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於悉尼機場。 他問：「去Burwood該怎麼走」…… 剛下飛機的小伙就這麼被坑了，而且還不是一個高級的坑。 上半場的「笑侃」部分不給大家劇透那麼多哈。 歡迎點擊收聽： （轉載自希望之聲澳洲生活台） 主播：高峰，胡椒 （轉載自希望之聲澳洲生活台）
英國財相亨特(Jeremy Hunt)將在11月22日的秋季聲明中再次承諾緊縮支出計畫，該聲明規划了他到2029年的做法。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亨特將在秋季聲明中宣布，每年公共服務支出僅比通貨膨脹高出1%，遠低於本屆議會當前3%的水平，這被認為是對工黨的新挑戰。 這意味著，法院、監獄和地方成人社保部門支出將在未來幾年面臨實際削減。亨特和其他部長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向工黨提出挑戰，要求其支持緊縮計畫,或明確給出他們希望的增幅比例。 對於後者，保守黨將聲稱工黨正在準備一個「秘密稅收重磅炸彈」，因為額外支出將由增稅來實現。 熟悉這一想法的人士指出，亨特在上個月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表示：「我們將永遠保護公共服務，但也要誠實面對為公共服務支付的稅款。在經歷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和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能源危機之後，現在政府的稅收水平太高了。」 他後來補充道：「我們需要一個更有生產力的國家，而不是一個開支更膨大的國家」，以此公開暗示反對大幅增加公共支出。 唐寧街內部人士警告稱，不要指望在秋季聲明中會公布任何重大減稅措施。儘管通漲率預計今年將減半，這是蘇納克(Rishi Sunak)任內的五個優先事項之一，而且金融市場也趨於平靜，但財政大臣仍將致力於嚴格控制公共支出。 最近幾周，人們一直在討論是否會出現更低的支出增幅，雖然最新的經濟數據表明沒有必要這樣做，但財政部並未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這取決於未來幾周公布的最新數據是否急劇惡化。 亨特預計將宣布，從2025年到2029年，每年公共支出增長僅高於通脹率1%，這並不是削減支出，但增幅將比以往小得多。 2018年至2024年，即在約翰遜（Boris Johnson）第一個完整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公共支出每年平均以高於通脹率3%的速度增長。 這是根據財政研究所（IFS）最近的一項分析得出的結論。在新工黨（New Labour）執政時期，這一數字為4.1%，但在聯合政府執政時期和隨後的幾年裡，這一數字為-0.9%。 未受保護部門面臨支出削減 考慮到某些領域的支出增長遠高於平均水平，即使公共支出增長高於通脹1%，某些部門的支出也會被削減。根據IFS的估計，在亨特的緊縮支出下，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預算仍會以每年3.6%的幅度增長，國防支出也會每年增長2.1%。這意味著必須在其它部門節省開支，IFS估計未受保護的部門每年將面臨-1.5%左右的支出削減。 這包括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的部門（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全國大部分成人的社會醫療服務）以及法院和監獄。IFS上個月在其「綠皮書」中警告稱，亨特的緊縮支出計畫「極具挑戰性」。 財政部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BBC面臨高達17億英鎊的養老金缺口被披露，公共部門的養老金的慷慨程度引發公眾圍觀。 據《每日電訊報》看到的文件，由於向頂級明星和高管提供豪華的養老金方案，BBC的退休金計畫需要額外的17億英鎊來補足，才能確保滿足對退休員工的支付義務。 過去的二十年中，BBC因支付給明星和高管的薪酬超高而飽受爭議，現在這些高薪人員正在領取高額的養老金。 BBC高層警告稱，這個17億英鎊的養老金缺口已經超過了BBC One和BBC Two去年的內容製作成本，平攤到每個電視執照用戶身上，可能就是額外的70英鎊。BBC已經嘗試通過法律途徑來減輕養老金負擔，但英國最高法院沒有同意它的請求。 1996年之前加入BBC的員工，他們的退休金計畫允許60歲退休，領取最後工資的⅔ 作為退休金，並且退休金會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但增幅最高不會超過每年10%。目前，大約有7000名員工在這中養老金計畫中，BBC需為這些員工養老金繳納的金額，相當於其工資的42%。2010年後加入的新員工，養老金的繳納比例大幅降低，只有7%至8%。 BBC過去的養老金計畫，自2010年起已不再接納新成員，但成本居高不下，這些人的退休金，佔用了BBC退休金中的80%以上，員工人數只有不到40%。 保守黨議員雅各布．里斯-莫格指出，高額的養老金成本在整個公共部門都相當普遍，養老金繳款可以高達30%，與私營部門的僱主典型繳款率3%形成鮮明對比。 撒切爾夫人政策單位的前負責人約翰．雷德伍德爵士表示，隨著迪士尼、Netflix和亞馬遜等競爭對手的增長，BBC的養老金需要一次徹底的改革。 儘管英國整體的工資增長勢頭似乎在放緩，公共部門的退休金支付卻持續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9月份的通脹率保持在6.7%，預示著明年春季，大約五百萬已退休的公共部門員工將享有6.7%的退休金漲幅。可是財政責任辦公室的數據表明，私營部門員工的工資，明年平均的預期增長率僅為1.9%。 前養老金部長Baroness Altmann指出，英國的公務員退休金在全球範圍內屬於最慷慨和最穩定的，即使英國國家退休金的「三重保障」也不能與之相比。 2007年7月以前加入的公務員，退休金和退休前的最高工資掛鉤，這意味著幾乎所有1985年之前出生，畢業後就進入公共部門工作的，都有權享有此類退休金。因為這類退休金的維持成本過高，在私營部門早已不存在了。 2007年7月，政府部門停止提供這種退休金計畫，並且從2012年開始，距離退休尚有十年的員工，也被轉移到了新的計畫中。 目前，有關公共部門退休金改革的討論日益增多。一個年收入35,000英鎊的教師，英國財政部需額外支付11,600英鎊作為退休金繳費。但有的教師可能更希望把工資增加到46,600英鎊，自主安排退休金。專家們認為這樣的模式可能會更加靈活且高效。
