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体》原著中，叶文洁父亲叶哲泰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很多三体迷认为，叶哲泰的原型可能来自两个人，一位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光学学科的先驱饶毓泰，另一位是中国当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的叶企孙。 今天，我们就来讲叶企孙的故事。 叶企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最不应被遗忘的科学教育先驱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瞻仰他的辉煌，聆听他的悲歌。 为什么叶企孙会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办了“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以表彰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23位科学家。 在这23位科学家中，中国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中国卫星之父”赵九章，中国氢弹奠基人之一彭桓武，“光学之父”王大珩以及钱学森、陈芳允、朱光亚、周光召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网络图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叶企孙，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完成。 除了“两弹一星”元勋中的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力学之父”钱伟长，美国工程院院士戴振铎，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数学大师华罗庚，都是叶企孙的得意门生。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的院士中，有79位得益于叶企孙的培养。 什么是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就是。 叶企孙出生于清末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学兼中西。 1918年，叶企孙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 在哈佛大学期间，叶企孙师从威廉·杜安，以及诺贝尔奖得主、高压物理创始人珀西·布里奇曼，于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网络图片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叶企孙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后于1929年创立清华大学理学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叶企孙陆续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著名学者到清华任教。 网络图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企孙与清华一起转移至云南昆明，在新创立的西南联大担任理学院院长。 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界栋梁的“两弹一星元勋”、诺奖得主及院士们，很多是在这段时间被叶企孙培养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叶企孙曾经“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仅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在熊庆来的推荐和叶企孙的支持下进入清华，后被叶企孙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而当时本科尚未毕业的李政道，也是在叶企孙的破格提拔下，前往美国进行深造。 抗日战争结束后，叶企孙随清华大学一起回到北京。 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那时，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台湾，作为物理学界泰山北斗的叶企孙是他们着力争取的重要目标。 然而，在叶企孙好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苦苦劝说下，叶企孙拒绝前往台湾。 他说：“我们搞科学要纯粹，本身跟政局没有关系，国民党的走与留与清华园无关。” “不谈政治”，正是叶企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座右铭。 1949年春，北京迎来和平解放，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担任新一届清华大学校长，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的校务工作。 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的叶企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叶企孙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之中。 1950年8月，叶企孙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现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至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同时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常委委员。 1956至1967年，叶企孙主持编写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基础科学物理部分中磁学分支学科规划和自然学史部分规划。 在这段时间，叶企孙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物理学及相关学科培养了无数才俊，而这些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陆续成为了中国科学界的顶梁柱。 如果要在“中国物理学教育”这个词条旁边备注一个人名，我认为应该是叶企孙，没有他，中国物理学教育也许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这位“不谈政治”、眼里只有科学与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科学教育家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十年。 1967年6月，从未加入国民党的叶企孙，被指控为国民党中统派遣潜伏在清华、北大的特务。 指控叶企孙的罪名，与冀中抗战时的一起冤案有关——熊大缜案。 熊大缜是叶企孙心爱的学生，抗战时期，因为敌后根据地缺乏技术人才，熊大缜自告奋勇前往冀中地区，却被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是国民党的特务，后来被错误镇压。 解放后，叶企孙为平反熊大缜案多方奔走，不但毫无进展，甚至在文革时期被怀疑为熊大缜的同谋，进而遭到了批斗。 于是，如同《三体》中荒唐的一幕出现了： 这位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物理学奠基人，为中国科学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头戴“反革命分子”高帽，颈挂沉重的牌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被惨无人道地审问、批斗、凌辱，甚至拳打脚踢。 在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非人虐待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度产生幻听，甚至精神失常。 由于长期被戴高帽、挂很重的牌子，叶企孙的身体被压弯到90度而无法恢复，因长期跪在地上被批斗，他的双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 在多次被审讯、批斗、被迫写认罪状之后，叶企孙被送往“黑帮劳改队”进行关押。 幸运的是，叶企孙没有如叶哲泰一样，被当场群殴而死。 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也足以让他以“中统特务嫌疑”的身份遭到隔离审查。 后来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两弹一星”功臣的钱三强遇到了自己的恩师、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叶企孙。 怀着巨大悲愤的钱三强向叶企孙问好，却被叶企孙“赶跑”了——这位当代中国物理学界的开山鼻祖，直到此时，依然像当初那位老师一样，努力保护自己的学生，不愿他被自己所牵连。 叶企孙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当时，他的学生杨振宁、林家翘、戴振铎等人多次提出要去探望他，均遭拒绝。 1977年1月，这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物理学泰斗，由于长期遭受非人待遇，终于不堪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悄然而逝，留下的，仅仅是清华大学物理楼墙壁上的一个讣告。 叶企孙去世后的十年间，他的学生们为让他获得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 叶企孙终于被平反了。 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宗师，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 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学楼。 网络图片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这样评价清华物理系的发展，以及他的恩师叶企孙： “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21年聘请密立根（R.A.Milkan）教授去主持校务后，不到10年成为世界的名校。