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39小時，5分鐘，這些數字分別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條（實為港版國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過立法；草案委員會僅用39小時就「完成逐條審議共181條草案條文」；3月19日當天，所有議員均被”溫馨提示”只鬚髮言五分鐘，就快速通過三讀。特首李家超隨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條完成立法並將於3月23日正式實施。 3月19日當天，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竟比李家超還搶先一步宣布：23條已經通過三讀！但當時，香港立法會還並沒有進入三讀階段。央視的搶先宣布，等於嚴重泄露黨國機密：香港立法會已經淪為橡皮圖章，命運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來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裝走一個立法過程。 其實，就在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3月4日至11日）就傳出：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港立法委員等，接到中南海緊急命令，要求他們停止其他工作、放棄休息，立即聚會，轉入審議通過23條。 沒有像香港過往那樣，走立法前必經的程序 — 公眾聽證會、讓議員提修正案，不僅直接撕下了「一國兩制」的面紗，而且，整個操弄過程顯示，中南海決策者顯得火急火燎，急於求成。外界不解，為何這麼著急、猴急、火急？ 前兩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勢瓦解香港大抗爭之後，隨即炮製了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這種紅色恐怖的氛圍下，23條立法，已經沒有什麼阻礙，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時間，按步驟走完程序，假裝「一國兩制」還存在，把戲演足，也沒什麼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還要舉辦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高峰會」、博鰲論壇等，眾多外商高管將雲集北京和海南，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資的重要機會，何必趕在這個當口火速在香港出籠23條，豈不是給這些論壇潑冷水、給這些外商當頭一棒？ 或許中南海已經不在乎外商外資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樣子。筆者只能推理，或將有大事發生？中共急需港共趕在大事發生前，緊急通過23條立法。 聯想到3月22日，莫斯科發生疑點重重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際，中共對菲律賓補給船發動大規模水炮攻擊，菲律賓船體受損、多名船員受傷。再聯想到最近幾年的世界亂局，舉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哈馬斯恐攻以色列、胡賽武裝持續襲擊紅海商船、北朝鮮不斷升級導彈試射……這些亂局的背後，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顯北京選邊站。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依據毛式中共邏輯，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大顯身手、另起爐灶、跟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的「大好時機」。 回頭來說，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極速、狂速的節奏通過國安23條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發動武攻台灣？無須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許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條的內容，擴大了叛國罪、叛亂罪、破壞罪、危害國家安全罪、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間諜罪、竊取國家秘密罪等範圍，並加入「煽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仇恨。」且適用於在香港境外發生的同類行為，意即跨國執法。中南海決策者或想像，一旦武攻台灣，香港可能動蕩，並進而波及中國內地。搶先拋出23條，可以起到震懾和恐嚇的作用。 外界普遍認為，23條立法，將進一步惡化香港營商環境、讓外國外商外資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顧，知難而進。其實，想想王滬寧為習近平炮製的口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組織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個「省港大罷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當時未能完全達成目的。但百年之後，中共已經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為所欲為，終於「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或許，極左當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樂而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去年11月，穀雨發表了《殺夫女性的真實畫像》，提到兩位女性遭受家暴後反殺了丈夫，在她們被判處死刑後，都是多虧了一位女律師的努力，才得以從死刑改判為死緩。 這個月，在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我們見到了一位這樣的女律師。她叫徐維華，今年74歲，曾在婦聯工作過，為婦女權益奮鬥了大半輩子。她留著短頭髮，說話中氣十足，是那種你一見到她，就願意把自己受到的傷害、不公的待遇講述給她的律師，你相信她會盡全力為你討得公正。 網路圖片 上世紀80年代初，她在全國婦聯的法律顧問處工作，為那些因家暴而反殺丈夫的女性奔走，她反覆地向法官建議：她們遭受了家暴，她們受盡了屈辱，請慎重判處死刑。 當時，儘管《婦女權益保障法》已經出台，但裡面對家暴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救助措施，法律界、公安系統，乃至整個社會都對家庭暴力缺乏認知。因此，大多數時候，徐維華的努力都失敗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條線，就是被告對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見的。」 1995年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是個轉折點，和許多婦女工作者一樣，徐維華真正了解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而是一種基於性別文化的暴力，它應該由公權力介入，也需要單獨立法。 隨後，家庭暴力的概念開始出現在地方性法規之中：1996年，湖南省長沙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聯合下發《關於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規定》，這是中國出台的第一個反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確禁止家庭暴力，並規定了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責任。 2012年，《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國家立法規劃，並付諸實施。也是這一年，在四川，遭受家庭暴力後殺死了丈夫的李彥被省高院二審判為死刑，並上報到最高法進行死刑複核。因為時間點特殊，這個案子進入了公共視野。有社會各界人士公開簽署呼籲書，緊急呼籲最高法「刀下留人」。也有女性發起名為「我不要成為下一個李彥」的行為藝術。 李彥的死刑被最高法發回重審。徐維華和郭建梅一起成了李彥的代理律師，她們會見李彥，走訪了當地的婦聯和社區，重新搜集了李彥曾遭受家庭暴力的證據。重審法庭上，在男方親屬此起彼伏的辱罵聲中，徐維華讓李彥舉起她曾被丈夫割斷的手指，「我說你舉著不要放，讓大家看。」 辱罵聲沉默了。 2015年，李彥案判決由死刑改為死緩。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縱觀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說，身為女性，徐維華為維護女性權益所做的努力，正好契合了一代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契合了不以性別，區分公平正義的時代呼聲。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一個健康社會，從上到下合力的結果。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那些曾經被視為天經地義，又或者無傷大雅的觀念、行為，正在經受拷問。表現在法律上，則是徐維華努力為之辯護的女性，她們的痛苦、無奈和傷痕也終於不再被遮蔽。 八年後，徐維華仍在工作。目前，國家對於律師從業年齡沒有限制，徐維華覺得，只要自己還思路清晰，講出來的話站得住腳，論證過程能做到有理有據，她就會繼續站在法庭上，為權益受到侵害的女性辯護下去，今年初，她還曾代理我們報道過的出嫁女周宇的案子，「就覺得作為法律人，為婦女事業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體現作為法律人的一點價值。」 以下是徐維華律師的講述。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家暴作為一個主要的婦女問題進入了我們的視野。當時我在全國婦聯的法律顧問處工作。 當時刑法將家庭暴力（包括輕傷、重傷致人死亡）作為「虐待罪」規定，並常常被當作家庭矛盾、夫妻糾紛等私事，《婦女權益保障法》里也沒有對家暴的定義和救助措施等。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我被安排在一個維護婦女權益的論壇做秘書長。在這個論壇上，我第一次聽說了「家庭暴力」的說法，知道那是一種基於性別文化的暴力，需要公權力介入，也應該進行專門的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婚內強姦，當時覺得很前衛，因為它畢竟是在婚姻合法外衣的保護下的。 網路圖片 在婦聯接手的非常多的家暴案例中，有一類很特殊，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女性將施暴者反殺，當時媒體稱之為「以暴制暴」。有一個發生在河北的案子，一個女孩的老公是當地企業家的兒子，很有錢，但是不務正業，還賭博。結婚之後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回來了，沒開燈，和她發生關係，她覺得這個人和她老公不太一樣，心裡有點狐疑，還是照睡了。這樣的事情發生到第三次的時候，她有點警覺。 她突然拉開燈，發覺不是她老公，那個男的也嚇得要死，啪的滾到床底下就跪下了，說她老公跟他們一塊賭博賭輸了，用老婆來作為賭資。他說這是經過你老公同意的。但是老公同意我不同意啊，憑什麼這麼來？ 她非常憤怒，第二天悄悄準備了剪刀放在枕頭底下，這就是冥冥中間的安排，下一次晚上回來，要跟她發生關係的就是她老公，但是她啪一下拿剪刀就捅過去了，捅的就是她老公，失血過多死了。 當時這個案子一審說故意殺人，後果嚴重，影響惡劣，判了死刑。有一些審判員不同意。女孩家屬向省高法上訴，也向婦聯反映，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這個女孩子已經受盡了侮辱，這種情況下指控他強姦都可以對吧？女孩子要維護自己的人身權、人格權，我實施的是自衛，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接到其親屬給婦聯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別轉給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著保護婦女合法人身權利的目的，分清該女孩「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強姦自己妻子，他的行為事實上構成與他人共同強姦妻子的犯罪，當時我認為，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最高法院應當會認真對待，一定不會輕易核准對女孩的死刑。 我打電話聯繫最高法院刑庭，鄭重說明案件的情況和特殊性，提出依法對女孩不判處死刑。接電話的庭長，答應得很好，說這是最高院對本案所進行的第二次審核，我們一定會慎重，嚴格把關。