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湖南省委下发通知，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发各界关注。不过，网友在仔细阅读通知后发现有哪里不对，通知说，“开展大讨论活动，是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内在要求”。 网友@致知发帖说：这就好比给78年的大讨论加上服务于两个凡是一样。 网友@Mogicman发帖说：只要坚持统一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空。 网友@Astrid发帖说：既要解放思想，又要高度统一思想，还要大胆创新。一贯的精神分裂，病情稳定。 网友@参知政事发帖说：对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可以探讨。一个是参与讨论的范围问题。文件上写的是县级以上机关单位，个人认为不妥，乡镇基层是接触人民群众的真正一线，我有时会和省厅的干部吃饭，个个都是理论家，一口一个出发点是好的，口口声声基层基础薄弱，说他不接地气都是给面子了。二是讨论的重点应该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太会玩套路了，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怕自己给自己挖坑，所以都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以一切为了人民之名行虚浮作假之实”，文件发出来，都是心系人民的，但是到了基层，谁都在骂，为什么？因为虚，浮，假，大，空，落到老百姓头上没实惠，老百姓自然就不买账。三是解决政绩观问题。当前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不科学，应该改革。四是推动优化干部选拔机制。与其想让所有干部的思想都同步提升，不如考虑把思想先进、敢于开拓创新的干部用在合适的岗位。没有突破，没有创新，就无法推动体制的真正改革。干部竞聘上岗应该推广，增加民主考评机制，考试、演讲、群众评价，别藏着掖着，搞一套综合性更强、更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制度比什么都强。其实，解放思想，关键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让想干事的人上去，而不是让想上去的人上去。 网友@钱言发帖说：…不幸的事正在发生：引领全球变革的AI工具，中国一个都用不了—-仅仅因为怕西方文化和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筑牢防火墙，心甘情愿孤立于外界？我们应该真正自信起来，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是非辩别力，开放网禁，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科技知识和技术。如果这一轮在AI（人工智能）方面跑输西方，对未来发展的差距，比大清跑输工业革命还惨。 正巧，近日，中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唐大杰先生就“解放思想”话题与人工智能软件ChatGPT进了一次人机对话。唐先生问ChatGPT：昨天有人撰文提出解放思想的呼吁，但在文章中表达的是统一认识，加强管治。在我看来，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开放思想市场，让思想在公平环境下自由竞争。请你阐述一下，在一个自由度尚不充分的国度里，开放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放思想市场。 让我们来听听ChatGPT的回答：在一个自由度尚不充分的国度里，开放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思想市场的开放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是进步的动力，也是一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需。开放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包括：1.促进创新与进步：思想的自由流动与竞争是激发创新的关键。 一个自由度高的思想市场能够鼓励人们提出新观点、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些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跨越性进步的基石。2. 增强社会活力：让各种思想得到表达和辩论可以增加社会的包容性，适应性，更好地对抗单一思维导致的僵化和落后。3. 提高国际竞争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和思想的竞争。 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规则，提高国际话语权。4.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需要多元思想的参与和碰撞，找到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开放的思想市场可以吸纳各类智慧，促使社会治理方式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5. 维护社会稳定：适度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表达权可以作为社会的安全阀，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减少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接下来ChatGPT给出了如何开放思想市场的几点具体办法，其中包括1.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2.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体制中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3.建立开放的学术与研究环境。4.消除行政对思想市场的不当干预：尊重专业评价和公众选择。5.营造多元文化氛围：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6.立法保障思想表达的权利，为言论自由提供法律框架，同时设立公正的监督和裁判系统来处理可能出现的滥用问题。7.支持媒体的多元化，保证媒体独立性，让不同声音能够公正地在媒体上表达。 总而言之，开放思想市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这不仅促进国家持续进步，也有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虽然开放可能伴随着短期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加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全文转自法广