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相比，但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为全国第一流，现在看来，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比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的。” 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说： “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为个人考虑。他终身不娶，视学生如儿女，对所有青年的关系都非常亲切。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学工作者，团结大家，协力做好工作，我们怀念他，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自愿捐款设立这个奖。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 “叶企孙先生为中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对国家突出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弹一星方面 。” 这位曾遭受极大不公正对待的伟大宗师，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应有的尊敬。 后记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并不是什么“伤痕文学”的创作者，但我认为，只有铭记那段疯狂的岁月，才能阻止那一幕幕时代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那段荒唐岁月，与叶企孙同样遭受不公正对待而死去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他们也许没有走上战场，却同样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最伟大的英烈，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历史不该被遗忘，记忆也不应被抹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今年35岁的聋哑女骑手停停，已经在广州送了3年多外卖。 外卖不仅是体力和速度的比拼，也是人与人沟通的服务行业。无法聆听顾客的声音、无法独自出声对话，对外卖员这样一份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与用户沟通及配送的工作，一个聋哑女外卖员是怎么做到的？ 在骑手扎堆的广州员村，停停“幽灵”般闪现在各个取餐点，然后沉默着迅速离开。无声的世界，正常人很难走近，也很难感同身受。她试图在一次次奔跑中，让陌生人看见彼此，让温暖传递，让理解发生。 寂静的春天 广州的春天到了，停停什么也听不见。 这不是什么春日交响。中午十二点的员村社区，汽车的喇叭声和市场的喧嚣声相互交织；下班白领的谈笑声和快餐店热情的招揽声此起彼伏。午后的阵雨细碎急促，雨过天晴，环卫工继续打扫落叶，听不见春雨绵绵，也没有鸟鸣阵阵。二手回收厂忽的传出切割废钢的刺耳声，匍匐在巷子的流浪猫被惊到，“喵”的一声后蹿入旁边的树林，不见了。 在广州跑了三年外卖，停停每天穿梭在这些声音中，却什么也听不见。唯有巷子里的流浪猫与她“惺惺相惜”，她给它们带来食物，吃饱后各自散去，彼此沉默不语，却从未疏远。 停停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一出生就生活在“无声世界”里。但这并不能阻止她跟这个嘈杂的世界打交道。她喜欢每天飞奔在大街小巷的感觉，虽然什么也听不到，但能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的热闹。 喂完流浪猫，晚高峰临近，天河区车水马龙，聚集了大批住宅和餐饮店的员村更是热闹。这时候，骑手停停该上线了。 网络图片 不到十分钟，她就抢到了5个单子。取到餐后，她先在平台上发一段文字给顾客：“您好，我是聋人骑手，您的外卖我已经取餐，在送到的时候我会用智能语音系统打电话给您，谢谢您的理解！”订单送达时，她再使用平台的语音外呼功能，告诉顾客订单到了。 接下来的40分钟内，她沿着规划好的最佳配送路线，跨越珠江完成了5个单子的配送，平均每单不到十分钟，效率惊人。晚高峰结束，剩下的时间她并不着急，在海珠区换了电，又在15分钟内送了两单，这一天的配送任务就算完成了。 高效的背后，是停停跑单三年多的经验总结。比如多接优质单，最好能放写字楼外卖柜、酒店外卖桌的，因为高峰期等电梯很容易让人崩溃；不抢“垃圾单”，深巷里取餐的，高峰堵车的地方单子不抢，扛重物、爬楼梯、性价比低的单子不抢。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需要对周边小区、楼栋、街巷和商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2020年停停刚跑外卖时，类似的亏没少吃。因为没经验，她经常误抢一些“没人接的垃圾单”，要么远要么重，非常考验女骑手的速度和体力。再加上不知道如何与健听人沟通，她经常遇到打电话交流不便、找人帮忙被拒、超时被顾客差评等问题。 有次送奶茶，保安不让进，顾客也不肯下来取，还申请了退款。她只好自己买单，把那杯奶茶喝掉了。还有次顾客不接她的“系统来电”，眼看其他订单就要超时，她又气又着急。 跟健听人沟通难，认路记地图也难。 第一次接石牌村的单子，停停的心态就差点崩了。这个如迷宫般的城中村，200多条街巷与3000多栋楼梯房穿插交错，用餐高峰期一分钟内就能产生几百个单子，好不容易找到商家，却挤在小巷里半天出不来，提到那时候的心情，只有“崩溃和后悔”。 还有很多专注外卖生意的商家，隐匿在广州各个小街深巷里，或是美食广场的一个窗口，或是犄角旮旯的小店，这些店铺的地理信息不一定对，小巷里导航也不一定准，导致骑手在原地打转找不到地方。 网络图片 这种情况下，张嘴问路是最高效的办法，尤其是同样穿着骑手服的同行。但这对一名聋人骑手来说不现实，用手比划别人看不懂，打字效率又不高。她只能把闲暇时间花在记地图上。在无声世界，她的空间感和方向感比常人更敏锐，也更擅长识记地图。 跑单三年，停停成了常送区域内的“活地图”，也逐渐在接单和配送上摸到窍门，每个月的收入来到6000元以上。而以前，她做其他工作最多时一个月也只能拿到3000元。在大城市打拼的动力一旦开了口子就很难停下，很长时间内她不愿休息，总觉得不出门跑单就平白丢了几百块钱。 去广州 2018年，29岁的停停第一次来广州，在电子厂上班。她怕冷，觉得北方冬天漫长且难熬，就来到了岭南。说是“避寒”，更像是一场娜拉式的出走。 在到广州之前，从湖北农村出来的停停已经在福州、北京、江阴、上海、深圳等城市留下漂泊的足迹。在这些地方，她做过服装厂女工、跳舞演员、火锅店服务员、拉面店后厨、宠物店洗护助理。 第一次打工是14岁离开特殊教育学校后，她去了服装厂，活儿是妈妈彭小英帮找的，她一做就是好几年。晚上要熬到十一点半才能下班，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就要起来，日子不断重复，在厂里沉默无言地度过了一个女孩的青春期。长时间坐在凳子上，她臀部长了褥疮，皮肤红肿甚至溃烂。她觉得“又辛苦又没有前途”，不想干了。妈妈看着心疼，虽然有担心但还是同意她去外面试一试。 网络图片 从那以后，停停去到一个又一个城市，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这些工作机会，都是她在网上投简历争取来的。妈妈很意外，觉得停停比很多聋哑人独立生存的能力都要强，不再担心她找工作的事情。 但对于听障群体，找工作注定困难重重。有一段时间，停停找不到工作，20多天里在网吧里不停浏览信息不停发简历，投去的500多份简历石沉大海，收不到面试消息。她形容那段日子是“最无助最难熬的”，每天睡网吧啃馒头度日。但她没有向父母求助，妈妈至今不知道女儿的这些事情。 求职难，职场上又时刻面临一道隐形歧视和霸凌。在服装厂，同事偷偷拿走停停的劳动成果。她跟组长投诉无果，气得写了辞职信，在信中提到了这些事。厂长把信撕了，说她是在捣乱，“没人理解我心里的苦，因为我是聋哑人就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 离开服装厂，这样的委屈也没少受。在拉面店后厨，另一个男同事见她是聋哑人好欺负，总是偷懒玩手机，有活就让她做，两人没少为分工发生争执。闹到老板那，男同事就把责任推到停停身上。她诉苦无门，只能受闷气，直到气得受不了，她不干了。 她还在一家残疾人艺术团当过舞蹈演员，和其他聋哑女孩一起到处走穴演出，穿着金色衣缕表演经典舞蹈作品《千手观音》。团里承诺给她们每人2000元月薪，却迟迟不兑现，这些姑娘只好一纸诉状递到劳动部门。本是一段光彩的履历，停停很少再提及，将跳舞的冲动彻底压在心底。 网络图片 苦闷的日子里，短视频成为一个情绪出口和表达窗口。初到广州，停停把日常生活的碎片发在快手平台，当作一种生活记录。后来她又在快手刷到几个聋哑骑手的作品，看到聋哑人能跑外卖，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1650元买了一辆小电车，从2020年8月开始成为一名众包骑手。 送外卖第一天，停停跑了7个小时，赚了98块钱。她在心里盘算，在平时能用这98块钱生活一周。看着每跑完一单就有钱入账的感觉有点上瘾，尽管仍会受累受委屈，但她不怕日晒雨淋，比起电子厂单调重复的日子，她更喜欢跑外卖的充实感。 以前在工厂，她和大多同龄人一样，想着吃、穿、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送外卖之后，看到同行的外卖员都在争分夺秒地挣钱，她也燃起奋斗的火苗。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受同事欺负”，劳有所得、多劳多得给她带来尊严。 语言鸿沟 在外卖平台，聋哑骑手用的是和健全骑手相同的派单系统，以及将服务和速度为核心的接单规则。作为相对弱势的一名聋哑女外卖员，停停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需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压力和阻力。 新手时期，最大的困难是打电话联系顾客。停停会提前编辑好一些常用文字，在需要时方便快速跟商家和顾客沟通。她上传了残疾证，认证成为一名听障骑手，可以使用平台的无声关怀功能。但很多人定外卖并没有留意消息通知的习惯，一些顾客听到是机器语音，对电信诈骗司空见惯的他们往往会挂掉电话。 有听障骑手会通过拨打又挂断的方式提醒顾客留意手机短信，误解和差评也因此发生。一些用户不知晓他们的处境，产生沟通障碍后往往会给他们差评。这群特殊的群体有苦难言，有时候只能默默接受被扣钱的现实。 在云南，有女子凌晨报警称，一名男子在敲打自己家的门，“敲了十多分钟，我说你是谁，你要找谁，他不说话。”民警赶到现场核实发现，原来是一位听障骑手，在送夜宵时走错楼道这才引起误会。 在四川，有顾客给了听障骑手差评，原因是“对方居然掏出一张残疾证书，意思是让我给他捐点钱”。