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诺 代价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一场官司 2023年12月15日,北京,窗外是白雪茫茫。屋子里,一场官司正在线上开庭。 法官让男女双方讲述相恋、结婚的经过,讲婚姻里出现的问题。 妻子先讲,她对着电脑屏幕,讲着讲着,声音大起来,控制不住地哭了。法官让她暂停,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讲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5分钟时间,她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他们在网络相识,相识5个月便“闪婚”。走入婚姻后,她才发现丈夫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隐瞒,还欠了几十万的债务。她遭遇家暴,怀孕后胎停,不断升级的争吵与暴力,让她无法忍受。 视频那头,法官打断她:“每次吵架都这样,为什么你没想过去民政局离婚呢?” 她说,丈夫身高180厘米,体重200多斤,自己几乎被圈禁在出租屋里。最后得以离开,是因为丈夫家暴时惊动了邻居,邻居报了警,她坚持要去派出所。为了佐证自己的陈述,她提交了报警后医院的验伤结果,丈夫认错的微信聊天记录,丈夫给她写过的一份保证书、在公安局写下的一份承诺书。在承诺书里他说,自己曾殴打过妻子7次。 丈夫也有自己的陈述。在庭上,他否认了家暴的指控。他说双方有过争吵和推搡,自己摔过三四次手机,但没有实施过暴力。他没有因为家暴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妻子的验伤结果,也不能证明伤是因他而起。同时,他也表示,双方感情尚可,自己不愿离婚。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21年到2023年,每年中国都有60多万起离婚诉讼案,离婚原因中占比最大的是感情破裂,第二就是家暴。12月15日的这场离婚官司,有它的寻常之处——欺骗、暴力和经济纠纷,这是常见的婚姻的背面。但它也有不寻常之处,这位妻子,名叫马诺。 她曾是新闻头条里的人物。2010年,马诺22岁,是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最知名的女嘉宾。她在节目里拒绝了一位男嘉宾,拒绝时说的几句话,被总结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句话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意外走红,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同时也被打上了“拜金女”的标签,遭受了多年的网络暴力。 13年后,这句话的影响仍未消失,还是一把伤人的利剑,指向她自己——她的丈夫在几个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取名“我和宝马女一年的故事”,截取了一些购物和转账记录,攻击马诺拜金。 官司开庭半月后,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颁布了“人身保护令”,认为根据马诺提供的证据,确实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且“存在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因此,保护令禁止丈夫跟踪、接触马诺,或者通过各个网络平台诽谤、侮辱和恐吓马诺。 但这位丈夫不服,向法院申请复议。在申请理由里他写,马诺是演艺人员,具有表演天赋,她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遭遇过家暴的证据,他攻击她的道德,“品格素养全国人民皆有公论”。 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3月22日,他们的离婚官司第二次开庭,目前仍在等待判决。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网络图片 我们关注马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故事展现了一位女性离开施暴者有多难,还因为她身上承载着更复杂的命题——她不是完美受害者,无论是年少时节目里的一句话,还是她之后的人生选择,都让她付出了代价。诚实地说,直至今天,她仍是一位解放得不那么彻底的女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写道的那样:“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网络图片 消失的朋友 大概是2023年八九月份,朋友们发现,马诺好像“失联”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就是突然很难联系上她了。那之前不久,她和认识5个月的丈夫刘维结婚,离开从小生活的北京,搬到了上海——这些年,马诺一直想结婚,终于结了,这是好事,该为她高兴。 但到了上海之后,她停掉了之前常常做的直播,短视频账号也很少更新,微博不发,以前的朋友圈动态删光了。零星还有一些工作找过来,比如有网络平台想找她做节目,她拒绝了。有位纪录片导演想找她做回访,看看她在《非诚勿扰》之后过得怎么样,她说“家里有事,不太方便”,很快挂了电话。 她有个好朋友叫翩翩,怕她在陌生的城市孤独,最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劲,每次通话,姐妹之间聊天,马诺的丈夫都在旁边插嘴,“我跟他其实根本不认识”,她能感觉到,他好像是在阻止她们聊太多。 翩翩印象很深,一次马诺和丈夫一起出门,他去谈事情,马诺坐在车里等,就给翩翩打电话聊天。聊到一半,翩翩听见电话那头,男人冲过来问:“你在给谁打电话?” 还有一次,翩翩接到马诺的电话,在哭,说自己怀孕了,但孩子没有胎心胎芽,做了流产手术。很快翩翩感觉到,马诺身边有人,因为她解释了一句,“没有,我就是心疼孩子。”“肯定有一双眼睛盯着她。你能感受到她为什么会哭,她很压抑。” 微信联系也不那么方便。另一位朋友宋杨也发现,自己发给马诺的微信,马诺的丈夫都会看,其实都是闲聊,但老被人看,她就不想发了,“我发给她,还不如直接发给她老公呢”。她们认识十几年,再熟悉不过,不用说太多,宋杨明白,马诺不处在一个可以自由聊天的环境。她跟马诺说过一句话,“如果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是你的避风港,永远敞开拥抱欢迎你”。就因为这句话,丈夫让马诺把宋杨删掉,他觉得,宋杨不祝福他们。 对她的处境最清楚的,是她在上海的朋友李婧。她们算是同行,一起拍过网络大电影,成了朋友,又在2023年,因为恋爱或结婚的原因,同时搬到了上海。每次李婧约马诺见面,她丈夫一定也会出现。有一天,李婧想单独约她喝下午茶,马诺的回答很犹疑,她说老公在忙,意思是,自己没法一个人出来。最后还是夫妻俩一起来的,“我不可能单独见到马诺”。 另一个细节是——2023年12月15日线上开庭时,法官询问马诺在上海的住址时,马诺支支吾吾说了半天,都说不准完整的地址,最后是刘维流利地报了出来。她告诉法官自己记不清的原因,“我都没怎么自己出过门”。实际上,她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九个月。 也是因为察觉到了某种危险,2023年夏天,马诺郑重地跟李婧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给你微信发了一个6,你就帮我报警。”这句话之后没多久,2023年9月20日,李婧收到了她发来的6。同时,邻居也听到了她家的打闹声,报了警,马诺因此才脱身。第二天,她就去了律师事务所,她要离婚。 几天后,在北京南站出站口,朋友宋杨接到了马诺。她拖着行李箱,裹得特严实,整个人战战兢兢的,一直往四处看,好像害怕丈夫随时可能出现。