中国警方正在调查一起未经授权且极不寻常的网络文件泄露，这些文件来自一家与中国最高警务机构和政府其他部门有联系的私人安全承包商，记录了明显的黑客活动以及监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工具。 涉事公司安洵（I-Soon）提供的工具的明显目标包括：发生过严重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例如香港或穆斯林人口稠密的新疆地区。 安洵的两名员工证实了上周晚些时候大量文件的泄露以及随后的调查，该公司与中国公安部有联系。即便没有任何特别新颖或有效的工具被曝光，分析师也认为此次泄露十分严重，其中包括数百页的合同、营销演示、产品手册以及客户和员工名单。 它们详细揭示了中国当局用来监视海外异见人士、对其他国家进行黑客攻击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亲北京言论的方法。 这些文件显示，安洵显然对中亚和东南亚以及香港和自治的台湾岛的网络进行了黑客攻击，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中国国家特工使用这些黑客工具来发掘诸如“X”一类的中国境外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身份，侵入电子邮件并隐藏海外特工的在线活动。这些文件还描述了一些伪装成电源板和电池的设备，可用于破坏Wi-Fi网络。 上文提及的两名安洵员工告诉美联社，该公司和中国警方正在调查这些文件是如何泄露的。其中一名员工表示，安洵周三（2月21日）就此次泄露事件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告知这不会对业务造成太大影响，要“继续正常工作”。出于对可能遭到报复的担忧，美联社没有透露这些员工的名字，不过按照中国的惯例，他们确实提供了自己的姓氏。 泄漏文件的源头尚不清楚。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影响深远的泄露事件 网络安全公司“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的分析师乔恩·康德拉（Jon Condra）称，这是有史以来涉及“涉嫌为中国安全部门提供网络间谍活动和有针对性的入侵服务”的公司的最大的泄露事件。他说，根据泄露的材料，安洵的目标组织包括外国政府和电信公司，以及中国境内的在线赌博公司。 在这次包含190兆字节的泄露之前，安洵网站上有一个列出客户的页面，其中以公安部为首，包括11个省级安全部门和约40个市级公安部门。 另一个页面宣传了“高级持续性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与“攻击和防御”的能力，使用了对“高级持续性威胁”的缩写APT——网络安全行业用它来描述世界上最复杂的黑客组织，而这个页面在周二上午之后就不可访问了。泄露的内部文件描述了安洵数据库，其中包含以黑客手段从世界各地的外国网络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被作为宣传并出售给中国警方。 周二晚些时候，该公司的网站已经完全不可访问。安洵的一位代表拒绝了美联社的采访请求，并表示该公司将在未具体说明的未来某天发布正式声明。 根据中国公司记录，安洵于2010年在上海成立，并在其他三个城市设有子公司，其中一家位于成都，根据泄露的内部幻灯片资料，成都的子公司负责黑客攻击和研发。 安洵成都子公司周三照常营业。通往这家公司五层办公楼的小巷里，红色的春节灯笼在风中摇曳。员工们进进出出，在外面抽烟、喝着咖啡。办公楼里面贴着共产党党徽，上面写着：“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安洵的工具似乎被中国警方用来遏制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异议，并在这些平台上充斥亲北京的内容。当局可以直接监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并命令它们删除反政府的帖子。但他们在脸书（Facebook）或X等海外网站上缺乏这种能力，而数百万中国用户涌入这些网站以逃避国家监视和审查。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马雷克·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表示：“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监控和评论非常感兴趣。”她查看了此次泄露的一些文件。 奥尔伯格说，为了控制舆论并阻止反政府情绪，控制国内关键帖子至关重要。 她说：“中国当局非常有兴趣追踪位于中国的用户。” 谷歌Mandiant网络安全部门的首席威胁分析师约翰·胡尔特奎斯特（John Hultquist）表示，泄露文件的源头可能是“竞争对手的情报机构、心怀不满的内部人士，甚至是另一家与之竞争的承包商”。胡特奎斯特说，数据显示，安洵的赞助商还包括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很多目标，很多国家 一份泄露的合同草案显示，安洵正在向新疆警方推销“反恐”技术支持，以追踪中亚和东南亚的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并声称它可以访问来自蒙古、马来西亚、阿富汗和泰国等国家的被黑客入侵的航空公司、手机和政府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该合同是否已签署。 “我们看到很多针对与少数民族——藏族、维吾尔族——有关的组织的攻击。许多针对外国实体的攻击可以通过政府国内安全优先事项的视角来看待，”网络安全公司“一号哨兵”（SentinelOne）的中国分析师达科塔·卡里（Dakota Cary）表示。 他表示，这些文件看起来是真的，因为它们符合承包商代表中国安全机构就国内政治优先事项进行黑客攻击的预期。 卡里找到了一份电子表格，其中包含从受害者收集的数据存储库列表，并将14个政府列为目标，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他说，这些文件表明，安洵主要支持公安部。 卡里还对2021年初攻击台湾卫生部以确定其COVID-19病例数这一事件感到震惊，一些黑客攻击的低成本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说，这些文件显示，安洵向客户收取了55000美元的费用去攻击越南经济部。 美联社对这些数据的初步审查发现，尽管一些聊天记录提到了北约，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北约国家被黑客成功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不会试图攻击美国及其盟友。卡里表示，如果泄密者在中国境内——这似乎是有可能的，“泄露有关黑客攻击北约的信息将非常非常具有煽动性”，这种风险会让中国当局对于查明黑客身份更加坚定。 网络安全公司ESET的恶意软件研究员马修·达坦（Mathieu Tartare）表示，该公司已将安洵与一个名为“鱼贩”（Fishmonger）的中国国家黑客组织联系起来，该公司积极追踪该组织，并在该组织在学生抗议期间入侵香港大学后于2020年1月对此进行了报道。他说，自2022年以来，该黑客组织已将亚洲、欧洲、中美洲和美国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智库作为目标。 法国网络安全研究员巴蒂斯特·罗伯特（Baptiste Robert）也梳理了这些文件，并表示安洵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破解X上的帐户，即使这些帐户具有双因素身份验证，以及另一种用于分析电子邮件收件箱的方法。他表示，美国网络运营商及其盟友是安洵泄漏事件的潜在嫌疑人，因为揭露中国国家黑客行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美国网络司令部发言人不愿就国家安全局或网络司令部是否参与此次泄露事件发表评论。