真相让人难过。这位骑手出示的并不是残疾证，而是一张沟通卡，上面写到：“我是聋哑人，不能说话。请您检测菜品是否齐全，并对服务做出评价，谢谢您！” 有时候，沟通和认知障碍不仅产生差评，还有可能让听障骑手遭遇网暴。在一则热搜事件中，网友爆出与听障骑手的消息记录，外卖员在强调“快点”“给钱”等字眼，看似有些冒犯与不讲理。不少顾客也有类似的体验，认为他们发的消息没礼貌，不识大体。 停停对此深有体会，“客人以为我们态度不好，我们文化不好，文字语气冷冷的。” 实际情况是，听障人的母语是手语，手语与汉语的表达逻辑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语序不同，这使得听障人士用书写传递信息时在健听人看来是一个“病句”；另一方面是语气不同，手语基于情景还原，用简单的动作表达复杂的意思，不存在敬语、敬辞等内容，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转化成文字时难免出现直接、生硬的情况，很难在语气上达到谦和有礼。 就停停而言，她的书面表达能力称得上是聋哑人群体中的佼佼者。她14岁就进入社会，跟健听人打交道多了，沟通起来得心应手。其实“聋哑人”并不哑，只是听觉障碍让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发声，自然也学不会说话，就成了广义上的“聋哑人”。停停没有汉语拼音的概念，但她的五笔打字熟稔敏捷，表达自然流畅。 送餐路上难免有突发情况，也有沟通不畅、辞不达义的时候，但幸好只是少数事件。让停停感动的是，大多数顾客在知道她是听障骑手后，都能给予理解和善意。 她经常收到顾客在外卖平台发来的关切，“辛苦了”，“骑车慢一点，注意安全”。一些顾客也会打赏小费，让她惊喜又感动。在快手上，还有无数老铁在评论区给她写下鼓励和祝福，让她感觉到听障人士的价值。 江湖儿女 骑车上路，停停听不见汽车的引擎声和鸣笛声，无法耳听八方，就必须时刻眼观六路，尽量开得慢一点。但在送单高峰期，她又很难不加快车速，从而面临更大的交通风险。 2021年，停停在一次送单路上被一辆轿车撞到。她第一反应是看顾客的外卖有没有摔坏，等身体的痛感袭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腿伤得不轻。 交警判定轿车司机全责，承担停停的全部医疗费用。她看对方司机也是女孩，也不容易，没好意思收误工费。养伤的一个月时间里，同为听障骑手的几个朋友给她提供了很多帮助。 后来每当有聋哑朋友在送餐路上撞车了，社交能力更强的停停会主动帮他们协调处理。 联系报警，事故认定，责任调解，送医就医。去年3月，同为聋哑骑手的二虎被吊车撞到了，头破血流，停停和几个骑手立刻放弃跑单，赶到现场帮忙处理。 停停是在广州的无声骑手群认识的二虎。新手期，她在珠江新城迷路了，就在群里问路，二虎教她带她，告诉她怎么才能不抢垃圾单。41岁的二虎，小时候发烧致聋，为了讨生活，2019年从哈尔滨千里迢迢到广州跑外卖。 无声骑手群里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段心酸打工史。每个人转行送外卖的理由又都相似，技术类工作不行，服务业也不行，比起枯燥的流水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一座城市的脉搏，这或许是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选择。 停停选择跟这些听障骑手们“抱团”，他们组建群聊，甚至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方便日常相互照应，接力送单，克服沟通上的不便。在庞大的外卖江湖，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小群体。休息日他们很少走远，三五个找地方坐下来喝奶茶打手语聊天，有时白天待到吃完夜宵才各自散去。那是属于他们的圈子和世界。 网络图片 和停停一样，很多听障骑手也会通过快手记录生活，给自己打气，向陌生人讲述无法用声音表达的内容。但他们发现，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同类和同行，找到更多理解和认可。在快手生活的关注和扶持下，他们的打工日记还会登上热榜，得到平台奖励和红包，让这群奔跑在路上挣辛苦钱的残疾人感到温暖，也更热爱这份工作。 李江明是停停的乐跑队长，跟二虎也熟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他会从中帮忙沟通协调。在李江明看来，停停和二虎都很讲江湖义气，也能吃苦、肯拼命，“他们就是想多跑多挣点钱，把日子过得好点。” 2023年中旬，停停从“众包”转为“乐跑”，专注跑近单。乐跑没有众包的自由度，“但有团队管理，不会偷懒”。她每天分三个时段按时“上下班”，每天跑六七个小时，一个月能挣8000到10000元不等。 刨去750元房租，300元猫粮和1000多元的生活费，她把剩下的钱存起来。逢年过节她会给家人发红包，父亲节她给爸爸网购自己的“同款鞋”，然后急迫地发消息问他：“爸爸，开不开心？” 笨拙的爱 2024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点，停停准时来到员村一座荒废的院子里喂流浪猫。它们的出现也很守时，见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就会从四面八方迎合过来。但若看到是陌生人造访，它们又会警觉地退回自己的领地。 这片的流浪猫通常是邻居芳姨喂的，她不方便时会托停停代为投食。她们的住所只隔一条走道，都养猫、爱猫。芳姨不会给猫剪指甲，停停做过宠物店洗护助理，就去帮她打理。提到停停，芳姨喜爱又惋惜，“命运对善良的人怎么就不公平呢？” 停停自己也养三只猫，银点“棉花”三岁，脾气好，讨喜粘人；布偶“布丁”四岁，胆小怕生，但喜欢钻被窝跟她一起睡觉；蓝猫“猫爷”，年龄成谜，因为是停停从外面捡来的，她形容它是“怂货、吃货”。 屋里还有一只贵宾“那那”，是去年在武汉买的小狗。那那跟猫和谐相处，它还能看得懂停停的肢体语言，会听从她的指令做动作，指哪打哪，实在惹人喜爱。 网络图片 停停把这几只猫咪比作是家里的“主人”，而小狗更像是“亲人、孩子”。一家“五口”共同生活在不到15平米的出租屋里。房间虽小，五脏俱全，餐桌旁边的货架整齐摆放猫砂猫粮，陈旧的墙上被精心布置装饰品和置物板，空间被合理利用，能看出这位租户的细致和用心。 偶尔不跑单的日子，她会精心收拾，在家逗狗撸猫。人跟猫不需要对话，关系若即若离，彼此相互需要，相互慰藉和陪伴。 猫咪对声音异常敏锐，打雷被吓到会躲在她怀里，在她身上“踩奶”。她会把这些温暖的瞬间记录下来发布在快手，很多人得以在互联网窥见一个听障女孩的生活日常。 这些视频大部分是她自己拍自己剪，音乐是随便选的，“不知道好不好听。”快手对停停来说像是朋友圈，几个特殊学校的同学在快手找到了她，失联多年后重新建立了联系。 8岁起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6年后，身为农民的父母难以再负担昂贵的学费。从那以后，停停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谈起女儿的聪慧和独立，妈妈彭小英骄傲又心疼。 在外打拼的时间久了，停停回老家的次数变得很少，也疏于和亲戚联系。小时候自然的、关怀的话语，变成了一问一答的交流。她在快手感慨，长大后不知为什么，跟爸爸的关系没有小时候那么亲密，“不过我还是能感受到他是爱我的！” 这个龙年春节停停没有回湖北，对她来说老家反而“没人聊天，不快乐”。被问及“不快乐时会做什么？”她的回答让人会心一笑：“治疗心。我不知道怎么写。你们应该懂我意思。”春节假期她接了几个上门喂猫的单子，一次收费30到40元。她会细心地给顾客洗碗喂粮，简单打扫，把猫咪的状态拍给顾客，在宠物的陪伴中“治疗心”。 一个听障人的世界总是很简单，快乐容易获得，孤独和悲伤总能自我疗愈。从有记忆开始，停停就没听过声音，也没想象过有声音的世界。“如果能听到一种声音，你最想听到什么？”她想了想，在纸上写下：“想听到父母说话声音”。 网络图片 春去春又来，停停仍奔跑在寂静的城市里。每个早晨，她和其他租户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穿过同一条小巷，用一天的奔波换一份微薄的薪水。 这条路不好走，但她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挣得了尊严。她不再桎梏于性别和身体残缺，也脱离了被声音所困的泥沼。只要跑起来，用阻力去感受风声，她就能感受到的自由和平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个叫We的工作室
保守又审慎的内地中产们在香港看到了重新配置资产的机会。 01 顺流而下的选择 为了凑够560万港币的首付，江苏人吴清玉经过了一场精密的计算。 一个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的最高外汇额度是5万美元，这还远远不够。人民币兑港币，潜在的办法有很多，杠杆、效率和风险同在的比特币交易，房产中介口中语焉不详的保险渠道，再不济还有坊间方法，内地买名表，香港转手卖，前提是愿意承担汇率和税费损失。 当然，最安全又直接的一种，是人肉背现金——在出入境大厅，一名旅客最多可携带2万人民币现钞。没有别的要求，唯一需要的是耐心。着急的话，人海战术倒是一个超级加倍的方法，在过去，拖家带口十几号亲友带现钞一同入港的例子并不少见。 吴清玉看了一眼日历，现在是2023年10月，香港楼市“撤辣”的风声越来越紧，中介告诉她，港府极有可能在来年初放出消息，一定要尽快。 时间只有不到150天。吴清玉刚来香港两年，积蓄不多，家中存款几乎都在内地，除去找香港亲友凑钱，她自己能做的，就是把人力搬运发挥到极致，一点一点把内地的钱挪到香港。 她计算过，自己一周最多可以去3次深圳——取钱，过海关，上高铁，回香港，150天，21周，64次，128万人民币，约合139万港币。 今年2月28日，香港“全面撤辣”政策落地，港府不再压抑楼市以及外来需求。“辣招”在香港往往映射一种带有强制性、必要性的政策或举措。这个词与香港楼市扯上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彼时香港面临的命题是，如何掐灭新一轮炒楼之风的兴起，避免97年楼市疯狂又崩盘的悲剧重现。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出了“辣招”，即针对房产买卖采取特别的三大类印花税措施。 14年过去，直到今年2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宣布撤销所有楼市“辣招”，外界称这一举动为“撤辣”。在撤辣的背面，香港如今面临的是住宅物业交投量的大幅萎缩，中原地产曾经统计过，香港去年的住宅成交量只有2000多宗，和1997年相比，减少了接近10倍。 有中介向36氪总结过，“撤辣”带给一个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利好——300万以下的住宅，只需要缴付100元印花税。至于300万以上，以5千万为例，一个内地买家相较于撤辣前，可省下537.5万税费。 大量内地买家涌入香港买房，深圳看房团大巴车直通香港，甚至有中介公司组织了“普通话专组”专门对接内地客户。香港中介陈超告诉36氪，自己就接待了一个大额投资客订单，一个内地买家一口气买下某小区25层的所有住宅，一共10套，平米均价在26万港币，总金额近亿港币。 只是除去少量阔绰的投资客，在香港买房的内地买家们，到底是谁？ 