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體》原著中，葉文潔父親葉哲泰的身份，是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很多三體迷認為，葉哲泰的原型可能來自兩個人，一位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光學學科的先驅饒毓泰，另一位是中國當代物理學奠基人、中國物理學界一代宗師的葉企孫。 今天，我們就來講葉企孫的故事。 葉企孫是新中國歷史上最為可歌可泣，最不應被遺忘的科學教育先驅之一。 讓我們一起來瞻仰他的輝煌，聆聽他的悲歌。 為什麼葉企孫會被稱為「中國物理學界」一代宗師？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隆重舉辦了「兩彈一星」科技專家大會，以表彰在「兩彈一星」事業中做出過卓越貢獻的23位科學家。 在這23位科學家中，中國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錢三強、鄧稼先，「中國衛星之父」趙九章，中國氫彈奠基人之一彭桓武，「光學之父」王大珩以及錢學森、陳芳允、朱光亞、周光召等人，都是葉企孫的學生。 網路圖片 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葉企孫，後來的「兩彈一星」工程就不會如此順利地完成。 除了「兩彈一星」元勛中的幾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力學之父」錢偉長，美國工程院院士戴振鐸，美國科學院院士林家翹，數學大師華羅庚，都是葉企孫的得意門生。 此外，新中國成立後的院士中，有79位得益於葉企孫的培養。 什麼是大師的大師？葉企孫就是。 葉企孫出生於清末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世代書香門第，自幼學兼中西。 1918年，葉企孫畢業於清華學校後赴美留學，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 在哈佛大學期間，葉企孫師從威廉·杜安，以及諾貝爾獎得主、高壓物理創始人珀西·布里奇曼，於1923年獲得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 網路圖片 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大學部，葉企孫創辦了清華大學物理學系，後於1929年創立清華大學理學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之前，葉企孫陸續聘請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著名學者到清華任教。 網路圖片 抗日戰爭爆發後，葉企孫與清華一起轉移至雲南昆明，在新創立的西南聯大擔任理學院院長。 後來成為中國科學界棟樑的「兩彈一星元勛」、諾獎得主及院士們，很多是在這段時間被葉企孫培養出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葉企孫曾經「不拘一格降人才」，當時僅有初中文憑的華羅庚，在熊慶來的推薦和葉企孫的支持下進入清華，後被葉企孫保送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 而當時本科尚未畢業的李政道，也是在葉企孫的破格提拔下，前往美國進行深造。 抗日戰爭結束後，葉企孫隨清華大學一起回到北京。 1948年，葉企孫當選為中華民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那時，敗局已定的國民黨政府決定撤往台灣，作為物理學界泰山北斗的葉企孫是他們著力爭取的重要目標。 然而，在葉企孫好友，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苦苦勸說下，葉企孫拒絕前往台灣。 他說：「我們搞科學要純粹，本身跟政局沒有關係，國民黨的走與留與清華園無關。」 「不談政治」，正是葉企孫這位理想主義者的座右銘。 1949年春，北京迎來和平解放，在清華學人的一致擁戴下，葉企孫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並擔任新一屆清華大學校長，主持新中國成立階段清華大學的校務工作。 1949年9月，作為教育界代表的葉企孫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然後，葉企孫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國的科學教育事業之中。 1950年8月，葉企孫當選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現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常委兼計劃委員會主任。 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葉企孫被調至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同時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物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1955年，葉企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學部第一屆學部委員（院士）、常委委員。 1956至1967年，葉企孫主持編寫了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基礎科學物理部分中磁學分支學科規劃和自然學史部分規劃。 在這段時間，葉企孫持續不斷地為中國物理學及相關學科培養了無數才俊，而這些人，在此後的幾十年中，陸續成為了中國科學界的頂樑柱。 如果要在「中國物理學教育」這個詞條旁邊備註一個人名，我認為應該是葉企孫，沒有他，中國物理學教育也許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也就沒有今天中國科學技術的繁榮昌盛。 如果故事到此為止，這位「不談政治」、眼裡只有科學與教育的理想主義者，將擁有一個完美的人生。 然而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科學教育家生命中最後的十年，也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十年。 1967年6月，從未加入國民黨的葉企孫，被指控為國民黨中統派遣潛伏在清華、北大的特務。 指控葉企孫的罪名，與冀中抗戰時的一起冤案有關——熊大縝案。 熊大縝是葉企孫心愛的學生，抗戰時期，因為敵後根據地缺乏技術人才，熊大縝自告奮勇前往冀中地區，卻被冀中軍區鋤奸部懷疑是國民黨的特務，後來被錯誤鎮壓。 解放後，葉企孫為平反熊大縝案多方奔走，不但毫無進展，甚至在文革時期被懷疑為熊大縝的同謀，進而遭到了批鬥。 於是，如同《三體》中荒唐的一幕出現了： 這位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物理學奠基人，為中國科學教育作出過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教育家，頭戴「反革命分子」高帽，頸掛沉重的牌子，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次次被慘無人道地審問、批鬥、凌辱，甚至拳打腳踢。 在經歷身體與精神的雙重非人虐待後，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度產生幻聽，甚至精神失常。 由於長期被戴高帽、掛很重的牌子，葉企孫的身體被壓彎到90度而無法恢復，因長期跪在地上被批鬥，他的雙腳腫脹、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 在多次被審訊、批鬥、被迫寫認罪狀之後，葉企孫被送往「黑幫勞改隊」進行關押。 幸運的是，葉企孫沒有如葉哲泰一樣，被當場群毆而死。 由於缺乏實質證據，葉被釋放回到北大居住，但僅僅是「莫須有」的罪名，也足以讓他以「中統特務嫌疑」的身份遭到隔離審查。 後來流傳有這樣一個故事：一次偶然的機會，身為「兩彈一星」功臣的錢三強遇到了自己的恩師、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葉企孫。 懷著巨大悲憤的錢三強向葉企孫問好，卻被葉企孫「趕跑」了——這位當代中國物理學界的開山鼻祖，直到此時，依然像當初那位老師一樣，努力保護自己的學生，不願他被自己所牽連。 葉企孫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當時，他的學生楊振寧、林家翹、戴振鐸等人多次提出要去探望他，均遭拒絕。 1977年1月，這位桃李滿天下的中國物理學泰斗，由於長期遭受非人待遇，終於不堪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悄然而逝，留下的，僅僅是清華大學物理樓牆壁上的一個訃告。 葉企孫去世後的十年間，他的學生們為讓他獲得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 葉企孫終於被平反了。 時間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為紀念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宗師，海內外127位知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提議，為葉企孫建立銅像。 1995年，葉企孫銅像落成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銅像安放在清華新區第三教學樓。 網路圖片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先生，曾這樣評價清華物理系的發展，以及他的恩師葉企孫： 「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在1921年聘請密立根（R.A.Milkan）教授去主持校務後，不到10年成為世界的名校。當時的清華大學物理系雖然不能跟加州理工學院相比，但當時中國的具體條件比美國差多了。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能把一個新創辦的物理系，辦成為全國第一流，現在看來，在發展的速度上，在辦系的成功上，我想，葉老師的創業成就是可以跟20世紀初的加州理工學院相比美的，是十分值得我們今天借鑒，值得我們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的。」 中國「力學之父」錢偉長說： 「葉先生一輩子大公無私，從不為個人考慮。他終身不娶，視學生如兒女，對所有青年的關係都非常親切。他不僅向學生傳授知識，而且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影響了大批科學工作者，團結大家，協力做好工作，我們懷念他，他的朋友和學生們自願捐款設立這個獎。我們都不是有錢的人，這筆獎金的錢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種心意，是一種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勵青年學生奮發上進。我們要把葉先生那種偉大的人格、真正為國為民的品德繼承下來。」 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說： 「葉企孫先生為中國物理學研究與理科教育、科學事業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葉企孫對國家突出的貢獻，尤其表現在兩彈一星方面 。」 這位曾遭受極大不公正對待的偉大宗師，終於得到了屬於自己應有的尊敬。 後記 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並不是什麼「傷痕文學」的創作者，但我認為，只有銘記那段瘋狂的歲月，才能阻止那一幕幕時代悲劇的再次發生。 在那段荒唐歲月，與葉企孫同樣遭受不公正對待而死去的科學家還有很多，他們也許沒有走上戰場，卻同樣是這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最偉大的英烈，他們不應該被遺忘。 歷史不該被遺忘，記憶也不應被抹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爸講科學