海外工人和學生的英國簽證預約被非法中介以數百英鎊的價格出售。 來自《觀察家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南亞一些國家的中介機構對英國生物識別簽證預約收取高達800英鎊的費用，這類廣告在Facebook和Telegram等社交平台上廣為流傳。 由於國際學生和醫護人員簽證申請人數的增加，一些海外領事服務出現積壓，非法中介乘機打出以「合理價格」提供預約服務，無需預付款等廣告大肆斂財。 任何計畫在英國停留超過六個月的人以及來自某些國家的短期訪客都必須在本國親自預約面簽，並提供指紋和照片等個人信息。 預約通常是免費的，優先服務費用在30至85英鎊之間，但在南亞一些地區很難通過VFS Global（內政部授權處理簽證申請的外包公司）獲得預約名額。 據了解，巴基斯坦的問題最為嚴重，去年該國中介濫用預約系統的情況大幅增加。在通過官方渠道難以獲得預約的情況下，申請者別無選擇，只能付錢給中介。 一名從巴基斯坦申請學生簽證的阿富汗國民表示，他多次在預約門戶網站上查詢九月份的名額，但一無所獲，而中介則以25萬巴基斯坦盧比（約合735英鎊）的價格提供1至3天不等的預約名額。 另一位申請者是來自巴基斯坦東北部的學生，經紀人以19萬巴基斯坦盧比（約560英鎊）的報價為其提供伊斯蘭堡的緊急預約。在開車六個小時到達指定的VFS Global中心後，她發現預約並不存在。 後來她向另一位經紀人支付了40,000巴基斯坦盧比（約120英鎊），雖然八天後終於獲得預約，但這次延誤讓她錯過了飛往英國的航班，不得不推遲大學報到時程。 她說，在巴基斯坦，幾乎每一位教育顧問都是「預約代理」，你到任何一家VFS中心，都會有很多人過來問你：「需要預約瑪？」 來自伯明翰移民機構Fast Track Global Consultants的拉齊克(Inam Raziq)表示，由於在線預約問題，人們不得不付費給「不靠譜的中介」，迫在眉睫的大學註冊截止日期常常令學生們「感到特別絕望」。 人權與商業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移民工項目南亞協調員蘭詹（Rakesh Ranjan）表示，預約服務在整個南亞都是個大生意，中介向準備前往美國、加拿大、歐盟以及英國的打工者兜售VFS Global預約服務，而後者往往不知道自己可能支付了不必要的費用。 VFS Global為包括英國在內的70個政府提供領事服務，該公司表示：「免費預約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隨機發布的，南亞的大多數地區都沒有出現這類問題，但巴基斯坦是個例外。 「客戶應只通過公司官網進行預約，我們正在努力打擊收取溢價或通過出售虛假名額牟利的中間商。」 預約名額通常「只在線一分鐘，然後就消失了」。批評者呼籲該公司和內政部簡化預約流程，例如，直接向申請人分配預約或在每天的特定時間分配預約。 一位申請人把在VFS Global官網上拿到免費預約描述為「就像中了彩票」，並表示你必須在晚上的不同時間多次查看網站。 內政部表示，正在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解決南亞「未經授權的代理人濫用簽證預約流程」問題。 一位發言人表示：「我們將繼續與提供商合作，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欺詐行為，並確保為真正的簽證申請者提供預約。」
從一些可觀察的現象來看，李克強的猝死讓中國官方非常緊張，李克強安徽家鄉以及他曾經工作的河南等地民眾對他的鮮花悼念是否會蔓延到其他地方，成為六四後的又一次民潮，是官方最擔心的事情。 極權政體脆弱，風險處置失敗 極權政體本質上是脆弱的，根源在於，它壟斷了國家的大小事情，從而所有事情的風險也就要它去承接，沒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和力量可為它分擔風險。另一方面，極權政體的決策機制是單一的，只聽命於最高領導者一人，所有的重大決策和政策都出自最高領導人，國家的官員習慣於把大小事情都往上推，聽上級長官的指示再來處理，這一來一往的反饋，很可能耽誤事情的最佳處理時間。儘管在電子信息時代，比過去的書信時代，能夠大大縮簡訊息傳輸的時間，然而，這個反饋的機理是一樣的，對事情性質和風險的判斷不會因為信息傳送速度的加快而有很大改正。這使得官方對事情風險的控制可能會比以前做得好一點，但不能完全克服極權政體管控風險的內在缺陷。 尤其要指出，極權政體對超出它預料之外事件的風險處置往往是失敗的。它也許能夠很好處理日常管理，或者在已經做好的預案中出現的風險，但是如果某個事情的發生超出它的預案，或者即便有預案，然而認為它發生的概率很低，沒有認真對待，此時它的反應機制容易失靈，不能在第一時間對事件的性質做出大體準確的判斷，對事情風險的外溢要麼沒有重視，要麼過度重視，導致處置起來過度反應，都會催生和加大風險。而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無論在高層政治，還在底層民間，看似小概率的超出當局預案的事件，都是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只不過具體在哪個時段不好預測。 二十大至今，意外事件頻傳 去年中共二十大到現在，此類未曾預料的意外事情就出了好幾起。首先是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式上被架離的一幕，絕對超出所有人的意料。這個事情發生在習近平身邊，胡緊挨習而坐，它沒有一般的意外事件發生後往上報的時滯，習就在現場，可以就地決策。但是，這起事件因為二十大的全球直播效應，又放大了它的風險，讓全球輿論在第一時間看到了事情發生的過程。 二十大後不久，多個城市的青年對清零政策的公開抗議，是第二起意外事件。三年疫情的嚴厲封控，讓全國人民對習近平非常不滿，當局其實預見到了會有事情發生，但是不會料到是由上海青年悼念烏魯木齊大火遇難者所引發。而公開反抗一出現，馬上在全國20多個城市得到響應。這次「白紙運動」的訴求很直接，要求廢除清零，回歸正常，當局的處理算是回應了民意，隨後宣布清零結束，沒有激化矛盾，讓事情變得不可收拾。 二十大選出了習近平的管治團隊，習將他的親信都安排在關鍵職位，霸佔了要害部門。雖然社會對此高度不滿，然而一般認為，既然是他的親信，這個團隊也就相對比較穩定，不會出現之前高層政治不同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可是，外界萬料不到，僅僅半年，外長和防長這兩個重要的職位前後出問題，秦剛和李尚福被罷免職務和國務委員。軍中還出現火箭軍領導集體的貪腐案件。這兩起事件的出現，讓人們質疑習的識人不明，雖然不會對他的權力產生直接衝擊，可也重創他作為獨裁者的威信，由官媒塑造的偉光正形象一下就坍塌了。 李克強猝死，中共措手不及 現在，李克強之死是二十大後出現的第五起意外事件。和胡錦濤被架離會場一樣，李的去世也是人們絕沒預料到的。從當局先發去世消息隔了幾個小時後再發訃告來看，李猝死同樣讓官方措手不及。顯然，訃告是臨時起草的。當局對高齡的前領導人，早就寫好了訃告，只等哪天去世拿出來用就可以。但李今年剛退，68歲，以當今領導人的普遍高齡，離去世早著呢，當局不會這麼早就為他準備好訃告，只能臨時起草，在秘書們寫好訃告後，還要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審查，看是否有不合適的地方，最後習拍板定案。這個過程要花幾小時。 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的極度不透明，李克強的猝死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各種猜想，流行著一些陰謀論的說法。人們認為李死得憋屈。他滿腹才學，清正廉潔，同情百姓，為民著想，如果中國在他領導下，或者，習近平能夠讓他有一個發揮才能，治理經濟的空間，中國現在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一個博士，要聽從一個小學生的指揮，處處時時被後者壓制著，小心謹慎行事，生怕踩雷區，鬱悶可想而知。這是民眾對李習關係和李克強之死的直觀認識和樸素想法，它反映了他們的愛憎。他們用鮮花來表達對他的悼念，這種悼念同時也就指向習近平，是對習的控訴，不是習對李克強的排擠和打壓，李不會抑鬱而得心臟病猝死；不是習容不下異己，貪婪占有權力，蠻橫拒絕改革開放，按照一套錯誤的理念一意孤行一條道走到黑，人民的日子會比現在過得舒心得多。 在大眾尤其社會和黨內的精英看來，李克強是那個他們曾經寄託希望改變中國當下死氣沉沉局面的最佳人選。他們明白，要促使中共變革，乃至推翻習近平的統治，還是要從中共內部尋找，依託黨內的改革力量，而李的市場理念和對普世價值的接納和對現代文明的擁抱，讓精英認為他是那個最佳接替習的人選。