泄露，這些文件來自一家與中國最高警務機構和政府其他部門有聯繫的私人安全承包商，記錄了明顯的黑客活動以及監視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工具。 涉事公司安洵（I-Soon）提供的工具的明顯目標包括：發生過嚴重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地區的少數民族和持不同政見者，例如香港或穆斯林人口稠密的新疆地區。 安洵的兩名員工證實了上周晚些時候大量文件的泄露以及隨後的調查，該公司與中國公安部有聯繫。即便沒有任何特別新穎或有效的工具被曝光，分析師也認為此次泄露十分嚴重，其中包括數百頁的合同、營銷演示、產品手冊以及客戶和員工名單。 它們詳細揭示了中國當局用來監視海外異見人士、對其他國家進行黑客攻擊以及在社交媒體上宣揚親北京言論的方法。 這些文件顯示，安洵顯然對中亞和東南亞以及香港和自治的台灣島的網路進行了黑客攻擊，北京聲稱台灣是其領土。 中國國家特工使用這些黑客工具來發掘諸如「X」一類的中國境外社交媒體平台的用戶身份，侵入電子郵件並隱藏海外特工的在線活動。這些文件還描述了一些偽裝成電源板和電池的設備，可用於破壞Wi-Fi網路。 上文提及的兩名安洵員工告訴美聯社，該公司和中國警方正在調查這些文件是如何泄露的。其中一名員工表示，安洵周三（2月21日）就此次泄露事件召開了一次會議，他被告知這不會對業務造成太大影響，要「繼續正常工作」。出於對可能遭到報復的擔憂，美聯社沒有透露這些員工的名字，不過按照中國的慣例，他們確實提供了自己的姓氏。 泄漏文件的源頭尚不清楚。中國外交部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影響深遠的泄露事件 網路安全公司「記錄未來」（Recorded Future）的分析師喬恩·康德拉（Jon Condra）稱，這是有史以來涉及「涉嫌為中國安全部門提供網路間諜活動和有針對性的入侵服務」的公司的最大的泄露事件。他說，根據泄露的材料，安洵的目標組織包括外國政府和電信公司，以及中國境內的在線賭博公司。 在這次包含190兆位元組的泄露之前，安洵網站上有一個列出客戶的頁面，其中以公安部為首，包括11個省級安全部門和約40個市級公安部門。 另一個頁面宣傳了「高級持續性威脅」（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與「攻擊和防禦」的能力，使用了對「高級持續性威脅」的縮寫APT——網路安全行業用它來描述世界上最複雜的黑客組織，而這個頁面在周二上午之後就不可訪問了。泄露的內部文件描述了安洵資料庫，其中包含以黑客手段從世界各地的外國網路收集的數據，這些數據被作為宣傳並出售給中國警方。 周二晚些時候，該公司的網站已經完全不可訪問。安洵的一位代表拒絕了美聯社的採訪請求，並表示該公司將在未具體說明的未來某天發布正式聲明。 根據中國公司記錄，安洵於2010年在上海成立，並在其他三個城市設有子公司，其中一家位於成都，根據泄露的內部幻燈片資料，成都的子公司負責黑客攻擊和研發。 安洵成都子公司周三照常營業。通往這家公司五層辦公樓的小巷裡，紅色的春節燈籠在風中搖曳。員工們進進出出，在外面抽煙、喝著咖啡。辦公樓裡面貼著共產黨黨徽，上面寫著：「保守黨和國家秘密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安洵的工具似乎被中國警方用來遏制海外社交媒體上的異議，並在這些平台上充斥親北京的內容。當局可以直接監視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並命令它們刪除反政府的帖子。但他們在臉書（Facebook）或X等海外網站上缺乏這種能力，而數百萬中國用戶湧入這些網站以逃避國家監視和審查。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馬雷克·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表示：「中國政府對社交媒體監控和評論非常感興趣。」她查看了此次泄露的一些文件。 奧爾伯格說，為了控制輿論並阻止反政府情緒，控制國內關鍵帖子至關重要。 她說：「中國當局非常有興趣追蹤位於中國的用戶。」 谷歌Mandiant網路安全部門的首席威脅分析師約翰·胡爾特奎斯特（John Hultquist）表示，泄露文件的源頭可能是「競爭對手的情報機構、心懷不滿的內部人士，甚至是另一家與之競爭的承包商」。胡特奎斯特說，數據顯示，安洵的贊助商還包括國家安全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很多目標，很多國家 一份泄露的合同草案顯示，安洵正在向新疆警方推銷「反恐」技術支持，以追蹤中亞和東南亞的來自新疆的維吾爾人，並聲稱它可以訪問來自蒙古、馬來西亞、阿富汗和泰國等國家的被黑客入侵的航空公司、手機和政府數據。目前尚不清楚該合同是否已簽署。 「我們看到很多針對與少數民族——藏族、維吾爾族——有關的組織的攻擊。許多針對外國實體的攻擊可以通過政府國內安全優先事項的視角來看待，」網路安全公司「一號哨兵」（SentinelOne）的中國分析師達科塔·卡里（Dakota Cary）表示。 他表示，這些文件看起來是真的，因為它們符合承包商代表中國安全機構就國內政治優先事項進行黑客攻擊的預期。 卡里找到了一份電子表格，其中包含從受害者收集的數據存儲庫列表，並將14個政府列為目標，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奈及利亞。他說，這些文件表明，安洵主要支持公安部。 卡里還對2021年初攻擊台灣衛生部以確定其COVID-19病例數這一事件感到震驚，一些黑客攻擊的低成本也讓他印象深刻。他說，這些文件顯示，安洵向客戶收取了55000美元的費用去攻擊越南經濟部。 美聯社對這些數據的初步審查發現，儘管一些聊天記錄提到了北約，但沒有跡象表明任何北約國家被黑客成功攻擊。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支持的中國黑客不會試圖攻擊美國及其盟友。卡里表示，如果泄密者在中國境內——這似乎是有可能的，「泄露有關黑客攻擊北約的信息將非常非常具有煽動性」，這種風險會讓中國當局對於查明黑客身份更加堅定。 網路安全公司ESET的惡意軟體研究員馬修·達坦（Mathieu Tartare）表示，該公司已將安洵與一個名為「魚販」（Fishmonger）的中國國家黑客組織聯繫起來，該公司積極追蹤該組織，並在該組織在學生抗議期間入侵香港大學後於2020年1月對此進行了報道。他說，自2022年以來，該黑客組織已將亞洲、歐洲、中美洲和美國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智庫作為目標。 法國網路安全研究員巴蒂斯特·羅伯特（Baptiste Robert）也梳理了這些文件，並表示安洵似乎找到了一種方法來破解X上的帳戶，即使這些帳戶具有雙因素身份驗證，以及另一種用於分析電子郵件收件箱的方法。他表示，美國網路運營商及其盟友是安洵泄漏事件的潛在嫌疑人，因為揭露中國國家黑客行為符合他們的利益。 美國網路司令部發言人不願就國家安全局或網路司令部是否參與此次泄露事件發表評論。X的新聞辦公室回複電子郵件稱：「現在很忙，請稍後再來詢問。」 近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府已採取措施阻止中國對海外的政府批評者進行監視和騷擾。關注中國人權的倡導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活動總監勞拉·哈思（Laura Harth）表示，這種策略讓海外的中國人和外國公民對中國政府產生恐懼，壓制批評並導致自我審查。他說：「它們是一種迫在眉睫的威脅，始終存在且很難擺脫。」 去年，美國官員對被派去騷擾海外中國異見人士的家人並在網上傳播親北京內容的40名中國警察提出指控。 哈思說，起訴書描述的策略與安洵文件中詳細描述的策略類似。中國官員指責美國也進行類似活動。包括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內的美國官員最近控訴中國國家黑客植入可用於破壞民用基礎設施的惡意軟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周一表示，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破壞中國的關鍵基礎設施。她要求美國「停止利用網路安全問題抹黑其他國家」。