今年35歲的聾啞女騎手停停，已經在廣州送了3年多外賣。 外賣不僅是體力和速度的比拼，也是人與人溝通的服務行業。無法聆聽顧客的聲音、無法獨自出聲對話，對外賣員這樣一份需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與用戶溝通及配送的工作，一個聾啞女外賣員是怎麼做到的？ 在騎手扎堆的廣州員村，停停「幽靈」般閃現在各個取餐點，然後沉默著迅速離開。無聲的世界，正常人很難走近，也很難感同身受。她試圖在一次次奔跑中，讓陌生人看見彼此，讓溫暖傳遞，讓理解發生。 寂靜的春天 廣州的春天到了，停停什麼也聽不見。 這不是什麼春日交響。中午十二點的員村社區，汽車的喇叭聲和市場的喧囂聲相互交織；下班白領的談笑聲和快餐店熱情的招攬聲此起彼伏。午後的陣雨細碎急促，雨過天晴，環衛工繼續打掃落葉，聽不見春雨綿綿，也沒有鳥鳴陣陣。二手回收廠忽的傳出切割廢鋼的刺耳聲，匍匐在巷子的流浪貓被驚到，「喵」的一聲後躥入旁邊的樹林，不見了。 在廣州跑了三年外賣，停停每天穿梭在這些聲音中，卻什麼也聽不見。唯有巷子里的流浪貓與她「惺惺相惜」，她給它們帶來食物，吃飽後各自散去，彼此沉默不語，卻從未疏遠。 停停患有先天性聽力障礙，一出生就生活在「無聲世界」里。但這並不能阻止她跟這個嘈雜的世界打交道。她喜歡每天飛奔在大街小巷的感覺，雖然什麼也聽不到，但能近距離感受這座城市的熱鬧。 喂完流浪貓，晚高峰臨近，天河區車水馬龍，聚集了大批住宅和餐飲店的員村更是熱鬧。這時候，騎手停停該上線了。 網路圖片 不到十分鐘，她就搶到了5個單子。取到餐後，她先在平台上發一段文字給顧客：「您好，我是聾人騎手，您的外賣我已經取餐，在送到的時候我會用智能語音系統打電話給您，謝謝您的理解！」訂單送達時，她再使用平台的語音外呼功能，告訴顧客訂單到了。 接下來的40分鐘內，她沿著規劃好的最佳配送路線，跨越珠江完成了5個單子的配送，平均每單不到十分鐘，效率驚人。晚高峰結束，剩下的時間她並不著急，在海珠區換了電，又在15分鐘內送了兩單，這一天的配送任務就算完成了。 高效的背後，是停停跑單三年多的經驗總結。比如多接優質單，最好能放寫字樓外賣櫃、酒店外賣桌的，因為高峰期等電梯很容易讓人崩潰；不搶「垃圾單」，深巷裡取餐的，高峰堵車的地方單子不搶，扛重物、爬樓梯、性價比低的單子不搶。做到這兩點並不容易，需要對周邊小區、樓棟、街巷和商家的情況了如指掌。 2020年停停剛跑外賣時，類似的虧沒少吃。因為沒經驗，她經常誤搶一些「沒人接的垃圾單」，要麼遠要麼重，非常考驗女騎手的速度和體力。再加上不知道如何與健聽人溝通，她經常遇到打電話交流不便、找人幫忙被拒、超時被顧客差評等問題。 有次送奶茶，保安不讓進，顧客也不肯下來取，還申請了退款。她只好自己買單，把那杯奶茶喝掉了。還有次顧客不接她的「系統來電」，眼看其他訂單就要超時，她又氣又著急。 跟健聽人溝通難，認路記地圖也難。 第一次接石牌村的單子，停停的心態就差點崩了。這個如迷宮般的城中村，200多條街巷與3000多棟樓梯房穿插交錯，用餐高峰期一分鐘內就能產生幾百個單子，好不容易找到商家，卻擠在小巷裡半天出不來，提到那時候的心情，只有「崩潰和後悔」。 還有很多專註外賣生意的商家，隱匿在廣州各個小街深巷裡，或是美食廣場的一個窗口，或是犄角旮旯的小店，這些店鋪的地理信息不一定對，小巷裡導航也不一定準，導致騎手在原地打轉找不到地方。 網路圖片 這種情況下，張嘴問路是最高效的辦法，尤其是同樣穿著騎手服的同行。但這對一名聾人騎手來說不現實，用手比劃別人看不懂，打字效率又不高。她只能把閑暇時間花在記地圖上。在無聲世界，她的空間感和方向感比常人更敏銳，也更擅長識記地圖。 跑單三年，停停成了常送區域內的「活地圖」，也逐漸在接單和配送上摸到竅門，每個月的收入來到6000元以上。而以前，她做其他工作最多時一個月也只能拿到3000元。在大城市打拚的動力一旦開了口子就很難停下，很長時間內她不願休息，總覺得不出門跑單就平白丟了幾百塊錢。 去廣州 2018年，29歲的停停第一次來廣州，在電子廠上班。她怕冷，覺得北方冬天漫長且難熬，就來到了嶺南。說是「避寒」，更像是一場娜拉式的出走。 在到廣州之前，從湖北農村出來的停停已經在福州、北京、江陰、上海、深圳等城市留下漂泊的足跡。在這些地方，她做過服裝廠女工、跳舞演員、火鍋店服務員、拉麵店後廚、寵物店洗護助理。 第一次打工是14歲離開特殊教育學校後，她去了服裝廠，活兒是媽媽彭小英幫找的，她一做就是好幾年。晚上要熬到十一點半才能下班，第二天早上七點半就要起來，日子不斷重複，在廠里沉默無言地度過了一個女孩的青春期。長時間坐在凳子上，她臀部長了褥瘡，皮膚紅腫甚至潰爛。她覺得「又辛苦又沒有前途」，不想幹了。媽媽看著心疼，雖然有擔心但還是同意她去外面試一試。 網路圖片 從那以後，停停去到一個又一個城市，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這些工作機會，都是她在網上投簡歷爭取來的。媽媽很意外，覺得停停比很多聾啞人獨立生存的能力都要強，不再擔心她找工作的事情。 但對於聽障群體，找工作註定困難重重。有一段時間，停停找不到工作，20多天里在網吧里不停瀏覽信息不停發簡歷，投去的500多份簡歷石沉大海，收不到面試消息。她形容那段日子是「最無助最難熬的」，每天睡網吧啃饅頭度日。但她沒有向父母求助，媽媽至今不知道女兒的這些事情。 求職難，職場上又時刻面臨一道隱形歧視和霸凌。在服裝廠，同事偷偷拿走停停的勞動成果。她跟組長投訴無果，氣得寫了辭職信，在信中提到了這些事。廠長把信撕了，說她是在搗亂，「沒人理解我心裡的苦，因為我是聾啞人就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 離開服裝廠，這樣的委屈也沒少受。在拉麵店後廚，另一個男同事見她是聾啞人好欺負，總是偷懶玩手機，有活就讓她做，兩人沒少為分工發生爭執。鬧到老闆那，男同事就把責任推到停停身上。她訴苦無門，只能受悶氣，直到氣得受不了，她不幹了。 她還在一家殘疾人藝術團當過舞蹈演員，和其他聾啞女孩一起到處走穴演出，穿著金色衣縷表演經典舞蹈作品《千手觀音》。團里承諾給她們每人2000元月薪，卻遲遲不兌現，這些姑娘只好一紙訴狀遞到勞動部門。本是一段光彩的履歷，停停很少再提及，將跳舞的衝動徹底壓在心底。 網路圖片 苦悶的日子裡，短視頻成為一個情緒出口和表達窗口。初到廣州，停停把日常生活的碎片發在快手平台，當作一種生活記錄。後來她又在快手刷到幾個聾啞騎手的作品，看到聾啞人能跑外賣，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花1650元買了一輛小電車，從2020年8月開始成為一名眾包騎手。 送外賣第一天，停停跑了7個小時，賺了98塊錢。她在心裡盤算，在平時能用這98塊錢生活一周。看著每跑完一單就有錢入賬的感覺有點上癮，儘管仍會受累受委屈，但她不怕日晒雨淋，比起電子廠單調重複的日子，她更喜歡跑外賣的充實感。 以前在工廠，她和大多同齡人一樣，想著吃、穿、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送外賣之後，看到同行的外賣員都在爭分奪秒地掙錢，她也燃起奮鬥的火苗。更重要的是，她覺得這份工作「不用看別人臉色，不用受同事欺負」，勞有所得、多勞多得給她帶來尊嚴。 語言鴻溝 在外賣平台，聾啞騎手用的是和健全騎手相同的派單系統，以及將服務和速度為核心的接單規則。作為相對弱勢的一名聾啞女外賣員，停停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並不容易，需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壓力和阻力。 新手時期，最大的困難是打電話聯繫顧客。停停會提前編輯好一些常用文字，在需要時方便快速跟商家和顧客溝通。她上傳了殘疾證，認證成為一名聽障騎手，可以使用平台的無聲關懷功能。但很多人定外賣並沒有留意消息通知的習慣，一些顧客聽到是機器語音，對電信詐騙司空見慣的他們往往會掛掉電話。 有聽障騎手會通過撥打又掛斷的方式提醒顧客留意手機簡訊，誤解和差評也因此發生。一些用戶不知曉他們的處境，產生溝通障礙後往往會給他們差評。這群特殊的群體有苦難言，有時候只能默默接受被扣錢的現實。 在雲南，有女子凌晨報警稱，一名男子在敲打自己家的門，「敲了十多分鐘，我說你是誰，你要找誰，他不說話。」民警趕到現場核實發現，原來是一位聽障騎手，在送夜宵時走錯樓道這才引起誤會。 在四川，有顧客給了聽障騎手差評，原因是「對方居然掏出一張殘疾證書，意思是讓我給他捐點錢」。真相讓人難過。這位騎手出示的並不是殘疾證，而是一張溝通卡，上面寫到：「我是聾啞人，不能說話。請您檢測菜品是否齊全，並對服務做出評價，謝謝您！」 有時候，溝通和認知障礙不僅產生差評，還有可能讓聽障騎手遭遇網暴。在一則熱搜事件中，網友爆出與聽障騎手的消息記錄，外賣員在強調「快點」「給錢」等字眼，看似有些冒犯與不講理。不少顧客也有類似的體驗，認為他們發的消息沒禮貌，不識大體。 停停對此深有體會，「客人以為我們態度不好，我們文化不好，文字語氣冷冷的。」 實際情況是，聽障人的母語是手語，手語與漢語的表達邏輯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語序不同，這使得聽障人士用書寫傳遞信息時在健聽人看來是一個「病句」；另一方面是語氣不同，手語基於情景還原，用簡單的動作表達複雜的意思，不存在敬語、敬辭等內容，這樣的表達方式在轉化成文字時難免出現直接、生硬的情況，很難在語氣上達到謙和有禮。 就停停而言，她的書面表達能力稱得上是聾啞人群體中的佼佼者。她14歲就進入社會，跟健聽人打交道多了，溝通起來得心應手。其實「聾啞人」並不啞，只是聽覺障礙讓他們無法聽到自己的發聲，自然也學不會說話，就成了廣義上的「聾啞人」。停停沒有漢語拼音的概念，但她的五筆打字熟稔敏捷，表達自然流暢。 送餐路上難免有突發情況，也有溝通不暢、辭不達義的時候，但幸好只是少數事件。讓停停感動的是，大多數顧客在知道她是聽障騎手後，都能給予理解和善意。 她經常收到顧客在外賣平台發來的關切，「辛苦了」，「騎車慢一點，注意安全」。一些顧客也會打賞小費，讓她驚喜又感動。在快手上，還有無數老鐵在評論區給她寫下鼓勵和祝福，讓她感覺到聽障人士的價值。 江湖兒女 騎車上路，停停聽不見汽車的引擎聲和鳴笛聲，無法耳聽八方，就必須時刻眼觀六路，盡量開得慢一點。但在送單高峰期，她又很難不加快車速，從而面臨更大的交通風險。 2021年，停停在一次送單路上被一輛轎車撞到。她第一反應是看顧客的外賣有沒有摔壞，等身體的痛感襲來，她才發現自己的腿傷得不輕。 交警判定轎車司機全責，承擔停停的全部醫療費用。她看對方司機也是女孩，也不容易，沒好意思收誤工費。養傷的一個月時間裡，同為聽障騎手的幾個朋友給她提供了很多幫助。 後來每當有聾啞朋友在送餐路上撞車了，社交能力更強的停停會主動幫他們協調處理。 聯繫報警，事故認定，責任調解，送醫就醫。去年3月，同為聾啞騎手的二虎被吊車撞到了，頭破血流，停停和幾個騎手立刻放棄跑單，趕到現場幫忙處理。 停停是在廣州的無聲騎手群認識的二虎。新手期，她在珠江新城迷路了，就在群里問路，二虎教她帶她，告訴她怎麼才能不搶垃圾單。41歲的二虎，小時候發燒致聾，為了討生活，2019年從哈爾濱千里迢迢到廣州跑外賣。 無聲騎手群里的朋友，每個人都有一段心酸打工史。每個人轉行送外賣的理由又都相似，技術類工作不行，服務業也不行，比起枯燥的流水線，成為一名外賣騎手，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感受一座城市的脈搏，這或許是他們能力範圍之內最好的選擇。 停停選擇跟這些聽障騎手們「抱團」，他們組建群聊，甚至住在同一個院子里，方便日常相互照應，接力送單，克服溝通上的不便。