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警方宣布已經拘留網紅「鐵頭」（董某明），相關案件正在調查中。 這個人可是風雲人物。 不久前跑到靖國神社「尿尿愛國」的就是他。回來後，有一次去首飾店「打假」，帶了假秤結果自己涉嫌敲詐，店方報警。 在一個直播中他說，自己以前嫖過娼，花了一千八，「想聽細節的，給我把點贊弄到20萬……」為了流量如此瘋狂，連他的粉絲都受不了，舉報到市政平台。 一部分是他的炫耀，一部分來自網友的拼圖，「鐵頭」崛起的路徑變得非常清晰。 2016年他就因為辦賭場坐過牢，他自己回應的時候說，自己做的事不管對不對都付出了代價。 出獄後他趕上直播的大好時代。很明顯，他搞懂了真正的流量密碼：成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一個正義的化身。 到靖國神社尿一泡趕緊坐飛機跑回來，堪稱傑作。而「舉報新東方」則是「代表正義」的另一傑作。 所謂流量密碼，其實包括兩部分內容。光是知道什麼會火（正義，仇恨富人，報仇後的快感）還不夠，還要保證不被封號。 這幾乎是當下各平台那些大V的共性。鐵頭的問題是，他突破了多重底線，到首飾店敲詐擾亂實體經濟秩序；直播中誇耀嫖娼，則是沒把警方放在眼裡。 他實在走得太遠，不僅在互聯網上橫衝直撞，而且在現實世界也大搖大擺——他不知道現實中警方遵從的是另一套原則。 那個讓人悲哀的事實是：如果鐵頭僅僅在互聯網上招搖撞騙為非作歹，大概率還是一個英雄。他的性格和哲學，讓他成為平台的寵兒。 他自己對此心知肚明。他知道，「絕對的愛國」（公共層面）和「絕對的沒底線」，是完美的結合。他所說的「付出代價」，就表明他互聯網野心家的本色。 「鐵頭」真正厲害的是頭頂的光環。對平台來說，這種光環幾乎是免死金牌。所謂真實性原則、造謠生事甚至擾亂市場秩序造成他人經濟損失，在這種光環下都黯然失色。 嚴厲的互聯網平台，在鐵頭們面前常常充滿溫情。現在「鐵頭」倒了，但是其他那些頭，比如「夾頭」，仍然快活逍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孫悟空還需要黑化嗎？ 網路圖片 論跪舔術，整部西遊，沒人比得過大英雄孫悟空。 不信請翻開第五十一回，來學習一下這位大英雄寫的頌詩： 風清雲霽樂昇平 神靜星明顯瑞禎 河漢安寧天地泰 五方八極偃戈旌 河漢呈祥，天泰民安，三界和平。 語文老師告訴我們，搞清楚一首詩想表達什麼，必須先了解詩的創作背景，包括創作時間、地點等。 這一回，太上老君的坐騎下去做任務，佔山稱大王。取經團隊經過，孫悟空被打哭，金箍棒都被沒收，只好又放大招—— 上天求助。 在玉帝面前，孫悟空倒也沒跪，只是「唱個大諾」，好像很有氣節的樣子，滿足了很多猴粉對他的期望。只是，他一開口，話風卻是這樣的： 「(那怪)疑是上天凶星思凡下界，為此老孫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凶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卻又打個深躬道：「以聞。」 注意幾個劃線關鍵詞：伏乞、垂慈、戰慄屏營（因為感激而渾身顫抖，誠惶誠恐），說完，還「打個深躬」，一揖到地。 很明顯，這位前齊天大聖，在玉帝面前，雖然身體沒跪，但已是精神跪族了。 這一幕，連站在一旁的葛仙翁（大仙葛洪）都看不下去，忍不住出言譏諷：「猴子是何前倨後恭？」 仙翁當年可是親眼目睹過齊天大聖誓要踏碎靈霄寶殿的雄姿的，眼前的這一幕，讓他大跌眼鏡，「前倨後恭」一詞，傷害性不小，侮辱性極強. 你猜，這位被妖怪叫聲弼馬溫都暴跳如雷的前齊天大聖有何反應？ 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同樣的侮辱性語言，仙翁說的，跟妖怪說的，當然不能一樣對待。 都知道，如意金箍棒就是齊天大聖雄風萬丈的象徵，「沒棒弄了」四字，不僅是承認被妖怪繳了械，更是精神上被閹割的形象比喻。 曾經不可一世的齊天大聖，我見猶「憐」，玉帝即命可韓真君帶著孫去查哪個神仙蹺班下凡。真君和孫巡天一圈，並沒有神仙缺勤，孫請他去向玉帝奏報，自己在靈霄殿外等回話。 真君走後，孫悟空詩興大發，草稿都不用打，口佔一絕，就是開篇那首讚美詩。 單純從詩藝上來說，這是一首七絕，平起首句入韻，格律、用詞規整，對天庭的吹捧，句句撓中玉帝G點，玉帝怎能不飄飄欲仙。 哦不對，他已經仙了。 一個已經入了西天佛籍的前反賊，跑到他曾經大鬧過的靈霄寶殿前唱讚歌，不怕猴粉變黑子嗎？ 這時候的孫悟空，亟須天庭保平安。因為他很清楚，能繳了他的械、威脅到他性命的妖怪，極有可能領了天庭的旨意，如果不在玉帝這裡求到一張平安符，西遊之路就很難再走下去，正果，很可能變成歪果。 利害攸關，識時務者為俊傑。詩剛念完，玉帝即下旨：「著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 三界眾生眼中的鬥士，擁有筋斗雲、火眼金睛、七十二變絕技的大英雄，翻來變去，漸漸從英雄變成了俊傑。 這一華麗轉身，最讓誰失望？ 不會是猴粉，因為他們不看書。 失望的，主要還是曾經的兄弟、戰友，特別是原來的大哥牛魔王。 他們認識並結拜的時候，孫悟空剛畢業歸來，意氣風發，叱吒風雲，結交各路英雄豪傑，憑一根棍子，懟天懟地懟空氣。 那時的花果山，還是個充滿活力的自由聖地，才有那麼多妖魔來投奔。 這才過去六百年。 六百年，凡人眼裡即永恆，可對於另一個時空來說，僅僅是過了六百天。 就在孫悟空唱頌歌前不久，大哥牛魔王的兒子紅孩兒，就被孫悟空請來觀音給鎮壓了，並對他施行了比電刑更殘忍的穿刺刑，直到他無力反抗，乖乖跟著到南海，成了行屍走肉，每天為觀音專心理財。【傳送門】 作為孫悟空的大哥、紅孩兒的父親，老牛的憤怒、痛心、仇恨可想而知。 等到火焰山牛猴再次相遇，孫悟空在各路佛兵天將助力下圍剿大哥一家，火焰山土地曾勸過老牛獻扇，老牛說：「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後來鐵扇公主眼看打不過，也勸老牛把扇子送出，老牛則說，「物雖小而恨則深」。 這不是扇子借不借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看到這裡，很想對老牛說一聲，你真是一開始就瞎了牛眼了。 你只看到他曾經反抗的一面，卻看不到，對權力的渴望，也是這猴子從石頭縫裡帶來的。 他出世第一個動作，便是「拜了四方」，這不叫天生有禮貌，而是天生有媚骨。也因為這個誠意滿滿的動作，雖然他的金光亮瞎了玉帝的眼，玉帝還是放過了他。 群猴發現水簾洞，沒人敢進，一猴說誰能進去再安全出來，我們就拜他為王，連喊三聲，石猴才豁出去。 為什麼要連喊三聲？因為那是一個未知的世界，進去極有可能是送死。而石猴的出頭搶功，明擺著，成王的誘惑太大，值得用生命去搏一場。 離開花果山去學藝，是想反抗剝削和壓迫、為猴民服務嗎？當然不是，當時混世魔王還沒出現，花果山現世安穩、歲月靜好，書里白紙黑字寫著，石猴去求仙仿道，完全是為了自己能長生不老。 還有猴粉們津津樂道的鬧龍宮、鬧地府，也是跟什麼「反抗」沒關係。所謂的下海借寶，根本就是強搶；而強銷生死簿，則是為了自己的長生，暴力破壞生命循環規則。 至於讓他暴得大名的大鬧天宮，說白了，並不是要反抗不公，而是想在權力盛宴中分一杯羹。 別忘了，書中寫太白金星兩次下來請他上天，他都是「大喜」。如果說，第一次是他對天上一無所知，所以喜出望外，第二次，都已經被忽悠了，還「大喜」，這不是權欲熏心是什麼？ 確實，他也說過，玉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就像項羽和劉邦都曾見過秦始皇出巡的排場和威風，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劉邦也說「大丈夫當如此矣」。 這是反抗精神嗎？ 不，這是對最高權力的意淫。 見過權力美妙的人，不可能再安心當個草民。 所謂「鬧天宮」的起因，只不過是覺得官太小，頂級天宴沒他的座位。一旦見識過權力的鐵拳（掌），發現再鬧下去命都沒了，他也就乖乖地選擇了俯首帖耳，不只一次對觀音等大神表達懺悔，只求給他一點人身自由，願為神佛效猴馬之勞。 更何況，觀音不但許諾自由，還有帶編的正果。 所以，孫不過是一隻自始至終渴望位列仙班的類人猿。 所謂悟空，他所悟到的「空」，便是： 無權一切都是空。 加諸他頭上的反抗英雄的光環，不過是不甘黑暗又不敢反抗的懦夫的意淫。 只是，找錯對象了，天庭和西天組成的神權矩陣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再怎麼齊天的大聖，也沒有責任替你們去完成這個逆天的任務。 所以，將孫悟空定位為反抗英雄，才是對他的黑化。而這種黑化，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 人家從臉到屁股都紅通通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新新默存
這兩天，以墓地和殯葬為主業的福壽園發布了半年報。今年上半年福壽園營收比去年減少了近三成，凈利潤少了2個多億，下降超過三分之一。 特別是公司的業務重鎮上海，一直占福壽園總營收的三四成，今年上半年的銷售減少了差不多兩個小目標。 福壽園的墓地，平均售價在十幾萬。公司解釋說，業績下滑主要有倆原因，第一是2023年的業績太好。第二個原因是大環境影響： 客戶消費趨向謹慎。 好傢夥，老齡化社會剛剛開始，連這種錢大家也要開始省了嗎？ 乃悟仔細翻了一下福壽園這幾年的半年報，2019年上半年，福壽園賣出去6423座墓穴；2020年，下降到了5260座；2021年，又恢復到了6860座；2022年是5981座。 2023年，福壽園業績爆發，半年時間賣出了9785座墓穴。公司在業績報告中說，這主要是釋放了疫情期間壓抑的需求。 這個乃悟不太理解，那三年大家旅遊、聚餐可以壓抑，生老病死怎麼壓抑？ 乃悟翻了一下同樣經營殯葬業的福成股份。2023年，福成股份的殯葬收入同樣相比前幾年有所升高，達到了6700萬。他們的解釋就是： 2023年初集中安葬了由於外部原因造成的累積客戶。 我只能說，外部原因真厲害。 今年上半年，福壽園賣出了6682座墓穴，回歸了往年的正常水平。社交平台上說福壽園爆雷是因為富人都買不起墓地了，很顯然不太對。福壽園甚至都沒有下調墓穴銷售的單價。 為啥說不太對呢。福壽園在財報里說： 客戶考慮的時間更長了。 單價十幾萬的客戶們考慮時間更長了，那單價9萬的福成股份的客戶呢？ 福成股份2019年的殯葬收入達到了1.2億元。去年，這個數字只有2019年的一半。而到了今年上半年，福成股份的殯葬收入只有4000多萬了。 太平年月，墓地需求會保持大致平穩，這種較大幅度的減少顯然不太正常。 有數據統計說，北京墓園平均起售價8.31萬元，上海9.99萬元左右，廣州4.33萬元，深圳6.41萬元。 這個價格購買20年產權的墓穴到底劃不划算，老百姓心裡有本賬。 有媒體爆出很多地區開始出現骨灰房的消息，也有記者採訪到有人把親友骨灰盒放進山裡。講究一點兒的，還蓋個紅布放在山洞裡。不講究的： 直接就用石頭堆成墳的模樣。 針對這種狀況，有關方面也想了不少辦法。比如VR、數字人、AI等等，通過二維和三維兩種展示方式，復原人物形象，並通過AI訓練知識庫，完成自由交流。 2023年年初，「數字科技殯葬」概念在北京首推，太子峪陵園、福田公墓、外僑公墓、溫泉墓園、通惠陵園是首先試點的五家陵園，共設置近7000個「數字墓位」，每個墓位價格在3萬到10萬元不等，租期為20年。 不少地方的國資、城投都已經開始進入這個行業。從2019年到現在，各地申報的公墓專項債超過800億了，至少超過20家城投公司參與其中。 已經想了這麼多辦法了，福壽園今天依舊大跌了13.83%，到底是誰這麼不給面子，公墓基金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我感覺自己好像被關進小黑屋裡，明明知道出口在哪，但是怎麼都出不去。有種絕望的感覺。」 8歲的男孩坐在精神科醫生對面，描述自己的感受，在門診里，很少有孩子能這麼清晰準確地描述自己的情況。 幾個月之前，他和媽媽都察覺出了一些問題。他無法完成作業，媽媽越催促，他越煩躁，咬自己的胳膊，全是牙印。每到快睡覺的時候，他都跟媽媽抱怨，睡不著，「覺得恐懼」、「煩」。 各種輔助檢查後，男孩被確診為抑鬱。媽媽問醫生，「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這樣能準確描述自己情況的孩子並不多」，醫生說，在臨床上，大部分孩子只能向家長和醫生描述身體的痛，冒冷汗、發抖、拉肚子、頭痛。一些孩子在來到精神科門診之前，可能已經在消化科、神經內科轉了一圈。 即便常被誤診，因為抑鬱症輾轉來到精神科門診的孩子還是越來越多了。精神科醫生們發現，過去在門診就醫的孩子們更多是孤獨症、抽動症這類發育障礙疾病。近年來，抑鬱焦慮的兒童青少年越來越多，年紀也越來越前移。 2019年刊發的一項關於中國中小學生抑鬱的薈萃研究顯示，2005年-2016年的相關研究報告中，兒童青少年的抑鬱癥狀時點患病率（觀察時間一般不超過1個月的患病率）為4%到41%，兒童青少年抑鬱癥狀匯總患病率為19.85%。在中國的臨床案例里，醫生甚至發現了3歲、4歲的抑鬱兒童。 這種前移，有部分原因來自診斷標準的變化——過去幾十年里，關於抑鬱診斷的年齡標準不斷降低。 一項2021年發布的調查顯示，在來自北京、湖南、江蘇、遼寧和四川城市和農村校園中的7.3萬多名6-16歲的中小學學生中，1.4萬多人被確定為精神疾病高危個體。這些參與者中，一種或多種精神障礙的總體患病率為17.5%。注意缺陷和破壞性行為障礙的患病率為10.2%，焦慮障礙患病率為4.7%，抑鬱症患病率為3.0% 。 研究團隊提供了一個觀察：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病率在女孩中較高，而行為障礙的患病率在男孩中較高。這與醫生們在臨床的觀察相符合。 除了反覆查不出原因的軀體化癥狀外，許多家長帶著孩子走進醫院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已經無法正常上學了。 但在這之前，這些孩子已經與痛苦周旋了很久。他們被裹挾在人際交往、學習焦慮、家庭照料、童年創傷事件中，但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當做成長過程的註腳。 