据多位香港中介向36氪证实，此次跟随“撤辣”买房的内地人，大多去年就开始持续观望，他们多数已经通过高才、优才获得香港身份，只是并未期满取得永居权。 经历一场漫长搬运后，撤辣第二天，吴清玉迅速下定了一套总价1400万港币的住宅，此时距离她取得香港永居权还有5年，赶在第二天买房，原因无他，“就是怕房子涨价”。 长居深圳的周香香在3月初，跟随看房团，在启德（中环外的第二个香港CBD）当场押注了100万港币的支票看房，准备拿下维港汇一套总价1900万港币的住宅。还有一年，她的永居权才正式生效。 只用了2天，北京人马丁已经顺利往返京港，买了一套总价500多万港币的住宅，面积不大，只有30平方米不到。抵达香港的当天，马丁和妻子带着行李箱，直达售楼处，当场落定香港珑碧楼盘最后一套住宅。 区别于其他的投资，在这场内地奔赴香港买房的行为中，一个有意思的节点是，在2月28日全面撤辣前，港府已经针对高才、优才实施“先免后征”，即先免去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如果未能如期在7年后取得香港永居权，再追补税款。 这也意味着，对于高才、优才这批人群而言，属于他们的“全面撤辣”早在去年10月就发生了。香港已经为他们单独预留了一个狭小的开口。 然而，尽管拥有优先选择权，在“全面撤辣”前，香港楼市并未取得这批最早赴港的内地中产精英的信任。 数据足以佐证，直到2024年1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依旧萎靡，指数跌至306.4点，已经连续下降9个月，是2016年10月以来最低。一位在去年通过高才身份入港工作的女士告诉36氪，去年香港楼市持续下行，她身边多数高才、优才，一般会选择先租房，并不会着急买房。 内地中产显露出了相当的理性。美元资产、低位入手、买涨不买跌，直到确认香港住宅具备优质资产的资格，中产才露出了他们的果决。 “全球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几乎不可避免，如果你的银行卡只有几十万，作用还不明显，如果是数百万、千万甚至以上，再碰上房价下跌，你的资产实际每天都在流失，不亏钱都算好事了。”马丁跳过了那些关于中产消费降级的常见焦虑，向我讲述了一种最真实的现状。 他们都流露出了一个当下典型的中产命题，在内地房产普遍贬值，缺乏好的投资手段的当下，还能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是否要分散资产，以求风险对冲？ 撤辣之后的香港楼市让中产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分散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就像最初选择在去年的香港抢人大战中，锚定一个香港身份，他们都在为自己博取一个备选。 房子再也难以承担那些投机和狂热的欲望，相反，中产们保守、审慎、理性，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种顺流而下的必然。 02 攥住优质资产 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曾经表达过一种观点，即中产阶级的“居中”本身就暗示了空间的存在。他们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所牵引；有时又被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 ——“延迟满足，牺牲部分消费以备将来之需，承担负债资产带来的风险与义务，投资教育、培训、房产、储蓄计划和养老金，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跃升和防止坠落的策略。” 中介陈超告诉36氪，香港这批楼市交易里，最受内地买家欢迎的楼盘是500-800万港币之间，近地铁、有校网的30-40平米小户型，它们的优势很明确，好上车，高保值。 许多例子可以验证，香港九龙半岛长沙湾的Belgravia Place就是具备上述画像的典型楼盘，在社交媒体上，Belgravia Place售楼间的火爆流传甚广，人们把电梯间挤得水泄不通，一度再现香港楼市曾经的辉煌。它也是香港全面撤辣后的首个“日光盘”，首批开放的138套房源收到了超过4400个意向登记，开卖4小时售罄。 北京人马丁购买的珑碧小区，也是这次最火爆的小区之一。用马丁的话说，珑碧是全港校网最多的一个楼盘，自己购买就是看中了它的校网属性。 在香港，校网决定了一个拥有香港身份的适龄孩子，未来就读公立学校的资格。换句话说，校网多大，框定的港校范围就有多大，孩子拥有的可能性就越大。 买房下定前，马丁在北京已经拥有三套房产，其中一套是西城“老破小”。去年，马丁一直在做两手准备，挂卖老破小，同时寻找新的学区房替换。 他对比过一套北京和香港房产，对孩子“上学”的最大性价比。西城虽然是北京甚至全中国学区资源的高地，但香港公立高中考生，走的是DSE（俗称“香港高考”）途径，不仅能够避开激烈的高考竞争，直接参与内地高校申报，同时在国外大学的申请上也拥有优势。 直到今天，房产往往占据中国家庭资产最大比例。作为多套房家庭，这些年，马丁一直在反复评估自己名下的资产，清理那些摇摇欲坠的，握住那些安全长期的，找寻那些保值升值的。“老破小在学区价值下滑的同时，还得面临房龄高和改善腾退的风险。不优质的资产一定要早做打算，攥在手里的，只能是优质资产。”他说。 在中国，面对户籍、教育、医疗与房产深度绑定的现实，中产们对资产的考量天然就“深思熟虑”。有趣的是，这种趋势似乎越来越提前了，当马丁已经对香港校网了如指掌，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月才待出生。 几乎所有在香港买房的人都会提到，自己看中了高租售比的优势。香港平均租售比在3%-4%，在香港，一套不到30平米的房子，租金过2万港币并不少见。 尤其当这套房子，还在校网内。土地供需和高昂薪水一直是推动香港租金的始作俑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香港校网内的租金还是高得惊人。这背后存在一个有意思的因素，香港租售同权，只要有香港身份，租房和买房一样，都能享受校网内同等的升学待遇。陈超就接触过不少从内地奔赴香港租房的陪读妈妈，“有人甚至宁愿承受每月超6万港币的房租，只为让孩子在香港上学”。 而在去年，高才优才的大量涌入，也迅速推升了香港房屋租赁需求。相比香港房地产陷入的长期低迷，租赁市场却逆向回暖，去年12月，《香港物业报告》显示，全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数10月报186.3点，该指数已经连升9月——某种程度上，这也再度验证在撤辣之前，来港的中产精英们起初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 当租房供不应求，香港房东完全能决定，自己究竟要把房子租给谁。吴清玉还记得，自己当时就是从三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才成功租下了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 在租房前，一个香港房东将会衡量你的三个指标，什么工作？收入如何？存款多少？它们分别对应着一个租客的社会地位、消费水平和资产的健康程度。如果对方是一个毫无收入的学生，跳出了指标框架之外，香港房东的选择是，租房可以，必须年付。 “我当时有一张平时闲置的副卡，拉了一个存款证明，里头有十几万港币。还有我的收入证明，那时候我虽然在实习，但每个月收入也超过了2万港币。房东要看到你每个月有固定进账，才会租给你。”吴清玉说。 03 安放那些钱 除去自住、教育和租售比的考虑，对于一些更有余力的高才优才来说，在香港买房，更像是没有投资手段下，一个最稳妥的出手机会。 周香香用一句最直接的话，解释了自己买房的原因——相对于内地的政策强度，香港房子全球投资、美元交易，未来暴涨和暴跌都比较难。她在深圳有多套房产，对香港学区也没有多强烈的渴望，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手头有余钱，在大宗房产里，一个多元化、合理配置的机会。 这次买房前，周香香足足观察了香港楼市一年之久，眼睁睁看到香港房价跌至2017年低位，又等到3月全面撤辣，确保了最佳入场时机才决定出手。 在过去，她曾经亲眼目睹过深圳房价疯狂的年代，有朋友甚至愿意把身家全数抵押，不停贷款买房，宁愿刀口舔血，也要赌注高杠杆带来的利益。到了现在，周香香已经在提前告诉自己在上中学的孩子，资产配置需要20%是高风险，50%是低风险，剩下才是房产。 面对合适的资产，周香香一直敏锐又果断。周香香上次在深圳买房，就在不久前。当天，中介给她拨了一个电话，提到附近有个成熟片区的二手房正在出手，价格也合适。吃过晚饭后，她和丈夫去看房，不到三小时，全款买下一套上千万的房子。 如今她买房的原则是，只用闲钱，从不贷款，全款拿下。 周香香观察过，除了几位还在币圈游走的朋友，这些年身边有钱人关心的话题，早就从投融资转移到了鸡娃身上，除非有合适的出手机会，对房子的热情也大大减少。相比寄希望于一个个波动、震荡又未知的经济周期，投资孩子，或许是一种可预见的、有反馈的回报——尽管鸡娃被外界评价为一种中国式的过度期待，但无可否认，它依旧是一个维持阶级属性，甚至实现阶级跃升的重要手段。 对于周香香来说，人生的下一个命题，是如何给孩子托起一个几乎完美的教育。大儿子今年13岁，就读于一所顶尖国际学校，每年的开销超过40万，周香香已经在对比QS100强高校的人文、地理、学科优势，未来，大儿子的计划大概率也在欧美。 至于香港的房子，如果有可能，周香香准备留给小儿子，做一个额外的上学备选。”实在不行，还可以留给孙子上学的那一天。“她说。 事实上，学会如何分散手中的钱，这个课题并不只属于一线城市买家。在这次买房热潮中，二三线城市的买家同样在关注香港的投资机会。 耗费150天人肉搬钱的吴清玉，就来自江苏一个三线城市，她是家中独女，本科毕业后，父母已经在对她的未来进行打算。吴清玉的父母是典型的浙江创一代，做贸易起家，这个家庭也正在面临一个最常见的代际交替问题，当你的二代决定拥有自己的人生，手中那些流动的钱，究竟要放在哪里？ 吴清玉说，她的父母对投资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更相信不动产的价值，而不是风险投资带来的回报，“我们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在英国或者日本买房，后来觉得实在太远，不保险。”相对于不熟悉的境外，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板。 有时候，相对于中产的谨慎，一些豪横的县城买家，讲究的反倒更多是体面。吴超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内地的县城老板，他们对香港房子的定位是，相比投资价值，更需要一个体面的“会所”。校网不重要，位置不考虑，需要的是别墅、大海与门廊前的草坪——一个TVB港剧里，经典的富人住宅形象。 04 当香港变成退路 香港从不缺任何宏大之词的加注，撇去那些老生常谈的股市、豪门和娱乐圈，霓虹灯或许是最能代表人与香港关系的物品。一根玻璃管在1000摄氏度的火上高温灼烧，烘烤到足够柔软，注入气体通电后，汇聚千千万万，就形成了香港世界闻名的灯河。 曾经，没有人不想成为香港霓虹灯河的一部分，他们期待着香港的热烈馈赠，又小心维持着自己的光芒。 在巨大的人口吸引力下，这座城市也拥有全球最昂贵的房价。直到2023年，香港已经连续8年蝉联“全球房价最高城市”榜首。