我們也很放心。但待我從香港參加一個會議回來後一段時間，再聯繫他們，得知女孩已被執行死刑。內心充斥著悲痛、哀傷，很長時間都覺得我沒有能夠挽回女孩的生命。 那麼年輕的生命，在受盡了被強姦的侮辱，在丈夫再次對她進行性侵害時（因為其不能接受其夫的性行為），她反抗丈夫的侵害，行使的是保衛自己性自由、性尊嚴的正當、合法的權利，卻被判處了死刑。 這麼多年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讓人感覺不可以接受，也最不能接受的案子。這個案子真的讓我憋著情緒，即便反家暴法的出台與實施，都無法釋懷。 網路圖片 還有一個遼寧的案子，女孩子離婚跟前夫分開了，把錢都給了男的，自己帶著孩子在一個平房裡住，院牆也不是特別高。她是個老師，覺得自己獨立把孩子養大沒問題，但是前夫總向她要錢，女孩子說我已經把所有的錢都給你了。前夫說沒錢你就跟我睡覺，就擺脫不了他的糾纏。 那天清早男的翻過院牆進到她們的房間，就要跟她發生關係，女的說我已經跟你離婚了，我沒這個義務，在這個過程中，東北冬天不是生爐子，女的用火鉤子，就那種小鐵棍，一下子打過去把他打昏了，後來在做筆錄的時候，女孩子說，我一看他還有點鼻息，我就把他打死了。 就這樣，被判故意殺人。但我總覺得這跟別的殺人案件不一樣，對不對？這個男的向女的要錢，還打她，揪她頭髮，她肯定要掙扎，要反抗啊。我已經跟你離婚了，我保護我自己的性權利，這是任何法律都應當給予保護的啊。我們對這個案子的工作過程，也跟河北的那個案子一樣，最後還是女孩被判處死刑，留下了一個可憐的孩子。 有一個案子，爭取的結果還可以。是浙江有個女性，她老公在外是派出所所長，但是在家一分錢都不給她花，對下崗的妻子，長期實施冷暴力，常常因為一點小事，暴打老婆，打人時還拽著她的頭髮往他家陽台的水泥欄杆上撞。女兒說，他們家的水泥柱上，留下了母親的斑斑血跡，絲絲頭髮。後來女的實在忍受不了了，就在外面雇了幾個臨時工人，想教訓一下她老公。 這幾個人問打壞了怎麼辦？老婆就說，那算我的。結果打得太厲害了，失血過多，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案子後來有100多個簽名，要求嚴懲這個女性。她的弟弟急了，跑來北京向我們求助。我就聯繫了媒體，寫了內參，後來這個案子判了死緩。 大部分的案子，我們試圖「刀下留人」都失敗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條線，就是被告對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見的。 世婦會之後，婦聯和一些社會組織都為反家暴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反家庭暴力網路」，對於反家暴的宣傳、培訓、社區項目、推動反家暴庇護中心的建立等等工作，世婦會後郭建梅辭去公職，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開展民間婦女法律援助與服務，接到也接受了很多受暴婦女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紮實辦理每一個案件，在婦女中，在社會上，贏得了口碑，也有較大的影響力。 「你舉著不要放， 讓大家看清楚」 從婦聯退休後，我在郭建梅老師創辦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現在的千千律師事務所，幫助做些法律援助與服務工作。 郭建梅是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她曾和徐維華在婦聯做過同事，是多年的朋友，也是戰友。郭建梅曾在雜誌社工作，在採訪1995年的第四屆婦女大會時，受會議上一場主題為「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的演講感召，幾個月後，她就辭職，開始免費為弱勢女性群體代理案件。 在千千所，我們代理過幾起「以暴制暴」的案子，其中就有李彥案。這個案子的審判期間恰逢《反家庭暴力法》的醞釀期間，所以很典型，也在當時得到過社會各界的推動。 網路圖片 在四川，李彥不顧家人反對，和譚某結婚。結婚沒多久，譚某就開始打她，每個月都要爆發幾次，輕則扇耳光，重則拳打腳踢，用刀砍。李彥和她母親找過派出所、婦聯和社區，對方都互相踢皮球，沒什麼用。李彥提出過離婚，還被譚某威脅，「如果再提離婚，就讓你家破人亡」。 李彥在譚某蓋房子的工地里弄了一個小賣部，裡邊賣點速食麵，炸火腿腸之類的。那天晚上有一個工人來買速食麵，李彥很好心，給人家燒了開水，讓他泡麵，暖和一點。 譚某看見就發瘋了，覺得李彥在勾引別人。那天晚上他拿了幾粒花生米放在窗戶旁邊，李彥在洗碗的時候，他就拿自己的火槍瞄花生米，說我一槍撂死你。李彥很害怕，譚某拿著火槍槍托一下就扎在李彥的腳趾蓋上，把她的腳趾蓋給翻開了。 在這種鑽心的疼痛下，李彥覺得日子沒法過了，離婚沒成，每天都在提心弔膽，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爭執中她拿著槍管就把譚某敲暈了，後來她越想越害怕，就給譚某打死了，並對屍體進行分屍。 網路圖片 案發是2010年，2011年8月資陽市中級法院一審，判定李彥犯故意殺人罪。（註：法院認為李彥向派出所、婦聯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登記，都是她獨自反映，沒得到譚某的印證，因而，家庭暴力的證據不足。）一年後的二審維持了原判。 李彥的弟弟到北京求助，跑了很多律師事務所，沒有人接，他已經非常灰心，買好回四川的機票了。後來他在報紙上看到千千代理過一個類似的案件，就給我們打電話，接電話的同事一聽，就說，這個案子的量刑重了。那邊李彥弟弟一聽有救了，有希望了，他說我馬上到你那邊諮詢一下行嗎？ 他第二天過來了。郭建梅老師聽完，覺得應當接受該案，她決定她和我一起為李彥案件辯護。在李彥由最高院進行死刑複核的階段，案件引起了各方的關注與重視，很多專家、學者，包括一些人大代表都為此發聲，這為我們進入案件辯護提供了強大的社會支持。同時，我們也到四川李彥生活、工作、案件發生的地方，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掌握了新的證據和事實，為做好辯護奠定了基礎。 當我們會見李彥時，她狀態還可以，沒有很頹廢，有求生願望，表達問題很清楚，事實說得很明白，她的感受也談得很深刻、很感人。李彥在婚內一直遭受的暴力與虐待。她常常被煙頭燙，被不鏽鋼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宮手術的當晚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煙頭燙在身上時，譚某就威逼她對外人撒謊，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隱晦地告訴社區幹部，她的陰私部位有傷，但是沒人在意，也沒有人施以援手。 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複核沒有通過，被發回二審法院重審。 11月，二審重新開庭，我認為此次重審，事關李彥是否能夠重生，是否能夠爭取一絲希望，是否能夠打動法官，作為辯護人，必須敏銳，臨場不亂，針鋒相對，為李彥爭取所能爭取的機會，用證據改變對李彥的不利指控，全神貫注地為李彥的新生拼一把。 當向法庭展示李彥被家暴傷害時，我請求審判長給與李彥出示受傷害部位證據的機會，經審判長同意，我跟李彥說，請將你的手舉起來，給大家看看，你手上的那個斷指，是怎麼回事，向審判長、向法庭說一說，不要遺漏。李彥高高地舉起她斷指的手，開始向法庭講述斷指的情況與過程。 有朋友告知李彥，發現譚某在一個私密場所密會一個女人。李彥到那個地方，找到譚某。回家後，譚某問她，剛才你是用哪個手指指著那個女人的？李彥說，是左手。他再問，是哪個指頭。李彥伸出了左手中指。譚某站在李彥的左側，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節。對外人，李彥說手指是她不小心在切肉時自己砍斷的。 本來法庭上有好多譚某的親戚朋友，一直在說方言，後來審判長告訴我是他們在用很難聽的話辱罵我，我想反正聽不懂，任他們罵去又何妨。李彥把手指舉起來的時候，他們的聲音都沒了。我跟李彥說，「你舉著不要放，讓大家看清楚。」 但凡過得下去，她不會做成這樣子，她實在是忍無可忍。當然對於被害人的逝去我們表示歉意，作為一個生命，任何人無權去剝奪對吧？但是在這個案件中間，他既是一個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針對侮辱屍體的指控，我們認為這是李彥逃避的一種手段，她沒有主觀想要侮辱，她只是想要去逃避。我們希望司法部門能慎重考慮量刑。 2015年2月，終審判決書稱，李彥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所有的人都為此感到慶幸，深感挽救了一條生命，反家暴同樣成為審判員守護婦女的一條的利器。 網路圖片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了。在這之前，李彥還曾通過辯護律師提出了自己對於草案的修改意見。我沒再見過李彥，她後來還有獲得減刑。當時她特別擔心自己的女兒，我們都跟她說，你關心好自己，你好了，女兒長大後，一定能自立自強。時間很快，李彥案件一晃就過去那麼多年了。 希望像李彥那樣遭受家暴「以暴制暴」成為被告的婦女，能夠得到反家暴的保障，得到司法的守護，遠離暴力，遠離傷害。 體現咱作為人的一點價值 1971年我參加工作，在公安系統，幾年後被調去婦聯做黨政工作，當時覺得婦聯的工作婆婆媽媽的，我也沒到婦女的年齡，和婦女也沒什麼聯繫。 1977年，我被推薦上了大學，學的是法律。畢業那會，全國各個院校法學教學人員青黃不接，迫切地需要一些年輕教師，我就被分配到杭州大學教法律系刑法室。當時正趕上全國恢復刑事案件辯護制度的時間點，各地成立了法律顧問處，那時候還不叫律師，叫法律顧問。 網路圖片 我作為法律顧問參與的第一個案件就是為一個女性被告辯護，她長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衊，把對方給殺了。開庭在蕭山的一個大會堂里，有一萬多人旁聽，還有人扒在窗戶上看。我很緊張，因為不知道辯護的流程是什麼，覺得這條人命壓在我的肩上，我背負著這個責任。 最後這個案件判決有變輕。本來是要把這個女的死刑立即執行，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辯，最後判處了死刑，但沒有立即執行。 兩年後，我去浙江的監獄辦事，當時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剛吃完飯，在勞動，一下子就遇到了這個姑娘。現在搞不好她已經出獄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後來，全國婦聯成立了法律顧問處，這時候對婦聯沒那麼抗拒了，覺得用法律維護婦女權益是個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師制度已經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辯護、代理的經歷和經驗，經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獲得了律師資格。我的律師證序號是822號。 到了婦聯以後，八十年代婦聯最關注的婦女問題是拐賣，主要工作是與公安部聯合，制止拐賣，還有參與制定《婦女權益保障法》，那時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們從1984年開始醞釀、起草《婦女權益保障法》，經過數年的調查研討，到91年出台，我們請專家，跟全國人大立法調研，反覆修改用了6年多時間，我很有成就感。我們能做的事情，當然只能是自己職權之內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類，是吧？ 而且法律不僅僅保護的是婦女的人身權利和家庭權利，還要保護她們政治上的參與權、話語權，這也特別重要，在單位里，女性參與領導崗位應該有相應的比例，這是不能迴避的。 經濟權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後比如說提拔，參加培訓或者是相關的工作中的權利，也應該跟男職工一樣。女性受教育的權利，現在你看女孩子上學就成了一個稀鬆平常的事情。 在婦聯工作到後期，會有種無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結果總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樣。54歲，我提前退休了。 網路圖片 在公安工作的時候，我覺得能在那服務一輩子，就很高興了，當老師，我也覺得能當一輩子，根本沒想到後來去做律師。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樣弄到各種地方，已經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輩子。 退休後本來想好好休息一段時間，結果建梅就問我，要不來我這？我沒猶豫就來了，就覺得作為法律人，為婦女事業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體現咱作為人的一點價值。反正我這人當不了官，掙不了什麼大錢。 李彥案之後，我們本來以為類似的案件都會從輕量刑，但是結果也沒有那麼樂觀，很多案子的判決還是很機械。我覺得法律雖然是冰冷的條文，但是執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熱血的身軀，你的理解賦予沒有生命、冰冷的法條以生命，案件背後有更深層的家庭暴力的問題，可能別人看不見，但你能夠用你的眼睛去看見，為什麼不去做呢？ 近幾年我還辦過一個「以暴制暴」的案子，是山東一個女孩長期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然後給丈夫服用了安眠藥，把他殺了。這個案子判了八年，還算得當。哎，這個案子記得不是那麼清楚了，越早的案件反而記得越清晰。 