认识十几年,那天,宋杨突然觉得,那不是她了,“怎么从上海回来的,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网络图片 一期节目,一句话 宋杨和马诺18岁认识,一路看着彼此长大,恋爱、结婚。我问宋杨,这么多年,她印象里马诺最自信、开朗的是什么时候?她马上说,那就是马诺参加完《非诚勿扰》,那时候22岁,年轻漂亮,是个“明星”。 那是2010年春天。江苏卫视的制片人王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过《非诚勿扰》诞生的背景:当时电视台歌唱类节目收视率下滑,同事们凑在一起开会,想还能做什么新节目,每个人报五个热点话题,“其中有一个必然是剩男剩女”。于是,他们决定做一档相亲节目,让年轻的80后、90后在台上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婚恋观和自我意识。 马诺当时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读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模特——她身材好,17岁就开始拍平面广告、拍杂志,上过《男人装》。当时有个网站叫美空网,定位有点像中介,女孩们上传自己的写真,需要演员或模特的公司上去挑人。一些如今知名的女演员,都曾是美空网的注册会员。马诺当时也是。 从很早开始,性感就是她的武器。2023年底,在马诺离婚的新闻下面,有读者发帖说,他买过2008年11月的《家用电脑与游戏》,杂志附赠的特刊里就有马诺的照片,“穿着秘书职业装,胸前解开了两个扣子”。 她出生在北京胡同里的普通人家,妈妈是北京外环公交车的售票员。上小学时,全家才从胡同搬到了居民楼。很早,她就开始挣钱养活自己。 当时马诺的发小在一个化妆师团队工作,《非诚勿扰》筹备时,他刚好去了江苏卫视工作,一位编导让他介绍一些年轻女孩,发小找了马诺,出场费一场500元。马诺想叫几个姐妹一起去,姐妹说,钱太少,路太远,不去。她爸爸也不想她去,吓唬她“火车上全是小偷”。但她还是去了,那年圣诞节,她坐绿皮火车,睡了一夜,到了南京,“那时候年纪小,没觉得辛苦,就觉得新鲜”。 让她声名大噪的,是2010年1月17日播出的《非诚勿扰》的第三期节目,在现场,这段对话是这样发生的—— 男嘉宾赵晨,头发留得很长,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人很羞涩腼腆。刚上舞台,24盏灯就灭得只剩下5盏。他说自己没有工作,爱好是骑自行车,灯只剩下2盏。马诺的灯是灭了的。但因为她是赵晨的心动女嘉宾,最后环节,她还是被请上台,赵晨问她,“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儿骑单车?” 马诺笑说,“我还是坐在宝马车里哭吧。” 网络图片 很快,这段对话被总结成了一句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2023年10月,见到《人物》时,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境:电视台没播出的部分,这位男嘉宾介绍自己是富二代,留学归来,“不是穷小子”,而她接到的任务是把这个人拒绝掉,具体怎么拒绝,她自己发挥。她正好想到前两天在QQ上看到的这句话(有人考证过,这句话2006年就出现在了互联网),“你知道的,(我)北京人,瞎侃了一句,就打了一句岔”。 但这句话刺痛了很多人。之后的几个月,互联网上开启了一场关于财富的大辩论。她也被打上标签,“拜金”、“托儿”、“毒舌”、“想火”。之后的几期《非诚勿扰》,不断有男嘉宾专程到现场,就为了驳斥她。有男嘉宾说,她应该让出这个位子,因为她不真诚;还有一位富二代说,“你不是想坐宝马吗?那就跟我走啊。”节目录到一半,她无法坚持,哭着跑了下去。 但这场风波,对这档新节目来说,无疑是好风凭借力——《非诚勿扰》开播五个月,就刷新了五年内中国省级卫视节目收视率的峰值,超过了当时的王牌节目《快乐大本营》。 这种成绩也是综艺创作的结果。制片人王刚谈过,他们如何设计《非诚勿扰》的赛制,让它形成交锋和碰撞:比如1名男嘉宾对24名女嘉宾,极度不对等,里面就有交锋,有选择的悬念;嘉宾从登场开始,先展示相貌、身高和打扮,再展示职业、爱好和收入,其中有非常多的社会热点,房子、孩子、婆媳关系、丁克……“社会当中所有关注的东西,交友都能够体现出来”。 当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写得更直接:“它不满足于温情斯文的相亲交友,甚至没打算促成任何一对男女,连装出这种态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鲜明的话题性、凶狠的两性搏杀,以容纳那些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金钱、房价、家庭关系、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脸的、夸张的社会漫画。” 这样的节目设置,马诺有她的优势——她漂亮,大大咧咧,说话“不经过大脑”。节目的另一位女嘉宾武潇的发言,道出了节目的部分真相,她说,一期节目录两三个小时,播出只剩一个小时,大家说话必须很直接,反映自己的个性。这也是节目里女嘉宾各个言辞犀利的原因。 不可忽略的还有时代背景。在今天,关于马诺的新闻下面的高赞评论是,“她这话也就是说错了时代”。但那是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3.08万元(2023年是8.94万元),是更羞于谈钱的时代。《非诚勿扰》的乐嘉在博客里写过,“马诺现象引发讨论的本质就是两点:第一,我们可以真实表达自己吗?第二,我们可以拜金吗?” 网络图片 馈赠与价格 因为一句话走红之后,马诺确实得到了一些东西,一些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 首先是工作增加了。当年的媒体报道记录了她繁忙的行程:《非诚勿扰》之后,她去过浙江卫视,又到安徽卫视客串过一档相亲节目的主持人,上过访谈节目《非常静距离》;记者们在文章里写,马诺很忙,和她通话是夜里十点,她刚刚录完歌;采访时她会说,“以前都是我配合别人的时间,现在都是别人配合我的时间。” 一个细节证明了她的受关注程度:2010年6月的南非世界杯,有人问她,最支持这次世界杯的哪支球队,她说中国队(中国队当年没有出线)。这也上了头条。 2023年冬天,我们在北京郊外一间冷飕飕的咖啡馆里谈到这段时,她的语气里有一些怅惘——当时她签了经纪公司,去了韩国学跳舞,录了EP,还在《志明与春娇》里客串过角色。22岁,她一个月能挣十万块,“比如说拍戏,接商演”,外地一些地方要开业剪彩,叫她去一趟,半小时就能挣三五万块。挣了钱干什么呢,“就是玩儿,买衣服,旅游,正常女孩就那样,我也那样呗。” 网络图片 能得到这些,是意料之外的礼物。她说,“我上这个节目火了,我自己也没想到。但因为这件事,我能去接商演,拍拍戏,挣点钱养活我自己,挺好的,我没想过那么多。” 但命运的馈赠也有它的价格。 她被邀请上节目,话题基本都围绕宝马和拜金展开。有人会上来就问,“你的择偶标准,真的是宝马男吗?”“你只嫁有钱人吗?”有的节目会设置一些环节,让男嘉宾来给她送宝马车钥匙。她知道这台车并不真的存在,但因为那人一直跪在台上,她不想对方下不来台,还是接了。 节目里,总让她谈自己的恋爱史。媒体也对她的家庭、成长环境、交过多少男朋友感兴趣,“挖个底儿掉”。一次记者问她,“你拜金吗?”她说,“我不拜金啊。”她开了个玩笑,“我给自己买了两个好包,这算拜金吗?”过两天稿子出来了,标题:马诺承认自己拜金。 她没受过如何表达得体的训练,我们跟她接触的过程中也会感觉,她性格相当直接,不高兴就挂脸,难过了马上就哭。当时的一次录制,她意识到节目组是在利用自己,离场之后她哭了,骂了编导,这段被拍下来放上网,又成了新闻。 这个过程里,要说她是完全无意识,当然也不是——节目请她去了,她知道自己“拿钱办事”,要做效果,“钱我赚了,锅我背了”。这是她的工作。 但这样毁誉参半的形象、以性感走红的方式,对职业生涯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之后,有网站发过她的“艳照”,把她的脸P在日本AV女优的身体上,这让她忍无可忍,把对方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决该网站侵犯了她的名誉权。 