他們是在替家庭生病嗎？ 從孩子走進門診開始，醫生的觀察已經開始，他們需要在有限的門診時間中跟孩子建立連接。黎景（化名）副主任醫師告訴《知識分子》，他在兒童精神科從業十餘年，「無論孩子說什麼，只要能說就好，只要開始互動，基本能觀察到孩子的問題特徵集中在哪裡。」 「你爸爸媽媽平常嘮叨你嗎？」 「誰照顧你比較多？」 「他們吵架嗎？」 多項研究對於父母因素（如父母衝突、過度介入、父母關愛程度低）對青少年抑鬱症的影響提供了充分證據基礎。根據依戀理論，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質量高時，出現抑鬱癥狀的可能性較小；更好的親子關係可能導致更高的社會支持感知和自尊。 在診室里的十幾分鐘里，每個家庭中成員的關係被高度濃縮短暫釋放。一個父親陪著女兒來看病，她主要表現是強迫症，還伴隨抑鬱的癥狀，問診即將結束的時候，父親問醫生，「是不是平時她媽媽管她太過嚴格？」 另一個表現為典型抑鬱的男孩，母親提到，當他拒絕學習的時候，父親沒有聽任何解釋，暴揍了他一頓。 很多時候，孩子們還被捲入了成年人的關係之中，甚至包括代際之間的衝突。「我的爸爸媽媽總吵架，」一個7歲男孩告訴醫生，「我爺爺和媽媽也總吵」。 一位媽媽曾向我描述她和丈夫帶著13歲孩子去看醫生的片段。醫生問夫妻倆，「你們覺得孩子在哪些情況下會情緒低落？」 母親說，「可能是我和爸爸一直給太多否定和批評，我們有的時候也沒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孩子學習已經很難了，還要面對這些批評。」 丈夫顯然並不適應這種自我檢討，「那我也很難啊，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她怎麼就不能體貼體貼我呢？」 她拽了一下丈夫，「大人管大人的問題，你好意思讓孩子來擔（你的問題）。」 過去的許多報道中，展現過許多家庭衝突里艱難求存的孩子，有人提出一個觀點，「孩子是替家庭生病」。 「但這個觀點還是有些片面」，黎景希望對這一觀點進行適當修正和補充，「如果一直強調，孩子的問題是父母的問題，那麼父母的問題是誰的問題，這樣往上追溯十八代沒有意義。我們可以理解為是整個家庭系統（祖輩、父母輩、子女）出現了不平衡，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平衡點，這樣的話每個成員的壓力都會更小一些」。 「不然只會出現甩鍋的情況，爸爸指責媽媽太過寵溺孩子，媽媽說，你平時不管孩子，這樣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在給出診斷結果的同時，醫生們還會適當幫助調整家庭的溝通方式，當然，這需要家長的配合。 最常見的囑咐是，「不要再打孩子了，打得越狠，葯吃得越多。」 一個父親在門診喋喋不休講述孩子的問題，一再表達自己對孩子前途的擔憂，「明年就中考了，我是不是說過很多次，這個對你來說，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 醫生打斷了他，「你說得太多了。讓孩子自己說。」 一個十幾歲的女孩被媽媽帶來複查，她已經休學了一段時間，整天躺在床上，除了打遊戲，對其他事情沒有任何興趣。上一次，醫生除了開藥之外，告訴母親，「多陪伴，找一些非學習的事情讓她做。」 這次再來門診，媽媽的不滿穿插在問診過程，「一天到晚關著門拿著手機。我看她都沒問題了，天天都挺開心的，吃飯睡覺都沒問題，叫她運動也不去。」 醫生說，「你如果不想讓她玩手機，先把自己的手機收起來，可以做到嗎？嘗試跟她一起玩遊戲，不然你們兩個聊天都不知道聊什麼，先試著走進孩子心裡。」 黎景也會遇到很多因為孩子生病而負疚的家長，「媽媽會更多一些。因為很多家庭中，媽媽照管孩子比較多，所以當孩子出現問題的時候，媽媽又自責又愧疚。」 一位媽媽問醫生，「是不是我做錯了哪些事情」，快要哭出聲。 「不是你的錯，」黎景告訴她。這位母親似乎鬆了一口氣。 「這種情況下，母親是需要支持的，可能在原本的家庭系統里，母親就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在問診中，哪怕是這麼短短一刻，跟母親稍微共情，她的情緒都會得到釋放。這也能更輕鬆推動相關治療，更好幫助孩子和家庭。」 孩子們為什麼會得抑鬱症？ 從確診那一刻，家長們試圖向醫生討要答案，這樣小的孩子為什麼會得抑鬱症？但這個問題太過複雜，直到現在，大多數精神障礙的確切原因都不夠清楚，醫生們只能提供與之相關的因素。 「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黎景說，「一個孩子出現問題，一定不是某個單一因素作用，而是諸多因素作用。」 「比如說，早期成長中的一些經歷，父母的衝突，代際之間的衝突；或者父親在教育中的缺失；還有一些在不同年齡段動態出現的問題，都可能導致發病。」 「在小學高年級和初中階段，人際關係的衝突比較突出。這個階段孩子們開始三五成群，一些孩子可能會被邊緣化，融入不了其中，人際衝突的壓力陡增。」 一個女孩坐在醫生對面，講述自己「想變得更漂亮一些」，想拍很好看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這樣就會有人給我點贊」。 醫生告訴我，這是孩子渴望「被看見」。 不只一個孩子為成績苦惱。一個女孩告訴醫生，她這次「考得不好」，只考了第七名。在她看來，考得好意味著「很多人喜歡」 —— 在當下成績為單一評價標準的系統里，對許多孩子來說，成績好是一種社交名片，也是一種身份。成績一旦下滑或失守，他們似乎也失去了身份的錨點，惶惶不安。 這一階段的孩子大多10~15歲，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交互作用，他們正在逐步建立自我的認知，「我是誰」「我是什麼樣的人」，而這一過程並非一條坦途，充斥著懷疑、混亂和衝動，和外部的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這期間，也是校園暴力和霸凌的高發階段。（見舊文：陷入心理危機的農村青少年群體：隱秘而龐大｜精神？精神！） 而長期生活在壓力下的孩子，他們的大腦功能也出現了變化。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大腦更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受長期壓力影響的三個重要腦區分別是海馬、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它們分別是記憶、執行功能和管理情緒的中樞，在青春期階段，這些區域還未發育完全。 當一個人遭遇壓力源時，會激活兩種激素系統。第一種激素系統由交感神經系統的快速活動介導，這種即時反應介導了對壓力的短暫「戰鬥或逃跑」反應。第二種激素系統則是一種較慢、更持久的激素反應。由下丘腦-垂體-腎上腺 (HPA) 軸介導，在這一反應鏈路中，產生了一個關鍵物質——糖皮質激素。它負責許多適應性生理和行為對壓力源的反應，例如調動能量儲備、增強免疫反應以及提高學習和記憶能力。但是，長期或更長時間地接觸這些激素會導致許多適應不良的結果，包括代謝紊亂以及免疫和認知功能受損。 圖：應激誘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 (HPA) 軸激活的簡化示意圖 而對於青少年來說，他們的大腦對於糖皮質激素的反應性比成人大腦更強，時間也更持久。 諸多研究也報告了壓力之下，青少年大腦功能的變化。比如長期處於慢性壓力，青少年的前額葉皮層和海馬的神經元結構發生改變，情緒功能、認知功能和記憶力都有所損傷。年齡越小，經歷高水平的壓力和疲勞，也會越來越容易感到持續焦慮，大腦反覆受到抑鬱情緒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壓力對於成年人大腦的影響是可逆的，動物從壓力源中恢復至少10天，參數會恢復到壓力前水平。但是一些研究發現，即使青少年從慢性壓力中恢復一個月後，一些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依然存在。這意味著，即便同樣可逆，與成人相比，壓力對青少年大腦的影響也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會成為抑鬱症易感人群，與其生長發育中的可塑性有關。但也正是因此，「治療的價值和意義其實更大，越早介入有效性越好，」黎景告訴《知識分子》。 過去三四十多年，關於抑鬱診斷的年齡標準不斷降低。抑鬱症最早被當做成年人的問題，一些精神分析學認為兒童並不具備出現抑鬱的心理能力。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還在討論青少年到底是否會出現重度抑鬱症。90年代，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抑鬱癥狀可能出現在8-10歲的兒童身上，「一些慢性心理疾病自我們幼年時開始萌發，在兒童時代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往往相當顯著，並塑造著我們成年後的模樣，」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情緒與焦慮障礙症項目情緒與發展辦公室的主任丹尼爾·派因（Daniel Pine）這樣總結。 2000年以後，更多的討論在於學齡前的孩子是否會得抑鬱症。一些兒童精神病學家發現，抑鬱症最早可在兩到三歲的幼兒身上顯現——這一點，中國媒體報道了一些個案，2013年出現了3歲的抑鬱症患者。 診室之外，如何拯救這些孩子？ 不但青春期的大腦應對壓力的工具很少，青春期的孩子應對壓力的手段也越來越貧乏。 很多家長向黎景抱怨，孩子們刷手機毫無節制。在黎景看來，（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可能是孩子對抗現在情況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能對抗壓力的工具已經不多。 「我們應該問家長的是，孩子不玩電子產品，他還可以幹嘛？一個8歲的孩子寫完作業，有三個小時自己安排，他想去找爸爸媽媽，他們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也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有趣的事情，只能回歸電子產品。」 「當然，在普及化很高的情況下，接觸電子產品是必然的過程，家長們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教會孩子有限地使用。」 《三聯生活周刊》曾引用過美國國家兒童醫療中心成員、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威廉·斯蒂克斯魯德（William Stixrud）的一個猜測：新時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備的壓力應對機制。斯蒂克斯魯德還進一步指出，製造這種慢性壓力的並不是多麼重大的危機，而是持續的失控感。 「今天的孩子們對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無力。研究顯示， 就算孩子在一個領域中沒有控制感，只要他們在另一個領域中能實打實地有控制感，他們就能更好地應對挑戰。但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問題——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學校，他們被管得很嚴；而在家裡，也是如此。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發缺失。」 類似的觀察，醫生和心理諮詢師都向《知識分子》提到過，比如孩子們那些密密麻麻，被切割得以分鐘計的日程表；還有稍早前，「為了孩子安全考慮要不要取消課間十分鐘」的討論。 黎景說，很多家長眼中，孩子是他們的延伸，但這忽略了他們和孩子的界限。「有些事情本身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長的越界會孵化副產品。你越界替孩子把他的事情都做了，他就可能變得無能，一旦出現任何問題和壓力，孩子的第一反應是，回家找家長。家長替孩子完成了所謂的成長，卻也剝奪了孩子的成長權利。」 門診中，黎景嘗試勸家長「放手」。一位母親憤怒又疑惑地問，「你說不要催促他，不要逼迫他，難道我對他的一切行為都放任不管嗎？」 「不是0也不是1，而是找到一個合適的點。這個過程其實並不容易，需要家長和孩子找到彼此能接受的節奏和界限。孩子和家長的互動如果出現問題，就需要新的策略。很多家長的誤區在於，一直保持同一種教養方式，用對待6歲的孩子去對待12歲的孩子。但你要知道，孩子已經長大，父母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調整跟孩子的互動。」 對於這些處於焦慮和抑鬱中的孩子來說，失去學習動力，無法學習是最常見的表現。他們的表現，從一定程度上，便是源於他們無法忍受舊有的評價系統帶來的壓力，無法接受自己可能不達標的評價結果。 但是，在提供多種治療手段之後，醫生們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讓一個無法學習的孩子逐步回到學校，回到之前的軌道？ 需要配合的不只是父母，還有學校。黎景說，他曾去一些學校做過講座，嘗試做醫教結合的推動，希望討論如何通過醫療機構、父母、學校三位一體的架構兜住這些下落的孩子。 但現實中確實存在難度，這更多仰賴學校和教師個人的認知。「一些老師向我表示，他們也在推動類似的事情，比如給這些康復中的孩子提供一些過渡的培養策略。從0到1比較難，但只要有了對第一個孩子的策略，後來者就會跟著受益。」 