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39小时，5分钟，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条（实为港版国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过立法；草案委员会仅用39小时就“完成逐条审议共181条草案条文”；3月19日当天，所有议员均被”温馨提示”只须发言五分钟，就快速通过三读。特首李家超随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条完成立法并将于3月23日正式实施。 3月19日当天，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竟比李家超还抢先一步宣布：23条已经通过三读！但当时，香港立法会还并没有进入三读阶段。央视的抢先宣布，等于严重泄露党国机密：香港立法会已经沦为橡皮图章，命运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来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装走一个立法过程。 其实，就在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3月4日至11日）就传出：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港立法委员等，接到中南海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停止其他工作、放弃休息，立即聚会，转入审议通过23条。 没有像香港过往那样，走立法前必经的程序 — 公众听证会、让议员提修正案，不仅直接撕下了“一国两制”的面纱，而且，整个操弄过程显示，中南海决策者显得火急火燎，急于求成。外界不解，为何这么着急、猴急、火急？ 前两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势瓦解香港大抗争之后，随即炮制了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氛围下，23条立法，已经没有什么阻碍，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时间，按步骤走完程序，假装“一国两制”还存在，把戏演足，也没什么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还要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高峰会”、博鳌论坛等，众多外商高管将云集北京和海南，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资的重要机会，何必赶在这个当口火速在香港出笼23条，岂不是给这些论坛泼冷水、给这些外商当头一棒？ 或许中南海已经不在乎外商外资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样子。笔者只能推理，或将有大事发生？中共急需港共赶在大事发生前，紧急通过23条立法。 联想到3月22日，莫斯科发生疑点重重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际，中共对菲律宾补给船发动大规模水炮攻击，菲律宾船体受损、多名船员受伤。再联想到最近几年的世界乱局，举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恐攻以色列、胡赛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北朝鲜不断升级导弹试射……这些乱局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显北京选边站。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依据毛式中共逻辑，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国际上大显身手、另起炉灶、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大好时机”。 回头来说，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极速、狂速的节奏通过国安23条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发动武攻台湾？无须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许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条的内容，扩大了叛国罪、叛乱罪、破坏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间谍罪、窃取国家秘密罪等范围，并加入“煽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仇恨。”且适用于在香港境外发生的同类行为，意即跨国执法。中南海决策者或想象，一旦武攻台湾，香港可能动荡，并进而波及中国内地。抢先抛出23条，可以起到震慑和恐吓的作用。 外界普遍认为，23条立法，将进一步恶化香港营商环境、让外国外商外资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顾，知难而进。其实，想想王沪宁为习近平炮制的口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组织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个“省港大罢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当时未能完全达成目的。但百年之后，中共已经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终于“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饿港、死港。或许，极左当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乐而不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11月，谷雨发表了《杀夫女性的真实画像》，提到两位女性遭受家暴后反杀了丈夫，在她们被判处死刑后，都是多亏了一位女律师的努力，才得以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这个月，在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我们见到了一位这样的女律师。她叫徐维华，今年74岁，曾在妇联工作过，为妇女权益奋斗了大半辈子。她留着短头发，说话中气十足，是那种你一见到她，就愿意把自己受到的伤害、不公的待遇讲述给她的律师，你相信她会尽全力为你讨得公正。 网络图片 上世纪80年代初，她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为那些因家暴而反杀丈夫的女性奔走，她反复地向法官建议：她们遭受了家暴，她们受尽了屈辱，请慎重判处死刑。 当时，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出台，但里面对家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救助措施，法律界、公安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对家庭暴力缺乏认知。因此，大多数时候，徐维华的努力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个转折点，和许多妇女工作者一样，徐维华真正了解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它应该由公权力介入，也需要单独立法。 随后，家庭暴力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之中：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2012年，《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付诸实施。也是这一年，在四川，遭受家庭暴力后杀死了丈夫的李彦被省高院二审判为死刑，并上报到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因为时间点特殊，这个案子进入了公共视野。有社会各界人士公开签署呼吁书，紧急呼吁最高法“刀下留人”。也有女性发起名为“我不要成为下一个李彦”的行为艺术。 李彦的死刑被最高法发回重审。徐维华和郭建梅一起成了李彦的代理律师，她们会见李彦，走访了当地的妇联和社区，重新搜集了李彦曾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重审法庭上，在男方亲属此起彼伏的辱骂声中，徐维华让李彦举起她曾被丈夫割断的手指，“我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 辱骂声沉默了。 2015年，李彦案判决由死刑改为死缓。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身为女性，徐维华为维护女性权益所做的努力，正好契合了一代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契合了不以性别，区分公平正义的时代呼声。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从上到下合力的结果。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那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又或者无伤大雅的观念、行为，正在经受拷问。表现在法律上，则是徐维华努力为之辩护的女性，她们的痛苦、无奈和伤痕也终于不再被遮蔽。 八年后，徐维华仍在工作。目前，国家对于律师从业年龄没有限制，徐维华觉得，只要自己还思路清晰，讲出来的话站得住脚，论证过程能做到有理有据，她就会继续站在法庭上，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辩护下去，今年初，她还曾代理我们报道过的出嫁女周宇的案子，“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作为法律人的一点价值。” 以下是徐维华律师的讲述。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暴作为一个主要的妇女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时我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 当时刑法将家庭暴力（包括轻伤、重伤致人死亡）作为“虐待罪”规定，并常常被当作家庭矛盾、夫妻纠纷等私事，《妇女权益保障法》里也没有对家暴的定义和救助措施等。