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一場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北京，窗外是白雪茫茫。屋子裡，一場官司正在線上開庭。 法官讓男女雙方講述相戀、結婚的經過，講婚姻里出現的問題。 妻子先講，她對著電腦屏幕，講著講著，聲音大起來，控制不住地哭了。法官讓她暫停，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緒里，講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15分鐘時間，她講了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他們在網路相識，相識5個月便「閃婚」。走入婚姻後，她才發現丈夫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隱瞞，還欠了幾十萬的債務。她遭遇家暴，懷孕後胎停，不斷升級的爭吵與暴力，讓她無法忍受。 視頻那頭，法官打斷她：「每次吵架都這樣，為什麼你沒想過去民政局離婚呢？」 她說，丈夫身高180厘米，體重200多斤，自己幾乎被圈禁在出租屋裡。最後得以離開，是因為丈夫家暴時驚動了鄰居，鄰居報了警，她堅持要去派出所。為了佐證自己的陳述，她提交了報警後醫院的驗傷結果，丈夫認錯的微信聊天記錄，丈夫給她寫過的一份保證書、在公安局寫下的一份承諾書。在承諾書里他說，自己曾毆打過妻子7次。 丈夫也有自己的陳述。在庭上，他否認了家暴的指控。他說雙方有過爭吵和推搡，自己摔過三四次手機，但沒有實施過暴力。他沒有因為家暴受到過任何行政處罰，妻子的驗傷結果，也不能證明傷是因他而起。同時，他也表示，雙方感情尚可，自己不願離婚。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2021年到2023年，每年中國都有60多萬起離婚訴訟案，離婚原因中佔比最大的是感情破裂，第二就是家暴。12月15日的這場離婚官司，有它的尋常之處——欺騙、暴力和經濟糾紛，這是常見的婚姻的背面。但它也有不尋常之處，這位妻子，名叫馬諾。 她曾是新聞頭條里的人物。2010年，馬諾22歲，是相親節目《非誠勿擾》最知名的女嘉賓。她在節目里拒絕了一位男嘉賓，拒絕時說的幾句話，被總結為「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這句話改變了她的命運，她意外走紅，得到了一些工作機會，同時也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標籤，遭受了多年的網路暴力。 13年後，這句話的影響仍未消失，還是一把傷人的利劍，指向她自己——她的丈夫在幾個社交平台註冊了賬號，取名「我和寶馬女一年的故事」，截取了一些購物和轉賬記錄，攻擊馬諾拜金。 官司開庭半月後，上海楊浦區人民法院頒布了「人身保護令」，認為根據馬諾提供的證據，確實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且「存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因此，保護令禁止丈夫跟蹤、接觸馬諾，或者通過各個網路平台誹謗、侮辱和恐嚇馬諾。 但這位丈夫不服，向法院申請複議。在申請理由里他寫，馬諾是演藝人員，具有表演天賦，她的單方陳述不能作為遭遇過家暴的證據，他攻擊她的道德，「品格素養全國人民皆有公論」。 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3月22日，他們的離婚官司第二次開庭，目前仍在等待判決。 過去這些年，始終有人好奇，馬諾現在過得怎麼樣了，「她坐上寶馬車了嗎？」當年馬諾22歲，現在35歲，人生如此漫長莫測，她稀里糊塗做了一些選擇，也錯過了一些機會。她自嘲說，自己不僅沒有坐在寶馬車裡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車上哭」。 網路圖片 我們關注馬諾，不僅僅是因為她的故事展現了一位女性離開施暴者有多難，還因為她身上承載著更複雜的命題——她不是完美受害者，無論是年少時節目里的一句話，還是她之後的人生選擇，都讓她付出了代價。誠實地說，直至今天，她仍是一位解放得不那麼徹底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寫道的那樣：「男人的幸運——在成年時和小時候——就在於別人迫使他踏上最艱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她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受到海市蜃樓的欺騙時，為時已晚；她的力量在這種冒險中已經消耗殆盡。」 網路圖片 消失的朋友 大概是2023年八九月份，朋友們發現，馬諾好像「失聯」了。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消失，就是突然很難聯繫上她了。那之前不久，她和認識5個月的丈夫劉維結婚，離開從小生活的北京，搬到了上海——這些年，馬諾一直想結婚，終於結了，這是好事，該為她高興。 但到了上海之後，她停掉了之前常常做的直播，短視頻賬號也很少更新，微博不發，以前的朋友圈動態刪光了。零星還有一些工作找過來，比如有網路平台想找她做節目，她拒絕了。有位紀錄片導演想找她做回訪，看看她在《非誠勿擾》之後過得怎麼樣，她說「家裡有事，不太方便」，很快掛了電話。 她有個好朋友叫翩翩，怕她在陌生的城市孤獨，最開始經常給她打電話，但很快就覺得不太對勁，每次通話，姐妹之間聊天，馬諾的丈夫都在旁邊插嘴，「我跟他其實根本不認識」，她能感覺到，他好像是在阻止她們聊太多。 翩翩印象很深，一次馬諾和丈夫一起出門，他去談事情，馬諾坐在車裡等，就給翩翩打電話聊天。聊到一半，翩翩聽見電話那頭，男人衝過來問：「你在給誰打電話？」 還有一次，翩翩接到馬諾的電話，在哭，說自己懷孕了，但孩子沒有胎心胎芽，做了流產手術。很快翩翩感覺到，馬諾身邊有人，因為她解釋了一句，「沒有，我就是心疼孩子。」「肯定有一雙眼睛盯著她。你能感受到她為什麼會哭，她很壓抑。」 微信聯繫也不那麼方便。另一位朋友宋楊也發現，自己發給馬諾的微信，馬諾的丈夫都會看，其實都是閑聊，但老被人看，她就不想發了，「我發給她，還不如直接發給她老公呢」。她們認識十幾年，再熟悉不過，不用說太多，宋楊明白，馬諾不處在一個可以自由聊天的環境。她跟馬諾說過一句話，「如果遇到了什麼事情，我是你的避風港，永遠敞開擁抱歡迎你」。就因為這句話，丈夫讓馬諾把宋楊刪掉，他覺得，宋楊不祝福他們。 對她的處境最清楚的，是她在上海的朋友李婧。她們算是同行，一起拍過網路大電影，成了朋友，又在2023年，因為戀愛或結婚的原因，同時搬到了上海。每次李婧約馬諾見面，她丈夫一定也會出現。有一天，李婧想單獨約她喝下午茶，馬諾的回答很猶疑，她說老公在忙，意思是，自己沒法一個人出來。最後還是夫妻倆一起來的，「我不可能單獨見到馬諾」。 另一個細節是——2023年12月15日線上開庭時，法官詢問馬諾在上海的住址時，馬諾支支吾吾說了半天，都說不準完整的地址，最後是劉維流利地報了出來。她告訴法官自己記不清的原因，「我都沒怎麼自己出過門」。實際上，她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九個月。 也是因為察覺到了某種危險，2023年夏天，馬諾鄭重地跟李婧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給你微信發了一個6，你就幫我報警。」這句話之後沒多久，2023年9月20日，李婧收到了她發來的6。同時，鄰居也聽到了她家的打鬧聲，報了警，馬諾因此才脫身。第二天，她就去了律師事務所，她要離婚。 幾天後，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朋友宋楊接到了馬諾。她拖著行李箱，裹得特嚴實，整個人戰戰兢兢的，一直往四處看，好像害怕丈夫隨時可能出現。認識十幾年，那天，宋楊突然覺得，那不是她了，「怎麼從上海回來的，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了」。 網路圖片 一期節目，一句話 宋楊和馬諾18歲認識，一路看著彼此長大，戀愛、結婚。我問宋楊，這麼多年，她印象里馬諾最自信、開朗的是什麼時候？她馬上說，那就是馬諾參加完《非誠勿擾》，那時候22歲，年輕漂亮，是個「明星」。 那是2010年春天。江蘇衛視的製片人王剛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談過《非誠勿擾》誕生的背景：當時電視台歌唱類節目收視率下滑，同事們湊在一起開會，想還能做什麼新節目，每個人報五個熱點話題，「其中有一個必然是剩男剩女」。於是，他們決定做一檔相親節目，讓年輕的80後、90後在台上表達他們的價值觀、婚戀觀和自我意識。 馬諾當時在北京現代音樂學院讀書，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模特——她身材好，17歲就開始拍平面廣告、拍雜誌，上過《男人裝》。當時有個網站叫美空網，定位有點像中介，女孩們上傳自己的寫真，需要演員或模特的公司上去挑人。一些如今知名的女演員，都曾是美空網的註冊會員。馬諾當時也是。 從很早開始，性感就是她的武器。2023年底，在馬諾離婚的新聞下面，有讀者發帖說，他買過2008年11月的《家用電腦與遊戲》，雜誌附贈的特刊里就有馬諾的照片，「穿著秘書職業裝，胸前解開了兩個扣子」。 她出生在北京衚衕里的普通人家，媽媽是北京外環公交車的售票員。上小學時，全家才從衚衕搬到了居民樓。很早，她就開始掙錢養活自己。 當時馬諾的發小在一個化妝師團隊工作，《非誠勿擾》籌備時，他剛好去了江蘇衛視工作，一位編導讓他介紹一些年輕女孩，發小找了馬諾，出場費一場500元。馬諾想叫幾個姐妹一起去，姐妹說，錢太少，路太遠，不去。她爸爸也不想她去，嚇唬她「火車上全是小偷」。但她還是去了，那年聖誕節，她坐綠皮火車，睡了一夜，到了南京，「那時候年紀小，沒覺得辛苦，就覺得新鮮」。 讓她聲名大噪的，是2010年1月17日播出的《非誠勿擾》的第三期節目，在現場，這段對話是這樣發生的—— 男嘉賓趙晨，頭髮留得很長，劉海幾乎遮住了眼睛，人很羞澀靦腆。剛上舞台，24盞燈就滅得只剩下5盞。他說自己沒有工作，愛好是騎自行車，燈只剩下2盞。馬諾的燈是滅了的。但因為她是趙晨的心動女嘉賓，最後環節，她還是被請上台，趙晨問她，「以後願不願意經常陪我一塊兒騎單車？」 馬諾笑說，「我還是坐在寶馬車裡哭吧。」 網路圖片 很快，這段對話被總結成了一句名言，「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 2023年10月，見到《人物》時，她解釋了當時的情境：電視台沒播出的部分，這位男嘉賓介紹自己是富二代，留學歸來，「不是窮小子」，而她接到的任務是把這個人拒絕掉，具體怎麼拒絕，她自己發揮。她正好想到前兩天在QQ上看到的這句話（有人考證過，這句話2006年就出現在了互聯網），「你知道的，（我）北京人，瞎侃了一句，就打了一句岔」。 但這句話刺痛了很多人。之後的幾個月，互聯網上開啟了一場關於財富的大辯論。她也被打上標籤，「拜金」、「托兒」、「毒舌」、「想火」。之後的幾期《非誠勿擾》，不斷有男嘉賓專程到現場，就為了駁斥她。有男嘉賓說，她應該讓出這個位子，因為她不真誠；還有一位富二代說，「你不是想坐寶馬嗎？那就跟我走啊。」節目錄到一半，她無法堅持，哭著跑了下去。 但這場風波，對這檔新節目來說，無疑是好風憑藉力——《非誠勿擾》開播五個月，就刷新了五年內中國省級衛視節目收視率的峰值，超過了當時的王牌節目《快樂大本營》。 這種成績也是綜藝創作的結果。製片人王剛談過，他們如何設計《非誠勿擾》的賽制，讓它形成交鋒和碰撞：比如1名男嘉賓對24名女嘉賓，極度不對等，裡面就有交鋒，有選擇的懸念；嘉賓從登場開始，先展示相貌、身高和打扮，再展示職業、愛好和收入，其中有非常多的社會熱點，房子、孩子、婆媳關係、丁克……「社會當中所有關注的東西，交友都能夠體現出來」。 當年《南方都市報》的一篇評論寫得更直接：「它不滿足於溫情斯文的相親交友，甚至沒打算促成任何一對男女，連裝出這種態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鮮明的話題性、兇狠的兩性搏殺，以容納那些困擾著人們的現實問題，金錢、房價、家庭關係、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臉的、誇張的社會漫畫。」 