香港也拥有极致紧张的土地供需，当750万人口生活在这座国际都市，却只能挤在6.9%的土地上生活，房子已经不仅是一处居所，它关联着生存空间、社会地位，甚至是个人尊严。 许多内地人决定来香港买房的时候，起初都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反差，这里不讲究朝向，没有河景、海景之分，有关香港“笼屋”的传说更是屡见不鲜。用中介陈超的话说，每天早起晚归，明天的路还一片未知，谁会在乎头顶的太阳？ 人们为了前途来到香港，又必须服从它的规则。高楼窄长密集，如果想看到天空，请把头颅从窗口伸出去，然后用力抬头。 但现在，香港的命题变成了留人。换句话说，香港从未这么主动过。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自2020年7月1日到2022年底，香港居民经机场离港的净移出数目超过40万人，流向了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 甚至有人因为移民不惜降价卖房，马丁还记得，自己的一位北京朋友，年初买下了一套香港的千万住宅，房主已经移民加拿大，着急周转，甚至等不到撤辣带来的上涨机会，宁可降价400万出售。 36氪曾在去年报道过，伴随着中国内地创投美元基金向人民币基金主导转移，发生在港股的IPO事件正在逐年减少，金融曾经是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如今却无可避免地在迈向下坡路。这也意味着一种深深的错位——在抢人大战中，香港的高才优才们主要来自于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香港既渴望人才，又无力提供足够的、有吸引力的岗位。 马丁的主要业务就是负责港险和香港身份的协助办理。他告诉36氪，从去年开始，许多内地中产找到他咨询高才优才申请，他们多数在内地已经有相当稳定的工作，比如医生、大学教授、国企员工，“希望能保留内地工作的同时，申请香港身份作为一个备选。” 这背后，是来自中产深深的不确定性。一个例子是，香港保险开始在内地中产群体中走红。周香香从事香港保险多年，她还记得，港险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2013年左右，大量内地中产直奔香港购买重疾保障险，一人两三万美金，他们的目标极其精准，香港平均寿命高，意味着保费便宜，美元赔付，又能分散货币风险，用简单的话来说——有病拿钱，没病储蓄。 到了今天，港险再度走红，但中产的需求却发生了变化。2023年全年，内地访客赴港投保的个人人寿保险新增保单保费约590亿元，较2022年飙涨逾27倍。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与往年相比，储蓄型保险比保障型保险更受青睐，各占6成与4成——在过去，这个数据是4成与6成。 “往年香港储蓄险不太被看好，它偏理财属性、保费高、又需要长期持有，同时回本时间也长，过去投资环境好的时候，我买个好房子就能翻倍收益，何苦要买储蓄险？”周香香说。 时移世易，人们再买储蓄险，看中的是美元资产的多元配置，是利率的稳妥，是对长期的偏向，换句话说，资金的安全性已经胜过一切。 某种程度上，房产和保险一样，香港如今承接他们的，是一种保守而安全的退路。 而全面撤辣，正让这条“退路”变得更加通畅。从2022年底高才通推出后，截至2024年2月，香港累计来港人才总数已经超过10万。对于港府来说，如何让高才、优才们和香港实现深度绑定，才是接下来的重点。 这也是为什么有分析师并不看好香港在全面撤辣后的房价走向——目前香港房价和利率仍在高位，如果香港金融行业依旧不景气，服务业收入较低又难以吸纳高端人才，人口持续少进多出，香港房价未来两年或许还有下跌的可能性。 一个例子是，撤辣后，香港房地产商并没有对一手住宅实行加价。这背后，是地产商对香港楼市长期交易的隐忧，香港楼市还面临极高的库存压力，没有人敢在此刻涨价。截止2023年底，香港楼盘的库存量已达2.03万套，达到20年以来的新高，潜在新盘也创了历史新高，达10.9万个单位。 而这些忧虑也传导到了香港中介身上，吴清玉注意到，尽管撤辣后香港房源如此抢手，中介依旧大方地给出了“回佣”。在香港，成交低迷时，为了刺激买家交易，中介会从地产商所给的代理佣金中，不惜让利一部分给买家。 我问中介陈超，既然外界预测房价短期内还有下跌的可能性，为什么不选择继续观望？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在这里生存的每一个人，都被房子鞭打过，因为楼市，他们见证过暴富的神话，个体命运的翻转。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不买房，明天就是小居室，再等下去只剩开放式，这是刻在肌肉记忆里的痛楚。 文章来源：36氪未来消费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分析人士说，富人财富固然缩水，但他们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将财产搬到海外去做投资与避险，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理财和消费面马上面临趋于保守的窘境。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4度蝉联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全球达10亿美元财富的企业家中，中国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 胡润研究院早些3月19日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减少0.8%至514万户；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减少1.3%至208万户；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减少3.8%至13.3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为8.8万户，比上年减少4.5%。 报告说，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万亿，是全国GDP的1.3倍。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这是中国15年来第二次出现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在疫情冲击叠加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主要国家的私人财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股市低迷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着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根据胡润报告分析，在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里，以企业主占比最高，达52%。企业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61%，他们拥有180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部分有价证券）以及价值500万以上的住房。 占比第二多的是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高层的“金领”，占34%，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昂年薪、分红等稳定的高收入。这些人财富中的现金和有价证券占57%，平均拥有700万以上的房产。 另有8%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职业股民，现金及有价证券占到其总财富的63%，平均拥有600万以上自住房产。而投资房产、拥有数套房产的不动产投资者占6%，投资性房产占到他们总财富的58%，平均价值超过1000万元，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低于10%。 财富杂志《福布斯》发布的2023年“中国富豪榜”似乎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亦即中国的富豪以企业主居多，但其财富也呈现整体缩水的情况。 企业主最富 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榜首同样以钟睒睒的601亿美元(约4375亿人民币)身家夺冠，但也说其财富缩水了22亿美元（4%）。排名第2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的财富达434亿美元，但其资产也较去年减少61亿美元（12%）。拼多多创办人黄峥以362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3（去年排名第9），其身家则是大涨了95%。 福布斯中国说，中国上榜的100名富豪的总财富，从去年的9071亿美元，跌至8950亿元，减少了121亿美元。 分析人士说，中国长期赖以带动经济成长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手上握有个多间房产的高资产人士财富缩水更快。而外资撤离也使得中国经济成长动能雪上加霜。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上新冠疫情后中国消费冷清，而企业面对疲软的消费需求不愿投资和招聘，造成青年失业率极高。中国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导致通货紧缩，使得家庭和企业更难偿还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成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经济成长动能不足 他说，中国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唯一表现比较好的是在出口部分，中国海关总署3月公布今年前2个月的出口总值年增7.1%，但这是因为通缩缘故，造成出口价格下跌，大量向国外倾销。他认为，这部分也可能很难持续，因为欧美、日本等国家都已对中国的一些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动车、太阳能零组件等展开反补贴调查，所以出口能够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或也有限。 陈松兴说：“不动产目前基本上等于是说状况非常地不好，投资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整体来讲，中国的财富缩水恐怕现在还是开始而已。” 他并表示，中国整体财富缩水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在不稳定环境中要面临失业、减薪的压力，但仍要继续缴房贷。