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安排在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做秘书长。在这个论坛上，我第一次听说了“家庭暴力”的说法，知道那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需要公权力介入，也应该进行专门的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婚内强奸，当时觉得很前卫，因为它毕竟是在婚姻合法外衣的保护下的。 网络图片 在妇联接手的非常多的家暴案例中，有一类很特殊，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女性将施暴者反杀，当时媒体称之为“以暴制暴”。有一个发生在河北的案子，一个女孩的老公是当地企业家的儿子，很有钱，但是不务正业，还赌博。结婚之后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回来了，没开灯，和她发生关系，她觉得这个人和她老公不太一样，心里有点狐疑，还是照睡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第三次的时候，她有点警觉。 她突然拉开灯，发觉不是她老公，那个男的也吓得要死，啪的滚到床底下就跪下了，说她老公跟他们一块赌博赌输了，用老婆来作为赌资。他说这是经过你老公同意的。但是老公同意我不同意啊，凭什么这么来？ 她非常愤怒，第二天悄悄准备了剪刀放在枕头底下，这就是冥冥中间的安排，下一次晚上回来，要跟她发生关系的就是她老公，但是她啪一下拿剪刀就捅过去了，捅的就是她老公，失血过多死了。 当时这个案子一审说故意杀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判了死刑。有一些审判员不同意。女孩家属向省高法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已经受尽了侮辱，这种情况下指控他强奸都可以对吧？女孩子要维护自己的人身权、人格权，我实施的是自卫，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接到其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护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目的，分清该女孩“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强奸自己妻子，他的行为事实上构成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当时我认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最高法院应当会认真对待，一定不会轻易核准对女孩的死刑。 我打电话联系最高法院刑庭，郑重说明案件的情况和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得很好，说这是最高院对本案所进行的第二次审核，我们一定会慎重，严格把关。我们也很放心。但待我从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一段时间，再联系他们，得知女孩已被执行死刑。内心充斥着悲痛、哀伤，很长时间都觉得我没有能够挽回女孩的生命。 那么年轻的生命，在受尽了被强奸的侮辱，在丈夫再次对她进行性侵害时（因为其不能接受其夫的性行为），她反抗丈夫的侵害，行使的是保卫自己性自由、性尊严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却被判处了死刑。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让人感觉不可以接受，也最不能接受的案子。这个案子真的让我憋着情绪，即便反家暴法的出台与实施，都无法释怀。 网络图片 还有一个辽宁的案子，女孩子离婚跟前夫分开了，把钱都给了男的，自己带着孩子在一个平房里住，院墙也不是特别高。她是个老师，觉得自己独立把孩子养大没问题，但是前夫总向她要钱，女孩子说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前夫说没钱你就跟我睡觉，就摆脱不了他的纠缠。 那天清早男的翻过院墙进到她们的房间，就要跟她发生关系，女的说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没这个义务，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冬天不是生炉子，女的用火钩子，就那种小铁棍，一下子打过去把他打昏了，后来在做笔录的时候，女孩子说，我一看他还有点鼻息，我就把他打死了。 就这样，被判故意杀人。但我总觉得这跟别的杀人案件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男的向女的要钱，还打她，揪她头发，她肯定要挣扎，要反抗啊。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保护我自己的性权利，这是任何法律都应当给予保护的啊。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工作过程，也跟河北的那个案子一样，最后还是女孩被判处死刑，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孩子。 有一个案子，争取的结果还可以。是浙江有个女性，她老公在外是派出所所长，但是在家一分钱都不给她花，对下岗的妻子，长期实施冷暴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暴打老婆，打人时还拽着她的头发往他家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撞。女儿说，他们家的水泥柱上，留下了母亲的斑斑血迹，丝丝头发。后来女的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在外面雇了几个临时工人，想教训一下她老公。 这几个人问打坏了怎么办？老婆就说，那算我的。结果打得太厉害了，失血过多，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案子后来有100多个签名，要求严惩这个女性。她的弟弟急了，跑来北京向我们求助。我就联系了媒体，写了内参，后来这个案子判了死缓。 大部分的案子，我们试图“刀下留人”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世妇会之后，妇联和一些社会组织都为反家暴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反家庭暴力网络”，对于反家暴的宣传、培训、社区项目、推动反家暴庇护中心的建立等等工作，世妇会后郭建梅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开展民间妇女法律援助与服务，接到也接受了很多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扎实办理每一个案件，在妇女中，在社会上，赢得了口碑，也有较大的影响力。 “你举着不要放， 让大家看清楚” 从妇联退休后，我在郭建梅老师创办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帮助做些法律援助与服务工作。 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和徐维华在妇联做过同事，是多年的朋友，也是战友。郭建梅曾在杂志社工作，在采访1995年的第四届妇女大会时，受会议上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感召，几个月后，她就辞职，开始免费为弱势女性群体代理案件。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几起“以暴制暴”的案子，其中就有李彦案。这个案子的审判期间恰逢《反家庭暴力法》的酝酿期间，所以很典型，也在当时得到过社会各界的推动。 网络图片 在四川，李彦不顾家人反对，和谭某结婚。结婚没多久，谭某就开始打她，每个月都要爆发几次，轻则扇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用刀砍。李彦和她母亲找过派出所、妇联和社区，对方都互相踢皮球，没什么用。李彦提出过离婚，还被谭某威胁，“如果再提离婚，就让你家破人亡”。 李彦在谭某盖房子的工地里弄了一个小卖部，里边卖点方便面，炸火腿肠之类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工人来买方便面，李彦很好心，给人家烧了开水，让他泡面，暖和一点。 谭某看见就发疯了，觉得李彦在勾引别人。那天晚上他拿了几粒花生米放在窗户旁边，李彦在洗碗的时候，他就拿自己的火枪瞄花生米，说我一枪撂死你。李彦很害怕，谭某拿着火枪枪托一下就扎在李彦的脚趾盖上，把她的脚趾盖给翻开了。 在这种钻心的疼痛下，李彦觉得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没成，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争执中她拿着枪管就把谭某敲晕了，后来她越想越害怕，就给谭某打死了，并对尸体进行分尸。 网络图片 案发是2010年，2011年8月资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定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注：法院认为李彦向派出所、妇联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登记，都是她独自反映，没得到谭某的印证，因而，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一年后的二审维持了原判。 李彦的弟弟到北京求助，跑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没有人接，他已经非常灰心，买好回四川的机票了。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千千代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就给我们打电话，接电话的同事一听，就说，这个案子的量刑重了。那边李彦弟弟一听有救了，有希望了，他说我马上到你那边咨询一下行吗？ 他第二天过来了。郭建梅老师听完，觉得应当接受该案，她决定她和我一起为李彦案件辩护。在李彦由最高院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案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重视，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人大代表都为此发声，这为我们进入案件辩护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同时，我们也到四川李彦生活、工作、案件发生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掌握了新的证据和事实，为做好辩护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会见李彦时，她状态还可以，没有很颓废，有求生愿望，表达问题很清楚，事实说得很明白，她的感受也谈得很深刻、很感人。