現在，這個最佳人選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一些人直接說這是習的陰謀，另一些人雖然不認同這裡存在陰謀論，但李的死也讓他們從中共黨內尋求健康力量改變現狀的想法破滅。這都導致輿論和人心對習更不利，精英更不可能和習合作。 悼念公開對習不滿，構成對習政治風險 冷靜觀察，民眾由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為局部社會風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悼念所表達的幾乎公開的對習的不滿，勢必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它已經構成了對習的潛在政治風險。 二十大後出現的這幾起事件，鮮明體現了極權政體的風險無時不在。其實，作為歷史上少有的獨裁者，習近平也警覺到了這點，所以才多次在全黨強調，黨員幹部要居安思危，防範隨時可能出現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可儘管習有這種警覺，極權政治的歷史一再表明，獨裁者的大權獨攬並不能為他帶來政治穩定，相反會加劇社會特別是高層政治的不穩。 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在習的統治下會有什麼樣的灰犀牛或黑天鵝事件發生，但這樣的意外事件一定會在某個時點發生。這點是確定不疑的。另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總有某個灰犀牛或黑天鵝事件是當局處理不力的，導致風險向黨內和社會擴散。鑒於當前人心和黨心的不穩，為凝聚官員對習的忠誠，不排除明年習會重新將反腐引向政治局，在高層製造政治不安的氛圍，如果這樣，將加劇他和他的親信之間的信任裂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以哈戰爭後，中共把自己塑造成是一個「公道調停人」的角色，但是同時中國官媒發布反猶言論。近期，有關「猶太人控制了美國政治」的說法又在中國言論市場興起。分析人士說，這種說法其實源自中東地區，是中國抄襲而來；也有人說，這是中共在對待以色列和猶太問題「雙軌制」的一種「戰略詐欺」。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基於一種想像，並非就是現實。 11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在巴以問題上沒有任何私利，主張保護平民、停火止戰，推動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兩國方案」，落實中東地區持久和平穩定。 就在中國政府以「公道調停人」的姿態敦促以巴儘快恢復和談之際，受到中國政府嚴格審查的中國官媒與互聯網卻廣泛發布各種反猶言論。中國官媒一向被視為傳達中國政府意志的宣傳工具，這也削弱了中國政府在以哈衝突中試圖保持中立的努力。 中國中央電視台在10月時發布了一檔《美國選戰當中的以色列因素》節目片段，表示猶太人佔美國人口的3%，卻控制著70%的美國財富，並說猶太人通過鈔票和選票影響美國政府，也是美國兩黨競相討好的「香餑餑」。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獲得近一億次的瀏覽量。 旅美時評人唐靖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些被中國政府操縱的媒體和輿論中，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就是猶太裔美國人透過掌控美國的經濟命脈，利用大量的財富和資源，通過捐贈、遊說、媒體等方式影響美國的政治決策和輿論導向；以及猶太人在美國的國會、政府及司法系統的政治精英中佔有很大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維護猶太人的利益和訴求；另還包括猶太人控制了包括好萊塢在內的許多影視公司、報刊雜誌、出版社等，壟斷了美國的文化產業，以此來創作和傳播猶太文化和價值觀等等。 說法誇大、扭曲 他說，正是這一類的宣傳構成了「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基礎，但這些宣傳明顯誇大、扭曲了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唐靖遠表示，首先，猶太人在美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他們有著不同的宗教派別、政治傾向、社會背景等，他們之間本身也存在著分歧和衝突，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一致或協調。 其次，美國政治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系統，由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統、選舉制度、政黨體系、民間組織等多個層次和部門組成，相互間有著不同的權力和責任，相互制衡和協調，不可能被任何一個群體或利益集團完全控制或主導。 此外，猶太人在美國只佔總人口的2.3%，是一個少數族裔，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受制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社會，而其他族裔和群體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也並不弱。這次以哈戰爭中，美國社會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浪遠大於支持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宏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示，說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有點偏頗，因為每一個利益團體在美國都有影響美國政府的途徑，不是只有猶太人，中國人、華裔也有很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所以重點不是有哪一個團體足以控制美國政治，而是一個民主國家本來就能容納各方不同的聲音。在民主體制里，不管是主流的聲音還是非主流的聲音，是多數的聲音還是少數的聲音，都可以透過人民在國會裡面的代表去影響政府。 民主包容多元聲音 王宏仁表示，中國這些反猶言論無法凸顯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完全受到猶太人或是華爾街的指揮和影響，否則，美國總統拜登大可不必表態支持在以哈戰爭結束後，以色列、巴勒斯坦分別建國的「兩國方案」。 王宏仁認為，中國官方的宣傳立場比較像是策略性的使用，因為中國在中東建交的國家比美國多，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也比美國大一點。他說：「我覺得他當然會利用這種說法，趁這個時間點，去加深這一些反美勢力，增加它們的力道 。」 