這兩年我還為不少「出嫁女」辯護，有一個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書記，我說女性的土地權益問題不解決，當地的官員是不是盡到了責任？村裡的村支書（在出嫁女問題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嗎？好意思嗎？ 律師沒有年齡限制，只要我的觀點還站得住腳，論證過程中沒有胡言亂語，我表達的東西還能被別人接受，就還可以繼續。 我經常會想起河北那個被判死刑的姑娘，怎麼想起來的不知道，現在一說那就想起來，或者哪天有人來反映類似的情況，又會想起來。會想如果一切不一樣的話，這個姑娘現在可能有一個很美滿的生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日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到湖南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受中國衛健委高調圖文及視頻報道，引起輿論關注。有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彭麗媛可能將參政、出任重要職務，甚至可能成為第二個江青。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說法有點”誇張”。 彭麗媛近期高調露面 未來是否參政引發熱議 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近日走訪湖南長沙，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據中國衛健委的圖文及視頻報道，同行的還有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 新聞稿指出，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彭麗媛以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身份到洞井街道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與康復病患和等候接種疫苗的兒童交談，並號召大家擔任宣傳員及志願者，共同終結結核病流行。 彭麗媛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中國海外民運人士王丹也發布視頻認為耐人尋味，而獨裁者傳位給家人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中國文革期間，毛澤東夫人江青在1969年中共第九大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更在70年代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結成「四人幫」，大搞權力鬥爭運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文革無度和殘暴的象徵。 資深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習近平藉由反腐行動清洗政敵，並取得第三屆連任。這不僅得罪許多山頭，堵了他人接班之路，也導致自己無信任的人可用的窘境， 因此解決危機的直接辦法之一是讓黨天下成為家天下。在類似邏輯下，習近平不按常規提拔了現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不過，蔡慎坤認為，儘管中國在習近賓士理下相當集權，但畢竟和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不同，現在是要在經濟上採取開放的姿態。因此，還需要時間觀察彭麗媛是否會成為第二個江青：「目前習是能掌控大局的，下面的人基本或至少表面上服服貼貼的，沒有對習構成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犯不著把彭麗媛推到風口浪尖上，而且即使彭進了政治局，也不見得能比現在發揮更大作用。」 蔡慎坤說，雖然短期內看不到彭麗媛進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職務的跡象，但出生山東的她在人事上或許已有了薦舉權，這和很多山東籍官員的任命或受重用有關。彭麗媛私訪、調研的同時也在對官員進行接觸、考察，而山東派自毛澤東、鄧小平乃至胡錦濤時代都以忠誠著稱。 彭麗媛湖南一行扮演的角色備受矚目。據世界新聞網報道，這並非彭麗媛第一次單獨會見官員或從事外交工作。過去一年，彭麗媛曾與烏茲別克、尚比亞的總統夫人和越共總書記夫人單獨見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女童和婦女教育獎頒獎儀式在北京召開時，彭麗媛也出席並致辭。2014年，米歇爾‧奧巴馬也曾應彭麗媛之邀成為第一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夫人。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他說，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漫長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屬經歷的十年。 無論貧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變航線的那一天——這架凌晨從吉隆坡起飛載有239人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飛機，中途關閉通信系統，在南中國海擅自調頭，飛至南印度洋時離奇消失——也是許多人命運航線被改變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國籍乘客154人。他們代表著社會的不同層面：一群來自江蘇的頗有聲望的畫家，一個京籍老年人組成的商務旅遊團，若干在新加坡從事勞務輸出的年輕人，以及不同職業、身份的遊客與公派出差者。只因為一張印著同一個登機口的機票，他們的家屬從此命途相連。 噩運的雨點無差別落在他們身上。窮人，富人，苦難里長大的人，蜜罐里長大的人。 當年25歲的石家莊人魏守厚在墨爾本即將就讀金融學碩士課程。開學前，父母來澳洲，他們旅遊了半個月。這是一段難得的家庭時光，「非常開心，非常難忘」。年輕人雄心勃勃，想著畢業後在「西方各方面比較成熟的金融體系」長長見識，闖出一番事業。父母踏上回程，他們將在馬來西亞中轉。兒子此前在中澳間往返，多次乘坐這趟航班。轉機前，他們通了電話，兒子才去睡覺。等他醒來時，原來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經的手錶車間工人包蘭芳感覺前半生吃了很多苦。當老師的愛人在「文革」中受到父親的波及，被學校開除，下放到邊疆。夫妻兩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斷努力，終於在1985年把愛人調回了北京的廠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環的衚衕，她把兒子培養成了工程師。以後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麼以為。兒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飛機。 「我說不清我這一輩子有多難，肉體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蘭芳說，「我不知道我以後還有多難。」 網路圖片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發的，早上5點半，他和女兒就出門了，開車奔機場而去。妻子是個攝影愛好者，經常背著長槍短炮出國旅遊，每次回來，丈夫都會在機場接她。這一趟她去了尼泊爾，回程從馬來西亞轉機，預計在6點半抵達北京。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白栓富盯著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顯示處於延誤狀態。到了後來，屏幕沒有字了。他沒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結束的。 家屬被安排在麗都酒店等消息，他們在那裡度過了50餘天。消息混亂矛盾，飛機卻始終蹤影全無。他們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對如此災禍，表現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樣子。酒店裡到處都是爭吵聲。家屬跟馬航工作人員吵，跟酒店服務員吵，跟志願者吵。「咱這話說得可能難聽點，他們當時仗著我是受害者，遭遇了這樣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發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輕家屬說。 一位家屬回憶，與馬方的溝通會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環節糾纏。「這麼關鍵的提問場合，他說我幾點鐘去飯堂吃飯，沒有給我飯。當時我們就覺得特別可笑。」她說。但姜輝不同。他通訊專業畢業，在一家通訊公司擔任中層，擁有與飛機通訊有關的背景知識。「姜輝是唯一能站起來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的，算是比較理性的。」姜輝的母親在那架飛機上。 網路圖片 記者蜂擁而來，機緣巧合下，權義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個。他30歲出頭，面相病怏怏的，但卻是個死磕派。記者無法進入的會議，他總在門口蹲守第一時間的消息。一個家屬看他面熟，給了他一張房卡。他從此有了「通行證」，得以搬進麗都，全天候混在家屬里。漸漸地，他們熟悉起來。他所在的新聞機構也給了他足夠大的支持，允許他一直留在麗都，即便到了後期，消息逐漸沉寂，大量媒體撤離。他每天都在寫稿。 那個時期，記者採訪家屬，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覺。有時，你身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頂樓會所，桌上擺著果盤與小吃。有時，你趕至市郊一個沒有暖氣的棚戶房裡，月租50元，門外就是臭水溝。但破解馬航謎團，社會地位與金錢毫無用武之地。為了方便與各方溝通，頭幾年，很多外地家屬在北京租了房子。對於江蘇農民夫婦馮至善、謝修萃來說，那間棚戶房就是他們能負擔得起的少數選項之一了。 最初一兩年，家屬間常有飯局，一兩周一次，他們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闆，戴百達翡麗的手錶，他從未想過隱藏什麼。「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煙，你的消費習慣，這些東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說，「你有多少實力，或者你有多少社會地位，在這塊上沒有高低的區別，大家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馬航家屬。」但他需要過的內心一關是，作為一個一貫威嚴、內斂的企業家，他害怕讓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後的狼狽。後來他意識到，藏起來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種短暫的解脫。 網路圖片 權義也常被喊去聚會，他是到場唯一與機上乘客無親屬關聯的人。報道停下來，他與家屬的友誼卻日漸深厚。趙本山接受他採訪，送了他一幅親筆字畫，他扭臉就送了白栓富。家屬里的河北邯鄲農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藥，他反而感到比字畫更珍貴。一次，白栓富醉了，無處安置，權義把他帶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發，讓出房間給他。次日，白栓富醒來直罵，「你他媽這個床太差了，年輕人你怎麼混成這樣了。」 權義腦里閃過的卻是另一個念頭。栗二友睡西客站時，他也邀請他來家裡睡。「一個富豪，一個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張床嘛，有什麼區別呢。」權義想，「命運都是一樣的。」 網路圖片 停滯與分化 事發16天後，權義見證過一次家屬們集體的情緒崩潰。那天，馬方宣布飛機終結於南印度洋。上百家屬從會議室里衝出來，「又砸又搶，還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權義說。 但他理解，他報道過多次災難性事件，他知道應激創傷意味著什麼。之前那些事件發生後，調查結論和追責總會到來，那也是報道結束的時刻。「飛機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消失嘛。一個月不出來，倆月不出來，仨月、四個月總得有一個結果。」他想，一切終將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知道故事如此發展：MH370依然是一個龐大、徹底的謎題。那幾片殘骸並不能證明發生了什麼，一些疑點始終無法解釋，而圍繞殘骸的發現，又衍生出更多的疑點，其真實性也並未得到家屬群體的普遍認可。 早在麗都酒店，家屬們成立了家委會，有著不同分工，組織有序。律協在家委會建立過程中甚至給予相關指導。後來家委會不再運作，通過微信群，家屬聯繫緊密。 家屬訴求一致，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是，「找人」。