李彦在婚内一直遭受的暴力与虐待。她常常被烟头烫，被不锈钢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烟头烫在身上时，谭某就威逼她对外人撒谎，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隐晦地告诉社区干部，她的阴私部位有伤，但是没人在意，也没有人施以援手。 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复核没有通过，被发回二审法院重审。 11月，二审重新开庭，我认为此次重审，事关李彦是否能够重生，是否能够争取一丝希望，是否能够打动法官，作为辩护人，必须敏锐，临场不乱，针锋相对，为李彦争取所能争取的机会，用证据改变对李彦的不利指控，全神贯注地为李彦的新生拼一把。 当向法庭展示李彦被家暴伤害时，我请求审判长给与李彦出示受伤害部位证据的机会，经审判长同意，我跟李彦说，请将你的手举起来，给大家看看，你手上的那个断指，是怎么回事，向审判长、向法庭说一说，不要遗漏。李彦高高地举起她断指的手，开始向法庭讲述断指的情况与过程。 有朋友告知李彦，发现谭某在一个私密场所密会一个女人。李彦到那个地方，找到谭某。回家后，谭某问她，刚才你是用哪个手指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他再问，是哪个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谭某站在李彦的左侧，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对外人，李彦说手指是她不小心在切肉时自己砍断的。 本来法庭上有好多谭某的亲戚朋友，一直在说方言，后来审判长告诉我是他们在用很难听的话辱骂我，我想反正听不懂，任他们骂去又何妨。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我跟李彦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清楚。” 但凡过得下去，她不会做成这样子，她实在是忍无可忍。当然对于被害人的逝去我们表示歉意，作为一个生命，任何人无权去剥夺对吧？但是在这个案件中间，他既是一个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针对侮辱尸体的指控，我们认为这是李彦逃避的一种手段，她没有主观想要侮辱，她只是想要去逃避。我们希望司法部门能慎重考虑量刑。 2015年2月，终审判决书称，李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庆幸，深感挽救了一条生命，反家暴同样成为审判员守护妇女的一条的利器。 网络图片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了。在这之前，李彦还曾通过辩护律师提出了自己对于草案的修改意见。我没再见过李彦，她后来还有获得减刑。当时她特别担心自己的女儿，我们都跟她说，你关心好自己，你好了，女儿长大后，一定能自立自强。时间很快，李彦案件一晃就过去那么多年了。 希望像李彦那样遭受家暴“以暴制暴”成为被告的妇女，能够得到反家暴的保障，得到司法的守护，远离暴力，远离伤害。 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 1971年我参加工作，在公安系统，几年后被调去妇联做党政工作，当时觉得妇联的工作婆婆妈妈的，我也没到妇女的年龄，和妇女也没什么联系。 1977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毕业那会，全国各个院校法学教学人员青黄不接，迫切地需要一些年轻教师，我就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教法律系刑法室。当时正赶上全国恢复刑事案件辩护制度的时间点，各地成立了法律顾问处，那时候还不叫律师，叫法律顾问。 网络图片 我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一个女性被告辩护，她长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蔑，把对方给杀了。开庭在萧山的一个大会堂里，有一万多人旁听，还有人扒在窗户上看。我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辩护的流程是什么，觉得这条人命压在我的肩上，我背负着这个责任。 最后这个案件判决有变轻。本来是要把这个女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辩，最后判处了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两年后，我去浙江的监狱办事，当时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刚吃完饭，在劳动，一下子就遇到了这个姑娘。现在搞不好她已经出狱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后来，全国妇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处，这时候对妇联没那么抗拒了，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师制度已经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辩护、代理的经历和经验，经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获得了律师资格。我的律师证序号是822号。 到了妇联以后，八十年代妇联最关注的妇女问题是拐卖，主要工作是与公安部联合，制止拐卖，还有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那时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数年的调查研讨，到91年出台，我们请专家，跟全国人大立法调研，反复修改用了6年多时间，我很有成就感。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自己职权之内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类，是吧？ 而且法律不仅仅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家庭权利，还要保护她们政治上的参与权、话语权，这也特别重要，在单位里，女性参与领导岗位应该有相应的比例，这是不能回避的。 经济权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后比如说提拔，参加培训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中的权利，也应该跟男职工一样。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现在你看女孩子上学就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妇联工作到后期，会有种无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样。54岁，我提前退休了。 网络图片 在公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在那服务一辈子，就很高兴了，当老师，我也觉得能当一辈子，根本没想到后来去做律师。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样弄到各种地方，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辈子。 退休后本来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建梅就问我，要不来我这？我没犹豫就来了，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反正我这人当不了官，挣不了什么大钱。 李彦案之后，我们本来以为类似的案件都会从轻量刑，但是结果也没有那么乐观，很多案子的判决还是很机械。我觉得法律虽然是冰冷的条文，但是执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热血的身躯，你的理解赋予没有生命、冰冷的法条以生命，案件背后有更深层的家庭暴力的问题，可能别人看不见，但你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看见，为什么不去做呢？ 近几年我还办过一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是山东一个女孩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然后给丈夫服用了安眠药，把他杀了。这个案子判了八年，还算得当。哎，这个案子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越早的案件反而记得越清晰。 这两年我还为不少“出嫁女”辩护，有一个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书记，我说女性的土地权益问题不解决，当地的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责任？村里的村支书（在出嫁女问题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吗？好意思吗？ 律师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我的观点还站得住脚，论证过程中没有胡言乱语，我表达的东西还能被别人接受，就还可以继续。 我经常会想起河北那个被判死刑的姑娘，怎么想起来的不知道，现在一说那就想起来，或者哪天有人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又会想起来。会想如果一切不一样的话，这个姑娘现在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生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日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到湖南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受中国卫健委高调图文及视频报道，引起舆论关注。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彭丽媛可能将参政、出任重要职务，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江青。