唐靖遠表示，中共宣揚這種「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觀念由來已久，從毛澤東時代起，中共由於意識形態的因素，官方聲調一直奉行一種核心敘事，就是將巴勒斯坦定義為受害者，將以色列定義為侵略者，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對以色列的襲擊美化為「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而將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國定義為「壟斷帝國主義的霸權」，這是為什麼中共從毛時代起就一直將美國稱為「大霸」而將以色列稱為「小霸」的由來，也是中共政府的反猶立場和中國民眾在以巴衝突中，普遍一面倒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根源。 雙軌制模式 他表示，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時代，由於中共出於自己生存需要和「善於鬥爭」的需要，主動和美國緩和關係並走向正常化，導致中共在對待以色列和猶太人問題上調整了策略，改用了「雙軌制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和中共對付美國很相似，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欺詐」，用表面的友好獲取美國和以色列的各種支持為己所用，但骨子裡的反美、反以立場始終未變。 唐靖遠說：「在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始終是把以色列視為是美國在中東的一個代理人，所以反猶、反以是它的本質，其實是反美。」 不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侍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提出不同看法。他表示，中國政府的反猶論調其實並非源自中國，而是來自中東地區的民間討論，並且由來已久，大概有將近20年的時間。中東的說法是猶太人在世界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金融體系與重要的跨國媒體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產業，並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包括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猶太人發動的。 他表示，到911事件發生之後，伊斯蘭國興起後又有類似的說法出現，說世界其實有三層威脅，第一層是來自於全世界的猶太人；第二層是被猶太人控制的美國；第三層是受猶太人和美國共同壓迫而造成反抗的伊斯蘭恐怖主義。 侍建宇說，所以中國其實是抄襲了一些中東地區的說法，然後編造出美國是以色列代言人、是猶太人代言人的論調。 本質反美 他說：「中國官方這樣的說法是他們企圖想要插足中東區域國際政治的運作，所以他必須要把美國、他的對手給醜化，然後進行這樣的論述。」 事實上，2021年中國環球電視網一檔「美國何以充當以色列外交盾牌」的節目，就曾因涉及反猶言論而被以色列駐華大使館鄭重反擊說：「我們對看到中國官方媒體公然表達反猶太主義感到震驚，我們曾希望『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陰謀論時代已經過去。不幸的是，反猶太主義再次露出醜陋的面目。」 如今，兩年多後，這番反猶言論再次因為以哈衝突而起。侍建宇說，很多的仇恨是來自於誤會與錯誤的刻板印象和認知，不見得是真的仇恨。他說，實際上，中國本身並不存在反猶太主義歷史，而這些反猶言論也跟現實不同。 他表示，在二戰時期，中國還曾幫助過猶太人，時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數千名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的殺害。時至今日，上海的「猶太難民紀念館」就是當年逃到上海的猶太人的聚會場所，足證當時中國政府對猶太人的友好行為。 意圖領導全球新秩序？ 但無論中國官方的反猶言論從何而來，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都是中共為了要達到插足中東國際政治，最終實現領導全球新秩序的策略性手段。 旅美時評人唐靖遠說，中共官方不是容忍或放任民間反猶言論，而是官方長期操縱、引導，再加上民眾被洗腦培育而得到的結果。他說，中共這麼做有幾個目的，首先，中共從建政起就一直貫徹一個基本的國家戰略，靠著聯合第三世界力量來奪取全球領導權，實現一個國際版本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有效戰略，所以中共在中東問題上自始至終都支持反美、反以的阿拉伯國家，並刻意發展、培育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哈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次，中共想要爭奪中東地區的主導權，重塑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擴大自己的話語權，並意圖推動多個中東石油大國實現人民幣結算，從經濟層面削弱「石油美元」的霸權地位。 他說，但中共插手中東事務的根本目的是將其作為與美國進行全球範圍大國競爭的一部分來看待，這跟中共支持普京發起侵烏戰爭，是為了削弱、瓦解北約及美國的盟友體系，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台海等處進行軍事擴張，是為了削弱、動搖美國的印太戰略支柱，是一樣的道理。 唐靖遠說：「就是他先挑起不同地區戰亂和紛爭，然後趁亂奪取主導權，改寫『舊秩序』，這個就是習近平所說的那個所謂『百年大變局』的輪廓和一個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共領導全球新秩序』。」
中國房地產業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在持續發展。這一危機最明顯的癥狀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之一恆大資不抵債，欠債近2.5萬億元人民幣。許多論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說了這種巨額債務給中國的金融體系和整個經濟帶來威脅。在許多觀察家看來，中國五年一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推遲一年多之後在10月底召開，部分原因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產業界危機給中國經濟整體帶來的威脅令中共當局難以應對甚至難以言說。學者程曉農博士則從利益鏈及其運作的角度解釋了這種債可敵國的大形勢的由來。 中國房地產業危機的大圖景 在過去的20年里，超常發展的房地產業一度佔據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成為世界奇景。這種通過高度槓桿化即通過大舉舉債堆積的超常發展所形成的泡沫如今正在泄氣。泡沫的破碎不但給千百萬中國民眾帶來終生積蓄化為泡影的威脅，而且也給中國政府帶來難以預測和應對的社會動蕩的前景。