無論是去空港中心開會，向有關單位反映訴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讀資料，都是為了把人找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家屬們的聚合，不止是一個互相扶持的情感療愈會，也是一個持續進軍的行動隊。 網路圖片 家屬們前期提出的問題，集合起來有47頁A4紙。看到這些問題，你將感受到家屬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問題看起來像特稿的採訪提綱，聚焦細節——「馬爾地夫居民撿到的滅火器屬於哪個航班？」「從衛星的數據來看，有兩次的電話呼叫過程，當時使用的電話網路是公共通訊還是獨立的海事衛星電話？具體型號是什麼？呼叫地點在哪裡？」 一些像庭審詢問，關注證據鏈條——「納吉布總理說通訊系統被人為關閉，證據支撐是什麼？」「請馬方提供中期報告第 6-7 頁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達錄像。請馬方再次協調印尼當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達錄像，而不是簡單說沒看到（飛機）。」 還有一些像產品說明書，有著我完全看不懂的技術術語——「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頁，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請問這個號碼代表哪裡的地面衛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萬平方公里區域是基於 2:40（MYT）的首次衛星電話BFO 推測飛機已轉南。有分析人員提出，那時飛機不是水平飛行，馬方技術人員怎麼看？是否仍然認為飛機已轉南？」 一些當時以為的階段性成果，事後看來只是某種自我安慰。比如登機錄像，家屬向馬方提了兩年多要求，最終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其實那只是安檢錄像），對真相揭開並無幫助。 清單上的一些小問題解決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輿論焦點的大問題還晾置著。「為什麼馬方明知折返，還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波音公司作為飛機製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組成員，為什麼沒有解釋過MH370是否涉及產品質量與設計缺陷？」 一個問題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問題。所有問題可以化為一個問題。MH370在哪裡？ 最初，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節，事發後的第一個春節，家屬群流行發紅包。白栓富出手闊綽，一發就是188元。「沒有由頭，不高興就發，高興也發，跟神經病似的。」母親在飛機上的徐京紅回憶。她發的金額沒有那麼大，但粗略算下，發出去也總計有一萬六。他們約定，搶到紅包尾數為6的要接著發20元，接龍不斷。搶紅包常常到半夜還在進行。後來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諷刺，紅包製造了一種喜慶的感覺，大家彷彿刻意狂歡，預祝劫難儘早結束，卻不知漫長的日子還在後面。 2015年7月29日，一塊屬於MH370機型的襟副翼殘骸在留尼旺島被發現，為此前搜索無果的航空懸案提供了新的線索，也在家屬內部攪起極大波瀾——如果相信乘客還活著，這片殘骸意味著什麼？ 網路圖片 家屬們開始分為兩派。一派否認殘骸的存在，認為那是陰謀論的一部分。重點還是「找人」。他們繼續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質問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們知道，殘骸如果屬實，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為了證實殘骸的真實性，姜輝投以行動。當年10月，他與另外兩位家屬自費奔赴留尼汪島，找到了那位發現殘骸的海岸清潔員，與他交談並在海邊勘探後，姜輝確認，這的確是一個普通人意外地發現了一塊飛機殘骸，不存在陰謀，也與任何組織無關。到了2017年，20餘塊的同機型殘骸在世界範圍內被發現（其中3塊通過零件編碼，可以100%確認來自MH370），姜輝還在馬達加斯加親手找到一塊。 否認殘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們認為姜輝等人這樣做是轉移輿論的關注，迎合謊言。一個叫文萬成的山東大爺成為姜輝的首要批評者，他的獨子在飛機上。一些舊事也被翻了進來，其中還包括2015年春節，20幾位家屬用群體捐款去馬來西亞抗議，大家為省錢睡通鋪，姜輝卻以攜帶很多設備為由，給自己安排了單間。雙方從觀點不同變為個人恩怨，在姜輝單獨提起的對馬航及其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中，文萬成向對方提供了偷錄下的不利於姜輝的視頻證據。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現。在兩年訴訟時效屆滿前，訴訟與和解的選擇擺在了家屬面前。 選擇訴訟的人，首要目的不是為了賠償。往前看，他們是為了追責。往後看，是為了國際航空公約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關懷不要停止。訴訟也是一種爭取關注的手段，如果沒有人的持續行動，家屬擔心，MH370就被人遺忘了。 當時，根據馬航提出的和解協議，和解金有252萬元（原定金額為250萬元，因為這個數字像是一種侮辱，被家屬否決），由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賠付。和解後，對家屬最大的不利在於，要放棄真相浮現後的一切追責。 沒有人認為這是公平的，但選擇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為失去家裡支柱而產生的經濟窘迫，有的因為無力維繫下去的精神損耗，有的因為不便言說的外部壓力。但在一些拒絕和解的人眼裡，這是對乘客和家屬群體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個敏感話題，親近的家屬之間也不會彼此打聽。但當文萬成把一份不知從哪裡收集到的和解名單扔到群里後，深海炸彈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說了傷人的話。漸漸的，一些人淡出了。聚會變成了小圈子。 網路圖片 媒體的關注也逐漸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參加MH370事件3周年集會，是唯一到場的國內作者。對於這個有多國家屬參加、以放飛和平鴿與氣球謝幕的活動，一名當地華裔記者告訴我，這個集會在馬來西亞引起的反響，遠比《中國好聲音》跨國海選要低。 最早報道馬航的那批記者大多轉行了。不計成本長期追蹤一個新聞的媒體越來越少。至於家屬們的老朋友權義，轉去經營管理崗，他內心依然認為，「我骨子裡就是個新聞人，我不需要你認可我。」 家屬與警察的關係也在改變。2014年，衝突時有發生，不少家屬被拘留過。到了現在，他們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體諒。最近一次開庭，警方還配合開闢一處場地允許外媒採訪。一位警察向姜輝轉述，他母親知道他的任務後對他說，不把這些家屬照顧好了，回來扇你耳光。「我們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幾個了。」姜輝說。 回到當下，MH370失聯10周年，新的書寫由頭出現了。但約訪家屬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談這個話題，實際情況和十年前沒什麼兩樣。」我托權義在一個家屬小群里傳達，也沒有得到什麼回應。 後來見到我時，徐京紅再次提起同樣發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劇——2014年7月，馬航MH17航班被導彈擊中墜毀，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屬是幸運的。因為事件有一個終局。「他們的痛可能沒有我們長。」 「我們好像完全還在2014年3月8號那一天，沒有任何的改變。」徐京紅說。「繞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兒，一直在原點。」 網路圖片 不止悲傷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現的那一天，就是新聞當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並不是在那天發生的，那只是痛苦的開始。 梳著一頭利落短髮、高個子的徐京紅是個直言不諱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屬索賠訴訟起訴7年後終於在北京開庭，一輪報道刊出，她在家屬與媒體的400多人的溝通群里發了一張報道截圖，質問其中字詞使用——描述家屬對終於盼到開庭的感受時用了「開心」一詞。「哪位媒體大佬給解釋解釋？哪位家屬挺開心的？為什麼開心？又到了可以消費家屬的時刻了？真服了你們了。」 其實，這是姜輝受訪時的原話。「苦中作樂吧，否則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釋。 有家屬打圓場：「用詞不當，『安慰』或者『欣慰』比較合適。」 誤會解除了，但徐京紅並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無語之外還是無語！不想罵髒話可是真的沒啥可說的，我們這群人都沒了，這一代當事人都沒了，就成了！」 能感覺她對媒體的抵觸。「我很討厭那種一到裉節拿我們炒兩天熱度，完成你們的業績，拿我們當盤黃瓜炒炒，放涼了又扔了的感覺。不是沒有啊，你別不承認。」她直勾勾地盯著我，抱怨隨時傾倒而出。但她同樣擔心事件被遺忘，「又怕別人過度消費我們，又怕別人不消費我們」。 她不想被「馬航家屬」的標籤貼一輩子，但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無時無刻不在湧現。開庭時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個小丑，想像著別人的內心台詞：「這些人就是370的家屬，你看他們多可憐。」以至於法官讓家屬逐個闡述，輪到她時，她腦子空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與我見面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出於對失控的恐懼，她請求權義陪同），她仍然難以逃脫那種被審視的感受：「傷口結痂了嗎？快來讓我們看看，還沒好呢。」 網路圖片 當MH370事件懸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報道下評論諸如「那會兒我還小呢，我現在都工作了」，明知網友沒有惡意，徐京紅也渾身不舒服。家屬們都聽不得旁人勸慰時說感同身受，沒有親歷，怎麼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員會見家屬，用了這個詞，一些人的情緒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這句話。「走出傷痛，重新開始」這類通常適用的勸慰話語用在他們身上會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別人鼓勵要堅強，「我就是一個受害者啊，你們憑什麼讓我們堅強起來？」朋友問徐京紅：「你們那個事情怎麼樣啊，處理完了嗎？」她咬著牙答：「沒結果呢。」心裡想的卻是，「什麼叫處理完了嗎？」 「（我是）被迫地成為一個集體裡面的一員。」徐京紅說。「有一陣我特別特別的恨。」常有無名怒火湧起。任何有370的字元都會刺激到她，開車看到前面的車牌號，「恨不得追尾」。她不斷地退家屬群又被拉回來，不斷拉黑別人又放出來。有時因為一句不愛聽的話，有時只是因為腦子裡的胡思亂想，或者乾脆沒有理由。 她的暴躁會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節點，家裡氣氛變得緊張，大家都假裝把它當成普通一天。沒人敢惹她。情緒化過後，又是無盡的愧疚。朋友何其無辜，孩子何其無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結婚紀念日，這十年來從未慶祝過，「有時候我覺得對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負能量扯了其他家屬的後腿，愈發不敢在群里說話了。 事發一年後，她把標註著MH370的飛機紋在手臂上。那是一個衝動決定。丈夫看到後暴怒，認為她在傷害自己。她連解釋都懶得開口，直接回道：「你管得著嗎？」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覆刺痛著。小兒子有次看見，問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訴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難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兒見狀急了，把弟弟拉出去罵了一頓。他們從未討論過馬航相關的話題。 網路圖片 馬航事件像個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斷地吸走。她曾經是一名翻譯，事件發生不久，她無力工作而辭職。