来自网络的恶意更是无穷尽,《人物》翻过马诺过去十几年的微博,无论发什么内容,下面经常是讽刺、挖苦和对她私生活的攻击。这是以性感走红的女艺人难逃的处境。几年前,我们采访过柳岩的经纪人张剑斌,他说自己手机里有个长长的黑名单,有一千多个号码——他的手机号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于联系工作,很多人以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机号,“无数人给我打骚扰电话,发淫秽信息、示爱短信,各种奇怪的男的半夜给你发矫情的语音,或者淫秽照片。” 网络图片 但马诺和柳岩又完全不一样。柳岩是湖南小镇出身,当时母亲生病,需要用钱,她辞掉护士的工作,进入娱乐圈。性感是她偶然发现的武器,她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这个标签。她看重尊严,也有一个更完善的支持体系,有成熟的经纪公司,在圈内有亲密的朋友,后来也通过主持和表演证明了自己。 马诺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她只是懵懂地、顺着惯性生活,很少追问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为何发生,自己又应当如何摆脱这一切。我问过她很多次,她怎么对待微博里那些评论,她总是说得模糊,“我当然会受到伤害,但是我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觉得只要我不这样做(拜金)就行了。”有时候她会做梦,梦里依然在跟人解释,自己不拜金。这种时刻她会觉得,自己确实有一些创伤。 她出身北京的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工人,养育方式是放养,从小她就是自己管自己。《非诚勿扰》播出的同一年,她爸爸生病,妈妈当时46岁,想着全心照顾丈夫,从公交公司办了内退,但爸爸还是很快去世了。马诺成了养家的人。 火了以后,一下子好多家公司要签她,她选了一家,但发现对方要分走她收入的一半,她就不合作了。后来又让她发小来当她经纪人,拉了一笔投资,但发小不是专业人士,“每天不干活,后来跑路了”。 她的影视作品集中在2012年到2016年,除了客串的《春娇与志明》豆瓣评分到了7.3分,其他作品的豆瓣评分分别为2.4分、2.8分、4.3分和5.6分。 一位男演员在2015年前后和马诺合作过两部网络大电影,在他看来,马诺是一位挺好的同事。当时她演女一号,从不迟到,早早就等在片场,人大大咧咧,仗义,“吃饭经常主动买单”。她不是科班出身,演技不一定那么好,她会跟着他们学,也能吃苦。 但那时他们之所以有戏拍,是因为那是娱乐圈资本狂飙的年代,网络大电影有市场,投资人多,导演也多。几年后泡沫破灭,行业走下坡路,加上疫情影响,这位男演员转做抖音号,几年后他和马诺在抖音直播间再次遇到,还经常连麦。 当年马诺对事业只有模糊的计划,她觉得,虽然给她的角色常常是拜金的、暴露的,有些明显在消费她,“但也没事呀,我得生存”,“我身材好呀”。只要进了这个圈子,认识人多了,可以慢慢转型。 但这种想法,后来被证明不太现实。当年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南都娱乐周刊》采访时也说过,靠网络炒作、真人秀火起来的艺人,生存周期不会太长,“出道之时的炒作大帽子扣上,以后想要转型、洗白非常困难,炒作的人可能需要不断地持续炒作下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和马诺同一时间火起来的网络红人,比如干露露、凤姐、芙蓉姐姐……今天几乎都已消失在大众视野。 选择和错失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她的人生曲线,像是被《非诚勿扰》骤然拉升,但之后怎么走,比如事业、婚姻、如何度过漫长的时间,她在选择时,错失了一些东西。 作为同行,从认识她起,李婧就发现,她不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她或许得不到太好的机会,但工作一定有,“她要是现实,肯定有钱就挣,有挺多来钱的工作”,但马诺不是这样,有些工作她不愿意去。朋友翩翩也劝过她,对待工作要更上心,“我会说,你这个工作应该沉稳些去做”,但马诺的回答是很直接的,“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开心,就不做了”。 在《人物》面前,马诺说得更坦诚——她不想太累了。拍了几年戏,做了几年商演,够了,她后来就在幕后做网剧制片,帮人拉投资。但中间一度做不下去了,因为工作中遇到男性,老明里暗里骚扰她,她觉得烦。2022年,她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做直播,每个月能挣两三万,“挣点零用钱”,她说,“够生活了,所以就过得懒懒散散的”。 网络图片 她是北京女孩,基本的物质条件是有的。她一直和妈妈住在北京的家里,没有房贷压力,早年间在重庆买了一套房,房租用来交社保,结婚前,手上还有百万左右的存款。 说到这些,她语气挺轻松的,“我就是那种,高兴,得了,就这样,谁不这样活着呢。我自己比较想要精神上放松愉快,跟人在一起,也是舒服,钱够花就行了。我不要求我自己要过成什么样,我也没有那个脑子。我就是想这辈子找个舒服的人在一起,舒舒服服过一辈子。” 在她看来,事业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婚姻才是目标和终点。 这是从小就被写进DNA的想法。早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她就说过,演艺道路走不下去了怎么办,“我特别喜欢孩子,想开个幼儿园,或者,嫁人?”她描述关于家庭的理想画面——老公去上班了,孩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她在厨房做饭,对着淘气的孩子喊:“你再淘气,我打你了啊!” 因为婚姻重要,其他一切都可以让路。“说白了,我一个女的,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现在规划再好,以后不是还得嫁人吗?手里有点钱,每天打扮漂漂亮亮,买点衣服,就挺高兴的。” 社会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女人最终肯定要结婚、有孩子。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早早结婚,大部分就做了家庭主妇。她也见到了一些成功的“人生范本”——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一个姐们儿的朋友圈,她嫁给了一个跨国公司的高管,住在北京CBD的大平层,不用上班,40多岁了,皮肤依然紧致,无论是衣服、照片还是家里的陈设,都是粉色的。 2023年12月底,我也见到了马诺的妈妈,马诺和她长得挺像,瘦,五官立体,说话很温柔。她穿有小碎花的衣服,家里有3只小狗。问她当时支不支持马诺上《非诚勿扰》,她说,“她喜欢那个(上电视、当演员),就支持她。”再问她看过女儿的哪些节目,她笑,看过《法治进行时》,当年马诺告网站那期。家里亲戚也看了,看完还讲,“这回好了,给我们证明了,挺高兴。” 她说,这些年闺女不容易,原来去海边拍戏,冷着呢。她盼着她结婚,结了婚“踏实”。要是不结婚,也应该生个孩子。所以每次马诺减肥,她会说,“减肥有什么用,过两年生孩子不是还得胖吗?” 我问她,她觉得马诺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她说,优点是孝顺,缺点是脾气不好,说话太直,不会拐弯抹角,“夫妻之间不能这样”。 正因为种种这些,马诺也给了自己一个人生目标,2023年,她35岁,该结婚了,结了婚,她就彻底退出这个圈子。 网络图片 幻梦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又不是一个目标明确、行事坚决的人——想尽快结婚,那就得找个合适的对象。她却在27岁,开始和一个小自己9岁的男生谈恋爱,这段恋情持续7年,直到她34岁。 