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下，对于公共服务跟老人、小孩的照顾等，也可能会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在理财和支出层面会立刻趋于保守。 他说，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把资金汇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资或者透过其他渠道去分散风险，所以对有钱人来讲，可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分散风险 陈松兴说：“有钱人能够把钱领走了，但是中产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中国目前的消费的数据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振，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表达他可能会继续有这种财富缩水的现象。” 中国“陶舜聊财经”公众号认为，人们总想要窥视富人在干什么，这是人性，但富人不会把真话告诉你的。一个有钱人在杭州有房，也能在上海、深圳、北京有房，所以如果要弄清楚中国有钱人的资产规模，至少要拿到全国各省的房产数据。“但这谁能办到？国土资源部可以，但国土部不敢把数据卖给胡润吧。” 陶舜并表示，有钱人懂得布局海外资产，包括海外房产和股票，这些年加密货币又是一个重头，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会把数据给各国政府，也不可能给胡润，所以他认为这些数据仅供参考而已。不过他也说，富人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富人的朋友圈都比普通人的朋友圈更聪明，社会资源更丰富，这是毫地疑问的。 根据《2023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总财富代表信心，中国高净值人群平均5个家庭成员住在一个280平米的房子，拥有2辆车、4个手表，喜欢收藏珠宝、名表和名酒，一年假期23天，爱好旅游和美食。 但可投资资产则代表了投资实力。胡润报告指出，中国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85万户；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10万户；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5.5万户。 黄金成首选 报告说，中国高净值人群未来一年的投资首选是黄金，境外资产占可投资资产的六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是境外投资的热点地区。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表示，虽然60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产看似富裕，但这其实是存量概念，且包括房产的价值。实际上，很多富裕阶层的人其实动产不一定多，除非他把不动产变现，或者他的财富一部份是股权，可以每年领股息这样的被动收入，否则，富裕阶层不一定代表幸福。而实质可支配所得是支应生活满足欲望最直接的数据，因此更能作为生活幸福的判断标准。 陈远成也认为，在财富消退的过程，中产阶级受的影响最大，有钱的企业家即便受股票市值降低的影响，但他们因为投资很分散，所以影响不大。早期像是银楼等地下汇兑机构因为中国政府的查缉趋严而陆续收起来，但有钱人还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把钱送出海外，比如透过有“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s)额度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出海投资海外标的，就是属于合法的管道之一。 投资标的 陈远成以自身接触过许多中国富豪的经验指出，10年前，中国富人追求的是财富翻倍，但现在追求的是财富保值。由于俄乌战争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都陷入不确定性当中，此时，富人在投资上会相对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资就是买黄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保本产品，像是债券型的产品，或是直接买债券，在富人圈里的占比非常大。 “另外有钱人喜欢做什么投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的投资是永远不退流行的”，陈远成说，有钱人买艺术品不是为了收藏当作传家宝，而是为了两三年后转手卖赚。 他还说，私募股权在中国富人圈中非常火，比如A基金里面投资20家公司，这些公司可能都还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将其股权跟着公司一起成长，“那通常你押到一支宝，可能就会翻好几倍。” 关心话题 陈远成并表示，中国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员关心的话题都不太一样，第一代富豪通常现年60多岁，尚未到讨论接班问题的年纪，所以关心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公司营运上。富豪第二代讨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他们苦恼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出国去看看世界还是留在国内，但他们又非常担心孩子在国外待久了会出现价值观不合的问题，深怕孩子“一出走就拉不回来了”。 陈远成说，至于十几、二十多岁的第三代，他们是数位原生代，他们可能不用真地出国就能够接收到很多国外的资讯。这群人也是“Me世代”，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以自己为主。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彭丽媛”参政”的话题近日再度被炒热，是因为她”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参阅自由亚洲电台网站3月28日文章《彭丽媛会成为第二个江青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其实，许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体（们）的相关评论内容还不仅仅是“夸张”，完全就是不合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而且自从去年底奇怪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的议题开始，就已经有“评论人士”推测是“三中全会仍遥遥无期，彭丽媛竟是争议点”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近年不时陪同习近平出席国际场合……，担当中国一带一路‘软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测彭丽媛可能借此释出信息，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委员。” 该报道文章中还引述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的预测，说是 “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会不开，只是一般处理‘三中全会’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有这个决定），要经全会的。” 刘锐绍先生是老一辈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人士，30多年前曾成为当时唯一被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点名为“动乱菁英”的香港人，多年来以客观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局势和政坛人物见长，深受笔者敬重。但这也是笔者奇怪锐绍先生怎么也会认同三中全会因为彭丽媛而“难产”说法的原因。 众所周知，习近平虽然在中共党内早已经是“定于一尊”，但他为了当“终身领袖”，也必须是以“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因为“旧”《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10年）。至于为什么不需要为此修改《党章》，那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所有版本的《党章》无论新旧，从未有过涉及各级领导人任期的内容。 仅以此为例，就能够说明，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令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只能）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简言之，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中共《党章》同时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确实需要在某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5年时间里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的部分成员，那就必须临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搞不明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区别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脑补一下邓小平主导的于1985年9月召开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此前已经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而后来先后成为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和刘云山，则都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另外，这次会议的人事议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会议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之前，习仲勋可是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中共官媒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重新修订的习仲勋简历中介绍：“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回过头来继续说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搞明白了中共党规中的相关内容，就应该有个常识性的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计划让彭丽媛进政治局，未来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后的那届全国人大上将会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实在不好想象习近平会为了让自己的婆姨尽快进政治局，就先为她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令她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某届某中全会上增补某人或某几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从未有过，但历史上发生过数次。