X的新闻办公室回复电子邮件称：“现在很忙，请稍后再来询问。”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已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对海外的政府批评者进行监视和骚扰。关注中国人权的倡导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活动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表示，这种策略让海外的中国人和外国公民对中国政府产生恐惧，压制批评并导致自我审查。他说：“它们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始终存在且很难摆脱。” 去年，美国官员对被派去骚扰海外中国异见人士的家人并在网上传播亲北京内容的40名中国警察提出指控。 哈思说，起诉书描述的策略与安洵文件中详细描述的策略类似。中国官员指责美国也进行类似活动。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内的美国官员最近控诉中国国家黑客植入可用于破坏民用基础设施的恶意软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表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破坏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她要求美国“停止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其他国家”。
中国的春节结束了，虽然有些地方还在等待最后元宵节的欢乐，但是，在一个分外冷清的长假过后，几乎没有人对新年抱着更多希望。似乎比经济大萧条来得更早，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抑郁，而且这种相同的抑郁（Depression），也在政治领域从基层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败初现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龄青年回乡遇到的逼婚问题，在今年春节几乎绝迹，中国家庭对城市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识；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于照料患病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新冠疫苗并发症的牺牲品，有的是中国社会最短板的养老护理匮乏的受害者，无论什么原因都集中在春节假期爆发，返乡探亲变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们，各个阶层，很少例外，都在痛陈各级吏治的败坏，无所忌惮地发出咒骂；当假日结束，前往海南的旅游者滞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温了疫情期间在海南被迫隔离的困境，也呼应了节前在两湖高速路上陷入风雪的人们。 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的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间“动态清零”的遗产。他们面对的2024，不仅是经济大萧条的降临，还是政治衰败的开始。而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乌鲁木齐路和北京亮马桥边的年轻人喊了出来。他们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丧—Depression的群体。 如果说一年之前中国人民多少还抱着复苏的憧憬，那么，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内外斗争，人民几乎一致地发现管理层的无能，如同当下的时髦话语——世界的背后原来是个草台班子，尽是一些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也耗尽了人民最后一点希望和储蓄。于是，在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年之初，当人民开始以穷游和节俭的方式渡过春节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与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这是一种政治衰败。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专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指出了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政治衰败问题。其振聋发聩的程度，不仅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得到了印证，还自我实现地预言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的衰败。或许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国再度成为红人，这本巨著出版当年（2015年）他到北京与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尽管当时的世界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次交流的历史意义，当时包括他在内、以及贝淡宁（Daniel A. Bell）之类的吹鼓手们都把中国的所谓贤能民主看作既是区别于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御政治衰败的另类道路。 北京躺平与思想解放 然而，几乎反讽的，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隔离仓里有人在卧读福山的这本著作之时，一场显见的政治衰败就已经随着“动态清零”开始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未走出动态清零的打击，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滞，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至今仍未召开。如果考虑到早早确定3月初即将召开的“两会”，那么在剩下不足两周的时间里，党中央的全会窗口正在关闭。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衰败，意味着：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进程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面临大萧条、人民信心丧失，中国的领导人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的历史重演，其实只是担心“三中全会”上出现超出“绝对安全”或者“绝对忠诚”的任何一点点批评，而任何一点批评都可能意味着对过去十年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恰是中国领导人刻下难以承受之轻。 