在龐大的外賣江湖，他們是一個特殊的小群體。休息日他們很少走遠，三五個找地方坐下來喝奶茶打手語聊天，有時白天待到吃完夜宵才各自散去。那是屬於他們的圈子和世界。 網路圖片 和停停一樣，很多聽障騎手也會通過快手記錄生活，給自己打氣，向陌生人講述無法用聲音表達的內容。但他們發現，在這裡找到了很多同類和同行，找到更多理解和認可。在快手生活的關注和扶持下，他們的打工日記還會登上熱榜，得到平台獎勵和紅包，讓這群奔跑在路上掙辛苦錢的殘疾人感到溫暖，也更熱愛這份工作。 李江明是停停的樂跑隊長，跟二虎也熟悉，遇到一些突髮狀況，他會從中幫忙溝通協調。在李江明看來，停停和二虎都很講江湖義氣，也能吃苦、肯拚命，「他們就是想多跑多掙點錢，把日子過得好點。」 2023年中旬，停停從「眾包」轉為「樂跑」，專註跑近單。樂跑沒有眾包的自由度，「但有團隊管理，不會偷懶」。她每天分三個時段按時「上下班」，每天跑六七個小時，一個月能掙8000到10000元不等。 刨去750元房租，300元貓糧和1000多元的生活費，她把剩下的錢存起來。逢年過節她會給家人發紅包，父親節她給爸爸網購自己的「同款鞋」，然後急迫地發消息問他：「爸爸，開不開心？」 笨拙的愛 2024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點，停停準時來到員村一座荒廢的院子里喂流浪貓。它們的出現也很守時，見到這個熟悉的身影就會從四面八方迎合過來。但若看到是陌生人造訪，它們又會警覺地退回自己的領地。 這片的流浪貓通常是鄰居芳姨喂的，她不方便時會托停停代為投食。她們的住所只隔一條走道，都養貓、愛貓。芳姨不會給貓剪指甲，停停做過寵物店洗護助理，就去幫她打理。提到停停，芳姨喜愛又惋惜，「命運對善良的人怎麼就不公平呢？」 停停自己也養三隻貓，銀點「棉花」三歲，脾氣好，討喜粘人；布偶「布丁」四歲，膽小怕生，但喜歡鑽被窩跟她一起睡覺；藍貓「貓爺」，年齡成謎，因為是停停從外面撿來的，她形容它是「慫貨、吃貨」。 屋裡還有一隻貴賓「那那」，是去年在武漢買的小狗。那那跟貓和諧相處，它還能看得懂停停的肢體語言，會聽從她的指令做動作，指哪打哪，實在惹人喜愛。 網路圖片 停停把這幾隻貓咪比作是家裡的「主人」，而小狗更像是「親人、孩子」。一家「五口」共同生活在不到15平米的出租屋裡。房間雖小，五臟俱全，餐桌旁邊的貨架整齊擺放貓砂貓糧，陳舊的牆上被精心布置裝飾品和置物板，空間被合理利用，能看出這位租戶的細緻和用心。 偶爾不跑單的日子，她會精心收拾，在家逗狗擼貓。人跟貓不需要對話，關係若即若離，彼此相互需要，相互慰藉和陪伴。 貓咪對聲音異常敏銳，打雷被嚇到會躲在她懷裡，在她身上「踩奶」。她會把這些溫暖的瞬間記錄下來發布在快手，很多人得以在互聯網窺見一個聽障女孩的生活日常。 這些視頻大部分是她自己拍自己剪，音樂是隨便選的，「不知道好不好聽。」快手對停停來說像是朋友圈，幾個特殊學校的同學在快手找到了她，失聯多年後重新建立了聯繫。 8歲起在特殊教育學校學習6年後，身為農民的父母難以再負擔昂貴的學費。從那以後，停停沒再向家裡要過一分錢。談起女兒的聰慧和獨立，媽媽彭小英驕傲又心疼。 在外打拚的時間久了，停停回老家的次數變得很少，也疏於和親戚聯繫。小時候自然的、關懷的話語，變成了一問一答的交流。她在快手感慨，長大後不知為什麼，跟爸爸的關係沒有小時候那麼親密，「不過我還是能感受到他是愛我的！」 這個龍年春節停停沒有回湖北，對她來說老家反而「沒人聊天，不快樂」。被問及「不快樂時會做什麼？」她的回答讓人會心一笑：「治療心。我不知道怎麼寫。你們應該懂我意思。」春節假期她接了幾個上門喂貓的單子，一次收費30到40元。她會細心地給顧客洗碗喂糧，簡單打掃，把貓咪的狀態拍給顧客，在寵物的陪伴中「治療心」。 一個聽障人的世界總是很簡單，快樂容易獲得，孤獨和悲傷總能自我療愈。從有記憶開始，停停就沒聽過聲音，也沒想像過有聲音的世界。「如果能聽到一種聲音，你最想聽到什麼？」她想了想，在紙上寫下：「想聽到父母說話聲音」。 網路圖片 春去春又來，停停仍奔跑在寂靜的城市裡。每個早晨，她和其他租戶在固定的時間起床，穿過同一條小巷，用一天的奔波換一份微薄的薪水。 這條路不好走，但她已經找到自己的位置，掙得了尊嚴。她不再桎梏於性別和身體殘缺，也脫離了被聲音所困的泥沼。只要跑起來，用阻力去感受風聲，她就能感受到的自由和平靜。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一個叫We的工作室
保守又審慎的內地中產們在香港看到了重新配置資產的機會。 01 順流而下的選擇 為了湊夠560萬港幣的首付，江蘇人吳清玉經過了一場精密的計算。 一個中國境內居民每人每年的最高外匯額度是5萬美元，這還遠遠不夠。人民幣兌港幣，潛在的辦法有很多，槓桿、效率和風險同在的比特幣交易，房產中介口中語焉不詳的保險渠道，再不濟還有坊間方法，內地買名表，香港轉手賣，前提是願意承擔匯率和稅費損失。 當然，最安全又直接的一種，是人肉背現金——在出入境大廳，一名旅客最多可攜帶2萬人民幣現鈔。沒有別的要求，唯一需要的是耐心。著急的話，人海戰術倒是一個超級加倍的方法，在過去，拖家帶口十幾號親友帶現鈔一同入港的例子並不少見。 吳清玉看了一眼日曆，現在是2023年10月，香港樓市「撤辣」的風聲越來越緊，中介告訴她，港府極有可能在來年初放出消息，一定要儘快。 時間只有不到150天。吳清玉剛來香港兩年，積蓄不多，家中存款幾乎都在內地，除去找香港親友湊錢，她自己能做的，就是把人力搬運發揮到極致，一點一點把內地的錢挪到香港。 她計算過，自己一周最多可以去3次深圳——取錢，過海關，上高鐵，回香港，150天，21周，64次，128萬人民幣，約合139萬港幣。 今年2月28日，香港「全面撤辣」政策落地，港府不再壓抑樓市以及外來需求。「辣招」在香港往往映射一種帶有強制性、必要性的政策或舉措。這個詞與香港樓市扯上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彼時香港面臨的命題是，如何掐滅新一輪炒樓之風的興起，避免97年樓市瘋狂又崩盤的悲劇重現。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出了「辣招」，即針對房產買賣採取特別的三大類印花稅措施。 14年過去，直到今年2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宣布撤銷所有樓市「辣招」，外界稱這一舉動為「撤辣」。在撤辣的背面，香港如今面臨的是住宅物業交投量的大幅萎縮，中原地產曾經統計過，香港去年的住宅成交量只有2000多宗，和1997年相比，減少了接近10倍。 有中介向36氪總結過，「撤辣」帶給一個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利好——300萬以下的住宅，只需要繳付100元印花稅。至於300萬以上，以5千萬為例，一個內地買家相較於撤辣前，可省下537.5萬稅費。 大量內地買家湧入香港買房，深圳看房團大巴車直通香港，甚至有中介公司組織了「普通話專組」專門對接內地客戶。香港中介陳超告訴36氪，自己就接待了一個大額投資客訂單，一個內地買家一口氣買下某小區25層的所有住宅，一共10套，平米均價在26萬港幣，總金額近億港幣。 只是除去少量闊綽的投資客，在香港買房的內地買家們，到底是誰？ 據多位香港中介向36氪證實，此次跟隨「撤辣」買房的內地人，大多去年就開始持續觀望，他們多數已經通過高才、優才獲得香港身份，只是並未期滿取得永居權。 經歷一場漫長搬運後，撤辣第二天，吳清玉迅速下定了一套總價1400萬港幣的住宅，此時距離她取得香港永居權還有5年，趕在第二天買房，原因無他，「就是怕房子漲價」。 長居深圳的周香香在3月初，跟隨看房團，在啟德（中環外的第二個香港CBD）當場押注了100萬港幣的支票看房，準備拿下維港匯一套總價1900萬港幣的住宅。還有一年，她的永居權才正式生效。 只用了2天，北京人馬丁已經順利往返京港，買了一套總價500多萬港幣的住宅，面積不大，只有30平方米不到。抵達香港的當天，馬丁和妻子帶著行李箱，直達售樓處，當場落定香港瓏碧樓盤最後一套住宅。 區別於其他的投資，在這場內地奔赴香港買房的行為中，一個有意思的節點是，在2月28日全面撤辣前，港府已經針對高才、優才實施「先免後征」，即先免去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如果未能如期在7年後取得香港永居權，再追補稅款。 這也意味著，對於高才、優才這批人群而言，屬於他們的「全面撤辣」早在去年10月就發生了。香港已經為他們單獨預留了一個狹小的開口。 然而，儘管擁有優先選擇權，在「全面撤辣」前，香港樓市並未取得這批最早赴港的內地中產精英的信任。 數據足以佐證，直到2024年1月，香港私人住宅售價依舊萎靡，指數跌至306.4點，已經連續下降9個月，是2016年10月以來最低。一位在去年通過高才身份入港工作的女士告訴36氪，去年香港樓市持續下行，她身邊多數高才、優才，一般會選擇先租房，並不會著急買房。 內地中產顯露出了相當的理性。美元資產、低位入手、買漲不買跌，直到確認香港住宅具備優質資產的資格，中產才露出了他們的果決。 「全球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幾乎不可避免，如果你的銀行卡只有幾十萬，作用還不明顯，如果是數百萬、千萬甚至以上，再碰上房價下跌，你的資產實際每天都在流失，不虧錢都算好事了。」馬丁跳過了那些關於中產消費降級的常見焦慮，向我講述了一種最真實的現狀。 他們都流露出了一個當下典型的中產命題，在內地房產普遍貶值，缺乏好的投資手段的當下，還能如何配置自己的資產？是否要分散資產，以求風險對沖？ 撤辣之後的香港樓市讓中產們重新看到了一種分散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就像最初選擇在去年的香港搶人大戰中，錨定一個香港身份，他們都在為自己博取一個備選。 房子再也難以承擔那些投機和狂熱的慾望，相反，中產們保守、審慎、理性，這是個人的選擇，也是一種順流而下的必然。 02 攥住優質資產 人類學家豪道斯·魏斯在《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中，曾經表達過一種觀點，即中產階級的「居中」本身就暗示了空間的存在。他們有時被形容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成功所牽引；有時又被形容為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時時陷入對墜落的恐懼。 ——「延遲滿足，犧牲部分消費以備將來之需，承擔負債資產帶來的風險與義務，投資教育、培訓、房產、儲蓄計劃和養老金，這些都是中產階級躍升和防止墜落的策略。」 中介陳超告訴36氪，香港這批樓市交易里，最受內地買家歡迎的樓盤是500-800萬港幣之間，近地鐵、有校網的30-40平米小戶型，它們的優勢很明確，好上車，高保值。 許多例子可以驗證，香港九龍半島長沙灣的Belgravia Place就是具備上述畫像的典型樓盤，在社交媒體上，Belgravia Place售樓間的火爆流傳甚廣，人們把電梯間擠得水泄不通，一度再現香港樓市曾經的輝煌。它也是香港全面撤辣後的首個「日光碟」，首批開放的138套房源收到了超過4400個意向登記，開賣4小時售罄。 北京人馬丁購買的瓏碧小區，也是這次最火爆的小區之一。用馬丁的話說，瓏碧是全港校網最多的一個樓盤，自己購買就是看中了它的校網屬性。 在香港，校網決定了一個擁有香港身份的適齡孩子，未來就讀公立學校的資格。換句話說，校網多大，框定的港校範圍就有多大，孩子擁有的可能性就越大。 買房下定前，馬丁在北京已經擁有三套房產，其中一套是西城「老破小」。去年，馬丁一直在做兩手準備，掛賣老破小，同時尋找新的學區房替換。 他對比過一套北京和香港房產，對孩子「上學」的最大性價比。西城雖然是北京甚至全中國學區資源的高地，但香港公立高中考生，走的是DSE（俗稱「香港高考」）途徑，不僅能夠避開激烈的高考競爭，直接參与內地高校申報，同時在國外大學的申請上也擁有優勢。 直到今天，房產往往佔據中國家庭資產最大比例。作為多套房家庭，這些年，馬丁一直在反覆評估自己名下的資產，清理那些搖搖欲墜的，握住那些安全長期的，找尋那些保值升值的。「老破小在學區價值下滑的同時，還得面臨房齡高和改善騰退的風險。不優質的資產一定要早做打算，攥在手裡的，只能是優質資產。」他說。 在中國，面對戶籍、教育、醫療與房產深度綁定的現實，中產們對資產的考量天然就「深思熟慮」。