不过被增补者已经是中央委员是必要条件。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当然也不行。比如当年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临时安排“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虽然事实上已经顶替了当时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政治局，更谈不上政治局常委会。当然，当年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至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朱镕基已经是当时的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列席者，但这更证明了党也要在党自己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应该记得当年的“国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开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从此大权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砸烂一切旧制度” 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先让她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呢，在否定了习近平会考虑赶在未来的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就抢着安排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时，当今“国母”彭丽媛和当年的“国母”江青之间，还是有得一比的。 众所周知，彭丽媛和江青既是同乡，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没生过儿子的“国母”。 山东诸城历史名人中家喻户晓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刘罗锅。名气比不过这两人的就不一一例举了。 山东郓城的历史名人中，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排序是：宋江、晁盖、彭丽媛、马兴瑞……。 这其中的马兴瑞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否是缘起于彭丽媛的“举贤不避亲”，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所涉及，而自称自幼崇拜家乡历史名人宋江的彭丽媛特别为央视版《水浒传》演唱的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之类的热情讴歌内容，但赞美的对象可是宋江等历史上“反贼”！ 除了同乡，彭丽媛与江青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为演艺界出身。当然，公正评价，直到成为“国母”而不再登台献唱为止，彭丽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确属一流，而江青”献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应被贬低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强算得上二流。 彭丽媛和江青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为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生出个儿子。彭丽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当然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江青当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说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据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忆，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讷后，曾一度再次怀孕。但是，江青认为生孩子伤身体，不愿再生孩子了。毛泽东对她的想法，没有反对。于是，她去延安的中央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当年的毛泽东对江青是否能生儿子不以为意，当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太子”毛岸英，而彭丽媛因为党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给党的领袖生下一接班人，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提一句，网络上已经有评论人士在传播“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接班人”。而这种说法和习近平（赶在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属于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体都以《将被安排进政治局？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题把个彭丽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热。其实这个标题中的“独自赴”三个字明显有误导之嫌。 首先，“独自”二字单拿出来分析，似乎没错，因为她彭“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调研”工作确实不是陪同丈夫进行，更不是以下级身份陪同上级进行，而是被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陪同，以大使职务“独自”进行的。但“独自赴”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令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彭丽媛（离开习近平）“独自”下基层指导工作去了。而“外媒”们在标题中故意使用了”独自赴“三个字，目的显然就是要让“彭丽媛要进政治局”，或者说彭丽媛要”参政“的分析主题不显牵强！ 其实，首先是这则新闻并非出自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而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其次，新闻中在具体时间上打了马虎眼，先把彭丽媛的调研时间说成是“近日”，再说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就容易令读者认为彭丽媛的考察时间是3月24日。其实，“近日”两个字已经证明了彭丽媛在长沙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详细报道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时间：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论，有别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下基层从不带夫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带着夫人甚至带着女儿一同下基层虽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经常。跟随习近平到某个基层省会的停留期间，彭丽媛“独自”进行的无论是因公还是“假公济私”的“参观考察”或“调研”应该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没有报道而已。当然，官媒报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就带了妻女，当时的中共官媒特别报道了习近平顺道去了“梁家河大学”的所在地，“总书记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总之，这次彭丽媛随夫考察湖南期间，显然是因为她这个防治结核病大使正好赶上了几天后就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所以就顺便安排了这样一场在当地并不保密，但官媒显然也没有奉命高调宣传的”调研“活动。 有好事者可以和笔者再核实一下，彭丽媛大使的这次长沙“调研“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报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卫建委网站的内容。 这恰恰说明彭丽缓的这场活动并不”高调”。 