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彭丽媛近期高调露面 未来是否参政引发热议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日走访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据中国卫健委的图文及视频报道，同行的还有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 新闻稿指出，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彭丽媛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到洞井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康复病患和等候接种疫苗的儿童交谈，并号召大家担任宣传员及志愿者，共同终结结核病流行。 彭丽媛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王丹也发布视频认为耐人寻味，而独裁者传位给家人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中国文革期间，毛泽东夫人江青在1969年中共第九大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在70年代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结成“四人帮”，大搞权力斗争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革无度和残暴的象征。 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借由反腐行动清洗政敌，并取得第三届连任。这不仅得罪许多山头，堵了他人接班之路，也导致自己无信任的人可用的窘境， 因此解决危机的直接办法之一是让党天下成为家天下。在类似逻辑下，习近平不按常规提拔了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不过，蔡慎坤认为，尽管中国在习近平治理下相当集权，但毕竟和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不同，现在是要在经济上采取开放的姿态。因此，还需要时间观察彭丽媛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江青：“目前习是能掌控大局的，下面的人基本或至少表面上服服贴贴的，没有对习构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不着把彭丽媛推到风口浪尖上，而且即使彭进了政治局，也不见得能比现在发挥更大作用。” 蔡慎坤说，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丽媛进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但出生山东的她在人事上或许已有了荐举权，这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重用有关。彭丽媛私访、调研的同时也在对官员进行接触、考察，而山东派自毛泽东、邓小平乃至胡锦涛时代都以忠诚著称。 彭丽媛湖南一行扮演的角色备受瞩目。据世界新闻网报道，这并非彭丽媛第一次单独会见官员或从事外交工作。过去一年，彭丽媛曾与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的总统夫人和越共总书记夫人单独见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召开时，彭丽媛也出席并致辞。2014年，米歇尔‧奥巴马也曾应彭丽媛之邀成为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夫人。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他说，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网络图片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网络图片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网络图片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网络图片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网络图片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 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 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 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网络图片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网络图片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网络图片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网络图片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网络图片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网络图片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网络图片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网络图片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
1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在市政府门口等一辆公务车开始的。 下午两点开始视察活动，时间刚到，政府大厅的玻璃旋转门打开，几个人迎面出来，打头的那位很显眼，是市长，已经提前在报纸上见过。 公务车像辆小型面包车，但有自己的规格和制式，上车后市长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个带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纸笔，每个座椅背后的网篮里也放了瓶装的矿泉水。等领导们全部上车，我跟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迅速溜到最后排，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甚至没有一个眼神，仿佛我们是空气。 这是次例行的市长检查，第一站，到市里一处水产市场视察安全卫生。到地下车，市场的几位负责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边走边跟市长介绍情况。市长在一些海鲜摊位前驻足，或者走进店里跟店主交谈。一排排海鲜池里冒起不断升腾的气泡，把店面衬得更窄。一群人跟着鱼贯进入，我拿着笔和笔记本紧跟市长左右，试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从第一家店出来，摄像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长：“别靠他太近，你俩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刚才的举动，大概耳朵都要贴到了市长脸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用仔细听，事后市长秘书会提供通稿，哪怕没有文字材料，也会有详细的视察流程、地址、每个点的视察内容，如果是走访个人或企业也会有相关信息。写这样的程式化通讯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记清楚地点名字，按照先后顺序一罗列，加上一些连接词、套话就能完成。等审核通过，登上第二天日报头版头条。 我忘了那天还视察过什么地方，只记得跟着人流上车、下车，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门口。不过我工作的地点不是政府部门，而是距此五分钟路程的报社。 政府大楼搬迁到新城后修得很气派，作为市级媒体自然挨在旁边。25层高的报社坐落在新街区，和旁边十几幢银行和公司大楼比肩。到了夜晚，刻有报社名字的红色灯箱在楼顶闪光，像茫茫黑夜的一个坐标。 那是2020年。在做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乡生活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名字。而在报社，四大班子领导人的名字排序被贴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新闻稿里的头衔和名字先后顺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讲究，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新闻都要放头版，但市委书记的要在更上面，弄错一点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采访以跟市长贴太近而尴尬告终。其实我本没有资格去跟市长活动，只是刚入报社还在见习期，没被分配条线，部门主任暂时让专跑市长活动的记者带我。 我被分到了日报的时政要闻部，除了主任和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记者，部门9个人里，只有跑市长活动的A记者是男性。三十出头的年纪，能跑市长活动，意味着他已经是潜在接班人。其他记者没什么异议，都说：“毕竟他是男的”，潜台词是这么重要的活儿当然要给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并没有留住他。我来后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地资金雄厚的旅游开发公司做宣传。大家又很理解地说：“毕竟他结婚了，还要养家”，似乎报社这样的工资水平开给女员工可以，但对男员工来说却不够。 部门里只有我一个90后，其他记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留在这里。而经历考研失败和疫情时期的艰难求职，我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像是经历一场放逐，堕入一张陌生的社会关系网，而对于媒体的祛魅从此刻才刚刚开始。 2 后来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领导会议。 会议总是很多，流程相似。进门领材料，听领导念材料，领导念完了就讲几句鼓励大家工作加油干之类的话，大家鼓掌，会议结束。 有一次举行专题学习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坐满了人，黑衣黑裤、公文包，在一众平头里偶尔能看到几个长发，女士也穿着黑白灰。 几个领导坐在台前，对着话筒和讲稿轮番滔滔不绝。戴着白手套的后勤人员在中途端着保温壶进来续茶，一次、两次、三次，会议结束。一开会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说领导的膀胱真的很优秀。 