她忍不住點開家屬群里的每一條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會變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過去也不會錯過什麼，將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馬上手動刪除，好像唯有那樣做才能減輕一點負擔。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國家屬，中國家屬更難，因為無所寄託。家屬集體去雍和宮祈福時，她一步也不邁入，那裡明明掛著「六道輪迴」的匾額，「你不是希望你們家屬是活著的嘛」。 她認為這個事件改變了她的世界觀，「我一度以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過370，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充滿惡意」。她說，「我寧可去關愛流浪動物，我都不關愛人。我覺得不值得，人間不值得。」 這當然有著氣話成分。實際上，她是個溫柔、慷慨、易於相處的人。總請大家吃飯，在不和的家屬間調和矛盾。與我談起權義時，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為大量的相處與情感投入，「其實他很受傷」。 但MH370事件該恨誰呢？徐京紅找不到對象。 事發後，機長扎哈里劫機的猜測甚囂塵上。但經過調查展開，對他不利的證據排除了。3周年集會，我見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時也是他公開的辯護者張福明，他並未遭到其他家屬的排斥。馬航（MAS）在2015年破產重組，馬來西亞通過國內立法（即765法案），新馬航（MAB）不繼承債務。國內的辦公地址從北京搬去上海，負責人員都換了。徐京紅紋在手臂上的MH370，作為航班編號被永遠取消了。某種意義上，實體的「敵人」憑空消失了。 事件後續處理上，家屬對馬方有許多指摘，他們懇求得到一些起碼的仁慈，訴求被回應，疑問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夠更人性化（馬方提供的調查報告沒有中文版本）。但國際與國內的相關力量也沒有強勢介入。一封封請願信石沉大海。 悲傷當然是一種壓倒性的情緒。但家屬們的痛苦，從來不止悲傷。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找不到群體之外的同病相憐的難友。徐京紅只是其中一個樣本。 網路圖片 鬥士 聽姜輝講述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執著與勇敢所打動。他用最輕鬆的話語描述那些最艱難的歷程。說到在非洲搜索殘骸時，太陽曬得沙地發燙，他只能「腳尖蹦著走，但是那個活血呀，化瘀」。在樹樁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說跑，我們倆撒丫子就跑回來了。」這些年我對他做過多次採訪，從未見他哭過。即使談論著傷心的事，他嘴角也時而浮現出笑容。唯一的波動是，他承認，每次採訪前，他都會失眠。 有時，是某種天真。他曾告訴我，想通過眾籌，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測試，沿著專家預測飛機落點的一片弧形海域拋下信標，看看到底能漂到哪裡。他還想發起網路籤名，請求白宮公布軍事基地的雷達信號，以了解MH370的飛行軌跡。我不會理解為這是他的某種大話。他做了大量細節部署。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他是那個試圖托起所有人的人。權義記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殘骸被發現的那天，所有家庭極為悲痛。那晚，徐京紅喝得爛醉，姜輝把她送回家，安頓好，騎著一輛自行車走了。看著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權義想：「他們倆都是一樣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個多大的能量啊。」 「我覺得他挺能隱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難受的，發泄出來會好一些。」徐京紅說，「他一定是有內傷的，他自己消化，不會讓別人知道。」 法律是姜輝的武器。美國、馬來西亞的訴訟他均有參與，還在中國先後提起五六個馬航相關的官司，其中對馬航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僅索賠154元，而翻譯和公證費就花了近萬元。目前已有結果的訴訟，都失敗了。 按照他目前的說辭，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遠無法奪走、弱者也平等擁有的武器：時間。「媒體、法律和政府不是我們能掌握的，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才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所以堅持下去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網路圖片 壞消息越多，他狀態越樂觀。近幾年，我數次見到他在社交媒體說到諸如此類的話：「否極泰來，今後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談論任何一個話題，姜輝都能找到一個積極角度，甚至對MH370被人慢慢遺忘都不感到恐懼，這時，他的論述會突然轉向宏大：「人類能夠繁衍到現在，出於兩點：一個是好奇心，一個是愛心。分析這事到底怎麼著，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會推動這個事情發展。」 我問他的樂觀從何而來，他卻給了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條路可選的情況下，不管悲觀跟樂觀，都要走這條路。你是願意樂觀地走，還是願意悲觀地走？」 一些改變的發生，是因為他在行動。在他要求下，家屬的接待工作從國家信訪局的窗口轉到外交部。2018年馬方擬發布《最終調查報告》，他提前收到消息，發現如果使用這個名稱，按蒙特利爾公約，國際調查組隨後將順理成章解散。經他抗議，報告名稱改成《安全調查報告》。這是一個無人注意的小小勝利。不過，這個改名並未改變調查組解散的結果。 作為兒子，姜輝無可指摘，但作為父親和丈夫，姜輝是讓人擔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辭退（官司打了幾年，他最終獲得一筆賠償），再也沒有工作。「坐吃山空唄」，他半開玩笑。他告訴我，後來這些年靠積蓄做投資，但據權義說，姜輝也做過一些在家的兼職，比如把家裡變成拼多多的一個自提站點，比如客服。 有意無意地，他會貶損從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從未發生，他說，他大概還在那家公司，「可能職位更高一點，但是還過的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跟生產線上的工人是一樣的，你是一輩子在那打螺絲呢。」在他看來，現在過的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身為職業經理人時，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機，現在手上這台六年沒換了。「原來很在意的東西，排場、面子、人際關係，現在我不在意了。」他說。但他也強調，家人的生活標準並沒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時間在家裡陪女兒。 但怎麼可能沒有虧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時間？他的時間是家庭的，對嗎？不是他一個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紅說。 2014年，姜輝的女兒只有5歲。她一天天長大，他們從未談過馬航的話題，他也從未向她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但有一天，她卻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該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錢拿啊。」他向我轉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丟，但是具體的事咱也不能說太細。」 我向他講起一位叫郭利的新聞當事人，因為曠日持久的較真式維權，失去妻女的理解，與他切斷聯繫。姜輝說他在避免這種結局的發生，也有兜底的舉措，「給我閨女買了好多保險，有沒有我，她成人之後都會有一筆收入。」但郭利的故事顯然擊中了他，隨後一段時間，他表達有些混亂，當話題轉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動拉回來。「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個郭利，讓我覺得很難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輕，哪些重，他反覆自顧自嘟囔著。這是他極其偶然流露出的一個脆弱時刻。 網路圖片 在媒體眼中，他是馬航家屬代言人，有相關專業背景。其實，他搭建了某種濾鏡。他在通訊公司工作，但是在銷售而非技術崗位。大學所學的理論，離搜索飛機的具體實務相距萬里。「他是後學的，各種技術、參數，（飛機）到哪，洋流……」權義說。 「我覺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來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無法脫身，這對他很不公平。」徐京紅說。姜輝卻說，他選擇的路與群體並無關係，「我敢對我自己說，我一個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認為沒有人是天生的鬥士，或者說，「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鬥士」，在特定條件下，被激發出能量。驅動他前進的動力其實很簡單，要給機上的母親一個交代。但他也是孤獨的。當我問他，還有哪位家屬像他一樣，至今還在不懈做著研究、調查，他只提到了一個名字：文萬成。儘管他們至今彼此嫌惡。 但即便執著如文萬成，十年的時間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萬成與其他家屬的格格不入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誰與他理念不同，他就攻擊誰。他還曾說，「我要找兒子，誰要是阻止我找兒子我就殺了誰。」 到了第十年，許多堅硬的東西重新變得柔軟。曾經，年輕一代談論重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與抵觸。「妯娌之間的，父母跟兒媳之間，堆成了很多仇恨。」權義說。但最近一次電話中，文萬成告訴我，他甚至勸過兒媳婦：「你的老公，我的兒子，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個吧。」 元宵節，他和親家吃了頓團圓飯。「兒媳婦，你知道我現在花錢，花的誰錢嗎？」他對她說。 「花的你的錢。」兒媳答。 […]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從在市政府門口等一輛公務車開始的。 下午兩點開始視察活動，時間剛到，政府大廳的玻璃旋轉門打開，幾個人迎面出來，打頭的那位很顯眼，是市長，已經提前在報紙上見過。 公務車像輛小型麵包車，但有自己的規格和制式，上車後市長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個帶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紙筆，每個座椅背後的網籃里也放了瓶裝的礦泉水。等領導們全部上車，我跟著電視台的攝像大哥迅速溜到最後排，沒人跟我們打招呼，甚至沒有一個眼神，彷彿我們是空氣。 這是次例行的市長檢查，第一站，到市裡一處水產市場視察安全衛生。到地下車，市場的幾位負責人已經站在門口迎接，邊走邊跟市長介紹情況。市長在一些海鮮攤位前駐足，或者走進店裡跟店主交談。一排排海鮮池裡冒起不斷升騰的氣泡，把店面襯得更窄。一群人跟著魚貫進入，我拿著筆和筆記本緊跟市長左右，試圖聽清他們在說什麼。 從第一家店出來，攝像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長：「別靠他太近，你倆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剛才的舉動，大概耳朵都要貼到了市長臉上。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不用仔細聽，事後市長秘書會提供通稿，哪怕沒有文字材料，也會有詳細的視察流程、地址、每個點的視察內容，如果是走訪個人或企業也會有相關信息。寫這樣的程式化通訊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記清楚地點名字，按照先後順序一羅列，加上一些連接詞、套話就能完成。等審核通過，登上第二天日報頭版頭條。 我忘了那天還視察過什麼地方，只記得跟著人流上車、下車，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門口。不過我工作的地點不是政府部門，而是距此五分鐘路程的報社。 政府大樓搬遷到新城後修得很氣派，作為市級媒體自然挨在旁邊。25層高的報社坐落在新街區，和旁邊十幾幢銀行和公司大樓比肩。