這樣的節目設置，馬諾有她的優勢——她漂亮，大大咧咧，說話「不經過大腦」。節目的另一位女嘉賓武瀟的發言，道出了節目的部分真相，她說，一期節目錄兩三個小時，播出只剩一個小時，大家說話必須很直接，反映自己的個性。這也是節目里女嘉賓各個言辭犀利的原因。 不可忽略的還有時代背景。在今天，關於馬諾的新聞下面的高贊評論是，「她這話也就是說錯了時代」。但那是2010年，中國人均GDP是3.08萬元（2023年是8.94萬元），是更羞於談錢的時代。《非誠勿擾》的樂嘉在博客里寫過，「馬諾現象引發討論的本質就是兩點：第一，我們可以真實表達自己嗎？第二，我們可以拜金嗎？」 網路圖片 饋贈與價格 因為一句話走紅之後，馬諾確實得到了一些東西，一些命運突如其來的「饋贈」。 首先是工作增加了。當年的媒體報道記錄了她繁忙的行程：《非誠勿擾》之後，她去過浙江衛視，又到安徽衛視客串過一檔相親節目的主持人，上過訪談節目《非常靜距離》；記者們在文章里寫，馬諾很忙，和她通話是夜裡十點，她剛剛錄完歌；採訪時她會說，「以前都是我配合別人的時間，現在都是別人配合我的時間。」 一個細節證明了她的受關注程度：2010年6月的南非世界盃，有人問她，最支持這次世界盃的哪支球隊，她說中國隊（中國隊當年沒有出線）。這也上了頭條。 2023年冬天，我們在北京郊外一間冷颼颼的咖啡館裡談到這段時，她的語氣里有一些悵惘——當時她簽了經紀公司，去了韓國學跳舞，錄了EP，還在《志明與春嬌》里客串過角色。22歲，她一個月能掙十萬塊，「比如說拍戲，接商演」，外地一些地方要開業剪綵，叫她去一趟，半小時就能掙三五萬塊。掙了錢幹什麼呢，「就是玩兒，買衣服，旅遊，正常女孩就那樣，我也那樣唄。」 網路圖片 能得到這些，是意料之外的禮物。她說，「我上這個節目火了，我自己也沒想到。但因為這件事，我能去接商演，拍拍戲，掙點錢養活我自己，挺好的，我沒想過那麼多。」 但命運的饋贈也有它的價格。 她被邀請上節目，話題基本都圍繞寶馬和拜金展開。有人會上來就問，「你的擇偶標準，真的是寶馬男嗎？」「你只嫁有錢人嗎？」有的節目會設置一些環節，讓男嘉賓來給她送寶馬車鑰匙。她知道這台車並不真的存在，但因為那人一直跪在台上，她不想對方下不來台，還是接了。 節目里，總讓她談自己的戀愛史。媒體也對她的家庭、成長環境、交過多少男朋友感興趣，「挖個底兒掉」。一次記者問她，「你拜金嗎？」她說，「我不拜金啊。」她開了個玩笑，「我給自己買了兩個好包，這算拜金嗎？」過兩天稿子出來了，標題：馬諾承認自己拜金。 她沒受過如何表達得體的訓練，我們跟她接觸的過程中也會感覺，她性格相當直接，不高興就掛臉，難過了馬上就哭。當時的一次錄製，她意識到節目組是在利用自己，離場之後她哭了，罵了編導，這段被拍下來放上網，又成了新聞。 這個過程里，要說她是完全無意識，當然也不是——節目請她去了，她知道自己「拿錢辦事」，要做效果，「錢我賺了，鍋我背了」。這是她的工作。 但這樣毀譽參半的形象、以性感走紅的方式，對職業生涯的傷害是致命的。這之後，有網站發過她的「艷照」，把她的臉P在日本AV女優的身體上，這讓她忍無可忍，把對方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後判決該網站侵犯了她的名譽權。 來自網路的惡意更是無窮盡，《人物》翻過馬諾過去十幾年的微博，無論發什麼內容，下面經常是諷刺、挖苦和對她私生活的攻擊。這是以性感走紅的女藝人難逃的處境。幾年前，我們採訪過柳岩的經紀人張劍斌，他說自己手機里有個長長的黑名單，有一千多個號碼——他的手機號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於聯繫工作，很多人以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機號，「無數人給我打騷擾電話，發淫穢信息、示愛簡訊，各種奇怪的男的半夜給你發矯情的語音，或者淫穢照片。」 網路圖片 但馬諾和柳岩又完全不一樣。柳岩是湖南小鎮出身，當時母親生病，需要用錢，她辭掉護士的工作，進入娛樂圈。性感是她偶然發現的武器，她也很快意識到，自己必須擺脫這個標籤。她看重尊嚴，也有一個更完善的支持體系，有成熟的經紀公司，在圈內有親密的朋友，後來也通過主持和表演證明了自己。 馬諾不是這樣，很多時候她只是懵懂地、順著慣性生活，很少追問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為何發生，自己又應當如何擺脫這一切。我問過她很多次，她怎麼對待微博里那些評論，她總是說得模糊，「我當然會受到傷害，但是我胳膊擰不過大腿。我覺得只要我不這樣做（拜金）就行了。」有時候她會做夢，夢裡依然在跟人解釋，自己不拜金。這種時刻她會覺得，自己確實有一些創傷。 她出身北京的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工人，養育方式是放養，從小她就是自己管自己。《非誠勿擾》播出的同一年，她爸爸生病，媽媽當時46歲，想著全心照顧丈夫，從公交公司辦了內退，但爸爸還是很快去世了。馬諾成了養家的人。 火了以後，一下子好多家公司要簽她，她選了一家，但發現對方要分走她收入的一半，她就不合作了。後來又讓她發小來當她經紀人，拉了一筆投資，但發小不是專業人士，「每天不幹活，後來跑路了」。 她的影視作品集中在2012年到2016年，除了客串的《春嬌與志明》豆瓣評分到了7.3分，其他作品的豆瓣評分分別為2.4分、2.8分、4.3分和5.6分。 一位男演員在2015年前後和馬諾合作過兩部網路大電影，在他看來，馬諾是一位挺好的同事。當時她演女一號，從不遲到，早早就等在片場，人大大咧咧，仗義，「吃飯經常主動買單」。她不是科班出身，演技不一定那麼好，她會跟著他們學，也能吃苦。 但那時他們之所以有戲拍，是因為那是娛樂圈資本狂飆的年代，網路大電影有市場，投資人多，導演也多。幾年後泡沫破滅，行業走下坡路，加上疫情影響，這位男演員轉做抖音號，幾年後他和馬諾在抖音直播間再次遇到，還經常連麥。 當年馬諾對事業只有模糊的計劃，她覺得，雖然給她的角色常常是拜金的、暴露的，有些明顯在消費她，「但也沒事呀，我得生存」，「我身材好呀」。只要進了這個圈子，認識人多了，可以慢慢轉型。 但這種想法，後來被證明不太現實。當年一位業內人士在接受《南都娛樂周刊》採訪時也說過，靠網路炒作、真人秀火起來的藝人，生存周期不會太長，「出道之時的炒作大帽子扣上，以後想要轉型、洗白非常困難，炒作的人可能需要不斷地持續炒作下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和馬諾同一時間火起來的網路紅人，比如干露露、鳳姐、芙蓉姐姐……今天幾乎都已消失在大眾視野。 選擇和錯失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她的人生曲線，像是被《非誠勿擾》驟然拉升，但之後怎麼走，比如事業、婚姻、如何度過漫長的時間，她在選擇時，錯失了一些東西。 作為同行，從認識她起，李婧就發現，她不是事業心很強的人。在這個圈子裡，她或許得不到太好的機會，但工作一定有，「她要是現實，肯定有錢就掙，有挺多來錢的工作」，但馬諾不是這樣，有些工作她不願意去。朋友翩翩也勸過她，對待工作要更上心，「我會說，你這個工作應該沉穩些去做」，但馬諾的回答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歡這個工作，我不開心，就不做了」。 在《人物》面前，馬諾說得更坦誠——她不想太累了。拍了幾年戲，做了幾年商演，夠了，她後來就在幕後做網劇製片，幫人拉投資。但中間一度做不下去了，因為工作中遇到男性，老明裡暗裡騷擾她，她覺得煩。2022年，她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做直播，每個月能掙兩三萬，「掙點零用錢」，她說，「夠生活了，所以就過得懶懶散散的」。 網路圖片 她是北京女孩，基本的物質條件是有的。她一直和媽媽住在北京的家裡，沒有房貸壓力，早年間在重慶買了一套房，房租用來交社保，結婚前，手上還有百萬左右的存款。 說到這些，她語氣挺輕鬆的，「我就是那種，高興，得了，就這樣，誰不這樣活著呢。我自己比較想要精神上放鬆愉快，跟人在一起，也是舒服，錢夠花就行了。我不要求我自己要過成什麼樣，我也沒有那個腦子。我就是想這輩子找個舒服的人在一起，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在她看來，事業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婚姻才是目標和終點。 這是從小就被寫進DNA的想法。早在2010年接受媒體採訪，她就說過，演藝道路走不下去了怎麼辦，「我特別喜歡孩子，想開個幼兒園，或者，嫁人？」她描述關於家庭的理想畫面——老公去上班了，孩子在客廳里跑來跑去，她在廚房做飯，對著淘氣的孩子喊：「你再淘氣，我打你了啊！」 因為婚姻重要，其他一切都可以讓路。「說白了，我一個女的，有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現在規劃再好，以後不是還得嫁人嗎？手裡有點錢，每天打扮漂漂亮亮，買點衣服，就挺高興的。」 社會就是這樣告訴她的，女人最終肯定要結婚、有孩子。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早早結婚，大部分就做了家庭主婦。她也見到了一些成功的「人生範本」——她拿出手機，給我看她一個姐們兒的朋友圈，她嫁給了一個跨國公司的高管，住在北京CBD的大平層，不用上班，40多歲了，皮膚依然緊緻，無論是衣服、照片還是家裡的陳設，都是粉色的。 2023年12月底，我也見到了馬諾的媽媽，馬諾和她長得挺像，瘦，五官立體，說話很溫柔。她穿有小碎花的衣服，家裡有3隻小狗。問她當時支不支持馬諾上《非誠勿擾》，她說，「她喜歡那個（上電視、當演員），就支持她。」再問她看過女兒的哪些節目，她笑，看過《法治進行時》，當年馬諾告網站那期。家裡親戚也看了，看完還講，「這回好了，給我們證明了，挺高興。」 她說，這些年閨女不容易，原來去海邊拍戲，冷著呢。她盼著她結婚，結了婚「踏實」。要是不結婚，也應該生個孩子。所以每次馬諾減肥，她會說，「減肥有什麼用，過兩年生孩子不是還得胖嗎？」 我問她，她覺得馬諾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她說，優點是孝順，缺點是脾氣不好，說話太直，不會拐彎抹角，「夫妻之間不能這樣」。 正因為種種這些，馬諾也給了自己一個人生目標，2023年，她35歲，該結婚了，結了婚，她就徹底退出這個圈子。 網路圖片 幻夢 但從這個角度來說，她又不是一個目標明確、行事堅決的人——想儘快結婚，那就得找個合適的對象。她卻在27歲，開始和一個小自己9歲的男生談戀愛，這段戀情持續7年，直到她34歲。 他們在一起之後，男生去了美國讀本科，她總去看他，一呆就是幾個月。每次她去，男生出機票錢，吃飯是倆人輪著付賬，她要買什麼東西，自己花錢——馬諾的丈夫曾指控她拜金，說她在和前男友交往期間，每個月有兩萬塊生活費，但馬諾說，這筆錢並不存在。到了美國她就很難工作了，在那邊做過直播，但信號不好，索性就不播了。 這段感情結束在2022年，這一年，馬諾34歲了，她等不起了，但男生不想結婚，他才25歲。 談到這段感情，李婧覺得，大家（看了《非誠勿擾》）都說馬諾現實，她反而認為馬諾是「最不現實的人」。但馬諾說她不後悔，「我能跟他堅持這麼多年，肯定是因為我喜歡他」。生活里還有什麼比愛更重要的呢？ 但年齡焦慮也是真實的——她正逼近35歲死線，親戚朋友一見著她也說，「該結婚了」。這件事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標。彼岸是美好的婚姻生活，唯一不確定的是，伴侶到底在哪裡？ 2022年8月，馬諾和前男友分手後不久，她的直播間出現了一個人。劉維來自上海，「是大城市的人」，30歲出頭，常來看她的直播，給她刷飛機，三個月時間刷了20萬。他們開始私窗聊天。 9月，他們見了面。劉維不算帥，體重200多斤，但有很多馬諾喜歡的品質。 倆人聊得來；他看起來也有責任感，認識沒多久，他就跟馬諾發微信，說想給馬諾一個家，對她負責，這讓她安心；他也很細心，倆人出門玩兒，再回房間，門口已經放著一束他訂的花了，「你感覺他是一個生活中也會注意到細節的男人」。 他在北京見馬諾的親戚朋友，會給大家送禮，當時是秋天，送的是大閘蟹，「北京喜歡這種會來事的孩子，有禮有面的」。