黎景表示，現實中一些學校已經建立了相關機制，以幫助孩子逐步恢復，比如先保持上學的節奏，不著急交作業，老師會安排兩三個學生下課多陪伴。 但更多時候，對於一個醫生來說，他更多是在診室中和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孩子產生交集。孩子們總會走出這間診室，去面對更龐雜的系統問題 —— 而這些，不只是這間診室能解決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從今年春天開始，很多高校教師發現，AI已經悄然滲透進高校學生學業的核心考察環節。 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藉助AI完成自己的課程論文、畢業論文。AI「統一」了一部分人的寫作風格，大話、套話、車軲轆話佔據文章越來越多的部分。很多學校開始檢測論文的AI率，但荒誕的場景也在出現：明明用了AI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沒用的，很可能挺高。 檢測AI率，成了「玄學」；把AI率降到學校和老師規定的比例之下，同樣是「玄學」。 用AI寫論文，用AI檢測論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學之間開玩笑說，世界像個巨大的機器人。 當AI入侵本該體現思辨力、創造力的畢業論文時，師生之間突然都進入到一種無序的狀態…… 入侵 周冉的畢業論文是在AI的幫助之下通過的。 她是四川一所二本院校法學系的學生，今年畢業。春天，由自己完成的初稿交給老師後，周冉沒多久就收到了反饋：「寫得非常差」。 於是在改稿時，周冉嘗試使用AI。她把自己論文中的觀點拋給AI，問它對此有怎樣的看法，然後對自己的初稿做補充；同時根據AI的回答去找相關的論文，再把論文里的觀點補充到自己的文章里。 最讓她驚喜的，AI不止提供理論資料，還有案例。哪怕沒有直接提供案例材料，也會給出相關的網站，周冉藉此給自己的論文增加了很多全新的內容，彌補了初稿「太過理論，缺少實務」的不足。 二稿提交後，除了一些格式、措辭方面的小問題，老師沒再說什麼。論文順利通過了。 周冉說，在畢業季，身邊幾乎每個同學都會不同程度地藉助AI完成論文，大家也會在私下裡互相分享更好用的軟體。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這款AI工具，能通過學習和理解人類的語言來進行對話，並且有很強的自然語言生成能力。通俗的理解就是：AI能幫你寫文章了。近兩年，國內的AI通用大模型例如文心一言、通義千問、Kimi等也陸續進入市場。AI離日常生活越來越近，不可避免地入侵到畢業論文。2024屆畢業生，也成為第一波在論文中大規模使用AI的群體。 在很多高校的校內論壇中，總能看到互相租借ChatGPT賬號的帖子；在其他社交媒體，也有很多關於如何在畢業論文中使用AI的攻略，例如「1小時寫完論文的GPT指令」。有網友調侃，「畢業論文的致謝，最該感謝的是AI」。 一所重點高校的女孩楚楚說，不管是課程論文還是畢業論文，使用AI幾乎成了學校里「公開的秘密」。 平日，期末考試周幾乎是一個學期里最難熬的階段，一周時間裡要考幾門試，同時要交大概三四篇、總數兩萬字以上的論文。「比如一篇6000字的作業，從零開始一篇一篇查論文，一點一點去寫，對我來說是可行的，但對時間來說是不可行的，我需要更高效的產出方式。」楚楚說。 她最早接觸到AI是在去年，同學們聚在一起閑聊，她感慨論文寫得很痛苦。一旁的同學推薦了ChatGPT，說「GPT讓我效率倍增」，她嘗試著用了用，發現很高效，一路摸索著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國產AI軟體。 楚楚說，AI能幫人寫一個幾百字的小東西，但想要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它只能幫人在某些步驟上節省時間。大多時候，她拿AI當做一個「高級瀏覽器」使用。 寫一篇綜述性文章，楚楚往往需要精讀十篇論文，再泛讀二三十篇。「以往需要三四天時間看資料，真的是人肉在啃，看得我頭都大了」，現在這個工作由AI替代，直接篩選出最有用的資料，同時，把一篇論文的PDF上傳，就能迅速生成論文的框架和提煉後的內容，這樣便可以跳讀，而不必讀完整篇論文了。如今，前期的閱讀時間有兩個小時就夠了。 閱讀完成後，楚楚會將篩選出的有效資料和自己生髮出的靈感一起提供給AI，由它生成一個文章框架；緊接著為這個框架增添血肉，針對更詳細的小標題，問AI能找到哪些資料，最後結合自己的想法補充完整，一篇文章的底稿就完成了。 「它生成的不是最出色的，但卻是最保險的。」楚楚說。只不過，AI用多了，發現有時候自己動手寫的東西也一股「AI味兒」——官方的、書面的語言風格，以及習慣性的「總分」結構。 圖源視覺中國 「渡劫」 高校教師們也逐漸感受到了AI的入侵。在社交媒體上，一邊是學生們的使用攻略，另一邊也不乏老師們的觀察。 有的老師質疑，「好多表達很奇怪，真的在想是不是AI生成的」；也有人分析，「有位學生用AI寫的，是特別拙劣一眼就能看出的程度，比如國內外研究現狀一篇論文都沒有，都是大話套話，研究建議提的都是跟自己研究一點關係沒有的空話」 ；有的老師感慨，「每年帶畢業論文都感覺在渡劫，抄襲、AI、拼湊，自以為不露痕迹」…… 畢業論文的字裡行間瀰漫著濃濃的「AI味兒」，越來越難聞到「人味兒」。是很多老師共同的感受。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的老師王敬雅發現，由AI生成的論文最大的特點，就是容易出現「假大空的車軲轆話」，給出一個論點，得到三個分論點；拿其中的分論點追問，再次得到三個分論點。但往往沒有什麼研究意義。 王敬雅平時和同事們交流時，大家還提起，如今馬克思主義學院成了AI的「重災區」，其他專業的作業、論文也同樣，越是標準化、程式化的內容，學生越容易用AI替代完成。 像王敬雅老師遇到的那樣，在一所雙一流高校任教的李欣總結，從論文的寫作風格就能「聞到AI味兒」——往往是結構很完整，語言很通順，內容也面面俱到，但到了該深入論證進去的部分，始終停留在表面，反覆纏繞、塗抹。 李欣說，以前批改論文，看到語句不通的、使用接近學生本人平時說話習慣但不符合學術規範用語的，會感到生氣，但現在她看到，第一反應是開心，「至少說明是自己寫的」。 論文致謝的部分往往是偏感性、有「人味兒」的內容，但現實情況是，連需要真誠、走心的這部分，很多學生都要找AI代勞，只留下一些官方的、空洞的文字。 圖源視覺中國 李欣的一位同事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看到學生的論文致謝很簡單、敷衍，讓其回去重寫這部分，沒想到最終交上來的還是AI幫寫的，後來學生坦言，直接詢問了「如何感謝老師」、「如何感謝同學」。 由AI操控的論文，致命的問題不只是鮮有獨立思想、新的觀點，對學術、事實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李欣的一個學生，撰寫的論文關於某一類視頻的傳播策略，在「研究現狀」部分，學生寫：目前對這一主題的研究相對空白，沒有相關文獻。但一直看到最後，李欣發現學生還是列了整整十個參考文獻，不僅和前述的「研究現狀」矛盾，這些文獻名稱本身也過於相似：時間全部為2023年，題目中全部包含著共同的關鍵詞，且每一篇文章都是雙作者，以「XX＆XX」的格式排列得整整齊齊。 李欣察覺到異常，拎出其中一篇去搜索。在知網搜，文章不存在；在瀏覽器搜，同樣搜不到。她逐一搜索了這十篇，全部是同樣的結果。這才意識到，原來全是圍繞關鍵詞，由AI編撰的——這十個參考文獻，全是假的。 王敬雅說，語言邏輯類軟體的工作原理，是根據語言構建信息，但不做事實檢驗，所以會有「胡編亂造」的風險。她所在的歷史領域，AI也可能「編」史實，比如說「劉半農是中國近代的女性革命家」。 所以，在布置課程作業時，她會給學生「打預防針」：AI會編造一些事實性的內容，有的以本科生的知識儲備或許看不出來，但老師一眼就能看出來。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侯毅凌也曾發布微博：給研究生畢業論文開題時，一位組裡的同事面色凝重地說，我今天會得罪人，但我不得不把這事情說出來。（對著6位學生）我把你們每個人的電子版的開題報告都用AI內容檢測工具過了一遍，結果有的AI生成內容高達80%！我和另一位同事不由一驚，一眼看過去，學生們的臉色也變了，躲避著我們的目光。讓人愁啊，那誘惑叫學生怎麼抵制啊。 但無論如何，浪潮已經來了。 圖源侯毅凌微博 「玄學」 國家感知到了這股浪潮。2023年8月28日，我國學位法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對利用人工智慧代寫學位論文等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中明確，用AI代寫學位論文屬於學術不端行為，若是學生，或被撤銷學位證。 今年春天，也陸續有高校發布了關於AI在論文寫作中的規範。天津科技大學對「生成式AI檢測結果超過40%」的學生髮出警示，並要求自查自糾；湖北大學本科生院通知，在本科畢業論文審核過程中，試行加入對論文使用生成式AI風險情況的檢測；福州大學稱，對2024屆本科論文進行AI代寫的檢測，並以此作為評獎評優的參考依據…… 周冉所在的學院，規定AI率不能超過30％，她的論文指導老師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不能超過20％。在檢測之前，她有點忐忑，自己的論文里有不少來自AI的內容，萬一數值太高，只能花工夫再和論文死磕一輪了。但沒想到的是，顯示在眼前的數字只有5％左右，她想，可能和自己沒有完全複製AI提供的內容有關。 在很多學生眼裡，AI率檢測就是門「玄學」。明明用了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沒用的，很可能挺高。周冉的情況屬於前者，新聞與傳播專業的學生陳露則遇到了後一種情況。 剛剛過去的上半年，是陳露的大二下學期。她上了一門網路與新媒體課，老師對期末課程論文的要求很嚴格，一切按照畢業論文的標準來，要格式規範，也要查重。 臨交作業前，陳露說，或許是考慮到AI率檢測在將來會是一種趨勢，老師突然通知，要求學生提交論文時要附帶AIGC檢測報告，且數據不得超過15％。 陳露將論文上傳到老師要求的網站，沒想到一篇完全純人工走心寫完的論文，被檢測出AI率超過了30％。那些被標紅標黃的段落或者句子，是她自己逐字敲出來的。 在社交媒體上，很多人在講述類似的遭遇。比如在畢業前，接到學校關於查AI率的通知，學生將自己寫作的論文上傳到網站，最終卻得到了一個高出學校要求的結果——「一個字一個字手打，被確診AI」。 沒人知道AI檢測的具體邏輯是什麼，也沒有任何申訴的渠道，畢業在即，事關能否順利畢業，大家只能去逐字改寫那些明明是自己寫的，卻被AI識別成AI所為的文字。 陳露也經歷了同樣的情緒轉變，由驚訝到無語，又到無可奈何。最後只能面對。 AI率是門玄學，降AI率同樣是玄學。 陳露去網上看攻略，看到不少網友在分享建議，比如：暴露一些「人」的缺點，例如讓語句不那麼通順，或是多一些口語化、接地氣的內容——儘管這和論文本身的要求是相悖的。 還有人說，自己把「被判AI」的段落轉換成了愛沙尼亞語，然後再轉換成中文，就通過了。 陳露沒有嘗試，自己花了心思寫的論文，再親自弄成破碎、雜亂的樣子，總歸有點下不去手。 其實，在網上，這樣的帖子有很多，但裡面混雜著個人的建議和攻略，以及各種廣告。在小紅書平台，有人貼出醒目的招攬：「AI率從87%→2%，我是怎麼做到的？」從簡介中能看出，降AI率，用的也是AI工具，「一鍵成文」，但在評論里，發帖人則說出了「打折券」、「教程」的字樣。 陳露也遇到過，網友熱情分享一款可以降AI率的軟體，她按照對方提供的步驟操作，最後發現軟體需要付費。陳露也嘗試過一些免費軟體，發現並不好用，邏輯被打破，句子被改得七零八落，很多甚至都不通順了，只好放棄。 用AI寫論文，用AI檢測論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學之間開玩笑說，世界像個巨大的機器人。 圖源劇集《攻殼機動隊》 戰爭 在學業最緊的時期，降AI率無異於一場戰爭。 那段時間恰逢考試周，陳露要一邊備考，一邊給自己的課程論文降AI率。網站每天提供一次免費檢測機會，每天早上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錄網站，上傳論文，檢測，然後用這一天的空餘時間，來和那些標紅標黃的句子搏鬥。 不止是她，全宿舍四個人，AI率全都超了，大家每天釘在各自的椅子上，空氣里回蕩著吐槽的聲音。去考試的路上遇到同學，打招呼的方式都變成了：降下來了嗎？ 但更讓陳露痛苦的是，室友確實使用了AI，也檢測出了60％多的AI率，但沒多久就降下去了；自己完全沒有用，不僅被測出30％，還遲遲降不下去。不僅如此，中間有段時間，甚至還「不降反升」了。「精神狀態」屢遭打擊之後，她跑去網上發帖吐槽：我是什麼AI嗎？配圖是三張檢測報告，數據從28.5％到26.41％，又到27.63％。 發布動態後，她收到了一些來自網友的建議，同時也收到了一些「問候」：需要人工降嗎？她發現，如今已經衍生出了人工降AI率這種新「工作」。 圖源視覺中國 正在讀大學的男生盧凱，給不少參與這場戰爭的人做過「外援」。如今，他就在用業餘時間靠幫別人降AI率賺外快。四五月份是他最忙的時候，臨近答辯，幾乎每天都有人「下單」。 盧凱的工作流程是，先由對方發來AI檢測報告，然後根據「疑似AI生成文字」字數定價（每千字收費30到40元），對方支付定金，盧凱將被標註的句子重新改寫，完成後重新進行AI率檢測，達到標準後截圖報告給對方，支付尾款，發送修改後的論文。如果有人介紹別的同學過來，盧凱會發紅包致謝。 過去幾個月里，盧凱的訂單有百餘元的，更常見的費用在400元左右。他接過最「艱巨」的一單，是一篇一萬餘字的文章，疑似AIGC佔全文比達到88％。 明明是自己寫的文章，被判定為疑似AI，還要把數據降低下去。陳露不想為這樣一件荒謬的事情付費，但又不得不面對，最終只能繼續自己「降」。 