有趣的是，這種趨勢似乎越來越提前了，當馬丁已經對香港校網了如指掌，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孩子，還有一個月才待出生。 幾乎所有在香港買房的人都會提到，自己看中了高租售比的優勢。香港平均租售比在3%-4%，在香港，一套不到30平米的房子，租金過2萬港幣並不少見。 尤其當這套房子，還在校網內。土地供需和高昂薪水一直是推動香港租金的始作俑者，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但香港校網內的租金還是高得驚人。這背後存在一個有意思的因素，香港租售同權，只要有香港身份，租房和買房一樣，都能享受校網內同等的升學待遇。陳超就接觸過不少從內地奔赴香港租房的陪讀媽媽，「有人甚至寧願承受每月超6萬港幣的房租，只為讓孩子在香港上學」。 而在去年，高才優才的大量湧入，也迅速推升了香港房屋租賃需求。相比香港房地產陷入的長期低迷，租賃市場卻逆向回暖，去年12月，《香港物業報告》顯示，全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數10月報186.3點，該指數已經連升9月——某種程度上，這也再度驗證在撤辣之前，來港的中產精英們起初選擇租房，而不是買房。 當租房供不應求，香港房東完全能決定，自己究竟要把房子租給誰。吳清玉還記得，自己當時就是從三名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才成功租下了目前居住的這套房子。 在租房前，一個香港房東將會衡量你的三個指標，什麼工作？收入如何？存款多少？它們分別對應著一個租客的社會地位、消費水平和資產的健康程度。如果對方是一個毫無收入的學生，跳出了指標框架之外，香港房東的選擇是，租房可以，必須年付。 「我當時有一張平時閑置的副卡，拉了一個存款證明，裡頭有十幾萬港幣。還有我的收入證明，那時候我雖然在實習，但每個月收入也超過了2萬港幣。房東要看到你每個月有固定進賬，才會租給你。」吳清玉說。 03 安放那些錢 除去自住、教育和租售比的考慮，對於一些更有餘力的高才優才來說，在香港買房，更像是沒有投資手段下，一個最穩妥的出手機會。 周香香用一句最直接的話，解釋了自己買房的原因——相對於內地的政策強度，香港房子全球投資、美元交易，未來暴漲和暴跌都比較難。她在深圳有多套房產，對香港學區也沒有多強烈的渴望，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手頭有餘錢，在大宗房產里，一個多元化、合理配置的機會。 這次買房前，周香香足足觀察了香港樓市一年之久，眼睜睜看到香港房價跌至2017年低位，又等到3月全面撤辣，確保了最佳入場時機才決定出手。 在過去，她曾經親眼目睹過深圳房價瘋狂的年代，有朋友甚至願意把身家全數抵押，不停貸款買房，寧願刀口舔血，也要賭注高槓桿帶來的利益。到了現在，周香香已經在提前告訴自己在上中學的孩子，資產配置需要20%是高風險，50%是低風險，剩下才是房產。 面對合適的資產，周香香一直敏銳又果斷。周香香上次在深圳買房，就在不久前。當天，中介給她撥了一個電話，提到附近有個成熟片區的二手房正在出手，價格也合適。吃過晚飯後，她和丈夫去看房，不到三小時，全款買下一套上千萬的房子。 如今她買房的原則是，只用閑錢，從不貸款，全款拿下。 周香香觀察過，除了幾位還在幣圈遊走的朋友，這些年身邊有錢人關心的話題，早就從投融資轉移到了雞娃身上，除非有合適的出手機會，對房子的熱情也大大減少。相比寄希望於一個個波動、震蕩又未知的經濟周期，投資孩子，或許是一種可預見的、有反饋的回報——儘管雞娃被外界評價為一種中國式的過度期待，但無可否認，它依舊是一個維持階級屬性，甚至實現階級躍升的重要手段。 對於周香香來說，人生的下一個命題，是如何給孩子托起一個幾乎完美的教育。大兒子今年13歲，就讀於一所頂尖國際學校，每年的開銷超過40萬，周香香已經在對比QS100強高校的人文、地理、學科優勢，未來，大兒子的計劃大概率也在歐美。 至於香港的房子，如果有可能，周香香準備留給小兒子，做一個額外的上學備選。」實在不行，還可以留給孫子上學的那一天。「她說。 事實上，學會如何分散手中的錢，這個課題並不只屬於一線城市買家。在這次買房熱潮中，二三線城市的買家同樣在關注香港的投資機會。 耗費150天人肉搬錢的吳清玉，就來自江蘇一個三線城市，她是家中獨女，本科畢業後，父母已經在對她的未來進行打算。吳清玉的父母是典型的浙江創一代，做貿易起家，這個家庭也正在面臨一個最常見的代際交替問題，當你的二代決定擁有自己的人生，手中那些流動的錢，究竟要放在哪裡？ 吳清玉說，她的父母對投資的態度非常謹慎，他們更相信不動產的價值，而不是風險投資帶來的回報，「我們曾經考慮過，要不要在英國或者日本買房，後來覺得實在太遠，不保險。」相對於不熟悉的境外，香港是一個很好的緩衝板。 有時候，相對於中產的謹慎，一些豪橫的縣城買家，講究的反倒更多是體面。吳超曾經接待過一些來自內地的縣城老闆，他們對香港房子的定位是，相比投資價值，更需要一個體面的「會所」。校網不重要，位置不考慮，需要的是別墅、大海與門廊前的草坪——一個TVB港劇里，經典的富人住宅形象。 04 當香港變成退路 香港從不缺任何宏大之詞的加註，撇去那些老生常談的股市、豪門和娛樂圈，霓虹燈或許是最能代表人與香港關係的物品。一根玻璃管在1000攝氏度的火上高溫灼燒，烘烤到足夠柔軟，注入氣體通電後，匯聚千千萬萬，就形成了香港世界聞名的燈河。 曾經，沒有人不想成為香港霓虹燈河的一部分，他們期待著香港的熱烈饋贈，又小心維持著自己的光芒。 在巨大的人口吸引力下，這座城市也擁有全球最昂貴的房價。直到2023年，香港已經連續8年蟬聯「全球房價最高城市」榜首。香港也擁有極致緊張的土地供需，當750萬人口生活在這座國際都市，卻只能擠在6.9%的土地上生活，房子已經不僅是一處居所，它關聯著生存空間、社會地位，甚至是個人尊嚴。 許多內地人決定來香港買房的時候，起初都會感到一股強烈的反差，這裡不講究朝向，沒有河景、海景之分，有關香港「籠屋」的傳說更是屢見不鮮。用中介陳超的話說，每天早起晚歸，明天的路還一片未知，誰會在乎頭頂的太陽？ 人們為了前途來到香港，又必須服從它的規則。高樓窄長密集，如果想看到天空，請把頭顱從窗口伸出去，然後用力抬頭。 但現在，香港的命題變成了留人。換句話說，香港從未這麼主動過。過去兩年里，香港流失了14萬勞動人口，自2020年7月1日到2022年底，香港居民經機場離港的凈移出數目超過40萬人，流向了新加坡、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地。 甚至有人因為移民不惜降價賣房，馬丁還記得，自己的一位北京朋友，年初買下了一套香港的千萬住宅，房主已經移民加拿大，著急周轉，甚至等不到撤辣帶來的上漲機會，寧可降價400萬出售。 36氪曾在去年報道過，伴隨著中國內地創投美元基金向人民幣基金主導轉移，發生在港股的IPO事件正在逐年減少，金融曾經是香港最大的支柱產業，如今卻無可避免地在邁向下坡路。這也意味著一種深深的錯位——在搶人大戰中，香港的高才優才們主要來自於金融和互聯網領域，香港既渴望人才，又無力提供足夠的、有吸引力的崗位。 馬丁的主要業務就是負責港險和香港身份的協助辦理。他告訴36氪，從去年開始，許多內地中產找到他諮詢高才優才申請，他們多數在內地已經有相當穩定的工作，比如醫生、大學教授、國企員工，「希望能保留內地工作的同時，申請香港身份作為一個備選。」 這背後，是來自中產深深的不確定性。一個例子是，香港保險開始在內地中產群體中走紅。周香香從事香港保險多年，她還記得，港險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變化。2013年左右，大量內地中產直奔香港購買重疾保障險，一人兩三萬美金，他們的目標極其精準，香港平均壽命高，意味著保費便宜，美元賠付，又能分散貨幣風險，用簡單的話來說——有病拿錢，沒病儲蓄。 到了今天，港險再度走紅，但中產的需求卻發生了變化。2023年全年，內地訪客赴港投保的個人人壽保險新增保單保費約590億元，較2022年飆漲逾27倍。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與往年相比，儲蓄型保險比保障型保險更受青睞，各佔6成與4成——在過去，這個數據是4成與6成。 「往年香港儲蓄險不太被看好，它偏理財屬性、保費高、又需要長期持有，同時回本時間也長，過去投資環境好的時候，我買個好房子就能翻倍收益，何苦要買儲蓄險？」周香香說。 時移世易，人們再買儲蓄險，看中的是美元資產的多元配置，是利率的穩妥，是對長期的偏向，換句話說，資金的安全性已經勝過一切。 某種程度上，房產和保險一樣，香港如今承接他們的，是一種保守而安全的退路。 而全面撤辣，正讓這條「退路」變得更加通暢。從2022年底高才通推出後，截至2024年2月，香港累計來港人才總數已經超過10萬。對於港府來說，如何讓高才、優才們和香港實現深度綁定，才是接下來的重點。 這也是為什麼有分析師並不看好香港在全面撤辣後的房價走向——目前香港房價和利率仍在高位，如果香港金融行業依舊不景氣，服務業收入較低又難以吸納高端人才，人口持續少進多出，香港房價未來兩年或許還有下跌的可能性。 一個例子是，撤辣後，香港房地產商並沒有對一手住宅實行加價。這背後，是地產商對香港樓市長期交易的隱憂，香港樓市還面臨極高的庫存壓力，沒有人敢在此刻漲價。截止2023年底，香港樓盤的庫存量已達2.03萬套，達到20年以來的新高，潛在新盤也創了歷史新高，達10.9萬個單位。 而這些憂慮也傳導到了香港中介身上，吳清玉注意到，儘管撤辣後香港房源如此搶手，中介依舊大方地給出了「回佣」。在香港，成交低迷時，為了刺激買家交易，中介會從地產商所給的代理傭金中，不惜讓利一部分給買家。 我問中介陳超，既然外界預測房價短期內還有下跌的可能性，為什麼不選擇繼續觀望？ 他給了我一個非常直接的答案——在這裡生存的每一個人，都被房子鞭打過，因為樓市，他們見證過暴富的神話，個體命運的翻轉。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不買房，明天就是小居室，再等下去只剩開放式，這是刻在肌肉記憶里的痛楚。 文章來源：36氪未來消費
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分析人士說，富人財富固然縮水，但他們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將財產搬到海外去做投資與避險，其實真正影響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理財和消費面馬上面臨趨於保守的窘境。 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4度蟬聯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全球達10億美元財富的企業家中，中國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 胡潤研究院早些3月19日發布「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擁有600萬資產的「富裕家庭」減少0.8%至514萬戶；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減少1.3%至208萬戶；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減少3.8%至13.3萬戶；擁有3000萬美元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為8.8萬戶，比上年減少4.5%。 報告說，有600萬資產的「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萬億，是全國GDP的1.3倍。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表示，這是中國15年來第二次出現高凈值家庭數量下降。