他们在一起之后,男生去了美国读本科,她总去看他,一呆就是几个月。每次她去,男生出机票钱,吃饭是俩人轮着付账,她要买什么东西,自己花钱——马诺的丈夫曾指控她拜金,说她在和前男友交往期间,每个月有两万块生活费,但马诺说,这笔钱并不存在。到了美国她就很难工作了,在那边做过直播,但信号不好,索性就不播了。 这段感情结束在2022年,这一年,马诺34岁了,她等不起了,但男生不想结婚,他才25岁。 谈到这段感情,李婧觉得,大家(看了《非诚勿扰》)都说马诺现实,她反而认为马诺是“最不现实的人”。但马诺说她不后悔,“我能跟他坚持这么多年,肯定是因为我喜欢他”。生活里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 但年龄焦虑也是真实的——她正逼近35岁死线,亲戚朋友一见着她也说,“该结婚了”。这件事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彼岸是美好的婚姻生活,唯一不确定的是,伴侣到底在哪里? 2022年8月,马诺和前男友分手后不久,她的直播间出现了一个人。刘维来自上海,“是大城市的人”,30岁出头,常来看她的直播,给她刷飞机,三个月时间刷了20万。他们开始私窗聊天。 9月,他们见了面。刘维不算帅,体重200多斤,但有很多马诺喜欢的品质。 俩人聊得来;他看起来也有责任感,认识没多久,他就跟马诺发微信,说想给马诺一个家,对她负责,这让她安心;他也很细心,俩人出门玩儿,再回房间,门口已经放着一束他订的花了,“你感觉他是一个生活中也会注意到细节的男人”。 他在北京见马诺的亲戚朋友,会给大家送礼,当时是秋天,送的是大闸蟹,“北京喜欢这种会来事的孩子,有礼有面的”。见了她妈妈,他搀着她走,叫得很亲热。这点马诺很看重,她爸走得早,她希望伴侣孝顺妈妈。 他不算很有钱,但似乎也不穷,至少为人大方。他做销售,卖POS机,提成高,他告诉马诺妈妈,自己一年能挣一百多万,在上海远郊有一套价值一百多万的共有产权房,他妈妈住着一套在上海市中心、正要拆迁的一居室。甩掉话里的水分,马诺想的是,一个月能挣两三万,俩人租房住,能生活也行。他有个缺点——结过一次婚,不过她也34岁了,她想,结过婚就结过婚吧。 2022年10月,俩人开始恋爱。这个决定里,有七年恋爱长跑分手后的赌气,也有一种要重新开始的决心。三个月后,2023年1月,她搬到上海生活。李婧当时问她,难道北京的一切她都放弃了吗,她说自己想结婚,想安稳,在上海重新开始。 他们婚前交往的时间只有四个月。这四个月里,不是一切都好,有些危险信号出现过。 马诺妈妈记得,刘维“脾气很大”,他俩在北京拍结婚登记的证件照,因为小事儿吵架,他说不想拍了,马诺说,那就别结婚了,他急了,“duang”就把手机摔了。但马诺当时“爱得有点上头”,觉得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因为原生家庭有问题,他性格比较敏感,但这是小毛病,“可以忍受”。 从恋爱开始,刘维就在对马诺做一些“服从性测试”,比如,他让马诺别再做直播了,这个职业抛头露面,他没有安全感,有综艺节目找马诺,他也让马诺拒绝,说这行业是“戏子”,马诺妥协了;他说自己在认识马诺前,有个1999年出生的女朋友,还有很多暧昧对象,又当着马诺,把那些女孩从微信里一一删去,马诺也没说什么。后来他告诉马诺,他是在用这些事测试她的反应,她每次给的反应,都让他满意。 2023年1月31日,他们结了婚。马诺妈妈给了十万嫁妆,几万块红包,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至于婚戒,刘维说钱不够了,在小红书上买了个二手的卡地亚钻戒,九万多,马诺最开始不能接受二手婚戒,后来也同意了;他又给马诺买了根仿制的卡地亚项链,花了四万,让马诺对外说,戒指和项链都是十八万八,马诺也接受了。“他就是有点浮夸的性格,他是你老公,你也没法在外人面前拆穿他。” 2010年,《非诚勿扰》的嘉宾乐嘉说过一句话,现在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马诺的,他说,“马诺真要谈恋爱,其实是更重感觉的人,感觉来了,其他什么都不管。” 网络图片 爱、暴力和谎言 2023年1月,马诺和刘维在上海浦东区租下了一个loft,开始了新婚生活。很快,问题开始出现。 婚后不久,刘维说回妈妈家拿衣服,回来后,马诺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小孩的病历单,才知道他其实有一个孩子,才一岁多——这个孩子来自第二段婚姻——两人交往期间,马诺对这段婚姻并不知情。他在2023年1月29日才和前妻离婚,2天后就和马诺领证。婚已经结了,她继续忍了。 接着“暴雷”的是债务问题。刚结婚不久,刘维告诉过马诺,自己有20多万的信用卡欠款,当时马诺没深究,“不是特别在乎”,她想的是,两个人感情好,结婚之后刘维继续工作,她也可以工作,“20多万也不多,努力赚回来”。但后来刘维才向她坦白,债务一共是65万。她最后卖了自己在重庆的房子,还了这笔债。 比起这些,这段婚姻里更无法忍受的是暴力。但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在他们居住的密闭空间里,无法交叉印证,只能通过一些实物证据来尽力描述它—— 网络图片 2023年8月3日,刘维写了一份保证书,他说:“在与马诺的婚姻生活中,不会再发生家暴及过分的语言行为……” 2023年9月21日,刘维家暴被报警之后,在上海市高行派出所写下了另一份承诺书,他写到:“本人刘维在和马诺婚姻期间,对其进行长期的言语暴力,以及七次打人行为,本人对以上行为做出深刻检讨。”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的一份验伤报告显示,马诺“左肩、左腕淤青,软组织挫伤,活动受限”。 在婚姻生活里,马诺拍下了不多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他们租住的房间里,茶几被打碎了,楼梯把手断裂了,门直接脱离了墙体。但客厅的冰箱上,还贴着他们热恋期拍下的拍立得照片。 他们吵架后,马诺的朋友李婧去过家里,李婧当时看到,屋子里的茶几、电视、洗衣机、柜子,全被人砸坏了,洗衣机是关不上的,门锁是坏掉的,马诺整个人都哭肿了。 直到逃离这段婚姻后,马诺才意识到,暴力是怎么慢慢升级的,以及和暴力相伴的,是伴侣持续性地让她与亲人朋友隔绝,断绝社会支持—— […]

下雨天,划着轮椅独自乘坐公交车的我被拒载

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一点和许多为工作早出晚归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不一样的是,作为一名轮椅使用者她有过不少“被拒载”的经历。 以下文字记录的是她最近一次被拒载的全过程。 基本情况 娇娇老师,轮椅使用者,独自出行 那天,下着小雨 傍晚时分,我下班了,开着带车头的轮椅来到公交站台上,并把电源关闭了。 当那辆公交向站台开过来,车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我仿佛看到了曙光。 网络图片 “马上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了!”我心想。 司机是一位年轻的男士,此时车上的人也也很少。 我一手扶着把,一手推着轮椅,抵达公交车前门处,请司机打开后门位置的无障碍翻板。 足足喊了三次,他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 公交车和站台距离太远(大于80公分的距离)无障碍的翻板无法与站台连接在一起。 网络图片 于是,我请司机再把车往站台的方向靠靠,他却直接把无障碍翻板放了下去。这下,翻板和站台脱离了。 雨越下越大,我淋着雨,一遍遍向他重复着我的需求。 “你自己想办法上来,反正无障碍翻板已经给你打开了!我的车技不行,不能再靠近了!”,无论我怎么喊,司机坐在驾驶位上无动于衷。 “你这样停车,我根本上不去!”我生气且无奈地说。 后来,司机居然把车门关上了。 他粗暴且无情的服务态度彻底激怒了我! 眼看,公交车就要开走了,我大声对司机说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打市长热线投诉举报你?我昨天刚刚投诉了一家公交车公司!(前一天晚上我也被公交车拒载了)” 没想到,那位司机居然满眼不屑,用挑衅的语气说道:“那我看你还得多投诉投诉呀,你投诉我,我也靠不上站台边,我的车技有限,没办法……(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投诉了也不管用,他也不怕)” 也许是担心直接把车开走会被投诉,司机把车停在站台,把门开着。 期间他打了几个电话,似乎是在和公司领导汇报着什么。 过了一会,几个乘客默默地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去了。 我则一直淋着雨,头发、衣服全部湿透了,脸上也全是雨水。 那一刻,我内心的绝望又有谁能懂?! 网络图片 直到二十分钟后,下一班次的公交车到来,我才在第二辆公交车的驾驶员的协助下乘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真是太艰难了!) 天黑、雨急、风啸,我还遇到了这样的事……简直郁闷极了。 那天,我特别特别想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Chan残益