見了她媽媽，他攙著她走，叫得很親熱。這點馬諾很看重，她爸走得早，她希望伴侶孝順媽媽。 他不算很有錢，但似乎也不窮，至少為人大方。他做銷售，賣POS機，提成高，他告訴馬諾媽媽，自己一年能掙一百多萬，在上海遠郊有一套價值一百多萬的共有產權房，他媽媽住著一套在上海市中心、正要拆遷的一居室。甩掉話里的水分，馬諾想的是，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倆人租房住，能生活也行。他有個缺點——結過一次婚，不過她也34歲了，她想，結過婚就結過婚吧。 2022年10月，倆人開始戀愛。這個決定里，有七年戀愛長跑分手後的賭氣，也有一種要重新開始的決心。三個月後，2023年1月，她搬到上海生活。李婧當時問她，難道北京的一切她都放棄了嗎，她說自己想結婚，想安穩，在上海重新開始。 他們婚前交往的時間只有四個月。這四個月里，不是一切都好，有些危險信號出現過。 馬諾媽媽記得，劉維「脾氣很大」，他倆在北京拍結婚登記的證件照，因為小事兒吵架，他說不想拍了，馬諾說，那就別結婚了，他急了，「duang」就把手機摔了。但馬諾當時「愛得有點上頭」，覺得可能就像他說的那樣，因為原生家庭有問題，他性格比較敏感，但這是小毛病，「可以忍受」。 從戀愛開始，劉維就在對馬諾做一些「服從性測試」，比如，他讓馬諾別再做直播了，這個職業拋頭露面，他沒有安全感，有綜藝節目找馬諾，他也讓馬諾拒絕，說這行業是「戲子」，馬諾妥協了；他說自己在認識馬諾前，有個1999年出生的女朋友，還有很多曖昧對象，又當著馬諾，把那些女孩從微信里一一刪去，馬諾也沒說什麼。後來他告訴馬諾，他是在用這些事測試她的反應，她每次給的反應，都讓他滿意。 2023年1月31日，他們結了婚。馬諾媽媽給了十萬嫁妝，幾萬塊紅包，沒有彩禮，也沒有婚禮。至於婚戒，劉維說錢不夠了，在小紅書上買了個二手的卡地亞鑽戒，九萬多，馬諾最開始不能接受二手婚戒，後來也同意了；他又給馬諾買了根仿製的卡地亞項鏈，花了四萬，讓馬諾對外說，戒指和項鏈都是十八萬八，馬諾也接受了。「他就是有點浮誇的性格，他是你老公，你也沒法在外人面前拆穿他。」 2010年，《非誠勿擾》的嘉賓樂嘉說過一句話，現在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馬諾的，他說，「馬諾真要談戀愛，其實是更重感覺的人，感覺來了，其他什麼都不管。」 網路圖片 愛、暴力和謊言 2023年1月，馬諾和劉維在上海浦東區租下了一個loft，開始了新婚生活。很快，問題開始出現。 婚後不久，劉維說回媽媽家拿衣服，回來後，馬諾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找到了一張小孩的病歷單，才知道他其實有一個孩子，才一歲多——這個孩子來自第二段婚姻——兩人交往期間，馬諾對這段婚姻並不知情。他在2023年1月29日才和前妻離婚，2天後就和馬諾領證。婚已經結了，她繼續忍了。 接著「暴雷」的是債務問題。剛結婚不久，劉維告訴過馬諾，自己有20多萬的信用卡欠款，當時馬諾沒深究，「不是特別在乎」，她想的是，兩個人感情好，結婚之後劉維繼續工作，她也可以工作，「20多萬也不多，努力賺回來」。但後來劉維才向她坦白，債務一共是65萬。她最後賣了自己在重慶的房子，還了這筆債。 比起這些，這段婚姻里更無法忍受的是暴力。但因為暴力行為發生在他們居住的密閉空間里，無法交叉印證，只能通過一些實物證據來儘力描述它—— 網路圖片 2023年8月3日，劉維寫了一份保證書，他說：「在與馬諾的婚姻生活中，不會再發生家暴及過分的語言行為……」 2023年9月21日，劉維家暴被報警之後，在上海市高行派出所寫下了另一份承諾書，他寫到：「本人劉維在和馬諾婚姻期間，對其進行長期的言語暴力，以及七次打人行為，本人對以上行為做出深刻檢討。」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的一份驗傷報告顯示，馬諾「左肩、左腕淤青，軟組織挫傷，活動受限」。 在婚姻生活里，馬諾拍下了不多的照片，這些照片顯示，他們租住的房間里，茶几被打碎了，樓梯把手斷裂了，門直接脫離了牆體。但客廳的冰箱上，還貼著他們熱戀期拍下的拍立得照片。 他們吵架後，馬諾的朋友李婧去過家裡，李婧當時看到，屋子裡的茶几、電視、洗衣機、柜子，全被人砸壞了，洗衣機是關不上的，門鎖是壞掉的，馬諾整個人都哭腫了。 直到逃離這段婚姻後，馬諾才意識到，暴力是怎麼慢慢升級的，以及和暴力相伴的，是伴侶持續性地讓她與親人朋友隔絕，斷絕社會支持—— […]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下班，這一點和許多為工作早出晚歸的年輕人沒什麼不同，不一樣的是，作為一名輪椅使用者她有過不少「被拒載」的經歷。 以下文字記錄的是她最近一次被拒載的全過程。 基本情況 嬌嬌老師，輪椅使用者，獨自出行 那天，下著小雨 傍晚時分，我下班了，開著帶車頭的輪椅來到公交站台上，並把電源關閉了。 當那輛公交向站台開過來，車燈在黑暗中一閃一閃，我彷彿看到了曙光。 網路圖片 「馬上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心想。 司機是一位年輕的男士，此時車上的人也也很少。 我一手扶著把，一手推著輪椅，抵達公交車前門處，請司機打開後門位置的無障礙翻板。 足足喊了三次，他才極不情願地站起來。 公交車和站台距離太遠（大於80公分的距離）無障礙的翻板無法與站台連接在一起。 網路圖片 於是，我請司機再把車往站台的方向靠靠，他卻直接把無障礙翻板放了下去。這下，翻板和站台脫離了。 雨越下越大，我淋著雨，一遍遍向他重複著我的需求。 「你自己想辦法上來，反正無障礙翻板已經給你打開了！我的車技不行，不能再靠近了！」，無論我怎麼喊，司機坐在駕駛位上無動於衷。 「你這樣停車，我根本上不去！」我生氣且無奈地說。 後來，司機居然把車門關上了。 他粗暴且無情的服務態度徹底激怒了我！ 眼看，公交車就要開走了，我大聲對司機說道：「你是不是想讓我打市長熱線投訴舉報你？我昨天剛剛投訴了一家公交車公司！（前一天晚上我也被公交車拒載了）」 沒想到，那位司機居然滿眼不屑，用挑釁的語氣說道：「那我看你還得多投訴投訴呀，你投訴我，我也靠不上站台邊，我的車技有限，沒辦法……（言外之意就是說我投訴了也不管用，他也不怕）」 也許是擔心直接把車開走會被投訴，司機把車停在站台，把門開著。 期間他打了幾個電話，似乎是在和公司領導彙報著什麼。 過了一會，幾個乘客默默地下車，換乘其他車輛去了。 我則一直淋著雨，頭髮、衣服全部濕透了，臉上也全是雨水。 那一刻，我內心的絕望又有誰能懂？！ 網路圖片 直到二十分鐘後，下一班次的公交車到來，我才在第二輛公交車的駕駛員的協助下乘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車。（真是太艱難了！） 天黑、雨急、風嘯，我還遇到了這樣的事……簡直鬱悶極了。 那天，我特別特別想哭！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Chan殘益
3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新數據顯示，中國失業率連續第三個月上升，顯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業率略低於15%，與歐盟相近：均為14.9%。不過，中國青年失業率高，與中國近幾年經濟結構轉型直接相關，屬於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謂「結構性失業」是指由於技術進步或行業衰退而造成的失業，通常較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為失業者需要再職業教育或是遷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業涉及人們在工作之間轉換，與經濟周期無關，是人們經常遇到的失業。經濟學家一般不太關注摩擦性失業，但特別擔憂結構性失業，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國青年失業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視了這是結構性失業。 房地產業蕭條導致數十個上下游產業萎縮 近三年以來，中國正在經歷改革開放以來最劇烈的產業結構變動，從世紀之交就成為中國經濟龍頭產業的房地產業，因市場過度飽和而難以為繼。在繼續投入資金（主要是銀行貸款）維持泡沫與讓泡沫慢慢癟下去另覓經濟發展之途二者之間，習近平咬牙選擇了後者。 但茲事體大，房地產業一直被中國當局及經濟界視為大而不能倒的產業，是從房地產開發投資拉動就業這點來考慮。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過一篇《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其中列了一個表，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建築業的就業拉動能力最大。建築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635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62人。金融業的就業拉動能力第二，金融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511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70人。房地產業本身就業拉動能力並不大，房地產業每增加一億元總產出，可拉動各行業就業總計351人，其中直接拉動就業212人。按此計算，2020年僅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房地產開發投資帶動就業就超過1.15億人，對民生影響巨大。 上述研究還沒有考慮其他幾十個房地產開發上下游產業。擇其大要述之，房地產開發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數個行業）、金融行業；建築工程（包含各種建築材料的生產與供應）；房地產開發相關服務；房地產開發下游主要包括房地產經營、房地產銷售、房地產輔助服務、裝修產業（涉及多種裝修材料的生產與供給）等，與此同時還有交通運輸產業，每個行業都有不少從業人員。 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兩大產業 房地產、建築業與金融業在中國是共存共榮的關係，房地產衰落，自然會影響到這兩大產業。但細讀之下，除了房地產業衰落的影響之外，還有這兩大行業因技術進步對人力資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銀行業為例，2016年之前，銀行業曾是白領嚮往的金飯碗行業，但2016年開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僅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四大行就裁員約2.5萬人；以後每年都有銀行業裁員消息傳出，成了常態。2023年9月30日，中國國內第一財經根據Wind數據統計，稱降薪、裁員成為2023年上半年上市銀行財報透露出的兩個關鍵詞。42家上市銀行的員工總數雖然突破了250萬人大關，但同比增幅僅為1%。中工建農這四大銀行還在裁員，其中，工商銀行一年之內少了9000餘人。據該報道透露的數據，從專業構成來看，招商銀行招聘得最多的依舊是零售金融業務的員工，凈增5378人（上一報告期增9460人），此外，運營操作及管理凈增加2172人，而綜合管理類人員則凈減少近千人——熟悉銀行業務的就知道，這些銀行招聘的是能為銀行增加業務的一線員工，以及專業門檻較高的技術型員工，「綜合管理類人員」是屬於萬金油式的管理人員，這類人失業之後再就業相當困難。 中國建築行業正處於技術轉型時期 建築行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中國判斷支柱產業的標準是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5%，根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18年以來，建築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始終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於國內生產總值2.5個百分點，支柱產業的地位依然穩固。