问题在于，即使无限拖延三中全会，例如拖到“两会之后”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照常举行“两会”，照常举行政治局会议而推迟到2024年秋天预定的“四中全会”日子召开“三中全会”，那就意味着2024年的一年里所有政治生活都将陷入虚无和停滞，堪称北京躺平。这或许是继“北京折叠”之后，中国政治生活出现的最新荒诞却是非虚构的政治景观。 事实上，过去几年，从年轻人不堪生活重压和政治抑郁后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奋斗、减少消费后，企业家们在面对“翻烧饼”式的政策折腾也选择躺平歇业、停止投资，基层官员们则疲于应付形式主义和“自我革命”式的无休止清洗，从年初以来纷纷消极怠工、放飞自我。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国企和学校，眼见的人人变得木讷僵化，没有领导意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犹如没有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一般，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庞大累赘，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勃涅日列夫僵化体制的再现。 这正是春节过后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员开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经不是1980年代初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只是针对干部官员们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动。毕竟，他们了解这些干部们私底下面目的丰富多彩。例如去年以来中国官场和国企最流行的便是“掼蛋”的纸牌游戏，几乎所有官员都成为了孙政才式的“掼蛋”迷，还有许多中层精英开始热衷换妻、SM等性游戏，各种游戏风潮之盛仿佛1970年代初社会觉醒的重现。 “新四人帮” 当然，在社会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时，还是有一小撮投机官员努力扮演着气氛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来号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员之外，北京躺平圈里赫然浮现出一个“新四人帮”的结构。那就是一张网传老照片透露出来的秘密。 那张大约摄于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余四人当时皆名不见经传、出身和学历平平，其后政绩和才干也远远不够所谓“贤能”标准，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个党内暗藏、无人敢置喙的小团伙至此大白于天下。他们如同东汉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将福山的政治衰败，虽然是非民主体制的政治衰败，演绎出来。 而在中共历史上，上一次“四人帮”的出现也是中国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即文革后期毛的力量下降，当他在苏联压力下被迫调整对外路线、对美缓和的同时，不得不让曾经被他打倒的革命战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种情形下以江青为中心扶持了一个年轻的“四人帮”毛派小集团，后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继续拖延着中美间的缓和进程，企图继续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层“新四人帮”的出现及其意义，而非表面的所谓“三人组”，占据高位，却无对等力量集团可牵制，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焕政变成功后重用的“一心会”骨干。或者说，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个私人团体把持，共和国也因此沦为类似普京领导下的西罗维基集团控制的私人国家。 “新四人帮”的无能和私欲膨胀，当然要为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信息孤岛负责，也须为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团派的悲惨命运、为外交内政的混乱无能、为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负责。不过，尚可庆幸的，他们好歹还是从儒家官僚集团当中产生出来的，而非克格勃与官僚主体的隔离，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帮”那般激进；虽然自身无能，却还能从经历了大规模、无限次清洗后的专业官僚中选择一些胜任的幸存专业官僚继续治理这个国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证监会主席。而后者的价值，以及类似专业官僚群体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三中全会”难产的根源。毕竟，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冯道。 无论如何，中共政治的衰败已经呈现，哀叹无力回天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还有北京躺平的诸多权贵。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1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然后又提出“东升西降”之说。如今，随着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共宣传机器悄然收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但仍在继续宣传乃至加倍宣传习近平是当今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世界媒体的中国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习近平观察。 “习近平的偏执使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 观察家们说，当今中国出现了一系列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罪名，如“恶意讨薪”，“恶意做空”（即基于某种股票会跌价的预测而进行的股市买卖操作）。批评者说，中共当局的这种所谓的“恶意”的罪名充分显示了中共当局完全不讲理的肆意人治，因为当局始终不肯说明怎样才能算是“善意讨薪”或“善意做空”。 与此同时，在因发生人口、房市、股市、就业、地方债危机而前景暗淡的中国，现在还不清楚会不会有人因为坚持引用习近平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东升西降”的说法而获得一个“恶意引用”的罪名，也不清楚中国公众也不太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东升西降”是因为不愿意以身试法，还是忌惮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有力封杀。 