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

3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显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略低于15%,与欧盟相近:均为14.9%。不过,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与中国近几年经济结构转型直接相关,属于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或行业衰退而造成的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为失业者需要再职业教育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业涉及人们在工作之间转换,与经济周期无关,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失业。经济学家一般不太关注摩擦性失业,但特别担忧结构性失业,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国青年失业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视了这是结构性失业。 房地产业萧条导致数十个上下游产业萎缩 近三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动,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中国经济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过度饱和而难以为继。在继续投入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维持泡沫与让泡沫慢慢瘪下去另觅经济发展之途二者之间,习近平咬牙选择了后者。 但兹事体大,房地产业一直被中国当局及经济界视为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就业这点来考虑。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过一篇《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其中列了一个表,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大。建筑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635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62人。金融业的就业拉动能力第二,金融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51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70人。房地产业本身就业拉动能力并不大,房地产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35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12人。按此计算,2020年仅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就业就超过1.15亿人,对民生影响巨大。 上述研究还没有考虑其他几十个房地产开发上下游产业。择其大要述之,房地产开发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数个行业)、金融行业;建筑工程(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发相关服务;房地产开发下游主要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销售、房地产辅助服务、装修产业(涉及多种装修材料的生产与供给)等,与此同时还有交通运输产业,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从业人员。 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两大产业 房地产、建筑业与金融业在中国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房地产衰落,自然会影响到这两大产业。但细读之下,除了房地产业衰落的影响之外,还有这两大行业因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银行业为例,2016年之前,银行业曾是白领向往的金饭碗行业,但2016年开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仅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就裁员约2.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银行业裁员消息传出,成了常态。2023年9月30日,中国国内第一财经根据Wind数据统计,称降薪、裁员成为2023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财报透露出的两个关键词。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虽然突破了250万人大关,但同比增幅仅为1%。中工建农这四大银行还在裁员,其中,工商银行一年之内少了9000余人。据该报道透露的数据,从专业构成来看,招商银行招聘得最多的依旧是零售金融业务的员工,净增5378人(上一报告期增9460人),此外,运营操作及管理净增加2172人,而综合管理类人员则净减少近千人——熟悉银行业务的就知道,这些银行招聘的是能为银行增加业务的一线员工,以及专业门槛较高的技术型员工,“综合管理类人员”是属于万金油式的管理人员,这类人失业之后再就业相当困难。 中国建筑行业正处于技术转型时期 建筑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判断支柱产业的标准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5个百分点,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建筑行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至大:第一,它的发展带动着建材、冶金、化工、轻工、机械、石油、煤水电气、装饰装修、智能科技、家电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状况。