後來，她慢慢總結了一些有效的辦法，比如：去掉每小段前的總結，忌模式化的總分結構；多變換句式，避免重複詞語；一定要給句子加主語；別用太多逗號，多用句號斷句，多分段；短句變長句，「首先其次」變「其一其二」，「和」變「與、並且、以及、等」…… 儘管只是一篇課程論文，但因為老師要求嚴格，陳露也足夠重視，前期她在它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查資料、寫作、修改潤色，每個環節都盡了心。過程中時間和精力都花了不少，但文章肉眼可見地變好了，也就覺得「值了」。但降AI率的那幾天，她每天都在懷疑人生，因為明知道在做的事情毫無意義，卻又不得不做。 到第九個早上，登錄網站，上傳論文，檢測。跳出來的數據終於降到了老師規定的範圍內。陳露沒有絲毫成就感也並不開心，只覺得如釋重負，「一個燙手山芋終於扔了」。 圖源視覺中國 退化 AI來勢洶洶，但迎接它的人還處於無序和探索中。 有的學生得知學校查AI率，於是努力降下去；有的學校不查，但學生又擔心查，怕影響畢業，每天四處打探消息。 新華財經曾報道，為避免AI寫作的影響，一些國外高校正在減少課後完成的開放式作業，更加強調課堂作業、手寫論文、小組作業和口試。 國內的高校教師們也不得不面對這個新的挑戰。重新思考和調整自己的訓練方式和考核方式，哪些是有意義的，哪些是沒有意義的，怎麼考察過程而非結果。 圍繞AI和畢業論文的各種討論中，有學生在社交平台吐槽：本科生寫論文，無非是製造學術垃圾；不要指望我一個小小本科生寫出多麼高深多麼有學術意義的東西；AI寫的都比我寫的好。 AI來襲後，李欣還特意和同行討論過。 如果說，一個學生對一個話題是有想法的，但不會表達、說不清楚，藉助一款軟體來表達更清楚，這樣可不可以？ ——但想了想，她還是覺得，把思考的過程和結果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表達清楚，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具備的能力之一，也是教育應該培養的目標之一。 如果說，學生把AI當做高級瀏覽器使用，只是藉助它來檢索文獻、提煉重點，減輕自己看文獻的壓力，這樣可不可以？ ——李欣也想過，最終的結論是，看文獻過程中尋找和激發自己的興趣點也很重要，是機器無法替代的，同時，在海量資料中篩選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各種論述中尋找自己的研究線索，同樣是一種研究能力的培養。 「傳統手藝都還好用，只是效率問題。一旦有一個更方便的辦法，就回不去了，只會追求越來越高效，越來越方便，而這個過程中的損失很難去評估。」李欣說。 李欣從教15年了，關於技術對人的影響，始終保持著覺察。 她回憶，以前上課的時候，偶爾還需要維持課堂秩序，因為學生之間會小聲聊天，講台上的老師則需要在課程中加一些學生感興趣的話題，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而現在，底下常常一片死寂，無論上課下課，幾乎都沒人說話，大家埋頭在手機和平板里，即使是講段子也很難吸引學生的注意了，讓他們「抬頭」成了很多老師的難題。 同時正在發生的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環境下成長的一代，有的學生已經很難用一個完整的句子表達一個完整的想法了，「很多時候都是在蹦詞、蹦短語」。更別說一篇畢業論文，用一萬字左右的篇幅，分幾個部分，有邏輯地論證、推理，然後把一個問題講清楚，「有的學生已經做不到了」。 前不久，李欣讀到一篇關於宿舍投毒案的深度報道，在事件之外，還探討了關於人際關係等等話題。但她注意到，文章在社交媒體傳播時，很多年輕人評論：文章怎麼這麼長？到底是不是他乾的？「大家只想要一個直給的結論，但沒有能力和耐心去理解一個相對複雜的事情，和中間關於人性細微幽暗的部分。」 李欣記得，前段時間她的同事，一位碩士生導師，在改學生論文時寫了大段大段的批註。後來學生改了一版論文發來，同事發現很多地方沒有改動。學生很坦誠，說：「老師你寫得太多了，我看不完。」 「思維方式和思考能力是需要訓練的，如果不用也會退化，而畢業論文，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邏輯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訓練和檢驗。」李欣認為。 而碎片化的侵襲還在進行中，AI又來了。AI的能力在一點點進步，而人的能力不能越來越退化。 圖源劇集《她》 應對 必須要有應對之策，而且越來越迫切。新技術不會停止腳步，科技的發展無法阻擋，李欣說，作為老師，她還在嘗試和探索，如何了解它、應用它。 今年學院有一筆針對硬體設備的經費，由各個專業申報。李欣想給每個老師申請一個文心一言的賬號，讓老師們先了解，以便更好地引導學生。但後來，申請還是被砍掉了——一台電腦或是一台攝像機可以，但一個虛擬賬號，一旦失效，驗收時無法證明這筆錢花在了哪裡。 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趙思淵也和同行聊起過，或許在將來，一些課程將會不得不回歸傳統的考察方式，比如以隨堂測驗、閉卷考試的方式來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有些考核內容在課後的確很難知道學生是如何完成的」。 對於AI的使用，從事多年數字人文研究的趙思淵持更積極、開放的態度。 「如果一個人想要應付一件事，他能找到一萬種方法。」趙思淵說，在沒有AI的年代，想要敷衍論文的人也可以找「槍手」，「每個時代都會有人試圖投機取巧以實現目的，這是亘古不變的社會現象，只是在不同技術環境下，用不同的技術手段實現。」而如今在新的技術環境之下，教師的引導作用也就顯得更重要。 這些年，趙思淵在校內開設一門關於論文寫作的課程。2022年底，ChatGPT橫空出世，他意識到這一定會顯著改變學術寫作的工作方式，所以從2023年起，會在每學期的課程中專門拿出一節課來，從技能角度和倫理角度，和學生一起探討如何恰當使用AI。 過去的時間裡，趙思淵嘗試和探索了一些關於AI的應用場景。他覺得，AI可以代替人完成一些低難度、重複性的工作，比如製作表格、PPT；在處理程式化、標準化的文本方面也可以提供幫助，尤其在發表英文論文時，趙思淵曾讀過一個實驗室學者寫的文章，對方說，如今用GPT做論文潤色的成本大概0.3美分，但過去可能要付幾百美元做這件事。 但同時，該讀的史料還是要讀，該做的田野調研還是要做，包括在電腦里跑數據、在桌前做實驗，永遠是人要做、該做的事。「人工智慧不能替代對真實世界的真實性的檢驗。」 「技術帶來的變化，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對的。」趙思淵說，但只是訓練方式在發生變化，工具永遠是學術訓練的輔助，文章寫得好不好，不取決於用什麼樣的工具，取決於研究者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研究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師王敬雅也覺得，目前AI可以替代一部分「手」的工作，但永遠無法代替「腦子」。 以ChatGPT為主的AI產品，背後的語言生成機制，是依據已有語料精鍊出的概率模型，換句話說，它們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回答問題，但是很難創造出全新的內容，提出新的想法和觀點。王敬雅說，而最珍貴的，往往是「跳」的那一下。 什麼是「跳」的那一下？她舉例了田餘慶先生的經典作品《東晉門閥政治》。 在這本書中，作者梳理了大量史料，構建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豪強大族的交替，他們和皇權的關係，他們怎麼支持某個皇帝，怎麼進行家族聯姻，怎麼實現自己的家族利益。 王敬雅說，事實上，這樣的關係網在如今是可以藉助技術實現的，比如在新興學科「數字人文」領域，有非常便捷的資料庫，「誰是誰的姻親，誰是誰的門生，誰和誰祖籍相同，很多細節是人容易忽略的，但數據可以做到，可以給研究提供幫助。」王敬雅說，但是，在構建關係網之後，田餘慶先生基於對文化的理解、對政治的敏感性，實現了那珍貴的一「跳」：分析了當時的門閥世家如何以自己的關係網路，影響當時的政治格局。 「這是AI做不到的。」 圖源劇集《她》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人物
我曾經服務於民航業十一年，在這期間和之後的歲月里讀過許多份情況通報，而以下截圖裡的這一份對我來說可以算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網路圖片 說實話，我不是很能理解這件事里的各方。究竟是什麼航司，什麼飛行機組，什麼祖父母，什麼同行旅客，會允許兩個陌生人把一個據傳只有一歲多的小女孩帶到封閉的洗手間里進行所謂「教育」？為什麼？憑什麼？這難道不是機上劫持人質和非法拘禁未成年兒童嗎？這樣的事情為什麼可以毫無阻力地在航班上發生？ 不敢想像一個一歲多的小女孩，被兩個陌生人強行從熟悉的祖父母身邊帶走，單獨關進狹小封閉的機上衛生間里是什麼感受。人類不會做這種事情，哪怕動物都不會讓自己的幼崽處在這樣的狀態下。剝奪安全感，人身控制，親人分離，空間幽閉，這是什麼一種行為？指望不上自己信任的親人，被陌生人強行帶走禁閉，這對於孩子是一種怎樣的傷害？ta能理解發生了什麼嗎？ta還能相信自己身邊的什麼人和事？ 最先人們只是在網上控訴旅途中遭遇的「熊孩子」，然後是指責「熊家長」，所有這一切都限於言論的範疇。最先帶孩子的家長只是在網上陳情，講述自己帶孩子的艱難，請求大家將心比心。然後帶孩子的家長最先開始行動，上飛機之後就要給所有旅客發糖發小禮物，事先爭取理解和原諒。 現在旅客開始突破了言論的邊界，也採取了行動，針對孩子的行動。在這之前，我認為無論言辭如何鋒利，那是文明人之間的互動和衝撞，也是成年人之間的互動和衝撞。這是現代社會的特點，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可以爭吵，甚至可以相互辱罵。通過這種互動和衝撞，大家可以確立相互相處的方式，也可以增強相互的理解，雖然過程可能不大愉快。 現在，有人越過了這條大家心照不宣的底線，不再把事情維持在成年人之間，而是突襲兒童，這在我看來就是恐怖主義。只有恐怖分子才不去區分「我反對孩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哭鬧」的言論和「我要抓住小孩子給他們上一課」的行動之間的區別，因為恐怖分子不會在意後者可能觸及法律問題，更不會在意後者可能產生的傷害。事實上，他們要的就是傷害。 面對這種恐怖主義行徑，孩子祖父母、飛行機組、同機旅客安靜如雞，任由兩個旅客對幼童施為，這種靜默和許可我不理解。彷彿是之前網上的海量小作文，洶湧的聲討聲已經把所有人魘住了，人們針對公共交通工具上兒童哭鬧不假思索的反感和憤怒，已經變成了一種公共意識，認為它已經接近於一種非法行為，認為它必須得到糾正或者中止，具有某種不言自明的神聖性。 從來就沒有這回事。在公共交通中，承運人的責任是確保旅客安全、準點地從A地前往B地。旅客所能得到的服務，就是安全、準點地從A地抵達B地。這中間不包括所有旅客都應該洗乾淨，身上不帶異味，不包括所有旅客在睡覺時不打鼾，在旅途中不生病—所有這一切，旅客們都在忍受，認為這是旅程的正常組成部分。 人們真正會抗議的是在機艙里有人打開手機平板外放，抗議有人用腳踩在椅背頂端或者反覆踩踏，抗議幼童不斷用行動騷擾周圍旅客—會抗議是因為這些行為原本是可控的，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人任由它們發生。 兒童哭鬧算是哪一類？一兩歲的幼兒哭鬧算是哪一類？屬於旅途的正常組成部分。幼兒因為氣壓變化因為機艙噪音因為陌生環境而哭鬧，和旅客有狐臭，睡覺打鼾，突發急病，在你身邊吐了一地一樣，是會對人造成不便，是會讓人不悅，但這就是旅途，這就是人。在票麵價格提供的安全方便快捷之外，每個人還需要負責自己忍受的那一部分，因為有天別人可能也需要同樣忍受你自己。 你可以表示反感，你可以表示厭惡，你甚至可以表達你的反對，要求打鼾乘客和狐臭乘客單獨組成一個航班飛行。但是，認為自己有權去「教育」別人家的幼童，那是兩回事。這種權力主張和中小學後巷裡的小流氓沒什麼不同，他們也認為自己有權去「教育」從學校里走出來每一個學生，乃至有權向他們「徵稅」。 而這件事情的流氓之處在於，老闆模樣的人在機上打電話他們不阻止，壯漢踩踏座椅靠背他們不呵斥，刺青大哥不允許他們放平椅背他們不抗爭，面對老人和幼兒的時候，他們果斷出手了，要帶人去洗手間講道理了？是因為老人和幼兒無法反抗嗎？成功選取了最弱的環節嗎？ 以往發生任何針對兒童的惡行，網上的父母就會聞風而動，帶入自己和孩子，陷入狂暴的狀態。這一次很奇怪，大部分人安安靜靜。我認為這種默許是一種不祥之兆，因為它給陌生人「教育」自己家孩子開了綠燈，給外人破壞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紐帶開了綠燈。那每家每戶最好現在就開始祈禱，祈禱自己家孩子沒有做未來也不會做任何網民反感的事情，否則陌生的叔叔阿姨就有權單獨把孩子帶到小黑屋裡去，而周圍所有的人都會安安靜靜看著。 這就是大家想要的社會嗎？這就是未來小孩子需要面對的社會嗎？整件事情里，最讓我難過是通報里小朋友父母說的話：同時對機上兩位旅客提供協助的行為表示理解。 我不理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槽邊往事