千百万中国人因股市大跌而财产损失惨重，因房地产市场危机而住不上已经购买的房子却要继续还房贷、继续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苦不堪言，然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报道，在中国民众和国际媒体间引起纷纷议论。 2月1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跟《人民日报》的大相径庭——《习近平的偏执使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文章说： “‘Nihao，China（你好，中国）’是中国吸引外国游客的最新举措的名称。伴随着这句话的标志是一只熊猫——当中国想要显得可爱时，这个形象总是很方便。 中国官员一直在西方国家四处展开宣传活动，并用一段视频做辅助。在视频中，一些看起来很高兴的外国人吟诵着这句中国问候语。那些对中国话有更深入了解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其中包括中国城市街道上的广告牌警告人们警惕外国间谍；社交媒体上的政府宣传敦促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保持警惕。中共当局经常告诉人们，外国游客、记者和商人都可能在刺探中国的机密。 “中国领导人取消了从2020年初到2022年底对大多数外国游客封锁的‘疫情清零’政策一年多后，他们现在正朝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推进。政府部分部门似乎热衷于讨好外国人。上个月，中国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总理李强在会上表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会越开越大’”。 然而现在又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因与西方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决策风格更加以安全为导向以及经济状况不佳而蒙上阴影。随着西方变得更加谨慎，中国变得更加内向”。 习近平与中国当前经济危机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最统治者上台之后，几乎立即开始大权独揽，一改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所谓“九龙治水”的局面。所谓的“九龙治水”是中国公众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给那时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9个常委治理中国的一个绰号。那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形成一种“九龙治水”的局面。 在“九龙治水”治水期间，中共最高当局有什么不当的举措，人们很难具体地说它的哪个成员应当负主要责任。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几年就彻底废除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权力分立的局面，大力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即中共）的领导就是习近平的领导，全党要跟习近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随时保持跟习近平看齐，保持看齐意识。 于是，在当今中国发生种种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之际，许多中国人以及国际媒体就把造成危机的原因或责任与习近平联系起来，看中国就成了看习近平，无论是延续三年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创的“疫情清零政策”，还是给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造成严重担忧的对他们在中国投资和经商强调国家安全的政策都是这样。 2月14日，日本工商业网刊《现代工商》发表经济产业研究所咨询研究员藤和彦的分析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不景气连累世界…习近平“通货收缩出口”的状况与经济衰退波及“令人意外的国名”》。 文章说，“春节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感进一步加剧。中国一家私营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1月份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48%，创下近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政府加快了支持措施，但情况仍然如此。尽管各大城市陆续放宽购房限制，并推动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但表示不再愿意在中国投资的人数仍在增加。 “股票投资者继续抛售中国股票，仿佛是在嘲笑中国政府坚称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当局已相继采取主权财富基金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打击‘恶意卖空’等防御性措施，但这些努力仅限于暂时阻止跌势。 “中国的‘通货紧缩出口’即把国内过剩的库存低价卖到海外的运动愈演愈烈，‘国内不行了，就只能到海外去寻找出路’。钢铁产品也受到出口价格下跌的影响。去年中国钢材出口量较上年大幅增长36.2%，但出口金额却下降8.3%。通缩出口在电动汽车（EV）领域也变得司空见惯。 “然而，中国通缩出口对自己的副作用也很大。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生存危机，还存在与西方国家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习近平将让西方为中国经济崩溃付出代价” 2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其助理编辑杰瑞米·沃纳的评论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将让西方为中国经济崩溃付出代价》，副标题是，“过去人们常说，当美国打喷嚏时，世界其他国家就会感冒，这话现在可能适用于北京”。 沃纳以讽刺的笔调写道：“中国经济正在崩溃，这令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幸灾乐祸。他们等待今天的结局已经好久了。几十年来，中国无视万有引力定律，推翻了所有它即将崩溃的预测。作为一种经济治理形式，民主的混乱似乎无法与威权主义计划的确定性相媲美。 “然而，在结构性和周期性段错的毁灭性结合的推动下，灾难似乎终于降临了。评论的总体基调是：活该，这证明了独裁政权总是注定要失败。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接受关于我们西方衰落颓废的说教，现在幸灾乐祸是很自然的，顺便说一句，我们几乎不需要有人提醒我们西方在衰落。