电视台的摄像大哥在会议开始前就来架好了机器，拍到几个领导讲话的大头像和会议现场的画面就准备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后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报的稿子会比电视新闻出得早，他想用我写的文字配画外音。我点点头，装作已经听懂这个会在讲什么的样子。 其实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发言像水汽，经过话筒传出来，刚飘到空气里就蒸发了。我看到现场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是在悄悄低头看手机，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纸面，会议的内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大事、关注实事、紧盯难事，深入调查研究，拿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履职成果。”好像写了很多，又感觉啥也没写。 主任说，日报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刚开始我写不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资历深的记者教我，从以前类似的稿子里“借鉴”，有的甚至直接抄过来也不违和。久而久之，大脑也像经过自我学习和进化的AI，储备了大量词汇——凡要说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检查什么设施就是“大体检”、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击”、联合整治行动就是“联合作战”。“提升”“促进”“推动”“齐发力”“高标准”“严要求”，这些词放到哪里都是“万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写八股文，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现在还有谁会从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来读呢？就算有，这个四百字的豆腐块也没什么好看的。学生时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采访故事感染，没想到等自己当记者时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叙事逻辑里，动弹不得。 我以为等我有了条线之后就能写更多有现场、有采访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条线后，才发现面临更大的难题——找选题。 日报出版像车轮一样滚滚循环。每天下午三点交稿，五点报第二天的选题，第二天继续采访，周而复始。稿件数量和工分、工资直接挂钩，报社还会根据工分高低给每个记者排名。贴在公告栏里的排名表像学生时代贴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绩单，多看一眼都会心悸。 3 我被分配到的条线是交通。从前只听说过跑社会新闻、医疗、突发的记者，交通？我一脸茫然。 主任给了我一些条线上对接人的联系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属部门里宣传科室的负责人。公交集团、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运管处、港航处……好多部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厘清交通局的组织架构和这些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从前我以为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我只是负责宣传政府事务的乙方。就算日报的调性和市场化媒体不同，按理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至少是合作，负责宣传的人需要日报去推广他们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线索写稿。但最终定性定调的是他们，给通稿、审稿的也是他们。 有段时间交管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整整一个月都在抓违法网约车和无证货运车，行动代号响当当：春雷行动。我跟着执法人员到景区门口抓黑车，正好碰到辆私家车车主接私活。在稿子里，我写在执法人员的教育下，被抓司机后悔不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实际上他当时骂骂咧咧，后悔的可能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被发现了。等到全市开展船舶码头专项整改，在码头，那些排污量超标的船舶被起重机吊起，送到专门的工厂拆除，它们最终变成了一串彰显整改成果的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清什么才是真实，这些宣传的内容总是夸大其词。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样在身后抽，催得人来不及细想，只能模仿和复制那些陈词滥调。就算我想写得稍微有点新意，也会在提交审核后被全部删掉。上学时我们还在讨论记者是否应该拒绝让采访对象审稿，工作后才发现事前审稿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报道这些事情也有节点，要么是刚开始，报道活动“打响第一枪”；要么是中途，写出现的典型案例；要么是行动结束，歌颂成果。除了这些时间节点外，很多时候我都找不到选题。 小城市的新鲜事太少了，要获得信息，只能依赖政府部门。为了和条线上的人搞好关系，每周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几个宣传负责人打招呼，开头卑微地叫声“姐”，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这周你们有啥要重点宣传的吗？有没有可以报道一下的？之前说的xxx有没有新的案例/进展呀？”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到处乞讨：给点吧给点选题吧。 有一次和晚报、电视台跑交通的记者一起吃饭，说起交通部门里的G姓对接人总是很磨叽，审稿慢、对记者爱答不理，他们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门里的人，还有报社领导。G娘娘们总是希望我尽可能用较长的篇幅来写他们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断，他觉得不重要的就会让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还指责我写超了字数，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写四五百字。而G只会觉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给我好脸色。对于那时初入社会的我来说，比写稿更难的是处理这种关系，感觉被夹在了中间，不知所措。 4 其他记者手里一般都有两三个条线，主任只给了我交通这一条，是之前离职的男记者A遗留的。他觉得我资历浅，美其名曰锻炼我发掘新闻的能力，说：“你单跑这一条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记者私下对我表示同情：“这样你怎么吃得饱呢？”但当时我唯唯诺诺，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驳，甚至觉得找不到选题或许真的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太内向，还不够主动去问？还为主任操起心来，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其他条线都有人跑了，让谁拿出来都不好。 那时的我也还以教科书上的新闻价值为标杆，没有参透日报的选题要在标杆之下找。 有次专跑房管和住建条线的S记者报了一个“去工地参加市住建局组织的智慧工地VR虚拟观摩活动”的选题，主任让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应该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处住宅工地现场，看到VR体验装置被放在临时的活动板房里，房间只有三十平左右，门打开，霉味扑面而来。负责人调试了很久的设备，打不开。草草参观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钟。看来只有在活动时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负责人透露，活动早在一个周前就已经举办了，可S记者在第二天即将发的稿子上写了“昨日”。 我好像窥见了她的稿件数量总是遥遥领先的秘密，活动举办时她来不及采，后面为了多报题又找这件事来凑。当时我们还不熟，采访结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诉我，这样的新闻她一般不会去现场，拿相关方给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这样她一天能写两篇。“一篇豆腐块文章五百多字才赚几十块钱，去现场油费都不够的”，S说。 不止S一个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记者们能不去现场就不去现场，只有主任被蒙在鼓里。 而小事经过“包装”，也能成为选题，登上报纸。像冬天公交司机自掏腰包给乘客座椅装上棉垫、清明假期汽车票开启预售方便祭扫这样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觉得是值得报的选题，没想到写出来后主任很满意。 原来但凡是夸有关部门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见报。后来看到机场入口处新增了些绿植假山，我学会了联系机场负责人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机场园林式景观扮靓“城市窗口”》。因为机场是“城市的名片/窗口”，绿化升级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于负面消息，则完全没有刊登的余地。刚来报社时本地发生过一起学校老师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事情，纪委已经定性，我去问A记者，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写，哪怕只是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摘点通报上的话。