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房地產業界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和整體經濟危機的前景也引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者和分析家們在研究和分析恆大這樣的房地產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2.5萬億元人民幣這樣的巨額債務。 學者胡平說：（恆大老總）許家印的經營模式就是，向銀行貸款，向政府買地；銀行憑什麼肯給他貸款？政府憑什麼願意把地賣給他？就因為他們能取回扣。所以，除了銀行的頭頭，還有政府的官員，都是許家印的同夥。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說：恆大出事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權貴保駕護航，恆大早就化為烏有；實際上，早在11年前，美國著名的空頭機構香櫞（Citron Research）就發出一份做空恆大的報告，非常詳細地指出恆大存在的問題，並且明確預言了恆大的最終結局。 中國的房地產業界的問題眼下還在繼續發展。星期一（10月30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全球銀行業巨頭滙豐銀行總裁稱，中國房地產危機已經過去，中國政府扶持該產業的措施正在奏效。但眼下人們還不清楚危機是否真地已經過去。 恆大（以及中國其他一度風光一時、現在陷入困境的大中小房地產公司）舉債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中國的房地產業界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中國政府、中國經濟、中國民眾、外國投資者意味著什麼？中國政府是否有意願、有能力解決房地產業的危機？中國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是否能避免再度出現恆大這樣的房地產商給中國經濟製造定時大炸彈的局面？ 長期觀察和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程曉農博士提供了他的答案。在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前，程曉農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對中國政府體制及其官僚機構的運作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看來，造成眼下中國房地產業界的危機的既有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制度性腐敗，也有中國的大銀行對房地產業的基礎知識欠缺，由此而來的危機前所未有，解決之道目前也難以看出。 以下是程曉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部分內容摘要。 房地產業大膨脹導致大災難，新時代大躍進產物 記者：恆大一度很大。恆大老總許家印一度更是全國的首富，身價2900億元人民幣。現在恆大資不抵債，負債2.5萬億元人民幣。中國以前有人說某人很富，是富可敵國，現在許家印或恆大則可謂債可敵國。2.5萬億這種天文數字的債務是怎麼來的呢？ 程曉農：這種債務我想把它說成是一種新型大躍進的結果。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可能多少都知道，大躍進是毛澤東時代曾經發動的一個要鋼鐵產量突破多少萬噸，糧產量突破多少萬噸的運動；發動這麼一個荒唐的大躍進，然後不計工本大量造假，然後堆出來一個表面上好像是達到目標的這麼一個任務，結果呢？帶來了無窮的災害，包括餓死3000萬人。 為什麼現在我把房地產這個大泡沫說成大躍進呢？就是它和您問的這問題有關係。實際上，房地產泡沫是中國的金融制度給催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它是有同謀的，那同謀就是銀行。 當然也不能說銀行就是為了造泡沫才這麼乾的，而是說銀行的貪婪和頭腦簡單，風險意識嚴重不足造成了這種結果。實際上，所謂的債可敵國就是說，房地產公司把巨大的債務賴給了銀行。 那麼，銀行怎麼會種瓜得豆呢？你想，銀行是想通過房地產貸款來發財賺錢的，結果賺著賺著把銀行自個兒套進去了。銀行放鬆了貸款方面的嚴格審查和監管，就是銀行想從中撈一票，賺一筆。那麼其結果就是大躍進一樣就形成了全國性的、幾乎所有省市，大概只有西藏除外，所有省市基本上都會出現這種恆大式的房地產公司。 房地產業出了大問題，政府監管部門哪裡去了 記者：恆大為什麼能夠做到債可敵國、成為中國經濟的定時大炸彈？換句話說，中國政府那麼多的監管部門，這些年來為什麼能夠給恆大這樣的公司大開綠燈，終於釀成眼下這種難以收拾的局面？ 程曉農：其實在房地產管控上，中央政府是最後一道不把關的。最先推動這個房地產泡沫擴張的其實是地方政府。當然，是從廣東開始的。廣東地方政府首先學香港人，然後就開始發現，我們中國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政府想賣哪塊就哪塊，而且是可以強力徵收。所以上個世紀最後幾一段時間，中國的強制拆遷蔚然成風。為什麼地方政府都想著把每個地方、每個城市最好的地先拿出來賣給房地產公司？因為政府賣地，把它作為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這叫做表外收入，就是名義上不是財政的正常收入，而是賣地的收入。這就是所謂的政府的第二預算，但是第二預算有時候會龐大到比第一預算就是稅收來的收入還要多。 政府為什麼那麼來勁呢？那是因為可以上下其手。誰沾著都能從中拿一塊。拿錢的人，比方講是搞房地產開發的，在中國每個城市差不多都有一個地方融資平台，或者說地方這個城市投資公司，那其實就是政府把土地賣給房地產公司的白手套。這些白手套在推動房地產泡沫的過程當中從銀行拿好處，同時還要從房地產商那裡拿賄賂。 這些人也不是個人白吞的。上邊會有人來管他們。因為你有肉吃，不能一個人獨吞。所以，這些城市房地產投資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它們也得往上孝敬，就這麼一路往上走。你看到中國這些反腐片介紹的情況都是到一個城市，從市委書記到市長那兒，你至少得擺平一些主要的人。所謂擺平就是送錢。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官員們突然就發了。你看中國現在官員們的有錢的程度，絕對不是靠工資積蓄存起來的。鬼都不信。 在房地產業風光無限的好日子裡誰最得益 記者：恆大以及中國大中小一系列不知多少千家房地產業，它們一度風光無限，在風光無限的日子裡，中國究竟是哪些人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程曉農：我覺得準確講要看你的地位。你是房地產公司的大老闆，當然你獲利最多。許家印還有碧桂園和其他那些公司那些當老闆的當然獲利最多了。然後房地產公司的中層也一樣。 然後呢？政府的官員是不是都得是權貴才能撈好處？那也不一定。因為權貴這個概念你得看是什麼級別。當然，你說在北京，中央級的那是叫權貴。北京的人看著地方縣裡面的幹部就不叫權貴了。他們算個什麼呀？但一個縣太爺在地方上牛得不行，跺一跺腳，整個縣城都顫動。但到了北京，他們算什麼呀。但在地方上一個縣城裡，它的權貴就是縣太爺、縣政府縣委的那些幹部。 中國有2000多個縣，大部分縣都會有房地產開發，因此當地的很多幹部也在他們那個相應的級別上和相應的地方級的房地產公司勾結，從中拿錢。雖然縣長不算權貴，但是實際上在地方上，他們就是地方的小小的豪強了。 房地產公司危機與中國整體經濟危機 記者：像恆大、碧桂園這樣的大型的房地產或其他大中小房地產的倒閉或形同倒閉，會給中國政府、中國國內外投資者造成什麼樣的損失？ 