但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中国眼下的种种问题可能很快成为我们的问题。” 沃纳接着解说了中国的问题何以会成为西方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打喷嚏，世界其他国家就感冒’的说法一直可以精准地预测其他地方会发生的事情。美国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会在6个月后出现在欧洲，有时候，如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则会立即出现。 “然而，近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入了美国的行列，让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按照事情的发展趋势，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思考‘当中国打喷嚏时……’。 “中国眼下的经济危机正在给中共政权造成政治麻烦。几十年来，中共政权以它所操控的显而易见的经济发展奇迹而兴盛。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景是让习近平得以保持权力的粘合剂。令人担忧的是，就像所有的集权统治者那样，现在它必须找到其他的不那么良性的追求目标来团结国人了。 “中国经济的种种困局已经在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紧张、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一种新冷战的到来中凸显出来。”
2月23日上证指数收复3000点，很多散户股民心中其实没有太多喜乐。 资深A股股民李小民在2023年看着他在2021年赚得280万人民币，一点一点随着指数下跌归零。在这过程中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盘算着什么时候应该卖掉出场，毕竟他还是希望能少亏一些。不过， 随着股市在2月5日跌到新低点，消息传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亲自救市，出场时间对李小民突然再清楚不过，“老大开了会，节后会涨一波，到时候等一等，差不多就全部清仓了……之后你不知道会出什么限制，不让卖都有可能。” 2月5日股市大跌引发股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账号留下13万留言，美国使馆微博账号在数小时后被和谐，但股民又转往印度使馆账号留言发泄。 隔日彭博社引用匿名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金融机构讨论股市问题，尽管消息未获相关部门正式确认，2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遭到无预警撤换。 股市暴跌造成散户股民暴怒对习近平推动建设“金融强国“政策形成严重反差。 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成指自2023年年中以后就走势低迷，2024年1月更是一路下跌，1月10日先是跌到2020年5月以来的低点，接着2月5日失守2700点达五年新低；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到2024年1月1日为止，A股上市公司是5335家，合计总市值是87.66万亿人民币。 股市被形容为是经济的“晴雨表”，伦敦宏观和地产咨询机构Lauressa Advisory 合伙人斯皮罗（Nicolas Spiro ）对自由亚洲电台指出，“股市只是真正问题的症状—真正的问题是外界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失去信心、失去信任。” 坏消息不断 上证指数2023年以2974.93点坐收，全年跌幅3.7%、上证50收2326.17，全年跌幅11.73%；深证成指收9524.69全年跌幅13.54%;沪深300指数累计下跌超过11%，2024年1月以来进一步下跌2.5%。 中国自2022年12月放开新冠疫情管控之后，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产泡沫破灭、青年失业率大幅攀升和内需不振，外资撤离和中国政府在2020年12月结束清零政策之后，原本期待的消费反弹并未出现。 中国消费者比疫情前更保守。2023年第一季后内需不振，坏消息自7月以后更是接踵而来，先是经济数据出现断崖式下跌，接着出现民营金融集团中植系、地产商碧桂园和远洋爆雷。台湾《经济日报》报道指出，原本政府打算救房市，但是因为爆雷，最后未采取积极行动，转而选择发起A股3000点保卫战。 2023年8月25日上证指数最低跌到3053点后，由证监会、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总局五部门推出降印花税、收紧IPO、严控减持、加杠杆等组合措施。不过，五大部门试图活化资本市场的组合拳最后没能达成目标，指数到10月20日再跌破3000点，政府部门再次面临3000点保卫战。 资深股民李小民以个人经验指出，2019年股市一路上涨，到2021年时他顺势加了仓，几百万投入股市，“原本大家对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总觉得经济还行，活力还在，所以没退出”。没想到后来股价就一路下跌，“现在不仅280万没了，本金也损失了一些。” 散户股民 有别于其他股市，两亿散户股民是中国股市一大特色。2023年6月，网络大V、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号召更多散户进场，让不少人赔掉自己多年的积蓄。 胡锡进在2023年6月27日股市3144点时，高调宣布自己进军股市。接着7月7日他又在微博指出，“因为房市继续大规模扩张不被看好，很多老百姓手中的钱不知道往哪里去，只能存银行，股市理应成为资金接下来的重要去向。” 胡锡进的高调炒股引来不少金融专家的侧目，其中部分人认为胡锡进是透过炒股为自己带流量。 参与起草《证券法》等法条的前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就指出，胡锡进开启的是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他是炒了“股市“，不是炒股，“胡锡进炒股赚的钱，远不如他炒股这件事带来的流量赚的多” 。 随着股市在胡锡进入市后持续下滑，他仍不断发表言论鼓励股民坚持。在一次论坛上,他指出股市降到2800点他就加仓，2800点以下遍地是黄金；如果跌到2700点下，他会再加。甚至重复表示自己只要持股跌到低点不卖出就能免于当韭菜的命运。不过，到了12月，他也坚持不下去了，话风一变表示，如果他炒股赔到50万剩5万，他就会跳楼。愤怒的股民除了对证监部门和交易所感到不满，胡锡进更是其中主要谴责对象。不少网民甚至呼吁他尽快跳楼，实现承诺。 2月5日胡锡进亮出手机里的持股照片，显示自己已经赔了人民币7.8万。他感叹，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有了现在的思路和见识，怎么还会继续投资？胡锡进强调，现在人民币60多万的本金基本是他的投资上限，如果再加码，他心理上会承受不了。当他压力大时，自己会“吃面缓解亏钱的压力”。 胡锡进炒股是个人行为吗？ 不过，胡锡进吸引网民入股市究竟是他个人行为还是执行政府指令成为这次股市大跌后舆论争辩焦点。 财经网站“雪球”一位IP地址在广东的网民“清盏涂墨衣”留言指出：胡锡进“高调入市后，外资也是开始加速流出，种种迹象表明了，他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可能是只是奉命行事。” 