他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说：“以宣传部门工作和正能量为主”。 我好像没眼力见儿，参不透这些不言自明的规则，后来才学会无视，仿佛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 在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市肯定能评上，结果遭遇滑铁卢，名单公布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来当天夜班编辑惊呼：“明天头版还做啥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办公室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晚网易新闻发了篇稿子，标题特别损：xx省除xx外的xx个设区市均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链接在记者群里广为流传。 各个单位纷纷进行文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后是各部门领导连夜走访巡查，记者们都被要求去报道积极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记者发了条朋友圈调侃：XX花园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传开：这次没评上文明城市是因为一条狗。有个居民晚上遛狗没牵绳，狗窜出来和前来视察的检查组领导迎面撞上。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发布、评论、转发跟狗有关的内容。 那两个星期跑市政条线的记者忙疯了，连我条线上也开展了一个“评选10辆文明样板出租车”的活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整件事的荒谬，日报像个过滤器，负面新闻要么被自动过滤，要么在里面滚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骄傲的语气被报道出来。 5 5既然稿子的内容、风格我都无法决定，也没法像S记者那样坦然地改通稿，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至少要去现场。 五一劳动节前，照例要写一批劳模候选人。在众多人的事迹材料里，我看到一个90后的女生——全国少有的地铁挖掘盾构机的女司机。 这是我想写的人。我打电话到她所在的建筑局，负责人告诉我她正在邻市建地铁的项目工地上，最近回不来。一位记者建议我拿她的事迹材料改改交差，内容已经够多了。我不死心，没过几天又问了一遍，正好赶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筑局里摆着一台还没投入使用的盾构机，她个头小小的，坐在只够刚刚转身的3平方驾驶室里，向我展示怎么操作这个五百吨的大块头，把一条地铁隧道挖通。每天有12个小时她都要待在不通风的地下，夏天里面的温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从地面上送下来，吃上时已经凉了。 她说最大的困难是无法上厕所，男生可以就地解决，她只能选择少喝水，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为喜欢数学，她学了土木工程，不服气别人说她干这个“坚持不了一个月”，结果现在成了老师傅口中的“大侠”。 主任大概觉得这个选题比较独特，当晚就叫我写出来，第二天作为劳动节专栏的第一篇发表。等到夜班编辑打电话找我确认最后的标题，已经是晚上11点半。 即使是劳动者的故事，主题也必须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为一流的城市轨道建设者。这些被加上的话，把她拔高到了伟光正的地步。 其实我更想写的是她遭遇的无奈与选择，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体复杂的人在日报从来都不存在，我在日记里写：“我不喜欢新闻里的她，我喜欢真实的她”。 去了现场，结果呢？反正最后的成稿也跟事迹材料如出一辙。那些不去现场的记者，我原本以为她们只是懒，只图省事多赚钱，可是不是最开始她们也是去现场的？只是比我提早发现了这个真相。日报真是个让人不自觉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地方。 不过跟八股文一样的会议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块比起来，这已经是我在这份工作里写得比较满意的稿子。总编第一次夸我写得好。那时我还有很深的好学生心态，哪怕讨厌这套评价体系，也希望得到认可，这朵“小红花”让我开心了很久。 而这样的故事顶多也只能写1200字。因为她们只是“小人物”，能被头版头条报道的，从来都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和那些上头的指示。 在报社面试时，我就被问到“你如何看待长三角一体化”，接手了交通条线，但凡和“长三角一体化”挂钩的消息就可以大书特书，如果写少了还会被主任骂。聪明的记者可以做到“听风就是雨”，把还没谱的事儿写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评级、更多的稿费似乎都在诱惑我们：快夸大事实吧。 有段时间上面发了一个珍惜粮食的倡导，过几天本市报纸上就全都是关于光盘行动的报道了。正好部门聚餐，图片记者马上想到摆拍一张我们吃饭光盘的餐桌。我惊讶这也能行，标题就是“‘光盘行动’正成为x城就餐新风尚”，真的成风尚了吗？看图片是成了。 6 后来我已经能大概判断哪些事情是报社青睐的选题，忍着恶心写那些不想写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焦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自己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点头哈腰。每次能到点报题，都有一种感觉——又能活过一天。虽然不知道后天的选题在哪里，但至少现在不用愁了。 我会期盼小长假的到来，不是因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铁站、机场走一圈，拿到一个交通枢纽客流量又创历史新高的数据，写写现场人流的场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节假日开始前，还可以先把计划增开车次、预计客流情况写一遍，这样又报出了一个选题。 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写了8篇春运“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样的故事：火车站送给旅客对联福字、90后高铁检票员手绘防疫提示卡、高铁客运员提供暖心服务受助者记挂两年专程来道谢、过年来当地旅游的游客对本地景点称赞有加…… 那段时间一旦报不出选题，主任就说：“去火车站看看”。我委婉地表达已经写得够多了，内心其实在呐喊：这种新闻到底有谁爱看啊。他只是说：“你不要预设，去了才知道”。 记者们大概都苦选题久矣。S记者跟我说过一个比喻，我们记者其实跟外卖小哥一样，只是看起来高级一点，基本工资都很低，靠计件工资为生，“甚至还不如送外卖的，至少人家有单可派，我们连单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将退休的那位男记者有事请假，我暂时接手了他跑的条线。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条线的选题都那么难找，资历最深的人已经牢牢地把最轻松的活握在了自己手里。 他的条线上有好多会，那一周我过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选题，每天都被会议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报社，听完会找个咖啡店看书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报社食堂混一顿免费的午饭。有时候会议在市政府下属的酒店开，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自助餐。下午写稿用不了一个小时，写完上传采编系统、排版好发布到App，然后坐等下班，五点钟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觉得跑会议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怀疑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的会，媒体为什么要报这些无聊的会，但那周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没有会，有多少公务员要失业，有多少记者半夜为选题想秃了头。比起编空话的新闻稿，还是会议稿的空话更直白、更好编。 7 报社的环境像温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么人会变得迟钝、麻木，直到最后没有知觉；要么只能因为无法忍受而出走。 从毕业时拖着行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经历一整个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我辞职了。分离总是在夏天，在报社经历的种种都像一场梦，除了报纸上的一个个署名，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离开的前几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暂住。我们同期入职，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的最后一晚，我们做饭，在客厅看完了整场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认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才是这份职业的最高荣誉，而在日报，更多的是作为打工人的记者日常：改通稿、报小新闻、写宣传稿、等待随时可能的毙稿。我试图理解这套规则，学习一些说话的艺术，听懂官腔背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开始明白“找选题—采访—写稿—发布”不是一个清晰的闭环，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闻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如果我对这份职业没有那么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失望。而这份失望更多地转向向内的攻击，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不甘心。我以为只是党政机关报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场化媒体就会不同。