程曉農：那我先從損失大小來排隊。最大的損失就是，房地產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以後，它就開始發美元債券，通過香港向境外的投資者用美元發行債券。就是說，以它的公司的信譽擔保，甚至拉一個中國的銀行來做擔保。說我這兒向你們借10年期、5年期的一筆錢用債券的形式。你們買我的債券，把錢借給我。 那麼這是個什麼數字呢？可能大概有個四、五千億美元。現在以恆大為首，碧桂園、恆大後邊一連串的房地產公司的借債基本上全都還不了，也就是四、五千億美元打水漂了。華爾街為這個事兒非常地著急。 對中國政府來講，可能會有眼光狹隘的官員說：沒關係啊，那是美國人的錢，虧了就虧了，他能怎麼著？沒錯，是可能華爾街吃了虧只能硬吞。但這真正給中國政府造成什麼損失？造成的是國際信譽的巨大損失。 所以，這是對中國政府的國際金融信譽的最大損失。改革開放到現在40多年的結果是，中國政府把自己的國際金融信譽建起來，又砸了個稀爛。這是第一大損失， 第二大損失就那些中國政府所說的主力銀行，就是主要的國家銀行，就是剛才講的四大行，工商行、農行、建行和中行，再加上交通等等若干家銀行。這些主要的銀行也都有大量的房地產公司的欠賬，就是貸款。地產公司倒下來，這些貸款也是一個巨大的數額，可能有幾十萬億，這幾十萬億還不上了。 銀行這些錢可不是銀行自己造出來的，是拿老百姓存款堆出來的。所以實際上是變成政府和中國的主要銀行在欠老百姓的錢。 現在的問題關鍵是什麼呢？就是政府信用。中國政府的信用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垮到說老百姓就不相信我存在中國最好的銀行里的錢從此就沒了。一旦形成那個局面，大家都去擠兌，那中國政府就玩不轉了。 當然，我這不是說政府垮台了，而是說政府就得想出各種辦法來，哄老百姓說：你們的錢沒有丟，黨和政府保證早晚一天要給你們的。至於早晚是哪一天，這它絕對不會說清楚。因為沒有那一天。 就第三大損失而言，中國政府的損失是間接的。房地產公司還欠它的上游公司很多，像從房地產設計公司，施工公司裝修公司等等，還有原材料公司，它們提供的是建築材料、建築用的金屬等等等等。 這一系列公司又是幾萬億的債務，它們叫企業票據。所謂企業票據其實就是房地產公司欠它們的賬單，欠賬籤條，白條子。本來這條子開出來是說我欠你多少億多少萬，原則上面是沒有限定的日期說限幾號還、不然就付要追加利息。為什麼沒有？它是基於一種企業之間相互信任。 但這種商業票據一旦因為房地產公司行將倒閉還不上了，那它的上游公司一大批就受大量的牽連。舉一個例子，水泥行業現在正在大規模裁員，同時大規模減產。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倒下來，它欠的水泥賬當然不還了，水泥公司那就完了。 同時房地產公司還欠很多的錢，是直接欠老百姓的。它們通過理財產品等等吸引了很多貪圖理財產品高利息的老百姓，把他們的錢給斂來了。現在這些錢也沒了，所以老百姓也會受到相當的損失。中國政府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摁著不許老百姓去追債，你們虧了就虧了，沒了就沒了。 房地產危機把中國過去30年的繁榮炸回原型 記者：以中國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將來能不能避免或杜絕像恆大或房地產業界這樣的定時炸彈的形成？ 程曉農：我覺得不用考慮下一個定時炸彈的形成了，這個定時炸彈中國就受不了，這個定時彈可能就把中國炸得稀爛了。稀爛了以後就不需要再形成第二個定時炸彈了，這一個就夠受了。 現在我們在講，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極低，大部分年輕人在城市裡躺平了，對未來不抱希望了。甚至有人開玩笑說：我自己是沒希望的，就希望他們也沒希望。中國人一聽就明白，他們是指上邊。現在人都變成這種心態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民生，中國老百姓的未來，其實已經賠在裡頭了。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現在等什麼？等的是那個定時炸彈真炸開的時候會是什麼狀態。我不說慘狀，就說炸成什麼樣。我想其實你盯著銀行看就知道了。所有的炸彈，其實它不是一枚，是無數枚在無數個銀行裡頭，每個銀行都有它的炸彈。唯一不知道就是，你那個定時器設定的引爆時間是多久？不知道。短的可能兩年就炸了，長的可能3年、4年、5年。而且它是連鎖的。這個炸了會引響另外一個。所以，從這種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不用再考慮定時炸彈再形成一個新的，那就可太受不了了。就這個就已經夠受的了。可以講，它會把中國過去30年的繁榮炸回原型去。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號而被稱為崇禎帝的明思宗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最受後世輿論同情乃至讚揚的一個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周赧、漢獻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崇禎帝本人對自己的「天縱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來，自己當政期間的國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餓殍、兵荒馬亂，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他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於非命的大臣數以百計，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 但是，當時的人民群眾對這個「英明」君主卻並不怎樣恭維。李自成曾發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 張獻忠曾布告兩湖，把崇禎帝斥為「朱賊」。後來李自成兵臨北京時，曾致函崇禎帝令其投降，書中有「君非甚暗」之語。有人說這表明李自成對崇禎頗有好感，其實，這不過是勸降用的外交辭令，比較客氣罷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想來你還不至於糊塗到」連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來吧！ 那麼，崇禎究竟是怎樣一個「英明」的君主呢？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人們可以了解一二。 一、首先是他的「節儉」 崇禎帝的「節儉」很有些名氣，他不僅愛搞什麼「撤御膳」之類的名堂，而且對國家經費的開支也很「節省」。