中國的春節結束了，雖然有些地方還在等待最後元宵節的歡樂，但是，在一個分外冷清的長假過後，幾乎沒有人對新年抱著更多希望。似乎比經濟大蕭條來得更早，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抑鬱，而且這種相同的抑鬱（Depression），也在政治領域從基層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敗初現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齡青年回鄉遇到的逼婚問題，在今年春節幾乎絕跡，中國家庭對城市生活的艱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識；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於照料患病的老人，他們當中有的是新冠疫苗併發症的犧牲品，有的是中國社會最短板的養老護理匱乏的受害者，無論什麼原因都集中在春節假期爆發，返鄉探親變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們，各個階層，很少例外，都在痛陳各級吏治的敗壞，無所忌憚地發出咒罵；當假日結束，前往海南的旅遊者滯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溫了疫情期間在海南被迫隔離的困境，也呼應了節前在兩湖高速路上陷入風雪的人們。 中國人民正在承受的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間「動態清零」的遺產。他們面對的2024，不僅是經濟大蕭條的降臨，還是政治衰敗的開始。而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烏魯木齊路和北京亮馬橋邊的年輕人喊了出來。他們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喪—Depression的群體。 如果說一年之前中國人民多少還抱著復甦的憧憬，那麼，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內外鬥爭，人民幾乎一致地發現管理層的無能，如同當下的時髦話語——世界的背後原來是個草台班子，儘是一些無能之輩佔據高位，浪費了一年的時間，也耗盡了人民最後一點希望和儲蓄。於是，在後疫情時代的第二年之初，當人民開始以窮游和節儉的方式渡過春節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與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這是一種政治衰敗。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專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了21世紀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自由民主政權所面臨的政治衰敗問題。其振聾發聵的程度，不僅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得到了印證，還自我實現地預言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治的衰敗。或許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國再度成為紅人，這本巨著出版當年（2015年）他到北京與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儘管當時的世界可能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次交流的歷史意義，當時包括他在內、以及貝淡寧（Daniel A. Bell）之類的吹鼓手們都把中國的所謂賢能民主看作既是區別於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禦政治衰敗的另類道路。 北京躺平與思想解放 然而，幾乎反諷的，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武漢隔離倉里有人在卧讀福山的這本著作之時，一場顯見的政治衰敗就已經隨著「動態清零」開始了。以至於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未走出動態清零的打擊，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滯，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至今仍未召開。如果考慮到早早確定3月初即將召開的「兩會」，那麼在剩下不足兩周的時間裡，黨中央的全會窗口正在關閉。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衰敗，意味著：面對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進程難以逆轉，另一方面是國內經濟面臨大蕭條、人民信心喪失，中國的領導人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的歷史重演，其實只是擔心「三中全會」上出現超出「絕對安全」或者「絕對忠誠」的任何一點點批評，而任何一點批評都可能意味著對過去十年路線的根本否定，這恰是中國領導人刻下難以承受之輕。 問題在於，即使無限拖延三中全會，例如拖到「兩會之後」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態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照常舉行「兩會」，照常舉行政治局會議而推遲到2024年秋天預定的「四中全會」日子召開「三中全會」，那就意味著2024年的一年裡所有政治生活都將陷入虛無和停滯，堪稱北京躺平。這或許是繼「北京摺疊」之後，中國政治生活出現的最新荒誕卻是非虛構的政治景觀。 事實上，過去幾年，從年輕人不堪生活重壓和政治抑鬱後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奮鬥、減少消費後，企業家們在面對「翻燒餅」式的政策折騰也選擇躺平歇業、停止投資，基層官員們則疲於應付形式主義和「自我革命」式的無休止清洗，從年初以來紛紛消極怠工、放飛自我。一方面，各個黨政單位、國企和學校，眼見的人人變得木訥僵化，沒有領導意志絕不敢越雷池半步，猶如沒有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一般，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龐大累贅，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勃涅日列夫僵化體制的再現。 這正是春節過後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員開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經不是1980年代初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來意義，只是針對幹部官員們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動。畢竟，他們了解這些幹部們私底下面目的豐富多彩。例如去年以來中國官場和國企最流行的便是「摜蛋」的紙牌遊戲，幾乎所有官員都成為了孫政才式的「摜蛋」迷，還有許多中層精英開始熱衷換妻、SM等性遊戲，各種遊戲風潮之盛彷彿1970年代初社會覺醒的重現。 「新四人幫」 當然，在社會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時，還是有一小撮投機官員努力扮演著氣氛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來號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員之外，北京躺平圈裡赫然浮現出一個「新四人幫」的結構。