小高，你到我們這裡來，對你是個很好的歷練，你好好乾，好好學。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大熊，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考試可以說是他唯一擅長的事情。2021年畢業後，他先考上了政府志願服務計劃，一年後考上事業編，兩年後，今年6月，他終於考上了公務員。 今年，公務員考試考生人數又達到了歷史新高，303.3萬人，錄用比例達到77:1，超過2023年的67:1，2022年的61:1。大學畢業至今的三年里，我周圍的同學幾乎都選擇了考公或考編，還有不少人考到酒廠當工人。一份智聯招聘的報告顯示，從2020年到2024年，想進去國企的畢業生越來越多，今年達到了47.7%。 大熊進入體制工作這三年，我看著他發生變化，起初對官場上的迎來送往，他還常常找我商量應對，嗤之以鼻，漸漸地，我的作用對於他而言，已經成為告解室里的神父。 最近一次，他考上公務員後來找我見面，已全然不見曾經的那些糾結和困惑。他接受了這套運轉的機制，並默認了自己的角色。他固執地認為，自己不過是一顆螺絲，一顆子彈，機器怎麼轉動，子彈射向哪裡，他都身不由己。 1 大學四年一事無成 考公上岸一朝翻身 大熊大名高天志，因酷愛哆啦A夢，大家都叫他大熊，今年26歲。他是我的大學同學，住在我對門寢室。 大學四年里，大熊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他擅長考試，他最驕傲的事情是：我可是我們班男生中第一個過四級的——而且還是裸考。 他和室友關係也不近，我常常看見他獨自一人坐在電腦前，腦袋搭在那把電競椅上，看老版的《三國演義》電視劇，然後看新版的《三國演義》電視劇。他喜歡哆啦A夢，經常對著那個玩偶自問自答。 2020年大三時，大熊本來在準備考研，但疫情來了，他棄考了。大四時，經歷了近一年的網課，同學們都變得沉默。 我們學校是一所二本院校。校招時，我和室友投的簡歷都像石子入水一樣杳無音訊。那天回寢室的路上，我看到圖書館牆上貼著莎士比亞的名句：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大熊告訴我，他準備再次考研。同時，他報名了一個大學生志願服務計劃，如果選中，可以進入政府見習一年，保留應屆生的身份。 那年大熊被志願服務計劃錄取。過了一年，2022年7月，他考上了東南沿海地區一個小鎮的事業編。又過了兩年，2024年6月，他考上了老家X縣的公務員。 網路圖片 大熊打來視頻向我報喜。他還和大學時一樣胖，只是比大學時精神了許多，笑得也更爽朗。 公務員面試成績公布那天，大熊的一位室友給他發來消息：大學四年，你一事無成，如今你總算做了一件最對的事兒，我真替你感到高興。 2 大雄變身臨時工小高 大熊是這樣考上政府的大學生志願服務計劃的： 先是學校面試，面試官是學校團委的學生幹部，每人輪流進行兩分鐘的自我介紹，並講講對服務計劃的理解。大熊一股腦地將計劃的精神要領背了一遍：到基層去，到祖國需要的角落去，用一年的青春，換取永遠的珍貴經歷，等等。他通過了學校的篩選。 一周後是由S省團委組織的面試大會，大熊講的也差不多，在最後他重申作為S省人想要幫助S省人民的願望。 2021年7月，大熊收到了來自X縣團委試崗報到的簡訊通知，他被分配到了縣裡新成立的金融局辦公室。 正式報到那天，政府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從團委書記到下面的各部門領導挨個發言，志願者有80多人，站在台上，等著主持人點名領走，就像《士兵突擊》里的新兵入伍儀式一樣。 大熊被分到了金融局。領他走的是一位30歲上下的大姐，姓李，長得像大熊初中的語文老師。一年之後的大熊回想起來，才意識到這就是傳說中的貴人。 金融局就在縣政府旁邊的商務中心大廈的十六層，站在上面可以看到縣政府門前巨大的廣場，外面淌著的一條河，再遠處是X縣的一半全貌。 李大姐領著大熊進了金融局的金融辦公室，李大姐就是這間辦公室的主任。辦公室加上李大姐一共三個人。130平米的辦公室被分成了兩個區域，一個是大熊所在的公共辦公區，另一半則是李大姐的辦公室，裡面又分出來一個倉庫和一個小卧室。 上班第一天，他去局長辦公室報到，辦公室的門半開著，裡面放著一張會客的皮質黑沙發，局長坐在辦公桌後面，背後是一整面的柚木色書架，黨史資料和文件檔案一層一層疊著。局長戴一副黑框眼鏡，白色襯衫扎在褲子里，精瘦身材，正低頭看文件。大熊壓著身子走進去介紹自己，局長對大熊說： 小高，你到我們金融局來，對你是個很好的歷練，你好好乾，好好學。在這學明白之後，對你以後很有幫助的，整個政府，大到中央，下到鄉鎮基層，都是這套運行機制。你以後就算不在體制內工作，幹些其他工作，文員秘書之類的也是很有幫助的。 大熊邊聽邊點頭。他當時想的是，一邊做著這份清閑的工作，一邊準備再次考研。 整個局裡一共16個人，除開領導和四個科室負責人以及四個正式編製後，剩下（7人）的都是臨時合同工。大熊是志願服務，每個月只能拿2300塊，比臨時工的工資還要低1000塊。他主要是打下手，並不承擔具體的工作責任。因為老是跑上跑下，加上年紀最小，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很快弄清楚了自己的職責，包括但不限於：收發文件，上傳下達，布置會議，購買辦公用品，預約公務用車，買雜物，打掃局長辦公室，以及完成局長下達的所有工作和生活要求，比如拿個快遞，買包煙，遞瓶水，食堂帶飯……最麻煩的一個活兒是安排會議，要端茶倒水，還要擺桌子擺椅子。 他覺得自己像個太監。他看著桌上擺放的領導座次和那些銀行代表名字，心想，局長說的運行機制，敢情是這樣。 小高和李大姐相處最多，辦公室里只有他們兩個人。李大姐叫他：高兒。李大姐有個女兒，常被帶來辦公室，小高有段日子最忙的事就是陪小孩玩兒，輔導功課。 有次李大姐的老公來局裡開會，小高下去迎接，對方是一位鄉鎮領導，穿著一身黑西褲、黑皮鞋、白襯衫，微微揚起的劉海剛好齊到黑色鏡框，小高心裡默默地想，要是有一天也能如此穿著打扮，也擁有一位李大姐這樣溫柔的且有正式工作的妻子，人生足矣。 作為小高的直屬領導，李大姐手把手地教他處理文件，還幫他解決了不少麻煩事兒。有一次，一個上訪常客來局裡，小高被對方罵得不知所措，慌在原地。這人因為參與民間集資，錢被卷跑後公安機關抓不到人，政府也沒辦法解決，總是來金融局上訪。小高只好一個勁兒地安撫他的情緒，實在沒辦法了，就找到局長，局長沒好氣地說：這人都是老油條了，下次趕緊打發走。 李大姐知道後，告訴小高，遇到上訪問題的口訣：端茶倒水做記錄，熱情禮貌三不知。她讓小高下次將人直接帶到接待室，由李大姐出面了解情況安撫，要還是搞不定，才請局長出面訂個日期許個承諾，對方又能安靜不少日子。 局裡有老一點的人告訴小高，以前有上訪的人要是說話解決不了，直接就帶著進局子了，關個幾天，這人自然就安靜了，只是現在政策下來了，不能用以前的手段了。 金融局的工作很閑，小高每天9點到局裡，大多時候是看書和看手機，幫著換下水，中午有兩小時的午休時間，一天也沒什麼事兒。下班時間是五點半，但他在的辦公室算是領導的秘書處，必須等領導下班了，才能離開。 網路圖片 李大姐看局長沒什麼事情安排時，經常讓小高直接走，或者帶著他一起溜走。慢慢地，大姐開始和小高嘮起了家常，聽說他還在準備考研，立馬制止他，讓他不要考研，直接去考編考公。 李大姐講起自己的經歷。畢業後，她做了兩年銷售，父親和爺爺生病了，家裡沒人管，日子散成一地雞毛。她的銷售工作並不如意，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她想過安穩的生活，先是考編，進入編製工作兩年後，又考上了公務員。 李大姐告訴小高，公務員福利待遇很好，有公積金買房，對下一代的幫助很大。她嚴肅地建議小高，考研出來還得考公，何必浪費時間，不如一勞永逸直接解決。這思路，小高以前沒有想到，經李大姐一點撥，才恍然大悟。 2021年10月份，在金融局待了三個月後，小高決定放棄考研計劃，開始考公。 金融局考編考公的老人很多，多是屢敗屢戰者，小高很容易就獲得了複習資料，但不久之後，疫情在小城滋生，小高被分派到防控點去執勤，複習的時間成了問題。 臨近2022年春節，小高參加了第一次公務員考試，距離面試差8分。 畢業後，我們大學的同學總是時不時地在群里吐槽工作：加班，被PUA，被欠薪，沒有社保，沒有公積金，沒有雙休。大家都過上了一眼看不到盡頭的生活。有時獨自生活在出租屋裡，我常常感到被巨大的沉默所吞噬，精神也隨著乾癟下去。 小高很少加入我們的話題，他在金融局享受著朝九晚五的生活，辦公室里的人帶著笑臉，友善客氣，每一天去上班都不必糾結，還能擁有不必將早餐囫圇吞下的鬆弛。他甚至和在學校一樣，保持著兩小時的午休習慣。每天下班，他步行十幾分鐘就到了家裡的樓下，此時的夕陽還未全部成型，他還能留出來一小時跑步。他理解我的壓力，有時候也說：你看起來衰老了好多。 為期一年的志願服務只剩下半年，每次看到我們抱怨，小高彷彿感覺那台高速運轉的社會機器齒輪，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一種如履薄冰的恐懼讓他頭皮發麻。他已經習慣而且喜歡上了現在的生活，第一次考公失敗後，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上岸成功。 3 防疫一線當「大白」 局長倚重照顧 小高身不由己 2022年春節過後，小高所在的縣城冷清了下來。從2021年底開始，疫情持續加重，可感染情況並未公布，只在政府內部流傳。 小高聽李大姐說，馬上就要封城了，縣裡的娛樂場所都停掉了，現在只開放少數超市。春節假期後上班沒幾天，縣裡開始全面管控，金融局也開始居家辦公。直到管控的第20天，下午四點，縣政府的公眾號發布了新增三例的公告。晚上七點，市裡又發出全面清零的公告。 第二天，縣政府的微信公號發布了新的公告——封城。他記得上面有段話寫著：此前我縣進行了20天的封控演練。很快，外出學習的縣委書記回歸，市裡派駐指導組，X縣開始了長達一個月的 「真」封控。 小高每天待在房間里複習備考。考公失敗後，他聽從李大姐的建議，先報事業編。此前離面試只差8分，加上現在居家辦公，時間充裕，小高覺得這次把握很大。 2022年4月25號早上8點，鬧鐘響起，小高迷迷糊糊打開手機，看到一條凌晨四點發來的消息，局長說：務必於4月25日早上六點前到xxx防疫點位集合進行疫情防控，不來的將計入年度考核檔案！！！ 小高一看時間，已經遲了兩個小時，他立馬掀開被子，換好衣服，擦了把臉就往外走。走到小區門口，他發現大門關死，只留下一扇門衛室通往外面的小門。門衛坐在椅子上刷著短視頻，斜了小高一眼說：封城了，所有人都不能出去。小高解釋自己是政府的，要去防控。對方抬眼打量小高，說：工作證。小高是個臨時工，沒有工作證，只好給局長打電話，門衛向局長問了姓名、單位、執勤點後，才讓小高通過。 防疫點位上只有四個人，局長、副局長、局長司機、一位女同事（後來走了）。局裡的正式員工和臨時工都沒來。實際上，局長給金融局的16個人都發了相同的私信，但並沒有在群里統一通知。好在下面鄉鎮上的人前來支援，才解決了人手問題。 小高所在的金融局，有5人是年過三十的合同工，為了考編製，一直留在政府里。其中一位大哥從大學畢業開始，邊工作邊考公，直到35歲才考上。政府里的工作由上往下安排，到合同工這裡便是最後一環。他們最忙碌，實際上也最被需要。小高覺得有些人已經在潛意識裡把自己當成了正式員工。只在發工資和逢年過節髮油卡、禮品時，他們才能感到差異。 小高和我聊到臨時工的問題，我常和他爭辯，應該同工同酬。小高一句話就給我打了回來：人家給你一個救生圈，你不說感恩就算了，還想要上船，想什麼呢。 現在小高成了兜底的人。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沒有防疫物資。酒精、口罩、隔離服都沒有。第二天，宣傳辦的人來拍照，局長毛了：現在口罩酒精什麼都沒有，隔離服也沒有，就連飯菜水都沒有，讓我們怎麼防疫，天天就搞這些形式主義，物資不給我們送來，宣傳標語倒先送來了。那個來拍照的大姐也很委屈：沒辦法，領導就是這樣要求的。 小高在一旁看著，覺得局長說得對，也理解那大姐。但他心裡想的是：複習考試的事兒咋辦。 局長連著三天追問物資，電話一直打到了縣政府，每一次都聲嘶力竭。三天後，酒精和口罩終於送來了。等到第十天才送來桶裝水，之前一直靠局長在旁邊住戶接水牽電。局長沒讓小高直接去接觸感染人員，讓他做一些文員的工作，並在私下裡給了小高500元錢。 小高自己一個人住在一頂帳篷里。帳篷裡面只有一張鐵板床，比學校宿舍的床稍寬一點。一日三餐，他們吃政府配送的菜，早餐是饅頭鹹菜，午飯是幾顆堆起來的青菜花菜，還有幾片豬耳朵，一小盒米飯，沒有鹽分，很清淡。小高吃不飽，很難受。局長不知道從哪裡搞來許多速食麵，麵包，火腿腸。他將這些東西都藏在司機的帳篷里，只有局長、副局長、司機和他，四個人知情。後來局長又搞來四箱怡寶，偷偷地給了小高一箱。天逐漸熱起來，帳篷成了蒸籠。局長又搞來了街上一家安保公司的鑰匙，這下小高能用上空調和乾淨的廁所了。 網路圖片 小高執勤的地方是個沒有物業的老小區，出口被大鐵皮門封住了，政府每三天配送一次物資包，物資由大卡車配送到據點，他們拿下來，再分發給各個單元樓小組的組長。 一天深夜1點，一輛黑色皮卡開過來，停在了小區門口。六個穿著便服的大漢從車上走下來。一人沖著小高喊，把門打開，要準備消殺。小高見對方沒有文牒，便準備通知局長。這人沒等小高摸出手機，便疾步上前：不用說了，我們剛從縣裡開完會，縣裡領導直接下的命令。此前局長給小高下了死命令，沒有文件證明，一律不得進出，小高邊拿手機邊說：那我也得說一聲，我沒有通知就讓你們進去我得倒霉。這個大漢上前準備自己開門，小高的電話也接通了。 小高：局長，來了五六個人要進門消殺，說是縣裡安排來的，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局長：消殺？！這都凌晨1點了。消殺什麼？你把門給我看好！我現在立馬過去。 A大漢：這點位長是誰，那麼屌，縣裡領導安排的他都不開門。 B大漢：我看一下工牌子，陳**。就上次開會縣裡領導說他防疫不到位的那個。 A大漢：我的乖，就這還當局長呢。 他們說話聲音很大，局長聽見後暴怒，讓小高打開免提：你們在說什麼？我可是都聽到了！我倒要問問是哪個熊孬說的！我沒有接到縣裡通知，你們今天哪個敢進去試試！ 局長掛了電話往這邊趕，小高沒搭話，坐在椅子上，六個大漢則站在車邊。十幾分鐘後局長到了，火氣也消了不少，對方只說：你不信自己給縣裡打電話。局長通完電話後，又耗了十分鐘才放他們進去。 需要消殺的住戶都被隔離了，只剩下一個80歲的大爺。消殺的人讓小高去安撫情緒，小高找來副局長出面。副局長說：你也是老黨員了！現在疫情這麼嚴重，國家有政策你不知道嗎？你不遵守規定，出了事兒，我們誰都背不起這個責任！隨後大爺被請出房間，給了一個摺疊床和小被褥，在小區保安室對付了一晚。 小高回去之前，給那位大爺拿去了一瓶水。