到了夜晚，刻有報社名字的紅色燈箱在樓頂閃光，像茫茫黑夜的一個坐標。 那是2020年。在做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鄉生活了十幾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長和市委書記的名字。而在報社，四大班子領導人的名字排序被貼在每個人的辦公桌上，新聞稿里的頭銜和名字先後順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講究，比如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新聞都要放頭版，但市委書記的要在更上面，弄錯一點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採訪以跟市長貼太近而尷尬告終。其實我本沒有資格去跟市長活動，只是剛入報社還在見習期，沒被分配條線，部門主任暫時讓專跑市長活動的記者帶我。 我被分到了日報的時政要聞部，除了主任和一個即將退休的老記者，部門9個人里，只有跑市長活動的A記者是男性。三十齣頭的年紀，能跑市長活動，意味著他已經是潛在接班人。其他記者沒什麼異議，都說：「畢竟他是男的」，潛台詞是這麼重要的活兒當然要給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並沒有留住他。我來後不久，他就跳槽去了當地資金雄厚的旅遊開發公司做宣傳。大家又很理解地說：「畢竟他結婚了，還要養家」，似乎報社這樣的工資水平開給女員工可以，但對男員工來說卻不夠。 部門裡只有我一個90後，其他記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從上大學開始就留在這裡。而經歷考研失敗和疫情時期的艱難求職，我誤打誤撞來到這裡，像是經歷一場放逐，墮入一張陌生的社會關係網，而對於媒體的祛魅從此刻才剛剛開始。 2 後來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領導會議。 會議總是很多，流程相似。進門領材料，聽領導念材料，領導念完了就講幾句鼓勵大家工作加油干之類的話，大家鼓掌，會議結束。 有一次舉行專題學習會，會議廳里黑壓壓坐滿了人，黑衣黑褲、公文包，在一眾平頭裡偶爾能看到幾個長發，女士也穿著黑白灰。 幾個領導坐在台前，對著話筒和講稿輪番滔滔不絕。戴著白手套的後勤人員在中途端著保溫壺進來續茶，一次、兩次、三次，會議結束。一開會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說領導的膀胱真的很優秀。 電視台的攝像大哥在會議開始前就來架好了機器，拍到幾個領導講話的大頭像和會議現場的畫面就準備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後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報的稿子會比電視新聞出得早，他想用我寫的文字配畫外音。我點點頭，裝作已經聽懂這個會在講什麼的樣子。 其實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發言像水汽，經過話筒傳出來，剛飄到空氣里就蒸發了。我看到現場不少人和我一樣，不是在悄悄低頭看手機，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紙面，會議的內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聚焦大事、關注實事、緊盯難事，深入調查研究，拿出更多有價值、有分量、有見地的履職成果。」好像寫了很多，又感覺啥也沒寫。 主任說，日報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剛開始我寫不出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資歷深的記者教我，從以前類似的稿子里「借鑒」，有的甚至直接抄過來也不違和。久而久之，大腦也像經過自我學習和進化的AI，儲備了大量辭彙——凡要說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檢查什麼設施就是「大體檢」、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擊」、聯合整治行動就是「聯合作戰」。「提升」「促進」「推動」「齊發力」「高標準」「嚴要求」，這些詞放到哪裡都是「萬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寫八股文，我開始懷疑這份工作存在的意義。現在還有誰會從報刊亭買一份報紙來讀呢？就算有，這個四百字的豆腐塊也沒什麼好看的。學生時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採訪故事感染，沒想到等自己當記者時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敘事邏輯里，動彈不得。 我以為等我有了條線之後就能寫更多有現場、有採訪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條線後，才發現面臨更大的難題——找選題。 日報出版像車輪一樣滾滾循環。每天下午三點交稿，五點報第二天的選題，第二天繼續採訪，周而復始。稿件數量和工分、工資直接掛鉤，報社還會根據工分高低給每個記者排名。貼在公告欄里的排名表像學生時代貼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績單，多看一眼都會心悸。 3 我被分配到的條線是交通。從前只聽說過跑社會新聞、醫療、突發的記者，交通？我一臉茫然。 主任給了我一些條線上對接人的聯繫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屬部門裡宣傳科室的負責人。公交集團、公路事業發展中心、運管處、港航處……好多部門，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釐清交通局的組織架構和這些人之間的親疏關係。 從前我以為記者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實際上我只是負責宣傳政府事務的乙方。就算日報的調性和市場化媒體不同，按理說我們和政府的關係至少是合作，負責宣傳的人需要日報去推廣他們的工作，我們也需要他們提供線索寫稿。但最終定性定調的是他們，給通稿、審稿的也是他們。 有段時間交管部門開展非法營運整治行動，整整一個月都在抓違法網約車和無證貨運車，行動代號響噹噹：春雷行動。我跟著執法人員到景區門口抓黑車，正好碰到輛私家車車主接私活。在稿子里，我寫在執法人員的教育下，被抓司機後悔不已，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接受了處罰。實際上他當時罵罵咧咧，後悔的可能只是自己運氣不好被發現了。等到全市開展船舶碼頭專項整改，在碼頭，那些排污量超標的船舶被起重機吊起，送到專門的工廠拆除，它們最終變成了一串彰顯整改成果的數字。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搞不清什麼才是真實，這些宣傳的內容總是誇大其詞。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樣在身後抽，催得人來不及細想，只能模仿和複製那些陳詞濫調。就算我想寫得稍微有點新意，也會在提交審核後被全部刪掉。上學時我們還在討論記者是否應該拒絕讓採訪對象審稿，工作後才發現事前審稿已經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報道這些事情也有節點，要麼是剛開始，報道活動「打響第一槍」；要麼是中途，寫出現的典型案例；要麼是行動結束，歌頌成果。除了這些時間節點外，很多時候我都找不到選題。 小城市的新鮮事太少了，要獲得信息，只能依賴政府部門。為了和條線上的人搞好關係，每周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幾個宣傳負責人打招呼，開頭卑微地叫聲「姐」，然後小心翼翼地問：「這周你們有啥要重點宣傳的嗎？有沒有可以報道一下的？之前說的xxx有沒有新的案例/進展呀？」我覺得自己像個乞丐，到處乞討：給點吧給點選題吧。 有一次和晚報、電視台跑交通的記者一起吃飯，說起交通部門裡的G姓對接人總是很磨嘰，審稿慢、對記者愛答不理，他們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門裡的人，還有報社領導。G娘娘們總是希望我儘可能用較長的篇幅來寫他們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斷，他覺得不重要的就會讓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還指責我寫超了字數，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寫四五百字。而G只會覺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給我好臉色。對於那時初入社會的我來說，比寫稿更難的是處理這種關係，感覺被夾在了中間，不知所措。 4 其他記者手裡一般都有兩三個條線，主任只給了我交通這一條，是之前離職的男記者A遺留的。他覺得我資歷淺，美其名曰鍛煉我發掘新聞的能力，說：「你單跑這一條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記者私下對我表示同情：「這樣你怎麼吃得飽呢？」但當時我唯唯諾諾，覺得這事兒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駁，甚至覺得找不到選題或許真的是自己的問題，是不是還不夠努力？是不是太內向，還不夠主動去問？還為主任操起心來，畢竟一個蘿蔔一個坑，其他條線都有人跑了，讓誰拿出來都不好。 那時的我也還以教科書上的新聞價值為標杆，沒有參透日報的選題要在標杆之下找。 有次專跑房管和住建條線的S記者報了一個「去工地參加市住建局組織的智慧工地VR虛擬觀摩活動」的選題，主任讓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應該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處住宅工地現場，看到VR體驗裝置被放在臨時的活動板房裡，房間只有三十平左右，門打開，霉味撲面而來。負責人調試了很久的設備，打不開。草草參觀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鐘。看來只有在活動時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負責人透露，活動早在一個周前就已經舉辦了，可S記者在第二天即將發的稿子上寫了「昨日」。 我好像窺見了她的稿件數量總是遙遙領先的秘密，活動舉辦時她來不及采，後面為了多報題又找這件事來湊。當時我們還不熟，採訪結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訴我，這樣的新聞她一般不會去現場，拿相關方給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這樣她一天能寫兩篇。「一篇豆腐塊文章五百多字才賺幾十塊錢，去現場油費都不夠的」，S說。 不止S一個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記者們能不去現場就不去現場，只有主任被蒙在鼓裡。 而小事經過「包裝」，也能成為選題，登上報紙。像冬天公交司機自掏腰包給乘客座椅裝上棉墊、清明假期汽車票開啟預售方便祭掃這樣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覺得是值得報的選題，沒想到寫出來後主任很滿意。 原來但凡是誇有關部門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見報。後來看到機場入口處新增了些綠植假山，我學會了聯繫機場負責人了解情況，寫了一篇《機場園林式景觀扮靚「城市窗口」》。因為機場是「城市的名片/窗口」，綠化升級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於負面消息，則完全沒有刊登的餘地。剛來報社時本地發生過一起學校老師貪污學生伙食費的事情，紀委已經定性，我去問A記者，這件事我們會不會寫，哪怕只是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再摘點通報上的話。他對我的問題感到驚訝，說：「以宣傳部門工作和正能量為主」。 我好像沒眼力見兒，參不透這些不言自明的規則，後來才學會無視，彷彿這樣的事從沒發生過。 在評選全國文明城市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市肯定能評上，結果遭遇滑鐵盧，名單公布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來當天夜班編輯驚呼：「明天頭版還做啥啊，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聞！」辦公室里一時間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當晚網易新聞發了篇稿子，標題特別損：xx省除xx外的xx個設區市均獲得全國文明城市榮譽稱號，鏈接在記者群里廣為流傳。 各個單位紛紛進行文明城市建設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後是各部門領導連夜走訪巡查，記者們都被要求去報道積極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記者發了條朋友圈調侃：XX花園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傳開：這次沒評上文明城市是因為一條狗。有個居民晚上遛狗沒牽繩，狗竄出來和前來視察的檢查組領導迎面撞上。