那就是一張網傳老照片透露出來的秘密。 那張大約攝於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餘四人當時皆名不見經傳、出身和學歷平平，其後政績和才幹也遠遠不夠所謂「賢能」標準，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個黨內暗藏、無人敢置喙的小團伙至此大白於天下。他們如同東漢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將福山的政治衰敗，雖然是非民主體制的政治衰敗，演繹出來。 而在中共歷史上，上一次「四人幫」的出現也是中國政治最為衰敗的時期，即文革後期毛的力量下降，當他在蘇聯壓力下被迫調整對外路線、對美緩和的同時，不得不讓曾經被他打倒的革命戰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種情形下以江青為中心扶持了一個年輕的「四人幫」毛派小集團，後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繼續拖延著中美間的緩和進程，企圖繼續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層「新四人幫」的出現及其意義，而非表面的所謂「三人組」，佔據高位，卻無對等力量集團可牽制，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幾乎所有重要權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煥政變成功後重用的「一心會」骨幹。或者說，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一個私人團體把持，共和國也因此淪為類似普京領導下的西羅維基集團控制的私人國家。 「新四人幫」的無能和私慾膨脹，當然要為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信息孤島負責，也須為中共黨內其他派系尤其是團派的悲慘命運、為外交內政的混亂無能、為經濟的蕭條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負責。不過，尚可慶幸的，他們好歹還是從儒家官僚集團當中產生出來的，而非克格勃與官僚主體的隔離，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幫」那般激進；雖然自身無能，卻還能從經歷了大規模、無限次清洗後的專業官僚中選擇一些勝任的倖存專業官僚繼續治理這個國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證監會主席。而後者的價值，以及類似專業官僚群體的存在本身，或許就是「三中全會」難產的根源。畢竟，他們不可能人人都是馮道。 無論如何，中共政治的衰敗已經呈現，哀嘆無力回天的不僅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還有北京躺平的諸多權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17年年底，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提出所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說，然後又提出「東升西降」之說。如今，隨著中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中共宣傳機器悄然收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說，但仍在繼續宣傳乃至加倍宣傳習近平是當今中國至高無上的權威。於是，世界媒體的中國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習近平觀察。 「習近平的偏執使中國變得孤立和封閉」 觀察家們說，當今中國出現了一系列舉世無雙、史無前例的罪名，如「惡意討薪」，「惡意做空」（即基於某種股票會跌價的預測而進行的股市買賣操作）。批評者說，中共當局的這種所謂的「惡意」的罪名充分顯示了中共當局完全不講理的肆意人治，因為當局始終不肯說明怎樣才能算是「善意討薪」或「善意做空」。 與此同時，在因發生人口、房市、股市、就業、地方債危機而前景暗淡的中國，現在還不清楚會不會有人因為堅持引用習近平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東升西降」的說法而獲得一個「惡意引用」的罪名，也不清楚中國公眾也不太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東升西降」是因為不願意以身試法，還是忌憚中共網路輿論管制當局的有力封殺。 千百萬中國人因股市大跌而財產損失慘重，因房地產市場危機而住不上已經購買的房子卻要繼續還房貸、繼續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苦不堪言，然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的報道，在中國民眾和國際媒體間引起紛紛議論。 2月1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一篇文章，標題跟《人民日報》的大相徑庭——《習近平的偏執使中國變得孤立和封閉》。文章說： 「『Nihao，China（你好，中國）』是中國吸引外國遊客的最新舉措的名稱。伴隨著這句話的標誌是一隻熊貓——當中國想要顯得可愛時，這個形象總是很方便。 中國官員一直在西方國家四處展開宣傳活動，並用一段視頻做輔助。在視頻中，一些看起來很高興的外國人吟誦著這句中國問候語。那些對中國話有更深入了解的人可能會感受到不同的情緒，其中包括中國城市街道上的廣告牌警告人們警惕外國間諜；社交媒體上的政府宣傳敦促人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保持警惕。中共當局經常告訴人們，外國遊客、記者和商人都可能在刺探中國的機密。 「中國領導人取消了從2020年初到2022年底對大多數外國遊客封鎖的『疫情清零』政策一年多後，他們現在正朝著兩個相互矛盾的方向推進。政府部分部門似乎熱衷於討好外國人。上個月，中國派出大型代表團參加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總理李強在會上表示，『無論世界如何變化，中國開放的大門都會越開越大』」。 然而現在又有許多跡象表明，中國「因與西方的關係發生深刻變化、國內決策風格更加以安全為導向以及經濟狀況不佳而蒙上陰影。隨著西方變得更加謹慎，中國變得更加內向」。 習近平與中國當前經濟危機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和中國最統治者上台之後，幾乎立即開始大權獨攬，一改其前任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所謂「九龍治水」的局面。所謂的「九龍治水」是中國公眾和中國問題觀察家給那時的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共中央政治局9個常委治理中國的一個綽號。那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攤，各有自己的權力領地，形成一種「九龍治水」的局面。 在「九龍治水」治水期間，中共最高當局有什麼不當的舉措，人們很難具體地說它的哪個成員應當負主要責任。習近平上台之後沒幾年就徹底廢除了中共最高領導層權力分立的局面，大力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即中共）的領導就是習近平的領導，全黨要跟習近平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隨時保持跟習近平看齊，保持看齊意識。 於是，在當今中國發生種種危機，尤其是經濟危機之際，許多中國人以及國際媒體就把造成危機的原因或責任與習近平聯繫起來，看中國就成了看習近平，無論是延續三年給中國經濟造成重創的「疫情清零政策」，還是給外國投資者和企業家造成嚴重擔憂的對他們在中國投資和經商強調國家安全的政策都是這樣。 