第二,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一直是中国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行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 至2020年,每年从事建筑业的新产业工人人数在5000 万人以上,占比20%左右。 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建筑行业出现一个现象:企业增多,但从业人员反而减少。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43,621个,同比增长11.55%;从业人数5,184.02万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39740个,同比增长7.9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8712个,同比增加926个;与此同时,建筑业从业人数4016.41 万人,同比减少3.79%。简言之,企业变多了,更多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与此同时从业人员反倒减少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是按千万计数。国内的分析是认为企业养不起那么多人,国企增多则被认为是建筑行业的“国进民退”。 但事情远比这两类分析复杂。只有极少数分析指出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从中国现在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共有四条主线,分别是: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筑机器人研发和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上述这四点,注定中国的建筑业从设计到劳动类型与人力配置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将形成数量巨多的结构性失业者,因为列入十三五计划的“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和十四五计划的“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技术支撑:装配式、产业互联网平台、建筑机器人,这意味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劳动力类型需求将发生改变,包工头一般也无力投入建筑业新技术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我将另文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停水成为一种日常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预兆 人们已经很难准确讲出,家里的水龙头是从哪天开始经常没水的。与停电的瞬时性不同,缺水的状况是一点点影响这座县城的。 付丽是在连续一周多没有瑜伽打卡之后,才意识到家里真的已经停水一段时间了。去年十一假期后,付丽家所在的良瑜小区成为黎平县停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她住在19层,那段时间家里突然多了两个红色的塑料大桶,突兀地摆在卫生间和阳台,和家里精致的装饰格格不入。她问公婆才知道,白天她出门上班后,家里经常停水,一停就是半天。 付丽是黎平县城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生活极其规律。她每天5点多起床,先跟着手机视频练半小时瑜伽。女儿今年刚读一年级,公婆住得不远,走路二十分钟的距离。工作日一大早公婆就过来帮忙,一家人吃完早饭,收拾清爽出门,由公婆帮着接送孩子,待到晚上,再由付丽与丈夫“接管”女儿。 我在黎平一家儿童乐园见到付丽,7岁的女孩正在游乐场里蹦蹦跳跳,见我们聊天,好奇地跑过来。我问她,你知道家里停水吗?她大声回答,知道。我继续问怎么洗手呀,她斜着头想了想,跑开了。付丽笑笑,女儿每次开水龙头没水,站凳子上大喊,“爸爸来修”,她以为是水龙头坏了。 黎平有句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大部分年头,黎平雨量并不少,有时算得上充沛,但降雨不均匀,雨来得快、去得快,地势有落差,存不住水,旱情因此最早出现在高处村镇。县城也没有大江大河经过,只西侧山外有一条三什江,东边建了五里江水库,南边是枫树屯水库,还有一些小水库,汇集山涧的水。一遇干旱天气,黎平就成了一座“旱城”。 网络图片 住在县城不同区域的居民,关于停水的记忆也不一样。黎平县城呈长条状,南北纵深,夹在群山之间,总体地势南高北低,城南与城北相距二十多公里,自来水经山顶水厂二次加压流入城区,一旦水不够,地势高的城南就会率先停水。付丽家的良瑜小区就在城南。 即便在同在一个小区,不同楼栋与楼层,因连接的自来水主管道不同,供水情况差异极大。良瑜小区一位居民在业主群中翻找,最早一条关于停水的信息是2023年10月22日,一位业主问,“20栋已经五天没水了,有人家里来水了吗?” 群里有四百多人,消息一条接一条,7栋也停水了,4栋也停水了,5栋的业主说,“我们没水,还没(燃)气”。小区内部几栋洋房、其他楼栋暂时都有水。几个小时后,物业工作人员回复,“正在解决问题。”他传来一段视频,一位工人在排查小区蓄水池,“水箱水位不够,要两个小时才开始供水”。 但两个小时后,乃至整天,这位居民家里一直没恢复供水。接下来几天,陆续有不同楼栋的业主在群里问停水的事情,物业没再回复。这位居民住14层,她记得,最长停了整整一周,家里一滴水没来,后来一般间隔两三天,能来十几分钟的水。 在城南开理发店的阿森关于长时间停水的记忆更早,2022年8月,他住的这栋楼有两个单元停水近二十天。夏天热得异常,来剪头发的人比平时多,赶上中午和周末用水高峰,水龙头的水明显变小,顾客做头发,需要几次冲洗头发上的药水、泡沫,“特别耽误时间”。后来彻底停了水,阿森的理发店为此歇了两周。但当时县城没有出现大面积停水,没引起大波澜,事后据物业解释,“因为小区地势较高,加上这两栋楼自来水管道老化,维修工程太大。” 缺水的状况其实早有预兆。去年春节回老家,阿森见堂屋里堆了半屋子的红薯,往年最多种半亩地,人吃一点,多的喂猪。阿森父母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赶上天旱,谷子秧长不出来,一天挑十几担水都不管用,全改种了红薯,因为红薯抗旱。河边几亩地还是种的水稻,收成减了半,原来一亩地能收1300斤,前年只有不到800斤。老人家念叨,天干唯一的好处是,长出来的红薯,口感更甜。 在县城周边跑木材货运的司机杨大哥印象深刻,2022年热得不同寻常,一整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下雨也是一点点,连土壤都打不湿。”而过去,春夏正是黎平雨水最多的季节。去年秋天,杨大哥去林场的路上,一大片杉树枯死了。 近十年来,多家媒体曾报道,黎平县多个乡镇、村寨受到水源供应缺乏的问题困扰。2023年黎平县政府工作报告亦多次提及2022年以来的干旱与县城早已显现的“工程性缺水”的难题——因特殊的地理条件,水资源分布不均,管理难度之大,伴随城镇化发展凸显。 黎平城区没有大江大河,2016年之前,当地开始改造城区一条“污水沟”西门河,挖出景观河道,当地人称“母亲河”,修了管道从山上引水,建了公园,穿过城区。这两年以来,受干旱气候影响,母亲河变得干涸,夏天只剩下几个小水塘,裸露的河床越来越多。付丽去散步时,母亲河中央被“开垦”出许多块方方正正的菜地,种上了白菜。河道旁的花坛也是如此,一旁还插着木牌,“偷菜者吃中毒了,后果自负”。 网络图片 抢水 停水半个月后,良瑜小区一个业主群里爆发了争吵,因为有人“私自”安装了“水塔”。这是一种不锈钢制的蓄水装备,一般容量在1吨以上,常见于饭店、洗车房等店铺和农村自建房的屋顶上,城市里不太能见到。