在疫情衝擊疊加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演變下，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上升，全球主要國家的私人財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股市低迷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凈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凈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根據胡潤報告分析，在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里，以企業主佔比最高，達52%。企業資產占其所有資產的61%，他們擁有180萬的可投資資產（現金及部分有價證券）以及價值500萬以上的住房。 佔比第二多的是大型企業集團、跨國公司高層的「金領」，佔34%，他們擁有公司股份、高昂年薪、分紅等穩定的高收入。這些人財富中的現金和有價證券佔57%，平均擁有700萬以上的房產。 另有8%是從事股票、期貨等金融投資的職業股民，現金及有價證券佔到其總財富的63%，平均擁有600萬以上自住房產。而投資房產、擁有數套房產的不動產投資者佔6%，投資性房產佔到他們總財富的58%，平均價值超過1000萬元，現金及有價證券佔比低於10%。 財富雜誌《福布斯》發布的2023年「中國富豪榜」似乎也顯示了相同的結果，亦即中國的富豪以企業主居多，但其財富也呈現整體縮水的情況。 企業主最富 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榜首同樣以鍾睒睒的601億美元(約4375億人民幣)身家奪冠，但也說其財富縮水了22億美元（4%）。排名第2的位元組跳動創始人張一鳴的財富達434億美元，但其資產也較去年減少61億美元（12%）。拼多多創辦人黃崢以362億美元的財富排名第3（去年排名第9），其身家則是大漲了95%。 福布斯中國說，中國上榜的100名富豪的總財富，從去年的9071億美元，跌至8950億元，減少了121億美元。 分析人士說，中國長期賴以帶動經濟成長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使得手上握有個多間房產的高資產人士財富縮水更快。而外資撤離也使得中國經濟成長動能雪上加霜。 台灣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加上新冠疫情後中國消費冷清，而企業面對疲軟的消費需求不願投資和招聘，造成青年失業率極高。中國消費和民營投資疲軟導致通貨緊縮，使得家庭和企業更難償還債務，壓力進一步加重，成為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經濟成長動能不足 他說，中國三駕馬車（出口、消費、投資）唯一表現比較好的是在出口部分，中國海關總署3月公布今年前2個月的出口總值年增7.1%，但這是因為通縮緣故，造成出口價格下跌，大量向國外傾銷。他認為，這部分也可能很難持續，因為歐美、日本等國家都已對中國的一些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動車、太陽能零組件等展開反補貼調查，所以出口能夠帶動經濟成長的作用或也有限。 陳松興說：「不動產目前基本上等於是說狀況非常地不好，投資的部分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目前財政上也有困難，所以整體來講，中國的財富縮水恐怕現在還是開始而已。」 他並表示，中國整體財富縮水的時候，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在不穩定環境中要面臨失業、減薪的壓力，但仍要繼續繳房貸。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下，對於公共服務跟老人、小孩的照顧等，也可能會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中產階級在理財和支出層面會立刻趨於保守。 他說，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經開始想辦法把資金匯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資或者透過其他渠道去分散風險，所以對有錢人來講，可能影響相對比較小。 分散風險 陳松興說：「有錢人能夠把錢領走了，但是中產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中國目前的消費的數據看起來還是相當的不振，那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表達他可能會繼續有這種財富縮水的現象。」 中國「陶舜聊財經」公眾號認為，人們總想要窺視富人在幹什麼，這是人性，但富人不會把真話告訴你的。一個有錢人在杭州有房，也能在上海、深圳、北京有房，所以如果要弄清楚中國有錢人的資產規模，至少要拿到全國各省的房產數據。「但這誰能辦到？國土資源部可以，但國土部不敢把數據賣給胡潤吧。」 陶舜並表示，有錢人懂得布局海外資產，包括海外房產和股票，這些年加密貨幣又是一個重頭，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會把數據給各國政府，也不可能給胡潤，所以他認為這些數據僅供參考而已。不過他也說，富人比普通人擁有更多的投資工具和投資渠道，富人的朋友圈都比普通人的朋友圈更聰明，社會資源更豐富，這是毫地疑問的。 根據《2023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凈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總財富代表信心，中國高凈值人群平均5個家庭成員住在一個280平米的房子，擁有2輛車、4個手錶，喜歡收藏珠寶、名表和名酒，一年假期23天，愛好旅遊和美食。 但可投資資產則代表了投資實力。胡潤報告指出，中國擁有600萬可投資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185萬戶；擁有千萬可投資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110萬戶；擁有億元可投資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8萬戶；擁有30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5.5萬戶。 黃金成首選 報告說，中國高凈值人群未來一年的投資首選是黃金，境外資產占可投資資產的六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是境外投資的熱點地區。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表示，雖然600萬人民幣以上的資產看似富裕，但這其實是存量概念，且包括房產的價值。實際上，很多富裕階層的人其實動產不一定多，除非他把不動產變現，或者他的財富一部份是股權，可以每年領股息這樣的被動收入，否則，富裕階層不一定代表幸福。而實質可支配所得是支應生活滿足慾望最直接的數據，因此更能作為生活幸福的判斷標準。 陳遠成也認為，在財富消退的過程，中產階級受的影響最大，有錢的企業家即便受股票市值降低的影響，但他們因為投資很分散，所以影響不大。早期像是銀樓等地下匯兌機構因為中國政府的查緝趨嚴而陸續收起來，但有錢人還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把錢送出海外，比如透過有「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s)額度的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產品出海投資海外標的，就是屬於合法的管道之一。 投資標的 陳遠成以自身接觸過許多中國富豪的經驗指出，10年前，中國富人追求的是財富翻倍，但現在追求的是財富保值。由於俄烏戰爭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選年，全球都陷入不確定性當中，此時，富人在投資上會相對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資就是買黃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保本產品，像是債券型的產品，或是直接買債券，在富人圈裡的佔比非常大。 「另外有錢人喜歡做什麼投資？藝術品。這個藝術品的投資是永遠不退流行的」，陳遠成說，有錢人買藝術品不是為了收藏當作傳家寶，而是為了兩三年後轉手賣賺。 他還說，私募股權在中國富人圈中非常火，比如A基金裡面投資20家公司，這些公司可能都還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資者的角度將其股權跟著公司一起成長，「那通常你押到一支寶，可能就會翻好幾倍。」 關心話題 陳遠成並表示，中國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員關心的話題都不太一樣，第一代富豪通常現年60多歲，尚未到討論接班問題的年紀，所以關心的問題主要還是在公司營運上。富豪第二代討論最多的是子女教育問題，他們苦惱是否應該把孩子送出國去看看世界還是留在國內，但他們又非常擔心孩子在國外待久了會出現價值觀不合的問題，深怕孩子「一出走就拉不回來了」。 陳遠成說，至於十幾、二十多歲的第三代，他們是數位原生代，他們可能不用真地出國就能夠接收到很多國外的資訊。這群人也是「Me世代」，他們所關心的一切都以自己為主。
2024年度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雖已結束，但海內外對這次會議的議論熱度依舊不減。究竟如何看人大會議期間的「反常」之處？筆者以為，這次會議可算是習近平十年動作，再造黨國體制的初步亮相。正因為中國的國家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才有一連串人們以為的「反常現象」——或許是——今後中國的「新常態」。本文試就此做些粗淺討論。 擴張個人權力，毀壞中共黨「集體領導」制度，破壞國家能力，這是習近平擴權抓權的開始。 1949年中共黨奪得國家政權後，建立起黨高於國大於法的極權國家制度。這個極權國家的經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治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頂層權力架構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寡頭共治」——重大決策集體討論，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寡頭共治」機制的漂亮粉飾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放開了有限的經濟自由，但沒有鬆動過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用來搞文革的體制，鄧小平拿來搞改革。」 改革開放一方面激發出人們巨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勤勞的中國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許多官員得以利用權力貪腐暴富，社會貧富差距愈發懸殊。胡錦濤時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俗稱」九龍治水「，各有權力範圍內的利益考量，常委會常常是議而不決，十年未能推進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也就是在那個十年期間，黨內貪腐從官員個體行為到形成既得利益勢力，習近平上台時反腐敗成為體制內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強烈籲求。 