他認為自己做不了什麼，只是一顆子彈，不是扣動扳機的那個人。那段時間，「身不由己」成為小高最多的感嘆。 經過了十來天的慌亂過後，防控的節奏穩定下來。小高開始思考接下來的複習計劃。他斷定今年的事業編考試會延期，果然，考試時間往後推遲了3個月，要到7月舉行。 他沒覺得疫情是什麼大事，他已經司空見慣了。小高算了算，除去每天四小時執勤，以及為局長整理一些文件外，還有很多空閑時間，完全可以用來複習。但他出門的時候走得急，複習資料全部沒拿。 糾結了一天後，小高下定決心要偷溜回家拿資料。2022年5月10號，封城的第15天，他打電話給母親，讓其準備好備考資料，約好深夜在小區樓下背面的鐵柵欄見面。 凌晨兩點，小高關掉手機屏幕，躺著床上聽了一會兒帳篷外的動靜，只聽到一些樹葉沙沙聲和很遠處傳來汽車報警聲，外面的馬路沒有汽車經過。他起身，鐵板床發出刺耳的吱吱聲，他站起來又停了幾秒，才掀開帳篷的門帘，彎著身子，邁出腿，左右環顧了一下，走到外面。30頂帳篷齊刷刷地黑著，馬路上路燈下泛著白霧，在行道樹的作用下，呈現出丁達爾效應的反射光。 他邁著小碎步跑到帳篷對面的馬路上，躲在樹蔭旁邊往前走。他的防疫工作證還沒發下來，不敢走大路，怕有人巡邏。他穿過公園的樹林，看不清路，也不敢拿手機照亮。他很緊張，根據規定，執勤人員非必要不得擅自離開據點，倘若被抓到的話，他這一年的志願服務算是泡湯了。 走了大約十分鐘，小高隱約聽到汽車駛來的聲音，他一個箭步躲進樹叢，蹲下觀察。樹枝插在他的頭髮上，汗水沿著頭皮一直往下滲，很快就打濕了整個後背。過了一會兒，汽車的聲音逐漸消失，一切又安靜下來，小高卻不敢往前走了。 重新回到帳篷後，小高脫下衣服，躺在床上，把風扇風力調到最大。他大口喘著粗氣，一直到凌晨4點多，才睡了過去。 第二天，小高打聽到政府門口的路沒有管控，可以通過，他決定再試一次。這次他拿到了臨時工作證，還穿上了執勤時的白色防護服。 往常回家只需五分鐘的路程，繞了快半小時。他終於走到小區鐵柵欄圍起的一個角落，母親正在柵欄後面朝他喊。小高衝上去讓母親不要說話。匆匆拿到資料後，他叮囑母親，讓她和父親這段時間千萬別出門，馬上就要清零解封了。他沒來得及看清母親的臉，說完便轉身往回走。 回到帳篷里，小高脫掉防護服，全身被汗濕透了。母親給的袋子里裝著試題資料和一本面試書籍，還有一些口罩、酒精，一個插排和一盞小檯燈。 此後小高開始將時間全部投入到備考中。局長讓他有空就去幫忙，他有時候故意不去。他把摺疊床弄成了臨時書桌，地上墊幾張紙坐著，把書放在床上看。白天他在外面商店的台階上看書。 2022年5月24號，解封前一天，小高看完了所有的書和複習資料。 在帳篷里複習的時候，他想起大學時有同學因為他的肥胖和不善言語，投來輕視的眼神。以前他沒機會證明自己，現在他下定決心要讓人刮目相看。小高也確實擅長於此。試題里的那些邏輯問題，圖形問題，他總是能一眼找出其中的關係。 拿回複習資料沒多久，城裡開始進行清零工作，所有感染者或接觸者都要轉移出去。晚上九點，小區門打開了，人們走出來，兒女帶著老人，父母帶著小孩，都穿著隔離服，排成蜿蜒的隊伍。小高負責拍照。 這些人里，有他初中時暗戀的女同學。小區剛封時，她要出去實習，跟局長說了很久才得以出來，小高認出了她，但她顯然認不出穿著防護服的小高。他還記得那個大媽，她的父親去世，她在家裡等了兩天，才得以把父親的遺體送到了殯儀館。還有一位臨盆的孕婦，等了很久，救護車才來，還有一個誤食消毒藥丸的小孩兒…… 在縣裡，每天都要開點調大會，會上每個點位長要彙報當天的防疫情況，從感染人數，消殺工作，到物資分配，人員排班，全部需要記錄在冊。 解封前的最後一次大會上，一個點位負責人仔細做了PPT，洋洋洒洒講了一個小時，受到了書記表揚，說要讓電視台來採訪。局長也為這次大會做了充分準備，拉著小高將發言稿改了又改，點位人數、任務分配、轄區人數、多少婦孺老幼、哪家哪戶沒有消殺、物資分配情況……改了整整一天。局長沒被抽到發言，他看到別人受表揚，用手拐了一下小高，問他什麼感受，小高擠出勉強的笑容，心裡想：人一旦成為數字時，每一個人都能被一筆帶過。 在連續十五天沒有新增病例之後，2022年5月25號，城裡宣布逐步解封，縣長被撤職。 解封那天晚上十二點，他躺在摺疊床上，忽然聽到了外面馬路上出現吵鬧聲，騎車的、鳴笛的、放煙花爆竹的……響成一片。那晚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三個小時。 第二天起來，他們收拾東西，拆掉帳篷。他意識到，在體制這個巨大機器面前，大家都只是零部件而已，開關按下，一切只能跟著轉動。 4 考編上岸 送禮的事讓他犯難 解封后，距離考編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小高每天早上8點起床，先刷一套試題，然後去金融局上班。上班時，他在辦公室看講課視頻。下班回家後，他學習到晚上10點，洗漱完躺在床上，再看半小時的網課視頻。 看視頻的時候，累了他就會打開彈幕，成千上萬的彈幕瞬間鋪滿整個屏幕：師傅別念了、我大著膽子來聽了、輪到我點開這個視頻了淚目、四點多還在卷的局長們你們好、懂了大領導禿了這就去弄同款髮型……小高盯著，心裡也好過了些：原來大家都這麼辛苦。 我偶爾會在遊戲上看見他在線，便發消息給他為啥沒學習，他說太累想要放鬆一下，然後頭像又成了灰色。 2022年8月3號，我接到他的電話，得知他考上了Y市某個鄉鎮的事業編。 小高的成功，帶著很偶然的成分。他一共報了四個崗位，都在不同地方。最後他考上的崗位是距離他最遠的，他只是順手報了名。考試當天進入考場時，他發現有三分之一的人缺考了。這個崗位的筆試他考了第二名，只比第一名低了0.9分。 他的爺爺奶奶聽說這個消息，立馬就要去取錢給他，讓他報名面試速成班。小高很猶豫，撥打了當地排名第一的輔導班的電話，對面給出了3天七千四，5天九千八的培訓套餐。大熊覺得價格有點高，對方只說，我們就這價格，你要報嗎？小高掛了電話，在網上花2000塊錢報了網課。 面試那天，考場里坐著四個考官，看起來都已經年過四十，眼神冷漠。小高腦子裡不斷地練習著答題的模板和說話的節奏語氣。情景模擬時，考官出的題是，鎮上就要刮颱風了，讓他去進行通報。小高從人身安全、公民財產、防災規範、撤離路線、事後安置這幾個點進行了闡述。 考完當晚，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坐在辦公室里查成績，考上了。 一周過去後，小高在當地的政府公眾號上查詢面試成績，他是面試第一，筆試第二。消息出來後，他一個人也沒有通知，直到公示期過了，才向為數不多的朋友和家人透露。 體檢那天，小高遇到了另一個考來的朋友，對方說自己花了三萬報的面試班。他內心竊喜。 一周後，崗位所在鄉鎮派人來政審，小高需要找金融局的四個人來參與。他去找局長，給局長拿了一條中華煙，感謝他在疫情時的照顧，並請他勞心接待政審的人。局長囑咐他，要給政審的人準備禮品，然後安排李大姐來接待。局長還給小高頒發了市優秀志願者的獎。 送禮讓小高犯了難，他給局長拿煙純粹是真心感激，也沒什麼心理負擔。但人情世故的事他還是第一次接觸。小高想，買煙買酒太貴了，不合適，他考慮再三，決定送點家鄉特產：香烤啤酒鴨。 政審那天來了三個人，一老一少，還有一個司機。小高拎著特產，準備在司機停車的時候順手將禮物放在後備廂里。車子停下後，還沒等小高上前，司機就把車開走了，小高只好又把禮物收了起來。此前一天，他還跑到縣裡一家比較好的飯店打招呼，說會有招待，讓飯店務必要留出一個包房。 政審時，鎮上的人先找到小高了解他對即將上任的工作的看法。兩個人里，有個人只比小高大一歲，看著冷冷的，但另一個人稍年長的人每次向小高提問完後，都會朝這位年輕人投去徵求意見的眼神。小高心裡既羨慕又失落：年紀明明差不多，可他還是被考察的一方。後來小高才知道，這人在鎮上名聲在外，據說「上頭有人」。 和小高聊完後，他們又找了小高安排的四個人面談，李大姐就是其中之一。李大姐出來後對小高說：局長見人就誇你，說我們高兒這孩子素質高，辦事強，疫情的時候幫了很多忙，是個踏實的人，而且走之前還給自己解決了前途問題。 政審結束後，李大姐邀請這兩人吃飯，小高見狀也趕緊上前邀約，對方拒絕了。臨走，他們又問了一句：這裡哪個飯店比較好吃？小高沒多想，推薦了一家。如今他回想起來才明白，當時人家給了他機會，但他沒有抓住。有些時候，需要克服難為情，製造一種「盛情難卻」的局面，才能達到目的。 考編通過後，小高一直告訴家裡人要保密，他覺得在公示期結束之前一切都不算確定。他還有些迷信，總覺得事兒沒成之前，一定不能聲張，畢竟煮熟的鴨子也能飛。結果，他父親幾乎立即告訴了全家親戚。他去看望外公外婆時，外婆咧開嘴笑不停，說，我的寶貝大外孫，要去拿政府的大紅票子了！ 5 […]
2023年年初的一場小範圍會議中，小紅書的中高管坐在一起討論可能影響新一年電商業績的風險，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時尚潮流商家負責人彩麟（薯名）離職，那會是電商業務的最大風險——從2022年開始，時尚行業在小紅書電商GMV貢獻越來越高，到去年年初佔比已接近50%，超過美護行業，成為內部第一。 但兼任交易部負責人的小紅書COO柯南（薯名）並不滿意時尚行業的成果。多位前電商業務及中台員工說，柯南曾在多場會議中點評彩麟「不懂小紅書」，認為她沒有策略。 這樣的評價很不合常理。在其他互聯網公司，數據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通用標準：帶來增長的方向就是正確的方向，員工也習慣用數據證明自己，誰的數據越好，就越值得晉陞。但在小紅書，這套標準在某些場合失效了。 之後的一場組織架構調整中，在小紅書待了9年的家居行業運營負責人麥昆（薯名）被提拔為電商行業的商家總負責人，數據表現突出的彩鱗與其他行業負責人從直接彙報給柯南，變為彙報給麥昆。被大家視為影響電商業績的最大風險因子——彩鱗離職——一下成為了懸在電商部門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最後，CEO毛文超出面了。雙月復盤會上，毛文超開始讓時尚負責人彩鱗和柯南分別坐在自己兩側，並誇讚前者的表現——這代表著一種新信號。於是，電商部達成了微妙的新平衡：麥昆仍然是名義上的行業總負責人，但彩鱗在決策上的地位得以提升，幾乎不受麥昆干預。 在更多員工眼裡，這場一波三折的管理層調動只不過是小紅書眾多管理問題的一個切片，他們還能列舉出很多自己難以理解的調動、晉陞和裁員案例。他們時常弄不懂小紅書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並因此陷入長久的不安全感，工作中如履薄冰。 連毛文超自己也意識到，小紅書遇到了「大公司病」——在11周年發布的內部信里，他與聯合創始人瞿芳提到，許多一線員工已經感知到業務複雜和組織長大所帶來的臃腫和熵增，「有勁兒用不出」，「難的不是挑戰而是缺乏意義的消耗」。 往回看，或許2022年是一個轉折點。 這一年，用戶規模快速增長的小紅書開始發力商業變現，電商、廣告以及國際化業務變動劇烈：1月，電商負責人傑斯（薯名）離職，原為一級部門的電商部被劃歸至社區部之下，開始由柯南管理；3月，戰略負責人二丫（薯名）被調去做國際化業務負責人，小紅書開始試水東南亞出海業務；9月，CMO之恆（薯名）帶領商業部進行行業劃分，開啟數次組織架構的拆分、合併。 伴隨業務增長而來的，是人員的擴充。小紅書開出更高的薪酬和更大的職權範圍，以吸引有3至5年一線經驗的執行層，和在其他大廠做過管理的中高層，希望他們能帶來可復用的成功經驗。在去年年初內部還能查看到員工總人數時，系統顯示，含實習生等人員在內的小紅書員工數已經達到一萬二。 這些源源不斷的新員工，有著被小紅書肯定的豐富經驗，也深諳大廠的生存規則，他們抱著期望加入小紅書，想在這家為數不多的還處在上升趨勢的互聯網公司大施拳腳，結果發現自己待的時間遠比預期的短，甚至難以landing，連試用期都挺不過。一位中台前員工說，他觀察到試用期沒滿就主動或被動走人的，「比例不小」。 一位商業部員工說，過去一年，光商業部就有超過10位R6級別及以上的人員離職——在小紅書的職級體系里，如果是公司創始人兼 CEO 是第一層，R6相當於CEO的減3，通常是業務線的小組長。他曾參加一場由HR組織的培訓會議，HR詢問在場員工有誰入職超過半年、誰超過一年，並讓大家舉手，「超過半年的人其實就很少了，基本上都是新來的」。 高頻的人員流動和頻繁的業務轉向中，小紅書的組織溝通機制時常失效，決策不及時，落地很艱難，但這不僅是大廠共有的「大公司病」，一些小紅書獨有的「小紅書病」，藏在更深的地方，時刻影響著成千上萬員工和這家當紅互聯網公司的命運。 不以數據為導向 中層管理者高寧還記得入職小紅書後，第一次參加雙月總結會時的震驚。 整場彙報，沒有一個數據。運營負責人的總結像是一篇作文，90%的內容是在講述自己做業務的心路歷程，毛文超還在文檔里圈圈點點，評論一句「笑死我了」。另一位產品負責人，也沒有提到關於產品的數據。 這和她在另一家大廠的工作經歷完全不同。她曾需要通過各種事實、數據來證明自己的方向是對的，「而小紅書好像對事實、數據以及真實信息無視了」。 這是像高寧這樣的大廠人來到小紅書必須學習的第一節課——接受不以數據為導向。 小紅書春晚項目負責人來克（薯名）曾在內部播客節目《有人種薯》中提到，自己會在面試或者新人landing時，非常警惕新人到底相不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判斷和真洞察，他會扔掉所有那些刻板的執行方式，而不是唯數據論、唯 ROI 論，或者是唯所謂的benchmark來比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是兩種腦子，並不是說另外一種腦子不對。小紅書發展到今天，可能也需要一些更科學的管理方式來做評估、管理，但是現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創造是放在第一位的。」 前電商業務員工陳思曾經完全看不上這套說辭。她習慣了用數據作為評價標準。她參與過一場電商活動的策劃，儘管成交不錯，但柯南只肯定了整場活動中的一個產品設計——用戶點開筆記，會看到兩隻蝴蝶飛出來。「我那個時候其實不太理解，這是什麼評價標準？它好在哪？這個東西和電商到底有什麼關係？」 直到離開小紅書，加入另一家大廠之後，陳思才慢慢理解這一邏輯的合理性——做內容時，其他大廠是解一道數學題，有固定公式，比如用紅包換來新的創作者，自然能創造出更多的內容，內容能夠換來的新用戶數和留存率就是答案。