2月14日，日本工商業網刊《現代工商》發表經濟產業研究所諮詢研究員藤和彥的分析文章，標題是《中國經濟不景氣連累世界…習近平「通貨收縮出口」的狀況與經濟衰退波及「令人意外的國名」》。 文章說，「春節前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感進一步加劇。中國一家私營研究公司的數據顯示，1月份新房銷售量同比下降48%，創下近年來的最低水平。儘管中國政府加快了支持措施，但情況仍然如此。儘管各大城市陸續放寬購房限制，並推動向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貸款，但表示不再願意在中國投資的人數仍在增加。 「股票投資者繼續拋售中國股票，彷彿是在嘲笑中國政府堅稱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中國當局已相繼採取主權財富基金購買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打擊『惡意賣空』等防禦性措施，但這些努力僅限於暫時阻止跌勢。 「中國的『通貨緊縮出口』即把國內過剩的庫存低價賣到海外的運動愈演愈烈，『國內不行了，就只能到海外去尋找出路』。鋼鐵產品也受到出口價格下跌的影響。去年中國鋼材出口量較上年大幅增長36.2%，但出口金額卻下降8.3%。通縮出口在電動汽車（EV）領域也變得司空見慣。 「然而，中國通縮出口對自己的副作用也很大。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不僅面臨生存危機，還存在與西方國家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的風險。」 「習近平將讓西方為中國經濟崩潰付出代價」 2月1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其助理編輯傑瑞米·沃納的評論文章，標題是《習近平將讓西方為中國經濟崩潰付出代價》，副標題是，「過去人們常說，當美國打噴嚏時，世界其他國家就會感冒，這話現在可能適用於北京」。 沃納以諷刺的筆調寫道：「中國經濟正在崩潰，這令一些西方評論人士幸災樂禍。他們等待今天的結局已經好久了。幾十年來，中國無視萬有引力定律，推翻了所有它即將崩潰的預測。作為一種經濟治理形式，民主的混亂似乎無法與威權主義計劃的確定性相媲美。 「然而，在結構性和周期性段錯的毀滅性結合的推動下，災難似乎終於降臨了。評論的總體基調是：活該，這證明了獨裁政權總是註定要失敗。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接受關於我們西方衰落頹廢的說教，現在幸災樂禍是很自然的，順便說一句，我們幾乎不需要有人提醒我們西方在衰落。但我們應當小心我們希望得到什麼。中國眼下的種種問題可能很快成為我們的問題。」 沃納接著解說了中國的問題何以會成為西方的問題：「一個多世紀來，『美國一打噴嚏，世界其他國家就感冒』的說法一直可以精準地預測其他地方會發生的事情。美國發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會在6個月後出現在歐洲，有時候，如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則會立即出現。 「然而，近年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入了美國的行列，讓一切都陷入了混亂。按照事情的發展趨勢，我們或許應該更多地思考『當中國打噴嚏時……』。 「中國眼下的經濟危機正在給中共政權造成政治麻煩。幾十年來，中共政權以它所操控的顯而易見的經濟發展奇蹟而興盛。財富不斷增長的前景是讓習近平得以保持權力的粘合劑。令人擔憂的是，就像所有的集權統治者那樣，現在它必須找到其他的不那麼良性的追求目標來團結國人了。 「中國經濟的種種困局已經在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緊張、以牙還牙的貿易保護主義和一種新冷戰的到來中凸顯出來。」
2月23日上證指數收復3000點，很多散戶股民心中其實沒有太多喜樂。 資深A股股民李小民在2023年看著他在2021年賺得280萬人民幣，一點一點隨著指數下跌歸零。在這過程中他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同時盤算著什麼時候應該賣掉出場，畢竟他還是希望能少虧一些。不過， 隨著股市在2月5日跌到新低點，消息傳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親自救市，出場時間對李小民突然再清楚不過，「老大開了會，節後會漲一波，到時候等一等，差不多就全部清倉了……之後你不知道會出什麼限制，不讓賣都有可能。」 2月5日股市大跌引發股民到美國駐華使館微博賬號留下13萬留言，美國使館微博賬號在數小時後被和諧，但股民又轉往印度使館賬號留言發泄。 隔日彭博社引用匿名消息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與金融機構討論股市問題，儘管消息未獲相關部門正式確認，2月7日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遭到無預警撤換。 股市暴跌造成散戶股民暴怒對習近平推動建設「金融強國「政策形成嚴重反差。 上海綜合指數和深圳成指自2023年年中以後就走勢低迷，2024年1月更是一路下跌，1月10日先是跌到2020年5月以來的低點，接著2月5日失守2700點達五年新低；東方財富Choice數據顯示，到2024年1月1日為止，A股上市公司是5335家，合計總市值是87.66萬億人民幣。 股市被形容為是經濟的「晴雨表」，倫敦宏觀和地產諮詢機構Lauressa Advisory 合伙人斯皮羅（Nicolas Spiro ）對自由亞洲電台指出，「股市只是真正問題的癥狀—真正的問題是外界對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失去信心、失去信任。」 壞消息不斷 上證指數2023年以2974.93點坐收，全年跌幅3.7%、上證50收2326.17，全年跌幅11.73%；深證成指收9524.69全年跌幅13.54%;滬深300指數累計下跌超過11%，2024年1月以來進一步下跌2.5%。 中國自2022年12月放開新冠疫情管控之後，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產泡沫破滅、青年失業率大幅攀升和內需不振，外資撤離和中國政府在2020年12月結束清零政策之後，原本期待的消費反彈並未出現。 中國消費者比疫情前更保守。2023年第一季後內需不振，壞消息自7月以後更是接踵而來，先是經濟數據出現斷崖式下跌，接著出現民營金融集團中植系、地產商碧桂園和遠洋爆雷。台灣《經濟日報》報道指出，原本政府打算救房市，但是因為爆雷，最後未採取積極行動，轉而選擇發起A股3000點保衛戰。 2023年8月25日上證指數最低跌到3053點後，由證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和金融監管總局五部門推出降印花稅、收緊IPO、嚴控減持、加槓桿等組合措施。不過，五大部門試圖活化資本市場的組合拳最後沒能達成目標，指數到10月20日再跌破3000點，政府部門再次面臨3000點保衛戰。 資深股民李小民以個人經驗指出，2019年股市一路上漲，到2021年時他順勢加了倉，幾百萬投入股市，「原本大家對市場還是比較有信心的，總覺得經濟還行，活力還在，所以沒退出」。沒想到後來股價就一路下跌，「現在不僅280萬沒了，本金也損失了一些。」 散戶股民 有別於其他股市，兩億散戶股民是中國股市一大特色。2023年6月，網路大V、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號召更多散戶進場，讓不少人賠掉自己多年的積蓄。 胡錫進在2023年6月27日股市3144點時，高調宣布自己進軍股市。接著7月7日他又在微博指出，「因為房市繼續大規模擴張不被看好，很多老百姓手中的錢不知道往哪裡去，只能存銀行，股市理應成為資金接下來的重要去向。」 胡錫進的高調炒股引來不少金融專家的側目，其中部分人認為胡錫進是透過炒股為自己帶流量。 