当时我能想到的途径只有考研，去媒体云集的大城市，实习，然后留下来。辞职后脱产二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意外收到来自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的橄榄枝。短暂的开心过后，更多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为什么是我？带着这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战战兢兢工作五个月，发现环境已经逼仄到让行业内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内部的人也不过是系统里维持机械运转的一颗螺丝钉。 在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很拧巴，既讨厌报社的这套运转规则，却又想做好。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逻辑下成长起来，即使面对不喜欢的科目，也想要拿个好成绩。我努力完成派给我的工作，没想过去质疑这是否合理，就像在课堂上点头如捣蒜的好学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园，边踱步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这种报道？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等到后来能完全适应，也写出了被认为是“好”的稿子，但这样的疑问还是没有停止。 后来我离开媒体，再也没有干过像报社那样轻松的、能在五点前下班的工作，再没见过工作日傍晚的夕阳，租住在破旧的城中村，附近也没有公园，却没有那么痛苦了。或许我已经不会像从学校刚踏入社会时那样，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应过激，也终于摆脱了优绩主义的思维，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体，后来在年末评“十佳员工”，有位入选记者的颁奖词是：“入职三年半，他连续三年刷新x报社文字记者工作量纪录，先是前辈的，后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梦”。 以前我该有多羡慕，现在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对牛马的最高评价也不过如此了”。我不会再跟着这套规则玩了，也不想再接受这种认可。 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职业，采访和写作本来应该是不被束缚的。跳脱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与人联结时心灵相通的时刻、因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还想说点什么的表达欲。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明治
1978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消息。 广西南宁民族印刷厂一个工人写信给有关工业部门，说自己节约开支二年多，花了二百多元，买了一台国产黑白电视机，只看了十二个小时就坏了，拿到修理部修理八天回来，看了二十分钟又坏了。最后，修理部宣布无法修复。 当时，一个工人要买一部电视机，需要攒好几年钱，一个农民要买一部电视机要卖三、四千斤稻谷。愤怒的群众甚至用当时的几部电影片名——《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来讽刺国产电视机的质量。 报道最后指出，你们这些厂家粗制滥造，一方面是受“四人帮”干扰，另一方面是你们自己不争气。 全国首届黑白电视机质量评比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广州召开的。青岛无线电二厂撞在了枪口上，他们生产的电子管12吋黑白电视在抗震测试中： 能散架的地方都散架了。 迟宇宙所著的《海信史》里记录了这件事：当时还是无线电二厂技术员的李德珍，在广州流花宾馆看到这一幕深受刺激，暗下决心一定要“找补”回来。 那一年是外资纷至沓来的一年，往后的岁月里，酒井法子用她迷人的月牙眼吹响了日本家电进攻的号角，松下、索尼、夏普、日立、东芝、三洋横扫中国市场。 2022年，当年的青岛无线电二厂，现在的海信在卡塔尔世界杯打出“世界第二，中国第一”广告牌的时候，我是有一丝恍惚的。 中国队这个老六国内肯定第一，什么时候变世界第二了？ 1 1983年的春晚，导演组决定用热线电话的方式和观众互动。据他们判断，全国电视机保有量只有100万台，而且没几个人有电话，应该不会有多少人打热线。 没想到的是，4部电话被全国观众打到发烫，李谷一不得不多次返场。 那一年，电子工业部批准青岛电视机总厂成为彩电厂，允许他们从国外进口生产线。当时的部长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学历长者，很有魄力。 彼时，厂里关于到底引进谁的生产线争论不休。一派认为从香港买，90万美元附带全套技术，很划算。已经从技术员变成了副厂长的李德珍说，既然花钱，就花300万美元从松下引进最好的。 很多人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的是考公，包叔不同意，你去翻翻《水浒传》，除了考公还有一个中心思想： 要劫就劫生辰纲，要嫖就要嫖娘娘。 80年代的中国，上上下下都洋溢着这种精气神。就拿电视来说，1985年中国官方数据进口电视机509万台，可翻看其它国家的出口数据，对中国的电视机出口量足足有近800万台。 国外的电视就那么好？青岛电视机总厂不服，执行了李德珍300万美元从松下购买最先进产线的方案。用后来领导了海信几十年的周厚健的话说，不能总想着搞代工，赚扫马路，开出租的钱。 东亚怪屋房里的朋友身上这股子劲头有时候挺难描述。 1946年，日本东京品川御店殿山下的一个破旧职工食堂里，两个日本年轻人合伙成立了一家通信技术公司。东拼西凑来的十几万日元，20多个员工，连把电焊枪都没有。 两个老板凭借着一本《音响工学》就开始做磁带录音机。那本书上其实只有一句话有用： 1936年，德国公司在塑料上涂抹磁性材料，磁带录音机诞生。 磁铁粉自己捣，项圈自己缠，甚至还想过把用米饭做粘合剂往磁带上粘，用了3年时间才做出了第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草台班子就敢接NHK播音室改造项目，甲方代表实地考察时，直接就吓跑了。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美国人说你在收音机上印上美方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买10万台，这么大的生意没想到被两个穷哥们儿一口拒绝。 这家公司的名字很好记： 索尼。 1986年，李德珍当上了厂长，十年前的耻辱她没忘，谁不把海信的质量当天条，谁就一定下岗，很快，海信产品短时间拿下三个“国家质量奖”，在全国质量评比中经常第一。果真是——女士报仇，十年不晚。 这几天，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AWE2023)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在海信以“以场景 致未来”的展区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电视、芯片和被他们收购的国外知名子品牌的产品。 海信集团总裁于芝涛说，“质量为先”是海信深深刻进骨子里的信仰，过去几十年我们靠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结实耐用的特点，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喜爱。 过去几十年，中国家电行业不容易，回头看，当年横扫中国市场的六大日本电视品牌，除了索尼，基本上都被中国企业收购或者击退了。 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一句话： 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 2 2017年，11月14日，东芝宣布以129亿日元，也就是7.5亿人民币的价格把旗下全资子公司“东芝映像解决方案”95%的股份出售海信。 那可是日本第一台彩电的制造商，一代女神酒井法子又唱又跳歌颂过的东芝啊！这点钱，放在滴滴和快的打仗的那会儿，也就够烧一个月。 包叔记得那会儿日本网友有个经典评价，说的是当年内马尔从巴萨转会至巴黎圣日耳曼，转会费约合290亿日元。而东芝： 比内马尔便宜一半还多。 这点钱确实不算多，但意义却很大。 当年日韩电视企业开始在显示芯片上下功夫的时候，中国电视企业还在卷面板，只有海信下决心要在独立芯片上闯一闯，并在2005年就拿出了自己第一款产品。 一台激光电视，从2007年开始研究，直到2014年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推出了自己首台100英寸激光电视。 这几年，海信在研发上烧了100个小目标，养了超过1000人的研发团队。 太难太复杂的事情和消费者无关，但消费者能感受到。 2023年10月，B站上一位UP主购买了海信的U8KL电视。详细测试后，这位UP主发现，U8KL和自己此前购买的索尼X95EL竟然不分伯仲，甚至略有超出。索尼的色彩过渡更平稳，调校更好，对自家的主机游戏适配完美。海信则分区更多，色温还原更真实，音响更出色，针对XBOX的游戏支持HDR。 在价格上，U8KL售价在16000左右，而Sony X95EL在京东上的价格是25000。 有意思的是，在测评期间，遇到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于是试着给海信技术人员发消息沟通。没想到对方不仅回复了他，还热情的拉着他一起研究，并解决了问题。 油管上有个叫Digital Trends的百万粉丝博主，有一期节目评测了海信的U7K，优缺点分析后，博主说比U7K便宜的肯定没它好，比它贵的也不一定就好到哪儿去，这台电视适合大多数人。 在今年的AWE上，海信展示了他们最先进的产品。110吋UX电视，亮度峰值超过了1万尼特，40000+个MiniLED分区，加上首创的四面发声双剧场搭配Hi—sound芯片的音响；以及120英寸的折叠屏激光电视、全球首款8K屏幕发声激光电视…… 网络图片 包叔看到日本媒体也在感叹，东芝电视从2010年起连亏8年，2018年海信连续十几年中国第一后，出海收购了东芝和欧洲家电巨头Gorenje，一年多后两家企业就扭亏了。现在这家公司一年能在全世界卖出2600多万台电视。 他们劝日本家电企业，要反思，要进取，要干巴勒。 3 大约190年前，法国一位年轻的旧贵族阿列克斯•托克维来到了美国。新大陆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观察到这里的人对繁文缛节嗤之以鼻，藐视一切等级制度，满嘴自由平等，最爱说的口头禅是： 我不欠你，你不欠我。 可惜阿列克斯不是经济学家，否则他有可能发现这些新世界规则是怎么变成市场经济基石的。用大白话说，做人也好，做企业也罢，要用心和公平地对待他人。 一台电视机，有人在上面看油管、奈飞、PrimeVideo。