不过，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和前UBS首席经济分析师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5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每天鼓励民众投资股票。投资股票可以让企业健康，有健康的企业就有健康的股市，有健康的股市就有健康的经济等。与2015年相比，这一次政府操作的痕迹并不那么明显。 李小民观察，胡锡进在网路上谈股市确实带来不少流量，但是他认为胡锡进对股市的发言没有参考价值。毕竟胡锡进进场后，市场就没有起色，跟进他的可能是他原来的小粉红粉丝。 中国散户股民选择在股市自己操盘，获利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harles Jones 和3位学者针对中国散户进行的研究显示，散户交易占每天交易量的85%；在2016-2019年超过5300万账户中，低于10万的占58.7%，10万到50万占28.6%，50万到300万占10.9%，300万到1000万占1.4% ，1000万以上只占0.4%。该研究总结，300万以下账户的买卖总是和持股走向相反，股票卖了后涨，买了以后跌。 另外，市场不健全、资讯不透明、 内线交易等问题也是散户很难从股市获利的原因之一。 刘纪鹏在2023年12月1日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明确建议一般股民别贸然入市，“如果我们的制度作了调整和改变，比如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解决了交易所公司制改组问题，我们的注册制也到位，甚至我们对于量化交易、融券卖空有个政策规定停下来……如果这些制度到位了，你再让不太熟悉财经知识的朋友入市。” 不过。他对股市的批评立即引来禁言的处罚，他的微博账户自此被禁止关注。 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被严重诟病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于1990年, 一开始成立的目的是为国企融资，后来大量的民营企业被允许上市，中国股市的存在被形容是为 “生于融资” 的圈钱市场。 参与建立资本市场规则的学者多年来呼吁证监会等相关部门推动市场改革，建立一个同时照顾投资者权利的投资市场，但是证监部门始终因为各方利益冲突，无法完善证券市场的制度化。 著有《股民词典》和《谁来拯救中国股市》等书的旅美财经博主蔡慎坤指出，“中国股市是为国企服务的，不是给股民带来利益的”。 根据统计，在超过5300家A股上市公司中，国企和央企数量将近1500家；这些企业的经营无法像西方企业专注于经营和照顾股东权益。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常清在2022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就表示 “国企不是董事会说了算，是党委会说了算“，就算有独立董事也发挥不了作用。 在上市民企监管上，自2022年以来，最让中国国内金融学者诟病的两项“圈钱”制度设计当属IPO 和量化交易；他们认为，因为这两项设计，企业和投资机构不负责任的赚走了散户的钱，最后造成股市跌跌不休。 量化交易是指金融投资机构透过大量数据分析，以预先写好的模型程式自动交易股票，借此提高交易效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在 2022年3月不断批评量化交易要不造成股市大涨大跌，要不就是交易量达万亿，但指数却几乎没有变动，对无法使用这个工具的散户非常不公平。 贺强指出，量化交易在欧美市场大量被使用，但是这些市场的主要投资人是机构，而非散户。 在中国市场主要投资人是散户的基础上，量化交易的大量使用让散户的命运更艰难，就像“以前是镰刀割韭菜，现在是机器人联合收割机在割韭菜”。他呼吁证监会加强监管，限制量化交易的使用。但是证监会在机构的压力下回应缓慢，直到2023年9月开始推动量化交易报告制度，要求投资者“先报告，后交易”；接着在2024年2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分别公告“将健全量化交易监管安排”。 另一个制度短板是企业上市制度（IPO）。证监会在2023年2月17日把 IPO从核可制转为注册制以后，出现数家企业一上市就做空自己的企业。其中2023年9月上市的金帝，在上市当天就透过融券卖出470万股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这些企业被认为只是为了上市套现，并不打算将在资本市场募到的资金用于企业发展，不少上市企业大股东，在上市后就透过融券的方式将股票转手出去， 迅速将持股清空获利了结，直接促成股价下跌。贺强就指出，“这是为什么北交所一路跌”。 学者认为主要股东，尤其是前三大持股人出清持股的时间应该受到限制。自2024年开春以来，在政府寻求稳定股价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就指出，“IPO难道不能暂停吗？” 多年来重复呼吁改革的刘纪鹏在2023年12月则直接指出，中国资本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分配不公平、缺少正义的市场。 曾参与《证券法》起草、担任过证监会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林义相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是政府对资本和市场的态度多年摇摆不定，造成 30年仍未长成，“这个市场甚至还未定性和定型”。 国家安全至上 国家领导人对资本市场不同的态度无疑是造成资本市场多年无法定性的原因。不同于朱镕基和温家宝担任总理时期寻求推动市场化，习近平政府强调国家安全至上，经济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资本市场需要为国家安全服务，这让投资人和企业都感到难以适应。 蔡慎坤指出， “前几年习近平在‘新时代习近平思想30讲’中专门谈到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给股市定了性，要控制或监督资本市场无序炒作的状态，限制这些虚拟经济获得暴利的机会……就是从股市上获得暴利，他是坚决反对的，是要反制的。” 台湾专栏作者“乾隆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也表示，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确实“对金融市场投资炒作非常厌恶，也深信投机炒作一定存在庞大贪腐”。“乾隆来”还说，在习近平政府将“反贪腐”当作政权存续的核心价值前提下，透过进一步结构性改革推动市场化是“最根本的价值两难”。其中的矛盾包括让金融官员直接面临抗压救市的同时，又得面对推动国家资金进场可能带来贪腐调查的可能。因此金融官员只能采取“技术性”作法，如吸纳所放空、要求国企加码买进库藏股、人民银行持续调降利率和行政喊话来救市。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罕见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会议强调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但是数个月后，12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 造成港股和游戏行业的股票大跌。该草案在习近平政府强调国家安全至上的背景下，引发投资人对政府将进一步打击游戏行业的恐惧。