參與起草《證券法》等法條的前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就指出，胡錫進開啟的是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他是炒了「股市「，不是炒股，「胡錫進炒股賺的錢，遠不如他炒股這件事帶來的流量賺的多」 。 隨著股市在胡錫進入市後持續下滑，他仍不斷發表言論鼓勵股民堅持。在一次論壇上,他指出股市降到2800點他就加倉，2800點以下遍地是黃金；如果跌到2700點下，他會再加。甚至重複表示自己只要持股跌到低點不賣出就能免於當韭菜的命運。不過，到了12月，他也堅持不下去了，話風一變表示，如果他炒股賠到50萬剩5萬，他就會跳樓。憤怒的股民除了對證監部門和交易所感到不滿，胡錫進更是其中主要譴責對象。不少網民甚至呼籲他儘快跳樓，實現承諾。 2月5日胡錫進亮出手機里的持股照片，顯示自己已經賠了人民幣7.8萬。他感嘆，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有了現在的思路和見識，怎麼還會繼續投資？胡錫進強調，現在人民幣60多萬的本金基本是他的投資上限，如果再加碼，他心理上會承受不了。當他壓力大時，自己會「吃面緩解虧錢的壓力」。 胡錫進炒股是個人行為嗎？ 不過，胡錫進吸引網民入股市究竟是他個人行為還是執行政府指令成為這次股市大跌後輿論爭辯焦點。 財經網站「雪球」一位IP地址在廣東的網民「清盞塗墨衣」留言指出：胡錫進「高調入市後，外資也是開始加速流出，種種跡象表明了，他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可能是只是奉命行事。」 不過，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前UBS首席經濟分析師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2015年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媒體每天鼓勵民眾投資股票。投資股票可以讓企業健康，有健康的企業就有健康的股市，有健康的股市就有健康的經濟等。與2015年相比，這一次政府操作的痕迹並不那麼明顯。 李小民觀察，胡錫進在網路上談股市確實帶來不少流量，但是他認為胡錫進對股市的發言沒有參考價值。畢竟胡錫進進場後，市場就沒有起色，跟進他的可能是他原來的小粉紅粉絲。 中國散戶股民選擇在股市自己操盤，獲利效果其實並不理想。哥倫比亞大學教授Charles Jones 和3位學者針對中國散戶進行的研究顯示，散戶交易占每天交易量的85%；在2016-2019年超過5300萬賬戶中，低於10萬的佔58.7%，10萬到50萬佔28.6%，50萬到300萬佔10.9%，300萬到1000萬佔1.4% ，1000萬以上只佔0.4%。該研究總結，300萬以下賬戶的買賣總是和持股走向相反，股票賣了後漲，買了以後跌。 另外，市場不健全、資訊不透明、 內線交易等問題也是散戶很難從股市獲利的原因之一。 劉紀鵬在2023年12月1日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明確建議一般股民別貿然入市，「如果我們的制度作了調整和改變，比如解決一股獨大的問題，解決了交易所公司制改組問題，我們的註冊制也到位，甚至我們對於量化交易、融券賣空有個政策規定停下來……如果這些制度到位了，你再讓不太熟悉財經知識的朋友入市。」 不過。他對股市的批評立即引來禁言的處罰，他的微博賬戶自此被禁止關注。 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一直是中國證券市場被嚴重詬病的問題。中國證券市場成立於1990年, 一開始成立的目的是為國企融資，後來大量的民營企業被允許上市，中國股市的存在被形容是為 「生於融資」 的圈錢市場。 參與建立資本市場規則的學者多年來呼籲證監會等相關部門推動市場改革，建立一個同時照顧投資者權利的投資市場，但是證監部門始終因為各方利益衝突，無法完善證券市場的制度化。 著有《股民詞典》和《誰來拯救中國股市》等書的旅美財經博主蔡慎坤指出，「中國股市是為國企服務的，不是給股民帶來利益的」。 根據統計，在超過5300家A股上市公司中，國企和央企數量將近1500家；這些企業的經營無法像西方企業專註於經營和照顧股東權益。中國期貨市場創始人之一常清在2022中國資本市場論壇就表示 「國企不是董事會說了算，是黨委會說了算「，就算有獨立董事也發揮不了作用。 在上市民企監管上，自2022年以來，最讓中國國內金融學者詬病的兩項「圈錢」制度設計當屬IPO 和量化交易；他們認為，因為這兩項設計，企業和投資機構不負責任的賺走了散戶的錢，最後造成股市跌跌不休。 量化交易是指金融投資機構透過大量數據分析，以預先寫好的模型程式自動交易股票，藉此提高交易效率。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在 2022年3月不斷批評量化交易要不造成股市大漲大跌，要不就是交易量達萬億，但指數卻幾乎沒有變動，對無法使用這個工具的散戶非常不公平。 賀強指出，量化交易在歐美市場大量被使用，但是這些市場的主要投資人是機構，而非散戶。 在中國市場主要投資人是散戶的基礎上，量化交易的大量使用讓散戶的命運更艱難，就像「以前是鐮刀割韭菜，現在是機器人聯合收割機在割韭菜」。他呼籲證監會加強監管，限制量化交易的使用。但是證監會在機構的壓力下回應緩慢，直到2023年9月開始推動量化交易報告制度，要求投資者「先報告，後交易」；接著在2024年2月20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分別公告「將健全量化交易監管安排」。 另一個制度短板是企業上市制度（IPO）。證監會在2023年2月17日把 IPO從核可制轉為註冊制以後，出現數家企業一上市就做空自己的企業。其中2023年9月上市的金帝，在上市當天就透過融券賣出470萬股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這些企業被認為只是為了上市套現，並不打算將在資本市場募到的資金用於企業發展，不少上市企業大股東，在上市後就透過融券的方式將股票轉手出去， 迅速將持股清空獲利了結，直接促成股價下跌。賀強就指出，「這是為什麼北交所一路跌」。 學者認為主要股東，尤其是前三大持股人出清持股的時間應該受到限制。自2024年開春以來，在政府尋求穩定股價的同時，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就指出，「IPO難道不能暫停嗎？」 多年來重複呼籲改革的劉紀鵬在2023年12月則直接指出，中國資本市場是改革開放以來財富分配不公平、缺少正義的市場。 曾參與《證券法》起草、擔任過證監會證券交易監控系統負責人林義相指出，中國資本市場的根本問題是政府對資本和市場的態度多年搖擺不定，造成 30年仍未長成，「這個市場甚至還未定性和定型」。 國家安全至上 國家領導人對資本市場不同的態度無疑是造成資本市場多年無法定性的原因。不同於朱鎔基和溫家寶擔任總理時期尋求推動市場化，習近平政府強調國家安全至上，經濟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資本市場需要為國家安全服務，這讓投資人和企業都感到難以適應。 蔡慎坤指出， 「前幾年習近平在『新時代習近平思想30講』中專門談到資本市場實際上已經給股市定了性，要控制或監督資本市場無序炒作的狀態，限制這些虛擬經濟獲得暴利的機會……就是從股市上獲得暴利，他是堅決反對的，是要反制的。」 台灣專欄作者「乾隆來」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也表示，習近平和他的團隊確實「對金融市場投資炒作非常厭惡，也深信投機炒作一定存在龐大貪腐」。「乾隆來」還說，在習近平政府將「反貪腐」當作政權存續的核心價值前提下，透過進一步結構性改革推動市場化是「最根本的價值兩難」。其中的矛盾包括讓金融官員直接面臨抗壓救市的同時，又得面對推動國家資金進場可能帶來貪腐調查的可能。因此金融官員只能採取「技術性」作法，如吸納所放空、要求國企加碼買進庫藏股、人民銀行持續調降利率和行政喊話來救市。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罕見提出要「活躍資本市場、提振投資者信心」，會議強調要及時回應市場關切，穩步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積極引入長期投資者，保持資本市場平穩運行。 