不同地区还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年轻人喜欢用优爱腾和B站，印度人喜欢Hungama，非洲朋友偏爱Africa XP。 欧美国家的用户喜欢看体育赛事，你还得支持非常流畅的高速运动转播画面。甚至还要照顾到一些奇特的点，比如南非的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喜欢照镜子。 和当年的索尼一样，海信很早就以走向世界为目标。观察到南非的主妇们做饭时爱照镜子后，他们把当地的冰箱门改成了黑色镜面款。 现在，海信在全球已经有超过60家分公司，30多个产业园区。他们在南非入驻的工业园曾经是个落寞的工业区，失业导致犯罪率飙升。因为海信的入驻，当地社区面貌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南非政府还将这里升级成为国家级经济特区。 于芝涛说，当技术和质量已经成为大多数家电企业和产品的基础能力时，下一步就要搞品牌升级。他把品牌升级的主张总结为： 将以人为本的科技融入生活，让人们享受每一刻的幸福。 我看了他对品牌升级的阐释，大概意思就是软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一方面质量优势要保持，然后对工艺、颜值、设计和质感进行极致打磨，追求全方位的“至臻品质”；另一方面，要洞察用户需求，想到用户前面，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追求无感、不打扰、不增加用户操作负担。 做过家电的人，是最懂得怎么给用户提供情绪价值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凡是事事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事情总会出奇的顺利，内心也平静和充实。 包叔看了一下今年海信赞助欧洲杯的营销主题——信，就是冠军。全世界电视机销量比海信多的只剩下了韩国三星，这意思就是要那啥呗？ 有这个精气神真好。别说三星了，70多年前，就在他们的地盘上，五星不是也被咱们打跑了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包邮区
中国著名导演王小帅的新作《沃土》上个月在未获官方审批通过的情况下参加柏林电影节，随后接到中国审查人员电话，勒令撤片，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影片《沃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又为何会触动官方的敏感神经？习近平的所谓”正确历史观”又是什么？ 据美国《纽约时报》3月27日报道，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的新片《沃土》描述了1950年代中国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后代的故事，遭到中国审查人员要求他删除所有跟这场运动有关的内容，因为土改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 眼看上映无望，王小帅转而参加今年二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却又被中国当局勒令撤片。不过，王小帅决定，即使可能会受到惩罚，仍要反抗这种审查。他说：“我是做电影的，这是我的本分，我只为电影负责。” 电影《沃土》到底讲了啥？ 《沃土》是继电影《地久天长》后，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二部，改编自李师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影片以一位十几岁少年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国西北部贫困村庄中的一个家庭。当他们的邻居慢慢迁往城市时，少年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试图找出家族留下来的财宝。通过与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的往事，以及灾难性的大跃进的历史。“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也代表着对土地的热爱。 今年2月1日，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官方片单，王小帅的新作《沃土》入围“新生代单元”（GenerationKplus）。不过，就在《沃土》即将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前夕，美国《综艺》（Variety）连续刊出了两篇文章，介绍了王小帅面对的困境。 “制作公司和我自己都有压力。压力很大。没有‘龙标’的电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选择了它。我对此感到很高兴，”王小帅告诉《综艺》杂志，“这就是我想拍的电影，关于中国。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王小帅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而闻名。他在1993年导演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曾被英国广播公司列入史上一百部最佳电影，但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当时却将王小帅封杀，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在外国的电影节上放映了该片。 据《纽约时报》报道，对于目前可能再度被封杀，王小帅表示，“我没想到三十年了又绕回来了”,“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王小帅还说，这几年拍摄电影的氛围好像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紧了。 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就宣称，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些指示为中国电影定下基调。 土改话题为何令中国当局敏感？ 那么对于电影《沃土》所反映的土改话题，为何中国当局如此敏感？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和105亿斤粮食等。而华裔中国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教授告诉本台：“实际文革才死了200-300万人，而通过土改杀死的地主及其家人至少400万，是最残忍的一个运动。” 独立专栏作家戈壁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的谎言是认为土改是给老百姓、解放了农民，贫困的农民有土地，实际上土改是什么？土改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国的农村的精英–地主、富农等等，他们有文化，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财产，把这个阶层的人消灭掉。” 戈壁东说，土改本身就是一种抢劫行为，通过暴政把富人的财物抢劫了，数百万地主、富农被杀。他说：“ 然后，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抢劫了地主的土地和财富，表面上分给了农民，但最后它又来了一个集体化，把这个土地又从农民手里抢回来。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匪徒化的欺骗行动。“ 学者宋永毅认为，习近平当政是跟随毛泽东的路线，其中包括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毛泽东的顶层设计就是让毛一个人凌驾于整个中共政治局之上，而底层设计就是土改。“土改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现在提倡的‘枫桥经验’，通过建立这个阶级社会，让老百姓群众斗群众来维持他这个政权。” 宋永毅指出，所谓“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臆造出来的，中国在土改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而是历来以“大农、中农、小农”称呼。 “土改是它的一个基石，奠定了中国社会划成阶级社会的底层设计的基石。” 宋永毅说，“ “你现在把土改否定掉了，那就把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底层设计给冲掉了。它没有办法继续统治的。” 清史编纂书稿遭批 学者：习近平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除了对土改历史敏感，文革和清史最近也都成了争议话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26日发文指出，中国学者几十年来按照中共要求，一直在编纂一部清朝正史。当局投入了数千名研究人员和巨额资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撰写了一份长达一百多卷、数千万字的草稿。但随着习近平推行”正确历史观”，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书稿遭到全面批评，这部史学著作的出版时间也被推迟。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批评集中于政治问题，包括声称这份书稿“没有为人民说话”。 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 “其实习近平整天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说，本来做清史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就一直是在按照当局的意图在改写历史了，但毕竟一些历史史实他们是没法否认的，而即使如此，他们搞出来的东西还是让习近平感到非常不满意，“可见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这个‘正确历史观’，那就是编造历史谎言。” 戈壁东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中共毛泽东的一套东西，维护中共统治。“他现在上台以后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都是在模仿毛泽东时代，都是在完全地继承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专制。而集权专制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暴政、一个是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