習近平上台之初也是習王（岐山）關係蜜月期，面對黨內的普遍貪腐，他們說了兩句話：「病入膏肓已無凈土」，「這麼個破棉花絮一樣的爛攤子怎麼就叫我給趕上了呢？」一反胡錦濤的弱勢領袖風格，習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中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小組治大國」。早在戰爭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辦法處理重大問題，習近平只是「照葫蘆畫瓢」罷了。2013年習近平建了1個中央委員會4個中央領導小組，他自任主席和小組長。據報道，2014年中央領導小組至少有18個，2016年時最高規格的中央領導小組有20多個。上台5年後，習近平擁有了多種頭銜，以至於有記者給習近平贈送了一個特有名稱「萬能主席」。 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與毛、鄧、江、胡時期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兼任小組長職務，使政府具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權力地位，而習近平當主席或小組長，直接攉奪國務院職權。 毛澤東時期的委員會主任或領導小組長，由在黨內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或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關負責人擔任。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前世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未來全國的財經工作，陳雲受命從東北進京負責籌建並擔任中央財經委主任。1949年10月陳雲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主任。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起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其次，與毛、鄧、趙、江、胡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有限決策權不同，習近平具有最高決策權力。 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黨內寡頭共治下的工作機構，薄一波曾經回憶過中央財經委向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批示、中央決定的一些情況。1957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江澤民擔任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都沒有獨自決定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力。一方面是鄧小平等老人還活著，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對趙紫陽、江澤民都有一定的牽制。胡錦濤本身是弱勢領袖，他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時，中央常委會呈「九龍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單獨做出什麼重大決定。換句話說，黨內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保障黨內寡頭共治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當了總書記後，黨內老人政治已不存在，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具有最高決策權力。這是根本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 中國共產黨1980年頒布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然而2016年習近平時期的新《準則》刪除了這句話，而是寫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等語句。這樣的語句，令我想起「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希特勒法西斯論調。特別是在確定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議」入黨紀後，中共黨對習近平已經沒有了制約力量，習近平已經拋棄並毀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習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組長不僅與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有重大差別，而且使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成為強權機關，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 習近平任主任/小組長的中央XX委員會/領導小組，其常設機構是小組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是與習近平有著密切關係的人，這些人實際操持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比如，王滬寧、魯煒、劉鶴，被公認為習近平身邊的近臣和忠僕。他們借習近平的最高權力之威，既有參與最高層決策的機會，又有監督政府部門執行決策的權力，從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具有高於中央政府常設機構的權威性。 筆者曾在「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這篇文章里寫到，「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這是從習與李的關係角度而寫。本文再提習近平建立各類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是從改變國家權力架構，直接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習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權，將李克強總理排擠出核心決策圈子，並把政府部門和工作職權納入某種非正常的個人關係式運作中，這實際上是皇權宦官政治——「內廷架空並擠兌外廷」的現代版。這種非正常的運作，明顯地削弱國務院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能力。其後果之一就是：包含著中央政府促進改革發展一攬子計劃在內的李克強總理的施政藍圖變成一紙空文，不僅未能推進發展，甚至連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之下的貧困現狀都沒能改變。 鑒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給中共黨自身造成極大危害的教訓，中共黨1980年2月頒布施行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經特別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這句話，在習近平時期頒布的新《準則》中也消失了！ 個人集權是中共黨內的常態。當習近平以深化改革名義擴張個人權力時，儘管議論不一，但是中共黨、中共軍隊包括中國社會，都默認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改變胡錦濤「九龍治水」「軟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規格的統籌決策領導小組和委員會是國家頂層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是頂層設計，構建新權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裡，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彭麗媛”參政”的話題近日再度被炒熱，是因為她”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參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3月28日文章《彭麗媛會成為第二個江青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其實，許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體（們）的相關評論內容還不僅僅是「誇張」，完全就是不合邏輯。最典型的莫過於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而且自從去年底奇怪三中全會「為什麼不開」的議題開始，就已經有「評論人士」推測是「三中全會仍遙遙無期，彭麗媛竟是爭議點」了。以此為標題的報道中說：「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近年不時陪同習近平出席國際場合……，擔當中國一帶一路『軟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測彭麗媛可能藉此釋出信息，可能在習近平的協助下，由中央候補委員三級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第25名委員。」 該報道文章中還引述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預測，說是 「現在很難說『三中全會』會不開，只是一般處理『三中全會』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開。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傳習近平想將彭麗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這樣（有這個決定），要經全會的。」 劉銳紹先生是老一輩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30多年前曾成為當時唯一被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人，多年來以客觀分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和政壇人物見長，深受筆者敬重。但這也是筆者奇怪銳紹先生怎麼也會認同三中全會因為彭麗媛而「難產」說法的原因。 眾所周知，習近平雖然在中共黨內早已經是「定於一尊」，但他為了當「終身領袖」，也必須是以「修訂」中共《憲法》為先決條件，因為「舊」《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10年）。