而小紅書孵化社區的過程，是做一道語文題，什麼樣的內容能讓用戶喜歡，沒有公式，也沒有標準答案，只能靠員工們的感覺。但她仍然覺得，這一邏輯也只在做社區時合理，「電商是一道數學題」。 交易部每月一次的經營月會，往往是感覺與數據兩種邏輯碰撞最明顯、劇烈的時候。 各行業負責人彙報時，柯南更看重他們提到的「有心智」的個例，比如小眾設計師品牌分支Red Label——在主做服飾電商的時尚潮流行業里，Red Label只佔據GMV不到20%。 柯南只會問Red label的策略，對剩下80%GMV佔比的其他服飾領域毫不過問。漸漸地，行業負責人也學會在彙報時突出重點，在文檔里貼的圖都是漂亮、獨特的商品，把不怎麼高的成交額數字縮得非常小，放在下端，不提80%的GMV是如何完成的。儘管在實際運營中，小紅書的服飾運營團隊架構和抖音、天貓並沒有太大區別，依舊是按照男裝、女裝、童裝、鞋子等分類做運營，但在需要資源支持的時候，都是20%的個例優先，80%的工作「只能悶頭自己干」。 一些數據表現優秀的案例甚至還會被打壓。某行業負責人扶持了一位外部主播入駐小紅書開直播間，一場直播的GMV能到2000萬——雖然比不上董潔與章小蕙巔峰時期的單場5000萬，但已經算得上目前小紅書內部主播的頭部。但柯南不允許將這個主播作為案例在內部和外部宣傳。 「柯南說這不夠小紅書，不是正確的路徑。」一位接近電商的內部人士說。柯南給出的理由包括兩點，一是該主播不是小紅書培育和成長起來的，二是該直播間賣的貨品不具備小紅書特色。 有員工覺得，小紅書對於這套方法論的堅持，有時到了反行業規律的地步。 2022年年初，高層曾拒絕模仿位元組早期做內容電商的方式，以發券或紅包等現金激勵的形式來做國內電商的增長，認為這樣的方式會破壞用戶體驗，並且會吸引來一部分灰產用戶，沒法產生長期價值。但負責電商增長業務的一位小組長，花了半年時間，也沒有讓電商用戶帶來太多增長，最後被開除。後來提拔的新組長，還是用回了補貼利益點的方式。 同年在做東南亞國際化業務上，高層明確拒絕要買量，原因是毛文超相信買來的用戶都不是真正喜歡這個社區的用戶。一位中台前員工回憶說，其實眾人出發新加坡之前，毛文超說這是「沒有預算、沒有上限」的項目，但當國際化業務真正開始後，高層又改口，不給投放預算。 最後，運營組的員工「像拉保險一樣」線下拉新，或是在instagram上給用戶去發私信鏈接，邀請他們下載並使用小紅書，一位知情人士說，2022年下半年的時間，產品在某國家的DAU非常低。 這些彆扭的、與過往做事邏輯截然相反的事，讓很多新來的員工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當數據目標失去引領作用，他們急需找到一個被認可的方向。 Say no和小紅書味 2022年8月，小紅書本地生活業務突然被按下了暫停鍵。 產品、運營員工開始了一場長達4個月的共創會。他們來辦公室打卡，但什麼都不做，只探討小紅書本地生活業務未來該怎麼做。每當討論出一個方案後，柯南會前來點評十幾二十分鐘，但不給出明確的方向。而本地生活部門員工接下來的工作，則是琢磨柯南的點評到底是什麼意思，她想要什麼，再花三天到一周的時間給出一版新方案——4個月時間就在周而復始的彙報、點評循環中過去了。 「柯南就是say no的邏輯。」一位電商業務前中層管理說，「她不會給出具體的方向，但她內心會有一個標準——什麼是她不想要的。」 從一線到高層都感覺到，站在業務決策層的毛文超和柯南身上有股焦慮、恐懼感——小紅書是從電商回到社區後取得成功的，他們害怕外來者們來到小紅書，除了帶來市場經驗，也會再次改變小紅書，讓它失去區別於抖音等其他產品的獨特之處。如果小紅書不再是小紅書，建立在社區之上的電商、廣告銷售，甚至是未來的上市計劃，也無從談起。 某種程度上，不以數據為導向的確讓小紅書保持著源源不斷的創造力，帶動用戶規模快速增長。疫情期間，從小紅書興起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流，比如露營，「他給了你這樣的空間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沒有要求必須在短期內有多少DAU或筆記數量，放在位元組或阿里，如果你需要三個月、一年才能驗證這件事情能不能成，那壓根兒就成不了，直接被斃掉了」。 正是因為社區的經驗過於成功，做出了小紅書特色，成了小紅書的護城河，這種恐懼感才愈加強烈。於是管理層要求，必須建設小紅書式的電商、廣告銷售之路。而一旦有人讓他們心中的警鈴響起，say no就會生效。 多位電商業務的員工認為，電商負責人傑斯在2022年年初離職，就是決策層恐懼感發作的例證。 傑斯加入小紅書是在2019年。那年夏天，小紅書開啟直播內測，5個月後，小紅書開始內測電商直播，傑斯也成為電商直播業務的負責人。幾個月後的一場創作者開放日，傑斯說，GMV不是小紅書直播業務的核心目標，因為「社區的核心是人，我們最在意的是人的感受」。 當時社區還沒把流量開放給電商，但小紅書直播帶貨進展已經不錯，並捧出以「愛臭美的狗甜兒」為代表的第一批主播，她曾創下過小紅書帶貨紀錄。 「但柯南認為傑斯做的直播帶貨，不是小紅書想要的。」一位電商前員工說，在傑斯帶領下電商業務全年GMV快速增長，柯南依舊認為傑斯賣的貨不符合小紅書定位，並認為小紅書基本盤還是雙列圖文，不是直播。而傑斯所制定的一系列直播策略，比如打通社區和電商流量，通過筆記的形式引導用戶跳轉進直播間，也沒有得到認可。在後期腦暴會等大型會議上，這位負責人頻繁受到高層的挑戰。 2022年1月，傑斯離職，官方聲明稱是因家庭原因。同一時間，小紅書宣布將電商部和社區部合併成為新的社區部，由柯南帶隊——直播業務開始不受重視，「根本沒人管」。月會上，負責主播運營的團隊往往被分到最後再彙報，也從未主動提到要再孵化誰。 員工們意識到，在小紅書，是否能得到認可，不在於數據好不好，而要看自己「懂不懂小紅書」，做的事情有沒有小紅書味——不管是宣傳物料，還是活動設計，員工都被要求做出小紅書味。它是阿里味、位元組味的反面，但具體是什麼，沒人能說出來一個定義，也沒有一個通用的標準供大家學習。 小紅書春晚項目負責人來克曾這樣解釋小紅書味：「第一眼就覺得非常簡單、純粹，是讓人覺得心裡咯噔一下的東西，勁兒往一處使的那種感覺」「有很小很小的連接和能量，讓看到的人能夠會心一笑」。 沿著這種玄妙的感覺，更多具有小紅書特色的詞被創造出來。比如「個人體感」在小紅書使用率格外高。高層討論上，有人說要通過去景德鎮去深入地跟商家調研，來增加個人體感；一名高層在月報中反思，個人體感率還不夠高。 體感好的時候，生產出的東西是「有靈魂的」。在內部，「有靈魂」可以被用來誇讚一個文檔，也可以誇讚一個人。小紅書春節營銷傳播負責人托托（薯名）說，自己最初聽到這個詞很懵，待了兩年後對「有靈魂」的理解是：「回到常識，回到你自己，你觀察到的、考慮到的，然後你有顧慮的，又打消顧慮的，你又如何打消自己顧慮的，最終你做了一個決定，老老實實地，不要去粉飾，把這個過程給它落下。」 這不是一種方法論。一場共創會上，多位中高層曾討論起小紅書做到現在有沒有核心方法論，毛文超說，小紅書不需要方法論。 沒有方法論或許就是小紅書維持創造力的方法。只是對於新人來說，理解語文題會比學習數學公式更難。他們也難有抓手來學習，究竟什麼是小紅書味，什麼是有靈魂。 生死門 當員工們一起來解答語文題，而評卷人是擁有最高決策權的毛文超與柯南時，老闆的喜好就成了做事的依據。 相比數據是客觀、不分等級的，感覺與人相綁定，揣度高層的意思來做事，而不是盲目追求數據成果，成為度過試用期乃至一直待下去的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最好的辦法就是找中台，或是老闆身邊人，問問老闆的想法是什麼，然後順著他的想法去干。」前中台員工許澤說。 在小紅書中台團隊工作，許澤最大的感受是，相比位元組跳動是業務團隊領著打仗，小紅書的業務團隊「非常慫，非常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張」。 他曾遇到過業務團隊連寫策略報告中的OKR，都要來問中台員工該怎麼寫。做任何決策時，業務團隊往往不會直接去找柯南討論，而是會提前問中台，柯南最近到底在關心GMV、DAB（日均下單用戶數），又或是其他指標，讓中台提前「透題」。他們也會將策略報告拿給中台一一確認，以增加柯南同意的成功概率，「這是懂這個小世界的生存規則」。 很難苛責業務團隊的謹慎，因為在小紅書，如果猜不到老闆的想法，得不到認可，後果往往會很嚴重。 中層管理者程浩很怕開會。決策層批評人時的高壓，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一場國際化業務的共創會上，核心高管直接被毛文超罵哭；另一場電商部門的經營月會上，某高層被柯南罵到線上會議直接關停，線下的人自己悄悄走掉，只為給高層留面子。甚至連商業部廣告銷售負責人CMO之恆，也會被毛文超質疑得厲害。 在商業部，中層將每月一度的經營月會稱為生死門。一位接近商業部的人士說，業務負責人們擔心自己會在經營月會上回答不好毛文超、柯南提出的問題，或是與他們發生意見衝突，這可能影響到他們的職權範圍。 他們目睹過類似的案例。生活服務行業群的前負責人曾在去年夏天的一場月會上，和柯南討論了10分鐘，是否可以在搜索流量傾斜來給商業化廣告業務增量。柯南不同意該負責人的觀點，認為他在走捷徑。「但這只是觀點的討論，並沒有對和錯。」上述人士說。 一個月之後，該負責人被加了個領導，再過一個月，他就離職了——沒能挺過試用期。然而據上述內部人士說，從每周周會的表現來看，上述負責人業務表現，以及對產品需求、商家、行業和競爭對手的洞察，「其實都是ok的」。 當業務並不好做，而大家又觀察到與老闆意見不一致可能會被調動之後，他們害怕說出真實的想法，害怕與上層會不一樣。 一位知情人士說，在2022年一場共創會上，中層與高管們曾在一起討論小紅書的海外版本應該做什麼方向。毛文超就其中一個方向簡單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後，在微信群內發起一項投票，讓大家從四個選項中選出小紅書該發展的方向。 在場的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毛文超事先發布過看法的方向。毛文超點名了選擇不同選項的員工，要求他們說出原因，其中一位高管馬上轉變想法，稱本來認為兩個方向都可以，現在覺得還是多數人的選擇更好。「其實並沒有人說選擇其他方向不可以，但是通過點名、非常嚴肅地問你，就已經說明很多了。」 高壓、溝通不暢的會議造成了另一個問題——低效。 入職接近兩年，程浩參加過數十場月度會議。這些月會足夠長，從早上九點開始，下午五六點結束，中間只休息30分鐘。光是這一點，就讓程浩覺得難以忍受——在其他大廠工作時，只有彙報重要進度或是需要整個公司來做重大決策，才和CEO開會。PPT有明確頁數要求，不超過10頁，且至少有一頁需要CEO給決策，會議不可能開7個小時。 而在小紅書，儘管每場會議前都會有流程安排，比如財務數據分析、經營彙報，大家也會將實際業務遇到的困難、需要的支持提前寫進共享文檔里，但真正開會時，會議變得非常發散，「因為（毛文超）經常會跑題。」程浩說，「他的思維很跳躍，經常從一個話題延伸、抽象到價值觀、路線問題，最終又不做決策。」他甚至很難想起毛文超究竟說過哪些話。 不做決策，七個小時以上、讓人難以記住內容的會議到底會聊什麼？ 答案是什麼都聊。一場電商部門的經營月會，中高層甚至花了一兩個小時聊MBTI。COO柯南讓自己的下屬在會前測了自己的MBTI，開會時，大家分析了許久不同屬性的特點，交流每個人的屬性是什麼。一位業務負責人由於是T人，被告知以後在招聘時可以再招一些F人。 在多位員工看來，小紅書的業務不像位元組跳動和拼多多那樣是基於老闆的頂層設計創造出來的，而是在社區基礎上自發生長出來的。用戶做了什麼有價值的內容，或提出了什麼樣的需求，管理層就去跟進或滿足，很少主動預判和決策。這種思路也被沿用在電商、廣告等商業化舉措上，市場上沒有一份可被小紅書直接複製的經驗，管理層只能等下面的人去試，再去判斷這件事OK不OK。 只是在反覆的嘗試中，員工很難得到正反饋，反而會因為沒有目標與共識，感到困惑、消耗，做大量無用功，最後或忍耐到極限主動離職，或因為頻繁變更方向難以得到明確結果，沒有產出，而被裁員。 在搖擺反覆中前進 小紅書電商的美食行業負責人曾在短時間內換過3任。 第一任負責人是天貓生鮮出身，柯南覺得對方「不夠高端」，只知道做規模，將其調去做另一行業的項目。第二任負責人是盒馬出身，按照柯南想法將目標設定在高端用戶，主打有機食品、短保質期的高品質產品等。但等到他做述職報告時，柯南的想法又變了——她覺得還是得做大眾化食品。於是第二任負責人沒通過試用期，第三任負責人再次上台了。 在互聯網大廠，大大小小的搖擺本身很正常，這甚至不是一個問題。對增長的追求，對競爭對手的恐懼，都會加重一家公司的焦慮。他們必須不斷嘗試新的東西，再根據結果來調整自己的策略。 只是在員工看來，小紅書的很多調整往往沒有經過充足的方案測算與探討，只根據決策層的直覺和主張而變化，「並且他們想不清哪些東西適合小紅書，哪些東西不適合，只希望通過招聘換人來解決問題，但其實招聘不解萬物」。 除了通過換人來調整業務方向，小到一項數據指標的設定，比如電商增長的目標到底是GMV、利潤、訂單，還是用戶數量，大到某個產品是否要繼續，都在以員工難以適應的速度更換著。 在2022年柯南接管小紅書商業化產品之後，多個商業化產品關停再重啟，包括商業化廣告外鏈淘寶及小程序（2023年2月關停，同年10月重啟），小紅書與天貓合作的底層數據互通互傳工具小紅星（2023年9月關停，今年1月重啟）。後者曾是CMO之恆管理商業化產品時，曾大力建設並推廣的項目。「關停時，都是說為了發展小紅書站內電商，或是維護社區生態健康，需要商業化收入的時候，又放開了。」 一位商業部前員工說，小紅星在2023年中斷時，自己一度很難和客戶去解釋。儘管商業部緊接著就推出了一款與京東合作的數據工具「小紅盟」，但商家很難買賬——過去推廣時一直是「小紅書種草、天貓收割」，前後不一致的話術與商家的認知、市場的判斷都是相悖的。這也讓業務很難做下去。 業務的搖擺背後，是小紅書管理層認知的緩慢迭代。 2022年初，前電商負責人傑斯離職後，小紅書將電商部和社區部合併成為新的社區部，由柯南帶隊。 在6月的一場會議中，柯南定下了一個年底要實現的DAB目標。