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他們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籲請朝廷予以賑濟，「節儉」的崇禎帝扭捏著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於剋扣、拖欠軍餉造成嘩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然，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裡「節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 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分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後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 當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於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分錢幫助守城，結果城破後人做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民軍所得。 為什麼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著臉說「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 「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禎帝仍然捨不得掏腰包。結果李自成進京後，繳獲的宮中「內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於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二、其次是他的善於弄權 崇禎帝不像他祖父萬曆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他不但剛愎自用、拒諫成習，而且虛榮心極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風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後輿論嘩然，崇禎帝立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身上，並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 由於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任，飾非有術，諉過於人，結果把滿朝大臣都訓練成了只唱高調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 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外土地，把防禦清兵的吳三桂部調來對付農民軍，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並為他承擔責任。 沒想到大臣們都學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著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後自己做了調吳三桂入關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術，怎能得到可用之材？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清（後金）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曆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 三、最後再談談他的「殉社稷」 崇禎帝「蒙難不辱」，拒絕南逃而甘與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頌揚的一點，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稱；但實際上，崇禎帝並沒有那麼強硬。 早在大順農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肅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還苦著臉說：「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在，怎麼辦呢？」這時離農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 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後的替罪羊，都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調，而主張讓太子去南方「監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國後登基自立、廢黜父親的舊史，自然只能招來崇禎的斥責。到了二月間，農民軍在北上的同時又分兵東進，長垣、青縣先後被佔領，運河被切斷，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儘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並寫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於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的決心，結果農民軍規定的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禎帝的真實形象實在並不像封建文人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係。 那麼，舊時的文獻為何要把他描繪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禎帝即位之初，處置了閹黨，為一大批東林黨的地主階級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個時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無論如何，他死於「流寇」之手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地主階級士大夫對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則是清王朝的渲染。我們知道，清王朝雖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圖，但畢竟後來不是直接從明朝手中，而是打著替明復仇的旗號從農民軍手中奪得了天下，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代末世的統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安撫前明地主階級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為崇禎帝復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體現出「自古得國之正，無如我朝」。 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然而流風餘韻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歷史文學作品，乃至史學論著，都為崇禎帝這個「明主而未遇其時」的「悲劇」而大加感慨，這真是需要一辯的事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地緣與文明）