結果第二天我們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發布、評論、轉發跟狗有關的內容。 那兩個星期跑市政條線的記者忙瘋了，連我條線上也開展了一個「評選10輛文明樣板計程車」的活動。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整件事的荒謬，日報像個過濾器，負面新聞要麼被自動過濾，要麼在裡面滾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驕傲的語氣被報道出來。 5 5既然稿子的內容、風格我都無法決定，也沒法像S記者那樣坦然地改通稿，後來我對自己的要求僅僅是，至少要去現場。 五一勞動節前，照例要寫一批勞模候選人。在眾多人的事迹材料里，我看到一個90後的女生——全國少有的地鐵挖掘盾構機的女司機。 這是我想寫的人。我打電話到她所在的建築局，負責人告訴我她正在鄰市建地鐵的項目工地上，最近回不來。一位記者建議我拿她的事迹材料改改交差，內容已經夠多了。我不死心，沒過幾天又問了一遍，正好趕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築局裡擺著一台還沒投入使用的盾構機，她個頭小小的，坐在只夠剛剛轉身的3平方駕駛室里，向我展示怎麼操作這個五百噸的大塊頭，把一條地鐵隧道挖通。每天有12個小時她都要待在不通風的地下，夏天裡面的溫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從地面上送下來，吃上時已經涼了。 她說最大的困難是無法上廁所，男生可以就地解決，她只能選擇少喝水，這也是為什麼這項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為喜歡數學，她學了土木工程，不服氣別人說她干這個「堅持不了一個月」，結果現在成了老師傅口中的「大俠」。 主任大概覺得這個選題比較獨特，當晚就叫我寫出來，第二天作為勞動節專欄的第一篇發表。等到夜班編輯打電話找我確認最後的標題，已經是晚上11點半。 即使是勞動者的故事，主題也必須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為一流的城市軌道建設者。這些被加上的話，把她拔高到了偉光正的地步。 其實我更想寫的是她遭遇的無奈與選擇，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體複雜的人在日報從來都不存在，我在日記里寫：「我不喜歡新聞里的她，我喜歡真實的她」。 去了現場，結果呢？反正最後的成稿也跟事迹材料如出一轍。那些不去現場的記者，我原本以為她們只是懶，只圖省事多賺錢，可是不是最開始她們也是去現場的？只是比我提早發現了這個真相。日報真是個讓人不自覺就變成自己討厭的人的地方。 不過跟八股文一樣的會議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塊比起來，這已經是我在這份工作里寫得比較滿意的稿子。總編第一次誇我寫得好。那時我還有很深的好學生心態，哪怕討厭這套評價體系，也希望得到認可，這朵「小紅花」讓我開心了很久。 而這樣的故事頂多也只能寫1200字。因為她們只是「小人物」，能被頭版頭條報道的，從來都是政府的重點工作和那些上頭的指示。 在報社面試時，我就被問到「你如何看待長三角一體化」，接手了交通條線，但凡和「長三角一體化」掛鉤的消息就可以大書特書，如果寫少了還會被主任罵。聰明的記者可以做到「聽風就是雨」，把還沒譜的事兒寫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評級、更多的稿費似乎都在誘惑我們：快誇大事實吧。 有段時間上面發了一個珍惜糧食的倡導，過幾天本市報紙上就全都是關於光碟行動的報道了。正好部門聚餐，圖片記者馬上想到擺拍一張我們吃飯光碟的餐桌。我驚訝這也能行，標題就是「『光碟行動』正成為x城就餐新風尚」，真的成風尚了嗎？看圖片是成了。 6 後來我已經能大概判斷哪些事情是報社青睞的選題，忍著噁心寫那些不想寫的東西，更多的還是焦慮，有時候做夢會夢到自己在宣傳科的辦公室里點頭哈腰。每次能到點報題，都有一種感覺——又能活過一天。雖然不知道後天的選題在哪裡，但至少現在不用愁了。 我會期盼小長假的到來，不是因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鐵站、機場走一圈，拿到一個交通樞紐客流量又創歷史新高的數據，寫寫現場人流的場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節假日開始前，還可以先把計劃增開車次、預計客流情況寫一遍，這樣又報出了一個選題。 2020年的春節前夕，我寫了8篇春運「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樣的故事：火車站送給旅客對聯福字、90後高鐵檢票員手繪防疫提示卡、高鐵客運員提供暖心服務受助者記掛兩年專程來道謝、過年來當地旅遊的遊客對本地景點稱讚有加…… 那段時間一旦報不出選題，主任就說：「去火車站看看」。我委婉地表達已經寫得夠多了，內心其實在吶喊：這種新聞到底有誰愛看啊。他只是說：「你不要預設，去了才知道」。 記者們大概都苦選題久矣。S記者跟我說過一個比喻，我們記者其實跟外賣小哥一樣，只是看起來高級一點，基本工資都很低，靠計件工資為生，「甚至還不如送外賣的，至少人家有單可派，我們連單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將退休的那位男記者有事請假，我暫時接手了他跑的條線。才發現原來不是所有條線的選題都那麼難找，資歷最深的人已經牢牢地把最輕鬆的活握在了自己手裡。 他的條線上有好多會，那一周我過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爺爺告奶奶地找選題，每天都被會議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報社，聽完會找個咖啡店看書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報社食堂混一頓免費的午飯。有時候會議在市政府下屬的酒店開，還能蹭到一頓豐盛的自助餐。下午寫稿用不了一個小時，寫完上傳采編系統、排版好發布到App，然後坐等下班，五點鐘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覺得跑會議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懷疑為什麼有那麼多無聊的會，媒體為什麼要報這些無聊的會，但那周我理解了什麼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沒有會，有多少公務員要失業，有多少記者半夜為選題想禿了頭。比起編空話的新聞稿，還是會議稿的空話更直白、更好編。 7 報社的環境像溫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麼人會變得遲鈍、麻木，直到最後沒有知覺；要麼只能因為無法忍受而出走。 從畢業時拖著行李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經歷一整個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幾乎同一時間，我辭職了。分離總是在夏天，在報社經歷的種種都像一場夢，除了報紙上的一個個署名，在這座城市我什麼都沒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離開的前幾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暫住。我們同期入職，經歷相似的心路歷程。在我離開的最後一晚，我們做飯，在客廳看完了整場嗶哩嗶哩的畢業歌會，好像回到了大學宿舍。但一切都已經不同了。 從前我認為成為一名調查記者才是這份職業的最高榮譽，而在日報，更多的是作為打工人的記者日常：改通稿、報小新聞、寫宣傳稿、等待隨時可能的斃稿。我試圖理解這套規則，學習一些說話的藝術，聽懂官腔背後的真實意圖，但無論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開始明白「找選題—採訪—寫稿—發布」不是一個清晰的閉環，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聞是各方博弈的結果。 如果我對這份職業沒有那麼期待，或許就不會那麼失望。而這份失望更多地轉向向內的攻擊，先是自我懷疑，然後是不甘心。我以為只是黨政機關報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場化媒體就會不同。當時我能想到的途徑只有考研，去媒體雲集的大城市，實習，然後留下來。辭職後脫產二戰，還是以失敗告終。 不得不繼續投簡歷找工作，意外收到來自一家知名市場化媒體的橄欖枝。短暫的開心過後，更多的是冒名頂替者綜合症作祟：為什麼是我？帶著這種強烈的不配得感戰戰兢兢工作五個月，發現環境已經逼仄到讓行業內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內部的人也不過是系統里維持機械運轉的一顆螺絲釘。 在日報工作的時候我很擰巴，既討厭報社的這套運轉規則，卻又想做好。一直以來在應試教育的邏輯下成長起來，即使面對不喜歡的科目，也想要拿個好成績。我努力完成派給我的工作，沒想過去質疑這是否合理，就像在課堂上點頭如搗蒜的好學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園，邊踱步邊反問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要寫這種報道？做這些事有什麼意義？等到後來能完全適應，也寫出了被認為是「好」的稿子，但這樣的疑問還是沒有停止。 後來我離開媒體，再也沒有干過像報社那樣輕鬆的、能在五點前下班的工作，再沒見過工作日傍晚的夕陽，租住在破舊的城中村，附近也沒有公園，卻沒有那麼痛苦了。或許我已經不會像從學校剛踏入社會時那樣，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應過激，也終於擺脫了優績主義的思維，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體，後來在年末評「十佳員工」，有位入選記者的頒獎詞是：「入職三年半，他連續三年刷新x報社文字記者工作量紀錄，先是前輩的，後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夢」。 以前我該有多羨慕，現在心裡居然鬆了口氣：「對牛馬的最高評價也不過如此了」。我不會再跟著這套規則玩了，也不想再接受這種認可。 我還是很喜歡這份職業，採訪和寫作本來應該是不被束縛的。跳脫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與人聯結時心靈相通的時刻、因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還想說點什麼的表達欲。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明治
1978年3月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則這樣的消息。 廣西南寧民族印刷廠一個工人寫信給有關工業部門，說自己節約開支二年多，花了二百多元，買了一台國產黑白電視機，只看了十二個小時就壞了，拿到修理部修理八天回來，看了二十分鐘又壞了。最後，修理部宣布無法修復。 當時，一個工人要買一部電視機，需要攢好幾年錢，一個農民要買一部電視機要賣三、四千斤稻穀。憤怒的群眾甚至用當時的幾部電影片名——《看不見的戰線》、《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來諷刺國產電視機的質量。 報道最後指出，你們這些廠家粗製濫造，一方面是受「四人幫」干擾，另一方面是你們自己不爭氣。 全國首屆黑白電視機質量評比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廣州召開的。青島無線電二廠撞在了槍口上，他們生產的電子管12吋黑白電視在抗震測試中： 能散架的地方都散架了。 遲宇宙所著的《海信史》里記錄了這件事：當時還是無線電二廠技術員的李德珍，在廣州流花賓館看到這一幕深受刺激，暗下決心一定要「找補」回來。 那一年是外資紛至沓來的一年，往後的歲月里，酒井法子用她迷人的月牙眼吹響了日本家電進攻的號角，松下、索尼、夏普、日立、東芝、三洋橫掃中國市場。 2022年，當年的青島無線電二廠，現在的海信在卡達世界盃打出「世界第二，中國第一」廣告牌的時候，我是有一絲恍惚的。 中國隊這個老六國內肯定第一，什麼時候變世界第二了？ 1 1983年的春晚，導演組決定用熱線電話的方式和觀眾互動。據他們判斷，全國電視機保有量只有100萬台，而且沒幾個人有電話，應該不會有多少人打熱線。 沒想到的是，4部電話被全國觀眾打到發燙，李谷一不得不多次返場。 那一年，電子工業部批准青島電視機總廠成為彩電廠，允許他們從國外進口生產線。當時的部長是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的高學歷長者，很有魄力。 彼時，廠里關於到底引進誰的生產線爭論不休。一派認為從香港買，90萬美元附帶全套技術，很划算。已經從技術員變成了副廠長的李德珍說，既然花錢，就花300萬美元從松下引進最好的。 很多人說山東人骨子裡刻的是考公，包叔不同意，你去翻翻《水滸傳》，除了考公還有一個中心思想： 要劫就劫生辰綱，要嫖就要嫖娘娘。 80年代的中國，上上下下都洋溢著這種精氣神。就拿電視來說，1985年中國官方數據進口電視機509萬台，可翻看其它國家的出口數據，對中國的電視機出口量足足有近800萬台。 國外的電視就那麼好？青島電視機總廠不服，執行了李德珍300萬美元從松下購買最先進產線的方案。用後來領導了海信幾十年的周厚健的話說，不能總想著搞代工，賺掃馬路，開出租的錢。 東亞怪屋房裡的朋友身上這股子勁頭有時候挺難描述。 1946年，日本東京品川御店殿山下的一個破舊職工食堂里，兩個日本年輕人合夥成立了一家通信技術公司。東拼西湊來的十幾萬日元，20多個員工，連把電焊槍都沒有。 兩個老闆憑藉著一本《音響工學》就開始做磁帶錄音機。