建築行業對中國的經濟影響至大：第一，它的發展帶動著建材、冶金、化工、輕工、機械、石油、煤水電氣、裝飾裝修、智能科技、家電等幾十個行業的發展，直接影響中國的GDP增長和就業狀況。第二，建築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體力勞動者，對教育水平要求較低，一直是中國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行業。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 至2020年，每年從事建築業的新產業工人人數在5000 萬人以上，佔比20%左右。 但是，情況正在起變化。最近幾年，中國建築行業出現一個現象：企業增多，但從業人員反而減少。截至2022年底，全國有施工活動的建築業企業143,621個，同比增長11.55%；從業人數5,184.02萬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國有施工活動的建築業企業139740個，同比增長7.9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建築業企業8712個，同比增加926個；與此同時，建築業從業人數4016.41 萬人，同比減少3.79%。簡言之，企業變多了，更多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與此同時從業人員反倒減少了——這個行業從業人員的減少是按千萬計數。國內的分析是認為企業養不起那麼多人，國企增多則被認為是建築行業的「國進民退」。 但事情遠比這兩類分析複雜。只有極少數分析指出是因為技術和管理的發展，不需要那麼多人了。從中國現在建築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與新型建築工業化協同發展，共有四條主線，分別是：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打造建築產業互聯網平台；加快建築機器人研發和應用；推廣綠色建造方式。上述這四點，註定中國的建築業從設計到勞動類型與人力配置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這個變化過程中，將形成數量巨多的結構性失業者，因為列入十三五計劃的「推動建築產業現代化」和十四五計劃的「加快智能建造與新型建築工業化協同發展」，主要依靠三大技術支撐：裝配式、產業互聯網平台、建築機器人，這意味著中國建築行業的勞動力類型需求將發生改變，包工頭一般也無力投入建築業新技術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體力勞動者將逐步減少。 也許有人要問：中國每年那麼多大學生畢業，為什麼就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我將另文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預兆 人們已經很難準確講出，家裡的水龍頭是從哪天開始經常沒水的。與停電的瞬時性不同，缺水的狀況是一點點影響這座縣城的。 付麗是在連續一周多沒有瑜伽打卡之後，才意識到家裡真的已經停水一段時間了。去年十一假期後，付麗家所在的良瑜小區成為黎平縣停水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她住在19層，那段時間家裡突然多了兩個紅色的塑料大桶，突兀地擺在衛生間和陽台，和家裡精緻的裝飾格格不入。她問公婆才知道，白天她出門上班後，家裡經常停水，一停就是半天。 付麗是黎平縣城一所學校的語文老師，生活極其規律。她每天5點多起床，先跟著手機視頻練半小時瑜伽。女兒今年剛讀一年級，公婆住得不遠，走路二十分鐘的距離。工作日一大早公婆就過來幫忙，一家人吃完早飯，收拾清爽出門，由公婆幫著接送孩子，待到晚上，再由付麗與丈夫「接管」女兒。 我在黎平一家兒童樂園見到付麗，7歲的女孩正在遊樂場里蹦蹦跳跳，見我們聊天，好奇地跑過來。我問她，你知道家裡停水嗎？她大聲回答，知道。我繼續問怎麼洗手呀，她斜著頭想了想，跑開了。付麗笑笑，女兒每次開水龍頭沒水，站凳子上大喊，「爸爸來修」，她以為是水龍頭壞了。 黎平有句俗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大部分年頭，黎平雨量並不少，有時算得上充沛，但降雨不均勻，雨來得快、去得快，地勢有落差，存不住水，旱情因此最早出現在高處村鎮。縣城也沒有大江大河經過，只西側山外有一條三什江，東邊建了五里江水庫，南邊是楓樹屯水庫，還有一些小水庫，彙集山澗的水。一遇乾旱天氣，黎平就成了一座「旱城」。 網路圖片 住在縣城不同區域的居民，關於停水的記憶也不一樣。黎平縣城呈長條狀，南北縱深，夾在群山之間，總體地勢南高北低，城南與城北相距二十多公里，自來水經山頂水廠二次加壓流入城區，一旦水不夠，地勢高的城南就會率先停水。付麗家的良瑜小區就在城南。 即便在同在一個小區，不同樓棟與樓層，因連接的自來水主管道不同，供水情況差異極大。良瑜小區一位居民在業主群中翻找，最早一條關於停水的信息是2023年10月22日，一位業主問，「20棟已經五天沒水了，有人家裡來水了嗎？」 群里有四百多人，消息一條接一條，7棟也停水了，4棟也停水了，5棟的業主說，「我們沒水，還沒（燃）氣」。小區內部幾棟洋房、其他樓棟暫時都有水。幾個小時後，物業工作人員回復，「正在解決問題。」他傳來一段視頻，一位工人在排查小區蓄水池，「水箱水位不夠，要兩個小時才開始供水」。 但兩個小時後，乃至整天，這位居民家裡一直沒恢復供水。接下來幾天，陸續有不同樓棟的業主在群里問停水的事情，物業沒再回復。這位居民住14層，她記得，最長停了整整一周，家裡一滴水沒來，後來一般間隔兩三天，能來十幾分鐘的水。 在城南開理髮店的阿森關於長時間停水的記憶更早，2022年8月，他住的這棟樓有兩個單元停水近二十天。夏天熱得異常，來剪頭髮的人比平時多，趕上中午和周末用水高峰，水龍頭的水明顯變小，顧客做頭髮，需要幾次沖洗頭髮上的藥水、泡沫，「特別耽誤時間」。後來徹底停了水，阿森的理髮店為此歇了兩周。但當時縣城沒有出現大面積停水，沒引起大波瀾，事後據物業解釋，「因為小區地勢較高，加上這兩棟樓自來水管道老化，維修工程太大。」 缺水的狀況其實早有預兆。去年春節回老家，阿森見堂屋裡堆了半屋子的紅薯，往年最多種半畝地，人吃一點，多的餵豬。阿森父母在村裡種了一輩子地，趕上天旱，穀子秧長不出來，一天挑十幾擔水都不管用，全改種了紅薯，因為紅薯抗旱。河邊幾畝地還是種的水稻，收成減了半，原來一畝地能收1300斤，前年只有不到800斤。老人家念叨，天干唯一的好處是，長出來的紅薯，口感更甜。 在縣城周邊跑木材貨運的司機楊大哥印象深刻，2022年熱得不同尋常，一整個夏天都沒怎麼下雨，「下雨也是一點點，連土壤都打不濕。」而過去，春夏正是黎平雨水最多的季節。去年秋天，楊大哥去林場的路上，一大片杉樹枯死了。 近十年來，多家媒體曾報道，黎平縣多個鄉鎮、村寨受到水源供應缺乏的問題困擾。2023年黎平縣政府工作報告亦多次提及2022年以來的乾旱與縣城早已顯現的「工程性缺水」的難題——因特殊的地理條件，水資源分布不均，管理難度之大，伴隨城鎮化發展凸顯。 黎平城區沒有大江大河，2016年之前，當地開始改造城區一條「污水溝」西門河，挖出景觀河道，當地人稱「母親河」，修了管道從山上引水，建了公園，穿過城區。這兩年以來，受乾旱氣候影響，母親河變得乾涸，夏天只剩下幾個小水塘，裸露的河床越來越多。付麗去散步時，母親河中央被「開墾」出許多塊方方正正的菜地，種上了白菜。河道旁的花壇也是如此，一旁還插著木牌，「偷菜者吃中毒了，後果自負」。 網路圖片 搶水 停水半個月後，良瑜小區一個業主群里爆發了爭吵，因為有人「私自」安裝了「水塔」。這是一種不鏽鋼制的蓄水裝備，一般容量在1噸以上，常見於飯店、洗車房等店鋪和農村自建房的屋頂上，城市裡不太能見到。水塔一般加裝一台家用抽水泵，通過自動抽水灌滿水塔與二次加壓，以免水壓不足時用水不便。 一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換做平日，小區里住在頂樓的居民，偷偷裝了也就裝了，「只要有地方擺，不影響其他業主就行。」但在水少的日子，這很容易就成為激化缺水恐慌的導火索。眼見業主們吵得不可開交，物業只能強行拆了一個「私自安裝」的水塔。 在黎平，走訪大街小巷，經常能在水管邊上看到一台藍黑色水泵，連接的「水塔」大多安在樓頂。很多五金店門口擺出水塔售賣。一位五金店老闆說，水塔並不是主營業務，又佔地方，往年都堆在庫房裡，一個月最多只能賣幾個。但在去年，光十月份就進了四批貨，每次二三十台。多了很多小區居民來買，沒地方放，就擺在廚房和衛生間外的生活陽台上。 一開始人們也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水。去年十月，停水的第一天，物業通知只是臨時停水，阿森沒做任何準備，他也沒怎麼擔心會停很久，覺得晚上水肯定會來。晚上水確實來了，他把家裡的桶都裝滿，特別是兩個100升的大桶，是以前停水時買的。沒想到第二天也停水，上午接待完幾個洗頭的顧客，店裡只剩小半桶水了。下午還是停水，他在朋友圈發：店裡可以干剪（不洗頭），10元一位。 接下來，有時隔一兩天來一次水，有時三四天，最長的一次整整一周沒來水。阿森住在一樓，只要這棟樓來水，肯定先經過他家。來水的時間也極不確定，有段時間是早上四五點來，有時是下午，也可能是深夜，幾乎從來沒有按照物業通知的時間表，後來物業也不發通知了。只要聽到小區里有動靜，群里有人喊一聲，哪怕是後半夜，阿森就會和其他居民一樣，趕緊起來蓄水、洗東西。 網路圖片 水來得突然，去得匆匆，有時來半小時，有時只有十幾分鐘，沒趕上是常有的事情，只能等下次。後來阿森乾脆把家裡水龍頭都打開，大水桶挨著小水桶，水桶挨著水盆，高低錯落，趕上他沒注意，水滿溢出能流到水盆里。不過「溢出」的機會很少，因為水流很小，只如筷子一般，「一個水龍頭能接滿一桶水已經非常幸運」。 到了高樓層，水流就變成滴滴答答，甚至還沒接上，來水的時間已經結束了。付麗家裡，燉湯的砂鍋、裝苞谷酒的壺都派上了用場，女兒的洗澡盆也裝上了水。兒童樂園一個員工就住在附近小區的七樓，一來水，鄰居一個電話打來，她馬上「偷」跑回家接水，順便搓一下衣服，「跟打仗一樣」。 更多人要上班，不可能隨時趕回來接水，家裡也沒人留守，生活用水成了大難題。社區設置了便民取水點，5噸的白色塑料水桶，連接四個水龍頭。消防車每日一送，上班的人晚上回來還能接點水。 2022年，停水變得愈加頻繁後，居民首先將憤怒的矛頭指向物業公司，輪流打投訴電話。偶爾能奏效，更多時候只能等著。物業公司回復是管道、自來水廠的問題，又說是因為良瑜小區修建時挖的蓄水池太小。據一位業主不完全統計，2022年一年，良瑜小區因此換了四波物業公司工作人員。 消防車是從去年10月底開始進入小區送水的，連清洗道路的洒水車也被派去支援送水，頻次不定。阿森的理髮店正對著小區廣場，早上天剛亮，就能看到許多老人帶著水桶來等水，幾個人擠作一堆，還有人帶著手推車，推車上能放四個桶。白天，年輕人上班去了，老人們領著孩子繼續守著。 終於守到消防車來了，人們就一涌而出去「搶水」。一輛水車大概只能供應五六十戶，因此，帶多個桶的人會被旁人指責，被指責的人自然不服，「家裡人多，有的加老人六口人，沒辦法」，阿森說。不過，更多的人一次頂多打兩桶水，以免影響後面排隊的人。那段時間，消防車送來的多是河水、水庫里未經處理的水，渾濁、甚至帶了點魚塘水藻的味道。消防員提醒，「這水一定不能喝，只能沖廁所」。 直到去年11月，城南的停水還在持續。五金店老闆說，原本裝安裝的活兒包給一位師傅，那段時間忙翻了，有一天上午突然說幹不了活了，因為他自己家已經停水十多天，那天他要去城外的五里江水庫拉水。 網路圖片 當阿森意識到，供水可能短時間內正常不了，他又去買了兩個大水桶。小區附近的小賣部里，最大號的水桶賣完了，補貨後價格從三十塊漲到了四十多，因此，很多業主開車去城北的批發市場，甚至找水產加工的店買。家裡空間有限，不可能放太多桶，有人把一個紅色的大桶放在了走廊，佔了半條道。一開始其他鄰居有點意見，後來眼見停水遙遙無期，也沒再說什麼。 