水塔一般加装一台家用抽水泵,通过自动抽水灌满水塔与二次加压,以免水压不足时用水不便。 一位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换做平日,小区里住在顶楼的居民,偷偷装了也就装了,“只要有地方摆,不影响其他业主就行。”但在水少的日子,这很容易就成为激化缺水恐慌的导火索。眼见业主们吵得不可开交,物业只能强行拆了一个“私自安装”的水塔。 在黎平,走访大街小巷,经常能在水管边上看到一台蓝黑色水泵,连接的“水塔”大多安在楼顶。很多五金店门口摆出水塔售卖。一位五金店老板说,水塔并不是主营业务,又占地方,往年都堆在库房里,一个月最多只能卖几个。但在去年,光十月份就进了四批货,每次二三十台。多了很多小区居民来买,没地方放,就摆在厨房和卫生间外的生活阳台上。 一开始人们也不知道要存多久的水。去年十月,停水的第一天,物业通知只是临时停水,阿森没做任何准备,他也没怎么担心会停很久,觉得晚上水肯定会来。晚上水确实来了,他把家里的桶都装满,特别是两个100升的大桶,是以前停水时买的。没想到第二天也停水,上午接待完几个洗头的顾客,店里只剩小半桶水了。下午还是停水,他在朋友圈发:店里可以干剪(不洗头),10元一位。 接下来,有时隔一两天来一次水,有时三四天,最长的一次整整一周没来水。阿森住在一楼,只要这栋楼来水,肯定先经过他家。来水的时间也极不确定,有段时间是早上四五点来,有时是下午,也可能是深夜,几乎从来没有按照物业通知的时间表,后来物业也不发通知了。只要听到小区里有动静,群里有人喊一声,哪怕是后半夜,阿森就会和其他居民一样,赶紧起来蓄水、洗东西。 网络图片 水来得突然,去得匆匆,有时来半小时,有时只有十几分钟,没赶上是常有的事情,只能等下次。后来阿森干脆把家里水龙头都打开,大水桶挨着小水桶,水桶挨着水盆,高低错落,赶上他没注意,水满溢出能流到水盆里。不过“溢出”的机会很少,因为水流很小,只如筷子一般,“一个水龙头能接满一桶水已经非常幸运”。 到了高楼层,水流就变成滴滴答答,甚至还没接上,来水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付丽家里,炖汤的砂锅、装苞谷酒的壶都派上了用场,女儿的洗澡盆也装上了水。儿童乐园一个员工就住在附近小区的七楼,一来水,邻居一个电话打来,她马上“偷”跑回家接水,顺便搓一下衣服,“跟打仗一样”。 更多人要上班,不可能随时赶回来接水,家里也没人留守,生活用水成了大难题。社区设置了便民取水点,5吨的白色塑料水桶,连接四个水龙头。消防车每日一送,上班的人晚上回来还能接点水。 2022年,停水变得愈加频繁后,居民首先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物业公司,轮流打投诉电话。偶尔能奏效,更多时候只能等着。物业公司回复是管道、自来水厂的问题,又说是因为良瑜小区修建时挖的蓄水池太小。据一位业主不完全统计,2022年一年,良瑜小区因此换了四波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消防车是从去年10月底开始进入小区送水的,连清洗道路的洒水车也被派去支援送水,频次不定。阿森的理发店正对着小区广场,早上天刚亮,就能看到许多老人带着水桶来等水,几个人挤作一堆,还有人带着手推车,推车上能放四个桶。白天,年轻人上班去了,老人们领着孩子继续守着。 终于守到消防车来了,人们就一涌而出去“抢水”。一辆水车大概只能供应五六十户,因此,带多个桶的人会被旁人指责,被指责的人自然不服,“家里人多,有的加老人六口人,没办法”,阿森说。不过,更多的人一次顶多打两桶水,以免影响后面排队的人。那段时间,消防车送来的多是河水、水库里未经处理的水,浑浊、甚至带了点鱼塘水藻的味道。消防员提醒,“这水一定不能喝,只能冲厕所”。 直到去年11月,城南的停水还在持续。五金店老板说,原本装安装的活儿包给一位师傅,那段时间忙翻了,有一天上午突然说干不了活了,因为他自己家已经停水十多天,那天他要去城外的五里江水库拉水。 网络图片 当阿森意识到,供水可能短时间内正常不了,他又去买了两个大水桶。小区附近的小卖部里,最大号的水桶卖完了,补货后价格从三十块涨到了四十多,因此,很多业主开车去城北的批发市场,甚至找水产加工的店买。家里空间有限,不可能放太多桶,有人把一个红色的大桶放在了走廊,占了半条道。一开始其他邻居有点意见,后来眼见停水遥遥无期,也没再说什么。 阿森始终没敢装水塔,小区一位女业主说,一停水就担心自己家的水塔被拆,每天都要跑到楼顶去看看还在不在,“(人)都暴躁得不行。”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停水与水塔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位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物业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通知禁止小区再安装新的水塔,一经举报就拆除。 神鱼井 县城边山脚下盖了一片自建房,很多居民在院子里打了井。一家小卖部开着门,老板坐在柜台边烤火。他家打了一口井,也接了自来水管道,水费比县城小区便宜一些。去年自来水常停,但井水没干涸过。周边居民常来洗东西、提水,打声招呼就行,也顺便买一包烟,带瓶酱油。老板嗓门儿亮,摆摆手,“来提水没事的,井水也不要钱”。 在黎平几日,我每天都会出去找井,重走停水时人们找水的路程。神鱼井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口古井,在黎平古城景区对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之地,已成为一处景点。一旁石碑上刻着神鱼井得名的传说:相传,早年井里有五色纹鱼,附近权贵人家捞出油煎,鱼半边已煎糊,但鱼还活着,井水亦猛涨作浪,直到把鱼放回,井水才恢复平静。 去年因为停水,神鱼井重新变得热闹。早上五六点钟,人们从县城许多方向而来,深夜才安静。打水的,拉水的,甚至有人背了一背篓的脏衣服,坐公交车过来洗。神鱼井不远有中学,停水的几日晚自习,老师带着寄宿生去提水,大家带着盆、桶,排着队接水,再说说笑笑走回学校,“比自习有意思多了”,一位女生说。 袁大爷家住神鱼井附近。20多年前,他家住在周边山上,村里缺水,以前没修路,白天在坡地上种地,晚上还要点着火把、打着手电筒去担水,有时要走很远。于是他知道,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 等从山上搬下来到县城,袁大爷选了最靠近井的一块地基。哪怕有了自来水,他们也习惯用井水洗菜,井水冬暖夏凉,更是街坊平日聊天的地方。 这些年来,神鱼井边冷清了许多,年轻人早已适应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县城,人们的用水依赖自来水供应体系。来自枫树屯水库、五里江水库,以及由三什江供水的三个水厂,通过密密麻麻的自来水管网,构成这座县城肌体运转的毛细血管。 直至天旱,水库没了水,古老的水井又派上了用场。 网络图片 黎平县志记载,黎平城区原本有72口古井,供养全城居民,直至1986年自来水公司正式供水才废弃使用。神鱼井最为有名,因为水源丰富,一度可供半个城居民用水,没有干枯的时节。随着多年来的城镇化建设,这口古井经历多次波折,周边修路盖楼,几度挖断了水脉,政府出面维护才得以存续。 去年10月初,宋善祥发了几段自己清洗神鱼井的视频,播放量从往常的几千涨到十万。很多本地年轻人留言问井在哪里。宋善祥今年37岁,开了一家家政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接到洗井的业务,客户是神鱼井所在社区。 和很多当地年轻人一样,因为停水,宋善祥才第一次知道神鱼井的存在。清洗那天,两台抽水机抽了一个上午,水终于见底,露出井底的许多硬币与杂物。他和两名工人下井,用打磨机削掉青苔,最后清理上来足有60多斤。清理过程中,神鱼井一角一直在冒水,出水口有奶茶杯口那么大,他在岩石下摸到了一条金鱼。 围观的人极为重视,拿着桶上前接。人们说,只要井里鱼还活着,井水就能吃。这是古人的智慧。 年初一个傍晚,我和宋善祥又去了一趟神鱼井。背着孩子的女人在井边洗菜,还有人正清理一只刚杀死的活鸡。井底又多了几枚硬币,还能看到一条金鱼。井边土地庙里供奉着土地公与土地婆,香火尚未燃尽。