不过，几天之后的彭丽媛”独自“在北京进行的一项外事活动，却是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特别宣传了一下。 进到新华社查找《彭丽媛会见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可见内容是“3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笔者在新华网当天的网页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同时看到了除了习近平本人，对李强和赵乐际两个政治局常委的当天活动报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国级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内容都是排在彭丽媛之后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内容除了习近平还有赵乐际和李强，二版依惯例没有领导人活动报道，三版的头条和三条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相关内容 ，二条是彭丽媛，第四条才是王毅。第五条是人大副委员长肖捷率团外访……。 再随便找一条彭丽媛“单独”活动的报道例证，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彭丽媛是第二条，王毅是第四条……。 可见，中共内部早已经有规定，一旦需要被单独报道的话，那么彭丽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所有政治局委员之前。 至于未来的彭丽媛是否会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第十五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一个副国级职务，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以下为友情分享：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上海《反家暴法》八周年报告 截至202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或《反家暴法》）已经实施八周年。上海作为地位独特的大都市，反家暴工作状况如何？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反家暴法》八周年系列监测报告之《上海反家暴实施状况考察》。报告结合官方发布的法律文书及信息、研究文献、新闻报道，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及相关个案的分析，对2016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期间上海反家暴工作的诸多面向进行考察，包括地方法规、办法和文件，数据统计和公开、反家暴服务购买及社会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接报案及告诫书、反家暴庇护所、强制报告、新冠疫情期间的家暴等。 数据及概况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在《反家暴法》实施前后均出台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相关办法、规划和文件，并将反家暴议题纳入了上海《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和上海《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但上海还没有《反家暴法》的配套地方立法，对于上海反家暴工作的具体地方实施办法、相关机构责任和工作流程、配套保护措施的实施要求，没有专项地方性法规为准绳。 数据统计和公开方面，虽偶有零星的数据公布，但公开渠道能查询的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数据依旧很少，鲜有责任机构进行及时、定期、全面的总结与公布，不利于受害者获取相关信息和渠道和公众了解及推动反家暴工作。 反家暴服务购买及社会组织方面，依然难获取全面的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和估算，上海市每年投入到反家暴工作的资金不超过500万元，先后实施过反家暴项目的社会组织约40家，暂无专注于/主业为反家暴工作的社会组织，也没有一个全年无休的本地反家暴热线。 人身安全保护令方面，由于公开数据不全面，估算上海八年间保护令受理约788-968份，核发约280-300份，核发率为29%-38%；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保护令裁定书数据，疫情期间（2020-2022年）保护令受理量骤减、但处理速度相对加快，疫情后（2023年）受理量恢复疫情前平均水平。近年还出现了对保护令的“执行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加强保护令的执行。遗憾的是，在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受害者没有申请保护令的渠道；《反家暴法》实施八年来上海也没有见到反家暴责任机构代为申请保护令的案例。 网络图片 信息来源：裁判文书网 公安机关八年来出具估计告诫书约2253份，且呈数量上升趋势。但家暴报案数量仅能检索到2016年为近3000件，其余年份不可知。对于家暴报案的处理与告诫书的出具，还存在工作人员意识不高、培训不足、要求和流程不清晰的挑战。 反家暴庇护所方面，截止2021年5月，上海市、区均已建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全市有超过25家家暴庇护机构，有部分区的庇护所做出了场所和服务内容的突破。但家暴庇护所入住要求繁琐和门槛高、特殊时期如疫情期间无法提供服务、公众知晓度低、入住率低依然是持续的问题。 强制报告方面，对于受害者，尤其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者，强制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制度，然而，对于此制度的实施情况相关的披露与报道很少，工作人员知晓度低、实际实施情况不容乐观。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家暴与保障方面，对疫情期间、尤其是上海封控期间家暴事件上升、受害者求助困难的情况只有零星的报道和社会组织的关注，缺乏统筹性的特别措施来保障受害者的安全和维权途径，也没有披露疫情间整体反家暴工作的情况和数据。受害者面临交通阻碍、就医困难、报案处理不及时、保护令无法申请、庇护所不可及等多方面的危险和困难。 个案评析 本案采访到的受害者个案也部分反映了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情况和挑战。 案例： 小玲与丈夫结婚十余年，育有两个学龄前的子女，婚后经常遭受到来自丈夫的暴力、辱骂。2020年9月，丈夫再次对小玲实施暴力，包括掐脖子的高危动作等。后来小玲被鉴定为轻伤，经过刑事诉讼，小玲丈夫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8个月有期徒刑。 维权过程： 2020年9月严重受暴后，小玲醒来发现自己裸体躺在淋浴房里，头痛欲裂，一颗牙齿掉落，而丈夫在用水冲洗她身上的血。在小玲多番请求下，丈夫同意让其叫救护车就医。小玲向物业、邻居、朋友求助，同时把现场情况录下来希望作为证据。物业叫来救护车后，小玲与救护车工作人员讲述了家暴情况，请求对方帮忙报警，遭到了拒绝，表示只能通知她的家人朋友帮她报警。小玲朋友代为报警后，“警察一开始不愿来，因为认为这是家务事”，在闺蜜的竭力坚持下，警方才到达医院，小玲被检查出颅骨骨折，后丈夫被拘留。 后来，小玲在丈夫的电子设备里发现他曾在网上搜索“怎样在床上窒息成人”等信息，小玲联系了律师，将此作为补充证据交到公安机关。两周以后，公安机关恢复了丈夫两个月间搜索数据，有大量搜索记录涉及“从高处跌落”、“如何从背后窒息他人”、“家中意外死亡” 、“外伤对人体关键器官的影响”等等。 小玲在恢复身体、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开始向包括上海市妇联、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多方多次求助，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其中妇联接待的工作人员“同理心较强”，但“劝我为了孩子要留一些余地，不要置他于死地”。经过一年多方不断的求助、诉讼、焦虑与惊恐，小玲丈夫因故意伤害罪二审被判18个月刑期。 丈夫刑期将满时，因担心其出狱后继续进行伤害，小玲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法院一开始未立案，理由是对方在服刑期间没有威胁，“建议出狱再申请”。在小玲进一步了解后，得知是考虑因被告在接受改造，如果出狱即核发保护令，或等于默认改造无效，因此对核发保护令有诸多顾虑。然而如果等加害者出狱才提起保护令申请，或已错过保护受害者及其未成年孩子的机会。在小玲与律师多次求助和争取后，保护令最终得到核发。 评析： 小玲的案例反映出部分公安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不足，甚至在如此严重的家暴情况下的出警也需要当事人和朋友的竭力坚持，更难想象其它受害者维权困难。 其它反家暴责任机构在为受害者提供帮助过程中，也多有“站在施暴者”角度，没有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的安全着想的说法和做法。在法院审查保护令申请时，应该多考虑受害者面临的危险情景，面对一个曾搜索如何置受害者于死地的施暴者，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的恐惧和惊恐显而易见，他们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机械地考虑被告“改造情况”，应结合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受害者的申请是否合理、合法，避免不必要的提高核发保护令的门槛。 幸运的是，经过持续多方的求助，小玲最后获发了保护令，施暴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维权过程中的每一步，对于受害者都存在重重困难和无尽焦虑。 总的来说，受害者获得有效、全面、专业的保障还任重道远。上海各反家暴责任部门需要更多公布反家暴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规划，在有效实施、细化及提升《反家暴法》的各项保护制度上做出更多突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月事骄傲PeriodPr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