但是數個月後，12月22日，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網路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 造成港股和遊戲行業的股票大跌。該草案在習近平政府強調國家安全至上的背景下，引發投資人對政府將進一步打擊遊戲行業的恐懼。騰訊在香港大跌12.4%，創下2008年10月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點；騰訊的股價跌幅達25%，金融部門在此之前試圖活絡市場的手段和措施全部被抵消。 12月的遊戲行業管理辦法讓外資和本土投資人信心進一步崩潰，儘管新聞出版署後來未進一步推動， 但是根據《金融時報》估算，外資2023年購入A股的投資到12月底僅剩下年初匯入的10%，其中八月單月賣超約880億人民幣；主要投資機構貝萊德，挪威主權基金等陸續關閉在中國境內的辦公室。 證監會自2023年夏天起陸續出台救市政策，包括2月4日召開證監會黨委會議，會後提出要深入排查違法違規線索，依法嚴厲打擊操縱市場、 惡意做空、 內幕交易、 詐欺發行等重大違法行為，之後又提出暫停限售股出借等措施。在這些措施都無法阻止股市繼續下跌後，中國證監會最後加碼以嚴厲口吻警告，「要讓膽敢違法操縱、惡意做空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 倫敦分析師斯皮羅指出，不同官員釋放出「很多不一樣的訊號、暗示、承諾 ，（讓外界）非常難理解到底中國發生了什麼，非常難理解什麼是他們最基本的優先政策，我們現在只看到國家安全是習近平最重要的政策，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經濟。」 他進一步解釋，在2000年後，外資認為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曾經具備可預測性和穩定性。但是在過去幾年中，政府政策不止失去透明性、可預測性，還未積極面對實際經濟問題，如地產行業、地方財政等，這些都導致外界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 牛津大學的馬格努斯也指出，從過去的經驗看來，政府有能力救市，中國政府對市場的控制讓他們比其他政府有更多手段，「問題是他們似乎沒有意願，或者沒有展現出意願和能力」。他進一步分析說，習近平上任後，尋求在經濟增長和穩定間需求平衡，但是這兩個目標本質上存在著矛盾。增長越大，經濟穩定性就會降低；當政府越強調穩定時，經濟增長就越差；政府各種救市的結果就是增長和穩定性都很差。 「中國政府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做」 不止如此，根據馬格努斯的觀察，外界對中共20屆三中全會遲遲不召開感到失望，同時去年12 月中央政治局針對2024年經濟工作的會議結論都是口號沒有具體內容。投資人對股市的最大疑問是，對於經濟，「政府沒有指出方向，沒有資訊顯示政府有計劃處理這些問題……外界什麼都看不出來，因為政府都沒有表態，其中問題可能是政府可能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因為那些該做的事要不需要太多金融資源，要不就可能給穩定帶來挑戰。」 2 月12日，美國MSCI指數 公布新的成份股名單， 66家中國企業遭到移除，5家企業被新增到名單上。由於中國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在農曆年前才大動作撤換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展現救市決心，MSCI的新舉措是否進一步打擊投資人信心、影響政府農曆年後救市效應正成為外界觀察焦點。 斯皮羅以最近飆漲的美國S&P500指數指出，當投資人有期待的時候，股市交易就會熱絡起來，指數也隨之上漲。對比中國股市，習近平能創造什麼期待呢？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看起來政府自己不確定、也不知道什麼是重建信心的最好方法；「應該推出更多刺激嗎？ 應該降低風險？降低融資？或者應該大規模救房市？從李強在達沃斯的講話看來，他已經很清楚表示不會有大型救市方案」，問題是「就算推出大型救市方案，能產生作用嗎，能改變嗎？這也不清楚，這是真正的問題「。 李小民回顧他將近20年的炒股經歷，股市為他帶來了當一個白領不可能賺取的財富。但是股市未來的發展讓他不再留戀，「『親自指揮』沒有哪次成的，如果他英明神武另當別論，但是一次又一次驗證，大家都看清了「。 斯皮羅也指出， 「從投資者的立場，我不會想投資中國股市，我對任何和中國相關的投資，包括香港股市都會很小心，直到我看到政府出台一個處理方式和經濟路線圖。「
01 15人遇難，44人在院治療，其中，1人危重，1人重症，42人傷情較輕。 南京雨花台區「2·23」火災事故，後果很嚴重，教訓很深刻。 02 官方通報說，經初步分析，火災為6棟建築地面架空層電動自行車停放處起火引發，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 也就是說，最起碼從現有的證據來看，並非此前流傳的「電動車推上樓後起火」。 03 但事發小區的火災隱患，卻不止地面架空層電動車停放問題。 早在2020年，就有住在2棟的網友發微博反映，除了架空層充電位置不夠，沒有照明，還存在單元門裡很多電動車，電動車上電梯充電等問題。 他多次和街道物業反映，但大半年過去，依然沒得到解決。 網路圖片 2021年，該網友又發微博表示，依舊有人推電動車上樓，存在安全隱患，但多次反饋街道物業無果。 網路圖片 04 2022年4月，南京電視台《法治現場》欄目還專門做了一期節目，講述該小區的火災隱患，報道的，正是上面發微博的網友住的2棟。 自從2019年禁止將電動車存放樓道里後，原本用作健身休閑和停放自行車的架空層，就成了電動車的停放場所。 節目里，有位熱心的大姐，每天都會下來檢查電動車停放情況，她說因為這關係到很多人的安全問題。 她曾在晚上8點鐘時在架空層查過，停了180多輛電動車。 可以說，這所小區的居民，安全意識真的很高了。 網路圖片 05 2棟的居民之所以這麼重視安全隱患，是因為2019年這棟樓就曾發生過火災，到做節目時，牆上還留有煙熏的痕迹。 節目最後，西善橋街道辦事處表示，會研究一下，有沒有加裝噴淋和煙感等消防設施的可操作性，「我們將充分利用現有的高空拋物的探頭，對架空層的情況進行覆蓋無死角的實時監測，如果發現火情，第一時間進行處置」。 不知道節目播出後，這些噴淋、煙感有沒有加裝到位，又加裝了多少棟。 網路圖片 06 2019年，明尚西苑2棟發生火災。 2020年到2022年，不停地有居民反映包括架空層停放大量電動車在內的各種消防安全隱患。 2024年2月，明尚西苑6棟架空層停放電動車發生火災，共造成15人遇難，44人在院治療。 本不應該的，本有機會避免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對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先生關於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追隨者的說法無論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澤民當年曾經主張或者親自實踐過的。比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發揚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刊登出《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的追隨者》一文，其中有兩段內容是馮客說他本人認為，「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但江澤民才是創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戰略區域，也是他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也是江澤民從1989年夏天開始一直強調，和平演變是中國的巨大威脅「;」 他（習近平）是一個追隨者，特別是忠實追隨江澤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時候人們互相不喜歡，是因為他們很相似，像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情況。