「毛文超直接說，很開心業務一號位今天敢於說年底要達成什麼目標，但按照我對小紅書執行力的理解，我知道我們年底一定做不到，如果達到了，我毛文超就從小紅書樓上跳下去。」一位在場的前電商部員工回憶。 緊接著，在一個月後的復盤會上，柯南又馬上否定自己的目標，稱小紅書做電商的人，誰要是以數字結果為導向，就離開小紅書，「從此DAB目標再也沒有人提過」。然而到了2023年年初，對過去一整年進行全年復盤時，柯南再一次自我否定，稱自己以前規模視角不夠，之後需要迭代。 業務就在反覆中，緩慢往前推進。直到2023年董潔在沒有官方孵化的情況下出現，柯南終於肯定直播與電商的作用。2023年3月，小紅書正式將直播業務提升為獨立部門。8月，直播業務部門、電商業務部門整合成為全新的交易部，成為與社區部、商業部平行的一級部門。 儘管如此，柯南與毛文超並沒有真的放下那份恐懼，社區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動搖的。 他們只給到中層管理與執行層一個固定的指標——非社區內容佔據總流量的8%，但並沒有建立更多的協調機制，讓這幾方達成平衡產生共贏。於是不同部門建立起了一堵互相隔絕的牆，將完成自己的KPI放在首位，而拒絕橫向的協調、合作。 常常有電商部門業務負責人帶著流量策略找到演算法技術團隊，演算法團隊會要求電商部門先去找社區達成共識，而社區會以影響用戶為由直接拒絕合作，最後策略執行不了，業績也會因此受影響——一位一線員工就是因此無法實施自己制定的流量策略，而被認為「沒有取得亮眼成績」被裁掉。 那些承諾以破壞部分社區體驗來換取特定收益的「冒險家們」，也因為不同部門配合度不高，成功率不高，最後落入「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的境地。 高流動率下的人 離開小紅書一年多，中層管理者高寧還在做心理諮詢。 她沒能挺過6個月的試用期，儘管她之前已經待過兩家大廠，自認為抗壓能力、工作能力、穩定性都不錯。而現在，一講到那半年時間的經歷，她仍然控制不住落淚，「身體有了創傷記憶」——走在路上，她的腦子裡仍然會閃回前領導批評、人身攻擊自己的畫面。有天，她刷到前領導的視頻，「看了幾秒，身體就開始不舒服」。 高寧是被獵頭推薦入職的。入職第3個月，她所在部門組織架構調整，領導降級，替代她成為業務負責人，高寧也被迫降級，從中層管理變為一線員工，工作內容和部門實習生一樣。她形容那是一個「根本不匹配自己能力」的崗位。 接下來的日子，業務方向開始以周為單位頻繁改變。每周一領導與高層開完會後，就會告訴高寧方向又變了。領導經常性的攻擊也讓她喘不過氣，有位同事已經在吃抗抑鬱和抗焦慮的藥物。 入職第5個月時，高寧迎來第一次內部評估和績效評價，結果是3.25。但她不理解這個結果：自己所負責的產品在上線1個月時，已經和上線3個月的同事產品數據齊平。 她想申請休假。頻繁變化的業務以及高壓的領導，讓她覺得自己到了極限，想喘口氣，再思考轉崗的事。但休假申請提交後的第二天，領導和HR告訴高寧，她被辭退了。沒有溝通，也沒有交接，迅速被踢出所有工作群，高寧在小紅書的日子就這麼結束了。 她甚至沒在小紅書擁有一個工號——員工入職滿一年才有工號。這並不是隨機的，是司齡1年以上的小紅書員工順序序號，今年4月，這個數字剛破6000。這意味著小紅書成立至今11年，包括離職員工在內，在這家公司待滿一年的人剛過6000人。 前商業部中層鄭維待的時間更長，但也沒超過2年——2年被視為入職小紅書之後的第二道門檻，按照0-50%-25%-25%的歸屬原則，入職滿兩年的員工才能拿到第一筆期權。 鄭維在2022年進入小紅書成為商業部某行業負責人。緊接著組織架構調整，部門被合併。部門來的新領導，將鄭維和同級的多位同事都調去做一線銷售。鄭維難以接受，「團隊都是我帶起來的，業務也都達標了，我進來的時候是（業務負責人）這樣一個title，你讓我去做一線，這怎麼可能呢？」 他沒能申訴成功，只好輾轉轉崗到了另一個部門，做一線銷售——新部門的領導也是剛來的，他向鄭維承諾，做銷售只是暫時的，後續或許有調整空間。然而該領導也在一個月後迅速轉崗。 轉崗後，鄭維的績效目標完成率有多個雙月超額完成，只有1個雙月較低——他解釋是因為領導將目標翻了很多倍，並告訴他要「幫其他幾個兄弟扛任務」。而這期間，將他降職的原部門領導並沒能landing成功，在試用期離職。「但我一直覺得風險非常大。」鄭維說，成為一線銷售後，自己拿的還是遠高於銷售的業務負責人薪酬，擔心一到人才盤點，公司就會因人效比而為難他。他更擔心的是，職位降級會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有影響。 果然年終時，鄭維被領導和HR告知績效不達標要被裁員。他拿出自己雙月完成率情況以及全年收入找到HR理論，無果。在最後一通與HR的通話幾分鐘之後，他的辦公系統用不了，緊接著郵箱就收到一份解約通知書，解約原因是不符合崗位要求。他決定申請勞動仲裁，並拒絕和解，只為自己討個說法。 最後，這些低於預期時間離職的員工們，都構成了小紅書高流動率的一個數字。 在那封11周年內部信的結尾，毛文超和瞿芳寫道，需要重新出發，保持敏捷和專註的創業團隊狀態。 所謂敏捷，是指團隊自驅、扁平、靈動，而不在臃腫複雜的環境中消耗。於是，最先採用的治病辦法是向組織動刀——8月16日，小紅書宣布不再設置r職級；簡化管理層級，不再設置L0；各級leader採取任命制。 但小紅書的病，是沒法通過只撤銷職級、簡化管理，而徹底根治的。這是在組織文化、業務發展規劃、內部管理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系統之病。 而對於中層管理者程浩來說，相比公司治病，他更在意自己還能在小紅書待多久。 他說自己很幸運，入職快兩年，還沒經歷過特別大的調整，但他也感覺到，自己所負責的業務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入職時，HR曾對他說，小紅書很可能會在2024年上市，他不知道自己離開，和期權歸屬成功、小紅書上市，哪一個會更早到來。 但他已經計劃好，離開小紅書，他再也不會待在互聯網大廠。工作這麼多年，他已經攢下了可以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的資本，他想要徹底休息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鏡相
這個社會的許多人都推崇「叢林法則」，張嘴就是「爭當人上人」，認為只要成為「人上人」，有權有錢，就能過得很好，只要自己適應社會那一套，不管好的壞的，就能融入其中，成為受益者，成為「物競天擇」的贏家。 我一直覺得這種思維特別愚蠢，因為一個社會好不好，不能看有權或有錢的人日子過得有多麼好，有多少特權，而是要看普通人能否安穩快樂度過一生。如果不能，那就意味著權力和金錢構築的一切都是虛幻的，隨時能夠被權力更大的人剝奪。 即使你能安安穩穩過完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會。因為我一直強調一句話——「一代人越是強調無底線適應社會，就越會給下一代帶來更難適應的社會。」 這些年來，「越來越難適應的社會」已經肉眼可見。這兩天，飛機上兩女子帶一歲小女孩進廁所「立規矩」的新聞炒得沸沸揚揚。 這件事讓我很憤怒。一歲左右的孩子，在哭鬧問題上經常是不可控的，她連話都不會說，只能依靠哭來表達自己的不舒服或恐懼。如果孩子在飛機上持續哭鬧，那麼空乘人員應該提供幫助。 結果呢？兩個得意洋洋「立規矩」的女人，輕易禁錮了一個一歲小女孩，小女孩的監護人對這種陌生人侵害自家孩子的行為「表示同意」，後來連父母都「表示理解」，空乘人員竟然無動於衷，認為是乘客協商後的行為，連警察也持此論調。 文明社會會怎樣處理這樣的事情呢？兩個打著「立規矩」霸凌孩子的女人會吃官司，學學什麼叫做真正的規矩，小女孩的爺爺奶奶也會吃官司，因為監護不力給孩子帶來了危險。航空公司會遭遇全社會的口誅筆伐，股價一落千丈，和稀泥的公權力也會被嚴厲批評…… 許多人將這件事歸結於「厭童」情緒，就像其他許多社會事件一樣，最終被歸因於民間的某種情緒。 我認同這一點。這個社會上當然有很多「熊孩子」，但熊孩子的存在肯定是因為熊家長，高鐵上那些吵鬧幾個小時的熊孩子，很大幾率會有開著手機公放刷抖音的父母。有一次我外出旅行，十二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前排有個三四歲的小男生（聽媽媽口音是上海人），全程基本保持安靜，最大聲的一次是在清晨時分見到外面的雲海，「哇」了一聲。我在看電子書時，他趴在座位上探頭看我，很好奇的樣子，但不出言打擾，跟媽媽說話時也輕聲細氣。他當然有個好榜樣，因為每次空姐提供服務時，他的媽媽一定會有一聲「謝謝」，去洗手間時在過道碰到其他乘客的手肘，馬上就會說「不好意思」。可惜的是，這樣的人並不算多，高鐵上尤其糟糕。 而且，這個社會對「熊孩子」的定義標準太苛刻了，有些人的標準更是高到非人類級別。即使再文明的家庭，也不可能教出那些人想要的孩子。因為他們的標準並不是人，而是一件不能隨便出聲也不能隨便動的器物。我在海外旅行時常常在飛機或其他密閉空間見到哭鬧的嬰兒，同時見到的是孩子父母的歉意微笑和其他人的理解微笑。這種歉意和容忍的和諧，那些把「熊孩子」標準提升到非人級別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僅僅歸結於情緒，還是太浮於表面，它是傳統，一種魯迅筆下的「吃人」和「看客」的傳統。我的不少朋友都不喜歡「國民性」這個詞，認為魯迅走得太偏，但我始終認為魯迅是對的，因為有些東西確實深入骨髓。 網路圖片 兩個中年女人拿一個一歲孩子「立規矩」，看起來真的好威風，但會讓我想起這個社會上的許多人——那些只在安全的時候才勇敢的人。 在她們眼中，飛機上這個一歲小女孩是弱者，「立規矩」的本質就是「叢林法則」的精髓，也就是弱肉強食。如果是兩個彪形大漢高談闊論，她們有極大幾率不會出來「立規矩」。如果帶一歲小女孩的不是爺爺奶奶，而是五大三粗的爸爸，或者還有一大堆親戚朋友同行，她們也有極大幾率不出來「立規矩」。如果一歲小女孩是她們領導家孩子，她們可能還會讚美「這孩子中氣真足」。 如果離開飛機這個封閉空間，來到她們的工作單位，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得好好甄別，但家裡有背景的得供著，沒背景的就可以欺負，領導講話當然要聽，退休了就另一回事，如果領導胡作非為，她們會給領導「立規矩」嗎？當然不會。 所以，中國社會的「叢林法則」其實是搖擺的，強弱也是隨時可以轉化的。有時可以「吃人」，有時就可以搖頭擺尾乞憐，有時可以裝出義憤填膺、大義凜然或是道貌岸然的樣子，有時就做個冷漠看客。 對於他們來說，批評社會陰暗面、批評公權力這些事情太可怕了，要求未免太高，但就算放低要求，他們也不可能去做。 比如說，廣場舞擾民到處都是，有幾個人敢去單挑一群廣場舞大爺大媽啊？有些地方的暴走團嚴重阻礙交通，在馬路上橫行霸道，有幾個人敢站出來講道理擺事實讓他們文明一點啊？高鐵上那些開著手機喇叭刷低智抖音的人，有多少乘務員會管呢？她們只會不停提醒一兩歲孩子別吵鬧。那些喜歡插隊的人，加塞的司機，會得到無數腹誹和白眼，但他們真的在乎嗎？顯然不，因為只要沒有人站出來阻止他們，他們就已經贏了。在很多人看來，臉可以不要，尊嚴可以不要，只要能插隊能找人辦成事能鑽空子，那就是「夠靈活會來事」。 這才是「叢林法則」的真相，那些「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爭當人上人」之類的大道理，本質上都是慫人的意淫。因為他們很慫，所以他們只會在安全的時候勇敢，只會在虛假的環境下慷慨激昂。面對真正的醜惡時，他們就會撲上去「融入其中」，哪怕在糞坑裡喘不過氣來，也會掙扎著叫道：「看，我又適應社會了！」 可憐的是無辜的孩子們，他們別無選擇，舉目四顧，找個正常人都是奢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有個困擾我很多年的問題： 明明一口完整的鍋比一堆廢鐵要值錢得多，為什麼陷入困境的人不賣鍋，卻要砸鍋賣鐵呢？ 直到今天看到好幾座城市成立了「砸鍋賣鐵」工作專班，下發了「砸鍋賣鐵」紅頭文件，我終於是明白到這個詞的精髓了。 網路圖片 之所以要砸鍋賣鐵，很顯然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鐵鍋不是什麼優質資產，很顯然並不容易賣出去，砸成廢鐵反而能快速換到一些零錢。 地方政府困難是真的，債務多也是真的，但地方政府手上獨家資產和優質資產多也是真的。再困難的地方政府，後院也總有幾隻下金蛋的雞，例如採礦權、比如優質地段的國有物業，這些真正好賣且能賣出大價錢的優質資產，他們是捨不得賣給民企的。 所以，真正拿出來換錢的，就主要是那些本身也沒多大市場吸引力，價值也不太高的政府資產，甚至是本身還需要往裡貼錢搶救的「病危資產」。這些資產，作為完整的鍋直接賣不容易脫手，砸成廢鐵，賤賣出去才有點機會。這個過程中經手的人還有機會沾點油水。 第二，砸鍋賣鐵最重要的不是賣出多少錢來，而是做個姿態給上面和下面看。 相對於動輒數百億的債務缺口來說，砸鍋賣鐵出售一些國有的零碎資產，清退幾個沒背景的合同工，是幾乎沒有實質性意義的。能湊足利息就算不錯了。 那，既然不頂用，既然於大局無補，為啥還要費勁折騰呢？其實還是扶貧攻堅階段賣慘的思路，我都這麼慘砸鍋賣鐵了，上面真的忍心不救嗎？也是順便做給公眾看一下，表示我們有在努力化解債務了，但是的確家底有限能力有限，不能怪領導不上心。 從這個意思上來說，砸鍋賣鐵更像是破釜沉舟的含義，都是為了表決心，區別是砸鍋賣鐵的地方政府砸了鍋之後還是會躺平等救的，不可能真去衝鋒陷陣。 第三，砸鍋賣鐵聽起來有點點文化，雖然不多，但架不住領導喜歡。 我們經常會見到政府文件里有一些類似「砸鍋賣鐵」這樣看起來有點文化但實際含義比較模糊的辭彙，它們特別適合用來安排那些雖然很重要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好辦法的事情，可以換個花樣辭彙裝點一下，顯得比較忙，也顯得有水平。 比如……呃，發現並沒有能夠安全列舉的例子，算了不寫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