那本書上其實只有一句話有用： 1936年，德國公司在塑料上塗抹磁性材料，磁帶錄音機誕生。 磁鐵粉自己搗，項圈自己纏，甚至還想過把用米飯做粘合劑往磁帶上粘，用了3年時間才做出了第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草台班子就敢接NHK播音室改造項目，甲方代表實地考察時，直接就嚇跑了。 就是這樣一家公司，美國人說你在收音機上印上美方公司的名字，我一次買10萬台，這麼大的生意沒想到被兩個窮哥們兒一口拒絕。 這家公司的名字很好記： 索尼。 1986年，李德珍當上了廠長，十年前的恥辱她沒忘，誰不把海信的質量當天條，誰就一定下崗，很快，海信產品短時間拿下三個「國家質量獎」，在全國質量評比中經常第一。果真是——女士報仇，十年不晚。 這幾天，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AWE2023)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在海信以「以場景 致未來」的展區里，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電視、晶元和被他們收購的國外知名子品牌的產品。 海信集團總裁於芝濤說，「質量為先」是海信深深刻進骨子裡的信仰，過去幾十年我們靠技術先進、質量可靠、結實耐用的特點，贏得了全球消費者的喜愛。 過去幾十年，中國家電行業不容易，回頭看，當年橫掃中國市場的六大日本電視品牌，除了索尼，基本上都被中國企業收購或者擊退了。 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說過一句話： 所有我們完成的美好事物，沒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為這些事物都太難，太複雜。 2 2017年，11月14日，東芝宣布以129億日元，也就是7.5億人民幣的價格把旗下全資子公司「東芝映像解決方案」95%的股份出售海信。 那可是日本第一台彩電的製造商，一代女神酒井法子又唱又跳歌頌過的東芝啊！這點錢，放在滴滴和快的打仗的那會兒，也就夠燒一個月。 包叔記得那會兒日本網友有個經典評價，說的是當年內馬爾從巴薩轉會至巴黎聖日耳曼，轉會費約合290億日元。而東芝： 比內馬爾便宜一半還多。 這點錢確實不算多，但意義卻很大。 當年日韓電視企業開始在顯示晶元上下功夫的時候，中國電視企業還在卷面板，只有海信下決心要在獨立晶元上闖一闖，並在2005年就拿出了自己第一款產品。 一台激光電視，從2007年開始研究，直到2014年才覺得自己準備好了，推出了自己首台100英寸激光電視。 這幾年，海信在研發上燒了100個小目標，養了超過1000人的研發團隊。 太難太複雜的事情和消費者無關，但消費者能感受到。 2023年10月，B站上一位UP主購買了海信的U8KL電視。詳細測試後，這位UP主發現，U8KL和自己此前購買的索尼X95EL竟然不分伯仲，甚至略有超出。索尼的色彩過渡更平穩，調校更好，對自家的主機遊戲適配完美。海信則分區更多，色溫還原更真實，音響更出色，針對XBOX的遊戲支持HDR。 在價格上，U8KL售價在16000左右，而Sony X95EL在京東上的價格是25000。 有意思的是，在測評期間，遇到一些想不明白的問題，於是試著給海信技術人員發消息溝通。沒想到對方不僅回復了他，還熱情的拉著他一起研究，並解決了問題。 油管上有個叫Digital Trends的百萬粉絲博主，有一期節目評測了海信的U7K，優缺點分析後，博主說比U7K便宜的肯定沒它好，比它貴的也不一定就好到哪兒去，這台電視適合大多數人。 在今年的AWE上，海信展示了他們最先進的產品。110吋UX電視，亮度峰值超過了1萬尼特，40000+個MiniLED分區，加上首創的四面發聲雙劇場搭配Hi—sound晶元的音響；以及120英寸的摺疊屏激光電視、全球首款8K屏幕發聲激光電視…… 網路圖片 包叔看到日本媒體也在感嘆，東芝電視從2010年起連虧8年，2018年海信連續十幾年中國第一後，出海收購了東芝和歐洲家電巨頭Gorenje，一年多後兩家企業就扭虧了。現在這家公司一年能在全世界賣出2600多萬台電視。 他們勸日本家電企業，要反思，要進取，要乾巴勒。 3 大約190年前，法國一位年輕的舊貴族阿列克斯•托克維來到了美國。新大陸的一切都是新鮮的，他觀察到這裡的人對繁文縟節嗤之以鼻，藐視一切等級制度，滿嘴自由平等，最愛說的口頭禪是： 我不欠你，你不欠我。 可惜阿列克斯不是經濟學家，否則他有可能發現這些新世界規則是怎麼變成市場經濟基石的。用大白話說，做人也好，做企業也罷，要用心和公平地對待他人。 一台電視機，有人在上面看油管、奈飛、PrimeVideo。不同地區還有自己的特色，中國年輕人喜歡用優愛騰和B站，印度人喜歡Hungama，非洲朋友偏愛Africa XP。 歐美國家的用戶喜歡看體育賽事，你還得支持非常流暢的高速運動轉播畫面。甚至還要照顧到一些奇特的點，比如南非的家庭主婦做飯的時候： 喜歡照鏡子。 和當年的索尼一樣，海信很早就以走向世界為目標。觀察到南非的主婦們做飯時愛照鏡子後，他們把當地的冰箱門改成了黑色鏡面款。 現在，海信在全球已經有超過60家分公司，30多個產業園區。他們在南非入駐的工業園曾經是個落寞的工業區，失業導致犯罪率飆升。因為海信的入駐，當地社區面貌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南非政府還將這裡升級成為國家級經濟特區。 於芝濤說，當技術和質量已經成為大多數家電企業和產品的基礎能力時，下一步就要搞品牌升級。他把品牌升級的主張總結為： 將以人為本的科技融入生活，讓人們享受每一刻的幸福。 我看了他對品牌升級的闡釋，大概意思就是軟硬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一方面質量優勢要保持，然後對工藝、顏值、設計和質感進行極致打磨，追求全方位的「至臻品質」；另一方面，要洞察用戶需求，想到用戶前面，解決實際問題，而且追求無感、不打擾、不增加用戶操作負擔。 做過家電的人，是最懂得怎麼給用戶提供情緒價值的。經營之神稻盛和夫說過一句話，凡是事事為他人著想，換位思考，事情總會出奇的順利，內心也平靜和充實。 包叔看了一下今年海信贊助歐洲杯的營銷主題——信，就是冠軍。全世界電視機銷量比海信多的只剩下了韓國三星，這意思就是要那啥唄？ 有這個精氣神真好。別說三星了，70多年前，就在他們的地盤上，五星不是也被咱們打跑了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包郵區
中國著名導演王小帥的新作《沃土》上個月在未獲官方審批通過的情況下參加柏林電影節，隨後接到中國審查人員電話，勒令撤片，否則將面臨”嚴重後果”。影片《沃土》講述了怎樣的故事？又為何會觸動官方的敏感神經？習近平的所謂”正確歷史觀”又是什麼？ 據美國《紐約時報》3月27日報道，由中國「第六代」導演王小帥執導的新片《沃土》描述了1950年代中國土改時期一個地主後代的故事，遭到中國審查人員要求他刪除所有跟這場運動有關的內容，因為土改在中國是一個敏感話題。 眼看上映無望，王小帥轉而參加今年二月的柏林國際電影節，卻又被中國當局勒令撤片。不過，王小帥決定，即使可能會受到懲罰，仍要反抗這種審查。他說：「我是做電影的，這是我的本分，我只為電影負責。」 電影《沃土》到底講了啥？ 《沃土》是繼電影《地久天長》後，王小帥「家園三部曲」的第二部，改編自李師江的短篇小說《爺爺的鬼把戲》。影片以一位十幾歲少年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國西北部貧困村莊中的一個家庭。當他們的鄰居慢慢遷往城市時，少年的父母在貧瘠的土地上挖掘，試圖找出家族留下來的財寶。通過與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土改時期的往事，以及災難性的大躍進的歷史。「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也代表著對土地的熱愛。 今年2月1日，柏林國際電影節公布官方片單，王小帥的新作《沃土》入圍「新生代單元」（GenerationKplus）。不過，就在《沃土》即將在柏林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前夕，美國《綜藝》（Variety）連續刊出了兩篇文章，介紹了王小帥面對的困境。 「製作公司和我自己都有壓力。壓力很大。沒有『龍標』的電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選擇了它。我對此感到很高興，」王小帥告訴《綜藝》雜誌，「這就是我想拍的電影，關於中國。關於我們的生活。關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王小帥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以反映尖銳的社會問題而聞名。他在1993年導演的處女作《冬春的日子》曾被英國廣播公司列入史上一百部最佳電影，但中國的電影主管部門當時卻將王小帥封殺，因為他未經許可就在外國的電影節上放映了該片。 據《紐約時報》報道，對於目前可能再度被封殺，王小帥表示，「我沒想到三十年了又繞回來了」,「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創作上是自由的，可是外部的環境又讓你做不到」。王小帥還說，這幾年拍攝電影的氛圍好像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緊了。 報道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4年就宣稱，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恆的是愛國主義」。這些指示為中國電影定下基調。 土改話題為何令中國當局敏感？ 那麼對於電影《沃土》所反映的土改話題，為何中國當局如此敏感？根據中國官方數字，從1950年冬季土改運動開始，到1953年結束，將近3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和105億斤糧食等。而華裔中國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教授告訴本台：「實際文革才死了200-300萬人，而通過土改殺死的地主及其家人至少400萬，是最殘忍的一個運動。」 獨立專欄作家戈壁東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中共的謊言是認為土改是給老百姓、解放了農民，貧困的農民有土地，實際上土改是什麼？土改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的農村的精英–地主、富農等等，他們有文化，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財產，把這個階層的人消滅掉。」 戈壁東說，土改本身就是一種搶劫行為，通過暴政把富人的財物搶劫了，數百萬地主、富農被殺。他說：「 然後，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搶劫了地主的土地和財富，表面上分給了農民，但最後它又來了一個集體化，把這個土地又從農民手裡搶回來。所以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匪徒化的欺騙行動。「 學者宋永毅認為，習近平當政是跟隨毛澤東的路線，其中包括頂層設計和底層設計。毛澤東的頂層設計就是讓毛一個人凌駕於整個中共政治局之上，而底層設計就是土改。「土改的根本是什麼？就是習近平現在提倡的『楓橋經驗』，通過建立這個階級社會，讓老百姓群眾斗群眾來維持他這個政權。」 宋永毅指出，所謂「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理論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而臆造出來的，中國在土改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地主階級，而是歷來以「大農、中農、小農」稱呼。 「土改是它的一個基石，奠定了中國社會劃成階級社會的底層設計的基石。」 宋永毅說，「 「你現在把土改否定掉了，那就把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底層設計給衝掉了。它沒有辦法繼續統治的。」 清史編纂書稿遭批 學者：習近平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除了對土改歷史敏感，文革和清史最近也都成了爭議話題。 美國《華爾街日報》26日發文指出，中國學者幾十年來按照中共要求，一直在編纂一部清朝正史。當局投入了數千名研究人員和巨額資金來完成這項任務，並撰寫了一份長達一百多卷、數千萬字的草稿。但隨著習近平推行”正確歷史觀”，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書稿遭到全面批評，這部史學著作的出版時間也被推遲。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批評集中於政治問題，包括聲稱這份書稿「沒有為人民說話」。 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告訴本台： 「其實習近平整天說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其實他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他說，本來做清史方面研究的專家學者就一直是在按照當局的意圖在改寫歷史了，但畢竟一些歷史史實他們是沒法否認的，而即使如此，他們搞出來的東西還是讓習近平感到非常不滿意，「可見就是習近平心目中的這個『正確歷史觀』，那就是編造歷史謊言。」 戈壁東認為，習近平骨子裡就是中共毛澤東的一套東西，維護中共統治。「他現在上台以後做的每一件事情實際都是在模仿毛澤東時代，都是在完全地繼承中國共產黨的集權專制。而集權專制有兩個特色，一個是暴政、一個是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