至於為什麼不需要為此修改《黨章》，那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所有版本的《黨章》無論新舊，從未有過涉及各級領導人任期的內容。 僅以此為例，就能夠說明，不要說今年內遲早必須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使是習近平要令彭麗媛趕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時候進政治局的話，就必須從修改黨規、黨法做起。因為彭麗媛目前並不是中央委員。 中共《黨章》明文規定無論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還是「修改黨的章程」等議程，都只能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只能）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簡言之，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候補委員也好，都必須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中共《黨章》同時也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政權確實需要在某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5年時間裡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的部分成員，那就必須臨時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搞不明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之區別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腦補一下鄧小平主導的於1985年9月召開的那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主要內容，此前已經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而後來先後成為中共正國級領導人的李長春、吳邦國、賀國強、吳官正和劉雲山，則都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人事議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議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會議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關於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此之前，習仲勛可是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中共官媒在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之後重新修訂的習仲勛簡歷中介紹：「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回過頭來繼續說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搞明白了中共黨規中的相關內容，就應該有個常識性的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計劃讓彭麗媛進政治局，未來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後的那屆全國人大上將會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實在不好想像習近平會為了讓自己的婆姨儘快進政治局，就先為她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令她能夠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增補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在某屆某中全會上增補某人或某幾人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從未有過，但歷史上發生過數次。不過被增補者已經是中央委員是必要條件。僅僅是中央候補委員當然也不行。比如當年的朱鎔基被鄧小平臨時安排「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雖然事實上已經頂替了當時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為當時的朱鎔基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開之前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政治局，更談不上政治局常委會。當然，當年被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至十四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朱鎔基已經是當時的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列席者，但這更證明了黨也要在黨自己的「法律」範圍內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應該記得當年的「國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開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從此大權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樣一個「砸爛一切舊制度」 的年代裡，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開的黨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進入「大會主席團」，繼而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先讓她在全體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過呢，在否定了習近平會考慮趕在未來的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就搶著安排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彭麗媛進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時，當今「國母」彭麗媛和當年的「國母」江青之間，還是有得一比的。 眾所周知，彭麗媛和江青既是同鄉，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沒生過兒子的「國母」。 山東諸城歷史名人中家喻戶曉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劉羅鍋。名氣比不過這兩人的就不一一例舉了。 山東鄆城的歷史名人中，按照維基百科相關詞條的排序是：宋江、晁蓋、彭麗媛、馬興瑞……。 這其中的馬興瑞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否是緣起於彭麗媛的「舉賢不避親」，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所涉及，而自稱自幼崇拜家鄉歷史名人宋江的彭麗媛特別為央視版《水滸傳》演唱的片尾曲《天時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長傳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誰把英雄的故事一說再說，走馬揚鞭翻山過河，輕生死重大義男兒本色」之類的熱情謳歌內容，但讚美的對象可是宋江等歷史上「反賊」！ 除了同鄉，彭麗媛與江青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同為演藝界出身。當然，公正評價，直到成為「國母」而不再登台獻唱為止，彭麗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確屬一流，而江青」獻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應被貶低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強算得上二流。 彭麗媛和江青的第三個共同點就是都沒有為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未來生出個兒子。彭麗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當然是因為「領導幹部帶頭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江青當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說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據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憶，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訥後，曾一度再次懷孕。但是，江青認為生孩子傷身體，不願再生孩子了。毛澤東對她的想法，沒有反對。於是，她去延安的中央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當年的毛澤東對江青是否能生兒子不以為意，當然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太子」毛岸英，而彭麗媛因為黨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給黨的領袖生下一接班人，實在令人唏噓！ 順便提一句，網路上已經有評論人士在傳播「京城小範圍傳言，習近平可能正在培養他的女婿作為潛在接班人」。而這種說法和習近平（趕在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安排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屬於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都以《將被安排進政治局？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題把個彭麗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熱。其實這個標題中的「獨自赴」三個字明顯有誤導之嫌。 首先，「獨自」二字單拿出來分析，似乎沒錯，因為她彭「大使」（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調研」工作確實不是陪同丈夫進行，更不是以下級身份陪同上級進行，而是被兩個副省部級幹部陪同，以大使職務「獨自」進行的。但「獨自赴」三個字連在一起，就令讀者自然會認為這是彭麗媛（離開習近平）「獨自」下基層指導工作去了。