腾讯在香港大跌12.4%，创下2008年10月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点；腾讯的股价跌幅达25%，金融部门在此之前试图活络市场的手段和措施全部被抵消。 12月的游戏行业管理办法让外资和本土投资人信心进一步崩溃，尽管新闻出版署后来未进一步推动， 但是根据《金融时报》估算，外资2023年购入A股的投资到12月底仅剩下年初汇入的10%，其中八月单月卖超约880亿人民币；主要投资机构贝莱德，挪威主权基金等陆续关闭在中国境内的办公室。 证监会自2023年夏天起陆续出台救市政策，包括2月4日召开证监会党委会议，会后提出要深入排查违法违规线索，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 恶意做空、 内幕交易、 诈欺发行等重大违法行为，之后又提出暂停限售股出借等措施。在这些措施都无法阻止股市继续下跌后，中国证监会最后加码以严厉口吻警告，“要让胆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伦敦分析师斯皮罗指出，不同官员释放出“很多不一样的讯号、暗示、承诺 ，（让外界）非常难理解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非常难理解什么是他们最基本的优先政策，我们现在只看到国家安全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政策，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 他进一步解释，在2000年后，外资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曾经具备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政府政策不止失去透明性、可预测性，还未积极面对实际经济问题，如地产行业、地方财政等，这些都导致外界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 牛津大学的马格努斯也指出，从过去的经验看来，政府有能力救市，中国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让他们比其他政府有更多手段，“问题是他们似乎没有意愿，或者没有展现出意愿和能力”。他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上任后，寻求在经济增长和稳定间需求平衡，但是这两个目标本质上存在着矛盾。增长越大，经济稳定性就会降低；当政府越强调稳定时，经济增长就越差；政府各种救市的结果就是增长和稳定性都很差。 “中国政府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止如此，根据马格努斯的观察，外界对中共20届三中全会迟迟不召开感到失望，同时去年12 月中央政治局针对2024年经济工作的会议结论都是口号没有具体内容。投资人对股市的最大疑问是，对于经济，“政府没有指出方向，没有资讯显示政府有计划处理这些问题……外界什么都看不出来，因为政府都没有表态，其中问题可能是政府可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那些该做的事要不需要太多金融资源，要不就可能给稳定带来挑战。” 2 月12日，美国MSCI指数 公布新的成份股名单， 66家中国企业遭到移除，5家企业被新增到名单上。由于中国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农历年前才大动作撤换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展现救市决心，MSCI的新举措是否进一步打击投资人信心、影响政府农历年后救市效应正成为外界观察焦点。 斯皮罗以最近飙涨的美国S&P500指数指出，当投资人有期待的时候，股市交易就会热络起来，指数也随之上涨。对比中国股市，习近平能创造什么期待呢？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看起来政府自己不确定、也不知道什么是重建信心的最好方法；“应该推出更多刺激吗？ 应该降低风险？降低融资？或者应该大规模救房市？从李强在达沃斯的讲话看来，他已经很清楚表示不会有大型救市方案”，问题是“就算推出大型救市方案，能产生作用吗，能改变吗？这也不清楚，这是真正的问题“。 李小民回顾他将近20年的炒股经历，股市为他带来了当一个白领不可能赚取的财富。但是股市未来的发展让他不再留恋，“‘亲自指挥’没有哪次成的，如果他英明神武另当别论，但是一次又一次验证，大家都看清了“。 斯皮罗也指出， “从投资者的立场，我不会想投资中国股市，我对任何和中国相关的投资，包括香港股市都会很小心，直到我看到政府出台一个处理方式和经济路线图。“
01 15人遇难，44人在院治疗，其中，1人危重，1人重症，42人伤情较轻。 南京雨花台区“2·23”火灾事故，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深刻。 02 官方通报说，经初步分析，火灾为6栋建筑地面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放处起火引发，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也就是说，最起码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并非此前流传的“电动车推上楼后起火”。 03 但事发小区的火灾隐患，却不止地面架空层电动车停放问题。 早在2020年，就有住在2栋的网友发微博反映，除了架空层充电位置不够，没有照明，还存在单元门里很多电动车，电动车上电梯充电等问题。 他多次和街道物业反映，但大半年过去，依然没得到解决。 网络图片 2021年，该网友又发微博表示，依旧有人推电动车上楼，存在安全隐患，但多次反馈街道物业无果。 网络图片 04 2022年4月，南京电视台《法治现场》栏目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讲述该小区的火灾隐患，报道的，正是上面发微博的网友住的2栋。 自从2019年禁止将电动车存放楼道里后，原本用作健身休闲和停放自行车的架空层，就成了电动车的停放场所。 节目里，有位热心的大姐，每天都会下来检查电动车停放情况，她说因为这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全问题。 她曾在晚上8点钟时在架空层查过，停了180多辆电动车。 可以说，这所小区的居民，安全意识真的很高了。 网络图片 05 2栋的居民之所以这么重视安全隐患，是因为2019年这栋楼就曾发生过火灾，到做节目时，墙上还留有烟熏的痕迹。 节目最后，西善桥街道办事处表示，会研究一下，有没有加装喷淋和烟感等消防设施的可操作性，“我们将充分利用现有的高空抛物的探头，对架空层的情况进行覆盖无死角的实时监测，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不知道节目播出后，这些喷淋、烟感有没有加装到位，又加装了多少栋。 网络图片 06 2019年，明尚西苑2栋发生火灾。 2020年到2022年，不停地有居民反映包括架空层停放大量电动车在内的各种消防安全隐患。 2024年2月，明尚西苑6栋架空层停放电动车发生火灾，共造成15人遇难，44人在院治疗。 本不应该的，本有机会避免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记得习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共官媒的学习指导文章《“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的：“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