袁大爷说,“井边香火不断的,才能保佑黎平人有水吃”。井边贴了一张红榜,是社区组织的清洗神鱼井捐款公示,很多居民捐了款,不拘多少,1元也能上榜,附近一家公司捐了2000元。 网络图片 停水日久,黎平县很多井都被重新重视起来。另一处老挖井,我找了许久,居民也说不清楚具体方位,转了几圈,直到一位环卫大哥领着我过去。他就住在附近,老挖井废弃多年,早已被下水道污染,天热时闻得到臭腥味。前几天刚翻新好,工程量不小,挪走了下水管道,修了三个新的井口,洗东西与饮用的井口分开。 60岁的吴阿姨开了一家食堂,专办酒席。当地多是流水席,办两天,上午11点开始,送礼的人到了就得有饭吃。二三十桌,用水量大,她在屋顶上装了三个1吨的水塔,可一停水也歇菜了。停水的两个月,她常去神鱼井挑水,走路要十几分钟,她一肩一个20斤的水桶,一天要挑20多趟。 上山下坡,水一晃,重心不稳,更加吃力,第一天下来,她的脚和两个肩膀都肿了,只好喊了儿子请假回来,开车帮着拉几趟,车里能多放几个桶。 后来,吴阿姨干脆去买了抽水泵,每天早上请街坊开三轮车把水塔运到神鱼井附近,用水泵抽满水,再拖回来。水塔重,需要两三人帮忙才能抬上车。街坊都是老熟人,不好意思收钱,吴阿姨就塞一包烟。她说,除了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几十年没有为水发愁了,没想到住在县城了还是得挑水。 缺水留下的印记 即便是停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付丽也没有太担心过,“一个大县城不会停(水)太久的,到处都在想办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停水一个月左右,除了居民们立刻能感知到的——每日安排4辆应急车机动送水,并在大型小区安放1-2个固定水箱外,2023年11月17日,黎平启动了应急供水工程,新建的城南临时水厂正式投入运营,优先供给包括良瑜小区在内多个缺水严重的社区。这样一来,城区就有了四个水厂供水。 不过,据北青深一度报道,面对全县每天3万方的用水量,整个县城供水缺口仍有五六千方。对于这个用水缺口,付丽有切身感受。八年前她在城南买房时,附近只有良瑜小区一个封闭式管理的小区,而现在这一片俨然成为商圈,学校、超市与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起了几个簇新的现代化小区,楼栋都在20层上下。 更外围是几片扶贫搬迁的安置小区,地势较高,也是去年停水的“重灾区”。黎平曾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的县,直到2020年全县脱贫。2018年以来,易地扶贫搬迁超过八千户,带来城区人口剧增,用水需求量剧增。目之所及地,整座县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今年我到黎平时,城区大面积停水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只间或有小区域短暂停水。人们告诉我,从去年12月中下旬起,连续三周下雨,水库的水蓄了起来,人们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网络图片 但停水留下的记忆不曾消失。应对缺水,这里的人们早已有了丰富的经验——蓄水、找井、挑水,小区的小卖部都卖桶装水。从老家回来后,阿森的车后备箱一直放着四五个水壶,有大号的矿泉水瓶,也有洗干净的塑料油桶。在外面旅游、走亲戚,他都会开车拐去南泉山接点水带回家。 节约用水的常识被无比具体地落实到生活的细节里。听到女儿冲厕所的水声,阿森会大声提醒,“轻轻按一半就行,不要浪费水。”以前家里的衣服每天都洗,现在要攒几天,凑一起开一次洗衣机。理发店需要频繁拖地,缺水后,他不舍得拿水拖地,就买了一箱一次性拖地湿巾应急,打扫干净头发,再喷一些酒精。 付丽家也是一样,洗衣服的周期也从每天一次变成了一周一次。水都尽可能要循环利用,不同颜色的桶各有用途,洗漱后的水还要用来冲厕所。连每日洗脚水都会保存下来,哪怕她此前有些洁癖。 当缺水一度成为新的日常,人们必须接受一套更随机的时间表,这意味着生活选项的重要性要重新排序了。付丽在心里列了可选项和必选项,比如健身,一定是最先暂停的。随着停水愈久,可选项越来越多,他们可以不在家吃饭,不洗碗,也可以几天不洗澡,但生活必选项得保障——洗漱、冲厕所。 去年11月,城南停水快一个月的时候,因为担心家里的卫生状况会影响孩子身体,阿森决定“逃”去乡下。他带着妻儿开车回了村里,还带上了两个洗干净的油桶和一袋脏衣服。 尽管村里也缺水,至少能保障每日生活用水。多年前政府组织找水源、修水库、接管道,村里家家户户通了水,在夏天、冬天的枯水期,水库有人专门管阀门,每天早中晚开三次,其余时间阀门就关着。 我问他,回村的那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阿森想了一会儿,当时秋收已经结束,村里年轻人多不在家,见他回来,父母都很惊讶。平日理发店里忙,父母喊他回家他总说没时间。 网络图片 阿森说,他做理发师这么多年,都没给父母理过头发,母亲是齐耳短发,她自己两剪刀就剪了。这次他想给父母理个发,却发现工具没带回家。在老家的日子里,父母扛一把锄头早出晚归,在菜园忙个不停,种白菜和萝卜。他去地里喊他们吃饭,父母忙叮嘱他,别踩地里,弄脏鞋。 也是这一次,他发现父亲变得更矮了,背驼了许多,是长期劳作留下的痕迹。母亲呢,永远有忙不完的活儿,一家人吃饭了,她还忙个不停,喂鸡、剁猪草,喊好几次才端上碗。这是父母的日常,却是他第一次看到心里去。 在老家歇了两周多,阿森带着妻儿又匆匆赶回了县城,他在小区开理发店,做的多是熟人生意,关门太久,客人就换地儿了。那段时间,常有老顾客给他发微信,今天能不能做头发?这让阿森很焦心,在老家也待不踏实。 回了县城后,阿森看到,小区里贴了许多传单,倡议居民节约用水。城南一路上都是新的楼盘,坐出租车时,司机会热心建议,现在看房一定要问两句,小区接的自来水管是哪个水厂,有没有蓄水池和二次加压设备,“不然你住几天就知道,滋味可不好受。” 母亲河边上的酒店高层,窗户外能看到一整条河道,水面上飘着绿油油的叶子。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之前河道干了,老人们在河中心种的菜。河道里土壤肥沃,因此菜长得特别好,后来终于下了几周雨,菜全淹了。 河边有一家废品站,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捡了一蛇皮袋瓶子送过来,换几块钱,听我问起种菜的事情,摆摆手。夜幕垂垂,老人们赶着回家烧晚饭。一位老人说,“淹就淹嘛,不值几个钱,有水才是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现在长大了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监狱的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1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 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 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 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2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3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网络图片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4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5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网络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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