而「外媒」們在標題中故意使用了」獨自赴「三個字，目的顯然就是要讓「彭麗媛要進政治局」，或者說彭麗媛要」參政「的分析主題不顯牽強！ 其實，首先是這則新聞並非出自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而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其次，新聞中在具體時間上打了馬虎眼，先把彭麗媛的調研時間說成是「近日」，再說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就容易令讀者認為彭麗媛的考察時間是3月24日。其實，「近日」兩個字已經證明了彭麗媛在長沙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詳細報道的習近平考察湖南的時間：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論，有別於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下基層從不帶夫人，習近平執政十多年來，帶著夫人甚至帶著女兒一同下基層雖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經常。跟隨習近平到某個基層省會的停留期間，彭麗媛「獨自」進行的無論是因公還是「假公濟私」的「參觀考察」或「調研」應該早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沒有報道而已。當然，官媒報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習近平到陝西考察調研時就帶了妻女，當時的中共官媒特別報道了習近平順道去了「梁家河大學」的所在地，「總書記用陝北方言向鄉親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 總之，這次彭麗媛隨夫考察湖南期間，顯然是因為她這個防治結核病大使正好趕上了幾天後就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所以就順便安排了這樣一場在當地並不保密，但官媒顯然也沒有奉命高調宣傳的」調研「活動。 有好事者可以和筆者再核實一下，彭麗媛大使的這次長沙「調研「活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並沒有報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衛建委網站的內容。 這恰恰說明彭麗緩的這場活動並不」高調」。 不過，幾天之後的彭麗媛」獨自「在北京進行的一項外事活動，卻是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特別宣傳了一下。 進到新華社查找《彭麗媛會見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可見內容是「3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筆者在新華網當天的網頁上讀到這則新聞時，同時看到了除了習近平本人，對李強和趙樂際兩個政治局常委的當天活動報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國級領導人的活動報道內容都是排在彭麗媛之後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頭版內容除了習近平還有趙樂際和李強，二版依慣例沒有領導人活動報道，三版的頭條和三條都是「博鰲亞洲論壇」的相關內容 ，二條是彭麗媛，第四條才是王毅。第五條是人大副委員長肖捷率團外訪……。 再隨便找一條彭麗媛「單獨」活動的報道例證，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三版上，彭麗媛是第二條，王毅是第四條……。 可見，中共內部早已經有規定，一旦需要被單獨報道的話，那麼彭麗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後，所有政治局委員之前。 至於未來的彭麗媛是否會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後的第十五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一個副國級職務，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內容。
以下為友情分享：為平婦女權益機構上海《反家暴法》八周年報告 截至202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庭暴力法》或《反家暴法》）已經實施八周年。上海作為地位獨特的大都市，反家暴工作狀況如何？ 為平婦女權益機構發布《反家暴法》八周年系列監測報告之《上海反家暴實施狀況考察》。報告結合官方發布的法律文書及信息、研究文獻、新聞報道，以及對利益相關者的訪談及相關個案的分析，對2016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期間上海反家暴工作的諸多面向進行考察，包括地方法規、辦法和文件，數據統計和公開、反家暴服務購買及社會組織、人身安全保護令、公安機關接報案及告誡書、反家暴庇護所、強制報告、新冠疫情期間的家暴等。 數據及概況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在《反家暴法》實施前後均出台了一些地方和部門的相關辦法、規劃和文件，並將反家暴議題納入了上海《婦女兒童發展規劃》和上海《婦女權益保障條例》。但上海還沒有《反家暴法》的配套地方立法，對於上海反家暴工作的具體地方實施辦法、相關機構責任和工作流程、配套保護措施的實施要求，沒有專項地方性法規為準繩。 數據統計和公開方面，雖偶有零星的數據公布，但公開渠道能查詢的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數據依舊很少，鮮有責任機構進行及時、定期、全面的總結與公布，不利於受害者獲取相關信息和渠道和公眾了解及推動反家暴工作。 反家暴服務購買及社會組織方面，依然難獲取全面的信息，據不完全統計和估算，上海市每年投入到反家暴工作的資金不超過500萬元，先後實施過反家暴項目的社會組織約40家，暫無專註於/主業為反家暴工作的社會組織，也沒有一個全年無休的本地反家暴熱線。 人身安全保護令方面，由於公開數據不全面，估算上海八年間保護令受理約788-968份，核發約280-300份，核發率為29%-38%；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中的保護令裁定書數據，疫情期間（2020-2022年）保護令受理量驟減、但處理速度相對加快，疫情後（2023年）受理量恢復疫情前平均水平。近年還出現了對保護令的「執行裁定書」與「協助執行通知書」，加強保護令的執行。遺憾的是，在2022年上海封控期間，受害者沒有申請保護令的渠道；《反家暴法》實施八年來上海也沒有見到反家暴責任機構代為申請保護令的案例。 網路圖片 信息來源：裁判文書網 公安機關八年來出具估計告誡書約2253份，且呈數量上升趨勢。但家暴報案數量僅能檢索到2016年為近3000件，其餘年份不可知。對於家暴報案的處理與告誡書的出具，還存在工作人員意識不高、培訓不足、要求和流程不清晰的挑戰。 反家暴庇護所方面，截止2021年5月，上海市、區均已建立反家暴庇護中心，全市有超過25家家暴庇護機構，有部分區的庇護所做出了場所和服務內容的突破。但家暴庇護所入住要求繁瑣和門檻高、特殊時期如疫情期間無法提供服務、公眾知曉度低、入住率低依然是持續的問題。 強制報告方面，對於受害者，尤其無/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受害者，強制報告是非常重要的保護制度，然而，對於此制度的實施情況相關的披露與報道很少，工作人員知曉度低、實際實施情況不容樂觀。 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家暴與保障方面，對疫情期間、尤其是上海封控期間家暴事件上升、受害者求助困難的情況只有零星的報道和社會組織的關注，缺乏統籌性的特別措施來保障受害者的安全和維權途徑，也沒有披露疫情間整體反家暴工作的情況和數據。受害者面臨交通阻礙、就醫困難、報案處理不及時、保護令無法申請、庇護所不可及等多方面的危險和困難。 個案評析 本案採訪到的受害者個案也部分反映了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情況和挑戰。 案例： 小玲與丈夫結婚十餘年，育有兩個學齡前的子女，婚後經常遭受到來自丈夫的暴力、辱罵。2020年9月，丈夫再次對小玲實施暴力，包括掐脖子的高危動作等。後來小玲被鑒定為輕傷，經過刑事訴訟，小玲丈夫因故意傷害罪被判18個月有期徒刑。 維權過程： 2020年9月嚴重受暴後，小玲醒來發現自己裸體躺在淋浴房裡，頭痛欲裂，一顆牙齒掉落，而丈夫在用水沖洗她身上的血。在小玲多番請求下，丈夫同意讓其叫救護車就醫。小玲向物業、鄰居、朋友求助，同時把現場情況錄下來希望作為證據。物業叫來救護車後，小玲與救護車工作人員講述了家暴情況，請求對方幫忙報警，遭到了拒絕，表示只能通知她的家人朋友幫她報警。小玲朋友代為報警後，「警察一開始不願來，因為認為這是家務事」，在閨蜜的竭力堅持下，警方才到達醫院，小玲被檢查出顱骨骨折，後丈夫被拘留。 後來，小玲在丈夫的電子設備里發現他曾在網上搜索「怎樣在床上窒息成人」等信息，小玲聯繫了律師，將此作為補充證據交到公安機關。兩周以後，公安機關恢復了丈夫兩個月間搜索數據，有大量搜索記錄涉及「從高處跌落」、「如何從背後窒息他人」、「家中意外死亡」 、「外傷對人體關鍵器官的影響」等等。 小玲在恢復身體、照顧兩個孩子的同時開始向包括上海市婦聯、人大、法院、檢察院等單位多方多次求助，講述自己的經歷，希望追究施暴者的責任、保護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其中婦聯接待的工作人員「同理心較強」，但「勸我為了孩子要留一些餘地，不要置他於死地」。經過一年多方不斷的求助、訴訟、焦慮與驚恐，小玲丈夫因故意傷害罪二審被判18個月刑期。 丈夫刑期將滿時，因擔心其出獄後繼續進行傷害，小玲向法院申請了保護令。法院一開始未立案，理由是對方在服刑期間沒有威脅，「建議出獄再申請」。在小玲進一步了解後，得知是考慮因被告在接受改造，如果出獄即核發保護令，或等於默認改造無效，因此對核發保護令有諸多顧慮。然而如果等加害者出獄才提起保護令申請，或已錯過保護受害者及其未成年孩子的機會。在小玲與律師多次求助和爭取後，保護令最終得到核發。 評析： 小玲的案例反映出部分公安工作人員對家庭暴力的意識不足，甚至在如此嚴重的家暴情況下的出警也需要當事人和朋友的竭力堅持，更難想像其它受害者維權困難。 其它反家暴責任機構在為受害者提供幫助過程中，也多有「站在施暴者」角度，沒有設身處地為受害者的安全著想的說法和做法。在法院審查保護令申請時，應該多考慮受害者面臨的危險情景，面對一個曾搜索如何置受害者於死地的施暴者，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的恐懼和驚恐顯而易見，他們的安全應該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機械地考慮被告「改造情況」，應結合實際情況來綜合考慮受害者的申請是否合理、合法，避免不必要的提高核發保護令的門檻。 幸運的是，經過持續多方的求助，小玲最後獲發了保護令，施暴者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然而維權過程中的每一步，對於受害者都存在重重困難和無盡焦慮。 總的來說，受害者獲得有效、全面、專業的保障還任重道遠。上海各反家暴責任部門需要更多公布反家暴工作的具體情況和規劃，在有效實施、細化及提升《反家暴法》的各項保護制度上做出更多突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月事驕傲PeriodPr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