阿森始終沒敢裝水塔，小區一位女業主說，一停水就擔心自己家的水塔被拆，每天都要跑到樓頂去看看還在不在，「（人）都暴躁得不行。」儘管大家心裡都清楚，停水與水塔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那位物業工作人員告訴我，物業也沒什麼好辦法，只能通知禁止小區再安裝新的水塔，一經舉報就拆除。 神魚井 縣城邊山腳下蓋了一片自建房，很多居民在院子里打了井。一家小賣部開著門，老闆坐在櫃檯邊烤火。他家打了一口井，也接了自來水管道，水費比縣城小區便宜一些。去年自來水常停，但井水沒幹涸過。周邊居民常來洗東西、提水，打聲招呼就行，也順便買一包煙，帶瓶醬油。老闆嗓門兒亮，擺擺手，「來提水沒事的，井水也不要錢」。 在黎平幾日，我每天都會出去找井，重走停水時人們找水的路程。神魚井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口古井，在黎平古城景區對面的巷子里，鬧中取靜之地，已成為一處景點。一旁石碑上刻著神魚井得名的傳說：相傳，早年井裡有五色紋魚，附近權貴人家撈出油煎，魚半邊已煎糊，但魚還活著，井水亦猛漲作浪，直到把魚放回，井水才恢復平靜。 去年因為停水，神魚井重新變得熱鬧。早上五六點鐘，人們從縣城許多方向而來，深夜才安靜。打水的，拉水的，甚至有人背了一背簍的臟衣服，坐公交車過來洗。神魚井不遠有中學，停水的幾日晚自習，老師帶著寄宿生去提水，大家帶著盆、桶，排著隊接水，再說說笑笑走回學校，「比自習有意思多了」，一位女生說。 袁大爺家住神魚井附近。20多年前，他家住在周邊山上，村裡缺水，以前沒修路，白天在坡地上種地，晚上還要點著火把、打著手電筒去擔水，有時要走很遠。於是他知道，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 等從山上搬下來到縣城，袁大爺選了最靠近井的一塊地基。哪怕有了自來水，他們也習慣用井水洗菜，井水冬暖夏涼，更是街坊平日聊天的地方。 這些年來，神魚井邊冷清了許多，年輕人早已適應了現代的生活方式——在縣城，人們的用水依賴自來水供應體系。來自楓樹屯水庫、五里江水庫，以及由三什江供水的三個水廠，通過密密麻麻的自來水管網，構成這座縣城肌體運轉的毛細血管。 直至天旱，水庫沒了水，古老的水井又派上了用場。 網路圖片 黎平縣誌記載，黎平城區原本有72口古井，供養全城居民，直至1986年自來水公司正式供水才廢棄使用。神魚井最為有名，因為水源豐富，一度可供半個城居民用水，沒有乾枯的時節。隨著多年來的城鎮化建設，這口古井經歷多次波折，周邊修路蓋樓，幾度挖斷了水脈，政府出面維護才得以存續。 去年10月初，宋善祥發了幾段自己清洗神魚井的視頻，播放量從往常的幾千漲到十萬。很多本地年輕人留言問井在哪裡。宋善祥今年37歲，開了一家家政公司，這是他第一次接到洗井的業務，客戶是神魚井所在社區。 和很多當地年輕人一樣，因為停水，宋善祥才第一次知道神魚井的存在。清洗那天，兩台抽水機抽了一個上午，水終於見底，露出井底的許多硬幣與雜物。他和兩名工人下井，用打磨機削掉青苔，最後清理上來足有60多斤。清理過程中，神魚井一角一直在冒水，出水口有奶茶杯口那麼大，他在岩石下摸到了一條金魚。 圍觀的人極為重視，拿著桶上前接。人們說，只要井裡魚還活著，井水就能吃。這是古人的智慧。 年初一個傍晚，我和宋善祥又去了一趟神魚井。背著孩子的女人在井邊洗菜，還有人正清理一隻剛殺死的活雞。井底又多了幾枚硬幣，還能看到一條金魚。井邊土地廟裡供奉著土地公與土地婆，香火尚未燃盡。袁大爺說，「井邊香火不斷的，才能保佑黎平人有水吃」。井邊貼了一張紅榜，是社區組織的清洗神魚井捐款公示，很多居民捐了款，不拘多少，1元也能上榜，附近一家公司捐了2000元。 網路圖片 停水日久，黎平縣很多井都被重新重視起來。另一處老挖井，我找了許久，居民也說不清楚具體方位，轉了幾圈，直到一位環衛大哥領著我過去。他就住在附近，老挖井廢棄多年，早已被下水道污染，天熱時聞得到臭腥味。前幾天剛翻新好，工程量不小，挪走了下水管道，修了三個新的井口，洗東西與飲用的井口分開。 60歲的吳阿姨開了一家食堂，專辦酒席。當地多是流水席，辦兩天，上午11點開始，送禮的人到了就得有飯吃。二三十桌，用水量大，她在屋頂上裝了三個1噸的水塔，可一停水也歇菜了。停水的兩個月，她常去神魚井挑水，走路要十幾分鐘，她一肩一個20斤的水桶，一天要挑20多趟。 上山下坡，水一晃，重心不穩，更加吃力，第一天下來，她的腳和兩個肩膀都腫了，只好喊了兒子請假回來，開車幫著拉幾趟，車裡能多放幾個桶。 後來，吳阿姨乾脆去買了抽水泵，每天早上請街坊開三輪車把水塔運到神魚井附近，用水泵抽滿水，再拖回來。水塔重，需要兩三人幫忙才能抬上車。街坊都是老熟人，不好意思收錢，吳阿姨就塞一包煙。她說，除了小時候在農村生活，幾十年沒有為水發愁了，沒想到住在縣城了還是得挑水。 缺水留下的印記 即便是停水最嚴重的那段時間，付麗也沒有太擔心過，「一個大縣城不會停（水）太久的，到處都在想辦法。」事實也的確如此。停水一個月左右，除了居民們立刻能感知到的——每日安排4輛應急車機動送水，並在大型小區安放1-2個固定水箱外，2023年11月17日，黎平啟動了應急供水工程，新建的城南臨時水廠正式投入運營，優先供給包括良瑜小區在內多個缺水嚴重的社區。這樣一來，城區就有了四個水廠供水。 不過，據北青深一度報道，面對全縣每天3萬方的用水量，整個縣城供水缺口仍有五六千方。對於這個用水缺口，付麗有切身感受。八年前她在城南買房時，附近只有良瑜小區一個封閉式管理的小區，而現在這一片儼然成為商圈，學校、超市與兒童樂園一應俱全，起了幾個簇新的現代化小區，樓棟都在20層上下。 更外圍是幾片扶貧搬遷的安置小區，地勢較高，也是去年停水的「重災區」。黎平曾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積最大的縣，直到2020年全縣脫貧。2018年以來，易地扶貧搬遷超過八千戶，帶來城區人口劇增，用水需求量劇增。目之所及地，整座縣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今年我到黎平時，城區大面積停水已經成為了過去式，只間或有小區域短暫停水。人們告訴我，從去年12月中下旬起，連續三周下雨，水庫的水蓄了起來，人們的生活基本恢復正常。 網路圖片 但停水留下的記憶不曾消失。應對缺水，這裡的人們早已有了豐富的經驗——蓄水、找井、挑水，小區的小賣部都賣桶裝水。從老家回來後，阿森的車後備箱一直放著四五個水壺，有大號的礦泉水瓶，也有洗乾淨的塑料油桶。在外面旅遊、走親戚，他都會開車拐去南泉山接點水帶回家。 節約用水的常識被無比具體地落實到生活的細節里。聽到女兒沖廁所的水聲，阿森會大聲提醒，「輕輕按一半就行，不要浪費水。」以前家裡的衣服每天都洗，現在要攢幾天，湊一起開一次洗衣機。理髮店需要頻繁拖地，缺水後，他不捨得拿水拖地，就買了一箱一次性拖地濕巾應急，打掃乾淨頭髮，再噴一些酒精。 付麗家也是一樣，洗衣服的周期也從每天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水都儘可能要循環利用，不同顏色的桶各有用途，洗漱後的水還要用來沖廁所。連每日洗腳水都會保存下來，哪怕她此前有些潔癖。 當缺水一度成為新的日常，人們必須接受一套更隨機的時間表，這意味著生活選項的重要性要重新排序了。付麗在心裡列了可選項和必選項，比如健身，一定是最先暫停的。隨著停水愈久，可選項越來越多，他們可以不在家吃飯，不洗碗，也可以幾天不洗澡，但生活必選項得保障——洗漱、沖廁所。 去年11月，城南停水快一個月的時候，因為擔心家裡的衛生狀況會影響孩子身體，阿森決定「逃」去鄉下。他帶著妻兒開車回了村裡，還帶上了兩個洗乾淨的油桶和一袋臟衣服。 儘管村裡也缺水，至少能保障每日生活用水。多年前政府組織找水源、修水庫、接管道，村裡家家戶戶通了水，在夏天、冬天的枯水期，水庫有人專門管閥門，每天早中晚開三次，其餘時間閥門就關著。 我問他，回村的那些日子都做了些什麼？阿森想了一會兒，當時秋收已經結束，村裡年輕人多不在家，見他回來，父母都很驚訝。平日理髮店裡忙，父母喊他回家他總說沒時間。 網路圖片 阿森說，他做理髮師這麼多年，都沒給父母理過頭髮，母親是齊耳短髮，她自己兩剪刀就剪了。這次他想給父母理個髮，卻發現工具沒帶回家。在老家的日子裡，父母扛一把鋤頭早出晚歸，在菜園忙個不停，種白菜和蘿蔔。他去地里喊他們吃飯，父母忙叮囑他，別踩地里，弄髒鞋。 也是這一次，他發現父親變得更矮了，背駝了許多，是長期勞作留下的痕迹。母親呢，永遠有忙不完的活兒，一家人吃飯了，她還忙個不停，餵雞、剁豬草，喊好幾次才端上碗。這是父母的日常，卻是他第一次看到心裡去。 在老家歇了兩周多，阿森帶著妻兒又匆匆趕回了縣城，他在小區開理髮店，做的多是熟人生意，關門太久，客人就換地兒了。那段時間，常有老顧客給他發微信，今天能不能做頭髮？這讓阿森很焦心，在老家也待不踏實。 回了縣城後，阿森看到，小區里貼了許多傳單，倡議居民節約用水。城南一路上都是新的樓盤，坐計程車時，司機會熱心建議，現在看房一定要問兩句，小區接的自來水管是哪個水廠，有沒有蓄水池和二次加壓設備，「不然你住幾天就知道，滋味可不好受。」 母親河邊上的酒店高層，窗戶外能看到一整條河道，水面上飄著綠油油的葉子。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之前河道幹了，老人們在河中心種的菜。河道里土壤肥沃，因此菜長得特別好，後來終於下了幾周雨，菜全淹了。 河邊有一家廢品站，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撿了一蛇皮袋瓶子送過來，換幾塊錢，聽我問起種菜的事情，擺擺手。夜幕垂垂，老人們趕著回家燒晚飯。一位老人說，「淹就淹嘛，不值幾個錢，有水才是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沒感覺。」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監獄車間辦公室，門外是犯人們操作縫紉機的軋軋聲浪，門內穿著工裝的姚義秋按獄規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對襁褓中母親出走的感受。 頓了一會兒，他又說：「會想她。」 隔著38年的時間，和從湖北鄉下到濱海高牆內的遙遠距離，姚義秋仍舊沒有找到講述童年情感的語言。就像20歲那年徒然的尋找：偶然聽人說在大冶市街頭看見了母親，他和啞巴大哥一起趕去，輾轉三天一無所獲。 在這座監獄的高牆裡，羈押著大量像姚義秋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飛車黨、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里，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名詞時，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各處角落掙扎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沒有閃光之處。 當他們偶爾在社會新聞欄目驚擾人們的目光，多是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們身上，張丹丹是例外。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有留守兒童經歷的服刑人員成了她近年來關心探究的群體。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張丹丹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背景，對犯人的暴力傾向、情緒不穩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這些人的生活軌跡粗糲凌亂，以致拋物線式的沉淪，或許從父母離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留守兒童數量仍在節節攀升，「留守兒童犯罪」問題也成為熱門話題，但他們步入成年後的軌跡，仍舊處於晦暗中。