不是習近平要求黨委進駐民企，是江澤民；不是習近平鉗制西方文化，是江澤民；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澤民時期加入世貿，習近平忠實地遵從這一切。」 關於江澤民當年如何「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以及「反和平演變」等內容，將會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先介紹和分析一下為什麼說如今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記得習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之後，中共官媒的學習指導文章《「兩個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這樣解釋為什麼說「兩個確立」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充分的理論依據的：「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 沒錯，當年的江澤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覺地位穩固後，就不失時機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正是在這部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 這可是江澤民自1989年6月被鄧小平推上前台之後，在中南海深宮苦苦等了五年,才終於說出口的「心裡話」。 這裡，用黨的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已經「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體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等於是以黨規的形式「法定」了鄧、陳兩位「東、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時代徹底結束，「法定「了江澤民已經從「兒皇帝」轉為有名有實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難怪當時的鄧小平子女在看到這份《決定》的「徵求意見稿」時就在私下裡調侃說：這分明是一份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 這就涉及到了當時黨內當外都好奇的問題，當時的這份《決定》中的如此關鍵的內容，事先到底是經過了鄧大人的恩准，還是江澤民擅自行事？ 當時的北京高幹子女圈中流傳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鄧大人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體情況還允許聽取文件和工作彙報，在楊家將倒台之後接替了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聯絡人」角色的曾慶紅通過鄧辦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審《決定》草稿時，鄧大人看到文中提到關於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日益成熟」的說法，認為，「日益成熟」就是「還沒有成熟」。曾慶紅回去以後便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第二種說法是，鄧大人早在四中全會之前即已經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故對四中全會《決定》草稿根本沒有審閱。 第三種說法是，交鄧小平「過目」的《決定》草稿同日後公布出來的內容基本一樣，而鄧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籤上「已閱」二字，沒有表示讚許也沒有表示反對。 無論上述說法哪種更接近內幕實情,都必須承認當年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從「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完成權力「交接」這句話一經在官方媒體發布的中央全會《決定》中原話刊出,絕對是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此話面世之前,中共黨史還要被算作「鄧小平時代」,而從此話面世的那天開始,中共黨史則正式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之後的第三階段:「江澤民時代」。所以,當時的鄧家子女將此說成是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確是一語中的！。 回想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雖然當時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對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宣布了「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同時也宣布了「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江澤民心裡非常清楚自己的時下實際處境，不但鄧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權，而且還在他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安插了楊家兄弟。所以,當時的江澤民不但不敢聲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可以「獨立思考」、「獨立決策」,而且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不惜自我貶低，自降身份,聲稱他這個「軍委主席」只有在楊家兄弟的幫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安排楊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間合影,並親自下令各大報刊刊登此照,可謂「謙虛到了極點」。 但日後看來，江澤民剛剛接掌軍委主席表面職務時的表現，完全是韓信式的「忍辱負重」。 我們知道，當習近平2017年推出所謂「兩個確立」之後，當時的黨內「二把手」李克強雖然沒有可能表達「不同看法」，但至少沒有主動出面替習近平背書。而當年的江澤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鵬則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鵬親自出面，對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最關鍵」一處內容進行強調解釋，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翻譯成人話：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經順利完成」。 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召開時間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閉會當天即依慣例發布「會議公報」。