2013年12月1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除夕不放假」的得與失》。 因為當時也出了新規定，除夕被踢出春假長假序列，也不再具有法定假日的身份。 當時新聞輿論和專家們的說辭，認為「除夕不放假」是隱形福利，相當於是偷偷摸摸給國民增加待遇，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親民色彩。十年之後，專家們拿出的還是這套說法，看來專家們學術水平並沒有進步。 對此，中國青年報進行評論。 第一，「除夕不放假」的皆大歡喜，是以削弱制度的權威性為前提的。如果「除夕不放假」指向的只是個別群體，比如說僅僅指向公務員，那後果可想而知。 第二，在勞動者弱勢的背景下，如果一些資方就是「不解風情」，不肯除夕放假，那一些勞動者只能望眼欲穿了。 第三，中國青年報直接呼籲，「既然聽懂了民意，也願意順應民意，倒不如大大方方，將春節假期多加一天。」 12月13日，除了中國青年報，新華社也進行了發文，標題是《近九成公眾不滿「除夕不放假」：不近人情》。 在關於「如何看待2014年放假安排」的調查中，接近6萬人參與了這項調查。88.4%的被調查者，不滿意除夕不再是法定節假日，支持者僅為8.1%。 轉眼到了2014年，也是執行除夕不放假的第一年，這件事被拿到了兩會上熱議，因為蔡繼明作為人大代表，也是除夕放假的首創者，中國青年報對其進行採訪，並刊登了標題為《除夕不放假是「長官決定」》的文章。 蔡繼明的原話是，「沒有經過立法機構，到了最後決策時，就是『長官決定』，這靠不靠譜？」 2014年12月10日，又到了年底，新華網這樣評論：如果把問題換成「你是否願意除夕在單位上班」，相信99%的人都會選擇「不願意」。也就是說，「除夕放假」實際上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今年除夕不放假，人們對調休也是怨聲載道。這玩意兒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時間撥回1998年，總理定下了公務員工資三年內翻一番的目標。不過在當年，卻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國內又發生了特大洪澇災害，財政上有些困難。 1999年，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張國寶，在年夜飯上，向總理提議：「現在這個形勢恐怕漲工資已不現實，是否可以增加節假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休息機會，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種方式。」 這個提議，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贊同。 從起草方案到最終決策，終於趕在 50 周年國慶前夕，正式下發文件。中國人第一次通過調休，獲得了長達七天的五一假期，黃金周的概念就是這時候來的。 三個黃金周，老百姓增加了假期，服務業得到了消費，也實現了民意的豐收，真是贏麻了。 隨之而來的各種衍生問題也接踵而至，比如旅遊質量大幅下滑。於是另一種聲音隨之出現，黃金周的存廢之爭開始打響。 雖然保黃派的聲音很大， 但2007 年還是取消五一長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這三個節日，與周末放在一起連休 , 從而形成「小長假」。 從此，萬惡的調休制度就出來了。假期還是比原來的假期要多出一天，但人們感覺這樣比以前更累了。 假日改革課題組的組長蔡繼明教授，在政策實行後，遭遇了網暴，不僅被稱為「菜叫獸」，他的個人電話號碼及家庭住址，也在百度帖吧被網民扒出並曝光，不斷接到騷擾與恐嚇電話。最後，蔡教授不堪其擾，將百度公司告上法庭。 有些事情啊，我們不能學西方，導師列寧就說過： 自由派總是一隻手搞改良，另一隻手又收回這些改良，使之化為烏有，利用這些改良來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個個集團，使勞動者永遠當僱傭奴隸。因此，改良主義，即使是非常真誠的改良主義，實際上變成了資產階級腐蝕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國經驗證明，工人相信改良主義者，總是上當受騙。 2006年，當時中國準備頒布勞動合同法，一審稿剛出來，就遭到了「人民富豪」們的炮轟。 4月23日，在上海關於《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發言時就威脅：「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歐盟商會給全國人大寫報告，認為《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緊接著，美國商會也公開表達：「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 商業教父柳傳志也表了態，他說：「《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後還是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裡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於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為此，勞動合同法不得不進行重大修改，全國總工會對此的評價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 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變了，用老馬的話說，資本主義揭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一切都是鐵血般的僱傭關係，伴隨著監視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的生活，已經變成了一場大型監獄，老闆微信遙控指揮，7×24小時在線工作，一個不注意，或者稍微回復慢一點，就被罵得狗血噴頭。 說是放假，實際哪有一次真正安穩的假？於是，家就成了人們的港灣。 人們為什麼要回家呢？這就不得不提起春運，知乎上有一個問題，問中國的火車站為什麼要修那麼大？ 這有兩個版本的答案，理性一點回答，那就是四十多年來，中國的農民依然還在交這筆改開稅，他們像候鳥一樣往返，不知疲倦，三代農民為中國建設，付出了泣血的代價。 如果感性一點回答，那就是中國的火車站必須大，只有大，才能裝下這股強大的遷徙意志，甭管你是自詡品味小布爾喬亞，還是不知愁滋味的學生，或者是什麼老闆，除夕這天，我們就是要回家。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就是這麼質樸的道理。 是什麼讓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讓所有的城市和鄉村，在同一個時間段里變成了每一個人的故鄉？就是除夕的力量，對此，你可以無視，可以傲慢，可以不講道理，但這股力量，它就是客觀存在。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豐言瘋話）