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里，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歷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時鐘被強制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沒入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姚義秋們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監獄的高牆，一種無形的線索開始代際傳遞：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他們童年的經歷。 1 磚頭和面具 鄧暉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 他似乎從幼年起，一直在抗拒著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明白。譬如對於父親存歿的答案，監獄管教幹部的信息是，鄧暉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坐牢，之後越獄失蹤。而鄧暉重複了兩次的回答是：父親在他生下來半年後死去，爺爺奶奶沒有告知死因。 引起鄧暉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話，或一個詞。去年年底，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鄧暉，鄧暉一直暗暗忍到過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縫了好幾針。事後鄧暉被升為「嚴管」，會見時他的胳臂上帶著標記。鄧暉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鄧暉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信心。 「一塊磚頭」式的鋌而走險，橫亘於曾經的「留守兒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間。 記者接觸的十幾位犯人中，年齡大多是80或90後，罪案絕大多數和暴力相關： 鄧暉，原為「飛車黨」，在團伙搶劫作案中擔任摩托車手，發展了兩位女孩入伙，判決時被定為首犯； 姚義秋，夥同他人入室搶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險柜鑰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兒童背景的農民工結夥，攔路搶劫六次，打傷反抗的受害人； 崔凱，因為受同事欺負，手持紅酒開瓶器捅瞎對方眼睛； 吳金森，受表哥教唆，組織婦女利用改裝的運沙船，偷渡出國賣淫，被定為拐賣婦女罪； 王飛，攔路搶劫團伙成員，敲詐勒索，持兇器攔路搶劫，有次開車撞倒一個摩托車女司機，臨時起意順道搶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級傷殘。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攔路搶劫和故意傷害是農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為，高於民眾印象深刻的強姦等罪行，經濟智力犯罪比例則很低。這和她研究得到的結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犯罪群體受教育程度低，年紀更輕，在情緒不穩定、暴力傾向、不公平感等幾方面都更嚴重，而在性格外向性、親和度、負責任能力上都低於農民工群體的平均水平。這和他們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單親背景下，缺乏人性滋養和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機會缺失有密切關係。在張丹丹課題組對這個人群發放的問卷調查中，51%的服刑人員表示：童年曾經對於父母不在身邊感到不開心。 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長期的犯罪案例跟蹤中，得到了和張丹丹相似的結果：留守或單親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後的暴力型犯罪有著密切關聯。她接觸的近十起死刑判決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沒有母親陪伴，由爺爺撫養成人，成年後發生暴力犯罪。 張丹丹曾組織上千名犯人做過一個「搭檔分錢」遊戲： 兩個人分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百元人民幣，其中一人扮演領錢者，負責分錢，領錢者有權決定自己分多少，留給同伴多少；同伴則有權接受或者拒絕。領錢者的分配決定一旦被同伴拒絕，這百元人民幣將被收回，兩人都將一無所獲。 遊戲結果說明，第二個搭檔對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識很高，而第一個人卻較少考慮同伴的公平待遇，導致將近40%的犯人搭檔最終分錢失敗，以一無所獲告終。 用留守兒童背景犯人崔凱的話來說，「覺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獄後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矯正下，多數犯人看起來能順利談及自己的過去，以致對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個性缺陷的聯繫有某種認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談人生哲學。 但這種在強制矯正和評分減刑體系下的反思，有時近乎另一種樂觀的面具，他們內心的某些陰影並非真的可以如此輕鬆面對。 對於參與入室搶劫的經歷，姚義秋始終不願接受自己是主犯，強調自己是「幫忙」，雖然是他拿刀脅迫已經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賣婦女出國賣淫的犯人吳金森，仍然覺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慫恿下「跟著玩玩」。 鄧暉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后座可帶4個人」。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鄧暉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後來想，案子總要有個說法，認了」。實際上，鄧暉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鄧暉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 鄧暉和相依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時，會常和老人們打電話，聽到鄧暉的聲音，老人們高興不已，鼓勵他在外面好好乾。可「最終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負疚成了鄧暉在獄中沉重的精神壓力。 浙江台州人楊道德10歲之前也由爺爺奶奶撫養。他24歲時因搶劫入獄，父母只能瞞著年老多病的老人，說楊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將出獄，而實際上還有5年半。楊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還等得到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則是失望加上路途遙遠，家人很少探視。 對他們來說，回歸高牆外的社會，擺脫早年滑落的人生軌跡並不容易。學習電梯等特殊行業操作技能，是監獄為他們提供的職業準備，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長年代的「留守陰影」是他們沉重的課題。 一旦走出高牆，「刑滿釋放犯人」的面具仍舊戴在他們臉上，和內心艱難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認同產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敗。監獄很難聯絡釋放的犯人，「有聯繫的都是好的，壞的就沒有下文」。再次獲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幾年之後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迴流到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進這座監獄。 這是高牆內的管教矯正體系無能為力的。 2 玩偶的陰影 姚義秋的童年世界缺少聲音：父親是啞巴。媽媽離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啞巴，二哥對於淘氣的姚義秋，更多用拳頭來說話。媽媽離家的時候姚義秋剛剛知事，雖然家裡找不到一張媽媽的照片，但他腦子裡一直刻著媽媽最初的樣子。 姚家窮，米飯不夠只能吃紅薯，鄰里鄉親不大看得上他們。春天插秧時，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鋤頭挖地。到姚義秋讀書的年紀，家裡連一個學期二十塊錢都拿不出來，他只念了一學期的書就回家打豬草、做飯。 生長在全是男人的環境中，姚義秋習慣了使用拳頭，卻一直渴望有個姐妹。直到十五六歲時，大哥找了個身體殘疾的嫂子，家裡才有了女人的氣息，但這點彌補來得太遲，姚義秋已到了出門打工的年齡。 童年時，崔凱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肅白銀市下面的村莊里，他3歲時沒了父親，母親一直在城裡賣服裝供養他和弟弟。母子只能個把月見上一面。每次的見面和分別，距離都扯動著崔凱的心，到現在他都記得，那時最嚮往的事就是和母親在一起。 9歲那年，他真的進了城，和母親住在一起，卻發現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媽媽忙於生計，沒時間理他。他像在鄉下時想念母親那樣，開始強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時間就回鄉下呆著。外公外婆雖然也不善言辭，卻能給他更多的溫暖，相比之下，媽媽似乎只負責提供食宿。 鄉下的生活並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們會有意無意提到崔凱「孤兒」的身份，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進城後母親沒有心力管束，崔凱打架的習慣變本加厲，漸漸發展為學校之間拉幫打群架。 驅動崔凱打架的動力並不是無畏，而是恐懼：「別人打我，我咬著牙說打得好，你等著」，實際上心裡唯恐下次遭遇。有時睡著了崔凱也會夢見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後被抓，醒來非常鬱悶。高考那年，他和一個身高體壯的同學分到同一個考場，從頭到尾提心弔膽，出考場後那人果真截住崔凱，揍了他一頓。即使現在回到白銀市，崔凱覺得自己的恐懼感也沒有消失，為了戰勝這種恐懼，他就想法報復回來。 在和母親的關係中，崔凱逐步由淘氣犯錯誤後的挨打，變為反抗，到後來他開始推搡母親。「初三以後她打不動我了，只能一邊罵一邊流淚。」很多年中，對於母親招惹是非的寡婦身份和生計應酬，崔凱甚至有一種模糊的嫌惡和憤怒，同時又嫌惡自己。 母子之間的情感高牆，直到崔凱進入現實的高牆之後才有機會拆解。服刑期間，監獄管教幹部了解到他的心理問題，出路費安排了母親遠道前來探視。 「第一天一小時，第二天兩小時。頭一天我說，她聽，把從小到大，想說的基本上都說了，包括怨。第二天聽她說，她跟我講，媽這樣肯定是沒做好，但能力範圍在那，做不好。媽媽的眼淚像瀑布。