「公報」中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另外，該「公報」中也簡述了會議《決定》內容的概要。 但是，該全會結束後，其《決定》的全文卻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華社發出通稿,次日統一見報，中間間隔了八天時間。 筆者在當年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對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歷次幾次重要會議之文件的公開見報時間,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結束後隔了一天，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即全文見報；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也是僅隔一天，該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便同時見報。 那麼，1994年9月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內容之所以在閉會之後又拖了八天時間才正式公諸與眾，只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決定》全文在中央全會通過時，與會者對其中內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發布自然需要時間；二，《決定》內容的某一或某幾個關鍵之處,還必須等待政治元老,特別是鄧小平的首肯才敢公開發表；三，《決定》中的關鍵內容過於敏感，中共高層擔心發表出來以後引起輿論不安或黨內外的騷動，所以才推遲了一段時間。 而事實上無論是在當年十四屆四中全會籌備期間的《決定》起草過程中和該會召開期間的《決定》討論過程中，前後都有部分參與起草者和起草過程中的被徵求意見者及會議上的參與討論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謂的「保留個人意見「，認為這樣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林彪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及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當年林彪提出的所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不過呢，無論當時黨內外反映有多強烈,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核心內容在討論過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會開過一個星期後,江澤民終於力排眾議,要求新華社對外播發的四中全會《決定》內容中,將曾慶紅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註明一句，這裡說的「黨內外「三個字中的」外「，並非指中國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國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詞典中的」黨外「，即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決定」的做出，都會在文件生成階段有一個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的程式。 記得當年筆者撰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過程中，曾有「圈內人士」告訴文筆者說：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等官方紙媒體全文登載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聚集在曾慶紅周圍的一批「政治哥兒們」奔走相告,聲稱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又一份「劃時代的文獻」,其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鄧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就在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被正式登報的三天後,中共《光明日報》便刊登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劉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把四中全會《決定》中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強化」,其一「強化維護中央權威的意識」；其二是「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文章還肉麻地吹捧說：只有「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相比之下，日後看來，，無論是王滬寧還是李書磊，無論是蔡奇還是李鴻忠等習近平的吹鼓手們，都不是原創，其對習近平的吹捧內容全都有對當年劉澤民「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的抄襲之嫌。 這個劉澤民也是一個技術官僚出身,當年被提拔為山西省副省長時,就有不服氣者諷刺說他「一定是沾了『澤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輝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期間,劉澤民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席。會議結束當天,便將他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報》。據說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編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如果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結果,《決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劉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事後有消息說,曾慶紅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在小範圍內打過招呼,聲稱四中全會《決定》內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幹部的「試金石」，並授意自己的親信分頭聯絡一批省、部級負責人,示意他們在四中全會之後,要在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權威」問題上,帶頭表態。而劉澤民想必是當時被聯絡到的地方負責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報》編輯諷刺說：過去見到這種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個時候毛澤東剛死,好多省級領導都寫來這種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現在小平同志還在世，就有地方領導急著向江澤民表忠心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