我當時撐著，回到監號也流淚了。這次見面後，心結就打開了。」 和解之後，母子之間每個月會通信，有機會就打電話。信中母親問及崔凱以後作何打算，他告訴母親，出去後要腳踏實地生活。 「90後」佘念武是河南光山縣人，父母每年到山東打工，過年才回家，祖父母一邊種田，一邊照顧他。對於聚散離別，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彆強烈。過年節父母回來時，佘念武高興得哭，走的時候又難過得哭。「我哭著不讓他們走，他們不說什麼，媽媽也哭。」 在夢裡，佘念武經常看見爸媽回來，帶著玩具和衣服，他在這樣的夢裡才會笑出來。小時候佘念武的學習還好，上初中之中開始泡吧，逃學，爺爺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給他錢，要錢就給，一周給五六十塊，佘念武也記不得在網吧里花掉了多少錢。 初三上半學期，佘念武輟學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東，佘念武又捨不得爺爺奶奶。到山東後他插班讀書，跟不上學業，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爭執，並在十八歲那年離家出走。父母輾轉把他尋回來，可他終究還是輟學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軌跡一直在爺爺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濟南之間往返。 吳金森的童年看起來要愜意一些。他家住在廣東河源，父母和幾個親戚都在珠海打工，父親當協警，母親承包飯堂，在城裡起了房子，經濟條件不錯。吳金森小時候在河源和爺爺奶奶生活，之後去珠海上民辦學校，寒暑假仍舊時常回到老家。在鄉下，他呆不住，問爺爺奶奶要了錢，自己坐火車到處逛，沒錢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吳金森的父母重男輕女，作息時間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麼管束他，只是不斷地給錢。在學校里，吳金森和一幫本地同學一起欺負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學，這些少年本與他同命連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兒童。吳金森就是「看不得他們跳，聽見他們說話大聲，就過去打」。 打傷了人，媽媽賠點錢了事，告訴他自己沒吃虧就好。聲名狼藉的吳金森上了當地學校的黑名單，四個月換了三所學校，每到新校，就帶一幫人去挑戰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終於輟學了，這是早晚的事，他從小學六年級就由開迪吧的表哥帶著吸食冰毒和麻古，幾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獄前，父母對此都不知情。 在張丹丹的調研中，「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平均超過八年。按照人格階段發展理論，當時他們正處在人格形成的矛盾衝突期，而留守或單親兒童在自我衝突中孤單無助，還受到外界來的心理傷害，幾乎不可能打贏這場「一個人的戰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調研表明，中國留守兒童嚴重自卑，對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評價偏低，卻又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情緒不穩定，容易出現恐怖、偏執、敏感等癥狀，對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內向容易受欺負，不公平的感覺強烈；容易厭學輟學。陪伴他們成長的，不是溫情與引導，而是恐懼與傷害的玩偶。玩偶的陰影，難免會投射到他們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墜拋物線 楊道德成年後的人生軌跡，近似一條逐漸下墜的拋物線。 高一輟學後，楊道德在家呆了兩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學徒，學了幾個月，沒學會。改學電腦編程，編程課要讀一年，他覺得很辛苦，又換成到理髮店上班。這個生計他認為還算輕鬆，但他理髮技術始終不太好，賺的工資不夠花，他就向家裡要。 時間長了，他嫌理髮賺不到錢，離開理髮店到街上晃悠，在羅湖區地面四處貼包小姐廣告，替人介紹給賣淫場所，賺取差價。「當時沒覺得這不是好事，能賺錢就行，有時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發小廣告時期，楊道德認識了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同鄉。楊道德知道他們干攔路搶劫的勾當，卻還是入了伙，跟著他們出道一天搶了四個人，得了4000塊錢，然後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後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價。 「怕吃苦，小時候受寵，爺爺奶奶沒要我干過活。感覺自己從來沒認真地做過一件事，談戀愛也是隨便談一談。」楊道德覺得，這是自己不知不覺中沉淪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連去搶劫都沒有想過後果，不知道會坐牢。他後悔當初沒有繼續學做模具，希望以後出獄還有機會。1987年出生的楊道德，還剩5年半的刑期。 和楊道德差不多的拋物線存在於多數人的成年經歷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東期間，曾經到藍翔技校學開挖掘機，畢業後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遷。但他嫌鄉下寂寞，操作挖掘機太枯燥，半年後終究放棄了這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廣州，沒有找工作，靠著積蓄和幾個同鄉四處晃。那年他18歲，出入K廳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幾個同鄉「兄弟」的錢都花光了，又無人想工作，終於想到結夥攔路搶劫的「職業」。他們這個搶劫團伙全部由當年的留守兒童組成，越搶越膽大，在六次作案之後被端掉了，「兄弟」們全都進了監獄。由於腦筋好使，佘念武在團伙中起著「軍師」作用，被定為主犯，獲刑14年。 崔凱的人生，則像是一塊表層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凱考上了蘭州大學計算機系，大學時代崔凱和同學們的關係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儉學支付自己的學費。從前的自卑敏感看似減弱，卻以別的方式顯現——和同學們一起出去玩，崔凱總是放不開。 臨畢業前崔凱沒有四處應聘，而是拿到畢業證後回家呆了四個月，在親戚的煤場看廠，「熟悉社會」。家人看著心急，安排他到廣州另一親戚開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這裡崔凱遇到了一位深圳來的老闆請他去公司做電腦設計。 2011年製造業不景氣，崔凱失業了，開始跑人才市場，應聘到一家國有遠洋貿易公司設計部，工資1500元，開始也就打雜，一年多後才有了設計產品的機會，薪酬增長，也漸漸受到重視，成為實際上的設計主管。崔凱沒有多少煙酒娛樂的花銷，一年下來有了10萬元積蓄。 手下一位員工對崔凱心有齟齬，這人身材高大，崔凱唯恐和他正面衝突。一天晚上，同事們一起K歌，那人喝酒後走到崔凱跟前：「要不咱倆練練，我看你很不爽」，接著就開始動手。剛開始崔凱不敢反抗，但對方不肯罷手，一瞬間高考那次面對大個子同學的恐懼又浮現了：「非常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讓他看看我發了火是怎麼樣。」 崔凱隨手抄起一個紅酒開瓶器，直接捅進了對方眼裡。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凱走進了監獄，並把所有積蓄賠償給對方裝假眼。在獄中，崔凱還常想像著出獄後再揍那人。直到媽媽前來探視，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憤怒，那時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憤怒並不源於「個子將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懼在那一刻爆發，使他的人生急劇墜落。 在這些農民工犯人中，何塗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夥開有加工廠。1981年生於湖南祁東縣鄉下的何塗源，一歲時母親就因心臟病過世，父親和5個姐姐照顧他成人，身為幼弟，他深受姐姐們的溺愛。15歲那年，何塗源輟學到東莞跟隨姐夫在工地上幹活。他「不喜歡累，吃不了苦」，沒幹多少活兒，一年後去惠州電子廠上班，拿著三四百元的工資又覺得不夠花，沒意思，回湖南家鄉呆了兩年後，去另一個姐夫的採石場里幫忙。 沒多久他就覺得家鄉沉悶，要趁年輕跑一下，再次到了東莞，20歲那年，「喜歡混社會」的何塗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紋上了一條龍。他跟人修過一陣子發電機，逐漸取得老闆信任。四、五年後，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拋光機蠟加工廠，每月收入達到三四萬元。這期間何塗源也成了家。 生意興旺，日子愈發多彩起來——他認識了各路老鄉，有開賭場的、有販毒的，何塗源混跡其間，「吃喝嫖賭不在話下，冰毒K粉也玩，剛玩時三天兩夜不睡覺」。他在外包房，甚至個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壞了起來，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沒什麼感覺。花在廠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漸漸下滑。何塗源想過戒掉毒癮，卻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兩萬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會把所有家底都吸進去。 入獄後廠子歸了朋友，妻子帶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沒有離婚，妻子每月還和他聯繫，等待剩餘兩年多刑期後的團聚。何塗源人生線頭還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當初，何塗源一陣陣後怕。 在這條逐漸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墜的拋物線中，最常見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滑落。像楊道德那樣「從來沒想過」是其中常態。即使進了監獄之後，23歲的吳金森也習慣性地迴避警官讓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認為「年紀小，不知道怎麼反思」。 網路圖片 這種蒙昧從他們的童年已經發端。2015《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白皮書》顯示，留守兒童最大的問題是迷茫，對未來沒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會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成年，沒有進入主流的意識，在社會邊緣輾轉飄蕩，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腳踏空。 4 養不好的傷 當留守或單親的孩子長大，情感世界始終有一個無法縫補的破口，令他們無從擁有一份圓滿的感情。張丹丹的研究顯示，監獄內的留守兒童背景罪犯，結婚率明顯低於農民工群體，尤其是暴力和搶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絕大多數人成年後的情感都是支離破碎的。 崔凱考上大學後，一個家境好的女同學主動接近他，不時給他買東西，崔凱心裡喜歡她，覺得把她帶在身邊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滿足感，「填補了空虛」，表面卻報以冷遇，害怕表白後被拒絕。他的邏輯是：「我喜歡你，你就得對我更主動。」女同學最終失望而去，崔凱遭受重創，「比一般的事更難受，只能剋制自己好好學習」。 崔凱總覺得自己很多感情表達不出來，不知對誰抒發，亦不知抒發對不對。看看書里寫的和電視上演的，他能在心裡籌劃一百種情節，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種辦法都沒有。 入獄後他很是後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動。這是進監獄後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開挖掘機期間認識了一個當地的高中生女孩，兩人談了戀愛。佘念武失業期間，女朋友考上了大專，勸他找個正經工作，佘念武當時聽不進去，兩人因此斷了聯繫。 入獄之後，佘念武思念女友，兩人恢復了通訊，但在漫長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這段感情終究無疾而終。對出獄後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個家。但他與這個期待之間，還隔著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歷。 鄧暉似乎從沒有放下過對同居女友的敵意。兩人1998年在鄧暉初次去東莞時相識，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當時鄧暉在快遞公司，女友則在手機廠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陽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兒時家裡養不起把她送了人，長大後她從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卻難得的開朗活潑，主動追求鄧暉，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兩年後女友懷孕生子。 鄧暉覺得女友同居前後判若兩人，什麼都要順著她，讓鄧暉無法忍受。女友則覺得鄧暉寡言少語，性格不好，兩人常有爭執。鄧暉打過女友幾次，孩子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鬧矛盾，鄧暉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鄧暉也不難過：「她跟我說明了，我說你走吧。」兩人分手後，鄧暉將小孩送回家裡由爺爺奶奶撫養。 鄧暉被抓前3個月，女友忽然打來電話說自己在老家養病，讓鄧暉給她寄2000元。鄧暉認為當時女友要麼走投無路，要麼是試探他是否還念舊情，他則給出了一生中最「硬氣」的回答：「你家裡2000塊找不到？我有錢，不寄給你。」鄧暉回憶說，儘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屢次動拳頭，但「捫心自問，我沒什麼對不起她。」 被抓之後，鄧暉甚至懷疑遭到女友舉報，但內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鄧暉被捕後，女友去過劉家想看望孩子，卻被鄧的祖父母拒之門外。 對於女友的敵意，或許潛伏著當年對母親的怨恨。小時候鄧暉偶爾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邊，覺得自卑。回家問爺爺奶奶：媽媽去哪兒了？一聽這話，爺爺奶奶就淚水縱橫，鄧暉不敢再多問。 「當時我一直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你（母親）走了，把我一個留下。心裡想她，又記恨她。」 鄧暉從前並不太顧念孩子，「他生下來到現在七、八歲，三歲時見過一次，當時我回家鄉去看他。以後我五年沒回老家。」但現在，兒子是鄧暉對高牆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覺要想到天亮。」 姚義秋婚戀經歷之豐富，堪稱一本「教科書」。小時候渴望姐妹的姚義秋，成年後陷入「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廠打工時，姚義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鄉姑娘戀愛，在幾位追求者中勝出，四年後兩人有了小孩，回老家辦了結婚。他與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時卻不斷地和另外的女人產生糾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乾妹子。風言風語讓妻子傷了心，兩人協議離婚。 妻子去廣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義秋則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賺到幾十萬塊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年與他同居過的女子不止十個，最短的幾個月，最長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讓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個。 姚義秋曾和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同居，還想介紹她到建築工隊，被老闆娘以影響不好為由拒絕。姚義秋因此辭職，過後這女子介紹姚義秋和她叔叔合夥包工，姚義秋不識字，合同上籤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結果姚義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積蓄，卻沒有權力參與結賬。姚義秋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後，姚義秋仍然趕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罷。 儘管用情不專，姚義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廣州後，姚義秋仍然給她父母打電話，想爭取妻子回來。姚義秋有一張妻子的照片，在獄中仍會時常翻看，「想起她，心裡就難受，錯在我」。如今，和兒子的聯繫是姚義秋難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間唯一留存的線索。「他性格活潑，打電話的時候，有時會說想我了，但他跟媽媽關係更好」。 當年在孩子剛出生時，姚義秋曾經屢次和妻子商量讓孩子呆在身邊。「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不在身邊。孩子在一起，感情會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門打工，孩子最終被送回鄉下外公外婆撫養。 回憶往事，姚義秋猜想，「如果小孩帶在身邊，可能兩人不會分手。」 5 隱憂的鏈條 最近，鄧暉接到了老家爺爺奶奶託人寫的信，說家裡沒錢，拿不出曾孫上小學的費用。爺爺奶奶都已年過七旬，沒有收入，鄧暉回信說，實在沒錢，就不要讓小孩上學了。 這是從事心理矯正的管教幹警最擔心的事情。留守兒童背景的犯人入獄之後，孩子不僅成為第二代留守兒童，而且撫養他們的老人日趨衰老，輩分間隔更大，經濟情形更差。八歲的孩子很可能像鄧暉當年一樣在三年級輟學，繼續重複父親的軌跡。 這是一條隱秘的鏈條，在隔代之間傳遞，超出了監獄心理矯治體系的邊界。 監獄內的犯人年齡不少是70-80後，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正在他們入獄前的兒女身上發生。和父母當年近於無聲無息的成長不同，6100萬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包括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話題。 從2006年開始，陸續出現研究留守兒童犯罪的學術論文，以及政法機關的專題調研。但這對多數公眾還是一個新生話題，甚至有些聳人聽聞。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此外，本世紀初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曾經有一個統計，當時未成年人犯罪率約佔犯罪總數的70%以上。這兩個並無直接關聯的數據被媒體和公眾有意無意地歸併，造成「留守兒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這個流傳甚廣以訛傳訛的說法。 實際上，在一些地方的調研中，確實發現了留守兒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兒童的現象，山東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010年抽樣調查顯示，該省留守兒童犯罪率高達近13%，高出普通兒童11個百分點。但在全國層面並無相關數據。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李亦非稱，調研中並未確證小學生的留守背景與犯罪幾率有直接聯繫，但留守兒童在成年後，出現犯罪的幾率會更高些。這個問題眼下尚未進入公眾視野。 這和監獄管理方的擔心一致。一位管教獄警判斷，留守兒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達高峰期，因為中國打工潮出現在1995年前後，留守兒童現在大都在20歲以下，「他們成年之後進入社會，才是更令人擔心的時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進城的民工普遍沒有原始積累的機會，缺乏將孩子接到身邊安置或者回鄉創業的能力，因而留守問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會更趨嚴重。 網路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張丹丹研究的犯人群體大體處於75後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階段，在這個時間段，普通農民工群體的留守兒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個省農村入戶調查中，留守兒童比率已經上升到43%。 聯繫前述「農民工服刑人員留守比率遠遠高出普通農民工」的調研結論，預示著未來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樂觀。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學人Schol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